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能与亚洲价值观共存？

挪威---斯特英·托勒松正明 茉莉译北欧亚洲研究所导报编者按：
在布朗特兰德（挪威前任首相）政府的最後几个月，挪威人热衷於讨论他们与亚洲非民主国家的关系。布朗特兰德女士渴望将挪威与亚太地区正在勃兴的经济挂上钩。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她率领挪威代表团到中国、印尼、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一九九五年她在挪威接待了越南总理胡万基，接着又在一九九六年接待了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一九九六年十月初，正值石油和能源部长率领的挪威贸易技术代表团准备访问雅加达之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东帝汶人民的两位代表，接踵而来的是挪威媒体关於挪威对外关系中的人权考虑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的讨论达到高峰。
在挪威政府感到有可能被迫中断或减少经济联系和其他联系之前，某些反对党和媒体希望知道在某些国家侵犯人权的状况究竟有多么严重。布朗特兰德政府的发言人认为外贸关系与人权外交应当正常地同步进行。经济关系愈紧密，开展与人权和民主相关事务的有效的对话机会就会愈多愈好。她将缅甸视为一个例外，因为该国控制权力的政务会拒绝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但她并未看到在推进挪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与印尼之间的密切关系方面的弊端。
在布朗特兰德政府中，在人权对话方面最坚持不懈的发言人是国务秘书扬·伊格兰。作为一位人权专家，他是外交部长郭达尔的主要参谋之一，而且这两人仍然分别作为国务秘书和部长在现任首相雅格兰的政府中服务。
在布朗特兰德夫人作为挪威首相的最後一次出访泰国和越南之前不久，她在挪威外交部组织的亚洲研讨会上作了介绍性的发言。在同一研讨会上，北欧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斯特英·托勒松谈到人权与亚洲价值观问题。下面是他的谈话的节录。
最近二十多年以来，许多人已经从极权制度中解放出来，在民主制度中享有自由的保密的投票选举权。美国政治科学家韩廷顿曾将这一过程称为民主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最先起於天主教国家，接着是后共产国家，壮阔的波澜席卷了整个南欧和东欧、南美、苏联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同时也波及到亚洲，以致菲律宾、南韩、台湾和蒙古相继实现了民主化。日本和印度早已在第二次浪潮中成为民主国家，两国现在均有强大的民主传统。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尽管面临尖锐的内部冲突，最近也进行了十分成功的民主选举。泰国於一九九二年重新引进了民主，柬埔寨在短暂的军事统治过後，一九九三年的选举形成该国两大党的联合政府。
但是，在人口最稠密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国和印尼已经抵抗了第三次浪潮。潮头所向，首先受阻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继而於一九九六年七月从雅加达逆近回流。在北韩、越南、老挝、文莱也仍然是极权政体，西亚的几个伊斯兰教国家同样如此。缅甸如今是亚洲最残酷的军事专制。
下世纪即将发生的最大问题是民主是否也能在亚洲赢得胜利。亚洲人握有打开全球的民主之门的钥匙。如果中国和印尼民主了，世界其他非民主国家很可能跟着效法。这样一来，每个民族签署基本的民主原则，显然会像设定首都、国旗和通用货币一样轻而易举。但与之相反的局势也是可能形成的:亚洲的极权国家以其上升的经济势力，可以成为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反民主力量的范式，从而导致民主的普遍倒退。如果较大规模的战争的幽灵徘徊於即将到来的几十年，政府的民主形式的信心就会被挖掉墙脚，人们将在向後看时作出选择。伴随民主的前两次浪潮而来的都是普遍的倒退。第三次浪潮也可能以同样的结局告终。
