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内蒙古日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公然说:内蒙古只“是一个地区”,“不存在民族特点问题”。
依照这种错误说法,中国各个民族地区相互间是没有民族差别的,五个民族自治区的民族文化应当千篇—律、千人一面。
内蒙古虽然是“一个地区”,但它并不是河北,山西那样的地区,而是一个民族地区,是以蒙古族为主体实行自治的民族自治地区。认为内蒙古只是“一个地区”而“不存在民族特点问题”的看法,实质上是对内蒙古以蒙古族为主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否定。
蒙古族在内蒙古是居于主体地位的民族,内蒙古的族特点,应主要表现为蒙古族的特点。
乌兰夫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民族’,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这‘区;域’,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为基础;这‘自治’,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自治。”①
周恩来早于195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座淡会上所作的《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对于以“地区”否定“民族”的错误说法就给予驳斥,指出“……内蒙的名称是双关的,又是地名,又是族名。”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胡昭衡,在自治区直属单位文艺人员大会上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内蒙古日报》上这篇文章的错误观点。随后,《内蒙古日报》辟专栏展开了关于文艺民族特点问题的学术讨论。
内蒙古自治区从事文艺创作、有创作实际经验的—些作家、画家、戏剧家、作曲家说:我们是搞“形象思维”的,而写文艺理论文章属于“逻辑思维”方面的工作,表示不愿参加文艺民族特点问题的学术讨论。过去他们因为较少进行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缺少理论准备,写理论文章也确实感到吃力。有一位作家根据乌兰夫在座淡小说《乌兰奥德》时的讲话精神,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了理论文章《更全面地反映内蒙古》,后来他感慨地说:“我怎样努力,文章也没能超出2622个字。”
当时写理论文章、参加学术讨论的多是一些大学的教学人员,他们来内蒙古的时间不长,对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缺乏了解,缺少创作的实践经验。因此,一些文章脱离实际,不是理论联系实际,而是从理论到理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在一次会议上曾批评说:民族特点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很空泛,像隔靴搔痒。
乌兰夫在座淡会上号召创造“蒙派”艺术,让艺术反映蒙古族人民的现实生活,并具有蒙古民族特点,这样直接从创作实践入手解决文艺作品的民族特点问题,给人的启发是深刻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如果不联系具体的文艺创作实际活动而局限于理论上的泛论,必然会陷入纸面上的空谈。
创造“蒙派”艺术,为现代戏《草原小姐妹》的涌现,拓宽了道路,展现出内蒙古京剧艺术空前繁荣的局面。
文艺作品具有民族特点十分重要,它同民族团结问题紧密相关。以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为例说:电影最后一场被包围的匪徒都是穿民族服装的维吾尔族人,这一场景设置得不妥当,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似乎好坏人是以民族来区分的,也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如果同包围匪徒的解放军—起,也有穿民族服装的维吾尔族民兵参加,就比较妥。 ’
在六十年代初,民族工作中有—股“左”的思潮,它公开提出:统一,就是各民族在各个方面都必须一个模样,不能有任何差别, 内地的各种做法应当在民族地区不走模样地“照搬”;谁如果强凋按照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因地制宜地工作,就会被指责为“民族地区特殊论”、“地方民族主义”、“搞独立王国”。
1963年在呼和浩特宾馆召开的另一次文艺座谈会上,乌兰夫对涉及成吉思汗的文艺作品题材问题讲了他的看法。
关于对成吉思汗的评价,国内外—直有不同的说法,它涉及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还影响到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思想感情问题。早在抗日战争年代,成吉思汗陵冢从伊盟西迁甘肃省经延安时②,毛还亲自题写“成吉思汗纪念堂”匾额,表达了对成吉思汗的赞扬和肯定意见。
多年来,自治区内外发表了不少关于成吉思汗的科研论文,而文艺工作领域由于存在着极左思潮的干扰,有关成吉思汗的作品寥寥无几。
座谈会上,内蒙古日报的一位画家说:因为成吉思汗没有历史定论,这方面的作品难于创作。乌兰夫马上严肃地说;怎么没有定论?毛都给成吉思汗做了结论,成吉思汗的优点是—代天骄嘛,缺点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嘛!
乌兰夫引用毛的《沁·雪》,肯定了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成吉思汗统—北方民族,不仅对民族统一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把东方文化传向欧洲,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有重大影响。然而国内外有些著作对成吉思汗持否定态度。实践征明,这一论点已逐渐被辩证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所取代。
1964年,“文革”前,内蒙古极左思潮愈演愈烈。这般极左思潮的势头之所以既强又猛,还因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礼堂的处以上干部会上,按照林彪、江青的调门大放獗词,硬说内蒙古是“一潭死水”,煽阴风、点鬼火。一些看风使舵的人品味到,乌兰夫的地位已经不稳,要“挪窝”了。
不久,“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它否定一切、打倒一切, 内蒙古在这场大劫难中成了重灾区。
“文革”初,内蒙古展现了历史上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人们心急如焚地关注着乌兰夫的政治命运,夜以继日地忧心忡忡,再不能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乌兰夫遭到陷害。不少人纷纷帖出维护乌兰夫的大字报,这种雄伟、动人的场面是对极左妖风的坚决回击。
依照内蒙古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人们本来是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然而在XXX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竟公然大喊“打倒保皇派”口号,致使大批民族人士多年的政治迫害。
注 解:
①《人民日报》1981年7月14日
②当时由于担心日本侵略者掳走成吉思汁陵冢用于蛊惑人心,故而西迁。延安隆重祭奠,有一万多人参加大会,延安还专门打了三孔大窑洞,修建成吉思汗纪念堂。
2012年1月15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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