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欧亚主义者 -- 列夫·古米廖夫

古米廖夫是苏联时代俄罗斯本土惟一的欧亚主义者，在“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之间起了重要的承先启后作用。他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民族的进取精神正处于从消沉期到惰性期过渡的最艰难的转换阶段。

本文所说的不是俄罗斯白银时代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的诗人丈夫尼古拉·古米廖夫，而是这对著名诗人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在当今俄罗斯思想界，这位自称为“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的学者名声之大，较之他的父母毫不逊色。他在去世前不久回答记者的一段话被广为传播，鲜明地表露出他的欧亚主义立场：“让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只有作为一个欧亚大国并且只有通过欧亚主义，俄罗斯才能得救。” [1] 
　　古米廖夫1912年10月1日生于彼得堡市郊的皇村(今称普希金市)。他的祖父曾经受封贵族。虽然这一爵位不是世袭的，古米廖夫仍像其父亲一样，以此而感到自豪。而他母亲阿赫马托娃的祖先，若是传说可信，更是无比显赫。据这位女诗人自己说，阿赫马托夫家庭源于金帐汗阿合马：“一天深夜，阿合马汗在其营帐中遭一个被收买的俄罗斯凶手杀死，从而结束了蒙古在俄罗斯的统治。众所周知，这个阿合马乃是成吉思汗的后人。阿赫马托夫家族的一位公爵小姐普拉斯科菲娅·叶戈罗夫娜嫁给西伯利亚的著名大地主莫托维洛夫。莫托维洛夫家族的叶戈尔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女儿安娜·叶戈罗夫娜即是我的祖母。她去世时，我妈妈才9岁，正是为了纪念她，才给我取了安娜这个名字。” [2]
　　然而显赫的家世也好，父母的荣名也好，都未能免除古米廖夫的灾难。他才6岁，父母就离婚，将他交给住在乡下的祖母抚养。3年之后，他父亲更以莫须有罪名被枪毙。从此，厄运一直紧跟着他，令他饱尝了饥寒的滋味和亲友的冷眼——这还是轻的。从1933年起，他4次被捕，14年在监狱和苦役中度过，14年不准发表文章。若是一个意志薄弱者，这些灾难即使不让他自暴自弃，也会令他看淡一切而无所作为。
　　然而古米廖夫不是这样的人。在乡下的铁路学校读书时，他一头钻进图书馆里，不仅阅读外国小说，还对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回到彼得堡上完中学后，他在汽车和电车公司干过粗笨的杂活，当过地质考察队的工人。但他总是紧紧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即使饿得头发晕也坚持做功课和参加考试，即使被关在牢房里也思考学术问题；并且像他父亲一样，一有可能就到处漫游，开阔眼界，增长学识。就这样，他在26岁那年终于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读到四年级——只因被突然逮捕才中断学业，而这次被捕仅仅因为他当众纠正了一位教授对他父亲的错误指责。
　　为此他被判刑5年，出狱后在地质考察队当工人，并意外地获准参军上前线，参加解放波兰西部和攻克柏林的战役，因作战勇敢而受到首长和战友的赞扬。从参军、参战、攻克柏林到复员回国这短短几个月，是古米廖夫前半生最幸福也最难以忘怀的时期。
　　回国后，他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当过短时间的消防队员，随即以旁听生资格通过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考试，并得以一边在精神病院当图书管理员，一边作为东方研究所的研究生攻读副博士学位。就在此时，新的灾难又向他逼近。1946年9月苏共中央的一份决定点名批评他母亲阿赫马托娃；紧接着，苏联作家协会又将她开除。众所周知，在二战初期，斯大林曾专门指示让她坐飞机疏散到大后方，在此前后还多次称赞她。这时突然贬斥她，原因自然复杂，但有一点并非不重要：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公开表示喜欢她的诗歌，当时又风传丘吉尔派遣专机来把她接到英国去。而她与英国情报部官员伯林的密切关系，更成为打击她的口实。当然，除了母亲失势的影响之外，作为“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古米廖夫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被监视和诋毁的目标。就在他快要参加论文答辩之时，被东方研究所取消了研究生资格。只是由于列宁格勒大学校长沃兹涅先斯基爱惜人才，不畏风险，才使他绝处逢生，得以于1948年在该校通过论文答辩。可是还没得到学位证书，他又在1949年被捕了。不久，即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集中营里做皮鞋。在这儿，他再度碰到慈悲心肠的人：监狱长见他体弱多病，对他破格开恩，不仅让他干较为轻松的工作，还允许他写有关匈奴的书。结果在1956年出狱时，他已经写完了《匈奴》和《古突厥人》两部专著的初稿。
　　回到列宁格勒，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聘为研究员后，他抓紧时间修改书稿，于第二年提交给出版社。由于他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匈奴》初版只印了1 000册。而到1993年，此书的发行量却达到50万册，只是此时作者已经去世了。
　　匈奴这个题目未因此书的出版而结束。在这之后，他仍继续研究，发表有关文章，并于1974年又出版了一本《中国的匈奴》。
　　1961年他以《古突厥人》一书作为博士论文参加答辩并获得通过，成为历史学博士。在这之前，他已着手撰写新的著作：
　　《发现可萨国》与前两本书主要靠研究历史文献不同，此书是他实地考察的结晶。1959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阿尔塔莫诺夫派他率队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寻找神秘消失的可萨人国家都城的遗址。通过几次认真考察，他不仅发现了可萨国的遗址和可萨人的遗骸，写成了上述专著，还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变化对民族兴亡的影响以及“景观与民族”的相互关系问题。
　　1967年，55岁的古米廖夫与莫斯科工艺美术家娜塔丽娅结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结束了在干部履历表“家庭状况”一栏中填写“没有”两个字的历史。不过直至此时，他仍受到当局的监视。与他同住一楼的警察问他：“您写的匈奴是支持中国的还是反对中国的?”
