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卜楞寺在历史上号称有108属寺(其实要远大于此数)，是甘南地区的政教中心，目前拉卜楞寺保留有全国最好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 1982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寺庙现存最古老也是唯一的第一世嘉木样活佛时期所建的佛殿，是位于大经堂旁的下续部学院的佛殿。
拉卜楞寺下设六大学院，其中一个显密学院，五个密宗学院。分别为闻思学院（属于显宗）、时轮学院、医学院、喜金刚学院、续部上院、续部下院。拉卜楞寺将一年划分为九个学期（四年大学期、二年中学期、三年小学期）。大学期，每学期为一月；中学期，每学期为二十天；小学期，每学期为十五天。
藏语称“噶丹雪珠达尔杰扎西叶苏旗卫林”，意为“足喜讲修宏扬吉祥右旋洲”，简称为“拉章扎西旗”。据闻，第一世嘉木样选定大夏河旁的扎西旗为寺址，后拉章（佛宫）建成后，出于对大师的尊崇，在寺名前冠以“拉章”，称“拉章扎西旗”，久之“拉章”转音为“拉卜楞”，且广泛使用，于是拉卜楞成了寺名和地名。
拉卜楞寺创建之后只经历200多年，就成为了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的信仰中心、最高学府和政教合一的统治势力，其主要原因是它与经济实力雄厚的北方蒙古部族建立了密切的供施关系。
蒙藏两个民族的关系源远流长，无论是在西藏还是在安多。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于18世纪上叶退出西藏政坛之后，藏蒙交流的平台移到安多地区。在安多地区以共同的宗教信仰为基础、以佛教文化交流为形式的藏蒙关系是整个藏蒙关系的历史延续。拉卜楞寺（以下简称拉寺）充分施展身手，在安多地区藏蒙关系交流的这个平台上扮演了领衔角色。拉寺基于拓展政教事业的战略考虑，循序渐进地向包括青海、内蒙、外蒙、东北、新疆及今俄罗斯境内的蒙古部族展开了全方位的施教宣化，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建立起了与各地蒙古部族的大范围供施关系网络，由此为自身的发展壮大创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和必需的物质条件，实现迅猛崛起的预期目标，成就统领一方的庞大势力集团。
一 、联系新疆准噶尔王族
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信仰藏传佛教，早先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17世纪中叶强大起来，取代和硕特部而占据厄鲁特蒙古的盟主地位。康熙年间的噶尔丹、策旺阿拉布丹两位首领时期，准噶尔几乎成为战争的代名词，对于清朝初期的国家政局和北方民族产生了较大影响，也与西藏地区有着各谋利益的政教联系。嘉木样一世在西藏修学期间，时而听到与他同龄的噶尔丹叱咤风云的战争消息，对其留下深刻印象；与三大寺中部分准噶尔籍学僧建立法缘关系，收留的门徒当中包括知名学者丹巴隆珠和清军进藏征讨准噶尔部时担任着郭莽堪布的准噶尔·罗藏彭措。拉寺创建伊始，嘉木样即与准噶尔新一代首领策旺阿拉布丹相互遣使通好，建立了弘扬佛法为目的的供施关系。拉寺主动与准噶尔部王族建立关系，旨在寻找外圈依托势力，以期扩大自身影响，开辟新的财源和僧源，但是由于空间距离遥远，又因1720年准噶尔部被朝廷视为惩治对象而从西藏武力逐出，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鉴此为了避免招致清朝政府的嫌疑，拉寺及时调整策略，中断了继续北去新疆的步伐，双方关系趋于冷落。
嘉木样一世与噶尔丹两人青年时期同在拉萨习经为僧。1671年，准噶尔部统治阶层发生内讧，噶尔丹急忙返回新疆剪除异已，夺取权力，成为首领，遂迅速崛起，控制了新疆、青海境内的诸部蒙古。1674 年，嘉木样一世拜求达赖五世受了比丘戒。1679年，达赖五世授予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称号。噶尔丹的扩张野心一发不可收拾，屡屡攻打喀尔喀蒙古，直到威胁清朝政府，最终1697年他被清军彻底摧败，无力回天，服毒自杀。而于此时，嘉木样正值成为享有盛誉的一代佛学大师。嘉木样出任郭莽堪布与拉藏汗在西藏政坛进行合作之时，噶尔丹的侄子策旺阿拉布丹在新疆登上了准噶尔部的统治地位。拉藏汗与策旺阿拉布丹结为亲家，相互利用。
