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嘉活佛系统
阿嘉活佛世系至今已转二十一世，前十三世属追认活佛。阿嘉?喜饶桑布（1633-1707），出生在今湟中县李家山乡柳树庄阿氏家中，故将该活佛系统称“阿家”活佛。后因汉字“阿家”的“家”字太俗，故改为“嘉”字。“阿嘉”成了这个活佛系统的称号，冠在每一世活佛法号之前。自喜饶桑布开始才正式有了阿嘉活佛的称号，共传八世。相传阿嘉活佛为宗喀巴大师之生父鲁本格转世，所以这个活佛世系的地位较高，被僧俗大众尊为塔尔寺寺主。第四世阿嘉?洛桑加央嘉措，曾去西藏色拉寺学经，学识渊博，八世喇嘛授予他“额尔德尼班智达”称号。1785年进京朝觐乾隆皇帝，被封为“驻京呼图克图”、“禅师”之僧职及名号。曾任雍和宫拳印札萨克喇嘛和多伦诺尔摩印喇嘛。第五世阿嘉?益西格桑克珠嘉措与三世香萨活佛募化白银数万两重修大金瓦殿金顶。六世阿?洛桑丹贝旺秀索南嘉措曾多次进京，受皇帝优礼。同冶十二年，御赐“贤能述道禅师”匾额一方。七世阿嘉?洛桑隆多晋美丹贝坚赞，对显密宗教经论有较市制造诣。曾去蒙古、北京等地，受封为“述道显能聪慧觉众普化禅师”，充任副札萨克大喇嘛。民国时获得“阿嘉呼图克图”银印一方，上有“中华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怀仁堂春宴”字样。并由蒙藏委员会聘为北平喇嘛寺庙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青海参议员、立法委员等职。八世阿嘉?洛桑图旦久美嘉措，于1950年农历8月21日，出生在青海海晏县哈勒景乡乌兰诺尔。1952年由十世班禅大师和他的经师嘉雅?洛桑丹白坚赞二人认定为前世的转世灵童，在塔尔寺举行坐庆典礼。
土观活佛系统：
自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塔尔寺出任第三十五任大法台，并在塔尔寺创建了土观嘎尔哇（活佛院）后，又成为塔尔寺活佛。第一世土观?罗桑拉丹出生在今互助县五十乡的土官村，以其村名“土官”取佛号，后改为“土观”。任佑宁寺第十七任法台。第二世土观?罗桑却吉嘉措（1680-1736），为互助东山岔尔沟村人，土族。1704年任佑宁寺第二十四任法台。后被清廷如请入京，被委任为执掌京师喇嘛事务之扎萨克大喇嘛，封为“净修禅师”，颁赐印信。成为清代格鲁派中第一个得到禅师封号的活佛。第三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2），是甘肃天祝松林人，1763年奉召入京，被清廷封为“驻京呼图克图”。曾任佑宁寺第三十六、四十四任法台，夏琼寺第四十二任法台。著有《土观宗教源流史》、《佑宁寺志》、》《塔尔寺志》、《章嘉?若白多杰传》等。在西藏佛教史上是一位知名佛学家/第四世土观?洛桑图旦却吉坚赞（1803-1826），甘肃天祝县人。第五世土观是互助东沟人，第六世土观又是甘肃天祝县人。15岁入京，受咸丰皇帝赐封。第七世土观?噶桑丹却尼玛（1898-1958），甘肃古城人。1912年（民国元年）因赞忘怀共和被加封为“圆觉妙智净修禅师”。
却西活佛系统。
却西以其地名取佛号，已转四世，也是塔尔寺主要活佛之一。第一世却西?阿旺丹巴?曾任塔尔寺第三十三任法台。第二世却西?阿旺协智丹白尼玛，曾任密宗学院第三十八任堪布，第四十五任法台。1818年修缮文殊菩萨殿。在此期间，主持修建了时轮学院。第三世却西?罗桑香曲丹贝仲美是湟中群加地方人。青少年时，就足迹遍履甘肃天祝、内蒙古、五台山、北京、西安、四川、西藏等地。1784年正月参加拉萨传大召，十二世程列嘉措授予他“毕力克图诺木齐堪布”的称号和印信。1883年任时轮学院堪布。1884年任密宗学院第六十五任堪布，1888年任塔尔寺第七十一任法台。第四世却西?罗桑华丹隆柔嘉措，今贵德县尕让乡人。1957年在拉萨经辩经考试，取得“拉然巴”格西学位。
赛赤活佛系
为塔尔寺的主要活佛之一，也是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其传承已转十二世。前三世系追认活佛。真正“赛赤”活佛的名称是从嘉纳巴?阿旺洛哲嘉措开始的，他为第四世，于1635年出生在塔尔寺六部族之一的米纳部落热顶村（今大通县岗冲乡兰仲台村），曾在西藏广参名学习佛法，精通显密诸论，获得格西学位。先后任德央村仓、果芒札仓及下密院堪布。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升任为噶丹寺第四十四任赤巴（法台），坐上了噶丹寺赛赤（金座），成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法座继承人。是年五世喇嘛圆寂。1680年，奉康熙皇帝圣旨，以五世所派代表的名义前往蒙古调解蒙古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与札萨克图汗部之间的纠纷。终于平息纷争，达成和解协议。为表其功，1687年召他入京，赐封为“驻京呼图克图”僧职。1688年返藏途中回到塔尔寺并建自己的府邸。不久圆寂于自己的故乡兰仲台。1689年，出生在青海蒙古右翼所辖黄河边上名央桑地方的罗桑丹贝尼玛被认定为他的转世灵童。因灵童是噶丹寺第四十四任赤钦（大法台）的转世，其所坐法座藏语称“赛赤”，意为“金座”，蒙古语为“噶勒丹锡勒图”，故这个活佛世系以“赛赤”作为佛号，每一步之法号前加上“赛赤”二字，泛称赛赤活佛。第五世赛赤?罗桑丹贝尼玛于1734年9月受雍正帝召请赴京，清廷给他赐以“慧悟禅师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印敕，任掌印喇嘛。1741至1742年，奉乾隆帝之命，协助三世章嘉活佛，在蒙藏翻译家们的配合下，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译为蒙文。1744年，又奉命与三世章嘉活佛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次年仿拉萨传大召在雍和宫举行正月祈愿大法会。第九世赛赤?罗桑图旦嘉措于1858年9月去北京觐见咸丰皇帝，咸丰帝按惯例赐印敕，并赐金龙座1个。1874年二次进京朝见同治皇帝。1875年受封为北京，热河等大小28座寺的掌印喇嘛、兼任多伦诺尔汇宗寺法台。第十世赛赤?格敦隆多丹贝尼玛于1930年，以青海藏族代表身份去南京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蒙藏会议，被任命为青海参议员。还派以他为主的代表团去西藏谈判解决西藏问题。1932年返回青海途中在宁夏磴口遇害。第十一世赛赤?罗桑夏珠丹贝坚赞曾任黄南州副州长、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副会长、全国青联委员、青海省人民代表、青海省政协委员等职。第十二世活佛，即现世赛赤?曲杰罗哲嘉措，于1969年12月11日生于尖扎拉毛德钦地方。1984年5月20日出家为僧。1993年2月23日在塔尔寺举行坐床典礼。现为黄南州政协委员。
拉科活佛世系
据塔尔寺九十四任法台拉科?罗桑协珠丹贝尼玛所绘“拉科活佛传承本生唐卡画像”，已转十五世，连他本人共十六世。1996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寻访坐床的拉科活佛罗桑丹贝昂秀（俗名拉夫旦）九十七世但在坐床时被称为十四世，是推算不慎而造成的。拉科活佛是青海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在北京雍和宫和内蒙古建有自己的府邸。名为“拉科”，是因为第一世活佛却扎西和第二世活佛喜饶群觉都出生在今湟中县拉隆口乡西拉科村，因地名而缘起佛号。据说拉科?喜饶群觉在塔尔寺密宗学院任十七任堪布时，为学到西藏上下密院的佛法仪轨，曾身负行李多次赴藏学习。回来时带来阿尼阳巴山神，安置在拉科阳巴山上，成为这一逞地方的保护神。在罗卜藏丹津事件发生后，二世拉科活佛对保护塔尔寺立下了功劳。
赛朵活佛系
赛朵活佛称号的缘起在塔尔寺众多活佛中比较独特，是以物相而得名的。该活佛世系共转十四世，前六世系追认活佛，成为“赛朵”是从第七世开始的。从塔尔寺转达世活佛算他又是第一世，他是明万在斩间兰州所属地区的一位土族高僧，名阿旺程列嘉措。第三世喇嘛索南嘉措赴内蒙古默特部弘传佛法时，他也跟随前去，在蒙古各地募化。三世在去北京途中的内蒙古卡欧吐密地方圆寂后，他又从土默特部随四世（从内蒙古寻访的一位蒙古族转世灵童）云丹嘉措进西藏。将募化的银钱全部献给拉萨小昭寺，作为屋脊设金顶之费用。金顶建成后，四世赐给他“赛朵诺门伊增”的名号。“赛朵”为藏语，意为“金顶”。从此“赛朵”一词成为该活佛世系冠在法号之前的佛号了，称该活佛系统为“赛朵”活佛。赛朵，阿旺丹贝坚赞在出任塔尔寺二十六任大法台时，由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前旗亲增旺秀作施主，修建大金瓦殿镏金飞檐。
1748年，他出白银4000两，加固大银塔的塔基，并在寺北建过门塔。赛朵?益西图丹嘉措在任第四十七任大法台寺，与本巴尔活佛、当彩活佛负责共同创建塔尔寺印经院，首次刻印《宗喀巴师徒三尊全集》。赛朵?洛桑慈诚嘉措是闻名雪域佛教界的一位高僧。据传1912年入冬时分，他预感到在经堂将会出现不可禳解的小灾，他不忍目睹如此辉煌的殿堂被火神请去，避居湟中上五庄水峡口的赛朵寺中。是年11月12日下午狗时（戌时）大经堂突然失火被焚毁。寺院派人赴赛朵寺请他时，去请的人还未来得及张口，他便问大经堂烧得怎么样？来人大吃一惊，并问怎么知道大经堂失火之事，赛朵活佛说：“我早料知大经堂有火灾，并且不可避免，也好，烧得彻底，我们也彻底修复。后来他担任修复大经堂的总指挥，将大经堂又新建成一座170根柱的藏式平顶经堂。
却藏活佛世系
有史记载已转十二世。前六世按藏传佛教习惯为追认活佛。第七世却藏?南杰班觉，为今西藏拉萨西面的堆垄德庆县人，是当时西藏著名格西之一。后奉四世和四世班禅之命到河州白藏讲经。曾在青海蒙古土默特火落赤和新疆蒙古吐尔扈特部作法。后到青海东部地区，受到塔尔寺所属西纳部族昂索的供养。1630至1638年任塔尔寺第五任法台。1649年在领司互助南门峡本朗扎西塘却藏（曲桑）地方创建寺院，以“却藏”地名取寺名。后“却藏”又成为该活佛系统的佛号，将历辈活佛称“却藏活佛”。十二世却藏?洛桑丹贝旺秀，1914年生于互助南门峡却藏滩，至今（1997年）已是84岁高龄的活佛了。他平时性格开朗，谈笑风生，佛学修养高深。现任青海省政协常委、全国佛教协会理事、青海佛教协会副会长青海佛学院副院长等职。
西纳活佛世系
原为藏传佛教萨迦派活佛，俗称“西纳喇嘛”。“西纳”这“斯纳”的变音，后来在汉语中约定俗成为“西纳”或“西那”。西纳家族与蒙古王室联姻，受到皇室封赐。忽必烈即位后，赐给西纳喇嘛嵌有三颗宝石的虎头印一枚。后又赐给家庭成员具本三道虎头牌，封为宗喀万户。宗喀成了青海政教合一的中心，西纳川成为西纳万户的大本营。在明代，朝廷依然给西纳喇嘛颁赐“通慧净觉国师”封号及银印。永乐皇帝给西纳喇嘛曲帕坚赞赐给上述国师封号和印信后，在明王朝的支持下，在今湟中拦隆口上寺地方兴建了一座城墙环围的“西纳山智林寺”，即人们俗话称的西纳上寺。清代，西纳?罗桑克却被西藏地方政储授予额尔德尼昂索之职。昂索主持在湟中多巴黑嘴村又兴建了西纳下寺（今已无存）。西纳上寺原属萨迦派寺院，格鲁派兴起后，改宗为格鲁派寺院。西纳喇嘛和侄儿班觉仁青二人集资主持兴建了塔尔寺的依怙殿（藏语称官康）和密宗学院，对塔尔寺的发殿贡献甚大。自此西纳喇嘛在塔尔寺又有了自己的府邸，改称西纳喇嘛为西纳活佛，至今传二十七世。第二十七世西纳?洛桑旦贝坚赞，1937年正月初一出生在贵德罗汉堂（郭密佐那）地方。1943年正月十日，迎入塔尔寺西纳活佛院坐床。19岁受比丘戒，显密经论的造诣颇高，尤精于黑白算学。曾任湟中县政协常委。现任湟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青海省佛协理事、湟中县佛协理事、青海省历届人代会代表、塔尔寺管委会主任等职。
嘉雅活佛世系
据密宗教师洛桑次臣嘉措在《怙主嘉雅达那巴玛哈班智达额尔德尼察窠呼图克图仁波伽本生祈祷》一文中载为十三世，加上十世班禅大师的经师十四世嘉雅活佛?洛桑丹贝坚赞和1995年4月认定坐床的嘉雅?洛桑华旦却吉旺秀共转十五世。真正成为嘉雅活佛转世应从噶桑欧珠，又名札巴坚赞算起。其以前八位系追认活佛。噶桑欧珠出勤生在甘肃凉州所属的加多地方。曾去西藏修学佛法，通晓显密经论。五世喇嘛授给他“玛哈班智达”的称号及印信。他返回故乡后在今甘肃天祝县境内甘青交界处一名叫嘉雅的地方兴建嘉雅寺。从此，“嘉雅”的地名和寺名便又成了该活佛的佛号。后来，在塔尔寺六部族之一的申中昂索拜嘉雅为师，献给一定数量的土地，湟中多巴昂索拜嘉雅为师，献给湟中松木石俄西村的一些土地，供其亲着居住使用。至今当地称其家族为“凉州”家，姓卢。自此该活佛世系在塔尔寺有了府邸，成为塔尔寺活佛。嘉雅?洛桑达杰，曾被赐予“额尔德尼察窠呼图克图”名号。嘉雅?洛桑丹贝坚赞曾任十世班禅大师教师、经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佛协副会长等职。1986至1987年出资33万元人民币在塔尔寺修造了目前藏传佛教界最大的一座立体时轮坛城，建成后奉献给塔尔寺，成为塔尔寺又一景观。
当彩活佛世系是因第一世活佛洛桑多杰于1657年出生在塔尔寺六部族之一的祁嘉部落的当彩村（今平安县石灰窑乡当彩村）百得此佛号，“当彩”藏语意为“虎啸”。该村有一地方（小山）状如一只灰白色蹲虎，虎口大张，似在咆啸，因物相而得地名、村名，又以此而起佛号。该活佛系统已转六世。
香萨活佛世系至今据说已转至二十世。相传该活佛是宗喀巴大师的母亲（香萨阿曲）转世的，其地位也较高。自第二世香萨?罗桑达吉嘉措，在塔尔寺任大法台后，成为塔尔寺活佛。他又是果洛拉加寺的寺主。他主持拉加寺期间，广集人才，出资白银一万两，缮写金汁《甘珠尔》和《丹珠尔》大藏经。之后又自任总编辑，组织编辑，校对，刻印《甘珠尔》，这是青海独一无二的完整的一套《甘珠尔》大藏经木刻版。香萨?罗桑丹白旺秀次臣彭措是一位佛学造诣高深的知名大德，被清廷封为外呼图克图，并赐“香萨班智达”名号。从此，历代香萨活佛皆被称为“班智达。”
卓仓周合仓活佛的名号缘起十分奇特，由地名演变而来。该活佛世系源自今西藏洛扎县卓垄地区的僧人桑杰扎西，在明史中称“番僧三剌”。他早年来安多，因长时间在青海湖海心山修学佛法，人们称他为“海喇嘛”。据传当时他骑一头白牛来往青海湖上，如履平地，故得此名。以后来到乐都南山官隆岩洞修行，又称其为“周合仓”，“周合”汉译为石岩，“岩”为家或洞。合称为“卓仓周合仓”，卓仓（亦称觉仓）成为乐都南山一带的地名。又因藏文中“卓”是小麦的意思，卓仓家族遂以谐音的“麦”改为“梅”，以梅为姓，卓仓家族变成梅氏家族。佛教高僧班觉丹增于清康熙年间出生于梅氏家族，曾被清廷封为“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自此在瞿昙寺出现了一个格鲁派活佛系统，称为“卓仓周合仓”。到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事件，瞿昙寺上层僧人受牵连，班觉丹增之侄阿旺宗哲在兰州被囚禁7年，明清时所赐印信敕书均被收回，瞿昙寺因之走向衰落。卓仓周合仓活佛的活动中心从瞿昙寺转向塔尔寺，在塔尔寺修建了自己的府邸，成为塔尔寺活佛。
扎西活佛世系已转四世，是转世比较晚的活佛系统。据说来源于甘南地区一名叫扎西日地方的活佛或喇嘛来青海弘法，并定居在湟中西纳川、人们将他驻锡的这个村庄取名为“扎西”。清代时在此处曾设营，便有了扎西营的名字。后因音变通称为扎什营。这个活佛系统的家族以“扎什”作为自己的姓氏，俗称“扎什家”，“扎西”一词便成了这个活佛世系法号之前的佛号了。第四世，即现世活佛扎西?隆朵丹曲嘉措，1935年生于今湟中县共和乡南村。4岁时被认定坐床，7岁受沙弥戒，19岁时受比丘戒。曾任塔尔寺密宗学院堪布。从1962年起，在塔尔寺医明学院人事藏医研究工作，医疗技术高明，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至今慕名而来病的有农牧民，国家职工、解放军等，络绎不绝。他现任塔尔寺管委会常委、寺藏医院院长、寺红十字会会长、湟中县政协委员等职。
杨嘉活佛是以其姓氏取佛号的。第开展杨家?罗桑曲吉，土族，生于恰多塘（今民和县三川地区）杨家村杨氏家中。自幼出家为僧，入塔尔寺学经。后去西藏色拉寺杰尊札仓学业经，学成后在拉萨祈愿大法上辩经，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1847年任塔尔寺医明学院第三十五任堪布。圆寂后，按其村名和姓氏称其转世系统为杨家活佛，今将汉字“家”改为“嘉”字，称杨嘉活佛。第三世杨嘉?罗桑图丹夏珠，民和三川杨家村人，土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能工巧匠。现任塔尔寺管委会委员、寺古建筑队队长，青海省佛协理事，湟中县政协常委等职。
塔尔寺尚有格嘉、本巴尔，关嘉、米纳、参卓、噶钦、巴周、安家斯、夏格日、作格、乃隆、乌兰、裴嘉、帕玉、曲嘎尔等活佛系统，不再一一详述。
2011年12月31日星期六
对峙与碰撞 -- 蒙古自联党2012年元旦社论 --
回首2011年 ，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以突如其来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拉开序幕，大有席卷世界上还未开明的其它保守国家的趋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以及随之而来的俄罗斯之冬革命的前兆无不令人欢欣鼓舞。与此同时以贪腐暴虐狂极一时的中共政权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孤立与穷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基本上完成了战略围堵中国的目的，并且逐步拉紧包围圈。在中国国内中共也面临着被老百姓唾弃的历史使命。民族问题、贫富问题、贪腐问题、失业率、外资接连不断的撤出以及年底制造业的低迷萎缩，房产泡沫的破裂，土地纠纷等问题缠绕在身。各种反抗此起彼伏，使得腐败，反人类，反生态的中共政权摇摇欲坠终日可数。相信人类 会选择更加文明，更加民主，更多自由的21世纪。
回顾历史，今年也是全体蒙古人发起泛蒙统一运动并且在当今蒙古国重建独立国家的一百周年节庆。1911年公历12月29日 ，蒙古人摆脱满清帝国与中原(所谓的中国)奸商的重重压迫，在圣祖成吉思汗精神的鼓舞下收复固有的发祥地，经过近百年的不屈努力，用鲜血和智慧换来了如今的新蒙古国。我们荣幸地看到当今蒙古国正在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的典范。一个新兴的蒙古国必将对其它受压迫虐待的境外蒙古人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保全当今蒙古国独立的同时 ，实现全民族统一的理想在一百年前是我们先辈的意愿，一百年后更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有了目标我们就不至于迷失方向，不至于走向歧途。如今面临终日的中共政权显得更加残酷暴虐，正如中原诗人北岛先生所表述的：一切死亡都有沉长的回声...。我们要抓住机遇，同心协力将南蒙古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公开化，并将南蒙问题与整个蒙古问题连接起来。今年春季在南蒙地区发生的抵抗中共殖民统治，保卫自己家园的斗争此起彼伏，显示了蒙古人的团结一心，必要时展现一个成熟民族的政治觉悟令世人尊敬。蒙古民族一向是具有时代感和现代理念的民族，是能够超脱世俗而凌驾于尘世的天之骄子。
