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杀内人党是汉人对蒙古人的泄愤

我们带着《红太阳照亮内蒙古草原》这部大型彩色记录片从北京回来，滕海清和吴涛两位司令员亲自听我们汇报，得知是文化大革命伟大旗手江青亲自审查批准的，表现出一种受宠若惊的兴奋，一一向我们握手，仿佛我们做了件感天动地的什么大事。指示马上进行公演，并以自治区革委会的名义通知机关、学校、厂矿领导组织全体人员观看，之后，得座谈讨论，向革委会政治部汇报。

这部片子一时影响很大，造反派欢欣鼓舞，拍手叫好，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鼓吹这部片子拍得如何如何好。这些文章显然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发，大有大吹大擂之嫌。

保守派却大骂这部片子是为造反派涂脂抹粉，为其夺权张目，内容全是捏造事实，弄虚作假。一直支持我的保守派，不少人找我，非常气愤地说我为造反派抬轿子、吹喇叭，背叛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革命立场。

一天，在单位门前，不知是谁用了一张白纸画了一幅漫画：画了一个很像《聊斋志异》《画皮》中那个青面獠牙的魔鬼，挥动着一支如椽的秃笔，在一迭稿纸上汗流浃背地书写着《红太阳照亮内蒙古草原》几个大字，题目是《看这黑秀才的表演》。许多人在褒贬不一地围观着。

谢卫东分开人群，将漫画一把撕下，大声嚷道：“我们这部片子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审阅批准的，谁反对这部片子，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一定要把这个反革命分子揪出来……”不知他在盛怒之下还要说什么，我忙把他拉进屋里，说：“何必大动肝火，他们愿贴什么就贴去吧！一些胡说八道的大字报多得很，真的把他查出来，能打他反革命吗？”

他哪里肯服，说：“你这个人就是与世无争，他们不仅在骂你，也在骂我们，应该说，这是一起政治事件！”

我说：“以前两派斗争，相互攻击和对骂，我说你是反革命，你说我是反革命，结果谁也没把谁定成反革命。群众运动嘛，谁也封不住谁的嘴，只难听之任之，不必计较，更不能纠缠，人家要说，让他说够，也就不说了。”我想，守纪律漫画有可能是从前支持过我的那些人泡制出来的，他们回不来对我不理解，一时出于气愤而为之，如果真的把他们查出来，我何以面对他们？

张之涛也出来打圆场：“我们任务完成了，也该散摊了，哪有闲心跟这帮或那帮人去斗呢？两派像乌眼鸡一样斗来斗去，也没斗出个结果来，煞费了一些精力和感情。我一听两派纠缠，就心烦，就头疼，还是有事做事，没事就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喘口匀和气最好不过了。

谢卫东听张之涛说要散摊，忙道：“这不行！咱这摄制组成立起来多不容易，拍这部片子又吃苦耐劳忙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实在舍不得大家各奔东西，还是去请示领导，看看还有没有新的任务。

我说：“你饶了我吧，这种苦差使而又是打零工的工作再也不想干了。你们知道，我妻子去了青岛疗养以后，一家老的老，小的小，过着异常艰难的生活，如果不以充分的精力和时间去照顾，这个家就很难维持下去了。”可我心里又在想，过去得罪了造反派，自己几乎被揪斗，妻子被打伤，自从为造反派拍了这部片子以后又伤害了过去一直支持自己的保守派，弄得两头不做人，以后回单位怎么与同志们相处？

我和张之涛一走，这个摄制组自然而然地也就散摊了，我便可安心地在家操持家务了。在摄制组似散相映成趣散闲暇的几天里，我就躲在家中一心一意忙家务。有一天，我吃过早饭去粮站买粮，走到大街上，见一行人由东向西、由远而近走来，路过的许多行人都驻足观看，像押解着什么人在游街。我见走在头里那个人，戴着纸帽子，涂抹着一脸黑灰，手里还敲着个小锣，敲一下喊一声：“我是右派啊！”走到近前，我才辨别出原来是我同学蔡根林。

