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突厥系民族对成吉思汗的尊崇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游牧帝国——蒙古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不仅被蒙古人视为本民族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圣主，而且还长期受到中亚许多突厥系民族的尊崇。这种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表现在14世纪以后中亚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多个方面，并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考察中亚突厥系民族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并探讨这一信念持久不衰的原因，对我们理解“后蒙古时代”中亚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不无价值。本文使用的“突厥系民族”在概念上对应于语言学界所用的“操突厥语的各族”(Turkic—speaking ethnic groups)，具体指那些原操突厥语和14世纪以后突厥化的民族。这二者共同为今天中亚突厥系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在蒙古人中长期存在着“只有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才能受到天命护佑以统治天下”的理念，所以也惟有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才有资格称“汗”。自17世纪起，虽然西蒙古人中出过几位称汗的首领，但据研究，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是因其血统和成吉思汗家族有关。对具有成吉思汗血统的重视也见于突厥人中。首先应该提起的是帖木儿，他出自河中地区突厥化的蒙古八鲁刺思(Barlas)部，自14世纪70年代起率部先后远征钦察汗国、波斯、印度等地，创建了辉煌一时的帖木儿帝国。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就将“女婿”看作一定程度上的女方家庭成员。原本与成吉思汗家族并无瓜葛的帖木儿为使自己的统治取得合法性，于1397年娶察合台系汗黑的儿火者之女，以此进入成吉思汗大家族中。

由于帖木儿毕竟不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男性后裔，故终其一生也仅是采用比汗低一级的头衔“埃米尔”(amir)，但为表明其是成吉思汗家族一员的身份，特地在对外交往中使用了“古列坚”(女婿)的“头衔”。在其子沙哈鲁送与明朝的波斯语国书中，对帖木儿所加的称号“驸马”(fuma)也是为了表达这层政治含义。曾访问其帝国的西班牙使者即在行记中称帖木儿出自察合台一族。沙哈鲁即位后，也向钦察汗国提出过联姻的要求，这也是重视成吉思汗血统的表现。　帖木儿帝国对蒙古大汗血统的尊崇还清楚地表现在帖木儿石棺上刻的墓志中。该墓志强调帖木儿是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汗之子合出里之后，并称他与成吉思汗一系有共同的祖先；墓志还借鉴成吉思汗祖上阿兰豁阿感光而孕的传说，伪称帖木儿之母也是承受了天光才生下他。但伊儿汗国大臣拉施特早已强调屯必乃汗之子合不勒汗到成吉思汗这一系的正统性，而把合出里一系的后裔八鲁刺思部等都称为成吉思汗的奴隶。这一说法显然不利于帖木儿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加上当时的史家明确宣称，只有成吉思汗家族的男性才有权称可汗和苏丹，故帖木儿朝中的史家牙孜迪(Ghiyath al-Din’Yazdi)在帖木儿传记的序中称合不勒曾做了两个梦，他将梦的内容告诉了其父屯必乃汗。屯必乃汗解释说，第一个梦预示合不勒的四世孙将成为大汗而征服世界，第二个梦则预示合出里的八世孙也将君临天下(这实际上分别暗指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因此合不勒和合出里兄弟俩约定汗位由前者一系继承，军政大权则交给后者的子孙。由此可见，帖木儿的御用文人不得不煞费苦心地编造神话，以维护其主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对成吉思汗血统的尊重还体现在帖木儿王朝的宫廷礼仪中。在柏林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一幅朝觐图中，君主右侧表示尊贵的位置是四位成吉思汗系王子的座位，表示卑微的左侧则站立着高官们。