海外政治生活方面：2011年11月在德国召开的蒙藏维汉民族协调会议是一件值得关注的重要会议。蒙古人这边由著名的民族斗士席海明先生积极参与此次会议 ，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观点。身为内人党主席，他的观点不得不引起蒙古民族运动各界人士的注意。为了本民族自身的利益，本党也一贯主张与任何接受理解我们的中国异议人士，民间团体，宗教界，政党保持合作姿态。民族，文明之间的这种理解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正如地壳板块学说理论提出的那样，摩擦碰撞也在所难免，对峙与碰撞是当今世界文明主体相互依存的基础。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游牧文明的蒙古民族其文化本性就是崇尚自由意志，提倡人的平等公平。游牧文化价值所体现的包容性与宽容是任何意识形态宗教等望尘莫及的。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立足本民族，把本民族从草原，从长青天获取的博大胸怀展现给世人。
世界格局地缘政治等正朝向令人鼓舞的方向发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南蒙问题逐渐凸显它的本色。它既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蒙古问题的一个核心部分。从南蒙 古问题衍生出区域地缘政治问题是我们的战略指导原则。如果南蒙 古问题与整体蒙古民族的根本利益脱钩，则我们会触犯原则性的错误。如果不把南蒙问题与中原政治格局的演变相提并论，则未免犯形而上的错误。时不待人，机不可失，一切旧的行将被历史抛弃，一切新生的必将经过黎明前的黑暗和出生痛哭 的洗礼。相信2012年是腐朽专制的中共政权的治丧年，也是各族人民喜庆 获得自由民主的新年。
祝世界各地的蒙古人齐心协力，在新的一年里翻开历史的新篇章。
蒙古自由联盟党
乌兰巴托时间：2012年1月1日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111229.htm
回顾历史，今年也是全体蒙古人发起泛蒙统一运动并且在当今蒙古国重建独立国家的一百周年节庆。1911年公历12月29日 ，蒙古人摆脱满清帝国与中原(所谓的中国)奸商的重重压迫，在圣祖成吉思汗精神的鼓舞下收复固有的发祥地，经过近百年的不屈努力，用鲜血和智慧换来了如今的新蒙古国。我们荣幸地看到当今蒙古国正在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的典范。一个新兴的蒙古国必将对其它受压迫虐待的境外蒙古人争取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保全当今蒙古国独立的同时 ，实现全民族统一的理想在一百年前是我们先辈的意愿，一百年后更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有了目标我们就不至于迷失方向，不至于走向歧途。如今面临终日的中共政权显得更加残酷暴虐，正如中原诗人北岛先生所表述的：一切死亡都有沉长的回声...。我们要抓住机遇，同心协力将南蒙古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公开化，并将南蒙问题与整个蒙古问题连接起来。今年春季在南蒙地区发生的抵抗中共殖民统治，保卫自己家园的斗争此起彼伏，显示了蒙古人的团结一心，必要时展现一个成熟民族的政治觉悟令世人尊敬。蒙古民族一向是具有时代感和现代理念的民族，是能够超脱世俗而凌驾于尘世的天之骄子。
海外政治生活方面：2011年11月在德国召开的蒙藏维汉民族协调会议是一件值得关注的重要会议。蒙古人这边由著名的民族斗士席海明先生积极参与此次会议 ，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观点。身为内人党主席，他的观点不得不引起蒙古民族运动各界人士的注意。为了本民族自身的利益，本党也一贯主张与任何接受理解我们的中国异议人士，民间团体，宗教界，政党保持合作姿态。民族，文明之间的这种理解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正如地壳板块学说理论提出的那样，摩擦碰撞也在所难免，对峙与碰撞是当今世界文明主体相互依存的基础。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游牧文明的蒙古民族其文化本性就是崇尚自由意志，提倡人的平等公平。游牧文化价值所体现的包容性与宽容是任何意识形态宗教等望尘莫及的。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们立足本民族，把本民族从草原，从长青天获取的博大胸怀展现给世人。
世界格局地缘政治等正朝向令人鼓舞的方向发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南蒙问题逐渐凸显它的本色。它既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蒙古问题的一个核心部分。从南蒙 古问题衍生出区域地缘政治问题是我们的战略指导原则。如果南蒙 古问题与整体蒙古民族的根本利益脱钩，则我们会触犯原则性的错误。如果不把南蒙问题与中原政治格局的演变相提并论，则未免犯形而上的错误。时不待人，机不可失，一切旧的行将被历史抛弃，一切新生的必将经过黎明前的黑暗和出生痛哭 的洗礼。相信2012年是腐朽专制的中共政权的治丧年，也是各族人民喜庆 获得自由民主的新年。
祝世界各地的蒙古人齐心协力，在新的一年里翻开历史的新篇章。
蒙古自由联盟党
乌兰巴托时间：2012年1月1日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111229.htm
2011年12月29日星期四
蒙古国人均产值2016年超过一万美元
蒙古人民党主席、政府总理巴特包勒德２８日在党代表会议上说，蒙古国经济已进入跨越式增长时期。
巴特包勒德说，蒙古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在２０％左右，明年可望达到２５％。今年农牧业获得大丰收，全国收获粮食４４．８１万吨、土豆近２０万吨；保育幼畜１３１０万头，牲畜总数达到３７１０万头，经济效益大幅提高。蒙古人民党许诺由人类发展基金向每位居民发放１５０万图格里克（约合１０５０美元）的目标正在落实。此外，政府还决定明年将公务员平均工资提高５３％。
在谈到今后的发展目标时，巴特包勒德说，目前蒙古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３０００美元，预计在２０１６年超过１万美元，２０年后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蒙古人民党现有党员１６万多人。此次代表会议主要为明年大选作动员，制定竞选纲领等。
巴特包勒德说，蒙古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在２０％左右，明年可望达到２５％。今年农牧业获得大丰收，全国收获粮食４４．８１万吨、土豆近２０万吨；保育幼畜１３１０万头，牲畜总数达到３７１０万头，经济效益大幅提高。蒙古人民党许诺由人类发展基金向每位居民发放１５０万图格里克（约合１０５０美元）的目标正在落实。此外，政府还决定明年将公务员平均工资提高５３％。
在谈到今后的发展目标时，巴特包勒德说，目前蒙古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３０００美元，预计在２０１６年超过１万美元，２０年后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蒙古人民党现有党员１６万多人。此次代表会议主要为明年大选作动员，制定竞选纲领等。
2011年12月28日星期三
蒙俄边境附近的图瓦共和国境内发生有地震记录历史以来最大的9.5级地震
俄罗斯西伯利亚图瓦共和国境内27日晚发生9.5级地震，俄紧急情况部宣布地震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最南部，同蒙古西北部接壤，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图瓦共和国27日夜间23点20分左右发生该地区历史上最严重地震。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震级为6.5级，但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在28日宣布说，侦测结果显示，此次震级高达9.5级。
一位俄紧急情况部救援官员在28日宣布说：“此次地震为当地有地震记录历史以来最大的地震，高达9.5级，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向当地派出了救援队。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得到关于有人员伤亡的报道，这可以被称为是奇迹。”
据透露，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叶尼塞河上游城市、图瓦共和国首府克孜勒，震源深度不足10公里。包括伊尔库斯克、叶卡捷琳堡等数十个西伯利亚地区城市和村镇均感到了强烈的震感。
图瓦居民在28日已基本恢复秩序，一些居民甚至在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用手机录下来的地震发生前后的情景。视频显示，人们在发生地震时的反应完全不同，一些人表示只是感到震惊，没有来得及害怕，另一些人则大喊“我不想死！”
目前，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在该地区设置了多个临时避难所，为房屋倒塌及家里堆满被砸坏窗户和家具的居民们提供临时住所。
28日，图瓦共和国再次发生了多次余震，但震级均为里氏4.3级到5.1级。俄罗斯西伯利亚地震专家亚叶曼诺夫在星期三对外宣布研究结果说，图瓦地震可能仍将持续数年。
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最南部，同蒙古西北部接壤，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图瓦共和国27日夜间23点20分左右发生该地区历史上最严重地震。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震级为6.5级，但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在28日宣布说，侦测结果显示，此次震级高达9.5级。
一位俄紧急情况部救援官员在28日宣布说：“此次地震为当地有地震记录历史以来最大的地震，高达9.5级，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在地震发生后立即向当地派出了救援队。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得到关于有人员伤亡的报道，这可以被称为是奇迹。”
据透露，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叶尼塞河上游城市、图瓦共和国首府克孜勒，震源深度不足10公里。包括伊尔库斯克、叶卡捷琳堡等数十个西伯利亚地区城市和村镇均感到了强烈的震感。
图瓦居民在28日已基本恢复秩序，一些居民甚至在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用手机录下来的地震发生前后的情景。视频显示，人们在发生地震时的反应完全不同，一些人表示只是感到震惊，没有来得及害怕，另一些人则大喊“我不想死！”
目前，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在该地区设置了多个临时避难所，为房屋倒塌及家里堆满被砸坏窗户和家具的居民们提供临时住所。
28日，图瓦共和国再次发生了多次余震，但震级均为里氏4.3级到5.1级。俄罗斯西伯利亚地震专家亚叶曼诺夫在星期三对外宣布研究结果说，图瓦地震可能仍将持续数年。
2011年12月27日星期二
《华尔街日报》: 政治明星的职业前景与内蒙古的抗议息息相关
核心提示：胡春华被外界认为是总书记胡锦涛赏识的得力干将，但如果内蒙古的骚乱得不到有效缓解，而是进一步发展成此前西藏、新疆那样的严重局面，那么恐怕胡锦涛的照顾也无法保得了他。
中国的政客们也许不担心民主选举或者自由媒体，但总还是有一些事件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政治生命。48岁的内蒙党委书记胡春华，上周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时刻。
当时他刚刚率队访问欧洲归来，就不得不面对内蒙古族学生抗议浪潮。这是由一名汉族司机驾驶卡车压死一名牧民而引起的抗议。
由于2008年的西藏骚乱和2009年的新疆骚乱事件余波未平，在加上目前正在因茉莉花革命而对异议人士进行镇压，这次抗议事件让共产党格外担心。
因此，胡春华这颗中共党内的政治新星便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外界普遍预测，他将在明年举行的十八大换届中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有可能在2022年升任政治局常委，成为第六代领导核心成员。
在中共政治宣传中，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领导核心为邓小平，第三代领导核心是江泽民，第四代领导核心为胡锦涛，而习近平将在明年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也基本没有悬念。
前两次的权利变更曾充满派系斗争甚至流血事件。但是在上个十年里，中共力求稳定而有序地进行权利交接。
胡春华作为中共未来极具潜力的高层领导接棒人，一直以来被刻意安排在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同时借助各种机会出国考察。以此来历练他在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
胡春华被外界认为是总书记胡锦涛赏识的得力干将，从80年代起胡春华曾在西藏与胡锦涛共事多年。2006年至2008年的两年间，胡春华更是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而这个地方是总书记胡锦涛最重要的权利基地之一。
即便如此，如果内蒙古的骚乱得不到有效缓解，而是进一步发展成此前西藏、新疆那样的严重局面，那么恐怕胡锦涛的照顾也无法保得了他。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曾经被认为是进局中共第五代决策层的有力人选。在08年后一直留任原职，在其退休前已基本不大可能从政治局中再被提拔。而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2010年被撤职调回北京，其将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于明年退休。
身为汉族的胡春华无疑十分清楚此事的重要性。他迅速采取了措施试图阻止骚乱事件进一步升级。同时他也向抗议者承诺，政府将对牧民死亡事件进行调查。
根据官方《内蒙古日报》报道：胡春华表示“请学生和老师们放心，我们将依法对事件肇事者予以严厉惩处”。
但是如果学生们继续在呼和浩特市组织示威反抗，他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胡春华曾经和胡锦涛一起在1989年三月经历过西藏少数民族反抗中央政府统治的暴动。
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曾宣布戒严，虽然此举一度激怒西藏社会活动人士和他们的西方支持者，但却赢得了党内支持以及当时中共高层政治老人们的赏识。
中国的政客们也许不担心民主选举或者自由媒体，但总还是有一些事件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政治生命。48岁的内蒙党委书记胡春华，上周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时刻。
当时他刚刚率队访问欧洲归来，就不得不面对内蒙古族学生抗议浪潮。这是由一名汉族司机驾驶卡车压死一名牧民而引起的抗议。
由于2008年的西藏骚乱和2009年的新疆骚乱事件余波未平，在加上目前正在因茉莉花革命而对异议人士进行镇压，这次抗议事件让共产党格外担心。
因此，胡春华这颗中共党内的政治新星便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外界普遍预测，他将在明年举行的十八大换届中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有可能在2022年升任政治局常委，成为第六代领导核心成员。
在中共政治宣传中，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领导核心为邓小平，第三代领导核心是江泽民，第四代领导核心为胡锦涛，而习近平将在明年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核心也基本没有悬念。
前两次的权利变更曾充满派系斗争甚至流血事件。但是在上个十年里，中共力求稳定而有序地进行权利交接。
胡春华作为中共未来极具潜力的高层领导接棒人，一直以来被刻意安排在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同时借助各种机会出国考察。以此来历练他在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
胡春华被外界认为是总书记胡锦涛赏识的得力干将，从80年代起胡春华曾在西藏与胡锦涛共事多年。2006年至2008年的两年间，胡春华更是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而这个地方是总书记胡锦涛最重要的权利基地之一。