几个月前，他还带着造反派长长的红袖标，神采奕奕地来找我，劝我不要参加保守组织，说是只有造反派才是真正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组织。现在造反派胜利了，他又是造反派最积极、最坚定的一分子，怎么反倒成了造反派的对头，被押解着沿街游行呢？

当初，两派斗争是非不明、胜败难分之时，我就劝过他，不要参加任何组织和任何政治运动。应该汲取曾经打成右派的教训，如果造反派胜利了，不会分给你一杯羹，如果失败了，新账老账会一起算，吃不了得兜着走，他却怎么也听不进去。现在造反派胜利了，分不到一杯羹也罢，何以又获得了一身罪呢？妻子是出身于地主家庭，我也多次劝过她，他同样执迷不悟，结果遭到不应有的磨难。这叫目光短浅，自不量力。

蔡根林原来住在旧城回民区一处边远的小房子里，出于同学的情谊，晚上我去找他，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到了那里一打听，他早就搬走了。我又到他工作的市工会去找他，说已被开除了公职。我问为什么？说他为自己的右派翻案，详情末节就也不说了。我不禁为他的未来捏一把汗，可在这种情况下，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谁，只能靠自己在灾难中挣扎了。

我在家呆了五六天时间，谢卫东和张之涛又找到门上，说领导又交给一项新的任务。我问，是不是又让我们去拍片子？他们说，牧区很快要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划阶级、定成份的群众运动，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过去，乌兰夫执行的是一条代表贵族利益的修正主义路线，说牧区没有贫富之分，也就没有阶级差别。其实，那些王爷和牧主一直统治和剥削着广大贫苦牧民，岂不睁着眼说瞎话？这次要发动广大贫苦牧民，就像当年汉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那样，向作威作福的王爷和占有大量牲畜的牧主，展开一场雷风暴雨的斗争。因此，这部片子命名为《红色风暴》，领导指示要达到《红太阳照亮内蒙古草原》这部片子的规模和水平。

张之涛瞅着我说：“老兄，领导要求这水平就非你莫属了，你就再给咱好好露一手吧。”谢卫东说：“时间紧迫，咱马上一起走，大家碰个头，你就着手写拍摄提纲。”

我说：“牧区幅员之辽阔，从西部到东部，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宁夏六个省和自治区相接壤，别说是拍摄的时间，跑一趟也得十天半月，我想完成这部片子的拍摄任务，最少也得半年的时间。你们知道，我现在的家庭状况，怎么离得开呢？我的意见还是请张之涛代劳吧。”

张之涛焦急地摆着手说：“老兄，你又在将我的军了，你很清楚，我确实办不了这件事。”

谢卫东考虑了一下，说：“提纲还是请你写，我们下去拍，解说词也是由你写。”

我说：“牧区的风土人情我一无所知，这部片子要通过哪些场面，哪些人物和用什么方式来表现，我想象不出来，这提纲怎么写？要表现生活，首先必须熟悉生活，比如一个西瓜，是方是圆我没见过，更不用说它的颜色和味道了，这西瓜怎么去描写？”

张之涛说：“不错，你说得有道理，那我就试试吧。”我说：“老兄，要鼓足勇气，什么事都是干中学，学中干嘛，你的水平，我知道，没有问题。”

这部影片拍摄的时间让我猜对了，他们拍了五个多月才风尘仆仆的回来。他们让我去看样片，觉得有些不理想，有些场面拍得比较泛泛，重点不够突出，有些人物的情绪表现得也比较做作，就像演戏一样缺乏生活的真实感。可他们经过五个多月的辛苦，我不好给人家说三道四，只能说：“不错，挺好。”

让我写解说词的时候，觉得很难紧扣每个画面写好，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出现像《红太阳照亮内蒙古草原》那部片子一样的生动效果。所以，我说：“我没有参加实地拍摄，那些感人的场景和生动的人物形象很难体会。我自己没有感动过，写出来的东西何以去感动别人？所以，还是请张之涛老弟把好事做到底吧。”

张之涛急道：“噢，老兄，不写提纲有理由，不写解说词还有理由，你是耍懒呢，还是要逼我上梁山？”

