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共產時期蒙古歷史書寫之研究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1-H-004-023-
執行期間： 93 年08 月01 日至94 年07 月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計畫主持人： 藍美華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

中文摘要
眾所週知，歷史書寫雖然力圖呈現歷史真相，但所有寫出來的歷史都僅是部分事實。歷史研究者受到個人經驗、社會環境、學術思潮等因素影響，總有自己的觀點與偏好，進而影響其對於歷史材料的選擇與詮釋。這種情況在書寫本身的歷史時，由於有更多主觀感情與期待摻雜其中，變得更為複雜。蒙古的歷史研究者也不免如此。
在社會主義時期（1924-1990），蒙古在各方面均受到蘇聯影響，歷史書寫也不例外，唯物史觀掛帥，研究課題受限，問題的詮釋也必須符合（甚至配合）政治情勢，獨立的歷史書寫幾乎無法存在。蒙古於1990 年年中步入多黨政治的民主化新紀元，擺脫原來表面獨立、實際上卻受蘇聯掌控的命運。在民主化的浪潮中，思想呈現多元發展，許多以往遭到箝制的課題均可公開討論，蘇聯的瓦解賦予蒙古民族主義成長的空間，蒙古的歷史書寫也充分反映此種氛圍。
1990 年以後蒙古的歷史學術著作對十三世紀及近現代的蒙古史均提出新的看法。成吉思汗從社會主義時期受到控管的角色成為無所不在的英雄人物，也是凝聚所有蒙古人的核心力量，而1911 年的蒙古革命從封建時期的末代反抗運動變成現代民族獨立革命的第一波。研究課題、方法、角度、詮釋均較昔日更為多元。這個浪潮方興未艾，若能深入研究，不僅能進一步了解蒙古，對歷史研究也有正面的意義。

關鍵字：蒙古、歷史書寫、民主改革、後共產時期

英文摘要
Although historians have made all the efforts to tell people historical realities, all written histories are only partly true. Thanks to personal experiences,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ntellectual theories, historians always have their own ways of thinking and favorites that may influence their choi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terpretations. While writing histories of their own, personal feelings and expectations are involved, and the situation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 Historians of Mongolia alike cannot escape from such a predicament.
As a communist country from 1924 to 1990, Mongolia was under overwhelming
Soviet influence in all areas, including history-wri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s the norm. Research topics and interpretations were censored. Independent history-writing hardly existed. In 1990, Mongolia entered a new era of democratization and recovered real independence. With the coming of democratization, intellectual discourses are booming. Topics prohibited in the past are discussed in public.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encouraged the growth of Mongolian nationalism. The history-writing
in Mongolia after 1990 obviously reflects such a new environment.
The publications in post-communist Mongolia offer new interpretations of
Mongolia history. The discussion of Chinggis Khan was censored in socialist period,
but the presence of Chinggis Khan is now everywhere. This figure becomes the core of Mongol identity.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is now considered the first modern nationalist revolution of Mongolia, not the last strike of feudalist resistance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Different topics, aspects, methods, and interpretations have won their space to develop. It is not the end, but just a beginning.
If further research can be done, it will not only help us know Mongolia better, but also enrich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ies.
KEY WORDS: Mongolia, History-writing, Democratization, Post-Communism

