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内蒙古武斗和军管

在和讯博客看到一篇关于内蒙武斗的文章，说内蒙67年1月军队和红卫兵发生冲突，是全国武斗第一枪。印象中，上海的一月风暴（后来引发大闹怀仁堂）才是第一家。后来在老鬼新浪博客看到宇鹏发的帖子，才知内蒙古那一枪是2月初打的，夺权比上海要迟，但军队开枪杀红卫兵，的确是独家开了先河。所以后来才有滕海清中将奉命改组内蒙古高层，并奉命大抓内人党。

1967年1月，离开了喧嚣的北京，离开了那漫天的阴霾和暗红色的夕阳笼罩的城市，我们在归程间奔向河套地区。火车过了卓资山，在苍茫的原野上奔驰，远远望见北方的塬上隆起的大山的阴影。那是河套平原北部天然的屏障——大青山脉，属于阴山山脉。而眼下的卓资山，则是这个东西千里的平原的东部战略支撑点。从此向西，远远别离了桑干河流域的土黄，洪荒，逐渐进入历代草原民族欲南下侵扰中原的最大的战略集结区域。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昔日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千里草原，已为农耕文明和新型的工业文明变成了沃野和散布平原各处的工业基地。望着车窗外闪过的景物，我沉郁的胸怀，不觉开朗起来。
黄昏时分，火车到了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是有鹿的地方，旧名归绥，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我们下了火车，想在这儿逗留两天，看看内蒙古首府的风光。

红卫兵接待处把我们安排到内蒙古工学院，住在三楼的教室里。暖气烧得挺热，教室里暖融融的。铺着毛毡，盖着毛毯，感觉不到北国凛冽的寒气。同室几个来自河套腹地山村的学生，小小年纪，却有人吧嗒吧嗒抽着旱烟。据他们说，和东北老林里的人一样，他们村子男女都从小抽旱烟。也许是生活的环境使然。我却不敢恭维这一习俗。第二天早上，进来了几个内蒙的中学生。黑而黄瘦的面庞，枯干的身躯。他们是来约我们同室的同学。我以为这些留分头的学生是男生，一张嘴说话，才知道是女的。我奇怪她们何以都装扮成男人，同室告诉我们，为了彻底与封资修决裂，做到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他们那儿，女生都剪了长发，留了分头。那一个个短发尼姑样的女生，怎么看都怪兮兮的。我一向认为，女孩子的美，相当一部分在头发。如此男女不分，连美丑都颠倒了。
吃了早饭，出了工大校门，就碰见几个学生拿着喇叭，呼吁同学们到内蒙古军区静坐去。我们不知就里，决定随他们去军区门口看看。内蒙古军区在呼市北郊，从工大南下，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折向东行不远，便是军区大院。几百工大学生席地而坐，要求军区副政委刘昌等交出内蒙古自治区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内蒙古军区第一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主席乌兰夫已经倒台。而军区却将另外几位书记保护起来，不让红卫兵揪斗。因而导致了学生静坐示威的行动。

军区铁栅门关得紧紧的。荷枪实弹的一排卫兵在墙内紧张地与墙外学生对峙着。学生们似乎并不畏惧这些荷枪实弹的卫兵，一个劲地喊着：
“内蒙古军区不要成为走资派的保护伞！”
“把王逸伦交出来！”
“打倒刘昌！”
第一次见到大学生们与军队对抗，我们无法评价孰是孰非。看了一会，就折转头，向市区走去。
前套地区连降了几天大雪，厚厚的积雪在大街上结成了严冰，光洁而平滑。来往车辆后面都拖着防滑链条，司机还不敢放开速度开车。街市不太繁华，行人也不算多，但街旁小吃店里的肉馅饼却异常好吃，令我们赞不绝口。虽然是内蒙古，其首府穿着民族服装的人并不多见。我们所在的新城，扩建于解放以后。据说旧城要南去十里之遥。天气太冷了，我们难耐风寒，也只在新城溜达溜达，算是认识了这座高原上的城市。

下午，从城区回来，路过军区的十字路口，只见一个军官模样的魁梧大汉，骑着摩托车，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路口用喇叭向行人宣读内蒙古军区的命令，命令认定：大学生静坐军区大门示威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阴谋的反革命事件；勒令静坐学生必须于一小时内撤离军区，返回校园，否则将采取行动。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过往行人听着那体格硕壮，满脸络腮胡子的军官威严的宣告声，似乎无动于衷地继续赶路。

1967年2月5日。军区大院被围攻已经六七天了。南墙外交通阻断，人声鼎沸，军区大院内的车辆行人，进出一律受到禁止，日常工作陷于瘫痪。
鉴于局势危急，军区领导正电询总参谋部：一旦造反派冲进军区重地，是否可以开枪。总参请示叶剑英、徐向前，叶、徐二帅尚未答复。
大门内，原先为防止“呼三司”冲击，停放了两辆大卡车。此刻，军区等候总部的指示，已做好开枪的准备。两部卡车驶离南大门，围堵在大门外的红卫兵暴露在枪口之下。同时，军区大院南门外的胜利路两端也各放了一个连，准备相机行事。
12时15分，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正在南门口喊话，要刘昌出来辩论。这时，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气冲冲地走来，挥刀便砍，韩桐闪身躲过。柳青随即举枪，清脆的枪声压倒人海的嘶喊，在空中回荡。子弹从韩桐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肺动脉被击穿。经抢救无效，韩桐身亡。