　　帖木儿王朝对成吉思汗崇敬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所谓的成吉思汗的札撒(jasaq，法令)或图拉(tura，规则)的遵从。伊本·阿拉布沙赫(Ebn Arabshahi)称帖木儿“遵守成吉思汗的法令甚于伊斯兰法”，“(帖木儿)政府的基本原则被安排成完全适合成吉思汗法令的样子”。当时，中亚地区“全部察合台人、草原居民、契丹人和突厥居民，所有这些应受安拉谴责的异教徒们都遵守成吉思汗法令”。这反映了中亚地区的人们对成吉思汗的尊敬，把他制定的法规看作金科玉律。帖木儿要想取得广泛的拥护，当然有必要通过遵守这一法规来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当时的情况如同以突厥人自居的帖木儿五世孙巴布尔(Bāber，又译“巴卑尔”)所记述的：“从前，我们的祖先忠实地遵守成吉思汗的法令，无论在宗王集会，还是在喜庆宴会上，吃、坐、立都不违反他的规则。成吉思汗的法规虽非[老天]的法令，[但]必须遵守，不可违反。”在帖木儿帝国，直到沙哈鲁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法才凌驾于成吉思汗法规之上。然而后者的影响一直存在。巴布尔时代的业已突厥化的蒙兀儿人仍一丝不苟地恪守成吉思汗的规则。在巴布尔建立的莫卧儿王朝中，成吉思汗法规依然是规范人们特别是皇室成员行为的准绳。《胡马雍传》中记载，在一次狩猎后，辛达尔王子“按照成吉思汗的规则(tufa)”，将所获猎物分赠于兄长胡马雍；其后代贾汗基尔也“按照成吉思汗所定的规则”，将俘虏置于其左侧。在场猎人共同分享猎物的习俗在成吉思汗以前的时代就颇流行。《元朝秘史》载，兀良合台人在林中烧烤所猎鹿肉时，恰逢也正在打猎的朵奔蔑儿干，后者即从兀良合台人那里得到了“烧肉”(siralxa)。由此可见，不少“成吉思汗的规则”并非成吉思汗所创，而更应从蒙古一突厥游牧文化中寻找。俘虏被置于左侧显然与前述的左方位卑观念一致。该习俗的确立也不始自成吉思汗。在古老的突厥史诗《乌古斯汗》中，借乌古斯汗之口说出了右手地位高于左手的话。“以右为尊”在巴布尔的记述中也有反映：察剌思部和别乞克部为了右翼的位置产生争持，后通过协商，确定双方各在围猎和战斗时占据高位才算解决了纠纷。尚右之习可从突厥人的方位观中求解。自古突厥汗国时起，突厥人就形成了以东为基准、面东而立的方位观，由此产生以南一右为正、北一左为负的观念。这一方位词的感情色彩仍保留在哈萨克语中，哈语表示“右”的词还有“正面，正确的”等义。该习俗在突厥世界中早已流行，只是后人又将其记于成吉思汗的名下以提高权威性，并一直延续到突厥化的莫卧儿王朝中。这些古老的旧俗借成吉思汗之名长盛不衰的事实恰好凸显了突厥人对成吉思汗的尊敬。与帖木儿的平民血统不同，继之兴起的月即别王朝(布哈拉汗国)的建立者昔班尼则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直系后裔。因此，虽然月即别人早已突厥化，但凭着成吉思汗家族血统的优越感，他们才蔑视帖木儿的出身。在他们的史书《汗史》(Tārikh-I khani)中，帖木儿的父亲被描写成一名为察合台汗服务的仓库主管，其名字也被与突厥语动词tari－(耕种)联系起来，以从游牧民歧视农民的角度来贬低其出身。月即别人的统治因其与成吉思汗家族的联系而被“自然”赋予了合法性。不过随着他们的伊斯兰化，月即别人有时不得不从坚守成吉思汗法令的立场上稍作变通，以迎合伊斯兰教法。典型的例证是《布哈拉宾客之书》(Mihmam－nāma－yi—Bukhārā)所载的一场发生在昔班尼汗和伊斯兰神学家之间的围绕继承权的争执：双方各从札撒和逊尼派教义的立场展开辩论，最后昔班尼做了妥协。有时对成吉思汗的尊重也可与伊斯兰信仰相统一。和卓是中亚社会的宗教领袖，他们多被认为系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的后裔。可是据《大霍加传》记载，一位和卓却对世俗王说：“我身上有三种独特之处：一是穆圣的后裔；二是王子；我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可见，即使自诩血统高贵的圣裔也感到有必要利用成吉思汗的巨大名望来赢得尊敬。