我们相信通过拉藏汗的中介，嘉木样与策旺阿拉布丹之间有了间接认识。《嘉木样一世传》记到：1705年秋季，“厄鲁特准噶尔部巨力转轮王觉柔图浑台吉（即策旺阿拉布丹）的使者来到拉萨，向嘉木样大师献了丰厚供养。向大师们做了必须要护持教法的托付。”策旺阿拉布丹派员拜谒嘉木样，单独奉献供养，充分说明他对嘉木样的敬仰之情；《嘉木样一世传》借用“巨力转轮王”的赞美词语，同样表达了对策旺阿拉布丹的极其尊崇。《拉卜楞寺志》道：嘉木样大师的“特殊施主厄鲁特觉柔图浑台吉王和彭措扎什首领先后数次敦请大师”前往准噶尔部传法宣化，然而因故没能成行。似乎就是这次1705年的拜会，准噶尔的使者向嘉木样首次转达了策旺阿拉布丹的口头邀请。嘉木样与策旺阿拉布丹由此建立了直接联系。1709年，能是经嘉木样提名选择，拉藏汗同意哲蚌寺的准噶尔籍学僧然卷巴?智华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选派代表陪送嘉木样来到安多。这位学僧没再返回西藏，而是担当起了拉寺与准噶尔部之间的联络使者的角色。
嘉木样在创建拉寺的同时，全面开展对外关系，除了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青海的蒙藏地方势力，他也设想与新疆的准噶尔部增进关系，以为本寺的基本建设和长远发展创建社会环境、争取财物来源。1710年5月，拉寺选定寺址以后举行首次讲习法会，嘉木样授旨然卷巴?智华：“你的名字与哲蚌寺郭莽学院的首任堪布仲?智华仁钦相同，为了图个吉缘，你就暂时代替我传授教程！”智华便以法台的名义开始主持法会。单从学识角度而言，跟随嘉木样的一百多名弟子当中不乏博学知士，而智华只是一个取得然卷巴中级学位的学僧，所以说由他代掌法台教职，除了上述“图个吉缘”之外，更应该视为嘉木样用心良苦的有意安排。约是1713 年春季，嘉木样指派随侍郭达·罗藏凯荞带着信物前去慰问策旺阿拉布丹，估计然卷巴?智华作为向导和翻译陪同去了新疆。
策旺阿拉布丹热情接待嘉木样的信使，并于1714年约5月份派遣智华喇嘛作为他的使者与郭达·罗藏凯荞一并到达拉寺回拜嘉木样，奉赠礼物，表达敬意，发出宣化准噶尔的邀请。他在信中讲到： “我有拜会大师的愿望，如同荒漠盼水，然而不得机遇。愿你心系格鲁派的教法……”云云。借着此次策旺阿拉布丹派员的方便机会，准噶尔部的其他一些僧俗上层也向嘉木样做出友好表示，其中上述王公彭措扎什捎带了慰问礼品，僧领然卷巴?丹巴彭措奉赠了100匹马。这年秋末，嘉木样复派郭达·罗藏凯荞与智华喇嘛再赴新疆慰问策旺阿拉布丹，趁热打铁，增进关系，提出相关要求，他在信中写到：“敬请尊贵的大王一如既往地护持宗喀巴教法的发展兴旺。我修善老翁亦欲急切会见大王，但建寺事宜未终，所以此次无法动身，就看日后能否如愿以偿……。”1715年7月，罗藏凯荞返抵拉寺，带来策旺阿拉布丹热情洋溢的回信和致敬礼物。这封回信的主要内容包括：他许诺要做拉寺的强大施主，待后时机成熟，拟向拉寺派送大量僧徒，提供财力支持；称赞嘉木样是教法大德，为了佛法和众生的利益，祈请大师贵体康健，长久住世；请求嘉木样为他祈祷，保佑他的前程。根据这个诚恳要求，嘉木样布置寺院僧会专为策旺阿拉布丹多次举行了祈福禳灾的烧施仪轨和修寿仪轨。
依照上述，拉寺使者两次去了新疆，而《安多政教史》（P515）载：“这位郭达·罗藏凯荞被嘉木样先后3次派往慰问准噶尔部浑台吉策旺阿拉布丹。”
关于郭达·罗藏凯荞在准噶尔部的活动，拉寺史书有段传奇描写：他与当地一位背诵出名的学僧打赌比试记忆能力，分别各拿一部同名经典，规定了背诵的页数和时间。那位学僧信心十足，去了野外清静地方聚心背记，而他一面与浑台吉策旺阿拉布丹座谈聊天，一面随手翻着经卷。时限至，那位学僧到场。浑台吉纳闷，对罗藏凯荞说：“可你还没背呀。”答日：“已经记熟了。”比试结果，他滔滔不绝，一气呵成，对手却只闭卷背诵了开首部分，莫能接续下去，诚心认输，在场的官民僧俗瞪目称奇。另外，他与浑台吉之间还有一段饶有意思的对话，浑台吉问到：“你们的王爷府（指察罕丹津）享有哪些财富？”他一一作了答复。浑台吉拍腿笑道：“你们的王爷还没有我的一个普通牧羊人的世俗福分，但是我却没有他的牧羊人的佛法福分。我原想大象驾金车把嘉木样大师从西藏接到这个地方，正在谋划之际，却被济囊王（察罕丹津）捷足先登请了过去。”