当时，驻呼和浩特的《红旗》杂志记者于××和《解放军报》记者宋××正在现场。他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支持“呼三司”，迅速将枪击事件上报中央。

内蒙古的枪声惊动了周恩来。他立刻在2月6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名义发出急电：要求立即停止冲突，不要扩大事态；要求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革命职工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各派3至5名代表来北京，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

同一天，两架专机从北京起飞，1小时后，徐徐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四方代表共20来人，分乘两架专机，直飞北京。
1967年2月1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首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周恩来环视小会议厅，先一一询问了四方代表的姓名、民族、年龄，然后向“呼三司”代表高树华说道：“你们三司有一个同学被打死，怎么不让检验尸体？”
高树华回答：“因为他们要抢尸，毁灭罪证。”
周恩来浓眉一扬，问“是谁要抢尸？”
高树华道：“红卫军。”
周恩来转向红卫军代表，责备地说：“怎么能抢尸体呢？为什么搞得这么对立？人是怎么打死的？”高树华、郝广德报告了事件经过。
周恩来听罢，微蹙眉头，问军区代表道：“开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军区司令部军务部长蒋××起立回答：“那天12点打死人，到下午3点才听说。后来有个老工人反映说，他看见放了两个爆竹，还冒了一股烟。”
周恩来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放爆竹怎么能打死人？他自己能把自己打死吗？你们检查枪膛子弹没有？”蒋××答：“没有。”
周恩来挥手让他坐下，神情严肃：“你们没有检查枪膛子弹，怎么能断定不是你们打死的？你们这就输了一着嘛？如果我是个司令员，我马上就把人集合起来，检查枪膛子弹，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们追查凶手了没有？”
接着，他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们都是军人嘛！我是个老军人，后来退伍，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又穿上了军装。打死人很容易查清，一清点武器、弹药，就清楚了嘛！”
周恩来当即命令内务部带法医去呼市，调查事件经过。第二天拂晓，内务部部长曾山乘专机飞抵呼市，总政保卫部也派侦查处资深技术员王士一，随同前往。
内蒙古军区探明中央态度，深知闯下了大祸。此前，军区个别领导为掩盖错误企图将枪击事件嫁祸于地方造反派。他们造出舆论说，凶手是呼市河西公司造反派的人。同时，军区也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组长正是柳青部下的一位营职干事。

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军区所能控制了。
曾山部长赶到呼市，立即着手调查。验尸结果，打死韩桐的是五九式手枪子弹，而且子弹正是来自军区方向。实际上，早在开枪当天，就有群众在南门外拾到子弹壳，上交给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当晚便命令侦察科科长青吉如木调查。青科长带人来到南大门，在右侧门柱上发现了弹痕。撬开上面的五合板，终于找到了钻进里面的一颗五九式子弹头。五九式手枪是1959年的新型国产手枪，当时在内蒙古军区只有师职以上干部才配备，数量有限。验枪结果，只有柳青的枪最近使用过，而且缺少两发子弹。同时，司令部有几名干部密报：2月5日，他们目击了柳青开枪的全过程。保卫部立即将柳青的手枪、弹头和弹壳上交总政保卫部，柳青被拘押起来。

康生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处的成员，有的已被打倒，有的还在台上，而且准备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结合到革委会中去。
此刻，在讲到内蒙古时，康生又说：“内蒙古对乌兰夫的斗争很不够，系统地揭露很不够，乌兰夫很舒服，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把他搞臭。”
接着，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古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

康生就这样主观臆断，对内蒙古形势做了极为歪曲的判断。当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已被公开打倒，康生则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第七位跃居第五，同时，他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务，因此，滕海清唯唯喏喏，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他起身告辞，第二天就赶回了呼和浩特。

11月1日，深秋的塞北草木凋零。这天，内蒙古革委会召开盛大的成立大会。

滕海清坐了头把交椅——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任副主任，常委除以上四人外，还有谢振华、权星垣、杨永松、李树德、李质、张广有、郝广德、高树华、王金宝、王志友、刘立堂、杨万祥，那顺巴雅尔、李枫、周文孝，其中郝广德以下都是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

当天，大会发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至此，惊心动魄的内蒙古夺权运动，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乌兰巴干在“文革”期间曾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位风云人物。

他曾因写作小说《草原烽火》而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当上了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协分会主席。“文革”爆发后，他抢先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

滕海清来内蒙古后，这位“揪叛”头头立刻与滕的秘书陈小庄等人挂上了钩，让“滕办”给自治区公安厅军管会写了一封公函，以“查叛徒材料”为名，介绍他去看对外保密的公安厅档案。