今中国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在14世纪到17世纪后期先后经历了突厥化的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的统治，这两个汗国的创建者均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之后。

　叶尔羌汗国的史家专门编写了《成吉思汗书》(Cingiz nama)来宣扬其历史。该书的成吉思汗家族谱系内容照抄于前述牙孜迪的作品，并将《旧约圣经》中的人类谱系说与突蹶人共有的乌古斯汗传说及蒙古人特有的阿兰豁阿神话整合为一体，且精心做了次序上的编排：诺亚(又译“挪亚”)之子雅弗的儿子突厥为所有突厥一蒙古人的共同祖先；至其六世时，家族分为塔塔儿和蒙兀儿两支；后者之孙即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传说人物乌古斯汗；而乌古斯汗的第九代后人又是蒙古人的女祖先阿兰豁阿，其后世子孙即成吉思汗。

　上述编排使原先并无关联的乌古斯汗传说和阿兰豁阿神话在谱系上联结起来，从而将成吉思汗的血统延伸到中亚突厥人传说中的共同祖先乌古斯汗那里。另一方面，作者又把蒙兀儿说成是乌古斯汗的祖辈，更有在突厥一蒙古同源说流行的背景下褒扬“蒙古”名称古老性的用意。看来成吉思汗的后人虽然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在文化、语言上日益突厥化，但不仅没有忘记他们这位建立了“世界帝国”的祖先，还尽力使新输入的观念和本族旧有的传说相接轨，将蒙古人和突厥人联成一体。

　这种以成吉思汗为核心的“蒙兀儿人正统论”，在后来拜城人毛拉穆萨(Mullā MūsāSayrāmī)写于1909年的《伊米德史》里仍有反映。毛拉穆萨称成吉思汗的子孙在蒙兀儿斯坦的统治持续到回历1120年。但书中又说“在突厥斯坦、服从了俄国的钦察草原大兀鲁思、服从了清朝皇帝的卡尔梅克人中的那些汗及继承了王位的埃米尔们据说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更有意思的是他关于明、清交替的记述：“终于蒙兀儿人和塔塔儿人商量好了，一起进军占领了北京。来自满洲部族的蒙兀儿人的名叫‘太宗顺治’的子孙戴上了王冠，坐在了统治北京的宝座上”。这一记载虽非史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受“蒙兀儿人正统论”影响的穆斯林惯于将中国封建王朝君主与成吉思汗相联系的政治思维。

　二

　　以上列举的资料主要揭示中亚突厥系民族上层人士具有明显政治意味的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其实，中亚突厥系民族普通民众对成吉思汗的敬重也是颇深的。15世纪后期，在蒙兀儿斯坦西部曾聚集了不少从布哈拉汗国分离出来的游牧人，他们被称为“哈萨克”(qazaq，源于突厥语动词qaz－，意为流浪)，以后又融合了若干仍保持游牧生活的突厥部落和突厥化的蒙古部落，最终形成了与逐步定居化的乌孜别克族人不同的民族。因此哈萨克族人在起源上与术赤兀鲁思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哈萨克贵族在血缘上也属于成吉思汗后裔。《巴布尔回忆录》中提到过两位哈萨克首领阿迪克苏丹和哈斯木汗，并明言他们是术赤的后人。可以肯定，他们之所以享有上述头衔，即在于其是成吉思汗的后代。15世纪末到16世纪，哈萨克汗国的统治者声称自己为成吉思汗的后代，并以此来震慑敌人。吉尔吉斯人的统治者因为不像哈萨克人那样可以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成吉思汗身上，而被哈萨克人称为黑吉尔吉斯人。