報告內容
前言
筆者自大學時期開始學習蒙文以來，對蒙古歷史文化一直有著濃厚興趣。在過去十餘年期間，蒙古民族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筆者探索的重點之一，所寫蒙古相關學術論文多與此相關，而本計畫即是筆者對於蒙古民族主義研究的一部分。
蒙古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期及末期過渡到本世紀時是特別明顯突出，後共產時期的歷史書寫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透過對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變化的掌握，可以了解蒙古人民在1990 之後關心某些歷史議題的原因，而知識份子與一般民眾對歷史的解釋與期待也反過來影響蒙古的政經及社會發展。
1990 年外蒙展開民主改革以來，脫離以往蘇蒙共黨政治及馬列教條之限制，重新書寫詮釋蒙古歷史之活動蓬勃進行，出版了許多專書與論文，本人在近年中也蒐集購買了不少相關資料和書籍，其中多數以蒙文撰寫，有少部分以其他文字撰寫或被譯為其他文字。
由於許多蒙古歷史研究者無法閱讀蒙文材料，僅能依賴二手資料理解蒙古本身的觀點，造成學術研究上的遺憾。對此課題，目前僅有少量英文著作稍有觸及，並無進一步討論。因此，筆者認為此課題仍有深入研究的價值。
研究目的
在個人方面，筆者希望藉者此研究計畫，將 1990 年以後蒙人對蒙古史之主要著作做一整理分析，以進一步了解這段期間蒙古學者在蒙古史方面感興趣的課題、研究角度與方法以及他們提出的看法或結論，並配合政治、經濟、社會及學術環境，詳細分析這段期間蒙古歷史書寫的方向及其意義。
透過本計畫，有助於我們對 1990 年以來蒙人對自身歷史的研究、詮釋及其意義有進一步的理解，若將蒙古與其他後共產國家的情況加以比較，必可獲得進一步的啟發，在蒙古及歷史研究上均可有所貢獻。
對於參加此計畫的助理除了蒙文閱讀、學術研究上的訓練外，也可藉此參與蒙古研究社群的活動與交流，增廣其研究視野。

文獻探討
蒙古於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書寫依照共產唯物史觀，將蒙古史從原始公社時期、石器生產時期、鐵器時期以及原始公社制度崩潰之後的封建時期寫起。封建時期從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再到建立統一封建的蒙古國家，談到元朝及蒙古各汗國，接著是封建分裂時期、滿洲壓迫時期以及蒙古反封建壓迫的人民運動、蒙古被併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及其造成對蒙古人的傷害。現代史部分一定先談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再談蒙古人民革命勝利、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反帝國主義及封建主義的民主時期，然後進入社會主義改革建設時期，再討論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成就、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勝利以及社會主義文化形成與發展等等。無論是1967-69 年的三冊版或是1966、1984 年的單冊版、1983 年的俄文版《蒙古人民共和國歷史》差別並不大，只是補充前版未收入的部分。但在1955 年的版本中，在 1990 年代以前，蒙古官方對於成吉思汗的評價一直追隨蘇聯說法，將其列為負面歷史人物，頂多是「封建集團的頭子」。1962 年適逢成吉思汗八百週年誕辰紀念，在蒙古有學者試圖客觀評價成吉思汗，讚揚成吉思汗在組織、政治和
軍事各方面的才能，並認為他採用畏兀字母對於蒙古文化的發展有莫大貢獻，而大札薩更是成吉思汗的文化成就；又表示，成吉思汗的確征服了歐亞許多國家，但這些反動的行為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歷史人物，也不影響他對社會發展的貢獻。但這些學者稍後卻因為蘇聯對成吉思汗展開激烈批評，使得外蒙當局不得不把推崇成吉思汗的人加以整肅。但在1990 年之後，成吉思汗重新受到正面評價，甚至將不屬於他的功勞都記在其身上。這種過度誇讚的做法，許多蒙古學者也不
能接受。根據史料客觀評價才是正確做法。
2003 年出版的五冊《蒙古國歷史》在古代部分改變的主要是取消社會主義時期的唯物史觀用語以及對歷史人物（尤其是成吉思汗）的重新評價（多趨於正面），其他改變並不大。近現代史方面則改變較大，從用語到評論觀點均較客觀。
在討論二十世紀的政治人物時，對喬巴山、澤登巴爾與巴特蒙赫等領導人物有更客觀的評價，而對原來被刻意隱沒的人物如博多與丹增等均有討論，但對1920年代在蒙古扮演重要角色的布里雅特人物如倫琴諾等仍因顧及與俄羅斯及布里雅特關係刻意避而不談。此外，1930 年代的大整肅、1911 年的獨立運動、1915年的中俄蒙協約、蒙古人民革命黨、與蘇聯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與中國的關係也都是討論重點，也有新的見解出現。總而言之，《蒙古國歷史》一書內容比起社
會時期的各版本更加客觀，但亦不免有1990 年之後的民族主義色彩。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方法，並配合進行田野訪談。本研究除研讀既有歷史著作外，繼續蒐集整理蒙古相關資料，補充所需專書與論文，撰寫心得筆記，與相關學者討論，最後進行論文撰寫。
計畫執行期間筆者前往外蒙首府烏蘭巴托蒐集資料、購買新書，因為不到外蒙，在台灣極難獲得當地新書資訊，也無從購買新書。如果全需依賴當地朋友代為蒐集購買，不但叨擾對方，而且曠日費時。
除了蒐集資料外，筆者還在烏蘭巴托與相關學者進行深度訪談及討論，對撰寫論文大有助益。