我笑道：“上梁山有什么不好？梁山上都是英雄好汉，大有用武之地。你写了提纲，再写解说词，就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大大发挥了你的用武之地。”

谢卫东说：“你们二位都是才子，就不要相互推诿了，老李觉得为难，老张就写吧，写起来再商量嘛。”

两位摄影师也给谢卫东帮腔：“老张，你就写呗，一回生两回熟嘛。趁这个机会提高了写作能力，将来电影制片厂恢复以后，说不定还任命你当导演或编剧呢。”

张之涛无可奈何地接下来，说：“好啊，你们是打起伙来遭塌我！”

张之涛写好解说词让我看时，我也不好指指点点说什么。将片子制作完成以后，送领导审查那天我没有去，都垂头丧气地回来说没有通过，说关于中央对划阶级、定成份一些重大政策问题没有表述清楚。

张之涛气呼呼地说：“我说自己不行嘛，你们却硬扶着死狗上树，让我在领导面前出丑，这对咱拍摄小组有什么好处？”

我安慰他道：“这不怨你，党中央这方面的政策我也不清楚，咱没有想到当时到图书馆查查资料就好了。”

谢卫东说：“没关系，咱推倒重来，即便浪费了一点，全当交了学费。”

两位摄影师说：“不是让我们再拍一部《一颗红心献给毛主席》吗？哪有时间两部同时搞，咱又不会分身法。”

我忙道：“怎么，还要拍一部？这部的内容是什么？”

大家告诉我，比如主席诗词歌咏会呀，忠字舞呀，背诵老三篇竞赛等等。我一听就明白了，拍这内容太丰富了。我说：“咱分下工：张之涛老弟改他的《红色风暴》，这部新片子我来拍。大家看看，这样合适不合适。”

张之涛说：“《红色风暴》这部烂摊子你不会接的，我只好把死马当活马医了，再折腾一伙再说。让你集中精力把这部新片搞好，给咱挽回点影响。”张之涛这样一说，大家都表示同意。

毛主席在长期革命中所建立起来的伟大功勋，在人们心目中唤起的无比崇敬、无比爱戴，是任何人无法比拟、无法替代的。可林彪上台以后，他利用群众的这种感情，将毛主席的形象神化了，要比佛教徒崇拜弥来佛祖、伊斯兰教徒崇拜真主和天主教徒崇拜耶苏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早上，得向主席早请示，晚间得晚汇报，即便在旅途的火车上或轮船上，也得面向太阳升起的东方，神情肃穆地进行早请示，每当吃饭也得饮水思源，想到一饭一粥得来之不易。每家每户的墙壁上贴满各式各样忠字的剪纸还编成忠字舞，锣鼓喧天地舞之蹈之。毛主席的诗词谱成多种曲子，在机关、在部队、在学校、在群众中要求人人都要会唱，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这三篇文章，称为“老三篇”，要求人人都要背得滚瓜烂熟。每位战士的胸前都要挂一幅毛主席的像片，行动起来得倍加小心谨慎，不得歪了斜了。

所以，拍摄《一颗红心献给毛主席》这部片子，内容非常丰富，形式又多种多样，每种形式又都非常新颖，真所谓匠心独具，各有千秋。拍摄提纲，我粗略地写了一下，便与两位摄影师，到部队，到机关，到学校，到工厂，到农村进行拍摄，到处受到广大群众挥舞着毛主席语录这本红宝书的热烈欢迎，无须组织，到处都可以拍到令人感动的场面。这部片子仅拍了二十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两位摄影师高兴地说：“这部片子拍摄得比《红太阳照亮内蒙古草原》的片子，内容更充实，形式又多样，场面更生动，情绪更真实。”相信我会写出一篇更好的解说词。

片子经过剪接加工以后，我一看样片确实很好，不像《红太阳照亮内蒙古草原》的样片看了几天，颇费捉摸，这部样片我只看了三五遍，一篇解说词就在我心中涌动起来，好象有满腹的话想一吐为快，马上伏案运笔，挥挥洒洒，两个来小时的时间，就将这篇解说词脱稿了。

