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王”乌兰夫和他的儿女

何频 高新
有“蒙古王”之称的乌兰夫家族是中共政权内的异数。已经去世的乌兰夫自中共建政之前就已在占整个大陆五分之一的蒙古族领地上任最高首领--直至“文革”之始。他曾身兼自治区政府主席、党委第一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甚至连内蒙古大学校长这样的名誉职务也不放过，这在中共历届地方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而今天，内蒙古的党、政、军，公、检、法以及工、青、妇等多数重要组织都被乌兰夫家族成员所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有，乌兰夫长子布赫，现任自治区政府主席兼党委副书记，长媳妇兰琪琪柯现任内蒙古广播局副局长，长女云曙碧出任内蒙古顾委委员，幼子乌杰曾任包头市市长，侄女云曙芬曾任妇联主任，现任政协副主席、侄子云照光曾任内蒙古文联主席，现任政协副主席等等。乌兰夫家族的其他成员(大多数是第三代)则在其他部门担任厅、局、处长等职。另外，乌兰夫还有一子乌可力在北京中国长城工业公司任副总经理，一女云杉在新华社总社当记者。
近几年来，虽然诸如陈元、薄熙成等一批中共的高干子女已经陆续在大陆政坛上显露头角，但至今还没有第二例如乌兰夫家族一样，不但是子承父业，相继称霸一方，而且是全家继位，分兵把守的各个重要部门。但现在有人认为，布赫本人由于年龄关系，所以在大陆省、部级的领导岗位上已经难以长期继续留任。而随着中共对少数民族分离运动的日益恐慌，“蒙古王”家族称霸一方的局面可能受到挑战。但是，如果中共高层考虑让布赫直接“退居二线”的话，他势必会提出让他年富力强，而且亦受过“苏修”、“美帝”双重教育的弟弟乌杰继任他的职务，以延续其家族对内蒙古地区的世代统治，所以中共方面安排了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前去内蒙担任自治区副主席，同时又把乌杰从包头市市长的位子上官升一级，却调任内蒙旁边的山西省任职。这一来，既满足了乌兰夫后人们“老子英雄儿好汉”，所以必须世袭做官的愿望，又削弱了其家族在整个内蒙的统治势力。云氏家族自乌兰夫起发迹
乌兰夫出身于现大陆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土默特左塔布村一个普通蒙古族农民家庭。其祖上是在蒙古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大约在明末清初，才在大黑河北岸定居下来，是土默特的第一户定居人家。后来从山西等地迁去四户汉人，形成了塔布村。“塔布”是蒙语“五”的意思。
因为塔布村是蒙汉杂居，所以乌兰夫的祖父那一辈就熟悉汉文化，并取汉姓为“云”。乌兰夫本人汉名云泽，幼名庆春，留苏期间又起俄文名拉谢维奇，回国后先后化名云时雨，陈云章和乌云达赉，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才改用现名乌兰夫。
乌兰夫一九八六年曾回忆说：“因为我家祖宗三代都是同土坷垃和牛尾巴打交道的”，所以祖父一心想让儿子孙们读书，希冀他们成为有知识的人以后，就不会再受人欺负，即使将来不能到外面干事，学会写个状子也好，免得打官司时吃亏。父辈的这种教育对乌兰夫后来终于发达起了决定的作用。
五岁上，乌兰夫的伯父即教他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读物，后来还一度请了一个来自山西的贺先生到家里来教他和他伯父的儿子云润读书。
贺先生在乌家住了一年半，不但教给他和堂兄国文，还教他们算术和地理知识，甚至给他们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故事，这对培养乌兰夫的造反意识起了启蒙作用。
当时，他们村子里有一位老者看见村里的孩子们都在云家玩闹，唯有乌兰夫一人在专致读书，当即大发感慨：“庆春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
贺先生离开云家后，乌兰夫一度辍学，他在城里衙门作录事的二舅觉得可惜，于是为他托关系官费进了土默特旗高等小学校继续学业。
一九二一年，乌兰夫刚刚十五岁即沿袭当地蒙民的习俗，与托克托县台基村一农民家女儿云亭结婚。一九二三年十月，乌兰夫同其堂兄云润去北京蒙藏学校求学。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虽然去学习是官费，而且也向地方政府争取到了路费，但家里还是“卖青”(即出卖地里正在长着的庄稼)为他们兄弟两人换了些零用钱。乌兰夫曾与蒋经国同窗同桌
一九二三年底，乌兰夫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一九二五年九月加入中共。同年十月，乌兰夫曾作为在京蒙古族学生的代表到张家口，出席内蒙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即被中共北方区委选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二五年十月底，乌兰夫抛下父母、妻子和大女儿云曙碧、长子布赫，乘坐一艘苏联运煤船前往苏联。与他一同上路的还有他的堂兄云润及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伍修权及国民党方面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和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三百多人。