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几位政治领袖都曾警告过多元化和对个人人权的过度强调。中共和越共都在开展反对所谓“和平演变”—— 即西方化的委婉语——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一九九六年六月在越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民主必须与纪律和秩序相结合被强调为重要的教训。越共声称，滥用“民主”制造政治失序的企图遭到了无条件的拒斥。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越南的自由主义浪潮创造了一个相当公开化的社会，但政治上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在一九九零年至一九九一年遭到了遏制。印尼也经历了一个逐渐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直到一九九六年军队出面干预阻止了合法的反对党印尼民主党（ＰＤＩ）成为真正的反对党。现在的问题是，一九九七年的议会选举是否仅仅只是执政的郭尔加的统治地位的又一次示威。
中国、越南和印尼的老人领袖在激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死守着他们的权力垄断。在下一个十年我们也许会看到巨大的政治变化，一是因为新一代必会掌权，二是因为经济的和社会的变革要求政治上调整，三是因为现存政体处在外来的和他们自身的有教养的阶级的双重压力之下——也许还会遇到来自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但还很难断言政治变革究竟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强调亚洲价值观的运动
近年来，来自冷战的两位朋友，马来西亚首相马哈希·穆哈马德博士和新加坡前任首相、现任大部长李光耀正在开展反对西方向亚洲传授民主和人权的运动。他们捍卫亚洲民族选择最利於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的权利。他们说，民族利益必须先於个人利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与印尼互动中已经在“东南亚国家联盟”（ＡＳＥＡＮ）安排了议事日程，仅仅遇到了来自泰国和菲律宾的更为民主的政府的有限的抵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是富有的国家。新加坡城市国家作为勃兴的亚洲中心的作用在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归中国以後也许会更明显地显示出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都奠基於一个政党的英明卓越——统一的马来西亚民族党（ＵＭＮＯ）和人民行动党（ＰＡＰ）。这两个党尽管实际上无须进行公开的欺骗，却都能在选举中以明显的差数稳操胜算。每一个人都有权表达他自己的观点和投出相反的选票，但政府却能以有效的方式轻而易举地使得那些天真地或执意试图行使他们的权利的个人在生活上变得相当困难。
富於讽刺意味的是，西方过去的最佳朋友今天却如此热衷於与西方的价值观疏远。但他们的运动不仅意味着反对真正的民主诉求，捍卫他们自己的政体，而且也意味着捍卫中国、印尼、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政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繁荣已日益有赖於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亚洲价值观现在也经常出现在中国和马来西亚为了继续压制危险的持不同政见者或反对势力而采用的论证中。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曾经是一九九三年三月的所谓曼谷宣言的幕後驱动力，这一宣言警告动用人权作为国际施压的工具，并且告诫维也纳联合国人权会议不要干预每个国家在民族和地区的条件限制下的人权。自从一九九三年以来，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相比，人权在国际外交中显得不那么重要。一九九六年曼谷的亚欧高峰会议（ＡＳＥＭ）之前，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属於最热衷於警告欧洲人将人权列入议事日程的国家之列。这次会议意在调动各种方式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欧盟的领导人选择了尊重他们的亚洲伙伴的意愿，尽管欧洲议院早在五年之前就已决定在每一次这类会议中人权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人权主要是在由非官方组织组织的类似的会议上得到讨论。曼谷和马尼拉，像香港和东京一样，今天已经是亚太地区人权组织可以公开活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但是，无论泰国还是菲律宾都谈不上能积极地推行提高人权政策的地区。
