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民革命党只能顺应潮流

专访蒙古首任总统奥其尔巴特
10月4日上午，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满脸微笑步入自己在蒙古科技大学教学楼的办公室。嘈杂的办公室里，墙上挂满了蒙古国矿产开发和能源分布地图。看起来他顺利完成了他人生的一大过渡：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前任高官、曾经的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前任国家元首，变成一位普通大学教师。

不过，他完成的最艰巨转型，是带领这个国家从—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转型为多党制、全面私有化的国家(蒙古国)。

目前，奥其尔巴特还是国家宪法法院9名委员之一(有些国家译作“大法官”)。这九名委员，是蒙古效法美国最高法院。“九名老人”的制度设立的，是国家宪法解释、裁决最高仲裁者，不管总统、总理，还是政府及各政党有违反宪法行为时，委员均可进行监督指正。能担任该职的人，必是蒙古极具名望的大人物。

现年68岁的奥其尔巴特出生在蒙古扎布汗省一个牧民家庭。1965年从苏联列宁格勒矿业大学毕业后，成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毕业后，回到蒙古最大的企业沙林河煤矿，任6年总工程师。1972年任燃料、动力工业和地质部副部长。

1990年3月，他成为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同年9月，在局势激荡的时期，他作为原执政党及各革新党派共同认同度最高的人物，当选为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在此期间，奥其尔巴特竭力使各派避免对峙，缓和了国内的政治危机，并领导制定了蒙古新宪法，确立多元化的政治经济制度。同年9月他被选为总统。

1992年2月，蒙古人民共和国更名为蒙古国，修改国旗国徽，正式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多党制。之后，奥其尔巴特宣布退出蒙古人民革命党，加入民主党，并被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以多数票胜出，再次被选为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直至1997年卸任。奥其尔巴特也因此成为以两党候选人身份前后两次出任总统的罕见人物。

与原苏联阵营的中亚国家相比，蒙古的和平转型备受国际社会赞扬。作为这段非常岁月里的关键性人物，奥其尔巴特被称为。亚洲首位带领共产主义国家以和平方式过渡至民主制度的元首”。

1990年5月，奥其尔巴特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来华访问，这是自1962年以来历经较长冰冻期后，蒙古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标志着中蒙关系进入正式和缓的新时期。

第二年，杨尚昆回访蒙古。当时杨尚昆访蒙会晤奥其尔巴特时，为他们当翻译的巴图尔希赫先生，此刻坐在我们旁边，为我们当起了翻译。

凤凰周刊：作为蒙古转型期的国家元首和关键人物，能否对蒙古革前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做个简单介绍？

奥其尔巴特(以下简称“奥”)：民主改革之前，我们实行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在经济上对苏联有严重依赖性。政治方面，只有一个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决策先由政治局作出决定，再交大呼拉尔讨论。

人民革命党最高权力机构是党代会，有1000多名成员。从党代会中选出中央委员会，然后再选出总书记。当然，根据过去的权力结构，人选都是内定的，不是真正的选举(笑起来)。

在民族文化方面，我们也受到很多限制，比如那时候我们不敢提蒙古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名字。虽然宪法里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权利，实际上在民主自由等权利方面有着极大的欠缺。拿信仰自由来说吧，宪法里是有的，但实际上执行不了，我们民族普遍信仰黄教，但那时候全国只有在乌兰巴托和哈拉和林各有一座寺庙，而在蒙古独立之前，我们有上千所寺庙。

凤凰周刊：那个时代，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人事，是否要询问苏联的意见？莫斯科的影响会有多大？

奥：苏联领导人直接给我们提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情况似乎没有，但我们的领导层会同莫斯科就高层人事协调磋商，也得听取他们的看法。

凤凰周刊：改革之后，这些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奥：权力框架变了，政党首领、国家领袖都要根据人望和选票才能产生。每个政党从自己的立场参与政治，政府机构和议会有各党派人士做出任何政治决议，有各种力量参加；民间组织可以把自己的意见提交国会讨论，影响政治决策。