在开往海参威的轮船上，乌兰夫曾写了一首诗：“山河悲破碎，水火痛黎元，赤帜镰刀举，为民解倒悬。胸怀救国志，肩负民族托。鲲鹏徙北海，取火向赤俄……”
诗的水平虽然不高，但从中可以见出乌兰夫的汉语功底还是不错的。
在苏联读书期间，乌兰夫曾与蒋经国同班同桌，两个人曾共同登台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乌兰夫回忆说：当时蒋经国虽然祗是一个中共的候补党员，但声讨蒋介石的语言比别人要尖利的多。
一九二七年夏，乌兰夫由于成绩较好而提前结业，然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做教学翻译工作。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乌兰夫以大会的工作人员身份参与了会议文件的翻译工作。苦心经营二十年成为“蒙古王”
一九二九年五月底，经瞿秋白同意，乌兰夫绕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到内蒙。在乌兰巴托，受共产国际的指派，与另外两个蒙古人佛鼎和奎壁组成了中共西蒙工委三人小组，乌兰夫负责组织。这是他最早担任的中共领导职务。而他的堂兄云润从苏联大学毕业后先是短期回国搞了几天地下工作，然后就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机关工作，再没有回国。
回到家乡后，乌兰夫先是以教小学及在家里拾粪劳动为掩护，在蒙古族青年人中发展秘密党员，然后分期分批送往外蒙训练。三零年，他接任了中共西蒙工委书记的职务。
在此期间，中共在蒙古族地区发展的所谓“进步青年”多是一些出身微寒的贫苦农牧民的子女，所以造反情绪一煽即起，但是素质极低。比如被乌兰夫送往外蒙学习的青年有一个叫朱圪旦的，原来是个庙里的烧火喇嘛，到了外蒙后又要求去苏联，后来由于语言过不了关又被苏方送回外蒙，外蒙方面没有办法祗好将他安排在郊区种菜，直到中共建国后才回国。
一九三六年，乌兰夫依靠已经安插在当时苏尼特右旗王爷德穆楚春栋鲁普组织的蒙政会保安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在这位王爷决意投降日本人的情况下，策动了百灵庙军事暴动。这次起义为乌兰夫也为中共在内蒙建立了第一支武装力量。值得肯定的是，抗战中，这支部队因第二次国共合作改名为新编第三师，其部将多为勇猛的蒙古族骑兵，曾与日军浴血奋战。
抗战结束后，这支蒙古族部队成了组建中共骑兵部队的基础，乌兰夫也因此有了同中共政权讨要官职的实力和本钱。
一九三七年初，乌兰夫在傅作义手下的蒙旗保安旅(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任公开的政训处代理主任，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委书记。这个职位不仅为乌兰夫扩充共产党武装力量有很大帮助，而且也骗取傅作义将军对共产党采取容忍态度，为后来国共内战中国民党在平津张战役中全线溃散和傅作义、董其武率部投共埋下了伏笔。
一九三八年，蒙旗独立旅改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归胡宗南统辖。乌兰夫在这支部队中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反对，祗好于四零年四月离开。
在延安，乌兰夫先是担任延安民主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中共为削弱国民党统治的实力，策动内蒙搞所谓“民族自治运动”。于是乌兰夫奉中共之命，积极筹划组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在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首次执委会上出任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次日又分工自己担任该会军事部部长。同时，他还力主成立了内蒙古军政学院，自己亲任院长。
在此前后，他还出任了绥蒙政府主席、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
自此，乌兰夫开始确立了他的“蒙古王”地位。
但是，因为乌兰夫等人为中共在内蒙苦心经营的势力都在乌兰夫家乡周围，即所谓“西蒙”，而与之相对的东蒙主要控制在一些民族主义者手中，当时已经建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并重新组织起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自治政府的人虽然对国民党统治者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不满意，但同时也对中共存有很大的戒心。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与中共“平等自治”的口号相对的“独立自治”，因此为共产党所嫉恨。