　　温馨的家庭使他很快推出了新的成果，与上述《匈奴》和《古突厥人》一起组成“草原三部曲”的最后一本《发现虚构的王国》于1970年在莫斯科问世了。此书考察的是13世纪西方传说中的所谓“约翰长老王国”，据说这个基督教王国在亚洲腹地，只是一直没有人找到它。
　　与此有关，古米廖夫又写了一系列驳斥所谓“蒙古枷锁”这一被他认为是“恶毒神话”的文章。
　　1973年，古米廖夫心血来潮，以《民族起源与地球生态环境》一书参加地理学博士论文答辩，在列宁格勒大学顺利通过，可是却被莫斯科的苏联最高学位委员会否决了，只因他原来学的专业是历史而不是地理!
　　到80年代，他的主攻方向逐渐转移到族源学和俄罗斯与大草原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方法和新概念，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
　　1990年，在苏联解体前夕，古米廖夫突然中风，引发多种疾病。1992年6月16日，这位把一生献给学术研究的80岁老人离开了人世。
　　古米廖夫虽然命运坎坷，但却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不少论文还在英、美、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发表。他关于匈奴、突厥、可萨、“约翰王国”、森林人与草原人的关系、民族命运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论述，对于“蒙古枷锁”观念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都值得专门研究。限于篇幅，本文只概略地介绍一下他的欧亚主义时评。
　　莫斯科大学教授马斯林把20～30年代在俄罗斯移民中倡导和参与欧亚主义的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等人称为“古典欧亚主义者”，而将90年代初在俄罗斯本土继承、发展这一思想流派的杜金和费多罗夫等人称为“新欧亚主义者” [3] 。在这二者之间，拥有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等多种头衔和称号的古米廖夫起了承先启后的独特作用。他在研究匈奴和实厥史之时，对欧亚主义一无所知，但他关于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作用的论述，却与维尔纳茨基等欧亚主义代表人物不谋而合。后来偶然得知萨维茨基的地址，与之长期通信并且见面，还与维尔纳茨基也建立了通信关系，在接受他们影响的同时逐渐深化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实际上成了 苏联时期俄罗斯本土惟一的欧亚主义者。而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正是他以自己的大量著述和在学术界的声望直接刺激了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产生和迅速壮大。
　　古米廖夫一再声明他不是政治家，“不认为自己有从事政治的能力”，宣称他的研究只到18世纪为止。可是作为一个富于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在自己一生的学术探索中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前途为基本出发点，在其晚年，当他可以而且应当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时，他并没有把自己锁在书斋里，而是通过报刊、电视和讲座等方式对国内和国际问题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期被同胞接受和当局采纳，尽管他的这种希望有时显得过于天真。
　　据他自己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他曾被外交部请去作演讲。可是结果都令他大失所望：那里的官员们不仅弄不懂他关于美国是西欧的延续这一观念，而且在他讲到要礼貌地对待国内的鞑靶和突厥民族时，大不以为然，要求他改变自己的观点。他既没有顺从官方的口味，也没有因此而重新躲进象牙之塔，而是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
　　1992年，当《社会》杂志记者请他谈欧亚主义的现实意义时，他回答说：“首先应当消除大众意识中的欧洲中心论这一错误认识。”欧亚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人类历史，懂得人类不是以欧洲为惟一中心的整体，而是由若干“不同景观”组成的多姿多彩的混和体。欧亚主义的主要长处在于将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因而前程远大。他认为欧亚主义的口号是：“不要去寻找那么多敌人——他们已经够多了；而应当寻找朋友——这才是人生的主要价值。我们要寻找的是真诚的朋友，突厥人和蒙古人就可能成为真诚的朋友；而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我敢断言，只能成为狡猾的剥削者。” [4] 
　　早在1991年年初，他就预见到国家分裂的危险，大声疾呼反对民族中心主义，主张用“非对抗性的竞争”来保持国家的统一。针对当时流行的苏联是“邪恶帝国”和“各民族监狱”的说法，作为一个多次无辜被捕、饱受牢狱之灾的学者，他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回答：“在我年轻的时候，苏联恰好是俄罗斯。现在它之所以不再是俄罗斯，正是因为它已经开始解体。而解体绝非民族政策的最佳选择。” [5] 众所周知，就在这年年底，苏联就真的解体了。
　　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是：俄罗斯作为最后一个殖民帝国，它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要想进入文明社会，它就必须分裂为若干个独立的国家，因为俄罗斯的内部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对于这种解释，古米廖夫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首先，他认为，俄罗斯从来不是西方式的帝国，即使波罗的海、中亚、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等边区共和国也不能看作是它的殖民地：俄罗斯不仅没有掠夺它们，而且给它们带来了极大的福利。
