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5日星期二

中国的民族政策需要反思

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内部所发生的越来越多的重大事情可能和主权国家之外的因素相关联,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表明中国政府可以对国内民族问题无动于衷。事实上,不管海外的因素有多么重要,最主要的因素还在内部。实则新疆、西藏的族群冲突事件与内地瓮安、石首等群体冲突事件此起彼伏,揭露了中国社会潜藏的严重危机。既然民族冲突发生了,就表明必须把建立民族和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长远来看,如果不正视问题,只能掩盖问题,民族冲突会随时爆发出来。重大流血事件,发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盛世”中国。难道面对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事件,中国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已经到了对中国民族政策进行调整的时候了!

维汉之间的怨恨在加深,实乃积怨已久。汉族人认为政府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采取优待政策,日益不满;而我们维吾尔人认为在新疆,汉族成为很特殊的群体,备受政府优待的群体,维吾尔民族已在各个领域被迫边缘化。现在问题暴露了,就要反思内部的民族政策。要达到民族和谐,就要从反思建国以后的民族政策做起。

事实上,民族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难题。改革开放30年里,维吾尔自治区也进入了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重建设轻保护问题,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诸多社会矛盾积聚,如若碰到某些地方官员治理简单粗暴以及贪渎,矛盾被激化就不可避免了。

不过,所有的普遍问题,归结为民族矛盾却有失偏颇和过于简单。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内地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腐败严重,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严重,相信维吾尔自治区也存在与内地一样的问题。维吾尔自治区同样面临着如何化解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当地环境和资源保护问题、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问题等,但这不能成为掩盖事实上存在的民族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逃脱执政者责任、掩盖政策和体制存在的问题。当务之急政府应该反思民族政策。现在问题暴露了,就要反思内部的民族政策。要达到民族和谐,就要从反思建国以后的民族政策做起。



民族自治面临更大挑战

一连串发生在民族地区规模不等的事件让久居内地的民众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远离政治生活核心议题多年的民族关系并不如想象中的和谐。在搞经济中心的同时,隔膜和隐患却也在累积,对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这些事件的兴起与被平息,将会进入一代人的历史记忆。民众开始质疑民族自治政策,对民族政策非议颇多,更有激进者,呼吁当局放弃现行的政策。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不是到了迫切需要调整的地步?

事实上,近年来,学界围绕现行民族政策已经有过激烈争论。多民族国家解决内部民族问题,是靠“政治化”的制度安排,还是靠“文化化”的民间消解?2004年马戎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学术论文《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提出应该抛弃承袭苏联式的将少数族群“政治化”的民族政策,转而学习美国将少数族群“文化化”的成功做法,建立“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的国家族群框架。这几个月来,国内外不少人也在讨论民族自治体制是否要改,其中绝大多数人提出取消民族自治的馊主意。我发现迄今他们谈得相当片面,视野局限思路也较狭窄陈旧。

我担心,照他们的那个路子做政策研究和设计,会适得其反,把事情弄得越发糟糕。对民族政策,虽然有强烈的质疑声,但四中全会说要坚持,坚持民族理论,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也就是说,政府回答了现在不会进行调整。在执政党60年周年国庆时刻政府还在用老的方式为民族团结作努力,可以说规格非常高,密度也非常大。继举办新疆、内蒙等自治区建设成就展、天安门广场竖起了民族团结柱后,国家民委就民族政策答记者问,中央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又以最高规格召开全国民族团结表彰大会,胡锦涛对民族团结问题发表讲话。这一切,都表明民族问题重新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大事。国家民委杨晶说,民族团结就像空气,在好的时候谁都不会在意它,但一旦它出了问题,每一个人才会觉得它的珍贵。鉴于目前民族政策面临重大危机,民族问题重新成为高层的关注核心。

然而,纵观相关成就展以及国家民委相关领导答问以及新闻办的白皮书,却只见民族团结问题一片歌舞升平。各民族之间看似和睦共处,繁荣发展,一片欣欣向荣。全国各族人民对民族问题也是满怀信心的假象。是的,“革命浪漫主义”给我们描绘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图景。相关的民族政策阐述,仍同以往一样,缺乏新意。看了以后,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民族政策方向正确,措施得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那为什么还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呢?因此,个人认为,对民族问题的正面宣传是十分必要的,但严肃、深刻的反思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正视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进加以系统和彻底纠正,中国的民族问题将会日益严重,甚至会造成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的问题。目前的一些做法和认识都只是技术上的手段,还没有从讲政治,法律和人文关怀的高度来认识和反思民族工作的问题。

有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该从更深层次寻找原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使民族政策切合实际。不管将事件的因由归咎于民族矛盾、分裂主义、民族宗教政策,还是恐怖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存在的“问题”造成的。正如官方所说新疆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也不是宗教和人权问题,更不是不平等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

我还是想从历史上寻根朔源,来探讨这个民族问题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