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

今天跟读者们谈的这个问题，人人皆知既极端重要，又高度复杂和异常敏感，是个一旦把它敞开讨论就会让很多人血压陡然升高的话题。不过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因为2009年7月乌鲁木齐市发生了暴乱死伤了很多民众，而是源于十几年前我在西方参加的好几个有关苏联大帝国历史和莫斯科档案馆相关资料部分解密的研讨会。对苏联的资料读得越多，越是在它那面镜子上看到中国的曲折反光——注意：是曲折的而非直接的反光。

1997年初夏，我从就职的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经香港回中国内地。当时由于香港的主权马上要从英国回归中国，所以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领土完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在中国国内几次非正式的小型讨论会上，我提出了两个观察要点，当时国内的参会者听后多半神情凝重。

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苏联是如何解体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引发了无数的讨论，谈及各种各样的原因，举不胜举。根据我所读到的信息，中国国内在当时较少谈论的一点，就是民族政策的失败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是苏联走向解体的最基本原因之一，至少是位列原因的前两条。我说，苏联这方面的经历和教训极其沉重，尤其是它施行的民族区域行政体系，即以各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体系。对这些，中国必须重视和反思，走出一条非苏联式的新路子，从现在起采取积极前瞻的措施。

我谈到的第二个观察要点是，对中国而言，未来十多年内，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爆发点，或者说危险度相对而言最高的地方，不是西藏，而是新疆，并且有可能是以暴力的方式爆发。那时，中国官方对民族问题是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西藏上，天天集中火力批判“达赖分裂主义小集团”。而当时我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新疆自治区才是潜在的头号麻烦。

在座的人听了我讲的第二点更感震惊，那时很多人以为，中国的民族政策非常优越，没有什么大问题。另外一方面，大家认为民族地区如果说有头痛的事发生，也主要体现在西藏问题上，只要解决了“那个老喇嘛的麻烦”，大局就定了。我的观察显然与这些不一致。

十二年后的今年7月，乌鲁木齐发生令人悲哀的暴乱后——新疆是我在全中国最喜爱的两个区域之一，那里结交的诸多民族的友人不少——我翻出1997年初夏在那几次小型会议上我的发言草稿，再读一遍，自己都觉得非常震撼，原话里的危机感和忧患语气依然鲜活。

当时我解释，为什么说今后十多年里，新疆是中国民族问题发生危险的首要地方，危险性要高过西藏呢？我那时的论据主要是：

第一，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后，宗教组织基本上都逐渐与国家政体分离，也就是说，政教合一的国家越来越少，大多数宗教成为远离政治过程的精神信仰。大的宗教教派中，相比而言，伊斯兰教却是继续紧密联系现实的政治过程，许多地方依然存在政教合一的体制。许多教徒并不承认他们居住地的世俗国家政权，而是企图建立超越世俗主权国家范围的“泛伊斯兰信仰者政治体”，这类运动在中亚、西亚、东南亚都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地区很多世俗政权与这类运动的组织经常冲突动武。同时，在伊斯兰教教义中，“战斗性”的因素比较强烈——这里的“战斗性”是个中性词（足迹遍亚洲的民族关系史大家Owen Lattimore 对此早有论述）。虽然地域不同，语言各异，但在伊斯兰教兴盛的广大范围内，具有强烈“战斗性”的中小规模的团体不少。相比之下，佛教基本上不与现实政治过程紧密结合，更不具有“战斗性”，佛教反对杀生，远离刀枪。

第二，从地理方面看，西藏南部有喜马拉雅山脉，高大到很少有人能翻山而过，青藏高原是个高出周边很多的巨大板块，天然地制约了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境内外相互呼应稀少。但新疆却全然不同，那里主要是大范围的平地和沙漠，自古是中亚和东亚交往的大通道，西边过去就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区域，各地区人员的流动和相互影响十分方便和迅捷。

当然，1997年初夏我提出的新疆极可能成为未来十几年里中国民族问题最险要的区域、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的观点，还有其它的重要理由支撑，我们将在后文中更详细谈到。

这几个月来，中国国内有人也在讨论民族自治区体制是否要改，我发现迄今他们谈得相当片面，视野局限，思路也较狭窄陈旧。我担心，照他们的那个路子做政策研究和设计，会适得其反，把事情弄得越发糟糕。在下一篇文章里，围绕上面的核心论点，我将结合我在国际上参加相关的研讨会，和自己以前到苏联考察的亲身体会，梳理它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萌芽、出台、强化、低效、衰落和分解的过程及根源，特别是讨论该体制在实际生活中究竟有怎样出乎意料的后果。不理清楚这个体制难节，就没办法拓展视野、开启思路，探索当前及今后中国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该怎么走。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学良，（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博士撰写的《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系列评论之一。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