公安厅有个干部名叫丁振声，他把自己以前工作上掌握的有关历史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档案和一些地方发生的案件材料，悄悄交给了乌兰巴干。

那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个女演员同内蒙古大学的一位男教师关系暖昧，被人发现。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教育或纪律处分一下也就过去了。可事情不巧，这位内大教师偏偏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后回国的人员。

乌兰巴干嗅觉很灵，他串通呼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些人将女演员关押审问，逼她编造交代了有关参加叛国组织的情况，搞出了一份七八十人的名单。

这位小说家结合丁振声提供的材料，编编抄抄，不几天就整理出了一份材料。

1967年10月3日，乌兰巴干来到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叩响了4号楼的大门。这里是“滕办”驻地。

乌兰巴干说明来意，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叠材料。一行大字跳入人们的眼帘——《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简要报告）》。

这是乌兰巴干向“滕办”秘密送交有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材料，也是 “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正式提出“内人党”问题。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成立于张家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共产国际、国共两党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共同影响、领导下建立的一个蒙古族人民的政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逐渐衰落和消亡。

1945年日本投降后，8月18日，东蒙地区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哈丰阿为首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主张内蒙古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重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不久，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派张策、胡昭衡、方志达、胡秉权等人到东蒙开辟工作。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放弃了内外蒙合并的主张，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6年“四三”会议决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停止活动。1947年“五一”大会召开，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此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许多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参加了共产党，日后成长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各级领导干部。

11月10日，内蒙古革委会成立刚刚九天，乌兰巴干又匆匆忙忙直奔新城宾馆4号楼，送上了第二份材料《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什么货色？》。

11月25日，朔风凛烈，砂雪横飞。这天，乌兰巴干手下的“揪叛联络站”非法拘捕了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特古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是东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

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据后来内蒙古有关组织的统计，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

此时的乌兰巴干俨然成了“内人党”问题的头号专家，在呼市地区先后做了二十多次关于“内人党”问题的大型报告，耸人听闻地提出了“四个演变”的理论，说：

“内蒙古的共产党是内人党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军队是内人党的自治军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干部是王公贵族演变过来的”；

“内蒙古的共青团是内人团演变过来的”。

这“四个演变”的理论是乌兰巴干每次报告必讲的内容，影响之大，遍及内蒙古七盟二市。在报告中，乌兰巴干还常常说：“乌兰夫二十年来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发展‘内人党’，因此草原遍地都是‘内人党’，甚至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还在发展‘内人党’。”

乌兰巴于是蒙古族，可他却偏偏煽动汉族对蒙族的民族仇恨，挑拨蒙汉民族关系。他在报告中说：“‘内人党’的自卫军从哲盟一直杀到昭盟，把辽河两岸的汉族都杀光了。”

滕海清初来乍到，对内蒙古原来的干部大多不信任，却喜欢同造反派们来往，尤其是喜欢绕开组织系统和主管部门，同乌兰巴干这类人物接触。他身为内蒙古七盟二市的最高首脑，却把一位小说家提供的“材料”作为决策的依据。一场空前规模的惨剧由此而生！

1968年1月6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这天，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又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整整开了十二天。1月17日，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滕海清做了长篇讲话。

正是在这篇讲话中，滕海清提出了“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的口号，正式肯定了乌兰巴干一伙人早已掀起的这场运动。后来，高锦明又将“清流毒”改成“肃流毒”。血腥残酷的“挖肃”运动终于开始了！

1968年2月4日，北京，钓鱼台。

自从中央文革小组进驻国宾馆以后，钓鱼台便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与毛泽东、周恩来所在的中南海和林彪的巢穴毛家湾鼎足而立，成为主导中国政坛的一方势力。

晚9时许，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和常委李树德来到钓鱼

在8号楼宽敞的客厅内，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滕海清一行。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12时。

滕海清和李树德先汇报了内蒙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挖肃”运动的进展情况。当提到革委会委员王再天时，康生插话说：“王再天这个人很阴险，他是苏修特务。内蒙古是否还有别人？王再天不仅是苏修特务、张学良的忠实走狗，而且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王再天是哲盟科左中旗人，蒙古族，早年参加东北军，任少校联络参谋。1936年加入共产党，任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委员，开始了地下工作。他于1946年调入内蒙古工作，任中共内蒙古工委社会部长。解放后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分管政法工作。

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在北京文艺界做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古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

江青接着说：“内蒙古阶级斗争比较复杂，革命群众挖出了一些坏人和一些反动党派组织，群众专政指挥部是个好形式。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后，抓了阶级斗争，工作做得比较深入扎实。青海革委会成立后，抓了整党建党，各有特色。”
康生对滕海清等人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锋，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蒙古族的坏人发动蒙古族的群众去揪斗，这样更有利。”

滕海清和李树德点头称是，康生又说：“内蒙古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这样，康生一伙对“内人党”问题已经做了明确指示。滕海清经过这一番耳提面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了。
十二 滕海清的“王牌 ”

1963年2月6日，乌兰察布盟集宁市。寒冷中，邮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呵着两手，像往常一样进到邮件存放间，漫不经心地检查从这里寄出的一个个邮件。突然，一件奇怪的信件引起他的注意。