听说乌兰夫出任为共产党一手操纵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东蒙的人认为其中有诈，放风说“真正的蒙古人云泽已经死了，现在共产党是让一个汉人冒云泽之名出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的”。
无奈东蒙的一帮人一没有军队，二不依靠国、共两党的任何一方，当然敌不过以乌兰夫为首的西蒙中共势力。
一九四六年四月，东、西蒙两派势力举行了内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四.三”会议，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自行解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的武装部队，而乌兰夫当然继任了这个委员会的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
一九四七年五月，无条件接受中共统治的大陆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乌兰夫任主席。
从一九二九年到四七年，乌兰夫为使蒙古民族归顺中共，进行了近二十年的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获取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首领也不得不尊他为一方袅雄的资本，奠定了他长期担任大陆蒙古族最高首领的坚实基础。以致于他的后人仍然能够继续坐在内蒙古地区最高王爷的位子上居高不下。
一九四七年至四九年，乌兰夫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自此，整个内蒙古地区的党、政、军全部大权都绝对控制在他一人手中。
中共建国后，乌兰夫成了中共高层干部中职务最多者之一，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和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苏友协办公室主任、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军阶上将)、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主任、内蒙政协主席及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的政治理论教授。
“文革”开始后，乌兰夫及他在内蒙古担任党、政、军要职的亲属全部被整肃。乌兰夫人被长期关押在北京西山，至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召开之前才被周恩来保出。侄子云照光掌管内蒙文化部门
据中共有关史料记载，云照光生于一九二九年，较云曙碧小六岁。他是乌兰夫的堂兄云润之子，生于土默特左旗，同布赫、云曙碧一同于一九三九年到了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三边公学学习，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西北军区蒙汉支队指导员，伊克昭盟支队指导员。中共建国后，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化处处长，伊克昭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内蒙古自治区文委副主任、文化局局长、中共内蒙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内蒙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曾当选为内蒙自治区文联主席和全国文联委员。他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名为《鄂尔多斯风暴》。侄女云曙芬主管内蒙古妇女工作
云曙芬是云照光的姐姐，生于一九二四年，一九零四年到延安后相继在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学习。中共建政后曾先后任内蒙古军政学院中共党支部委员、伊克昭盟盟委书记、内蒙古妇联主任等职。现在虽已年近七十，但仍占据政协副主席之位。一个内蒙古政协，乌兰夫家族竟有兄妹两个在其中任副主席，实在是有些过分了。长媳妇兰琪琪柯主管宣传
布赫的妻子珠兰琪琪柯是辽宁阜新人，生于一九三零年，是布赫担任内蒙古文工团团长时相中的蒙古族演员。中共建政后曾到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干部训练班、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先后任过内蒙话剧团团长、内蒙电影制片厂厂长、内蒙文联副主席、内蒙古影协主席等职。因为长期自命为电影导演，但一生中也祗在一部很少有人听说的电影《草原晨曲》中任“合作编导”，所以后来祗好安心从政，先任中共包头市委统战部长，现任内蒙古广播局副局长。长女已七旬仍要“顾问”