　　其次，国家分裂并不是进入文明大家庭的必需条件。这个所谓的文明大家庭的建立恰好是欧洲对非洲、印度和美洲殖民扩张的结果。
总而言之，古米廖夫认为不能用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来解释俄罗斯大国的崩溃，只有用他的“进取精神”学说来考察，才能获得正确的答案。
　　照他的解释，所谓“进取精神”(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ь)就是一种能量过剩状态。若是一个人的进取精神超过其平静生活的需要，他便是一个富于进取精神者，就会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献身。与此相反，若是进取精神明显减弱，就会安于现状，过平庸的生活，这样的人就叫做缺乏进取精神者。他们总想不劳而获，依靠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就民族而言，古米廖夫认为，从进取精神冲动萌发到恢复新的平衡这样一个周期约需1 200～1 500年。在这个周期中，进取精神要经历一个从萌动上升到高峰，然后再从高峰下降到消沉的过程，而民族也随之而出现发生、发展、统一、分裂和衰败的现象，随后又开始孕育下一个周期。照古米廖夫的说法，俄罗斯进取精神的萌动期出现于13世纪，因此到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的年龄还不到800岁，正值由消沉期向惰性期过渡的最艰难的转换时期。西欧国家比俄罗斯年长500岁，在15～16世纪之间，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转换时期。比如法国15世纪勃艮第战争期间，到处都是被绞死的人。由于这种民族年龄和进取精神水平的巨大差异，古米廖夫认为，无论俄罗斯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达到西方现在的福利水平。在这个时期出现离心倾向是很自然的事情。待反向过程开始之后，那些主张民族分裂的人们的子孙又会跑到莫斯科或彼得堡来碰运气。那时，中央的权力又会重新落到外省人的手中，如同80～90年代俄罗斯的权势人物，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都是外省人一样。不过导致俄罗斯崩溃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苏联时期中央所遵循的不是国家民族利益，而是仇视人类的意识形态，强迫印古什人和波罗的海各族人离乡背井迁到西伯利亚，朝鲜人和卡尔梅克人迁到哈萨克，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迁到波罗的海地区，再加上种种苛捐杂税，加深了边疆地区的离心倾向：它们一有机会就设法摆脱中央的控制。古米廖夫认为，即使是最先要求独立的立陶宛人，若是同意让他们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他们也未必会离开苏联。同 样，高加索的内战也未必会爆发。古米廖夫还指名道姓地警告：“若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也跟着解体，叶利钦就完全可能变成莫斯科州的总统。” [6]
　　在苏联解体之后，古米廖夫呼吁保持后苏联的全部空间，警惕被西方奴役。他认为进入另一个民族体系总是意味着首先必须放弃本民族的基本思想，代之以占统治地位的新的价值体系；进入西方文明只会使西方的行为和心理规范在俄罗斯成为准则。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他也坚决反对。他说：“欧亚主义的多中心论认为，这样的中心有好几个。欧洲是世界中心，但巴勒斯坦也是世界中心，伊比利亚和中国同样如此。” [7] 
　　尽管古米廖夫的许多建议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一些观点甚至受到攻击和嘲笑，但是他对于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巨大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俄罗斯地理学会会长拉甫罗夫认为，古米廖夫对突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俄罗斯反对所谓的突厥民族国家统一的思想，因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和日本人积极活动，策划建立包括蒙古、贝加尔湖以南和以东地区、阿尔泰山区和图瓦的“大蒙古”或“大突厥”帝国，并且打通伊斯坦布尔一安卡拉—纳希切万一巴库—阿什哈巴德—塔什干—比什凯克—阿拉木图直到雅库特斯克甚至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突厥地带”。拉甫罗夫还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制定的《复兴和发展突厥民族的规划》包含了古米廖夫的若干想法 [8] 。
　　不仅如此，古米廖夫去世后才出版的《从罗斯到俄罗斯》一书在1996年还被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列为中学高年级教材；他的许多著作被一再重印；每年他的生日10月1日这天，圣彼得堡大学都要举行有关他的学术讨论会……凡此种种表明，较之他35岁就离开人世因而未能充分发挥才华的父亲，他毕竟要幸运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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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彼得堡《社会》杂志1992年第5期。
[2] 拉甫罗夫：《列夫·古米廖夫：命运与思想》，莫斯科，斯瓦罗格与K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59页。
[3] 马斯林：《“新欧亚主义”论俄罗斯命运》，载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学报》(哲学版)1997年第1期，第202～209页。
[4] 《让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只有作为一个欧亚大国，俄罗斯才能得救……》，载《社会》杂志1992年第5期。
[5] 《社会》杂志1991年第2期。
[6] 古米廖夫：《欧亚世界的节律》，莫斯科，艾科普罗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7] 《社会》1992年第9期，第81页。伊比利亚，格鲁吉亚名称。
[8] 拉甫罗夫：《列夫·古米廖夫：命运与思想》，第192页。