这是一个沉甸甸的信封，收信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市的奥依德布道尔吉，寄信人署名“中国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集宁市民族中学赵金海”。信封上除奥依德布道尔吉的人名是用斯拉夫文写的以外，其他均用汉文，笔迹流畅。邮检员还注意到，信封上面贴了一张二角四分钱的邮票，按照当时的邮价，明显超重了。

很快，这封可疑的信件被送到了设在集宁市的乌兰察布盟公安处的办公桌上。

公安处将信件拆封，发现里面竟是一幅京剧大师梅兰芳戏剧条屏。条屏背面，是用老蒙文密密麻麻写的一封长信，译成汉语约合7000多字。

经过鉴定，这是一封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会”名义寄给奥依德布道尔吉，让他转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的政治信件。

信中称：“1961年 11月26日召开有22名代表参加的首届党代大会以来……最近召开了43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党代大会。”该信内容大致分为五部分：一对1962年12月中蒙两国正式划定边界表示不满；二，提出内外蒙合并的主张；三和四，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共的民族政策横加指责；五，提出内外蒙合并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信的末尾写道““为争取1966年7月1日以前统一内外蒙而奋斗。假如第一个计划实现不了的话，继续更加英勇努力，为争取在1966年7月1日或11月26日最后的胜利而奋斗。”该信还称同样内容的信一共寄出五封，但我公安机关只截获了两封。初步调查结果，集宁市民族中学根本没有赵金海此人。

这是一起恶性政治案件，乌盟公安处和盟党委立即上报内蒙古党委和自治区公安厅。信件是在2月6日发现的，所以取名“206”案件。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立刻召开党委会议，指定主管政法和安全工作的书记王再天亲自挂帅，立案侦查。

王再天和自治区公安厅召集各盟市和各部门公安处长和侦察科长开会，在全区范围内做了周密部署，暗中核对笔迹，查找写信人。然而，尽管集中了得力干部连续侦查了三年半，但案情始终毫无进展。

后来，经过反复研究，各方面的意见逐渐一致，认为此信所述内容很可能并无其事，而是少数敌对分子使用的反间计，意在挑拨是非，制造混乱，扰乱我内部。

在挖“内人党”期间，滕海清等人在“206”案件中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前面，自欺欺人地加了一个“内”字，将“206”案件当作“内人党”存在的一个铁证。同时，他们还把这一悬案同所谓“43人委员会”联系起来。

1957年以前，为加强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文化联系，根据中蒙两国文化协定，内蒙古在蒙文改革方面与蒙古合作，准备试行斯拉夫字母，名词术语也力求统一。为此，该年春，自治区曾派人专程前往蒙古国，就文字改革和名词术语统一问题进行协商。内蒙古代表额尔敦陶克陶临行前，曾和特古斯一道，向乌兰夫汇报请示。

当时，人们曾提出需要一个协调机构，以便联系和协商。这样，蒙古国26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17人，共43人，准备成立一个“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
不久，由周恩来主持，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在青岛拉开帷幕。会间，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应实行拉丁化的方针，向汉语拼音靠拢。

内蒙古党委当即决定停止试行斯拉夫文字，制定推行拉丁字母的方案。这样，原有的与蒙古国的联系随之中断，酝酿中的“名词术语统一委员会”未能建立。

在“文革”前的内蒙古，除去上述“206”案件和“43人委员会”外，还有所谓“陶、那、松”案件、呼伦贝尔盟的“统—党”和“真理党”等民族分裂性案件。案发原因大多是由于当事者对党的民族政策缺乏理解，而提出内外蒙合并的错误主张。

“文革”期间，这些事件又被人挖掘出来，滕海清则将之当作“内人党”地上活动的“铁证”。
十三 第三次全委会

下有乌兰巴干提供材料，上有康生、江青的煽动催促，内蒙古地区的“挖肃”矛头，终于转向了子虚乌有的“内人党”。

1968年2月6日，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召开碰头会，认为“内人党”在1947年的 “五一”大会之后，仍有地下活动。为区别起见，此后的“内人党”常常称作“新内入党”。

2月13日，中共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滕海清被指定为组长，吴涛、高锦明为副组长，成员有权星垣、李树德、杨永松和李质。

15日，在各盟市的汇报会上，高锦明代表自治区革委会及核心小组讲话，着重谈了“内人党”的问题。他先把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下属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抛开，认为这个组织不存在问题。然后，把“内人党”的历史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5年在张家口召开成立大会到三十年代；第二阶段：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恢复活动到1947年“五—”大会宣布取消；第三阶段：从“五一”大会后转入地下。

高锦明说，前两个阶段的“内人党”没有问题。只有第三阶段的“内人党”才是“挖肃”对象，而“内人党”在第三阶段存在的铁证就是“206”案件。

当时，尽管内蒙古革委会领导成员极左盲动，对挖“内人党”跃跃欲试，但他们仍然试图掌握政策，因而设置了四条“防线”：一，“内人团”除外，不属于“挖肃”对象；二，第一阶段的“内人党”除外；三，第二阶段的“内人党”除外；四，只有在第三阶段加入“内人党”的旗县以上干部才算反革命，旗以下的普通党员则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为“内人党”于1945年恢复活动时，曾决定支部建立在旗上。