即便如此，如果内蒙古的骚乱得不到有效缓解，而是进一步发展成此前西藏、新疆那样的严重局面，那么恐怕胡锦涛的照顾也无法保得了他。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曾经被认为是进局中共第五代决策层的有力人选。在08年后一直留任原职，在其退休前已基本不大可能从政治局中再被提拔。而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在2010年被撤职调回北京，其将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于明年退休。
身为汉族的胡春华无疑十分清楚此事的重要性。他迅速采取了措施试图阻止骚乱事件进一步升级。同时他也向抗议者承诺，政府将对牧民死亡事件进行调查。
根据官方《内蒙古日报》报道：胡春华表示“请学生和老师们放心，我们将依法对事件肇事者予以严厉惩处”。
但是如果学生们继续在呼和浩特市组织示威反抗，他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胡春华曾经和胡锦涛一起在1989年三月经历过西藏少数民族反抗中央政府统治的暴动。
当时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曾宣布戒严，虽然此举一度激怒西藏社会活动人士和他们的西方支持者，但却赢得了党内支持以及当时中共高层政治老人们的赏识。
2011年12月26日星期一
毛泽东“孤魂幽灵”在中国
12月26日是毛泽东冥寿118岁的日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是中国的灾星还是中国的救星，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依然百感交集。中国官方对毛泽东的评价为功过三七开，但深入独立的研究则被划入禁区。
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三个人中谁最坏？
前几天，一位英国朋友问我，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三个人中谁最坏。我不假思索回答说，毛泽东最坏！不过，很快我就感觉这个回答有问题。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上个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和大屠夫，他们都犯有"反人类罪"，区别在于他们犯罪的所在地不同，犯罪的目标不尽相同，犯罪的手段也不尽相同。
对于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是一个大灾星；对于犹太人和欧洲人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大恶魔；对于苏联人和东欧共产国家来说，斯大林是一个大屠夫。灾星、恶魔、屠夫都可以准确的用在三个人身上。
毛泽东统治中国是在1949年开始，二战早已结束，他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来杀人，也不存在种族屠杀问题。毛泽东杀人的对象是中国人，而且是在和平时期。土改、三反、五反、镇反、反右、文革，毛泽东杀人的手段是通过残酷的政治运动屠杀所谓阶级敌人和知识分子，仅文革非正常死亡就达200多万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要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大食堂、亩产万斤，通过乌托邦式的谎言和欺骗制造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中国农民。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深信日耳曼人的种族优越，对犹太人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希特勒发动二战，铁蹄踏遍几乎欧洲全境，欧洲各国人民惨遭战争杀戮，灾难深重。
斯大林在统治前苏联期间，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饿死250万--500万人）。斯大林对政界和军队中的大清洗导致最少100多万人死亡。
除了希特勒外，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最大、最久远。如果从屠杀本国人民比例上来说，最可怕的要数波尔布特统治下的红色高棉和金日成家族统治下的北韩。红色高棉在统治柬埔寨期间，杀了一百万人，占当时的柬埔寨总人口七百万到八百万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北韩的屠杀没有确切数字，但比例上应该与红色高棉相差不多。
中共为什么没有"反毛"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1953年去世，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任期内，他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文艺获得解冻。从某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的实施，为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铺平了道路，最后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变革。
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接班人是忠诚于毛泽东的华国锋。但是他的"两个凡是"，致力于继承毛泽东遗志，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被毛泽东废黜的邓小平重新被启用，华国锋等遭到批评，并最终被迫辞职。
邓小平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否定毛泽东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启用胡耀邦、赵紫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经济领域推行联产责任制和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和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言论自由也宽松了许多。尽管在事实上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策，但与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不同，并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有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没有否定毛泽东的"秘密报告"，原因何在？我的理解是：
一、斯大林之前有列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但没有否定列宁，如果连列宁一起否定，就等于否定了苏共；而毛泽东之前并没有一个中共的"列宁"，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中共，这是邓小平不可能做的事情；
二、毛泽东在和平建设时期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乌托邦式的经济政策，并非毛泽东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支持并参与了一系列罪恶。如反右运动，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亲自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将55万人划为 "右派分子"，是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右派人数的一百多倍。虽然在23年后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但是他仍然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只是运动被错误地扩大化了。邓小平不敢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其实说到底，他不能自己否定自己，所以也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
三、毛泽东对人民彻底洗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有人形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的"，就是说毛泽东的毒素已经渗入到人们血液中和骨髓中，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搞阶级斗争那一套的大有人在，不仅在中共党内，就是在普通民众中都大有市场。因此，彻底否定毛泽东会有执政危机。这些年来，重庆肆无忌惮大搞"唱红"运动，继续为屠夫毛泽东歌功颂德，竟然还能赢得那么多人热衷（至少在表面上），可想而知，毛泽东毒害人民有多深！
"毛泽东热"究竟热到什么程度？
有一次我乘火车，有穿着列车员服装的售货员在车厢间走来走去，专门兜售毛泽东纪念品，还站在车厢中间大声宣传毛的纪念品。我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厉声呵斥道："毛泽东是个大屠夫，是个罪犯，你知道吗？你的家人有没有因为毛泽东而受到迫害？你的亲戚呢？60年你们家人或亲戚有没有被饿死？请你出去吧，不欢迎你的宣传！"这个售货员竟然不敢正眼看我，一声不吭，灰溜溜走了，再也没见他出现。而整个车厢的乘客，并没有人谴责我，却有人用惊诧的目光扫来，随后就是微笑。
从"大团结"到"四人头"（毛周刘朱），现在中国钞票上只有一个毛泽东人头像。毛泽东热最早我的感受还是乘出租车，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眼前却是一个晃晃悠悠的毛泽东像。我问司机为何悬挂毛泽东像，司机说，毛泽东是神，可以用来辟邪。尤其在农村老百姓家里张贴毛泽东画像的比比皆是，拜菩萨、拜关公、拜毛泽东，中国人祭拜的又多了一个神。
令人讨厌的是，电视节目插播的广告，很多是在兜售毛泽东纪念品。黄金首饰、手表、纪念邮票、连号钞票等，全都是毛泽东。这说明在中国人群中确实有一些人崇拜毛泽东，也说明中共当局默认这一举动。但据我接触社会的层面，所谓"崇毛热"其实没那么热，只不过是热闹而已，尤其是年轻人。乌有之乡的那些"毛左"，在民间并没有多少市场。焚烧南方报纸，只不过是个别毛派极端分子的闹剧。
重庆的"毛泽东热"是官方组织的"毛泽东热"，并不能真正反映广大民众的心理。为什么重庆有"唱红"，而中国其他地方没有呢？在我看来，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轻而易举，反对者尽管有，但绝不是大多数。"偶像的黄昏"已经黑下来了！
上个世纪世界上三大魔头，希特勒早已被德国人抛弃，斯大林也被苏共否定，只有毛泽东的幽灵还在中国游荡……。
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三个人中谁最坏？
前几天，一位英国朋友问我，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三个人中谁最坏。我不假思索回答说，毛泽东最坏！不过，很快我就感觉这个回答有问题。毛泽东、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上个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和大屠夫，他们都犯有"反人类罪"，区别在于他们犯罪的所在地不同，犯罪的目标不尽相同，犯罪的手段也不尽相同。
对于中国人来说，毛泽东是一个大灾星；对于犹太人和欧洲人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大恶魔；对于苏联人和东欧共产国家来说，斯大林是一个大屠夫。灾星、恶魔、屠夫都可以准确的用在三个人身上。
毛泽东统治中国是在1949年开始，二战早已结束，他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来杀人，也不存在种族屠杀问题。毛泽东杀人的对象是中国人，而且是在和平时期。土改、三反、五反、镇反、反右、文革，毛泽东杀人的手段是通过残酷的政治运动屠杀所谓阶级敌人和知识分子，仅文革非正常死亡就达200多万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要赶英超美，大炼钢铁、大食堂、亩产万斤，通过乌托邦式的谎言和欺骗制造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中国农民。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深信日耳曼人的种族优越，对犹太人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希特勒发动二战，铁蹄踏遍几乎欧洲全境，欧洲各国人民惨遭战争杀戮，灾难深重。
斯大林在统治前苏联期间，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了严重的饥荒。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1000万之间，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饿死250万--500万人）。斯大林对政界和军队中的大清洗导致最少100多万人死亡。
除了希特勒外，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给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最大、最久远。如果从屠杀本国人民比例上来说，最可怕的要数波尔布特统治下的红色高棉和金日成家族统治下的北韩。红色高棉在统治柬埔寨期间，杀了一百万人，占当时的柬埔寨总人口七百万到八百万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北韩的屠杀没有确切数字，但比例上应该与红色高棉相差不多。
中共为什么没有"反毛"的"秘密报告"？
斯大林1953年去世，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了"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任期内，他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文艺获得解冻。从某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的实施，为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铺平了道路，最后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变革。
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接班人是忠诚于毛泽东的华国锋。但是他的"两个凡是"，致力于继承毛泽东遗志，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被毛泽东废黜的邓小平重新被启用，华国锋等遭到批评，并最终被迫辞职。
邓小平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否定毛泽东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启用胡耀邦、赵紫阳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经济领域推行联产责任制和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和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言论自由也宽松了许多。尽管在事实上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策，但与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不同，并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有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而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没有否定毛泽东的"秘密报告"，原因何在？我的理解是：
一、斯大林之前有列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但没有否定列宁，如果连列宁一起否定，就等于否定了苏共；而毛泽东之前并没有一个中共的"列宁"，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中共，这是邓小平不可能做的事情；
二、毛泽东在和平建设时期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乌托邦式的经济政策，并非毛泽东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支持并参与了一系列罪恶。如反右运动，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亲自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将55万人划为 "右派分子"，是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右派人数的一百多倍。虽然在23年后邓小平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但是他仍然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只是运动被错误地扩大化了。邓小平不敢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其实说到底，他不能自己否定自己，所以也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