結果與討論
在本計畫執行期間，筆者除了閱讀整理相關資料外，也利用寒假前往蒙古與當地重要相關學者進行深度訪談，訪談的學者包括歷史學家Ch. Dalai、Ch. Dashdavaa、J. Boldbaatar、N. Khishgt、D. Erdenebaatar、A. Ochir、S. Gombosüren、S. Damdinsüren、L. Jamsran、Z. Lonjid 以及語言學家Ts. Shagdarsüren 等人，每人訪談時間在二至五小時之間，訪談內容均有書面與影像紀錄，收穫很大。
赴蒙期間也花費兩萬餘元購買了很多近年出版的歷史相關專書，只是本計畫經費中並未包括購書花費，因此只能自費為之。蒙古出版的書籍無法在台灣透過中介購買，即便託人或親自在蒙購買，也多無發票或收據，即使研究計畫中有購書經費，在報帳上也很麻煩。值得高興的是，此次在蒙期間，發現烏蘭巴托新開了一家新式書店，書籍分類做得較好，也會開立發票，選購書籍時方便許多，但所售書籍仍不夠完整。
近年蒙古出版的有關本身歷史文化方面的著作很多。在歷史方面，蒙古學者在重新解釋歷史方面有不少成果，其中有些是恢復歷史原貌，有些則是重新建構，後者當中難免有為政治服務之處。目前，蒙古的民主改革已有相當正面的成果，如果可以持續下去，對歷史的客觀研究可以奠定更堅實的基礎，也會有更多優秀成果出現。近年出版的中英文蒙古相關著作中，關於1990 年以後的蒙古歷史書籍並不算多，出版的多為政治、經濟等現況的相關課題，尤其是蒙古在走向市場經濟與民主改革過程中面臨之各種問題及相關政策之檢討。
此外，也有部分俄文成果出版，但多為與布里雅特歷史相關的研究，與蒙古直接相關的研究並不多，更遑論蒙古民族主義這類對俄國向來敏感的課題。但因布里雅特為廣義蒙古之一部分，筆者研究的蒙古民族主義也將該地區列入，因此仍然對布里雅特在1990 年代以後的歷史討論與著作十分注意。日文有關蒙古現代史的著作中相當注意1940 年代中華民國或國民黨對蒙古的政策。
筆者訪談的蒙古歷史學者不約而同向筆者指出，蒙古民主化之後最重要的歷史著作即是2003 年出版的五冊《蒙古國歷史》（Mongol Ulsyn Tüükh），也是蒙古歷史學界多年努力的研究成果。筆者基本上同意此一說法，也認為此書在某些歷史課題上有提出新的看法或是恢復更早之前的看法，可以代表1990 年之後的歷史解釋。但是，由於此書屬於集體著作，而有些歷史課題的研究仍未有定論，因此，此書在態度上依然是比較中規中矩，或可說是較為保守。也因此之故，知名蒙古史家Sh. Bira 教授在美國一學術會議期間表示對該書的不滿，認為該書論點仍然不夠新，不夠進步。對此書的評價當然仍有討論空間，目前就給予定論似乎稍嫌過早，但比對新舊版蒙古史的異同仍可顯現很多意義。
過去十五年來，蒙古歷史學界對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十三及二十世紀政治人物（包括喬巴山、澤登巴爾、巴特蒙赫、博多、丹增等）均有豐富討論與著作。
此外，1930 年代的大整肅、1911 年的獨立運動、1915 年的中俄蒙協約、蒙古人民革命黨、與蘇聯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與中國的關係也都是討論重點，也有許多新的見解出現。歷史書寫的新方向、新觀點、新議題仍方興未艾，值得繼續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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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此一研究計畫可謂成功。深入訪談了十一位蒙古學者，整理了訪談資料，自費購買了相關專書四十餘冊、蒐集了十餘篇相關學術論文及報紙文章、閱讀整理了部分資料，並且已就研究主題開始撰寫論文。
至於在研究助理的訓練上，與預計成果相符。兩位助理透過此工作的訓練，除了進一步了解蒙古近代史及現況外，也進一步接觸中蒙文資料。而研究助理的工讀費對其專心撰寫論文以及協助本研究計畫的進行有極為正面的助益，本年六月兩位研究助理分別以「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青海湖祭與青海地區的蒙藏關係（1773-1940）」兩篇論文順利獲得碩士學位。