向来拥戴清朝中央政府的嘉木样没有想到，他对准噶尔部倾注期望之时，正是策旺阿拉布丹违背朝廷旨意而重蹈噶尔丹扩张覆辙之际。1717年，策旺阿拉布丹竟然发兵袭击西藏，攻占拉萨，烧杀劫掠，处死拉藏汗，废掉达赖俄昂益西嘉措。此举意味着他站在了清朝政府的对立面上，引起康熙皇帝的震怒。通过这一事实，嘉木样对策旺阿拉布丹有了实质性的认识。 1719年，朝廷调集重兵准备开发西藏征讨准噶尔部。于此形势之下，嘉木样及时做出一个新的相应部署，当年派员进京朝贡，径直通好中央政府，被康熙皇帝颁册赏印封以“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名号。相反，策旺阿拉布丹及其准噶尔部遭到了朝廷的严厉制裁，从此逐渐衰落。
二 、建立准噶尔堪布转世系统
兵败西藏之后，准噶尔部仍与清朝政府软磨硬抗了二十多年。乾隆十年（1745年），策旺阿拉布丹之子噶尔丹策零病逝，准噶尔部失去有效控制，头领之间展开权力争斗，内部开始瓦解，属下分崩离析，成为一盘散沙，其中若干首领主动归服清廷。乘此机会，清朝政府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发兵新疆，征服准噶尔部，彻底根除祸患，稳定了中国的西北角。于此之后，清廷采取怀柔政策，解除对新疆蒙古长达几十年的扼制，使新疆蒙古诸部不仅在宽松的和平环境之下得以休养生息，也使他们恢复了与清朝中央的隶属关系，并使他们恢复了与藏族地方的正常宗教联系。这种社会政治环境同样也为拉寺在新疆蒙古的拓展谋略再度提供了有利条件。
嘉木样二世继承嘉木样一世的意志，企欲要与新疆蒙古诸部尤其是与准噶尔部建立供施关系，试图在向那里弘法施教方面寻求实质性进展，他曾明确敦促高足弟子贡唐三世贡曲乎丹贝仲美（嘉木样二世卒后代理全寺政教）：要对宣教准噶尔部付出精力，做出部署。嘉木样二世的亲传弟子们承上启下，在培养年轻的嘉木样三世时同样提醒他要设法与准噶尔部加强联系。可见，拉寺对于间隔千山万水之遥的准噶尔部的份量看得很重，认定它对拉寺的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机遇如期而至，深受清帝崇奉的班禅六世进京朝觐途经青海之时，接受准噶尔部信众的参拜和请求，建立了准噶尔堪布转世系统。准噶尔堪布二世不幸夭折之后，嘉木样二世认定确立了准噶尔堪布三世，将其接入拉寺，作为定居拉寺的蒙古准噶尔活佛系统。通过这一活佛系统的建立及其定居拉寺，拉寺上层成功地搭造起了与准噶尔部的连接桥梁。
准噶尔堪布一世名叫罗藏彭措，系准噶尔部王族成员，生卒于17世纪下叶至 18世纪上叶，出任拉萨哲蚌寺郭莽学院堪布，人称准噶尔堪布罗藏彭措。他可能童年落发为僧，南下西藏修学，拜从嘉木样一世等贤哲为师，勤奋攻读数十年，终于在佛学界崭露头角，掌职主教，跻身中级阶层，获得社会地位，也为准噶尔部赢得荣耀。嘉木样一世在郭莽学院卸职之后，由尼玛塘巴·罗藏西绕执掌郭莽学院，根据拉寺有关史料的旁及记载，罗藏彭措是继罗藏西绕之后担任了郭莽堪布，在位时间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至五十九年（1720年）之间。他在准噶尔享有很高声誉，况且出身王族门户，因而以他为首世的准噶尔堪布活佛系统当为拉寺与准噶尔部建立关系的理想途径。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夏秋之际，在任郭莽学院堪布罗藏彭措作为西藏最高当权者拉藏汗的使者来到青海办理公务，并到拉寺拜谒师父嘉木样。嘉木样安排僧众举行欢迎仪式，予以热忱接待。根据当时情形分析，罗藏彭措此次安多之行的使命是受拉藏汗旨意，就“真”“假”达赖之争引起的政治危机实施的应急措施，目的在于力保拉藏汗所拥立的拉萨在位达赖喇嘛阿旺益西嘉措（又称班噶尔增巴），阻制青海蒙古王公等力图拥立出生康区理塘的达赖灵童噶藏嘉措。罗藏彭措向嘉木样敬献《四家合注》、……衣饰、用具等财物礼品，转交了拉藏汗的书信。
师徒两人别后重逢，不胜欢喜，畅叙情怀，座谈政教。《嘉木样一世传》评介这对师徒道：“……阿阇梨罗藏彭措生于准噶尔王室，种姓高贵，但平易本分，性格正直而信念坚定，学识优异而自谦节傲，恪守戒规而表里一致，所以，大师也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悉心栽培。”嘉木样应请为其传赐密宗“十忿现证金刚铠甲”和绕派传规的十忿金刚方面的教法，传赐许多与格扎巴拉的诸种“羯磨集”结合联讲的经义及其命轮秘诀、夏格巴所作本文、六十食子本文的教敕，并且应其之请授予未来相关悬记，其中预言：“你将面临两次大的灾难，对第一次不必惧怕，对第二次设法躲避为宜。”预言所指是随后清军两次赴藏征讨准噶尔的军事行动。