引用文章之二 ：

列夫·古米廖夫是尼古拉·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的儿子，苏联时代俄罗斯本土惟一的欧亚主义者，在“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之间起了重要的承先启后作用。在当今俄罗斯思想界，这位自称为“最后一个欧亚主义者”的学者名声之大，较之他的父母毫不逊色。他在去世前不久回答记者的一段话被广为传播，鲜明地表露出他的欧亚主义立场：“让我告诉您一个秘密：只有作为一个欧亚大国并且只有通过欧亚主义，俄罗斯才能得救。”

生平及作品
古米廖夫1912年10月1日生于彼得堡市郊的皇村(今称普希金市)。他的祖父曾经受封贵族。虽然这一爵位不是世袭的，古米廖夫仍像其父亲一样，以此而感到自豪。而他母亲阿赫马托娃的祖先，若是传说可信，更是无比显赫。据这位女诗人自己说，阿赫马托夫家庭源于金帐汗阿合马：“一天深夜，阿合马汗在其营帐中遭一个被收买的俄罗斯凶手杀死，从而结束了蒙古在俄罗斯的统治。众所周知，这个阿合马乃是成吉思汗的后人。阿赫马托夫家族的一位公爵小姐普拉斯科菲娅·叶戈罗夫娜嫁给西伯利亚的著名大地主莫托维洛夫。莫托维洛夫家族的叶戈尔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女儿安娜·叶戈罗夫娜即是我的祖母。她去世时，我妈妈才9岁，正是为了纪念她，才给我取了安娜这个名字。”