乌兰夫的长女云曙碧生于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共后前途一直没有他的胞弟布赫好，“文革”前最高官至司局级。现在，她虽已是年近七旬的老妪但并不服老。不但占着一个内蒙古“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还一直担任着中共内蒙自治区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八三年四月，内蒙古召开自治区六届人大会，乌兰夫一家竟占了六个代表名额，除他本人外，还有云曙碧、云曙芬、云照光、布赫及珠兰琪琪柯。
乌兰夫一家祗有他的次子乌可力没有在内蒙任职，在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任副总经理。小女云杉在写“内人党”冤案
至于乌兰夫有无明媒正娶的第二任妻子，中共的史料中当然不会透露，祗是台湾出版的《中共研究》及英文版的《中共组织名录》都是记载乌兰夫的妻子名为云丽文。但布赫、乌可力、乌杰及云曙碧是乌兰夫从内蒙送去和自己后来带去延安的四个孩子，史料已有记载。乌杰出版于一九八五年的著作《系统辩证论》的扉页上专门写有“献给我亲爱的母亲云亭和我亲爱的父亲乌兰夫”的字样；另外，一九八七年中共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举行庆典时乌兰夫还携发妻云亭及子女们前往接受臣民们的膜拜，新华社记者还拍有他们夫妻和乌杰在一起的照片。
但是，笔者曾就乌兰夫是否有两个以上的妻子的问题访问过一位中共顾问元老的孩子，回答是“乌兰夫肯定不止一个妻子”。另外，最近笔者又调查到乌兰夫还有一个幼女名云杉，一九七六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现为新华社和《嘹望》周刊记者。这个女儿是否还是云亭所生外界就不知道了。因为乌兰夫自己的回忆录及中共的有关史料对云曙碧、布赫、乌宾(乌可力)、乌杰之外的孩子都未提及，所以，如果云杉是乌兰夫的孩子的话也很可能是庶出。
乌兰夫家族成员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再象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祗识弯弓射大雕”。他们几乎人人都长于写作。乌兰夫本人的回忆录中虽然通篇都以“革命道理”贯穿，但文字功底甚厚；他的两个儿子布赫和乌杰，加上侄女、侄子都先后有理论或文学作品问世。创作成果最丰富的当属小女云杉，她先后发表过人物通讯和人物传记多篇。其中篇小说《骑白骏马的人》已经在大陆被改编电视剧。去年，她又完成了一部二十五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疯狂盛世》。该部作品以中共于“文革”期间在内蒙古地区一手炮制和导演的“内人党”冤案为背景，大胆揭露了中共如何在内蒙地区搞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使数以十万计的人致死或致残”，称这是一个“生活在内蒙古地区一千二百万居民永远不忘的故事，也是整个中国为之迷惑的永久之谜”。布赫自幼接受“革命理想”熏陶
按照乌兰夫的回忆，布赫从幼年起就开始接受赤色活动的熏陶，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一九零三年。当时，乌兰夫在家里召开中共西蒙工委秘密会议时，布赫已经学会跟着妈妈和姐姐给他们放哨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乌兰夫赴延安晋见毛泽东，对许多中共元老的子女们正在延安被培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十分眼热，随后即给奎壁捎信请他将自己的大女儿云曙碧和大儿子布赫送往延安。奎壁接信后几经周折，于三九年才派人将此二人送往延安，入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香港《潮流》杂志九一年八月号报道说：此次去延安的还有云润的女儿云曙芬。中共的宣传材料中也记载着云曙芬是三九年到的延安。但《潮流》杂志上将云润说成是乌兰夫的哥哥不对。其实云润是他的堂兄。乌兰夫《童年的回忆》一文中曾写明：“我出生的时候，家里有祖父、祖母、伯父、伯母、母亲和一个姐姐、一个堂兄。”回忆录的后面也详细记述了他与堂兄云润从一起求学到“共同投身革命”的经过。
现在的中共“太子党”严格地说包括“延安时代”和“北京时代”两部分人。前一部分中包括叶选平、布赫、聂力等，比他们年龄稍小的还有李鹏、邹家华、李铁映、伍绍祖等。而布赫在这“延安时代”的一批人中资格又是最老的。他的入党时间比叶选平还早三年(一九四三年)，虽然没有叶选平留学苏联的经历，但早在中共建国前所任职务即已相当于地委级(中央的司局级)。所以，他实际上是中共的所谓“第二代领导人”。布赫是“乌兰牧骑”的创始人
布赫又名云曙光，三九年到延安后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不到两年，中共即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延安民族学院。布赫在担任教育长的父亲督促下继续在民族学院学习了一段政治理论，即表示对文艺感兴趣。乌兰夫想到自己家里三代农民出身，包括他自己进归绥城之前，除了马头琴之外，再没见过世界上的其他乐器，所以感觉自己的儿子很有追求，于是就鼓励他从事文艺工作。