这是由于在中亚突厥系的颜色观念中，白色与王族、高贵、富有等对应，而黑色则代指平民、穷人等。至于成吉思汗在当今哈萨克人中的地位，美国学者杜磊(Dru C．Gladney)的一篇文章颇有参考价值。杜磊认识了一个定居土耳其的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当他询问这位哈萨克人如何保持民族认同时，此人回答：“我们是哈萨克游牧人的伟大首领成吉思汗的后代(你知道，他是哈萨克人，不是蒙古人)，我们知道我们的整个谱系，这是每个哈萨克人需要记住的首件事。”该个案清楚地证明了至少一部分哈萨克人借助族谱保持了对成吉思汗的祖先认同，而当这种蕴涵历史根源的祖先认同在表面上与常识相冲突时，他们通过强调“他是哈萨克人，不是蒙古人”来强化这一认同的古老性和排他性。

　　能够证明成吉思汗以光辉的形象一直活在许多突厥系民族心目中的还有民间文学材料。在源自术赤兀鲁思的各突厥系民族中都流传着一部用本族语言记录的名为《成吉思汗书》的民间史书，目前已知它见于喀山鞑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巴什基尔人和哈萨克人中间。在各民族中流传的该故事内容基本相同，从中难以看到后起的伊斯兰因素。该故事情节与《乌古斯汗传》和《蒙古秘史》均有不少一致之处，虽然尚不能确定这个故事就是早佚的蒙古文献《金册》的部分内容，或只是一个内容取自突厥系民族始祖神话的独立传说，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其系未被后人篡改过的术赤家族史。该故事的基本情节如下：

过去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被其父母关在一座高塔里。一天，看守应她的要求打开了窗户，一束光线照于其身使她顿时昏厥。她醒后发觉自己有了身孕。其双亲十分恼火，把她关在一只船里任其漂流。结果图木蔑尔干(Tumaul Mergen)发现了她并与其成婚。后来她因感光而孕的孩子都因伯颜(Duyir，Bayan)出生了。他长大后娶了阿兰豁阿，并生了三子，但均不成器，以致都因伯颜宣布他们无权即位。都因伯颜死后仍在夜间以光的形式拜访其妻，再以狼的形体离开，这样阿兰豁阿又怀孕了，并因此遭到其子的谴责。她只得请他们偷偷地观察一切。他们看到一束亮光射入其母的帐篷，后又以苍狼的面目离开并高喊着“成吉思”。后来，成吉思出生了。成吉思长大后甚得众人爱戴，但遭到其兄长的嫉恨。迫于危险，成吉思沿河上溯隐居起来，他通过漂流猎得的鸟羽将隐居位置告诉其母。以后人们赶走了他的恶兄长，将成吉思找回来并立他为汗。成吉思汗井井有条地治理人民，把大家分为十二个部族，并授以相应的印记、口令等。