两位摄影师眼睁睁地盯着我把稿子写完，一把抢过去朗读起来。他们读完以后，我说：“我还　修改呐，你们急什么！”两人说：“太好了，不要再改了，再改就画蛇添足了。”

他们拿走稿子，马上进入后期制作。请张之涛配音过后，说；“老兄，你这篇稿子写得真是神来之笔，真让我望尘莫及。《红色风暴》的解说词，还是请你代劳吧，我苦了这些日子，反反复复写了几遍，还在原来的水平上打转，怎么也提高不了。”无可奈何，我只好答应帮他修改。

片子完成以后，请了滕海清吴涛两位首长，还有高树华、郝广德等领导审查。他们看过片子，滕海清问：“这解说词是谁写的？”谢卫东忙将我拉到滕海清面前，说是我写的。郝广德忙道：“他是我们老大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滕海清打量了我一下，问：“毕业几年？”他大概看我的年龄是毕业多年的学生了，我告诉他是一九六三年毕业的，是调干生，上学前工作了八年。他说：“从解说词中看得出你对中央政策理解的深度，不像是个刚毕业的学生。”他又问： “《红太阳照亮内蒙古草原》和《红色风暴》这两部片子的解说词也是你写的吗？”谢卫东代我答道：“《红色风暴》不是。”他说：“这就对了。记录片是负有重要的政治宣传任务，须要高质量、高水平，绝不可马马虎虎。”他又说：“咱马上就要成立十万兵马的建设兵团，就像新疆建设兵团一样，负有屯恳戍边的政治任务。你们要拍好建设兵团这部片子，面向全国进行宣传。”他回头对秘书说：“这事你来组织和联系吧。”

我听说，建设兵团设立在自治区最北端草原和沙漠地带的结合部，距离首府五六百公里，我家庭的这种情况，怎么离得开呢？而且一去又是几个月的时间。可是滕海清对我如此重视，在他面前我怎么能说出个“不”字来呢？

我们回来，我建议让张之涛去拍这部片子。谢卫东说：“你不去怎么行？这是滕司令员亲自点卯的，如果拍不好这部片子让我如何交待？”张子涛说：“我拍了《红色风暴》那部片子已经无法收拾了，再也不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了！”

谢卫东知道我的家庭情况，我走不了，张之涛又不干，这部片子怎么拍？他很为难地把我的情况向滕海清的秘书说了，他找我谈话。他知道我是北大毕业的，见面他就作了自我介绍，说是山东蓬莱人，一九五四年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我一听，原来是老乡，又同是大学毕业生，感到分外亲切，他也颇有同感地说了自己的名字叫武斌。我笑道：“你的名字太好了，一个‘武’字，说明你是一位军人；一个‘文’字说明你又是一位才子，是文武双全的秀才。”他哈哈大笑了半天，说：“你是用拆字来给我算命啊，其实我是个既无文才又无武才的庸才。”

因为我和他谈的很投机，便把妻子被误解挨了打，至今已扣了半年的工资的事对他说了。他听后愤愤地说：“还有这种事？我和首长说说，把扣发的工资马上给补上。还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不过，片子还要请你拍呀。”

我说：“请放心，困难是困难，工作是工作，这是两码事。”

武斌这小伙子无愧为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第三天的上午单位便拿着妻子半年的工资给送到家里，同时还给了一百元的生活补贴，这一百元相当于妻子两个多月的工资。我见了武斌向他表示感谢，他说：“谢什么？他们打错了人就是错误，又扣发工资，哪有这样不讲理的？他们那个政治处主任还振振有词，我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让我狠狠地熊了一顿。”我心里想，他就是单位里的一个造反头头，一切坏事都是他干的，如果不是滕海清司令员这块金字招牌，他才不听嚷嚷呐！