抗战胜利后，乌兰夫再次到今内蒙及河北一带活动，布赫即随同前往。中共建国前他担任的主要职务祗是内蒙古文工团团长等文艺官。
一九四九年以后，布赫的文工团长继续当到五三年，即改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后又任内蒙文联主任等职，并当选为全国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
一九五六年六月，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六一年七月，被任命为内蒙古文化厅副厅长、中苏友谊学会内蒙古部秘书长。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的最大政绩就是组建了内蒙的“乌兰牧骑”，被毛泽东肯定为“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好形式。
所谓“乌兰牧骑”，是指以小型、流动方式下乡演出的文工团。布赫作为文艺官，也常常动笔撰写文艺书籍，其主要著作有《内蒙新文化在前进》、《渤海纪行》，并主编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及《今日内蒙古畜牧业》等书。
“文革”中，布赫受父亲牵连入狱。一九七八年复出后于当年十二月任中共内蒙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七九年五月调任中共国家民委任副主任。
七九年九月到八三年四月，他又兼任了呼和浩特市市委第一书记，并于八零年四月兼任该市市长。
八二年九月，他在中共中央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一个月后出任内蒙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八三年四月，他出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至今。
八四年四月，他曾以团长名义率中国大陆省长代表团赴日本访问。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大”上再任中央委员。
布赫在中共高干子女中，唯有叶选平可以同他比资格，而他近年来在很多方面的表现也颇象叶选平，属地方改革派首领。虽然他没有如叶选平在广东那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同时又因为离天子太近，行事方式也不得不比叶选平要谨慎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推动了内蒙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也还曾试行过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卓资县的行政改革试点引起过中央改革派理论家关注。当时，《新观察》主编戈扬曾为此开过一次专题讨论会，布赫亦到场参加；《世界经济导报》也曾为此对他进行过专访。
另外，布赫似乎并不是一个喜欢赶潮流的人，从他的改革思想和改革政绩看，他确实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保守型官僚，但在改革的同时他又反对“头脑发热”和“操之过急”，他认为：“从实际出发，指标看来定得不是最高，调子听起来也可能不是很响，但能够真正做到，那就对国家、民族有益，因此当然是真正的加快，真正的积极了。”
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之后又刮起改革旋风，全国重新高唱“经济中心论”，但布赫在“六.四”后不久即反复强调：“我觉得要善于把各种具体工作同发展经济联系起来，进一步体现经济建设是我们现阶段各项工作的中心这一基本思想。”
最为难得的是，虽然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在“六.四”期间也是比较活跃，但中共采取镇压政策后，整个呼和浩特市的“政治清查”工作基本是在做样子、走过场。在内蒙高校工作的朋友曾告诉笔者，布赫对大学生一直还是主张采取和缓的疏导政策的。另外，他作为一个蒙古族人，对当地的蒙古族知识份子在民族自治等问题上的“过激”言行从来不主张用政治高压手段解决，因此在知识份子中较他的父亲要得人心。乌杰成长于延安“马背摇篮”
一九三九年布赫同云曙碧去延安后，乌兰夫的妻子带着乌杰及他的二哥乌宾（后改为乌可力）东渡黄河，到了乌兰夫身边。当时，乌兰夫在国民党傅作义手下的新三军从事中共统战工作。
一九四一年，由于胡宗南下令杀掉乌兰夫，中共得密信后决定调乌兰夫去延安。四月下旬，乌杰同哥哥乌宾、妈妈云亭随同父亲西渡黄河，长途跋涉四个月到达延安。
乌杰生于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到延安时祗有六岁。据他本人回忆，在去延安的路上，他妈妈又给他生了个弟弟，但因为带着终日啼哭的婴孩无法夜行军，于是他和他的二哥乌可力就地找了个最高的沙丘，把这个刚出世的小生命永远留在上面了。从小想当“反革命”