4月13日上午，呼和浩特新华广场。正当中共中央《4.13决定》发布一周年之际，呼市军民举行大规模庆祝。

滕海清发表长篇讲话。他说：“我们正在开展的挖黑线、肃流毒的人民战争，已经进入了向乌兰夫及其一切残余势力发动全线总攻击的新阶段。”

为配合庆祝活动和滕海清的讲话，《内蒙古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向阶段敌人发动全线总攻击》。在传媒铺天盖地，大肆鼓动“全线总攻击”的同时，各种“挖肃”群众性组织纷纷建立，摆出了总攻的架势。

这个时候，一个人物又起到了牵动全局的作用，他就是郭以青。

郭以青是三十年代的老北平地下党员，以后又但任过河南特委书记。五十年代，他调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文革”前夕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此公一贯极左，早在1965年5月，就曾给自治区党委领导写信说：“种种迹象表明，自治区（特别是文教界）似以乎有一个相当形式的民族分裂组织，不是小集团，而是一个反动的派别，或者政党。”假如面对着我们的是一个有组织、有准备、有国际背景的阴谋集团，就必须针锋相对地作出全面部署，下决心一下打乱他们的阵势，才有可能各个击破。”

郭以青还提出：“‘真理党’问题，又有一种说法，说就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搞内外蒙合并的，并且牵涉到法院的特木尔巴根同志。……我怀疑东部蒙族中有一二百人的民族分裂集团，如特古斯、巴图等。”

从1967年起，郭以青开始支持乌兰巴干。乌兰巴干曾带上大口罩到郭家密谈，郭则几次邀请乌兰巴干到内蒙古大学，作关于“内人党”案件的报告。

1968年3月，郭以青向滕海清汇报乌兰巴干反映的情况，当时在场的还有高锦明。他此时对挖“内人党”的态度，已转为积极支持。4月14日，滕海清讲话刚过一天，郭以青带着几名造反派来找高锦明。

高锦明同郭以青是老相识，他叫来负责专案工作的核心小组成员李树德和“滕办”主任李德臣，一起听郭以青等人的汇报。

郭以青等人信誓旦旦地说：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他的“内人党”问题和“206”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巴图供出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木伦和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等，一共8个人，都是盟市级以上的蒙族干部。

他们走后，核心小组成员对汇报内容半信半疑。当时，滕海清、吴涛都在北京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核心小组研究后决定：逮捕上述8名盟市级以上干部，对他们实行分别军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和交待，使案犯无法串供。

鲍荫扎布原来被关押在内蒙古军区步校，由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监管，已被关押了4个多月。如今又落到了专案组手里。

从4月24日下午到第二天上午10时，在专案组组长刘占龙主持下，对鲍荫扎布进行了连续18个小时的严刑挎打。鲍荫扎布被迫编造了参加地下“新内人党”的假口供，供出了盟市级以上干部共30多人。

4月26日，李德臣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上呈“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北京军区（请转滕、吴）”。高锦明签发了报告。当时，滕海清和吴涛还在北京。

5月的一大，经内蒙古革委会研究决定，成立了第二专案办公室，由任家骥担任主任。原先已经成立的第一办公室是专门负责揪叛徒、特务的，而这个第二办公室则专挖“新内人党”。

1968年7月5日，呼和浩特新城宾馆。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

这次全委会是内蒙古“文革”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内蒙革委会正式做出了关于深挖“新内人党”的决策。会上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对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和《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的处理意见》。这些文件断定，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内人党”便转入地下；文件称乌兰夫是“内人党”的后台；并规定，对“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勒令一般党徒进行自首登记，对抗拒者从严惩处。

第三次全委扩大会于7月20日落下帷幕。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351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

同时，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也向康生口头请示过。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具备了合法的形式。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在全区席卷而来。

9月，希望转瞬即逝

内蒙古革委会的正式文件一经发布，各地区、各单位闻风而动，层层落实。很快挖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内人党”。但与此同时，刑讯逼供、致死致残的恶性消息也不断传来。革委会的一些头头感到不安了。

1968年8、9月间，内蒙古革委会关于“新内人党”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时，不少人已经感到群众运动易放难收，感到挖“新内人党”的局势难以控制。李德臣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不能再搞了，肯定有错的。下边报上来的不可靠，最起码有百分之七十错了。要成立专案小组，落实政策。”

高锦明显得很激动：“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蹋了！”

然而，在争论中，掌握最后拍板权的滕海清却一言不发。

以后，李德臣多次找到滕海清，向他提出防止扩大化的问题，建议立即刹车。

据李德臣后来回忆说，此时的滕海清依然沉着脸，默然无语。李德臣急了。他是随滕海清从北京军区来内蒙古支左的，在滕海清面前敢于“放炮”。

经过这番争取，内蒙古革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准备通过关于挖“新内人党”立即刹车的决议。这时，大约是1968年9月13日，正是秋凉季节。