让我们看看亚太地区的政治家和智囊机构提出的论点，以便於见出西方的多元化与亚洲价值观之间的某种矛盾。
其一曰，亚洲人不是以个人的价值取向而是以集体的价值取向来思考问题的。亚洲社会不是建筑在个人而是建筑在家庭的基础上。每个人都不是把他或她自己看作一个个体，而是看作一个女儿、儿子、妻子、丈夫等。民族就象一个大家庭。自然而然地，导致亚洲人将家庭利益与民族利益联系起来，并且置於每个个体的利益之前。
其二曰，较之权利，亚洲人更关心责任。过於强调权利会导致自私自利。一种责任感有利於责任的行为。对於一个亚洲人来说，根据适合他或她在家庭中或大而言之在社会中的角色的规范来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其三曰，在一九九三年三月曼谷宣言中，发展的权利是关节点。一切民族都有权发展，有权选择最适合於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府形式。只有一个强大的稳固的政府能确保政治稳定，以便赢得经济发展。与亚洲传统相吻合的是，那些被委以权力的人的责任是谋求、提升人民的共同利益。为了达此目的，必须“号令天下”。政治多元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从而与稳定的和谐的亚洲价值观抵牾不合。
针对存在着一套亚洲价值观的观点，已有许多反驳。我将归纳为下述五个方面：
第一，民主早已引进许多亚洲国家，难道印度、菲律宾或台湾，较之中国、印尼和新加坡，就不那么亚洲？此外，民主政体的许多特点在亚洲民主国家中也早已制度化了。很难有什么例外，每个亚洲国家都有正式选举，在选举中每个公民一人一票，而不是家长或社团投票选举。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有基於流行的主权观念的宪法，大多数国家都说他们应当尊重法律的原则。这就意味着亚洲也采用了大量的带有一定民主政体特色的普遍原则和机构。较之选举结果早已预先决定的被操纵的选举，何以见得自由的保密的选举就会与亚洲价值观发生更大的冲突呢？如果说关键在於授予稳固的政府以继续掌握现存权力的生命，那么，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选举。这样一来，文莱或沙特阿拉伯将成为典范的亚洲国家。
第二，亚洲价值取向纯属子虚乌有。亚洲只是地理概念。欧洲也许可以看作一个文化和政治单元，它无法与亚洲相比较，只能顺理成章地与中国比较，因为在中国，长治久安的传统已经有效地将人民整合起来，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比较相似的文化中。而整个亚洲则是由巨大的文化拼凑构成的。即使我们将眼光仅仅囿於东南亚，也可以看到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在那里明显地存在着。他们杂居在一起，有数以千计的极不相同的语言。在这样一块文化拼凑中，很难有一种的传统的价值取向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亚洲。价值取向要么是地方的要么是普遍的。
第三，宗教和哲学文本可以从相当多的方面加以解释，亚洲价值观可以从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的文本中演绎出来，同样也可以从圣经中演绎出来。例如摩西十戒就渗透所谓亚洲价值观。大多数古老的宗教文本都很容易用来支撑极权政体。要找到为民主提供论据的文本反而更困难一些，但这也是完全可能的。许多人都在从事这一工作。昂山素姬已经从佛教中引伸出民主。决定其结论的不是文本本身而在於阐释者。
第四，关於亚洲价值观的修辞是权力的话语。它并不代表弱者反对傲慢的超级西方国家的声音。相反，它是谋求其自身的目的和利益的强硬的民族领袖的话语。这并不意味着亚洲价值观是这些领袖的唯一信奉。马哈希和李光耀通过大喊反对神话化的西方，已经不容置疑地重新确定了他们的威望。他们已经在他们的多民族人口中灌输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自豪感。挪威国王斯维列曾经通过大喊反对罗马而深孚众望。马哈希就是当代的斯维列。差别仅仅在於，对於他来说，要反对的皇帝既不在罗马也不在北京，而是在红衣主教聚集的华盛顿、伦敦和堪培拉。
第五，最後一个驳斥的论据是，大多数亚洲人并非如他们的智囊或领袖所宣称的那样关心责任和集体价值取向。不容置疑的是，与欧美相比，家庭在大多数亚洲国家依然是比较强大的纽带，甚至在富有国家也是如此。但民族作为一个超级家庭的观念并没有渗透到流行的意识中。家庭网络在汉语国家是重要的，但对民族风俗的尊重在汉语国家比在欧洲国家或至少比在北欧国家还要脆弱。弗库雅马在其《信任》一书中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往往极为信任自己的同胞，而中国人和法国人一贯不大信任非家庭成员或没有交上朋友的人。弗库雅马说，国家在中国和法国之所以如此活跃，是因为其目的在於建立一个大工业公司。我不敢确说弗库雅马是正确的，但他的比较跨越了欧亚之间的分野，这一点无疑是很有趣的。