三、毛泽东对人民彻底洗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有人形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人是"吃狼奶长大的"，就是说毛泽东的毒素已经渗入到人们血液中和骨髓中，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搞阶级斗争那一套的大有人在，不仅在中共党内，就是在普通民众中都大有市场。因此，彻底否定毛泽东会有执政危机。这些年来，重庆肆无忌惮大搞"唱红"运动，继续为屠夫毛泽东歌功颂德，竟然还能赢得那么多人热衷（至少在表面上），可想而知，毛泽东毒害人民有多深！
"毛泽东热"究竟热到什么程度？
有一次我乘火车，有穿着列车员服装的售货员在车厢间走来走去，专门兜售毛泽东纪念品，还站在车厢中间大声宣传毛的纪念品。我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厉声呵斥道："毛泽东是个大屠夫，是个罪犯，你知道吗？你的家人有没有因为毛泽东而受到迫害？你的亲戚呢？60年你们家人或亲戚有没有被饿死？请你出去吧，不欢迎你的宣传！"这个售货员竟然不敢正眼看我，一声不吭，灰溜溜走了，再也没见他出现。而整个车厢的乘客，并没有人谴责我，却有人用惊诧的目光扫来，随后就是微笑。
从"大团结"到"四人头"（毛周刘朱），现在中国钞票上只有一个毛泽东人头像。毛泽东热最早我的感受还是乘出租车，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眼前却是一个晃晃悠悠的毛泽东像。我问司机为何悬挂毛泽东像，司机说，毛泽东是神，可以用来辟邪。尤其在农村老百姓家里张贴毛泽东画像的比比皆是，拜菩萨、拜关公、拜毛泽东，中国人祭拜的又多了一个神。
令人讨厌的是，电视节目插播的广告，很多是在兜售毛泽东纪念品。黄金首饰、手表、纪念邮票、连号钞票等，全都是毛泽东。这说明在中国人群中确实有一些人崇拜毛泽东，也说明中共当局默认这一举动。但据我接触社会的层面，所谓"崇毛热"其实没那么热，只不过是热闹而已，尤其是年轻人。乌有之乡的那些"毛左"，在民间并没有多少市场。焚烧南方报纸，只不过是个别毛派极端分子的闹剧。
重庆的"毛泽东热"是官方组织的"毛泽东热"，并不能真正反映广大民众的心理。为什么重庆有"唱红"，而中国其他地方没有呢？在我看来，把毛泽东从神坛上拉下来，轻而易举，反对者尽管有，但绝不是大多数。"偶像的黄昏"已经黑下来了！
上个世纪世界上三大魔头，希特勒早已被德国人抛弃，斯大林也被苏共否定，只有毛泽东的幽灵还在中国游荡……。
中国《刑诉法》“秘密拘捕”条款基本仍被保留
12月26日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二稿中，第一稿"秘密拘捕"的相关规定虽有所微调，但大部分仍被保留。这一条款被认为可能为秘密拘捕打开"合法"之门，导致法治倒退，因而虽然备受律师界与学术界批评。
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在镇压所谓的"茉莉花集会"时，许多异议人士，或被抓捕，或"被失踪"，有些没有任何手续，有些则是以传唤、监视居住等条款进行。
其中最有名的个案是艾未未，他被抓捕后，没有给家属任何手续地，在一秘密场所长期拘押，官方此后称他是被依法"监视居住"。
因此，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许多法学专家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类似的情形下，帮助中国警方的国保部门和安全部门，把类似的非法的"失踪"合法化。
秘密失踪"合法化"
2011年8月下旬第一次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一稿中，除了"监视居住"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可不通知家属的规定外，在"拘留"、甚至正式"逮捕"，都规定有因"妨碍侦查"可不通知家属的法律"后门"。
刘晓原律师认为，原本的刑事诉讼法中，未规定监视居住应通知家属，是因为监视居住一般在本人住所进行，按立法原意，家属应该知情，所以未作明确规定，但却成为有关部门将嫌疑人单独在拘留所外拘押，并不通知家属的法律借口。
民间舆论担心，按上述规定，尤其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情形下，当局可用"无法通知"，或者"通知可能有碍侦查"（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为理由，对当事人实施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却可"依法"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
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在外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其严厉程度并不亚于，甚至要超过看守所羁押。此次修法后，办案机关却可将此做法明确化、合法化。对监视居住，却以"无法通知"或者"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这等于是允许司法机关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失踪"状态。这样的规定，也违反了联合国有关人权的规定，即《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规定。
反对声浪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中，争议最大的条款就是所谓"秘密拘捕"条款。"秘密拘捕"条款，明显是国家安全、反贪等部门从办案需要出发而主张的部门观念立法，而"密捕"是现代法治国家严格禁止的，故无论何种性质案件，拘留逮捕后必须及时通知家属和监护人。
据新华社的描述，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部门提出，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规定容易被滥用，成为侦查机关不通知家属的借口，因此应当慎重规定。而上海市律师协会建议增加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及时通知"。
微调
此次的修正案第二稿中，对民间的上述反对声音进行了回应，对"秘密拘捕"条款进行了让步和调整，称将"严格限定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况"。
因此，今天审议的草案第二稿规定：在对嫌疑人采取"拘留"、"监视居住"这两种强制措施后，当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监视居住人、被拘留人的家属。嫌疑人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后，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一律通知家属，取消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可不及时通知家属的规定。
事实上，何时属于"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其解释权完全属于办案机关，因此，虽然做了技术性的调整，但此次修法后，通知家属的主动权掌握在办案机关手中。
虽然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敏感人士的政治案中，长期存在抓捕后，不在法定的时限内通知家属的情形，但相关办案机关对这一做法的违法性质心知肚明，而家属和律师也常援引《刑事诉讼法》规定维权。
此次立法通过以后，办案机关很容易将"无法通知"、"有碍侦查"随意扩大解释，"秘密拘捕"将被"合法化"而大行其道。
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在镇压所谓的"茉莉花集会"时，许多异议人士，或被抓捕，或"被失踪"，有些没有任何手续，有些则是以传唤、监视居住等条款进行。
其中最有名的个案是艾未未，他被抓捕后，没有给家属任何手续地，在一秘密场所长期拘押，官方此后称他是被依法"监视居住"。
因此，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许多法学专家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类似的情形下，帮助中国警方的国保部门和安全部门，把类似的非法的"失踪"合法化。
秘密失踪"合法化"
2011年8月下旬第一次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一稿中，除了"监视居住"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可不通知家属的规定外，在"拘留"、甚至正式"逮捕"，都规定有因"妨碍侦查"可不通知家属的法律"后门"。
刘晓原律师认为，原本的刑事诉讼法中，未规定监视居住应通知家属，是因为监视居住一般在本人住所进行，按立法原意，家属应该知情，所以未作明确规定，但却成为有关部门将嫌疑人单独在拘留所外拘押，并不通知家属的法律借口。
民间舆论担心，按上述规定，尤其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情形下，当局可用"无法通知"，或者"通知可能有碍侦查"（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为理由，对当事人实施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却可"依法"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
从司法实践中来看，在外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其严厉程度并不亚于，甚至要超过看守所羁押。此次修法后，办案机关却可将此做法明确化、合法化。对监视居住，却以"无法通知"或者"有碍侦查"而不通知家属，这等于是允许司法机关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失踪"状态。这样的规定，也违反了联合国有关人权的规定，即《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规定。
反对声浪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中，争议最大的条款就是所谓"秘密拘捕"条款。"秘密拘捕"条款，明显是国家安全、反贪等部门从办案需要出发而主张的部门观念立法，而"密捕"是现代法治国家严格禁止的，故无论何种性质案件，拘留逮捕后必须及时通知家属和监护人。
据新华社的描述，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部门提出，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规定容易被滥用，成为侦查机关不通知家属的借口，因此应当慎重规定。而上海市律师协会建议增加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及时通知"。
微调
此次的修正案第二稿中，对民间的上述反对声音进行了回应，对"秘密拘捕"条款进行了让步和调整，称将"严格限定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况"。
因此，今天审议的草案第二稿规定：在对嫌疑人采取"拘留"、"监视居住"这两种强制措施后，当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监视居住人、被拘留人的家属。嫌疑人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后，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一律通知家属，取消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可不及时通知家属的规定。
事实上，何时属于"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其解释权完全属于办案机关，因此，虽然做了技术性的调整，但此次修法后，通知家属的主动权掌握在办案机关手中。
虽然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涉及政治敏感人士的政治案中，长期存在抓捕后，不在法定的时限内通知家属的情形，但相关办案机关对这一做法的违法性质心知肚明，而家属和律师也常援引《刑事诉讼法》规定维权。
此次立法通过以后，办案机关很容易将"无法通知"、"有碍侦查"随意扩大解释，"秘密拘捕"将被"合法化"而大行其道。
内蒙古蒙牛牛奶检出致癌物质超标
这是中国乳业因食品安全问题受到的最新一次打击。蒙牛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这批在四川被发现含有黄曲霉素的牛奶在抽检时尚未出库，所以没有流向市场。蒙牛在声明中还向消费者道歉，表示要从这一事件中吸取重大教训，以后将为产品质量达标作更大的努力。
内蒙古快速增长的奶制品行业前几年因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大受损伤，近年来正在努力争取重获用户的信任。
2008年，为了在检测时提高蛋白质标准而在奶粉中添加的工业化学制剂三聚氰胺，导致6名儿童死亡，近30万儿童生病。此后还陆续出现“皮革奶”等不安全奶制品。这种奶是通过添加皮革水解蛋白从而提高牛奶含氮量，达到提高其蛋白质含量检测指标的牛奶。但是皮革水解蛋白中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本月早些时候（12月9日），中国一家法院判处一名私营牛奶生产商马秀玲死刑，判她的丈夫终身监禁。马秀玲和丈夫故意在竞争对手生产的牛奶中投放工业用亚硝酸盐，导致3名儿童死亡，36人生病。
内蒙古快速增长的奶制品行业前几年因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大受损伤，近年来正在努力争取重获用户的信任。
2008年，为了在检测时提高蛋白质标准而在奶粉中添加的工业化学制剂三聚氰胺，导致6名儿童死亡，近30万儿童生病。此后还陆续出现“皮革奶”等不安全奶制品。这种奶是通过添加皮革水解蛋白从而提高牛奶含氮量，达到提高其蛋白质含量检测指标的牛奶。但是皮革水解蛋白中含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本月早些时候（12月9日），中国一家法院判处一名私营牛奶生产商马秀玲死刑，判她的丈夫终身监禁。马秀玲和丈夫故意在竞争对手生产的牛奶中投放工业用亚硝酸盐，导致3名儿童死亡，36人生病。
席海明向在内蒙古生活的蒙古族民众，汉族民众问候圣诞和新年（图）
流亡德国的保卫内蒙人权同盟主席席海明先生向在内蒙古生活的蒙古族民众，汉族民众问候圣诞和新年。他认为，认为今年发生的乌坎村和两起内蒙古民众的维权事件一样，说明中国各族民众的生存问题，人权都受到严重的危害。
流亡德国的保卫内蒙古人权同同盟主席席海明先生，从八一年开始全部身心地投入到维护内蒙古民众的生存权利的斗争中，八九年学生运动后流亡德国。三十年的努力使他成为内蒙古资历最深的异议人士，人权人士。在二零一一年即将过去之际，离乡背井始终无法返回内蒙古的席海明先生，在德国的文化名城科隆发表了公开的感言。
席海明先生说，“中国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在圣诞和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向内蒙的蒙古人以及所有的乡亲们拜年，给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祝贺新年！祝他们在新的一年一切都好！”
为此，席海明感慨地说，“当然说，‘好’是很难得了。今年是一九八一年学生运动三十周年，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十一月份在科隆组织了一个会议，纪念一九八一年学生运动三十周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特别想念当年一块参加这场运动的上万个学生。当时我们还都年轻，满腔的激情和热血，真诚，为自己的民族呐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心还是一样，热爱这片土地和自己的人民。所以我也想给当年参加这场运动的朋友拜个年。”
席海明先生说，最近广东乌坎村发生的事件让他进一步看到，“乌坎村是农民维护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在内蒙古也是一样，牧民维护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当然更多了一层民族色彩。因为这块土地是蒙古人历代生存的土地。但是现代呢？毛泽东时代是农业学大寨，开荒种地来破坏草原。其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呢，是通过疯狂地掠夺来掠夺草原。
蒙古人现今的情况，是抱着金饭碗在讨饭。所以这种情况，蒙古人八一年提出来的民族危机更为加剧。莫日根的悲剧就是这样，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法活，照日格图也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压死，新华社却说这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这就是蒙古人现在生存的危机。如果共产党说人权就是生存权，那么现在蒙古人的生存权就已经是无法保障。”
为此，席海明先生说，“所以我觉得，从莫日根事件和乌坎村事件说明，共产党不仅祸害西藏、维吾尔族、蒙古族人，也祸害汉人。所以我认为，中国没有民主化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在这个基础上，蒙古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一党专制，建立民主化的中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解决蒙古问题、西藏问题、维吾尔问题，中国的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r-122520111449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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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席海明先生在12月17号国际人权协会中国问题小组会上(天溢摄) |