建设兵团举行建团仪式那天。一大早，夜色还没退去武斌开来一辆军用吉普车，便载着我们风驰电掣般飞行了四个多小时才赶到建设兵团所在地。

建设兵团分两个师，按军事建制，下设团、营、连、排，干部都是现役军人，战士则是以屯垦戍边的名义，从全国各地招收来的男女知识青年，都配以军装，称为不拿枪的解放军战士。两个师的战士，总计十多万人。

举行的建团仪式声势很大，红旗猎猎，锣鼓声声，拥挤的人群如同欢乐的海洋。内蒙古军区和自治区政府一些领导也都莅临会场，除了地方新闻媒体一些记者赶来采访外，还约请了《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和对国外发行的《人民中国》等国家级的报刊记者。

规定举行仪式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已到九点半了，《人民中国》的两名记者还没有赶到。据《解放军报》记者说，他们北京来的这帮记者，是从内蒙军区一起乘车出发的，他们这辆车在路上发生了点小故障，说很快修好就会赶上来，司机是位军区战士，他说路很熟，大家也就没有等他们。

按说九点前这辆车就可以赶到，大家在焦急中一直等到十一点，依然未见踪影。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心里打起鼓来，不会出什么事吧？知道内蒙地理环境的人都清楚，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行车，没有任何标志可以参照，即便经常跑车的司机，也往往会迷失方向。尤其是来的这条路线，还要经过一段沙漠地带，沙漠称为死亡之海，一旦迷失沙漠之中，在这灼热的夏季里，多不过两个小时的时间，就难逃死亡的命运。

领导仿佛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声令下，发动全部车辆，沿途寻找。

建团的仪式也不用举行了，大家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寻找的结果，多么希望他们能安然地回来，直等到下午三点多，寻找的车辆带回来的却是令人悲痛的噩耗，两位记者死在沙漠腹地，司机躺在车底下，只有一息尚存。

经过抢救，苏醒过来的司机说，汽车进入沙漠走了不长一段路，四个轮胎神差鬼使般一起撒了气。三人下了车，举目远眺，全是高高低低起伏的沙丘，一望无际。奇怪得很，只在转身之间便失去了方向，车头本是朝西的方向，竟然变成朝东的方向，再看，车身怎么又成了南北的走向。人们都知道，一旦在草原或沙漠中迷失了方向，白天鸣枪，夜间举火示警，等待救援。可这司机没有带枪，连火种都没有。他知道，为了保持体力和体内的水份消耗，就得原地不动。两位毫无经验的记者，为了争取采访的时间，不听司机再三劝阻，执意要走，按照车头指示的方向，很快消失了背影。

沙漠昼夜温差很大，特别是在夏季，中午可以高达摄氏七八十度，鸡蛋埋进沙里都可以烫熟，夜间则降到零下五六十度。在这样的高温下，两位记者怎么能走出这魔鬼般的沙漠呢？发现两位记者遗体的时候，他们走的方向不是向西，而是朝北走进了沙漠腹地。

人们说，沙漠中经常出现海市蜃楼的幻象。海市蜃楼的景象非常美丽，或是楼台殿阁，车辏马喧，或是波光鳞鳞，林木葱郁。两位记者或许被这海市蜃楼的诱导，改变了方向，误入了沙漠腹地。

司机有经验，一直蜇伏于车下，静静等待救援。就这样，他还几乎丧命。

建设兵团十万之众驻守在内蒙古西北部绵延百余里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地带：向北是茫茫无垠的黄沙，那是人类生存的禁区；向西是寸草不生的白花花盐碱地；向东是几乎被沙暴吞噬的干旱草原。他们要在这里筑起一道绿色屏障，保护住往南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

建设兵团要驻守的这个地带，是气候极端恶劣、生存极为艰难的地区，北边的流沙，每当大风骤起，就会跃起千万条黄色的巨龙，呼啸着铺天盖地而来，将一切都会湮没。

这里气候的炎热和干燥，我们呆了一天时间，就出现嘴唇皲裂，鼻腔充血，口干舌燥得总想喝水。奇怪得很，不管喝多少水，老觉得渴得要命，而且既不出汗，也不排尿，肚子胀得鼓鼓的，想喝水又不敢喝，喉咙和鼻腔火烧火燎似的疼痛难忍。

