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管治不可持续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学良（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博士《“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的第五部分。）

“以专政的办法管治民族关系”是斯大林体制的核心。这个极端主义体制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斯大林让那么多人掉脑袋还能毫无效果？全党全国人人恐怖就是重要成果。但这种体制的代价越来越大，到后来变得实在太大，连执政党自己都扛它不动了。

主要代价之一就是具体操作专政机器的人——最高领袖本人总不能亲自来操作，得要布置手下人去干活——不久又被这机器给吞噬进去，绞得粉碎。还记得斯大林小时候的铁哥们、当众动手打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耳光的奥尔忠尼奇泽吗？到了1937年春斯大林发动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高潮中，老奥的副手和他所有的亲信都被抓起来了，最后他的亲哥哥也进了大牢。他去跟斯大林讨说法，最高领袖回答：那是“组织上的措施”。老奥回家后，半夜里卧室枪响，一命归天。当年说是自杀，多年后披露的证据显示老奥是“被自杀”的：克格勃（那时叫内务部）首脑叶若夫（Nikolai Yezhov）派人从他的后门进去，完成了任务（Radzinsky, Stalin; 新华中译本第411-412页）。老奥的亲属和助手大多数被处决或囚监。叶若夫是负责操作那部专政机器的主管，他在“肃反运动”任务基本完成后，被斯大林下令处决，罪名是“叛徒、间谍”。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即Cheka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其领导班子共13人，除了第一任首脑捷尔任斯基和第二任首脑缅任斯基（V. R. Menzhinsky）是自然死亡的，其余11位领导以后全部被杀。连克格勃系统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所有亲属都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为这帮人立传的俄罗斯作者写道：斯大林于1934年7月中旬精心挑选了缅任斯基的接班人，这是专政机关领导人最后一次的平稳接替。“此后该机关的每一位新的领导人都不仅要消灭自己的前任，还要消灭其手下的鹰犬”（列·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中译本第1-2、218-220页）。

所以，用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办法管治社会（管治民族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具有它自己不可抗拒的加速力量。它开始的时候是无情地辗碎挡在它前面的人，最后滚动得越来越快，就把左右后边操作它的人们也给席卷轮下，辗得粉碎。那些至今热情推崇以斯大林“先杀了再说”的极端主义解决问题的人——中国一出什么事，他们一片喊杀声就在互联网上高亢猛飙——不妨花点时间读读苏联操作那部机器的人的历史。可惜中国国内发表的这类书不多见，原因不是20世纪中国这类事件太少，而是太多，所以才不让在国内出版。比如，燕京大学毕业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1957年被毛泽东钦点为“极右”分子的李慎之，世纪之交多次总结“革命吞噬自己的亲子”的中国人经历教训，其书稿早就被国内禁发。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民族政策的首次认真修补是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主要是从极端主义高度退下来，少杀人、少抓人、抓捕后少判几年。加盟共和国、民族共和国、自治州有了问题，稍微先注意是不是经济社会事务没办好，而不是立马上纲到“主权”最高度，归咎于“分裂主义势力破坏”，四处挖掘“间谍、特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恐怖主义分子”。比如，1956年春格鲁吉亚闹事，部队打死打伤了22人，较之以往要少；1962年6月初哈萨克斯坦民众为抗议物价上涨集会示威，政府基本上没大动武力（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译本，第163-164、501-502页）。


这段政策修补时期，苏共中央也从组织措施、文化教育、经济布局三大方面，做了系统的努力以保障“联盟牢不可破”。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一把手是本地人，二把手必须由莫斯科直接派来；产业结构各区域互相交叉，不至于导致某地区的经济体系完备独立；宗教活动受到官方多层次多方面监控，不许苏联中亚地区与邻近的土耳其交往，也不许在干部队伍和未成年人里传教；本地区的兵员不得在本地区服役；在全苏联推广俄语教学，俄语差的人得不到提拔和好的工作，等等（C. Linden and D. Simes, eds.,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A Soviet Dilemma; N. Glazer and D. Moynihan, eds., Ethnicity）。

然而，在修补民族政策的同时，苏联新统治阶层的思路相当僵硬、视野非常狭窄、措施追求表面功夫。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别出事，只要民族区域的“当家人”把本地区的老百姓管压住不上街、不集会、不闹事，莫斯科就对当家人们的行为不约束。而当家人们越往后，越吃准了这一点。到了1970年代，事情已经腐化到这种地步：“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设法在执政党内发展自己的‘黑手党'。只要他们通过贿赂而使其莫斯科上司高兴……就可以慷国家之慨去营建自己的领地”。他们已经变成了中世纪贵族般的大领主，只对莫斯科的国王负责（Jack Matlock, Jr., Autopsy on an Empire，参阅世界知识出版社译本第43-44页）。

红色沙皇斯大林给后任留下了一个红色帝国。这个帝国的疆域之广，对俄罗斯而言史无前例；这个帝国内部的矛盾冲突之深，同样是史无前例。斯大林在扩张这个帝国的同时，把很多烈性炸药包都埋进了它的夹缝隔层，使得他的后任们不易妙手回春。1990年初在苏联崩裂前夕，在美国首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召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终身研究苏联的布热津斯基（Z. Brzezinski，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评论道，斯大林对共产主义的道德损毁、对苏维埃制度（原本是海选出来的民意代表结构）的破坏、对居民中优秀分子的杀虐，很少有人比得上，他才是苏联主要的掘墓人之一。我当场听了一震，往后所读资料越多，越是感受良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后来以《新阶级》一书轰动世界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回顾说，他最早对崇拜到顶的斯大林发生怀疑，就是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南斯拉夫，到处抢劫财物、强奸妇女。他向斯大林当面控诉，反倒惹得最高领袖反感（G. R. Urban, ed.Stalinism: 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pp. 216-217）。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中国：中国左派学生最早上街游行抗议苏联的风波，源于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在整个苏军占领期间，他们对老百姓的野蛮行为……抢劫、谋杀、强奸妇女、打架斗殴，经常发生。”“苏联在占领满洲后把大批工业设备拆运到了苏联……被拆卸的设备价值达九亿美元，而因拆卸造成的破坏则高达该数字的十倍，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公众舆论面前尽量缩小被抢劫物资的价值”（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译本第147-148、179、213页）。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苏联当年的恶劣行为又被一些中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提及批判，他们自以为这是爱国言论，合情合理，却被打成右派。在缺乏公民权的土地上，自作主张去爱国是件危险的事。上面允许你爱你才能爱，不让你爱你非去爱，那就得收拾你。

在下一篇里，我们将讨论对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第二次修补，怎样把苏“联”弄成了苏“分”。这以后，才便于把对比检疫的镜头对准中国的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