席海明先生说，“中国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在圣诞和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向内蒙的蒙古人以及所有的乡亲们拜年，给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祝贺新年！祝他们在新的一年一切都好！”
为此，席海明感慨地说，“当然说，‘好’是很难得了。今年是一九八一年学生运动三十周年，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十一月份在科隆组织了一个会议，纪念一九八一年学生运动三十周年。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特别想念当年一块参加这场运动的上万个学生。当时我们还都年轻，满腔的激情和热血，真诚，为自己的民族呐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心还是一样，热爱这片土地和自己的人民。所以我也想给当年参加这场运动的朋友拜个年。”
席海明先生说，最近广东乌坎村发生的事件让他进一步看到，“乌坎村是农民维护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在内蒙古也是一样，牧民维护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当然更多了一层民族色彩。因为这块土地是蒙古人历代生存的土地。但是现代呢？毛泽东时代是农业学大寨，开荒种地来破坏草原。其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呢，是通过疯狂地掠夺来掠夺草原。
蒙古人现今的情况，是抱着金饭碗在讨饭。所以这种情况，蒙古人八一年提出来的民族危机更为加剧。莫日根的悲剧就是这样，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法活，照日格图也是在回家的路上被压死，新华社却说这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这就是蒙古人现在生存的危机。如果共产党说人权就是生存权，那么现在蒙古人的生存权就已经是无法保障。”
为此，席海明先生说，“所以我觉得，从莫日根事件和乌坎村事件说明，共产党不仅祸害西藏、维吾尔族、蒙古族人，也祸害汉人。所以我认为，中国没有民主化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在这个基础上，蒙古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一党专制，建立民主化的中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解决蒙古问题、西藏问题、维吾尔问题，中国的一系列的问题。。”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r-12252011144954.html
2011年12月25日星期日
蒙古国通过新选举法
蒙古国新选举法经过一番辩论与较量之后，日前在蒙古国大呼拉尔全会获得通过。
新的选举法将为明年的议会选举提供法律保障。新选举法规定，蒙古国将以直接选举产生48席位和比例代表产生28席位，组建国会的76名议员。
修改后的选举法得到了多数国会议员的赞同。他们认为，新选举法的出台将使明年的大选成为一次公正、公平的选举。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共设76名议员，每4年举行一次选举。议会选举中获胜政党有权单独组建新政府。如果没有政党获得绝对多数议席，则由拥有议席的政党组建联合政府。蒙古国从1990年开始实行多党制，并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民众认为20年间每次政权更别都不尽人意，因此明年的选举将成为一次公正、公平的选举。
新的选举法将为明年的议会选举提供法律保障。新选举法规定，蒙古国将以直接选举产生48席位和比例代表产生28席位，组建国会的76名议员。
修改后的选举法得到了多数国会议员的赞同。他们认为，新选举法的出台将使明年的大选成为一次公正、公平的选举。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共设76名议员，每4年举行一次选举。议会选举中获胜政党有权单独组建新政府。如果没有政党获得绝对多数议席，则由拥有议席的政党组建联合政府。蒙古国从1990年开始实行多党制，并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民众认为20年间每次政权更别都不尽人意，因此明年的选举将成为一次公正、公平的选举。
鄂尔多斯德鑫种养殖公司第二批500头种猪出口蒙古国
12月21日，鄂尔多斯德鑫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继去年首批60头种猪出口蒙古国后，日前第二批500头种猪出口蒙古国成功。
据介绍，2008年5月，鄂尔多斯市德鑫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投产。公司遵循规模化扩张、产业化经营、生态化建设、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并按照国际先进的BLUP法进行种猪选育，2010年被选定为自治区首家国家级种猪中心和种猪出口企业，今年5月份在自治区同行业中率先通过国际质量管理三大体系认证。目前，年猪存栏销售万头左右，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
2010年11月，第一批60头种猪出口蒙古国后，今年8月蒙古国汉意金色庄稼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慕名前来联系，并到公司实地考察之后，与德鑫公司达成了500头种猪交易合同。
据介绍，2008年5月，鄂尔多斯市德鑫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投产。公司遵循规模化扩张、产业化经营、生态化建设、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并按照国际先进的BLUP法进行种猪选育，2010年被选定为自治区首家国家级种猪中心和种猪出口企业，今年5月份在自治区同行业中率先通过国际质量管理三大体系认证。目前，年猪存栏销售万头左右，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
2010年11月，第一批60头种猪出口蒙古国后，今年8月蒙古国汉意金色庄稼公司驻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慕名前来联系，并到公司实地考察之后，与德鑫公司达成了500头种猪交易合同。
次蒙古区域经济文化战略--将中国的优势文化带到蒙古国
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蒙次区域"经济文化合作座谈会上，专家们就如何构建中蒙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域、方式方法以及合作路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中蒙签署《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和国务院批复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见》为内蒙古向北开放战略创建立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支持。改革开发30年来，内蒙古已经具备发展中蒙次区域合作的基础条件。为推进中蒙次区域合作以及内蒙古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充分发挥内蒙古向北开放战略中的桥头堡地位。
当前是中蒙两国关系又一个"黄金"时期，区域合作是各国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取得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有效方式。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在加强对蒙古国经济状况研究的同时，应该将对蒙古援助和投资结合进行，中蒙应该合作加强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还应加强对蒙投资的金融支持和民营投资力度，将中国的优势文化带到蒙古国。
自治区在促进与俄蒙多渠道交往的同时，有必要建立全区对俄蒙合作往来事物沟通协调制度。建议自治区政府设立负责俄蒙事务综合联络协调机构，统一负责自治区各部门及各盟市对俄蒙事务的信息沟通、反馈、通报，综合利用俄蒙信息资源。在对俄蒙多方面政策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加强对各部门，盟市开展与俄蒙交往和的指导和协调。督促项目责任单位跟踪落实已谈项目，建立稳定、长效的沟通与协商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走出去"规模，文化"走出去"也上升到了关键性的战略地位。文化和经济"走出去"战略，企业、商协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中蒙签署《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和国务院批复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见》为内蒙古向北开放战略创建立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支持。改革开发30年来，内蒙古已经具备发展中蒙次区域合作的基础条件。为推进中蒙次区域合作以及内蒙古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充分发挥内蒙古向北开放战略中的桥头堡地位。
当前是中蒙两国关系又一个"黄金"时期，区域合作是各国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取得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有效方式。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在加强对蒙古国经济状况研究的同时，应该将对蒙古援助和投资结合进行，中蒙应该合作加强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还应加强对蒙投资的金融支持和民营投资力度，将中国的优势文化带到蒙古国。
自治区在促进与俄蒙多渠道交往的同时，有必要建立全区对俄蒙合作往来事物沟通协调制度。建议自治区政府设立负责俄蒙事务综合联络协调机构，统一负责自治区各部门及各盟市对俄蒙事务的信息沟通、反馈、通报，综合利用俄蒙信息资源。在对俄蒙多方面政策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加强对各部门，盟市开展与俄蒙交往和的指导和协调。督促项目责任单位跟踪落实已谈项目，建立稳定、长效的沟通与协商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走出去"规模，文化"走出去"也上升到了关键性的战略地位。文化和经济"走出去"战略，企业、商协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中资企业在蒙古国创办的首份报纸《浙蒙商报》在乌兰巴托创刊
新华网乌兰巴托１２月２５，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浙蒙商会创办的《浙蒙商报》本日在乌兰巴托浙蒙商会总部举行。这是中资企业在蒙古国创办的首份报纸。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王福康说，中国目前在蒙注册企业有近6000余家，中国已连续十多年成为蒙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希望《浙蒙商报》为在蒙的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提供更多的商业信息，成为发展中蒙两国经贸合作的桥梁。同时也希望该报成为蒙古国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个新平台，为促进蒙古国民众了解中国发挥重要作用。
浙蒙商会会长薛化栋表示，《浙蒙商报》即将在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正式出版发行，它将成为中蒙民间友谊的纽带和促进中蒙经贸发展的桥梁，为在蒙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搭建一个新的新闻信息交流平台。近年来，中蒙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活跃，在此背景下，《浙蒙商报》应运而生。
据介绍，《浙蒙商报》以“博采众长，创办精品”为宗旨，设有“中蒙友谊综合新闻”“经济贸易”“浙江发展概况”“蒙古国法律知识”等８个版。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经商参赞赵清茂、蒙通社社长巴桑苏伦、蒙古国记协主席嘎拉里德，以及浙蒙商会会员等出席了创刊剪彩仪式。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王福康说，中国目前在蒙注册企业有近6000余家，中国已连续十多年成为蒙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希望《浙蒙商报》为在蒙的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提供更多的商业信息，成为发展中蒙两国经贸合作的桥梁。同时也希望该报成为蒙古国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个新平台，为促进蒙古国民众了解中国发挥重要作用。
浙蒙商会会长薛化栋表示，《浙蒙商报》即将在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正式出版发行，它将成为中蒙民间友谊的纽带和促进中蒙经贸发展的桥梁，为在蒙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搭建一个新的新闻信息交流平台。近年来，中蒙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活跃，在此背景下，《浙蒙商报》应运而生。
据介绍，《浙蒙商报》以“博采众长，创办精品”为宗旨，设有“中蒙友谊综合新闻”“经济贸易”“浙江发展概况”“蒙古国法律知识”等８个版。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经商参赞赵清茂、蒙通社社长巴桑苏伦、蒙古国记协主席嘎拉里德，以及浙蒙商会会员等出席了创刊剪彩仪式。
2011年12月22日星期四
蒙古发现最小戈壁角龙化石 头骨仅3.5厘米
《古生物学学报》发表过题目是《蒙古晚白垩世一小型角龙类小戈壁角龙（新角龙类弱角龙科）》的论文，是俄罗斯莫斯科古生物学学院的Alifanov对于蒙古南部一个小型角龙类的研究成果，这次在蒙古发现新的弱角龙科Bagaceratopidae恐龙并命名为戈壁角龙Gobiceratops，模式种小戈壁角龙Gobiceratops minutus。
小戈壁角龙发现在蒙古南部的Khermin Tsav化石点的Barun Goyot组，发现的小戈壁角龙属于一个幼体，小戈壁角龙的头骨只有3.5厘米长，根据鼻骨进入眼孔的边界被认为和罗氏弱角龙Bagaceratops rozhdestvenskyi有密切的近亲关系。不同于其他的新角龙类，弱角龙科起源于亚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蒙古公共支出过大威胁经济
据外电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表示，上季度GDP增速高达20.8%的蒙古正面临经济萎缩、大宗商品价格下滑的风险，部分原因归咎于该国的公共支出急剧增长。
IMF的蒙古事务负责人史蒂芬-班尼特(Steven Bennett)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蒙古政府的支出今年已飙升了50%，达到6.3万亿图格里克(合46亿美元)，从而推升该国的通货膨胀至14%。那样可能会推高借贷成本，降低该国最大产业——矿产开发项目的利润率。
班尼特指出：“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对蒙古而言，该国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大宗商品价格下滑风险。一旦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演，蒙古的支出计划可能将无法获得融资支持。他们必须削减开支，否则这样的政策会令经济从繁荣迅速走向衰退。”
蒙古在未来四年内需要在新矿、道路、住房方面投入高达680亿美元。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该国经济下滑了1.3%。由于蒙古开发银行在本月开始发行该国首批由政府担保的外币债券，投资者纷纷削减对大宗商品的押注，令其达到31个月来的新低。
美国银行本月在对2012年展望报告中表示：“美国经济举步维艰、中国经济放缓，加上欧洲面临经济衰退，这些因素都将减少大宗商品的需求。”
IMF的蒙古事务负责人史蒂芬-班尼特(Steven Bennett)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蒙古政府的支出今年已飙升了50%，达到6.3万亿图格里克(合46亿美元)，从而推升该国的通货膨胀至14%。那样可能会推高借贷成本，降低该国最大产业——矿产开发项目的利润率。