　有研究者指出，成吉思汗划分部族并确定其各自标志物的情节仿自《乌古斯汗传》。显然术赤家族的目的是把成吉思汗塑造成乌古斯汗那样的各草原民族的共同祖先，以整合其兀鲁思下的各族，用“成吉思汗祖先认同”取代原先突厥系各族中流行的“乌古斯汗祖先认同”。从以后不少突厥系民族均流传着《成吉思汗书》的故事而《乌古斯汗传》在草原却不甚流行的情况来看，这一目的当已达到。拉德洛夫(W．Radloff)于19世纪收集到的一个哈萨克人讲述其来源的故事即基本上取自《成吉思汗书》，惟在结尾处稍有变化。故事说成吉思成为大汗后，他善于治国的名声传到了周边。结果鲁木(Rum)、哈里发(Chalif)、克里木(Krim)都派人来觐见他，请求成吉思汗让他的一个儿子作为他们的君主。故当罗斯人(Russ)来时，就只得到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女儿作为其统治者。最可怜的是哈萨克人，他们只得接受成吉思汗的恶兄弟充当其首领。故事的这一结局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普通哈萨克人的君主观。他们认为，当时的几个大国即鲁木(奥斯曼帝国)及其藩属克里木鞑靼汗国和俄国的君主均系成吉思汗之后。事实上仅有克里木鞑靼汗国的君主是钦察汗国君主的后裔，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看来，它凭着成吉思汗家族的优越血统而具有特殊地位。罗斯人出现于此是缘于其长期以来被突厥人视作同族，这在《乌古斯汗传》中即有反映，而且马木鲁克突厥人也把罗斯人看作突厥人。至于说罗斯君王是成吉思汗之女，疑与当时流行的俄国沙皇均为女性的传说有关。如斌椿的《西域闻见录》卷四载：“自鄂罗斯之察罕汗没，无子。国人立其女为汗。嗣后皆传女，迄今已七世矣。”成吉思汗还出现在哈萨克萨满(baksa　　此外，关于成吉思汗的神话还在其他突厥系民族中流传。唐努乌梁海的操突厥语的图瓦人把成吉思汗敬若神明，把一切好事都归功于他，说他教当地人种植小麦和兴修水利，还说当成吉思汗死后，图瓦人就被划归其第三子格斯尔汗(Gesser Khan)统治。后者实际是藏族史诗中的格萨尔王的蒙古名称。在图瓦人眼中，这么伟大的英雄都只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则其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可见一斑。成吉思汗的形象还被图瓦人进一步神化成一个名为格斯尔·成吉思·喀伊尔(Geser－Cinggis—Qayir)的创世者，他在洪水后重新塑造了世界。类似的对成吉思汗的神化在西伯利亚雅库特突厥人中也存在。雅库特语的成吉思汗(Cinggis—xan-Cigis—xan)系指一位残酷的神灵，这被认为是受蒙古统治的影响。

三

　以上大致整理了突厥系民族对成吉思汗崇拜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崇拜在中亚突厥人中是一种超民族、超语言、超宗教的广泛存在的心理认同，它覆盖了政治领域和民俗文化的各个层面。下面尝试对这一情况长期存在的原因做出解释。

　　从历史背景上看，14世纪以后，在中亚逐渐形成的突厥系民族中有不少都肇始于成吉思汗子孙所建立的汗国，如哈萨克人和乌孜别克人均源自钦察汗国，类似的还有鞑靼人，诺盖人等。这恰如学者指出的，在后蒙古时期的草原上，操突厥语的部族经常是由一个原先操蒙古语的部落为核心，而后各个操突厥语的部落又加入进来。既然这些民族的形成与蒙古帝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再加上成吉思汗独具的魅力，那么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自然容易作为一种具有维系民族作用的历史记忆而保留下来，这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魅力(Charisma)有时会成为一种‘血缘品质”’，“与一个家族共同体和宗族结合在一起”。这一解释适用的典型例子就是哈萨克人借助族谱认定成吉思汗是其祖先，众多统治者均凭自己拥有成吉思汗血统为其统治赢得合法化也可归入此类。不过，上述模式还不能很好地解释那些血缘上属于非成吉思汗系的突厥人也很尊崇成吉思汗(包括对他制定的法规)的情况。