到延安后，乌杰先是就读于中共在延安五十里外开设的安塞小学，后又就读于延安抗日子弟学校。
四二年中共开始“延安整风”时，乌杰所在的学校里也在孩子里面抓特务。校长在全校“整风”动员大会上号召说：“坦白光荣，谁是特务，站在凳子上。”于是，年仅七岁的乌杰和另一些中共首脑的小“接班人”个个抢着往上站。
事后，乌杰祗是感到中共做这种事情十分可笑，却没有想到“文革”开始后，他却真的被打成了“苏修特务”和“反党叛国份子”，并为此坐监狱数年，吃尽了苦头。受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教育
乌杰可能是中共高干子女中唯一一个先后受过苏联修正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双重教育的“太子党”成员。中共建政后，他随父进了北京，入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五四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接受了一年外语培训，五五年被送到苏联留学。
从苏联回国后，除了“文革”坐牢期间，乌杰先后在工厂和科研部门工作。一九八零年，乌杰又得到了去美国进修管理科学的机会。八二年，他妻子给他去信说有人告状说他要留在美国不回去了。中共有关方面曾为此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最后才证明了他的忠诚。据乌杰自己说：倒是那个告他状的人真的是留在美国不回去了。到天安门广场为周恩来献花
乌杰在其生平中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他六二年结婚时，周恩来夫妇及贺龙、陈毅、聂荣臻等几位元帅都出席了他的婚礼。当时因为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所以周恩来提出要亲自为乌杰主持婚礼，但又不能讲排场，所以乌兰夫就决定用一只牛头宴请所有出席婚礼的中共军头、政要。
乌杰回忆说：“文革”中又是周恩来接到他妻子的求援信后下令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所以，他对周恩来的感情十分深厚。七六年周恩来去世后，他也带着妻子孩子到了天安门广场，同百万北京市民一起在松树墙上扎上了寄托哀思的小白花。
八八年十二月八日，乌杰再访苏联，乌兰夫逝世时他正坐在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三天后，大使馆人员才将这消息告诉他。他后来回忆说：“同是丧事，这一次却平静多了。”言下之意，他对周恩来的感情比对他父亲的感情要深得多。回内蒙为长兄佐政
乌杰于一九八二年从美国返回内蒙，八三年随着他哥哥担任自治区主席，他出任了赤峰市副市长，主管工业。一九八五年，又升任包头市市长；八九年九月，调任山西省副省长。
因为在美国加州大学学的是企业管理，所以乌杰对控制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颇具兴趣。回国后也一直没有间断这方面的研究。一九八八年，他在《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系统辩证论》，并以此为题在两年后出版了专著。据说他的研究引起了钱学森的注意，曾打听乌杰何许人也。当有人告诉钱学森乌杰是“蒙古王”的幼子时，令他大为惊叹。
包头市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被称为“草原钢城”。按理说乌杰分别从“苏修”和“美帝”那里学来的工业生产和企业管理知识正好可以大派用场。但是，他在任包头市长四年，并没有给那里的老百姓留下好印象，祗是给继任者留下了一副“城市待业率”居全国之首的烂摊子。
乌杰的继任者叫王凤歧，一接任就发现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待业青年却达四点五万人，待业率达百分之六点七。全市每户有两名待业青年的达二千五百五十三户，有三名以上待业青年的有七百七十九户，家中有待业子女的基本上都是一线的生产工人，而且待业青年还在继续以每年一点二万人的速度增加。
王凤歧上任伊始，无论走到城市的哪个角落，听到的都是对旧市长留下的劣迹的满腹牢骚。他到包头炼钢厂，厂领导见面第一句就是“全厂一万多名待业青年怎么办？“他到石拐矿区，一位六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听说新市长来了，找上门哭诉说：“王市长，我自己已经退休，但全家有五个待业青年，最大的已经二十九岁了。你帮帮俺吧!”
不知道这位新市长对其前任留下这样一副烂摊子却还能高升心里是什么想法，但他上任后即抓紧制定了包头市政府《关于劳动就业若干问题的暂行办法》，根据这个办法，一年时间即解决了八千名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此后的三个月里又安置了七千名。为此，包头人称赞王凤歧“当官心里装着老百姓”由此也可以见出他们对乌杰这位“蒙古王”后代在当地任“父母官”四年的政绩起码是不敢恭维。中共统治使内蒙元气大伤