然而显赫的家世也好，父母的荣名也好，都未能免除古米廖夫的灾难。他才6岁，父母就离婚，将他交给住在乡下的祖母抚养。3年之后，他父亲更以莫须有罪名被枪毙。从此，厄运一直紧跟着他，令他饱尝了饥寒的滋味和亲友的冷眼——这还是轻的。从1933年起，他4次被捕，14年在监狱和苦役中度过，14年不准发表文章。若是一个意志薄弱者，这些灾难即使不让他自暴自弃，也会令他看淡一切而无所作为。 然而古米廖夫不是这样的人。在乡下的铁路学校读书时，他一头钻进图书馆里，不仅阅读外国小说，还对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回到彼得堡上完中学后，他在汽车和电车公司干过粗笨的杂活，当过地质考察队的工人。但他总是紧紧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即使饿得头发晕也坚持做功课和参加考试，即使被关在牢房里也思考学术问题；并且像他父亲一样，一有可能就到处漫游，开阔眼界，增长学识。就这样，他在26岁那年终于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历史系读到四年级——只因被突然逮捕才中断学业，而这次被捕仅仅因为他当众纠正了一位教授对他父亲的错误指责。

为此他被判刑5年，出狱后在地质考察队当工人，并意外地获准参军上前线，参加解放波兰西部和攻克柏林的战役，因作战勇敢而受到首长和战友的赞扬。从参军、参战、攻克柏林到复员回国这短短几个月，是古米廖夫前半生最幸福也最难以忘怀的时期。

回国后，他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当过短时间的消防队员，随即以旁听生资格通过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考试，并得以一边在精神病院当图书管理员，一边作为东方研究所的研究生攻读副博士学位。就在此时，新的灾难又向他逼近。1946年9月苏共中央的一份决定点名批评他母亲阿赫马托娃；紧接着，苏联作家协会又将她开除。众所周知，在二战初期，斯大林曾专门指示让她坐飞机疏散到大后方，在此前后还多次称赞她。这时突然贬斥她，原因自然复杂，但有一点并非不重要：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公开表示喜欢她的诗歌，当时又风传丘吉尔派遣专机来把她接到英国去。而她与英国情报部官员伯林的密切关系，更成为打击她的口实。当然，除了母亲失势的影响之外，作为“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古米廖夫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被监视和诋毁的目标。就在他快要参加论文答辩之时，被东方研究所取消了研究生资格。只是由于列宁格勒大学校长沃兹涅先斯基爱惜人才，不畏风险，才使他绝处逢生，得以于1948年在该校通过论文答辩。可是还没得到学位证书，他又在1949年被捕了。不久，即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集中营里做皮鞋。在这儿，他再度碰到慈悲心肠的人：监狱长见他体弱多病，对他破格开恩，不仅让他干较为轻松的工作，还允许他写有关匈奴的书。结果在1956年出狱时，他已经写完了《匈奴》和《古突厥人》两部专著的初稿。

回到列宁格勒，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聘为研究员后，他抓紧时间修改书稿，于第二年提交给出版社。由于他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匈奴》初版只印了1000册。而到1993年，此书的发行量却达到50万册，只是此时作者已经去世了。

匈奴这个题目未因此书的出版而结束。在这之后，他仍继续研究，发表有关文章，并于1974年又出版了一本《中国的匈奴》。1961年他以《古突厥人》一书作为博士论文参加答辩并获得通过，成为历史学博士。在这之前，他已着手撰写新的著作：

《发现可萨国》与前两本书主要靠研究历史文献不同，此书是他实地考察的结晶。1959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阿尔塔莫诺夫派他率队前往伏尔加河流域寻找神秘消失的可萨人国家都城的遗址。通过几次认真考察，他不仅发现了可萨国的遗址和可萨人的遗骸，写成了上述专著，还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气候和自然条件的变化对民族兴亡的影响以及“景观与民族”的相互关系问题。

1967年，55岁的古米廖夫与莫斯科工艺美术家娜塔丽娅结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结束了在干部履历表“家庭状况”一栏中填写“没有”两个字的历史。不过直至此时，他仍受到当局的监视。与他同住一楼的警察问他：“您写的匈奴是支持中国的还是反对中国的?”