班尼特指出：“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危险的阶段，对蒙古而言，该国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大宗商品价格下滑风险。一旦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演，蒙古的支出计划可能将无法获得融资支持。他们必须削减开支，否则这样的政策会令经济从繁荣迅速走向衰退。”
蒙古在未来四年内需要在新矿、道路、住房方面投入高达680亿美元。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该国经济下滑了1.3%。由于蒙古开发银行在本月开始发行该国首批由政府担保的外币债券，投资者纷纷削减对大宗商品的押注，令其达到31个月来的新低。
美国银行本月在对2012年展望报告中表示：“美国经济举步维艰、中国经济放缓，加上欧洲面临经济衰退，这些因素都将减少大宗商品的需求。”
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
难以预知的历史
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当初记者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层、知识界，或是反叛运动、合法政党，或者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能够走多远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总是同样的回答。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由于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接手权力。然而，就在那时，那些多年来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又反过来谴责我们对接受政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指指点点：认为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也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事后诸葛亮谴责我们没有预测到事件发生的趋势，而我们当初曾经向这些疑虑重重的观察家们指出我们并不能够洞察历史、预测未来。但他们却依然谴责我们在梦想成为现实的一天却又难于接受现实。
在当初我们这些异议人士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但却没有政治人物。同时，在一个极权国家我们又如何能够平地而生找到政治人物呢？我们当初必须要处理的事务之多实在难以想象。
回想起来，或许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并非坏事，尤其是当历史车轮加速之时。一般来说，我并不信任有充分准备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涨，无私奉献的气氛中，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和经济体制的非国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在几天内酝酿，准备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事情进展艰难、处处碰壁而心烦意乱。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这应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正如其他前苏联东欧体制国家成员国一样，捷克从一开始就极力推开西方一些机构的大门，尤其是北约和欧盟。加入上述组织的过程十分漫长，期间曾经经历重重困难。我们今天终于稳稳地立足于欧洲，而我们曾经被迫与欧洲分离。然而，我有时怀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国家是否后悔接受了欧盟的扩大。如果应该在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不能肯定他们会同当初一样接受我们。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耐心可以得到回报。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异议活动时还是在建立民主政权国家的漫长过程中都可体会到这一点，拔苗是不可助长的。
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尽管这有时十分令人恼火。说欧盟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之类的观点是有害的，只会加强我们所在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狂热信奉者，所有局势不稳地区的情况皆证明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只会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难，况且，从目前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日益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煎鸡蛋必须打破鸡蛋。
东西之间铁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的两极世界的结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一种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烟消云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之外的美好时代。
此类想法也是对历史的奥秘缺乏谦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历史远没有终结。尽管不少严重威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东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严重的威胁开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样的威胁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经长期被视为文明世界中心的欧洲，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肯定欧洲会永远如此吗？
今天，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可以设法获取一枚原子弹，地区性冲突难道不可能演变成全球性冲突？恐怖分子难道不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攻击方式？欧洲这一历史上首个世俗文明，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永恒。然而，欧洲难道不会正是因为缺乏远见而引发各种严重威胁吗？那些充满仇恨、狂热偏执、为仇恨所支配的人难道不是仍在不断地产生吗？而我们的全球化社会又为他们提供了空前的破坏空间。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对我们星球产生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各种行动吗？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瓦克拉夫˙哈维尔：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哲学家、剧作家。《七七宪章》撰写者之一，曾被监禁多年。1989年“丝绒革命”后，1993年到2003年期间任捷克总统,2011年今年12月18号去世。
―瓦茨拉夫·哈维尔
原载2009年10月31日《世界报》
席海明参加德国国际人权协会中国问题小组在法兰克福召开第一次会议
为了让德国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权现状的关系，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经过了几个月的准备，在二零一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十二月十七号在法兰克福正式宣布成立“中国问题小组”，并且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记者获许采访了这次会议。
主持会议的中国小组负责人胡贝尔特•科尔普尔首先致辞说，他欢迎大家在圣诞节前，牺牲了周末的休息从很远的地方赶到法兰克福来开会，有的是从北部的埃森、科隆，有的从南部的慕尼黑。为什么会在现在成立这个小组？是因为明年在德国是中国文化年，届时将会举办很多活动。现在在中国人权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这些活动都是由中国政府单独组织，他们当然不会涉及人权问题。为此，国际人权协会希望能够更有效地组织一些活动，推动德国社会对于中国文化和人权状况的了解。
科尔普尔说，今天是第一次会议。大约四五年前国际人权协会开始有一个中国问题的小组，有四五个人，现在正式成立这个小组，扩大到将近二十个人，绝大多数是德国人，但是其中也包括了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汉族，法轮功，基督教等不同群体的代表。通过今天的会议大家首先可以互相认识，然后将讨论一下明年究竟可以举行哪些活动。
在科尔普尔发言后，会议首先选举了负责人和发言人。然后具体讨论了在二零一二年将可能举行的活动，以及如何和媒体，和德国社会其它人权团体，文化团体的联系。
2011年12月20日星期二
2011年12月18日星期日
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猝逝 韩国进入紧急状态
金正日去世的消息今天一经传出，韩国当局迅速进入紧急状态。据悉，李明博总统当天计划举行的生日晏会立即取消，并且迅速召开紧急安保会议，应对下一步的对策，韩国军方也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
韩国各大媒体今天（19日）援引北韩中央社当天的报导称，金正日因疲劳过度，17日上午在列车上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并发心源性休克，尽管采取了所有急救措施，但不幸于上午八时三十分去世。报导还说，在18日对金正日进行的病理解剖检查中，最终确定了上述死因。 据透露，朝鲜将在12月28日为金正日举行葬礼。
金正日去世的消息传出后，韩国军方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韩国军方表示，在前与北韩对峙的前沿地带，增加部署了RF-4侦察机，增强了对北韩的侦察和监视装备，正密切注视北韩军方的动向。
韩国海军作战司令部和海军第二舰队也通过战术情报系统（KNTDS)增加了监视人力，韩美联合司令部则通过韩国战区指挥通知系统（GCCS-K)与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维持着紧密的情报共享。
据悉，当天在青瓦台举行的外交紧急安保会议上，李明博与奥巴马两位总统讨论了下一步的对策。据韩国方面视察，目前为止，未见北韩军事异动。巧合的是，金正日去世的消息传出当天，正是韩国总统李明博的生日，获知金正日死讯的李明博取消了当天的生日晏会。
李明博同有关部门长官一同磋商在金正日去世有关问题上的对策和应对方桉。会议有国务总理金滉植、外交通商部长官金星焕、统一部长官柳佑益、国防部长官金寛镇、行政安全部长官孟亨奎等官员出席。
中风
金正日2008年一度中风，有几个月时间没有在新闻中出现。不过他在过去两年中多次公开露面，去年和今年还出访中国和俄罗斯。
去年年尾，金正日把他最小的儿子金正恩提升为军队的大将，被人们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共产党家族王朝争取把权力传给第三代的努力。
金正日在过去两年中培养儿子金正恩为自己的接班人，分析普遍认为他在声明的最后两年访问中国的目的就是为金正恩接班争取中国的支持。
金正日在他的父亲，也就是朝鲜的奠基人金日成1994年去世后掌权。有关金正日的可靠的生活经历情况很少见。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而且也很少在广播中听到他的声音。
他最令人难忘的可能就是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推动朝鲜的核项目发展，与此同时，他成百上千万男女同胞却生活在饥饿中。
朝中社星期一敦促朝鲜人民听从金正恩的领导。据信金正恩今年大约28岁。金正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2月15日，当天他视察了平壤一家即将开业的大型超市“光复地区商业中心”。
金正日在他的父亲金日成1994年去世后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但不管是上台前还是上台后，金正日在西方眼中都是一个深居简出的神秘人物。
在金正日统治下朝鲜连续出现饥荒，但是金正日据称仍过着奢华的生活。另外金正日坚持在朝鲜发展核项目，令朝鲜于外交上进一步受到孤立。
金正恩接班格局能否持续
韩联社首尔12月19日电 随着在朝鲜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去世，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接班人金正恩能否掌控权力上。
今年29岁（朝方公布的年龄）的金正恩将会像父亲所做的一样服丧三年，在此过程中在朝鲜内部显示对金正日的忠诚，进而谋求巩固权力。但金正恩能否如愿以偿地巩固权力基础还很难说。
首先，虽然金正恩2009年被内定为接班人，2010年在党代会上被推举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还完全没有做好继承权力的准备。
根据朝方主张，1982年出生的金正恩今年只有29岁，而且一直在金正日的光环下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活动，几乎没有单独决定政策和管理国家的经验。因此，在三年服丧期间，金正恩将借助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接班监护人张成泽的力量。
但是，据悉推荐金正恩做接班人的张成泽不仅作为行政部长负责公安业务，而且作为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干预国防政策，还作为负责黄金坪特区开发的朝中联合指导委员会朝方委员长介入吸引外资工作。
此外，被认为是张成泽亲信的劳动党书记崔龙海、党部长李英洙、平壤市责任书记文耿德、驻华大使池在龙等在2010年的党代会上大举进入中央政治舞台。
有观测认为，权力日益膨胀的张成泽会否将权力拱手让给金正恩也是未知数。在出现金正日去世这个巨大权力空白的情况下，对金正恩来说，张成泽既是是需要依赖的强大后盾，也是在最强劲的对手。
其次，部分人还认为，朝鲜军方也有可能推出新领导人牵制金正恩。金正日委员长生前赋予金正恩的第一个公职就是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显示出朝鲜军方的权力至高无上。
虽然金正恩作为接班人正式亮相后，掌握了国家安全保卫部、人民保安部、军侦察总局等公安机关并获得了他们的忠诚，但很难排除军方心怀二意。
权力欲望强烈的人民武力部长金永春等可能会寻找新权力中心，甚至有人观测说，张成泽可能和军方联手拥立新领导人。如果这样，据说居住在中国的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就有可能被推举为新领导人。
尽管有如此多的观测，但最有可能的还是金正恩接金正日之后登上权力宝座，完成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三代接班。如果是这种情况，金正恩就需要通过所谓“秘密派对”等多种方式笼络精英人心，进而掌握权杖。
据说，金正日委员长也从接班人时期开始就通过秘密派对等手段集结亲信，加强权力。实际上，金正恩成为接班人之后一次不落地出席了金正日举办的亲信派对，而且也在金正日的许可下，经常将军方和劳动党实权人物叫到一起举行秘密派对。
金正日先后拥有5任妻子，至少生下4男4女，如果依照北韩「金家王朝」世袭制，应该由长子金正男接位，但是自从2001年金正男传出持假护照被日本驱逐出境的丑闻后，随即失宠，只好在众多儿子中，另寻接班人。
目前确定接班人为第4任妻子高英姬所生的金正恩，金正恩被选为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由于金正恩出任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军权仅次于金正日，因此被外界认为是「接班第一步」。
依照过往习惯，北韩每每选出接班人之后，都会为其歌功颂德一番，透过「造神」运动争取民众认同。北韩当局把1月8日金正恩生日，及当日下午定为「民族最大节庆」外，并通报由2011年起把金正恩生日定为国定假日。北韩官方更以「从叁岁时开始就是神枪手」、「8岁会开卡车」、「金正恩会七国语言」等内容，向民众宣传金正恩的「伟大一面」。
不过金正恩要顺利接班，主要必须争取中国大陆与北韩军方的支持。2010年8月26日，金正日秘密访问大陆时，在吉林省长春市出席中方所设的欢迎宴会上，向大陆国家总书记胡锦涛引见其叁子金正恩。近2年来，金正日多次访问中国大陆，目的在确保北京支持金正恩作为北韩接班人。
2010年延坪岛炮击事件后，北韩官方以金正恩的名义授予英雄封号，北韩军方似乎在宣传金正恩亲自指挥延坪岛炮击事件，并实际控制军队。为了拉拢军方、争取军队效忠，金正恩日前向中国大陆採购上千辆军用卡车送给军方，这些卡车从大陆辽宁省丹东运入北韩。