滕海清参加了这次常委会。但是，他发了—个言之后，便匆匆赶往飞机场了。中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滕海清此行是回京参加会议的。

滕海清走后，常委们意见也趋于一致，决定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刹车，转入整建党工作。为落实决定，召开一个自治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势在必行。

常委会上，大家共推吴涛在直属机关大会上代表常委会讲话。

吴涛身兼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和军区政委，是滕海清之下党政军名副其实的第二把手，由他讲话是再合适不过了。不料吴涛断然拒绝。

接着，大家又请吴涛主持大会，吴涛再次拒绝。

这样一来，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只好改由高锦明讲话，权星垣主持。

9月25日，自治区政府礼堂。高锦明开始讲话了。尽管他也曾经极左偏激，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毕竟是一位负责任的党的干部，在此时此刻敢于挺身站出来，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高锦明刚说几句话，以肖应棠副司令为首的几个军区领导人呼喇喇站起身，拂袖而去。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字报已经刷到大街上了，公开称；“高锦明9
高锦明刚说几句话，以肖应棠副司令为首的几个军区领导人呼喇喇站起身，拂袖而去。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字报已经刷到大街上了，公开称；“高锦明9.25讲话是一个大毒草！”

内蒙古全乱了。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对的，支持的，观望的，各种观点的人们纠缠在一起，闹得不可开交。运动失去了方向。此时，吴涛已经赴京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去了，家里只有高锦明、权星垣等人留守，而他们已经控制不了局势了。

几天之后，新城宾馆小礼堂。高锦明主持核心小组会议，研究对策。

这时，“滕办”成员李良走进会议室，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原来，滕海清、吴涛刚从北京打来电话。权星垣接过电话记录，上面大意是：内蒙古不要搞乱了，高锦明同志有右倾问题，是属于工作中的错误，我们也有责任。

“工作中的错误”这句话至关重要，因为这等于挽救了高锦明的政治生命。

尽管高锦明已经做了关于刹车防左的讲话，然而，内蒙古地区深挖“新内人党”的运动仍然按照自身的惯性运转着。

10月18日，呼和浩特的主要建筑和交通要道，张贴出了一份份《通告》，勒令“内人党”分子限期登记，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到《通告》规定的最后期限——11月21日，呼市地区共登记了70人。其中，1945年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23人，1946年的33人，1947年的10人，而所谓1962年以后加入的只有4人。这些人都是被逼无奈才来登记的。
十四 恐怖的气息

1968年11月23日，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新贴出了一批告示。酷寒中，神情严肃的人们三五成群，匆匆地阅读着那墨迹才干的大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
关于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的第二号通告

通告措词严厉地说，10月18日发出通告后，从10月21日至11月21日已经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了登记，使他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通告说：“但是，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小撮‘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顽固分子，仍对我党政策置若罔闻，负隅顽抗，同时，在对‘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登记工作中受到右倾翻案暗流的严重干扰和阶级敌人的破坏，阻碍登记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此，公安机关军管会宣布登记工作延期一个月，截止到12月23日结束。

在下达第二号通告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呼市群众专政总指挥部联合发布了《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标语口号》，其中，总共拟定了32条标语口号，同《通告》并列张贴在一起。人们读罢《通告》和32条标语口号，匆匆散去。恐怖的气息遍布呼和浩特。
11月24日，《内蒙古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社论：《一定要稳准狠》。标题以特大号字体排出，十分醒目。

当时，正是内蒙古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后，挖“内人党”进入高潮之际，自治区各直属机关、各盟市旗县人民公社、内蒙古军区各师和各军分区，普遍举办了以挖“内人党”为任务，限制人身自由，以刑讯逼供为手段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几乎就在为深挖“内人党”大造舆论的同时。12月初，内蒙古革委会在原先的第二专案办公室之外，又成立了挖“内人党”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挖派中坚人物李树德。

到此为止，内蒙古地区挖“内人党”的运动由浅入深，以反右倾为号召，运动进入高潮期。

严刑之下，专案人员所需要的口供源源而来，真可谓战果辉煌。1968年12月，滕海清考虑向中央报功，主持起草《关于“内人党”问题的汇报提纲》，执笔者正是“滕办”主任李德臣。

《汇报提纲》是一份用钢鞭棍棒蘸着受害人的血泪而写成的文字。这是一篇冤案录，是一份谎言书，更是—部暴行记。

就在滕海清踌躇满志，准备向中央报功之时，内蒙古干部群众反抗、抵制挖“内人党”暴行的声音，也不断传向北京。

当时，北京军区党委接到内蒙古军区干部战士的大量申诉信和求救信之后。于1968年12月，派出副政委张南生和干部部部长曹振东，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内蒙古军区调查情况。
十五 滕海清一意孤行

北京军区工作小组由六七人组成，除张南生、曹振东外，还有干部任免科科长范希圣以及几个秘书和工作人员。他们来到呼市后，住在了军区招待所。

张南生此行目的明确，他知道内蒙古挖“内人党”闹得正凶，随身带了有关的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语录，准备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做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正确执行政策。