基於上述五点驳论，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关於亚洲价值观的论点没有坚实的依据。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几个重要的亚洲国家今天的这种修辞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这一点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可以用来划出一条鸿沟，一端是许多亚太地区国家，另一端是欧洲、北美、澳洲、新西兰。如果我们希望在下世纪形成一个民主的世界社会，那么，力求避免东西之间的又一次划分就显得至关重要了。韩廷顿在他的题为“文明的冲突”的关於外交事务的著名论文中设置了一个陷阱，我们绝不能落到这个陷阱中。韩廷顿并没有接受李光耀的修辞术。他只是阐述了它，并且预言一种狭隘文明的广泛的反西方联盟有可能形成。力求避免根据假设的文明的冲突来讨论人权是极为重要的。讨论必须奠定在认同基本的普遍的人的价值的完美的现实目的之上。民主需要时间
即使我们拒绝这种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也没有理由期待亚洲的民主大踏步前进。民主需要时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这一点。制度化的民主只能在具有民主文化的民族中运转，而民主文化是不能一夜之间创造出来的。在一种充分发掘的民主文化内，利益相冲突的团体认为，通过讨论或协商以求达成一致或妥协，或通过选举决定取舍，乃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同样理所当然的是，一切重要事务都应在自由媒体上公开讨论。几代人的努力已经使之习以为常了。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许多亚洲国家也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行进。事实上，亚洲的某些极权国家形成一种民主文化的进程，与许多仓促投入第三次浪潮的国家相比，已经走得更远了。好几个西方国家由於近年来的贸易、腐败和选民的减少以及无所不在的政治参与，他们的民主文化的根基已经有所动摇。
对於人民来说，需要时间以习惯於自由地公正的投票选举，这种能力也是可能得而复失的。在亚洲的许多村庄里，选票全都投给那些支付了最高的金额或作了最具体的许诺的候选人。只有当国家的社团或政党在全国建立了分部时，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有关国家的争端才能相当广泛地被认识到，选民才可能自由地公正地投票选举。
另一大问题在於，地区的或种族集团之间的平衡往往需要打破，保密的非预定的选举却可能走向这种需要的反面。马来西亚力求避免种族之间近三十年来的暴力冲突，因为统一的马来西亚民族党已经在种族的社团之间构建了一种复杂的摊派政府机关的体制。马哈希的最大的目的是将各个种族社团合成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马来西亚民族，从而削弱地区制造分裂的作用。但马来西亚的大多数华人，与泰国或菲律宾的华人相比，已经不那么看重什么民族整体了。
在中国，区域的划分可能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政体的严重障碍。如果民主的进程导致地方的高度自治，那就可能破坏从富有的沿海省份到许多不发达地区之间重新分配税收的合法性的基础。李光耀说：“中国是一个庞大的难以比拟的国家，除了加强中央集权别无选择。”这倒是一个真正的顾虑。
另一个反对激进的民主改革的重要论点是，激进改革会使必要的却不受欢迎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更难推行。好几个亚洲国家以及全球的主要金融机构都有这样一种恐惧：突然引进多元化的政治会扰乱宏观经济稳定从而中断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都将有兴趣看一看，南韩、台湾、菲律宾和泰国究竟是否能将民主政治与高度的经济发展连接起来。