在金正日过世后，北韩官方的中央通信社报导，北韩劳动党已要求全体党员、军方和人民，忠于金正日小儿子金正恩的领导。
韩国各大媒体今天（19日）援引北韩中央社当天的报导称，金正日因疲劳过度，17日上午在列车上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并发心源性休克，尽管采取了所有急救措施，但不幸于上午八时三十分去世。报导还说，在18日对金正日进行的病理解剖检查中，最终确定了上述死因。 据透露，朝鲜将在12月28日为金正日举行葬礼。
金正日去世的消息传出后，韩国军方进入了紧急戒备状态。韩国军方表示，在前与北韩对峙的前沿地带，增加部署了RF-4侦察机，增强了对北韩的侦察和监视装备，正密切注视北韩军方的动向。
韩国海军作战司令部和海军第二舰队也通过战术情报系统（KNTDS)增加了监视人力，韩美联合司令部则通过韩国战区指挥通知系统（GCCS-K)与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维持着紧密的情报共享。
据悉，当天在青瓦台举行的外交紧急安保会议上，李明博与奥巴马两位总统讨论了下一步的对策。据韩国方面视察，目前为止，未见北韩军事异动。巧合的是，金正日去世的消息传出当天，正是韩国总统李明博的生日，获知金正日死讯的李明博取消了当天的生日晏会。
李明博同有关部门长官一同磋商在金正日去世有关问题上的对策和应对方桉。会议有国务总理金滉植、外交通商部长官金星焕、统一部长官柳佑益、国防部长官金寛镇、行政安全部长官孟亨奎等官员出席。
中风
金正日2008年一度中风，有几个月时间没有在新闻中出现。不过他在过去两年中多次公开露面，去年和今年还出访中国和俄罗斯。
去年年尾，金正日把他最小的儿子金正恩提升为军队的大将，被人们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共产党家族王朝争取把权力传给第三代的努力。
金正日在过去两年中培养儿子金正恩为自己的接班人，分析普遍认为他在声明的最后两年访问中国的目的就是为金正恩接班争取中国的支持。
金正日在他的父亲，也就是朝鲜的奠基人金日成1994年去世后掌权。有关金正日的可靠的生活经历情况很少见。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而且也很少在广播中听到他的声音。
他最令人难忘的可能就是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推动朝鲜的核项目发展，与此同时，他成百上千万男女同胞却生活在饥饿中。
朝中社星期一敦促朝鲜人民听从金正恩的领导。据信金正恩今年大约28岁。金正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2月15日，当天他视察了平壤一家即将开业的大型超市“光复地区商业中心”。
金正日在他的父亲金日成1994年去世后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但不管是上台前还是上台后，金正日在西方眼中都是一个深居简出的神秘人物。
在金正日统治下朝鲜连续出现饥荒，但是金正日据称仍过着奢华的生活。另外金正日坚持在朝鲜发展核项目，令朝鲜于外交上进一步受到孤立。
金正恩接班格局能否持续
韩联社首尔12月19日电 随着在朝鲜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去世，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接班人金正恩能否掌控权力上。
今年29岁（朝方公布的年龄）的金正恩将会像父亲所做的一样服丧三年，在此过程中在朝鲜内部显示对金正日的忠诚，进而谋求巩固权力。但金正恩能否如愿以偿地巩固权力基础还很难说。
首先，虽然金正恩2009年被内定为接班人，2010年在党代会上被推举为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但还完全没有做好继承权力的准备。
根据朝方主张，1982年出生的金正恩今年只有29岁，而且一直在金正日的光环下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活动，几乎没有单独决定政策和管理国家的经验。因此，在三年服丧期间，金正恩将借助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接班监护人张成泽的力量。
但是，据悉推荐金正恩做接班人的张成泽不仅作为行政部长负责公安业务，而且作为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干预国防政策，还作为负责黄金坪特区开发的朝中联合指导委员会朝方委员长介入吸引外资工作。
此外，被认为是张成泽亲信的劳动党书记崔龙海、党部长李英洙、平壤市责任书记文耿德、驻华大使池在龙等在2010年的党代会上大举进入中央政治舞台。
有观测认为，权力日益膨胀的张成泽会否将权力拱手让给金正恩也是未知数。在出现金正日去世这个巨大权力空白的情况下，对金正恩来说，张成泽既是是需要依赖的强大后盾，也是在最强劲的对手。
其次，部分人还认为，朝鲜军方也有可能推出新领导人牵制金正恩。金正日委员长生前赋予金正恩的第一个公职就是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显示出朝鲜军方的权力至高无上。
虽然金正恩作为接班人正式亮相后，掌握了国家安全保卫部、人民保安部、军侦察总局等公安机关并获得了他们的忠诚，但很难排除军方心怀二意。
权力欲望强烈的人民武力部长金永春等可能会寻找新权力中心，甚至有人观测说，张成泽可能和军方联手拥立新领导人。如果这样，据说居住在中国的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就有可能被推举为新领导人。
尽管有如此多的观测，但最有可能的还是金正恩接金正日之后登上权力宝座，完成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三代接班。如果是这种情况，金正恩就需要通过所谓“秘密派对”等多种方式笼络精英人心，进而掌握权杖。
据说，金正日委员长也从接班人时期开始就通过秘密派对等手段集结亲信，加强权力。实际上，金正恩成为接班人之后一次不落地出席了金正日举办的亲信派对，而且也在金正日的许可下，经常将军方和劳动党实权人物叫到一起举行秘密派对。
金正日先后拥有5任妻子，至少生下4男4女，如果依照北韩「金家王朝」世袭制，应该由长子金正男接位，但是自从2001年金正男传出持假护照被日本驱逐出境的丑闻后，随即失宠，只好在众多儿子中，另寻接班人。
目前确定接班人为第4任妻子高英姬所生的金正恩，金正恩被选为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由于金正恩出任北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军权仅次于金正日，因此被外界认为是「接班第一步」。
依照过往习惯，北韩每每选出接班人之后，都会为其歌功颂德一番，透过「造神」运动争取民众认同。北韩当局把1月8日金正恩生日，及当日下午定为「民族最大节庆」外，并通报由2011年起把金正恩生日定为国定假日。北韩官方更以「从叁岁时开始就是神枪手」、「8岁会开卡车」、「金正恩会七国语言」等内容，向民众宣传金正恩的「伟大一面」。
不过金正恩要顺利接班，主要必须争取中国大陆与北韩军方的支持。2010年8月26日，金正日秘密访问大陆时，在吉林省长春市出席中方所设的欢迎宴会上，向大陆国家总书记胡锦涛引见其叁子金正恩。近2年来，金正日多次访问中国大陆，目的在确保北京支持金正恩作为北韩接班人。
2010年延坪岛炮击事件后，北韩官方以金正恩的名义授予英雄封号，北韩军方似乎在宣传金正恩亲自指挥延坪岛炮击事件，并实际控制军队。为了拉拢军方、争取军队效忠，金正恩日前向中国大陆採购上千辆军用卡车送给军方，这些卡车从大陆辽宁省丹东运入北韩。
在金正日过世后，北韩官方的中央通信社报导，北韩劳动党已要求全体党员、军方和人民，忠于金正日小儿子金正恩的领导。
中国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间谍机构，跟美国CIA相比也旗鼓相当
美媒：中国间谍正在追赶上来
随着中国变成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大国，他们也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间谍机构。W-88小型核弹头技术被中国间谍窃取就是一个例子。
1995年，一名中年华人男子走进了CIA（美国中央情报局）位于东南亚的办事处，提供了一些珍贵的中国机密档案。其中，有一份文件是三叉戟潜艇装载的美国W-88型核弹头的设计资料。
他描述的事情在CIA看来荒唐到了不太像是编造出来的程度。他说他在一个中国的核项目中工作，能接触到那里存储的各种保密档案。一天晚上，他在下班后又回到那里，将几百份档案放到一个旅行包里， 然后他把这个包从二楼扔下来以避开门卫。不幸的是这个包摔破了，文件也随之撒了一地。
出了大楼，他捡起这些文件把它们又塞进已经破了的包里。尽管这些文件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情报内容，不过最让美国情报人员震撼的还是这份关于W-88的的文件，因为它含有这种最先进核弹头的高度机密设计资料。
美国的小型核弹头已经投产几十年了，中国也迫切想知道怎么样生产小型的核弹头。中国军方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想追上美国的脚步。
中国成功的获得W-88的设计文件有力的证明了美国情报部门迟迟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事实：随着中国变成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力量，他们也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间谍机构，跟CIA相比也旗鼓相当。
在冷战时期，在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和CIA内部，有几十名反间谍特工追捕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间谍。KGB（苏联的间谍机构“克格勃”）被看作敌人，中国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特工专注于中国的间谍案件，他们的工作也不会对他们的前途发展有任何裨益。华盛顿在对中国间谍案件一直都没有重视起来，这使得中国在对美间谍活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中国的对外情报部门和军方情报机构积极刺探美国的国防产业，我们的核武器实验室，硅谷，我们的情报机构以及其他的敏感目标。
今年元月份，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问中国时，北京方面对外界揭开了隐形战斗机J-20的面纱。这次披露显示了中国已经具备了隐形的能力，可以让他们在雷达面前隐藏飞机，舰艇和导弹---美国类似的科技是中国多年来暗中觊觎的目标。
当月下旬，一位曾供职于诺斯罗普·格鲁门B2轰炸机的工程师因为向中国泄露国防机密而被判32年徒刑。为了十多万美元，他帮助中国的巡航导弹设计了隐形排气系统，从而让其难以被（雷达）探测并摧毁。
今年八月，引用美国情报官员发言的一些报道断言，巴基斯坦已允许中国专家检测美国在五月刺杀本拉登行动中坠毁的隐形直升飞机的残骸。尽管巴基斯坦和中国都否 认了这些传言，但中国肯定会很有兴趣研究这架黑鹰直升机的尾翼部分---这一部分没有被海豹突击队破坏掉----期望从中学习更多的美国隐形科技的机密。
与此同时，W88的弹头设计泄密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怀疑洛斯·阿拉莫斯的核科学家李文和泄露了W88，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这么做了。他被单独监禁了9个月, 最后只承认了一项处理机密信息不当的罪名, 最终他赢得了主持这个案件的联邦法官向他发出的郑重道歉。
受能源部的误导，FBI花了三年时间却追错了对象。最终，在1999年，时任副局长的罗伯特·布莱恩招募一名资深的情报特工史蒂芬·迪拉德领导调查该起案件，要查明中国到底是怎么获得W88的设计资料的。
这项调查由FBI牵头，专案组由300名来自11个联邦机构的工作人员组成，其中包括国防部，CIA，国家安全局和国防家情报局等。2001年9月11日，美国航空的77航班被恐怖分子劫持撞向五角大楼，多名调查人员因此遇难。
但是调查还在继续。淡出公众视线的迪拉德专案组，开始把目光投向各核武器实验室、政府机构和加利福尼亚的国防承包商以及其他几个参与生产过弹头部件的州。FBI也约谈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不速之客，他后来一直住在美国，但他并不知道那些机密文件当初的来源是哪里.
最终，在四年之后，这项调查也无疾而终，美国情报部门到底也没有弄明白中国是怎么得到这个核弹头的设计机密的。答案依然被牢牢的锁在北京。
十几年后，中国的间谍仍然持续不断的刺探美国的军事目标。去年，一位五角大楼的官员被判监禁，他是被FBI监禁的10人里的最后一名，他们都和一个分布于美国东西海岸的松散的中国间谍网络有关，这个间谍网络由位于北京的Lin Hong主管。被他们送往中国的数据涉及使潜艇更难被探测到的海军静电驱动技术、B1轰炸机以及美国对台军售计划等等。
中国甚至渗入到FBI内部。2003年，一名为FBI工作二十多年的线人陈文英（Katrina Leung）被发现同时是一名为北京工作的双面间谍。令人吃惊的是，FBI驻在加利福尼亚办事处的两名负责中国情报工作的高管同时和该女子有染，其中一人甚至自己把保密文件带到她的家里，让她有机会得手。
中国在窃取美国机密方面的成功将对美国的反间谍工作带来持续的挑战。华盛顿的各情报机构已经习惯于应对冷战和基地组织的情报战的处理方式，现在必须重新思考他们处置优先级，把他们关注的焦点，资源和精力转向东方，盯住中国的间谍们。
否则，还会有更多的类似于W88核弹头这样的机密跑到北京。
随着中国变成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大国，他们也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间谍机构。W-88小型核弹头技术被中国间谍窃取就是一个例子。
1995年，一名中年华人男子走进了CIA（美国中央情报局）位于东南亚的办事处，提供了一些珍贵的中国机密档案。其中，有一份文件是三叉戟潜艇装载的美国W-88型核弹头的设计资料。
他描述的事情在CIA看来荒唐到了不太像是编造出来的程度。他说他在一个中国的核项目中工作，能接触到那里存储的各种保密档案。一天晚上，他在下班后又回到那里，将几百份档案放到一个旅行包里， 然后他把这个包从二楼扔下来以避开门卫。不幸的是这个包摔破了，文件也随之撒了一地。
出了大楼，他捡起这些文件把它们又塞进已经破了的包里。尽管这些文件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情报内容，不过最让美国情报人员震撼的还是这份关于W-88的的文件，因为它含有这种最先进核弹头的高度机密设计资料。
美国的小型核弹头已经投产几十年了，中国也迫切想知道怎么样生产小型的核弹头。中国军方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想追上美国的脚步。
中国成功的获得W-88的设计文件有力的证明了美国情报部门迟迟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事实：随着中国变成一个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力量，他们也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间谍机构，跟CIA相比也旗鼓相当。
在冷战时期，在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和CIA内部，有几十名反间谍特工追捕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间谍。KGB（苏联的间谍机构“克格勃”）被看作敌人，中国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特工专注于中国的间谍案件，他们的工作也不会对他们的前途发展有任何裨益。华盛顿在对中国间谍案件一直都没有重视起来，这使得中国在对美间谍活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中国的对外情报部门和军方情报机构积极刺探美国的国防产业，我们的核武器实验室，硅谷，我们的情报机构以及其他的敏感目标。
今年元月份，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问中国时，北京方面对外界揭开了隐形战斗机J-20的面纱。这次披露显示了中国已经具备了隐形的能力，可以让他们在雷达面前隐藏飞机，舰艇和导弹---美国类似的科技是中国多年来暗中觊觎的目标。
当月下旬，一位曾供职于诺斯罗普·格鲁门B2轰炸机的工程师因为向中国泄露国防机密而被判32年徒刑。为了十多万美元，他帮助中国的巡航导弹设计了隐形排气系统，从而让其难以被（雷达）探测并摧毁。
今年八月，引用美国情报官员发言的一些报道断言，巴基斯坦已允许中国专家检测美国在五月刺杀本拉登行动中坠毁的隐形直升飞机的残骸。尽管巴基斯坦和中国都否 认了这些传言，但中国肯定会很有兴趣研究这架黑鹰直升机的尾翼部分---这一部分没有被海豹突击队破坏掉----期望从中学习更多的美国隐形科技的机密。
与此同时，W88的弹头设计泄密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怀疑洛斯·阿拉莫斯的核科学家李文和泄露了W88，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这么做了。他被单独监禁了9个月, 最后只承认了一项处理机密信息不当的罪名, 最终他赢得了主持这个案件的联邦法官向他发出的郑重道歉。
受能源部的误导，FBI花了三年时间却追错了对象。最终，在1999年，时任副局长的罗伯特·布莱恩招募一名资深的情报特工史蒂芬·迪拉德领导调查该起案件，要查明中国到底是怎么获得W88的设计资料的。
这项调查由FBI牵头，专案组由300名来自11个联邦机构的工作人员组成，其中包括国防部，CIA，国家安全局和国防家情报局等。2001年9月11日，美国航空的77航班被恐怖分子劫持撞向五角大楼，多名调查人员因此遇难。
但是调查还在继续。淡出公众视线的迪拉德专案组，开始把目光投向各核武器实验室、政府机构和加利福尼亚的国防承包商以及其他几个参与生产过弹头部件的州。FBI也约谈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不速之客，他后来一直住在美国，但他并不知道那些机密文件当初的来源是哪里.
