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为什么要翻土耳其旧帐？

——关于历史罪恶的社会记忆 作者： 茉莉
在中文的语境里，“翻旧帐”不是很好的事情。中国人常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可西方人不是这么想。每年“六/ 四”，西方媒体总是忙不迭地制作节目，把二十年前长安街的那笔血泪帐翻出来，让世人重温。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西方人要执着于他国的苦难史？

前不久，瑞典国会不顾瑞典政府的反对,通过了反对党提出的一个特殊议案：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量杀害亚美尼亚人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在1915年至1917年间，奥斯曼帝国曾杀害100多万亚美尼亚人，但土耳其政府至今拒绝承认那是种族屠杀。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遥远北欧这个小国翻出异邦的旧帐并进行谴责，令我们思考这个议案背后的理念，思考有关屠杀的社会记忆及世界精神等问题。

◎ 国会决议导致政府外交危机
在欧洲，瑞典是对土耳其最友好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在法国、荷兰等国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时，瑞典在中间斡旋，始终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但这一次国会决议引起土耳其朝野的巨大不满，两国的传统友谊给破坏了。土耳其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召回驻瑞典大使，以抗议瑞典议会通过上述议案。瑞典外交大臣Carl Bildt说：“这正是我害怕看到的结果。”

愤怒的土耳其人走上街头，在瑞典驻伊斯坦堡领事馆门前，烧毁瑞典国旗并高喊抗议口号。瑞典驻土耳其大使收到了好些来自商人的邮件，那些和瑞典做生意的土耳其商人说，他们被迫中止商业合同。这个国会决议不但影响了两国外交政治关系，也影响了两国生意和经济交往。

这个被土耳其总统称为“丧失理智”的国会决议，在瑞典本国也遭到不少质疑。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外交大臣强烈指责国会的决议，他说用这种方式将历史政治化，给瑞典推动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和解进程增加了困难。瑞典首相Reinfeldt打电话给土耳其总理，对本国国会的做法深表歉意，并表明瑞典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在瑞典议会内，也有执政党议员不满地表示，历史事件应该交由历史学家去评判，而不是由国会来处理。

但无论瑞典政府怎样反对，国会决议就是国会决议，它代表了瑞典这个国家的立场。有意思的是，议案本是由左翼的在野党提起，但执政的四个右翼党派中都有议员投票支持，他们背叛本党立场去支持反对党的提案。这就说明，朝野双方的议员勿论左右，都有人坚守超越国家现实利益的人道立场，希望以这个决议提醒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 瑞典人对他民族苦难承担责任
国会通过一个不符合本国利益的决议，这样蹊跷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部分归因于亚美尼亚人的游说能力。自十六世纪起，就有亚美尼亚移民来到瑞典，最初他们从事建筑行业，后来参与了瑞典的政治文化。当今瑞典有好些亚美尼亚人的组织和协会，他们一直在积极推动土耳其种族屠杀议题相关立法。这一次他们欣喜若狂，感谢瑞典国会通过这项决议促进人权。

但光是亚美尼亚移民的积极游说，并不能获得这样的结果。议案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瑞典人民对亚美尼亚人苦难历史的同情。据说在野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原本不想提出这个提案，但该提案在党内获得不少基层党员的投票支持，领导人便不得不将该提案送交国会。这是民主制度下的草根党员推动政治精英行动的一个例子。

那么，普通的瑞典人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去铭记遥远的亚美尼亚人被屠杀事件呢？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世界历史即是世界法庭。”这个古老的历史概念，说明了历史记忆的现实意义。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被残酷宰杀，这是人类共同的悲剧，涉及了我们所有人。土耳其在历史上的恶行，当时无法受到惩处，现在理应受到世界精神法的裁决和评价。

作为基督教国家，瑞典的议案呈现出道德神学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回忆向死难者表示休戚与共，回想过去并承担为过去作证的义务。从社会意义上来看，记忆是为了面向未来，“记忆是生存进化之本”，使人们在社会道德上获得进步。事实上，这百年来类似的屠杀并未根绝，例如卡廷屠杀、卢旺达屠杀等等，世界仍然存在着人为灾祸的隐患。

“社会记忆”（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讨论的一个专有名词，意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社会记忆不但充满了个体自我的回忆，而且也包括他人的回忆，属于更大的历史，人类更大的自我图像。作为“大我群体”的一员，瑞典国会的议案表明，瑞典人对回溯数代人之久的他民族苦难承担了责任。

◎ 土耳其知识分子向亚美尼亚人致歉
对于大屠杀，土耳其官方的说法与“六/ 四”镇压后的中共有点相似：“在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里没有‘屠杀’这样的字眼，这只是一场民族冲突的悲剧，土耳其人同样也是这一冲突的受害者。”这种态度暴露出土耳其当局阴暗的一面，虽然这个政府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但他们迎合了本国偏狭自私的民族主义。

那么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呢，他们怎样看待那一段血腥的历史？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土耳其知识分子对此采取集体心照不宣的态度，将其排除于本国历史之外。2005年2月，后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家帕慕克在瑞士接受媒体采访，他说：“在土耳其，曾经有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除了我，几乎没有人敢说这些事情，民族主义者们也因此而仇恨我。”

帕慕克因此被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罪起诉，备受恐吓。但他的勇敢带动了土耳其知识分子的集体反省，他们开始重新认识那段历史，拷问本民族的灵魂。他们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国家的耻辱，也是每个土耳其人的耻辱，只有承认大屠杀是本国历史的一部分，并承担罪责，才能开辟超越历史之路。

近年来，土耳其知识分子触碰本国最大的禁忌，发起了“向亚美尼亚道歉行动”。数万名土耳其学者、作家、记者与异议人士透过网络，共同为这场“巨大灾难”致歉。虽然该公开信中未提“种族屠杀”一词，但这已是土耳其知识分子违抗政府法令，冒着被起诉或被杀害的危险，所跨出的史无前例的第一步。他们对先辈罪行的挖掘，将会导致真相的揭露和两个民族的和解。

一位年轻的土耳其博士在网上写道：“我记得自己曾在亚美尼亚首都雅里温痛哭好几小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能帮助我面对从未毫无所知的历史与伤痛。当晚我站在一群亚美尼亚人面前，请求他们的原谅。不是因为历史行为，而是我个人从未知道、未在意、未听见他们的呼喊，这是我个人的道德错误，我为此感到抱歉。”

这位土耳其青年曾经对本国历史毫无所知，这就涉及到“社会忘却”的问题。所谓社会忘却，就是在历史记忆时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一些重大事件由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因素而不能中选，从而使历史按照权力集团的愿望得以虚假地重构。社会忘却是一切极权主义的特征，作为被迫失忆的中国人，我们对此感受特别深刻。
原载《开放》杂志2010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