温馨的家庭使他很快推出了新的成果，与上述《匈奴》和《古突厥人》一起组成“草原三部曲”的最后一本《发现虚构的王国》于1970年在莫斯科问世了。此书考察的是13世纪西方传说中的所谓“约翰长老王国”，据说这个基督教王国在亚洲腹地，只是一直没有人找到它。与此有关，古米廖夫又写了一系列驳斥所谓“蒙古枷锁”这一被他认为是“恶毒神话”的文章。

1973年，古米廖夫心血来潮，以《民族起源与地球生态环境》一书参加地理学博士论文答辩，在列宁格勒大学顺利通过，可是却被莫斯科的苏联最高学位委员会否决了，只因他原来学的专业是历史而不是地理!

到80年代，他的主攻方向逐渐转移到族源学和俄罗斯与大草原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方法和新概念，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

1990年，在苏联解体前夕，古米廖夫突然中风，引发多种疾病。1992年6月16日，这位把一生献给学术研究的80岁老人离开了人世。

欧亚主义时评
古米廖夫虽然命运坎坷，但却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不少论文还在英、美、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发表。他关于匈奴、突厥、可萨、“约翰王国”、森林人与草原人的关系、民族命运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论述，对于“蒙古枷锁”观念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都值得专门研究。

莫斯科大学教授马斯林把20～30年代在俄罗斯移民中倡导和参与欧亚主义的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等人称为“古典欧亚主义者”，而将90年代初在俄罗斯本土继承、发展这一思想流派的杜金和费多罗夫等人称为“新欧亚主义者” 。在这二者之间，拥有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著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等多种头衔和称号的古米廖夫起了承先启后的独特作用。他在研究匈奴和实厥史之时，对欧亚主义一无所知，但他关于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作用的论述，却与维尔纳茨基等欧亚主义代表人物不谋而合。后来偶然得知萨维茨基的地址，与之长期通信并且见面，还与维尔纳茨基也建立了通信关系，在接受他们影响的同时逐渐深化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实际上成了 苏联时期俄罗斯本土惟一的欧亚主义者。而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正是他以自己的大量著述和在学术界的声望直接刺激了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产生和迅速壮大。

古米廖夫一再声明他不是政治家，“不认为自己有从事政治的能力”，宣称他的研究只到18世纪为止。可是作为一个富于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在自己一生的学术探索中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前途为基本出发点，在其晚年，当他可以而且应当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时，他并没有把自己锁在书斋里，而是通过报刊、电视和讲座等方式对国内和国际问题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期被同胞接受和当局采纳，尽管他的这种希望有时显得过于天真。

据他自己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他曾被外交部请去作演讲。可是结果都令他大失所望：那里的官员们不仅弄不懂他关于美国是西欧的延续这一观念，而且在他讲到要礼貌地对待国内的鞑靶和突厥民族时，大不以为然，要求他改变自己的观点。他既没有顺从官方的口味，也没有因此而重新躲进象牙之塔，而是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

1992年，当《社会》杂志记者请他谈欧亚主义的现实意义时，他回答说：“首先应当消除大众意识中的欧洲中心论这一错误认识。”欧亚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人类历史，懂得人类不是以欧洲为惟一中心的整体，而是由若干“不同景观”组成的多姿多彩的混和体。欧亚主义的主要长处在于将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因而前程远大。他认为欧亚主义的口号是：“不要去寻找那么多敌人——他们已经够多了；而应当寻找朋友——这才是人生的主要价值。我们要寻找的是真诚的朋友，突厥人和蒙古人就可能成为真诚的朋友；而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我敢断言，只能成为狡猾的剥削者。” 

早在1991年年初，他就预见到国家分裂的危险，大声疾呼反对民族中心主义，主张用“非对抗性的竞争”来保持国家的统一。针对当时流行的苏联是“邪恶帝国”和“各民族监狱”的说法，作为一个多次无辜被捕、饱受牢狱之灾的学者，他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回答：“在我年轻的时候，苏联恰好是俄罗斯。现在它之所以不再是俄罗斯，正是因为它已经开始解体。而解体绝非民族政策的最佳选择。” 众所周知，就在这年年底，苏联就真的解体了。

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是：俄罗斯作为最后一个殖民帝国，它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要想进入文明社会，它就必须分裂为若干个独立的国家，因为俄罗斯的内部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对于这种解释，古米廖夫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首先，他认为，俄罗斯从来不是西方式的帝国，即使波罗的海、中亚、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等边区共和国也不能看作是它的殖民地：俄罗斯不仅没有掠夺它们，而且给它们带来了极大的福利。