如果我们着手与亚洲国家开展关於民主的对话的话，这些观点无一是能够拒绝的。这就出现了一个难题：即一个小小的资源丰富的欧洲国家如何在亚洲推动民主和人权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认为可能会有两大失策。一是对每一次侵犯人权的行径都以呼吁制裁的方式给予反应。为了使国内的公众舆论的道德感到满意，这种失策在挪威和美国都曾有过。一旦侵犯人权的事件在媒体上有所报道，某些报纸、非官方组织和政治家就怂恿削减援助，禁止投资，实行贸易制裁或中断双边关系。这种抗议在事发国往往不但没有任何积极的效果，而且很容易遭到反弹。只有当一个高压政体早已陷入严重的内部危机，或者当某一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一致同意采取戏剧性的行动时，制裁才有可能奏效。美国和日本联手威胁缅甸，以取消一切投资割断与缅甸的贸易施压，结果可能迫使政务会将权力让渡给昂山素姬领导的联盟，但是，如果这种行动处理失当，就可能刺激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通过提供物质援助以挽救缅甸政务会。今天，日本和泰国都可能处在足以对仰光的政务会施压的民主国家中的最佳地位，因为它们都有很好的地方联系。我认为缅甸是在亚太地区制裁政策唯一可能刺激权力让渡过程的国家。我避免讨论伊朗和伊拉克，仅仅认为在亚太地区的制裁不能成为一种值得称道的方式——除了缅甸以外。
第二大失策是，对於与自己有经贸合作关系或在其中投资的国家的人权状况置诸不理，推卸自己的责任。公司总经理常常宣称无须遵守当地法律，只要服从其本国政府的惯例，因为他们的唯一的责任就是做好工作和赚钱。在跨国公司扮演着日益独立的角色的世界上，这种态度是难以令人接受的。政府控制跨国公司的程度正在日益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跨国公司必须参与推行一种全球性的道德原则，当此之际，正是大造一种跨国的公众舆论的高峰时期，这对於各大公司来说是责无旁贷的。挪威首创的跨国公司应当在改良工人的保健环境，捍卫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力方面站在前列，他们应当认真考察其投资地区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如果在挪威公司运转作业的地区有侵犯人权的情况，尤其是，如果这些侵犯与公司的活动相关的话，那么，将此上报挪威的政治权威或上报诸如大赦国际之类的组织，对於挪威人来说应当是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我不敢期待私人企业会乐於从事改善人权的活动，但他们在其投资的国家应当使当地官方和合作伙伴明白挪威公司可以容忍的限度，例如，招收劳工修建诸如道路或地下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可行的方式。我在此讨论的许多问题不仅适合於人权同时也适合於环保。许多挪威企业都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们坚持某种原则而不是只顾自身的短期经济效益，他们因此赢得了声誉。这一点，在亚洲，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应当是挪威人的形象的概括。
一般来说，我相信在改善人权方面既要忍耐又要持之以恒，既要采用外交手腕和科研合作，又要参与非官方组织的工作。确定在哪些地带不应立即介入难以制胜的冲突但却可能向前推动一小步，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改进法制和推动地方民主方面就可以发现两个这样的地带。大多数亚洲政府都承认法制原则，也渴望得到法定的权限。因此，挪威的对外援助可以更集中於法律教育和在法律领域的科研项目，从而有所收益。同样有益的是地方的民主建设。极权政体大都认为地方民主建设比全国范围的民主少一些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容许在地方选举中候选人之间开展真正的竞争，却拒绝任何全国范围的真正选举的可能性。
尽管美国和西欧在对亚洲政府施加压力以改善人权记录方面收效甚微，却没有放弃不管的理由。某些进步还是有的。许多独立的亚洲非官方组织已经形成。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反对团体都根据人权来立论。印尼有一个官方的人权委员会，它在好几个场合下已经提出了与军方观点相左的报告。压力可以在长跑中起作用。但必须持久地施加压力，更好地通过长久的制度或机制来监督人权状况，同时必须与亚洲各国内部的人权组织的活动连接起来。让我们消除所谓亚洲价值观的印象，也无须对亚洲国家望而却步，相反，我们应当采用大量新创的方式——既通过静悄悄的外交，又通过更明显可见的外交——投身於共同的捍卫人权的活动。
译自ＮＩＡＳ ｎｙｔｔ １９９６ ｎｏ.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