罗藏彭措当年返回拉萨向拉藏汗复命。从其后事态的发展来看，他在青海的斡旋活动并未取得预期效果。次年，准噶尔部偷袭西藏，毙杀拉藏汗，废弃达赖阿旺益西嘉措，推翻和硕特部在西藏的统治，代而行施强权。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派兵入藏征剿准噶尔部，消息传到拉萨，罗藏彭措没有理会僧众要他逃跑的敦促，反而告慰人们：上师已有悬记，此次不必惊恐。果然，清军在那曲全军覆灭，他安然无恙。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朝大军二度入藏征剿，金戈铁马，直指拉萨。身为准噶尔王室成员的罗藏彭措深知此次凶多吉少，于是在清军到达之前北上逃往家乡新疆准噶尔部，幸免于难，而留在拉萨三大寺的一百多名准噶尔籍的蒙古族僧侣全被清军清查捕押，予以惩治。
以上情况似乎能够证明两个问题：一、拉寺及时已与刚被朝廷解禁不久的准噶尔部之间联系，并且通报了嘉木样二世即将进寺坐床的信息。二、朝廷“特派”官员陪同准噶尔团队前往拉寺，此举说明朝廷仍对准噶尔部的对外重大活动实施着密切的监控。于此前后，准噶尔堪布罗藏彭措在新疆示寂，但是鉴于连年的战争环境和紊乱的社会秩序，准噶尔部尚未顾及或尚无条件为他建立转世系统。乾隆十一年（1746年），策旺多尔济纳木扎勒继承其父噶尔丹策零（上年病卒）的职位，同年3月、12月，他遣派使臣哈柳和玛木特向清政府进表奉贡。拉寺史料载：火兔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丁卯）春节，“准噶尔部的使者抵达（拉寺朝拜嘉木样二世），奉献王和各位‘贤士’的大量朝贡财物，（嘉木样）也向他们各位及使者回赠了优厚礼物。”从时间上判断，此次来到拉寺的应是玛木特一行，是他按照策旺多尔济纳木扎勒的布置，进京朝贡清帝之后返归期间顺途朝礼了嘉木样及拉寺。约于次年，经在任噶丹赤巴萨木察?俄昂南喀桑（拉寺的萨木察赛赤一世）的联系敦请，准噶尔部又向拉萨三大寺僧众发放了财物布施。如前所述，噶尔丹策凌死后，准噶尔内部演绎了一场争权夺利长达数年的分裂闹剧，大大伤损了元气。清廷借机出兵新疆，一举平定准噶尔，大军驻扎伊犁。未久，清军平息了策旺阿拉布丹外孙阿睦尔撒纳掀起的反清事变。清廷旋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立总统伊犁等将军，统辖全疆的军政事务；在伊犁设立伊犁将军府，做为清朝在新疆地区的最高军事政务机关。至此，新疆境内彻底结束了准噶尔部长期以来的割据局面，各族人民得到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准噶尔人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也相应走上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
清朝实现空前统一，国家步入太平盛世，朝廷大兴佛教文化。这种社会背景就使建立准噶尔堪布转世系统的时机业已成熟。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班禅六世华尔丹益西应乾隆皇帝盛邀前往北京途径青海时，满足信众的要求，认定准噶尔堪布的转世灵童。《安多政教史》对准噶尔堪布世系的建立及其二世的生平作了如下简明记述：“班禅大师前往汉地途中留居青海期间，（参拜的）准噶尔信众提出给堪布罗藏彭措立一化身的愿望。于是大师定立了出身为东科尔活佛近亲的罗藏宗哲，准备迎请坐床，却于15岁时逝世。”根据准噶尔堪布三世的生年推算，准噶尔二世罗藏宗哲的生卒年限当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通过以上记载可知：罗藏宗哲是经班禅大师认定并由此建立了准噶尔堪布转世系统，他的出身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青海宗教地位较高的驻京呼图克图东科尔六世嘉央丹增嘉措的近亲；他虽未正式坐床即位，但也列在准噶尔堪布世系之中。另外，确立准噶尔堪布二世罗藏宗哲之事与几位相关活佛之间的关系似乎令人关注：嘉木样一世是准噶尔堪布一世罗藏彭措的师父，两人关系如前所述；班禅六世是嘉木样二世的师父，彼此关系甚密；东科尔五世索南嘉措是嘉木样二世的叔父和启蒙老师，是他最先举荐并将自己的侄儿扶上拉寺寺主的法座；嘉木样二世贡曲乎晋美昂吾担任了东科尔六世的师父，并曾将其请至拉寺留学深造。由此可见，准噶尔堪布二世人选的确定包含着微妙的人际关系背景。