　　借鉴人类学的观察视角，可以说有两点与本问题密切相关。 　一是许多游牧民族都有“谱系失忆”(genealogical amnesia)现象，这被归结为游牧社会中易于出现的谱系融合(genealogical assimilation)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经历了蒙古征服的时代后，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现了一种虚拟的“同源论”将二者在血统上联为一体。目前研究者一般把该“同源论”(实际上是视蒙古人为突厥的一支)追溯到前述14世纪初成书的《史集》中，以强调《史集》对后世的影响。但这一提法犹有可议之处，在成书于10世纪的波斯文地理文献《世界境域志》中就明确提到，“在突厥诸国中，九姓乌古斯最大”及“鞑靼人也是九姓乌古斯人的一种”。编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也把实际上与突厥无关的鞑靼、党项等划入突厥范畴，说他们都是先知诺亚之孙雅弗之子突厥的后代。这大约是此类观点在突厥语作家文献中较早的反映，以后这种将许多民族均归人突厥人的分类法遂长期延续下来，如成书于蒙古西征前夕的穆巴拉克沙(Faxr as －Din Mubaraksah)的《历史》中就将鞑靼人、吐蕃人、罗斯人等归入突厥人。因此，我们对《乌古斯汗》中称罗斯人为突厥人、《史集》中称党项人为突厥人的说法就不感突然了。就本文而言，上述文献把鞑靼人划为突厥人的说法是很重要的，因为蒙古崛起之后，当时包括中亚的外部世界均使用“鞑靼人”来指代蒙古人。故对中亚突厥人而言，蒙古人绝非与其全然无关的群体，所以钦察突厥人才会相信蒙古人的说辞“我们和你们是同一部落的人，出自同一氏族”而放弃援助阿兰人。因此，在《史集》问世之前，将蒙古人看作广义的突厥人的观念即已形成，而且随着该观念的传播以及蒙古上层后来的突厥化，产生了所谓“谱系融会”的结果，使突厥、蒙古两大群体的自我认同边界都发生向对方倾斜的变化。这一过程有助于先前在蒙古征服时代处于服从群体的突厥人在失去若干“原有记忆”的基础上对成吉思汗产生认同感。这与本文前面分析的术赤家族通过有意仿造《乌古斯汗传》来撰写家史的背后动机是一致的。此种新的认同有时还因得到蒙古一方的回应而表现为一种积极的互动行为。一位土尔扈特使臣于1717年曾告诉土耳其官员，俄国方面要求阿玉奇汗攻击突厥系的巴什基尔人(Bashkir，原文作Ishtek，这是哈萨克人等对巴什基尔人的称呼)，遭到后者的拒绝：“你们已经谋害了巴什基尔苏丹，那么他们和你们就结下血仇。我不会阻止他们，我们之间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源于同一氏族。”该使臣还叙说了阿玉奇汗援助巴什基尔人击退俄国进犯的事。

　　二是在人类不同文化的接触中，往往会产生一种“相对高等的人到蛮荒之地后被土著尊为神明或领袖”的现象，较典型的就是中国古籍《史记》称吴国王室是南迁的周人太伯之后。但这并不等于说太伯南迁即为史实，而是春秋时期吴国统治者创造出的一种新的集体记忆，目的在于为自己的“华夏化”铺平道路。这一视角对我们分析图瓦人和雅库特人对成吉思汗的崇拜颇有借鉴意义：客观的周边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主动接纳处于强势地位的蒙古文化的必然性，可是由于其社会发展程度偏低，长期处于“前国家”的部落阶段，而且国家权力对其社会的渗入程度又很有限，导致成吉思汗伟大君主的形象在他们那里难以扎根，而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民族较崇拜的对象主要是给本民族带来重大发明的“文化英雄”或起到创世作用的神灵。这样，我们对发生在成吉思汗身上的这种形象转化就容易理解了。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成吉思汗留在突厥系各民族记忆中的形象不仅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还是国家及札撒等法规的制定者，这与突厥人对圣主的历史记忆是相合的。早在古突厥汗国的碑文中即透露出对能够建立国家和法规的可汗的赞颂。同时像《成吉思汗书》这样的史书又进一步把成吉思汗塑造成“感光而生”的神人来传递其受天命庇佑而统治天下的寓意，并通过口头文学的传承愈发加深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化形象。所以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成吉思汗的形象是非常符合突厥人的传统君主观的，因此才可能长期得到他们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