在这种条件下，我真敬佩那些自愿来屯垦戍边的知识青年，特别是来自江南水乡细皮嫩肉的青年男女，他们住的是土打垒的架子房，喝的是又苦又咸的水，可他们依然激情洋溢，精神抖擞，一路唱着响亮的歌，顶着星星出勤，披着月光收工，栽树种草。他们的口号：要让荒漠变绿洲，要叫碱地成良田！这是前无古人的英雄壮举，这是在用血和汗描绘着他们心中最为美好的蓝图。

我们被他们这感天动地的青春激情所感染，两位摄影师不辞辛苦地跑前跑后，把他们从生活到劳动许许多多感人的场景，不失时机地全部摄入镜头。

我见几位累得汗流浃背的姑娘，都用纱布缠着手，在笨拙地掘着土。问她们手是怎么受的伤，说是干活磨破的。当她们解开纱布，我不由得吃了一惊，每一双手都血淋淋的，可她们毫无在意地说：“这有什么关系，过几天就好了。”问她们是哪里人，原来她们是鲁迅的故乡、山水秀丽的绍兴。

我在想，他们从上到下这勃勃的雄心，巍巍的壮志，与天斗与地斗的豪迈气概，确实令人感叹，令人敬佩。但是，要筑起这道阻击沙漠肆虐的绿色长城，毕竟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谈何容易！

我们知道，非洲撒哈拉大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内蒙亦有纵横数百里的大沙漠，祖祖辈辈，千年万载，为什么没有人把它变成绿洲？相反，无情的风沙有如一头贪婪而凶猛的野兽，年年吞噬着大片草场、良田，和人们美好的家园，驱赶着农牧民像流浪者一样，撇家舍业步步内迁，在沙漠边缘可以见到远远近近被黄沙湮埋的断垣残壁。我们知道，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有个文明而繁华的楼兰古国，早已失去踪影，经考古发现，如今变成了上无飞鸟，下无爬虫，称为死亡之地的罗布泊。后来，金戈铁马、雄居一方的金国，把个偌大的宋朝打得节节败北，先后掠走两个皇帝，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抗击其内侵的爱国将领岳飞曾仰天长吟《满江红》“饥餐胡虏肉，渴饮胡虏血”的悲壮之歌。爱国诗人陆游至死未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癸勿忘告乃翁”，留下死不瞑目的绵绵遗恨。宋朝的遗老遗少，被逼逃逸江南，偏安杭州，另立南宋。而后，这喧嚣一时的金国哪去了？经挖掘的古代遗址证实，其大部分领域，也被湮没于浩瀚的黄沙之中。千年的历史证明，沙漠的改造，有如李白形容入川的栈道“难如上青天”，并不能靠一腔热情和几句豪言壮语，就可以治理出成效来的。这，只能是拭目以待了。

然而，我们这部片子，拍的不是他们改造的结果，而是在改造过程中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革命意志和奋战精神。

可惜，这部片子还没有拍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就通知我们各自回单位，参加清查反革命组织《内人党》的统一行动。我们谁也没听说这个“内人党”反革命组织，它能关系到我们拍片子吗？我们纵然弄不明白，也得服从命令，离开建设兵团，打道回府了。

我再说说建设兵团这支队伍后来的命运。他们苦苦奋斗了漫长的十年时间，带着美好的愿望，植树种草，所建立起来的这道绿色屏障，由于气候极度干燥和严重缺水，不仅没有成活，而且土地过度开垦，越发加快了沙化的程度，所做的好事，变成了对大自然原始状态的一次大破坏。他们的理想和努力被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摧垮了，不得不向大自然俯首称臣，退下阵来。

可是，被招收来的十万之众的青年男女，已成为近三十的大男大女，内蒙不能安排，返乡回城又很困难。他们复杂的思想，激越的情绪，经常成群结队地闹事，有的人乃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一时成为领导难以收拾的严重包袱。

这事，引起了中央的重视，经过多方努力，又长达一年多时间，使他们各得其所，才解决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