蒙古人面对的“大汉族主义”

大汉族主义（又称汉本位、大汉沙文主义），是民族沙文主义的一种, 其出处目前尚无法考证，比较早的时间为1953年3月16日毛泽东作的《批判大汉族主义》。早期中共中央关于大汉族主义有明确定义。

大汉族主义在用现代定义之前的称呼，可以追溯到中国中心主义的“天朝”的称谓以及春秋大义中作为身份认同依据的儒家“华夷之辩”。 目前，“汉本位者”是大汉族主义者有时会运用的对自己的称谓，有时他们也会相对自豪地使用大汉族主义者的称谓，甚至“皇汉”称谓。但更多会认为大汉族主义者带有种族主义者的贬义，转而使用“汉本位者”作为自称。

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和汉人，彼此各有各的风俗习惯，但又多有往来，汉族多以农耕为主，北方少数民族以游牧为主，但由于气候等自然原因引起的生存所需物资发生短缺，北方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多次南下，与农耕的汉民族发生冲突，北方牧猎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南下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融合。而同时，汉人由于躲避战乱等也常常南下,并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发生联系，由此南北民族风俗习惯等多有交融。总体来说，这样的交融多数是汉人的风俗更多地改变了少数民族，甚至将一些民族完全汉化。这种“汉化融合”使汉人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汉族文化更先进，国家的文化应该由汉族文化来主导。

主要观点和成因

现阶段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作出官方定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有56个民族，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民族国家在政治学上的常见做法——将民族的定义放在一个较广的范围上，用来阻止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对其民族国家属性的质疑。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定义并不影响一个国家民族国家的特征。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要求汉文化在一些已占领的领域自动让位，这使一些汉族民众觉得无法忍受。

再者，文化大革命后，曾经在全国占压倒地位的汉族传统价值观（儒家和道家的价值观）破坏严重，中国试图建立一个将共产主义作为理想的价值观体系也难以实现，新的价值观也屡遭压制，导致了国人追求的丧失。汉族为中心的文化体系也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

目前的情况是，大汉族主义者一般认为：即使在政治学中大多数现存的国家被看作是“民族国家”，新生代的汉族人也已经基本上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剥离民族观念的公民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由于互相的不认同，地域取代了民族的观念，汉族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已无任何意义，相反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越来越多的汉人将自己的民族更改为少数民族。

大汉族主义者通常会为某些为当代服务的历史观感到担心，认为过分强调民族融合论会消磨国人的道德，使国人缺乏族群认同，进而使国家缺乏向心力。他们认为国家政权必须为汉族所掌握才能成为中国，他们害怕当国家的居民中大部分否认其民族认同，那国家的合理性就成了问题。一个例子是：在大汉族主义者看来，向元或清的征服者投降并提供帮助和向日本的征服者投降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侵略者都来自异族文化并且对汉族人进行屠杀，同时实行一定程度上的奴化政策。

对于分离主义，大汉族主义者一般不主张在文化上将民族的外沿扩大，他们认为应该通过对其他族群的尽快汉化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通过建立多元民族文化来维持统一。

大汉族主义者也会把社会中的欺诈和拜金视为汉族长期迷失，失去原本价值观和人生追求造成的。 大汉族主义者认为不接受汉文化的少数民族不是中国人，即使从这些民族他们的祖先就居住在中国边疆地区。

近况：
最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那单薄价值观所派生的问题越来越显眼，而政府也开始重新思考汉族传统价值观的意义。中国人中出现了一重新找回过去理念的潮流。同时伴随了中国人对自身传统的再认识和开发。这样的环境下，理想主义、爱国主义、人文主义和各种民族主义思潮不断混合和碰撞。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明定：“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王楚英所著“孙中山天下为公思想与和谐社会建设”内容中，提到有关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思想：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的民族思想，是国内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友爱共处，集合各民族成为中华一族，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大团结，同时与世界各国民族平和共处益增睦谊，并驾齐驱，以进大同世界。这种调和的平等国民思想，对于未来的民族政策方针，有重大价值。

刘宗正则批判孙中山有“大汉沙文主义”的思想，例如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四讲提到：“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那一条路走来的呢？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我们的祖宗从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