罗藏宗哲的生年与罗藏彭措的卒年之间约有20多年的空档，而他被确立的时间与他的前世的卒年之间更是存在40年左右的差距，这与正常的活佛转世现象不相吻合，究其原因乃为历史所致：其一、自准噶尔部入侵西藏及其拉藏汗政权倒台之后，嘉木样一世执掌的拉寺与布达拉宫新一代政教上层及准噶尔部之间中断关系。由于内部分歧，嘉木样二世在其前世圆寂22年后才继任法位，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藏朝习，弥合了与布达拉宫的关系，从西藏回来，基本确立了自己在拉寺的最高权威。这时已经到了18世纪60年代，他普遍建立了前世嘉木样的诸位高足弟子的转世系统，以为拉寺的政教事业充实力量。他也可能想到建立准噶尔堪布转世系统，但这样做会引起朝廷和布达拉宫的什么看法？因为罗藏彭措出身的准噶尔王族曾是清朝政府敌对势力，也给西藏带来了一场沉重灾难。所以，他不能不谨慎处之。其二、准噶尔部动辄引起兵燹及其招致清军的连续征剿，几十年当中，他们首先面临的是恢复生产，创造生存环境，所以，无力及时关顾为他们部族的高僧准噶尔堪布寻访认定一位转世灵童。
鉴于上述，直到备受清廷崇举的班禅六世朝觐途径青海时，蒙藏僧俗纷纷参拜，借此机会，或许主要是嘉木样二世的意向，由准噶尔部的僧俗出面提请，方由班禅大师从可能是早已被有关方面物色选送的若干候选名单中认定罗藏宗哲为准噶尔堪布的转世灵童。班禅的认定既树起了建立准噶尔堪布世系的权威性，又防止了若由其他活佛认定就要出现的各种社会异议。嘉木样二世早在西藏留学时与班禅六世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时，他也前往迎送朝礼，每日陪伴大师，座谈政教，彼此进一步沟通，情感更加增强，达到亲密程度。其后，拉寺则堂堂正正地定立了准噶尔堪布系统的第三世活佛。
准噶尔堪布三世罗藏益西达吉（1781－1855）生于青海尖扎囊拉土官家族，系嘉木样二世之侄，从小被叔父嘉木样带在身边，住于拉寺受到良好教育，后被嘉木样三世等拉寺上层确立为准噶尔堪布转世活佛。从他开始，准噶尔堪布活佛世系定居拉寺，成为拉寺八大堪布活佛之一。嘉木样二世圆寂次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3岁的罗藏益西达吉竟然前往西藏朝习，那时他还没有活佛的身份，只是一名普通僧侣，生活比较俭朴，在哲蚌寺郭莽学院勤奋攻读，历经10年左右，考取了“道然巴”格西。朝游前后藏圣迹，参拜班禅七世并受了比丘戒。
班禅授戒时给他赐了一尊释迦牟尼像，要求他今生完成对一千僧侣的比丘戒传授。据称，他后来累计为一千五百多僧授了比丘戒。约是嘉庆十三年（1808年）冬季，罗藏益西达吉从家乡囊拉启程前往内蒙古草原，在阿拉善旗与从北京返回拉寺的驻京呼图克图萨木察二世晋美南喀相逢。这位在朝廷供职的赛赤活佛进行考察后作了对他生涯带来转折的启示性法旨，其中说到：“你的徒众在准噶尔地方，你应奉建一尊宗喀巴五照见像为宜，”还以驻京呼图克图的名义发了一份相关执照。对他个人，这是一次机遇性的会晤，活佛提示他应该放弃内蒙之行而应改道前往新疆蒙古准噶尔部，话意暗示他就是准噶尔堪布的转世活佛。
毋庸置疑，具有远见卓识的萨木察活佛回到拉寺后与年值17岁的嘉木样三世及其经师贡唐活佛等核心人物交换意见，达成共认，决定派遣罗藏益西达吉北上新疆弘法施教，以期加强与准噶尔部的关系交流，以期取得实质性的利益成果。《安多政教史》道：罗藏益西达吉于33岁藏历水鸡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癸酉）在准噶尔部宣化，应桑达王之请，传授大威德金刚和大悲观音两种灌顶，奉建铜制鎏金大型宗喀巴五照见像，回到拉寺后将该像献于嘉木样三世，并且奉献了大量财物供养；不久，他又接到摩兰达吉钦差的敦请而复去准噶尔部，临行时，嘉木样三世明确宣布了他的准噶尔堪布转世活佛身份，签发了身份证件；他一生先后五次前往准噶尔部弘法宣教。罗藏益西达吉身后没有传记，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西藏和新疆准噶尔部度过，所以对于他的生平事迹，可供参阅的资料极为奇缺，仅是寥寥几笔而已。