附件：赴國外出差心得報告
筆者於 2005 年1 月20 日午後出發，經香港至北京停留一夜，21 日上午飛抵烏蘭巴托。在烏蘭巴托的主要工作是蒐集研究資料並進行田野訪談。工作結束後，2 月1 日中午離開烏蘭巴托，於北京停留一日購買研究專書並與一兩位學者聯繫，於2 月3 日午後出發，經香港返台。
筆者在烏蘭巴托訪談的學者包括歷史學家Ch. Dalai、Ch. Dashdavaa、J. Boldbaatar、N. Khishgt、D. Erdenebaatar、A. Ochir、S. Gombosüren、S. Damdinsüren、L. Jamsran、Z. Lonjid以及語言學家Ts. Shagdarsüren等人，每人訪談時間在二至五小時之間，訪談內容均有書面與影像紀錄，收穫很大。在訪談語言方面，除了中文很好的Ch. Dalai院士(1他年輕時留學北京大學，後又曾任蒙古駐北京使館一等秘書，中文造詣頗深。)外，其餘學者必須藉助蒙語、俄語及英語進行訪談。訪談內容包括1990 年以後學界與民間討論的重要歷史議題、社會主義時期與1990 年以後對歷史人物與事件觀點的異同、新舊版蒙古史的異同比較、1990 年以後重要的歷史專書與論文、1990 年以後歷史研究的優缺點、史料檔案情況、以及受訪學者本身對特定歷史人物與事件的看法等等，討論相當深入，收穫豐富。在與蒙古學者接洽訪談時，承蒙筆者在當地的助理D. Zolboo 先生協助，雖然未能聯繫上所有想訪問的對象，但在有限時間內平均每天訪談一或二人，而且談話內容集中在歷史書寫相關主題上，並未浪費任何時間。這種做法與蒙古人一向較為悠閒的時間態度是不太相合的，但每位受訪的蒙古學者都願意配合，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都是知名學者，有些也擔任研究單位或學校行政職務，相當忙碌，另一方面也因為1990 年以後受到亞洲與歐美工商發達國家的互動與影響增加，時間觀念因而有所轉變。
赴蒙期間也花費兩萬餘元購買了很多近年出版的歷史相關專書，只是本計畫經費中並未包括購書花費，因此只能自費為之。蒙古出版的書籍無法在台灣透過中介購買，即便託人或親自在蒙購買，也多無發票或收據，即使研究計畫中有購書經費，在報帳上也很麻煩。值得高興的是，此次在蒙期間，發現烏蘭巴托新開了一家新式書店，書籍分類做得較好，也會開立發票，選購書籍時方便許多，但所售書籍仍不夠完整。
筆者此次蒙古行相當成功，收穫也很大，但在報帳上卻有些問題。主要是，目前前往蒙古烏蘭巴托的機票錢已經提高，尤其是北京－烏蘭巴托的來回機票漲價幅度很大，筆者購票花費近四萬元，卻只能報帳兩萬九千元左右，和實際費用落差很大，希望國科會能加以改善。此外，經北京飛烏蘭巴托雖然機票比經首爾（漢城）飛烏蘭巴托稍貴，但可順道在北京購書並與相關學者聯繫，結果更為划算，國科會應該體諒，允以此類合理旅程報帳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