从12月20日起，由吴涛主持内蒙古军区党委开会，张南生、曹振东到会，听取了肖应棠代表军区党委所做的汇报。当时，滕海清又回北京了，在呼市的军区常委刘华香、刘彬、王弼臣和党委委员郭云昆等都出席了会议。

那时，吴涛既是内蒙古军区政委，又是北京军区副政委。

曹振东事后回忆说，他们对吴的印象不错，觉得他为人正派，也察觉到了挖“内人党”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并向北京军区党委做了反映。但在“文革”初期，吴涛曾被打倒，因此顾虑重重，在关键时刻，只是随声附和，不敢挺身而出。

在交谈中，张南生、曹振东他们突出地感到：内蒙古军区领导思想非常“左”，在指导思想上把内蒙古看得一团漆黑，认为军区干部基础不好，是伪满时期留下的底子，不彻底翻不行。

曹振东和工作组一起到军区的几个学习班做实地调查，发现存在着“三多”现象——关押的人多，打死的人多，逼供信的花样多，像什么烤烧鸡（把人按在火炉旁烤）、闷豆芽（用棉被盖住人脸使其窒息）、吃猪蹄（将人手用力向内扳，拉伤腕关节）、鸭子浮水（把方凳翻过来，强迫人站在凳子腿上）等等，一共百十种刑罚。

曹振东也是枪口刀尖上闯过来的人，对这些花样繁多的刑罚，竟闻所未闻。

工作组住在军区招待所，军区内的造反派三番五次找上门来，向他们反映“情况”，为揭挖“内人党”运动加火升温，甚至要造工作组的反。

内蒙古军区党委继续召开会议，张南生指出，内蒙古清队运动的打击面已经宽了，发生了“左”的偏向。

张南生一行在呼和浩特待了二十多天，于1969年1月中旬返回北京，向北京军区党委作了汇报。政委陈先瑞主持听取汇报后。指示张、曹二人向在北京的滕海清介绍在内蒙古军区了解到的情况。

张南生和曹振东驱车直奔滕府，然而，话不投机，滕海清正看好内蒙古的清队形势，对逼供信和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满不在乎，认为只是运动当中的支流。

与此同时，滕海清还几次向内蒙古打电话、捎信，指示不得提防“左”口号，不得把“打击面宽了，制止逼供信”等意见写在决定上，还指出军区党委通过的决定是右倾的表现，
吴涛左右为难，只好请示上级，电话打到北京军区党委，找政委陈先瑞。

陈先瑞很快回话，大意是：军队清队运动和地方上是一致的。滕海清同志在北京，他知道中央的精神，你们按照滕海清同志的意见办吧。于是，军区党委集体作出的防“左”决定就这样被滕海清一人推翻了，军队系统的一次抵制行动再度夭折。

滕海清是在上年年底回到北京的。当时，他从内蒙古调了几枝笔杆子来京，炮制了一篇长文：《从“二月逆流”到“九月暗流”》，对1968年9月内蒙古转瞬即逝的防“左”运动严加批判。

原来，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大多数成员事先不同意写作该文，所以滕海清悄悄把人马调来北京，在半秘密状态下策划炮制。文章写成后，核心小组其他成员仍不同意公开发表，以为把“九月”与“二月”相提并论，上纲太高了。

但滕海清仍一意孤行，下令在《内蒙古日报》、《工人风雷》、《红卫兵》三家报刊上联合发表。这时，是1968年12月31日。

紧接着，1969年2月，滕海清在北京的解放饭店，召集内蒙古各盟市革委会负责人举行了一次会议。

滕海清始终控制着会议，把内蒙古的“挖肃”成果吹得天花乱坠，同时继续反右，不点名地批评了吴涛。当时，吴涛没来开会，留在家中主持工作。

会间，权星垣曾提出：内蒙古挖“内人党”成绩是有的，可是不是搞的面宽了？

滕海清在一旁插话：“你是‘内人党’的总书记吗？”问得权星垣一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滕海清接着说：“你要不是‘内人党’总书记，怎么知道每个单位有多少‘内人党’？你无非是说我‘左’了，要是有一个单位有五百个‘内人党’，我打了一千，你说出来，我就承认搞错了。我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成绩永远是主要的！”

此时，滕海清实际上是以攻为守，极力掩盖自己的极左错误，企图通过继续深挖，进一步找到“内人党”的铁证，也好以功掩过。因此，这个时候，他最恼火的就是提防“左”的意见。
牧区“挖肃”的一段回忆

知青的天真、单纯、热情有好也有坏的一面。热情、冲动往往容易代替理智易简单行事。大家来牧区不久便卷入草原上那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简称挖肃）的斗争旋涡里。在牧区开始划阶级时（牧区解放时没有划阶级），我和其他同学的观点还能大体一致。随着"挖肃"斗争开始和深入，我们一部分同学与另一部分积极主张"挖肃"的同学有了分歧。

