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共产党特务组织 -- 史塔西

共产政权在东德垮台以后，曾经受到秘密警察迫害的人士占领了前秘密警察大楼，他们要求国会公开里面的档案。在大档案上签名索取自己档案的前异议人士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惧怕那份档案，但他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当年是谁出卖了我？

于是，一部现代哈姆雷特开场了，国会决定公开秘密警察档案。受害者们拿到档案後惊呆了！在出卖他们的人里面，除了吃官饷的警察、党官和干部外，还有他们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邻居，甚至家里最亲近的人：丈夫、妻子、父亲、子女。而那些被揭露出来的义务特务告密者德国人，也因此尴尬地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休克。从一九八二年就开始从事反对运动的现任国会女议员维拉沃伦伯格，曾一度被秘 密警察逮捕。一九八九年她成为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于九○年当选为统一后德国的国会议员。维拉推动通过了法案，为秘密警察迫害过的人寻求正义，于是东德的秘密档案被公开了，每个公民因此获得权利可以查阅昔日共产政权替自己记下的黑帐。

像其他的普通德国人一样，维拉也被档案中的秘密震骇了。她的案卷里总共载有六十个特务和线民打的黑报告。其中一份最详尽的报告包括了她私生活的最细节部分。维拉不用思索便知道，这个化名的线民就是她的丈夫努得。丈夫先是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下流事不是他干的，可最后还是承认了。从此，维拉与努 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了起来。档案公开后，许多德国人都遭遇了同样的悲剧，那是旧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肮脏而又无奈的故事。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见人士都干过出卖同志的勾当，从而不得不灰溜溜地辞去民选的职位。东德的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也被揭露，他也做过秘密警察的线民，其下场当然更加地不光彩。

在前东德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秘密警察备案了六百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三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警察监控。如此规模的情报工作，造成了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到处都是警察的线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档案中的材料，大多数并非由职业秘密警察提供，而是由非专业的线民提供。线民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在压力 的逼迫下或在利益的诱惑下，出卖了别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爸爸你干了什么？”这是五十年代战后儿童质问他们做过纳粹的父亲所用的一句话。今天，后共产时代的德国孩子们又一次问成年人同样的问题：”爸爸你干了什么？”多么严峻，让你无法回避，不幸的德国人又一次受到了命运的捉弄。

每一个共产国家都有秘密警察，秘密警察的凶残在冷战结束前就已经为世人所知晓了，但“恐怖档案大公开”却让人吃惊地看到了东德秘密警察的工作效率。他们存放了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档案，藏有二十一亿两千五百万页案卷，总重量达六千二百五十吨。九○年十月德国统一后，波恩国会曾就秘密档案如何处理犹疑不决。

一些议员警告，档案中的秘密太具爆炸性，以致于不宜公开，并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建议，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必须封藏若干年后才可以公开，或者经处理后部份公开。然而原东德地区的当选议员反对，他们终于说服国会公开档案的名字，并允许每一个被共产专政监控迫害的人都可以自由地查阅自己的卷宗。西德报纸评论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在逃的前东德秘密警察销毁了一部份最恐怖的档案，如东德支持西德恐怖主义分子 -- 赤军旅的档案。还有一些被带走，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有的是为了拍卖或用之威胁敌对者。但基本上，档案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为历史学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在档案中，人们发现，许多过去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原来竟是秘密警察的长期线民。如：勃兰登堡前总理斯托斐，冷战时代的公开身份是东德天主教堂行政总管，为秘密警察做过二十五年的线民；前柏林国际知名的洪堡德大学校长芬克，定期向秘密警察提供报告，汇报教授和学生们的政治态度。此外，还有足球球星、知名作家、教师等，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有共产秘密警察的”线民”。

在阅读了自己档案后，许多人对秘密警察的智商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收集的所 谓”情报”无所不包，如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放在何处等等都有；他们甚至把一些监视摄像机装在公共厕所中，每天都要去公厕一趟，检查录像中有无情况发生。档案中这样记录：“他穿过马路，在肉店买了一条香肠，然后他同店员交谈：我买一条香肠，有带芥茉的吗？”东德歌星比尔曼发现，他的档案一共四万页，他自己怎么也读不下去，太无聊了；当然，卷宗内还录下了他与女朋友调情的每一句话，回味起来蛮有意思的。

东德秘密警察收集如此众多公民的、如此无聊的秘密档案，充份反映了共产统治 者的病态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但结果他们还是不能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席卷全国，推倒他们的专政。现在，人们可以肯定的是，秘密警察并不是要开档案馆，他们收集情报的目的在于惩罚共产政权的敌人和一切潜在的反叛者。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帕皮斯，被秘密警察骚扰了二十年，他失去工作，时常被拘留。从档案中，帕皮斯在知道，共产警察破坏他的婚姻，使他的朋友疏远他，甚至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要他的妻子离 开他，条件是可以获得更高级的教育机会和获得一笔金钱，还可以获得到其它任何共产国家旅行的签证。为此目的，秘密警察还派遣了一位美男子，设计与帕皮斯的 妻子建立亲密关系。帕皮斯看过档案后对记者表示：“秘密警察从个人和事业全面 地设法摧毁我的生活，这是犯法的，比犯法更坏，这简直是魔鬼的行为。”