即便如此，我们可从以上有限记述作出这样的分析：一、罗藏益西达吉被驻京呼图克图萨木察活佛发给一份执照，第一次派往准噶尔部，这一举动可以看作拉寺在准噶尔部施教计划的实践尝试。那份执照便是他的身份证件，是以准噶尔堪布活佛的身份前往他的一世的家乡弘法利众。他在那里的活动进行得比较顺利，通过讲经说法，与王公贵族结识交好，与官民僧俗培植情感，赢得教众敬仰，取得满意效果。二、他第二次出行准噶尔部时，嘉木样又颁发了一份执照，使他在那里更加名正言顺，身份得以普遍认可，形象得以基本树立，从而占据了“准噶尔堪布活佛”在准噶尔部人民宗教生活中的一片精神天地，并且也为他这个活佛世系及拉寺上层在准噶尔部日后计划的开展铺垫了厚实的基础。三、他在准噶尔部的施教活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客观上对于清朝政府的治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扶助作用，符合清廷的根本利益，因而朝廷派驻新疆伊犁的钦差大臣以官方名义邀请他再度宣化准噶尔部，这样，既受当地教众欢迎，又得清朝官方支持，两全齐美。如此背境和时机，就为拉寺在准噶尔部拓展政教事业提供了适宜的政治条件。四、他在那里功成名就，建立了宗教道场，也为拉寺开创了有利局面，带来了实惠。利用那里蒙古信众的财物供养，他在拉寺修造了准噶尔堪布活佛宫，奉建了释迦牟尼佛殿。通过他，在新疆蒙古折射拉寺的宗教光芒，增进了拉寺与准噶尔部的政教交流，巩固了双方之间的传统关系。在他之后，拉寺其他活佛的身影继而闪现在了新疆蒙古地区。
三、各大活佛宣化厄鲁特四部
自从准噶尔堪布系统建立，拉寺开辟了与准噶尔部的交流通道，双方之间恢复了嘉木样一世与策旺阿拉布丹之后的相互往来。实践证明，准噶尔堪布三世罗藏益西达吉准噶尔之行取得圆满成功，收获颇丰。准噶尔堪布活佛在准噶尔部现身说法、创建基地的同期，拉寺审时度势，把握机会，随即循序实施辐射拓展的计划策略，把宣化范围扩及到了整个厄鲁特四部（即和硕特部、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和杜尔伯特部），进一步播撒拉寺的宗教影响，广泛缔结与各个部族的供施关系。19世纪20年代至清朝末期，拉寺的妥噶活佛、喇嘛噶绕和贡唐活佛轮番多次进入新疆北部地区，累计在厄鲁特四部的巡游施教时间长达50年左右。他们是有史可查曾去新疆蒙古施展作为的拉寺高层人物，或许拉寺还有其他去过新疆蒙古而未留下文字记载的活佛高僧。从他们的事迹看，如果清朝封建统治不被掀翻，或者说中国社会制度更替时间表再被拖延，那么，拉寺在新疆蒙古的拓展事业将会继续推进。
妥噶夏仲活佛世系具有拉寺及其所属扎油寺双重寺籍资格，扎油寺为其主居母寺。这个系统的第三世活佛贡曲乎格勒坚赞（1778－1856）先后两次前往新疆蒙古。他是拉寺直属桑科部落人，藏族，与拉寺嘉堪布一世智华坚赞为同父异母兄弟，4岁被认定为妥噶夏仲转世灵童，5岁迎往扎油寺坐床即位，投师习经，进步甚快，少年移居拉寺修学，20岁时在贡唐活佛座下受了比丘戒。《安多政教史》记到：贡曲乎格勒坚赞于水猪年（嘉庆八年，1803年癸亥）前往蒙古地区，水猴年（嘉庆十七年，1812年壬申）返抵拉寺，将嘉木样二世迎往其宫，敬献像经塔、寿瓶、海螺、水晶碗、银两、缎匹等，给扎油寺捐置价值银120两的大威德金刚立体坛城和栽绒毯柱套、大型香囊、锦缎门帘等。该书作者因为缺乏资料，所以仅是核实了他往返蒙古的时间，而对其在蒙古的事迹没有只字交待。
这里“蒙古”即可断定为新疆蒙古厄鲁特四部，因为上书记述他二去新疆情况时写到：“复又杜尔伯特部派人来请”，由此得出结果。可以想象，他被拉寺上层指派首去新疆蒙古，长达 10个年头，活动范围以杜尔伯特部为主，事迹丰富多样，收到明显成效。依据史料中的记载排序，他是拉寺首位前去新疆蒙古的活佛，是他首先打开了拉寺宗教势力伸入厄鲁特四部的历史局面，在他回到拉寺的次年即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由准噶尔堪布三世肩负使命抵达了准噶尔部。嘉庆二十年（1817年），他与前来迎请的杜尔伯特部的人员一道再去厄鲁特蒙古，历时7个年头。据载，此次他在那里先后为五百余僧授了沙弥、比丘戒；传赐《修法宝生》、十七身白伞盖佛母、大悲观音菩萨、十三身大威德金刚的灌顶等诸多显密教法；在达赖七世噶桑嘉措赐名的“准噶尔大乐法兴寺”规范地建立了三事仪轨和宗喀巴圆寂纪念日“五供法会”。他收受丰厚的财物供养，为个人日后事业创造了物质条件，道光三年（1823年）返抵拉寺，给嘉木样奉赠银两、锦缎和数名带来的新疆蒙古族僧徒，给大僧会发放了银两布施，还给扎油寺和香勒卡寺僧众布施银两，为两寺的弥勒佛殿捐置了金顶和多种供物。次年（1824年甲申）起依次出任香勒卡寺法台、拉寺医药学院法台、玛曲荞科部落寺法台、阿木去乎寺法台、拉寺密宗下院法台和河南亲王旗额尔格寺法台，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升任拉寺第42届总法台，在职3年，施资举办了七月辩经大法会。
