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野兽？

谢小庆
　　《华夏文摘》９８０２ａ马悲鸣先生文章中转引了“杜甫之后”的一段话：“大汉族主义没有甚么不好。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如藏族、蒙古族等都是极其野蛮、落后、原始的人种，是我们汉族解放了他们，带给了他们文明的生活，汉人天生比他们优越，他们对汉人应该感激涕零。然而事实是他们忘恩负义，证明野兽就是比人类低贱，不管怎么驯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他们实行残酷镇压才能教会他们应该怎样从野兽变成人。这是进化的代价，他们必须付出。”

　　作为一个汉人，读到这段话，我为自己的同族中有这种希特勒式的狂人而感到耻辱。民族问题很复杂，我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我只想谈谈自己的生活感受。我１９６７年到到位于中蒙边境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额仁高比大队插队落户。１９７８年参加高考从生产队直接考回北京。我插队的地方是全内蒙最闭塞、最落后的地区，带有很大的原始社会色彩。内蒙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现代文化影响，一是来自南方张家口、集宁一线的影响，一是来自东方通辽、白城、乌兰浩特一线的影响。我所在的东乌旗恰好处在两个文化影响范围的死角。我们那里的民风淳朴，人心单纯、坦诚、善良。我到内蒙时只有１６岁，身材矮小。１１年插队生活中，蒙族牧民们给予我的无私的、发自人的天性的、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爱使我建立起“人性善”的信念。与我感情最深的老额吉（蒙语“妈妈”）从没有接受过“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诲。她嘴中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人家的母亲不容易”。在她的心中，没有利益的交换，只有一位母亲对另一位母亲的理解。

　　我回到北京以后最强烈的感觉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我们生产队近２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六十几户人家、２００多口人，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和集体娱乐活动却非常丰富；北京虽然人与人摩肩接踵，却似乎遥隔万里，即使是表面上一团和气，也谈不到情感交流。我的一位在北京国家机关当处长的朋友是成吉思汗的２７世孙。我曾经问他：你心里对汉人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他说：“与汉人交往总让你感到很朦胧，好象隔了一层雾，搞不清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我说：“我猜想这是文化差异而不是民族差异。我想，可能在偏远的山村，在较少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地方，也会存在一些象蒙族牧民一样善良明快的汉人，象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所描写的梁三喜、梁大娘。可惜，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汉人。”

　　虎年正月十五的晚上，部分当年到内蒙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与在京工作的蒙族几十人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欢度元霄。一首接一首优美的蒙族民歌倾诉着对家乡的热爱，对父母的感激，对恋人的思念，对生离死别的叹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里，没有那些娇揉造作的流行歌曲。这是我整个春节期间最快活的一个晚上。在今天的中国，在这个市场经济已经把人性恶充分激发而又尚未形成有效的的宗教和法律制约的时代，能够感受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能够有情感的袒露和心灵的碰撞，我好象走进了沙漠中的一块绿洲。我感到真正象野兽的不是我１１年朝夕与共的蒙族牧民，而是“杜甫之后”一类的法西斯。如果有一天这种法西斯要对我的蒙族兄弟“残酷镇压”，我一定会站在人性一方与之进行拼死的战斗，就象当年与蒙族牧民们一起围猎伤害羊群的豺狼一样，就象二战时各族人民并肩消灭希特勒匪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