过去，一般人以为，东欧反对运动不同于中共国特点是，秘密警察唯一未能摧毁的反对场所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异见人士虽到处受到监视但却能在教堂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八九年和平革命的许多组织者都出自宗教界人士。但秘密档案公开后历史被重写了，事实证明有数千宗教工作者、牧师甚至高级主教与秘密警察合作，充当共产警察的线民。最令人惊奇的是；东德唯一的非共产党总理得麦西尔也有充当秘密警察线民的历史。他曾经是东德天主教高级教务主管，一九八九年成为基督 教民主党领袖，参与了推翻共产政权的组织工作，并在共产党垮台后被选为总理，但秘密档案最终还是暴露了这位传奇人物相互矛盾的双重人格，迫使其不得不退出政坛、隐居了起来。

另一方面，拒绝同共产当局合作的主教艾格特则受到秘密警察的无情打击，特务们全天候二十四小时监控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常态的痛苦中；警察派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其后，一九八三年，一名医生突然告诉艾格特，说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必须从现在起一直吃药才能维持生命，否则他的体力将逐渐丧失。接受医生的治疗后，艾格特果然开始丧失体力，这使他一度想自杀，结果他在绝望后不再遵医嘱吃药，他的健康竟自动恢复了。从秘密档案中，艾格特终于发现了他几乎不能想象的秘密：他根本没病，那名医生是秘密警察的雇员，秘密警察指使医生使用抑制精神的药品，企图破坏艾格特的健康。

艾格特在评论他的遭遇时说：“东德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们不能使用毒气室、暗杀队，于是他们暗地里进行最恐怖的勾当，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想到和不可想象的手段去打击反对人士。”艾格特后来带著档案找到那名秘密警察雇佣的医生，发现他已经精神崩溃，但还在撒谎说他曾试图保护艾格特不受警察的迫害。艾格特没有拿出档案同医生对质，他已经受到良心上的打击，迷失了正常的神志。

在某些情况下，秘密警察的镇压目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被认为对共产国家有危险的人的圈子。不管你从事反对运动与否，你属于某个圈子，便是危险分子。例如，几乎所有的音乐家、画家、作家都在被监控之列。秘密警察认定，所有从事创造性职业的人士，都是不愿意顺从东德的共产统治方式的，因而也一定是危险的、必须加以监控和打击的。从六十年代起，东德许多前卫艺术家开始迁入柏林的一处衰落的街区，那里租金便宜、啤酒也便宜，自由的气息浓厚，就好像纽约曼哈顿的东村一样。艺术家们一到周末便聚集在街头，朗诵诗作、展览绘画、演奏音乐，同时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对 共产党的不满。言论仅仅是他们这种反叛性文化唯一的行动，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长发、酒吧连同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前卫作风。

秘密档案记录显示，艺术家们的社区是一个秘密警察最关注、最仔细监控的一个社区，许多艺术家、包括一些知名的代表人物被收买了，他们定期、详细地向警方报告他们的朋友所说、所做的一切。那里的警方特务总管是安德森，一位才气横溢的作家、发行人、设计师和音乐家。安德森的特务身份公开后，一大群文化界人士口瞪目呆，他们太了解他、太喜欢他了，以至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东柏林：城市的另一面”的作者，知名作家鲁兹拉热诺便是安德森负责监控的文化人之一。

鲁兹拉热诺对记者谈到看档案的感触时说：“我的反应越读越不同；那些报告是我过去的详细记述，虽然丢失了一半，但还有五千多页....早期的事情 我可以平静地读下去，越晚近的事情越让我感受到沉重的打击，那些出卖我的人多数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怎么会作这一切让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使你沉思人，沉思人性....安德森干的事，我到现在还不愿意相信，也许他有精神分裂症，竟然能同时充当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角色，他在两种世界里都扮演得如此成功，真是一个奇迹。”安德森则为自己辩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安不否认为秘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坚持说，那只是一种无奈：“秘密警察并不能控制我”。安承认他有恐惧，如果不合作，会被拷打甚至致死；安替自己开脱：“我存活下来，这对我来讲就是一种胜利”。尽管，安德森秘告了许多艺术家，但他从不相信这些人真的威胁了共产政权。安德森更没有忏悔之感：“因为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别人受到伤害，那我承认我作了恶，告密和作恶毕竟还是有差别的”。

安德森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子，在艾尔福特市，三十万人口中有五万人充当了秘密 警察的线民。线民们打别人的小报告，同时自己也被别人告密。一些线民们自己表示，实在不理解自己在干什么？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互相告密，比比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为秘密警察工作呢？难道东德人真的喜欢这种邪恶的共产制度，或者真的特别忠于那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吗？

的确，有一部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自愿为秘密警察工作，但大多数人还是机会主义者，他们通过为秘密警察工作赢取一些实惠。还有许多人以为，要让自己 不成为专政的牺牲品，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共产当局合作。另一些人则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干下了违心的事情。足球健将奎斯高在十八岁时受到胁迫，最后被分配到远离自己未婚妻的地方。

许多评论者把东德秘密警察制度与纳粹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指出充当警察线民的人犯了罪，应当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是，如何处罚这么多的特务呢？难道要把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治罪，造成一个特务阶级吗？不过，不管怎么说，主使这场 犯罪的元凶们一定要受到惩罚。东德红色恐怖头子昂纳克已经逃到智利驻莫斯科大 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下级警察们则表示他们只是国家的公务员，一切都是按照共产党的宪法和责任行动，他们没有违法。

东德受过迫害的人士们当然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他们希望，他们至少能够知悉、他们是怎样受到迫害的，这一点现在做到了。第二步，是要求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警察、甚至线民，德国政府为此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和清算秘密警察的血腥罪行。维护中共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特务和第五纵队成员们，看到这段秘密警察 成过街老鼠的历史，你们又会有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