喇嘛噶绕是拉寺具有特殊地位的活佛世系，以其第一世贤巴图道根噶坚赞（1835－1995）的彪炳功业而闻名于世。他在天山以北伊犁地区数十年奔波传教弘法，倾情利乐众生，奋勇抵抗外敌，捍卫国家主权，拯救各族百姓，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受到蒙古族官民的拥戴，颂称“察甘喇嘛”（即藏语意译之喇嘛噶绕，汉语意译白佛），甚至喻为“察甘曼殊室利”即白文殊菩萨，也因此得到朝廷嘉奖，领受护国保民的重任。喇嘛噶绕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3岁跟随师父首赴蒙区地区。据载，他们师徒应蒙古族官民之请举行嘛呢丸修供仪轨，至第七天，所供嘛呢丸腾空起飞，人们见此情景，敬仰之心油然而升。不久返回，用募化的财物布施了家乡勒琼嘉喀尔寺的僧众。此次出行，对蒙古有了初步认识。
藏文史料没有指明他此次所去为哪方蒙古地区，从以后的情况判断，应是新疆的伊犁地区。咸丰二年（1852年），他二赴伊犁地区，在金山阿勒泰、霍克博（今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等地区传经布道，被当地王公顶为福田。同治元年（1862年），喇嘛噶绕三赴伊犁，历时20个年头，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离开那里。这次，他初在南日拉霄（即天山）、吐尔扈特、布惇哈喇（即科布多）、哈巴河等地传经，被相曲策丹郡王奉为福田。应郡王之请，为该地寺院建立了开展长净、坐夏、开禁的宗教生活制度，为僧众传授教法。遂去塔尔巴哈台地区，结识清朝派驻钦差大臣等高级官员。在阿勒泰地区，请准清朝政府，修葺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遭到损坏的《甘珠尔》、《丹珠尔》的经版及两座佛塔；创建阿勒泰寺院，建起大经堂、医学院经堂、宗喀巴佛殿、弥勒佛殿等大型建筑；组建显宗法相学院，开展讲辩活动；建立正月祈愿法会，先后从安多的塔尔寺、拉卜楞寺邀请高僧担任主教法台。
阿勒泰寺发展顺利，初具规模，一切规程均按拉寺设置执行。根据实际需要和便于履行职责，他还聘师学习了汉、满、蒙三种文字。光绪四年（1878），在巴雅尔郡王寺建立了显宗法相学院。次年（1879年）在南日拉霄地区创建夏珠达尔吉琅寺，供置所需大量像经塔和各种供器，捐赠教务经费。鉴于他在遥远的新疆蒙古部族传教宣化取得突出成就，班禅大师特派使者前往准噶尔表彰慰问，颁授金字敕谕、文牍、印玺、金质金刚顶戴，还赐予护身结、密法护轮、像经塔、藏香、哔叽、氆氌等赏品。嘉木样四世也派人马前去伊犁赠礼慰问，表达敬意。他回敬班禅佛教礼品和银五千两，回敬嘉木样大小银铜佛像73尊、各种银质器具和银千两。这次，他在伊犁地区正巧遇着沙俄军队的武装入侵和当地一些土著势力的反叛作乱，城镇被毁损，钦差大臣丧命，百姓惨遭杀戮，寺院变为灰烬，财物被尽数洗劫。他不忍目睹如此悲剧残景，激起爱国护民的高度责任感，施发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毅然破戒从戎，统帅军队，跃马出征，慑压内叛，保卫国家疆域，维护人民利益，取得显赫战绩，建立不朽功勋。同时设法安置战乱造成饥寒交迫的广大群众的衣食住行，以个人财物大行施舍，请准朝廷拨款救灾，抚慰人心，恢复生产，稳定社会。“察甘喇嘛”的威名因此传扬四方，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歌颂，赢得清朝中央政府的特别赏识。
战事之后，朝廷论功行赏，清帝宣旨给他颁赐“根噶坚赞呼图克图”金印，为他所建阿勒泰寺赐名“承化寺”，给寺院僧众布施银两，并道：“朕深知呼图克图对大清王朝披肝沥胆，屡建功勋，望汝仍驻锡于阿勒泰。”他在我国少数民族近代爱国抗敌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英名。光绪九年（1883年），他抵达西藏朝圣，拜谒政教上层，大行施舍；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自己的家乡洮河流域齐百西以为皇帝、皇太后祝寿名义创建拉寺所属曲华相寺，受到清廷大加赞赏；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京朝觐了清德宗载恬皇帝。