1968年全国要解放一部分干部，结合到各级革委会中。秋天，公社调我和公社武装部干事格日乎（意思光明的儿子）去厢白旗和厢蓝旗，调查公社原副社长桑几扎布和副书记额仁青的历史，准备结合到革委会中。桑副社长是内蒙解放前被抓当炮灰后投诚解放军的，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额副书记是学生出身参加革命，一直搞党团工作。额的母亲，在蓝旗文革中重新"划阶级"时定为牧主。文革中大家都喊毛主席万岁，打倒乌兰夫时，她不跟着喊。别人问她为什么不跟着喊？老太太说只认识乌兰夫，不认识毛主席。老太太又被定为反动牧主。我们去调查时，老太太被关押。回公社的路上，我与格日乎都倾向先解放桑几扎布。可回到公社时一切都变了。内蒙开始了一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残酷斗争，公社的"挖肃"成了这场斗争的急先锋。当时有"旗里看萨麦（公社），锡盟看东乌（旗），内蒙看锡盟"之说。东北有揪新土匪，山西有深挖新"阎锡山"之说等等的全国性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我们准备要结合的干部和没解放的干部都成了"内人党"。公社要留我搞"挖肃"，我对当时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知青何铁军（何芳芳）说了我不想参加的意见后回到了大队。

公社是个边境牧区，有时外蒙的畜群跑过来，公社的马匹、牛群也有跑过去的时候，免不了双方都有些交涉和接触。1945年东乌旗被苏联红军解放的时候，旗里的大牧主带走了不少畜群和一部分牧民跑到了外蒙，边境线内外的牧民从血缘关系上讲都有些沾亲带故的成分。公社书记赫西尔图在逼供的情况下，交代自己是"内人党"，并"里通外国"。这样，所有过去跟他有工作关系的人也都成了"内人党"，没有一人幸免。1969年初的大雪，我和X走到公社，见到被关押在黑屋子里的武装部部长。他的眼睛乌黑青紫，身子摇摇晃晃地站在墙角。我问他，你的头和身上怎么都肿了？他说是公社搞"挖肃"的知青和外来户青年打的。他还说，不交代出别人，他们就不让他睡觉，已经站了两天两夜。我和X心里很难过。桑几扎布那个老糊涂怕挨打，"挖肃"的人问什么就摇晃着脑袋"交代"什么。他与大队书记、队长开会的事经我们"落实"都是一些生产上的事。公社里交代下的"内人党"们的口供，没有一条内容与"内人党"有关。那时侯，除了知识青年外，人人自危。有的知青蒙话没学好几句，却学会了"吐下那，我的马，吐下坏，强嘎"（意思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晚上他召集浩特牧民开会就会说这几句，吓的牧民谁也不敢出声。会后牧民青年和大队的新书记告诉我，一看见有几个骑马的过来，就自己先吓的脸色煞白。我说，不要理他们这些。更有甚者，大队部唯一的外来户女党员，主动交代自己是赫西尔图发展的"内人党"党员，并交代大队80的牧民都是"内人党"党员，连60来岁的牧民老太太都是党员。一天早上，一个男知青兴冲冲地跑到冬营盘来告诉我这件事。

我说不可能都是"内人党"啊。他说，是他们自己主动交代的。后来我骑马去了大队部，亲自询问了那个人。她和她丈夫还是一口咬定交代的是事实。我问他们，"内人党"蒙话怎么说？他们说"道套了那民"（内党），我再问，那"人"呢？他们说，"道套了浑那民"。我又问内人党的全称怎么说，他们回答不上来。他们说赫当初就是用汉话说的"内人党"。过后，我对那个知青说，他们连"内人党"是什么都不清楚，赫西尔图是个老蒙古根本就不会用汉语与他们讲话。你信他们是"内人党"吗？对这场"挖肃"，我已经从当初的反感走向了反对的立场，尽力说服我周围的同学不要相信这种逼供信出来的东西。对于大队那些被打成"内人党"、"走资派"、"新牧主"、"反革命"、"土匪"和"反动大喇嘛"的人，我照样到关押他们的蒙古包里与他们聊天说笑。可惜我的蒙话不好，想与大喇嘛聊聊他们的喇嘛历史、文化、生活等我都想感兴趣的故事，却无法如愿。

开始时小x也积极支持"挖肃"斗争，后来看出这场斗争的苗头不对，她与另部分同学发生了分歧。但这些人没有善待她，对她讽刺挖苦，并讥笑她是"后院里的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对于"挖肃"和一部分同学的"疯狂"，我采取的是冷漠和反对的态度，当这些少部分人对斗争热情不减时，我和多数同学已一头扎到牧民之中，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8年2月4日内蒙古开展挖“内人党”运动。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说，历史上的“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军队内部也有“内人党”。在他和谢富治的唆使下，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内人党”运动。先是电台广播，接着张贴布告，勒令“内人党”党员3日之内（后延为10日）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同时，又利用汉族干部对“内人党”进行清理，并按照清理阶级队伍的作法深挖狠斗，牵连诬陷的人达34.6万人，1.16万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