经济方面，现在实行了市场经济，几乎都私有化了，国内生产总值的80％为非公有经济创造。以前我们连名字也不敢提的成吉思汗，他的铜像已经在苏赫巴托广场那里建起来了。

凤凰周刊：你以前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高官，你的改革思维何时从何而来？

奥：实际上我们的改革源于1984年，我们撤换了总书记泽登巴尔。他同时还是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我经历了改革的全过程。说实话，当时我们的改革思维还停留在如何考虑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与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成员合作发展蒙古这个方向上。顺便说一下，没想到，蒙古在亚洲成为第一个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放弃共产主义、走上民主主义道路的国家。

1985年后，我担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对外经济联络和供应部部长等职务，考察过很多国家，有英、美、法等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亚洲的发达国家日本。我已经感觉到，我们的国家必须改革，太落后了。

1987年，我在苏联《世界回声》杂志上刊登一篇文章，标题大意是《在爱的基础上建立家庭和发展经济》，内容主要是批评苏联的经济制度。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在苏联杂志上刊登这样的文章相当不容易。

凤凰周刊：你有没有受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思维的影响？
奥：当然有，我非常支持他所说的公开化、透明化等观点。
凤凰周刊：当时执政阶层有无反对改革的声音？
奥：确实有，因为多年教育的缘故，有部分人士跟不上时代步伐，无法接受普世的价值观念，同时事关自身利益，很少有人能放弃权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凤凰周刊：改革的力量如何占据了主导地位？
奥：当时的情况下，蒙古人民革命党已经觉悟到，必须启动民主化进程，的确有政改需要；另外，党内外民主势力的影响力很强，斗争很激烈，高层不让步不行。

凤凰周刊：除了党内改革派，在民间层面，民主派力量分布在哪些阶层？
奥：应该说，知识界人士和青年人是主导力量。你要知道，要求改革的运动当时不仅发生在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还发生在全国各省各地区，所以蒙古人民革命党只能顺应潮流。

凤凰周刊：你在担任总统期间，具体推动了哪些改革？国家和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
奥：在我任上，开启了经济私有化进程，蒙古人民可以自由赴国外旅游，开辟了外商投资蒙古的渠道，保障了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

改革前，全蒙古只有8所高等院校，学生有15000人，后来有了167多所高等院校，15万7干多名学生，我们的教育获得了长足进步。以前人均国内产值是600美元，现在已逐步达到近2000美元。以前国家单位才有小轿车，私人无权也无钱拥有，现在30多万辆小车只有1％是国家的。现在40％的蒙古人有了手机。我们以前只有5家报纸，现在已有300多家。

凤凰周刊：你说了那么多改革的好处，能不能说说当下蒙古仍有哪些问题和弊端？
奥：呵，20年对个人来讲是很长的日子，对国家来说仍是很短的一瞬间。改革后人们产生了太多太多愿望，所以有些还没有达成。过去国家的制度阻止了人们的致富之路，全国都很贫困，现在有些人很快致富了，有些人仍然还很贫穷，有贫富分化问题。因为利益分化，导致思维上也分化了，不再像过去铁板一块。 现在蒙古最让我担心的还是贫穷问题。我国的就业机会仍然不多。这个—方面要靠政府政策来解决，另一方面，蒙古人民应该勤劳奋斗，丰富自己的生活。

我们国家有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它是人们生存发展的来源，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利用得不好。社会主义时期，我们有2300万头牲畜，现在有4000多万头，这是多么大的一种潜力，我国人口不到300万，土地有1亿5千万公顷，你把这三组数字对比—下，平均每人能分到多少牲畜、土地？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这样贫穷落后？你说这是什么原因(耸起肩膀，摆手笑起来)？

凤凰周刊：你的看法呢？
奥：我认为有个原因是，很多人不勤劳，还有一部分人的思维和行为未摆脱公有制时代的影响，具有依赖性。

前一阵子大选时，某个政党承诺发给每个选民100万图(约合人民币5000元)，另一个党承诺要给150万图。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不用劳动了是不是？这样只能加强人们的惰性。这一方面是政党有了不正确的政策，另—方面是政治家给出了错误的说法。

凤凰周刊：作为首任总统，你退下来以后，现在还担任党政职务吗？能否介绍一下你现在的生活？
奥：我作为国家宪法法院委员，不能担任任何党政职务，目前只是一名教授，同时还兼任生态与发展研究室主任。我的专业是矿产学，自然给学生们教授这方面的知识。关于我更多的故事与想法，蒙古出版了不少书籍，我自己也写过书，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里面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