他用新疆蒙古部族供奉的巨额财物为拉寺的弥勒佛殿增建铜质鎏金宫殿式屋面；在拉卜楞塔哇居民区奉建大型释迦牟尼佛殿；在拉寺建造喇嘛噶绕宫邸；数次为拉寺熬茶供饭，发放布施，敬奉僧团。光绪十六年（1890年），他接到皇帝谕旨，奉命四赴新疆，在迪化衙门会见钦差等各级官员和前来迎接的蒙古族僧俗首领。此次他在中俄毗连的伊犁地区留住4年，主要从事传法活动，先后巡游或应邀到达许多寺院讲经布道，同时收受官民信众的财物供养。喇嘛噶绕卒后，拉寺为其操办后事，寻访认定转世灵童，建立转世系统。喇嘛噶绕二世噶藏慈臣丹贝坚赞（1896－1909）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13岁被新疆蒙古族迎往伊犁供养，千里迢迢，艰辛爬涉，可能由于路途劳累和气候、水土变化的原故，不幸身染恶疾，于次年卒于伊犁。
关于喇嘛噶绕的详细生平事迹，敬请读者参阅藏文《喇嘛噶绕传》和汉文《拉卜楞寺活佛世系》，此处评介从简。
贡唐五世嘉央丹贝尼玛（1860－1925）在清末民初连续前往新疆蒙古宣化。贡唐活佛北上的频频步伐表明拉寺加强了与新疆蒙古关系网络的建设力度，也是对喇嘛噶绕的宣化工作的衔接。光绪十九年（1893），贡唐四世首次北上蒙古地区，经兰州、甘州等地游历额济纳土尔扈特、喀尔喀浑台吉、阿勒泰、土尔扈特等广阔草原，为王公贵族、僧俗百姓讲经布道，举行大型灌顶法会，受到阿勒泰金山南北蒙古族的普遍欢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返抵拉寺。《贡唐四世传略》道：“由于资料缺乏，其在蒙古地区的活动无法予以详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他二次启程北上蒙古地区，经额济纳土尔扈特去杜尔伯特部，途中为夏鲁哇活佛转世灵童等传授教法。次年至乌梁海奥达汗部为该汗王做祈祷法事，遂在普默噶图、鄂木日、图默噶图等地（在今新疆的塔城至乌鲁木齐之间）的部旗及其寺院传赐灌顶、随许。随之到达杜尔伯特牧地，为杜尔伯特郡王及其部众传法授戒，还为专程而来的土尔扈特王单独传授了红色狮面佛母随许。
拉寺藏文史料旁记：藏历第十四绕迥铁龙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准噶尔比丘僧群培、厄鲁特·夏仲·益西摩兰等”来到拉寺学经聆法，贡唐活佛应求为他们传赐诸多灌顶、随许。这就表明，从19世纪20年代起，不仅拉寺活佛前往新疆蒙古传经宣化，而且也有新疆蒙古僧侣慕名前来拉寺求学受教，彼此进行互动交往。新疆蒙古僧侣来到拉寺，有的是经过数年留学深造，成就学业之后返回原籍，有的则是加入拉寺寺籍，终生不回故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除了普通僧侣，一些上层人物也是亲自或派员来到拉寺朝礼和修学，其中包括推崇佛教的清朝政府派驻新疆地区的高层官员。这种现象足以反映出了拉寺在他们心目中的宗教地位。《嘉木样四世自传》记到：藏历第十五绕迥铁鼠年（1900庚子）冬，“准噶尔将军”夫妇派人朝礼拉寺，拜谒嘉木样，敬献银两、锦缎等礼物。这位“将军”可能是指负责新疆军务的伊犁将军。《嘉木样五世传》记到：藏历铁猴年（1920庚申），“土尔扈特译师和嘉喀尔活佛等（拉寺）显宗闻思学院的部分应试学僧”拜谒嘉木样……；铁鸡年（1921辛酉）正月法会期间，一叫准噶尔?索南的蒙古僧侣参拜嘉木样，上献银两。同年同月（1921辛酉正月），以上提及贡唐活佛在新疆境内剃度授戒的“准噶尔夏鲁哇活佛主仆”在拉寺观礼祈愿法会，朝觐嘉木样，敬献供养。
比较而言，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原因，新疆蒙古部族渐趋衰落，但是，直至清朝末年，拉寺与新疆蒙古部族之间没有间断往来，尤其是拉寺上层对新疆蒙古抱着锲而不舍的施教信念，并且取得了预期成效。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制度的变更和空间距离的制约，双方之间的直接交往减少了，但是，拉寺上层仍未放弃对新疆蒙古的既定策略，通过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方式，与之保持着宗教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