其次，国家分裂并不是进入文明大家庭的必需条件。这个所谓的文明大家庭的建立恰好是欧洲对非洲、印度和美洲殖民扩张的结果。总而言之，古米廖夫认为不能用政治和经济的观点来解释俄罗斯大国的崩溃，只有用他的“进取精神”学说来考察，才能获得正确的答案。

照他的解释，“进取精神”(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ь)就是一种能量过剩状态。若是一个人的进取精神超过其平静生活的需要，他便是一个富于进取精神者，就会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献身。与此相反，若是进取精神明显减弱，就会安于现状，过平庸的生活，这样的人就叫做缺乏进取精神者。他们总想不劳而获，依靠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就民族而言，古米廖夫认为，从进取精神冲动萌发到恢复新的平衡这样一个周期约需1 200～1 500年。在这个周期中，进取精神要经历一个从萌动上升到高峰，然后再从高峰下降到消沉的过程，而民族也随之而出现发生、发展、统一、分裂和衰败的现象，随后又开始孕育下一个周期。照古米廖夫的说法，俄罗斯进取精神的萌动期出现于13世纪，因此到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的年龄还不到800岁，正值由消沉期向惰性期过渡的最艰难的转换时期。西欧国家比俄罗斯年长500岁，在15～16世纪之间，他们也经历过类似的转换时期。比如法国15世纪勃艮第战争期间，到处都是被绞死的人。由于这种民族年龄和进取精神水平的巨大差异，古米廖夫认为，无论俄罗斯如何努力，都不可能达到西方现在的福利水平。在这个时期出现离心倾向是很自然的事情。待反向过程开始之后，那些主张民族分裂的人们的子孙又会跑到莫斯科或彼得堡来碰运气。那时，中央的权力又会重新落到外省人的手中，如同80～90年代俄罗斯的权势人物，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都是外省人一样。不过导致俄罗斯崩溃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苏联时期中央所遵循的不是国家民族利益，而是仇视人类的意识形态，强迫印古什人和波罗的海各族人离乡背井迁到西伯利亚，朝鲜人和卡尔梅克人迁到哈萨克，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迁到波罗的海地区，再加上种种苛捐杂税，加深了边疆地区的离心倾向：它们一有机会就设法摆脱中央的控制。古米廖夫认为，即使是最先要求独立的立陶宛人，若是同意让他们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他们也未必会离开苏联。同 样，高加索的内战也未必会爆发。古米廖夫还指名道姓地警告：“若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也跟着解体，叶利钦就完全可能变成莫斯科州的总统。”

在苏联解体之后，古米廖夫呼吁保持后苏联的全部空间，警惕被西方奴役。他认为进入另一个民族体系总是意味着首先必须放弃本民族的基本思想，代之以占统治地位的新的价值体系；进入西方文明只会使西方的行为和心理规范在俄罗斯成为准则。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单极世界，他也坚决反对。他说：“欧亚主义的多中心论认为，这样的中心有好几个。欧洲是世界中心，但巴勒斯坦也是世界中心，伊比利亚和中国同样如此。”

尽管古米廖夫的许多建议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一些观点甚至受到攻击和嘲笑，但是他对于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巨大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俄罗斯地理学会会长拉甫罗夫认为，古米廖夫对突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俄罗斯反对所谓的突厥民族国家统一的思想，因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和日本人积极活动，策划建立包括蒙古、贝加尔湖以南和以东地区、阿尔泰山区和图瓦的“大蒙古”或“大突厥”帝国，并且打通伊斯坦布尔一安卡拉—纳希切万一巴库—阿什哈巴德—塔什干—比什凯克—阿拉木图直到雅库特斯克甚至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突厥地带”。拉甫罗夫还注意到，俄罗斯联邦制定的《复兴和发展突厥民族的规划》包含了古米廖夫的若干想法。

不仅如此，古米廖夫去世后才出版的《从罗斯到俄罗斯》一书在1996年还被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列为中学高年级教材；他的许多著作被一再重印；每年他的生日10月1日这天，圣彼得堡大学都要举行有关他的学术讨论会……凡此种种表明，较之他35岁就离开人世因而未能充分发挥才华的父亲，他毕竟要幸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