一九六六年以后，中共在内蒙接连搞了三大冤案，即“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案、“内蒙古二月逆流”案及”新内人党”案。据中共自己的文件中透露：从六六年至七十年代初，因这三大冤案而使七十九万人直接遭到批斗，其中致死两万两千九百人，致残十二万人。但是，实际数字远比这个统计多得多。笔者在大陆听说的数字是：直接致死者至少十万人，致残者难以统计。
海外学人彭惠曾在其文章中揭露说：受命到内蒙挖“内人党”的汉族干部在运动过程中制定了“祗有触及他们的皮肉才能刺疼他们的灵魂”的成功经验，专案组为了搞逼、供、信，专门派人查阅日伪时期及国民党时期的监狱材料，在经验交流会上推广了三十多种刑法，诸如吊打、老虎凳、灌凉水、压杠子、钉竹签、鬼抽筋、过电、烙铁烫等等酷刑已经都是司空见惯的“小儿科”，最令人发指的是四种新发明。其一是“热情帮助”，办法是升起四座煤火炉，烧得里外通红后放置于犯人四周，同时还要让犯人穿上十几斤重的老羊皮大衣，直到被烤得虚脱昏倒为止。
其二叫“冷静思考”，即把被烤得支持不住的犯人再扒光衣服，推到院子里，双手背铐着跪在雪地里。
其三是“小心谨慎”，办法是腿朝天放十来张桌子，让犯人脱光衣服站到桌子腿上不停地跳“忠字舞”，步伐一慢就用皮鞭抽。桌子下面全是酸枣刺，犯人最后掉下来时即被扎得浑身鲜血直流。
其四是“祗争朝夕”，即把犯人向上吊起，下身给穿上一条灯笼裤，里面再塞进一只野猫或黄鼠狼，打手们不停地抽打犯人下身，野猫和黄鼠狼便在犯人的裤裆里乱蹿乱咬，撕裂犯人的下身和生殖器的肌肤，使犯人疼得死去活来。
虽然乌兰夫家族在这场民族浩劫中也深受其苦，例如乌兰夫一度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连周恩来都不知道；乌杰当时曾从劳改场所偷跑回家同妻子商量生个孩子将来有人探监。但大多数蒙古族人并不同情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当年乌兰夫向毛泽东的汉人独裁政权百依百顺，靠投靠共产党确立自己家族的“蒙古王”地位才给蒙古人民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灾难。
另外，由于乌兰夫长期追随毛泽东政权的极左路线，导致整个内蒙地区是全国各地受人为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前文提到的那份中共内部文件中供认：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内蒙的情况一直是比外蒙好，但由于乌兰夫大搞“以粮为纲”，逼迫大批世代以放牧为生的蒙古人毁草垦荒，其直接害处是牧民们弃长从短导致生产力低下，长远的危害则是导致大批草原严重沙化。常此以往，整个内蒙地区“人均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中共文件中语）。
汉族人严重侵犯蒙族人的利益也是内蒙人民反感乌兰夫家族的重要原因。中共建政后，大量汉族人向内蒙迁徙，四九年时，内蒙人口祗有六百万，但八一年已达一千六百万，九零年更是剧增至二千一百六十多万，但其中少数民族祗占五分之一强，而且包括蒙、回、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多个民族。蒙古人民对中共政权这种以汉族人口优势同化少数民族的恶劣政策非常愤怒，因此而导致的少数民族小规模骚乱时有发生。改革开放忧喜参半
公平地讲，自八十年代布赫在内蒙主政以来，由于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务实政策，内蒙人民还是得到了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实惠。仅就工业建设而言，改革开放后，中共陆续给内蒙的投资已达人民币百亿以上，全国五个大型露天煤矿有四个开发于内蒙，包括准格尔、东胜、霍林河、伊敏河等。据说到九五年内蒙的发电量即可增加一倍，到二零零零年即可比现在增加五倍。另外，铁路、石油、冶炼等大型工业项目也纷纷上马。但是，工业的开发一方面又导致内蒙地区的汉人比例进一步增加，再一方面是导致内蒙草原的进一步沙化--尤其是因为露天煤矿的开发，所以由此导致的民族矛盾会进一步加深。
九零年春天，北京地区突然动员各机关单位捐献衣物，而且说明不要内衣之类，最好是棉制的冬衣。上面的文件说是要支援青海，因为那里有牧民遭受雪灾。但内部传出来的消息说，真实原因是有十多万内蒙牧民集体向外蒙逃亡受阻于中蒙边境。对方求助中共合作解决，于是中方派了大量军警前往。受阻的牧民又不愿回去，以致中蒙双方的军队将其长时间围困在冰天雪地里。中共政权不愿再重蹈过去曾在新疆等地实行的激化矛盾的做法，所以祗好一边作“思想工作”，一边给他们空投衣物和食品以防止因饥寒交迫而导致进一步的反抗行动。
总之，乌兰夫所营建的云氏家族对整个内蒙地区的统治一方面被中共方面时时警觉，提防其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另一方面又为广大蒙古人民日益唾弃，所以昔日的家族王权已经成为历史。乌杰本人被调往山西，与其说是因为年富力强、学有所长而受到重用，不如说是明知是中了中共的“调虎离山”诡计还有口难言。至于布赫本人，极有可能是要被调进中央，作个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之类，“升迁”的代价则是彻底失去对内蒙的统治权，仅仅成为中共实行统战政策和标榜“民族团结”的象征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