最终，在四年之后，这项调查也无疾而终，美国情报部门到底也没有弄明白中国是怎么得到这个核弹头的设计机密的。答案依然被牢牢的锁在北京。
十几年后，中国的间谍仍然持续不断的刺探美国的军事目标。去年，一位五角大楼的官员被判监禁，他是被FBI监禁的10人里的最后一名，他们都和一个分布于美国东西海岸的松散的中国间谍网络有关，这个间谍网络由位于北京的Lin Hong主管。被他们送往中国的数据涉及使潜艇更难被探测到的海军静电驱动技术、B1轰炸机以及美国对台军售计划等等。
中国甚至渗入到FBI内部。2003年，一名为FBI工作二十多年的线人陈文英（Katrina Leung）被发现同时是一名为北京工作的双面间谍。令人吃惊的是，FBI驻在加利福尼亚办事处的两名负责中国情报工作的高管同时和该女子有染，其中一人甚至自己把保密文件带到她的家里，让她有机会得手。
中国在窃取美国机密方面的成功将对美国的反间谍工作带来持续的挑战。华盛顿的各情报机构已经习惯于应对冷战和基地组织的情报战的处理方式，现在必须重新思考他们处置优先级，把他们关注的焦点，资源和精力转向东方，盯住中国的间谍们。
否则，还会有更多的类似于W88核弹头这样的机密跑到北京。
世界首例蒙古族人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绘制完成
由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和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合作开展的第一个蒙古族人的全基因组序列图谱绘制工作已经完成。科学家们将此图谱誉为“天骄一号”，这标志着人类学、民族学、人类遗传学及医学健康研究进入基因组水平。
基因采样的成年蒙古族男子系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34代孙，具有完善的家族系谱记录，且没有和外族通婚史。科学家们利用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采取了从头测序和重测序两种方法分别获得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从头测序时，构建了梯度测序文库，对质控后得到的400Gb数据进行了组装，得到的contigN50长度为56K，scaffoldN50的长度为7.6M，基因总长度为2.8G。对GC碱基含量和基因覆盖度等方面的评估显示，蒙古族人基因组的GC碱基含量为41%，共检测到350万个SNP位点，该名蒙古族人独有的SNP位点有33.33万个，同时还检测到23428个CNV。
据悉，三方合作单位在此基础上，正在对分布在内蒙古的不同地区的200个蒙古族人的基因组进行个性化研究，在分子水平上探究蒙古族的起源、迁徙和发展；获取蒙古族人全面的遗传变异图谱，构建蒙古族人遗传信息数据库，为今后蒙古族人的医学及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自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启动以来，研究人员首次对蒙古族人基因组进行全序列基因图谱的构建与生物信息学分析，对揭示蒙古族人遗传特征、起源、迁徙及种群遗传病研究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解读一个民族的基因密码具有非凡的意义，不仅可以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探知这个民族群体的生物学共性，预测其常见病、多发病的概率，还可以通过基因的比对分析，回溯这个民族的历史迁徙和人文构成，同时也可为加速“个性化医疗时代”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蒙古族人基因组测序计划”旨在结合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分析方法，获得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蒙古族人个体及群体遗传学信息，构建遗传多态性图谱，认清蒙古族的群体演化历史，进一步丰富人类遗传学研究数据。
华大基因科技合作事业部负责人尹烨介绍说，通过与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的通力合作，研究人员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首例蒙古族人基因组的全部测序和分析工作，为全面了解蒙古族人的基因组结构、遗传特征、发展进化等基因遗传信息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
内蒙古民族大学白海花教授认为，通过蒙古人基因组研究，可以从DNA水平上认识蒙古族人在遗传素质上与其他种族的不同，并且可以分析是否存在某种遗传疾病。在此基础上可以找到这些疾病的诱发因素，更好的开展基因诊断和治疗，为人类健康提供指导。
项目总负责人内蒙古农业大学周欢敏教授告诉记者：“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例蒙古族人的全基因组测序工作，该成年蒙古族男子来自于‘黄金家族’，是成吉思汗的34代子孙，其具有完善的家族系谱记录，且没有和外族通婚史。群体蒙古族人的基因组测序研究正在进行。我们希望通过该项目能够获得更加全面的蒙古族人个体及群体遗传学信息，为史学研究学者、生物学家对蒙古族人起源、迁徙及种群疾病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基因采样的成年蒙古族男子系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34代孙，具有完善的家族系谱记录，且没有和外族通婚史。科学家们利用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采取了从头测序和重测序两种方法分别获得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从头测序时，构建了梯度测序文库，对质控后得到的400Gb数据进行了组装，得到的contigN50长度为56K，scaffoldN50的长度为7.6M，基因总长度为2.8G。对GC碱基含量和基因覆盖度等方面的评估显示，蒙古族人基因组的GC碱基含量为41%，共检测到350万个SNP位点，该名蒙古族人独有的SNP位点有33.33万个，同时还检测到23428个CNV。
据悉，三方合作单位在此基础上，正在对分布在内蒙古的不同地区的200个蒙古族人的基因组进行个性化研究，在分子水平上探究蒙古族的起源、迁徙和发展；获取蒙古族人全面的遗传变异图谱，构建蒙古族人遗传信息数据库，为今后蒙古族人的医学及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持。
自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HGP）启动以来，研究人员首次对蒙古族人基因组进行全序列基因图谱的构建与生物信息学分析，对揭示蒙古族人遗传特征、起源、迁徙及种群遗传病研究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解读一个民族的基因密码具有非凡的意义，不仅可以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探知这个民族群体的生物学共性，预测其常见病、多发病的概率，还可以通过基因的比对分析，回溯这个民族的历史迁徙和人文构成，同时也可为加速“个性化医疗时代”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蒙古族人基因组测序计划”旨在结合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分析方法，获得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蒙古族人个体及群体遗传学信息，构建遗传多态性图谱，认清蒙古族的群体演化历史，进一步丰富人类遗传学研究数据。
华大基因科技合作事业部负责人尹烨介绍说，通过与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的通力合作，研究人员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首例蒙古族人基因组的全部测序和分析工作，为全面了解蒙古族人的基因组结构、遗传特征、发展进化等基因遗传信息奠定了坚实的科研基础。
内蒙古民族大学白海花教授认为，通过蒙古人基因组研究，可以从DNA水平上认识蒙古族人在遗传素质上与其他种族的不同，并且可以分析是否存在某种遗传疾病。在此基础上可以找到这些疾病的诱发因素，更好的开展基因诊断和治疗，为人类健康提供指导。
项目总负责人内蒙古农业大学周欢敏教授告诉记者：“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例蒙古族人的全基因组测序工作，该成年蒙古族男子来自于‘黄金家族’，是成吉思汗的34代子孙，其具有完善的家族系谱记录，且没有和外族通婚史。群体蒙古族人的基因组测序研究正在进行。我们希望通过该项目能够获得更加全面的蒙古族人个体及群体遗传学信息，为史学研究学者、生物学家对蒙古族人起源、迁徙及种群疾病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王龙蒙谈内蒙牧民抗争与天安门事件二十二周年
来源；“巴黎动态”转载于 法广 作者 尼古拉
图片；巴黎“人权广场”纪念六四22周年活动 王龙蒙讲话【“巴黎动态”综合图片】
今年“89天安门事件”二十二周年前夕，中国内蒙古从五月底以来持续发生维权牧民抗争事件。事件起因是由于一名汉族卡车司机撞死一名蒙古族牧民，导致内蒙多个地区持续发生示威抗议。示威者要求当局保护草原生态，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并计划把抗议示威的活动一直安排到6月4日。此外，这一事件还引发在外蒙古和身在海外的蒙古族人的响应。就此，本台“中华世界”节目采访目前生活在巴黎的蒙古族人王龙蒙先生。
RFI : 不少生活在法国的华人知道您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异见人士，但多数人并不一定了解您是蒙古族人，能否首先请您和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您的蒙古族渊源？
王龙蒙：“大家好！赛因白呶（蒙语：你好）！我是内蒙古锡林浩特镶黄旗人。后来到内地上学。一直到上了大学。“六四”以后，因为反对政府的镇压，被迫流亡海外。在法国已经呆了二十多年了。”
RFI : 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民族问题中，比较突出的是西藏、新疆和回族。长期以来，给外界的印象是蒙古族和满族与汉族关系比较和谐，据您所知，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王龙蒙：“过去基本是这样。比方说，满族在跟汉族融合的几百年过程中，彻底融合了。现在在中国能说满语的人大概不到二百人了。都是一些研究员。蒙族呢？情况稍微有些特殊。在47年外蒙古独立以前，内蒙、外蒙都在中华民国的版图里。那时，各个民族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但是，49年以后，共产党行使的一系列政策导致了民族问题的加剧和不同民族之间鸿沟的加深。很简单的例子 : 它对自己汉族同胞还用高压、独裁和专制的手段来统治。相对于比较崇尚自由和自然的民族来讲，那肯定剥削更加残酷、统治更加不合理吧！据我所知，藏族同胞因为和内地在地理上的原因，就是离得更远一些。维族因为语言文化跟汉族更远，所以，基本上还可以保留原来的一些生活文化的特质和状态。但是蒙族呢，呼和浩特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七百多公里。后来，随着高速公里和铁路的修建，使得内蒙古自治区其实相当于北京的后院，一个小小的省。共产党一直以民族自治区这样一种自创的名义在构建和统治着整个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认为，用这样的名称就可以让老百姓信服这是高度自治的地方。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在所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基本上看到的区长和副区长，就是省主席和副主席一般都是由少数民族的人担任，但他们是傀儡。其实是党委书记、掌握着兵权和，以及真正决策大权的都是汉人，而且都是共产党中央比较信得过的人。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是同一大家庭里的亲戚朋友，没有血仇。包括压死莫日根的那位汉族司机。汉人和蒙族之间哪来问题呢？仅仅是因为共产党和它的政府政策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压榨、对大自然的这种掠夺。造成我们这种不擅商业的民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土地沙漠化、草原沙漠化、气候越来越不好。藏族、蒙族和维族的文化已经面临消失的危机。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沙漠化面积已达70%以上。而六百万蒙古人在内蒙的人口比例只占20%。你想，一个地方只有20%是蒙古人，剩下全是汉人的时候，我们已失去了对自己土地的使用权和管理权，主权就更不用说了。”
RFI : 就本次牧民抗争事件，中共在处理上，一边迅速免去了事件起源地西乌旗委书记的职务，承诺改革采矿行业等一系列办法；另一边，禁止示威者上街。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请问您持怎样的态度？
王龙蒙：“我觉得，处理的快是一个好现象、好事。它要是不这样，民族问题就会加剧。内蒙人民多年来的积怨就会总爆发。尤其是，这种爆发会引起全世界的同情。也会引起维族同胞、藏族同胞和各少数民族同胞响应的时候，那共产党的后院就会起大火了。另一方面，它现在用高压手段禁止上街，包括把呼市的大学生都关在学校里，任何活动都需要有辅导员老师陪着。这样一种高压手段，就像我们活在自己土地都象是在蹲监狱，那进了大学就更是进了小监狱。我觉得这样的政策不会太长久。因为，靠打压是不行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度，包括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制度也一样。请设想一下，如果共产党在汉族地区也实行自由与民主政策，新闻是开放的，施政是透明的。那在少数民族地方也一样是会受到拥护的，一样会得到好的贯彻的。”
RFI : 您觉不觉得这种迅速处理的方式与六四事件周年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呢？
王龙蒙：“这是肯定的。因为，如果没有今年发生在内蒙的事情。历年来，只要一进入五月，就所谓‘进入多事之秋 ’、‘多事之月’。共产党的维稳人数和反应的措施都做的非常到位。这是因为，他们已知自己就坐在火药桶上。稍有不慎，全盘皆输。因为，今天中国所有少数民族和老百姓，包括汉族朋友们都看到了中东发生的一切。他们知道今天的茉莉花，所有的茉莉花都是一样的香。向往自由、追求民主的心是一样的。如果共产党不立即改变，就是在局部地区遇上突发事件，它必须立即处理。如果它不壮士断腕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在很快的时间就被大家抛弃。”
RFI : 北京官员指责，本次内蒙牧民抗争事件是由于受到外国势力的挑拨。做为一名长期流亡海外的蒙古族人，您觉得北京的这一指责是否属实？
王龙蒙：“这是谎言。因为我本人就在好多内蒙古在海外的组织里，担任一定的职务。真正在蒙古人民抗暴的道路上，我们还是持非常‘和平理性’的态度。这和汉族朋友是一样的。我们对这样的事件根本就没有预设，根本就没有派人进去。实际上，我们只是希望关注内蒙的人权状况，还有汉族地区的人权状况。这是指一种共同的人权改善。这样中国整个的国家环境就会改变，随之，内蒙的环境也会改变。其实说海外的插手，简直是可笑。全呼市来到法国的就我一个人。在德国就只有席海明一个人。美国只有流亡的工程师那么几个人。我们哪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金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RFI : 海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不仅是胡锦涛的爱将，而且也是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人选之一。请问，以您的分析，本次内蒙牧民抗争是否会对胡春华的仕途造成负面影响？
王龙蒙：“其实，他做为一个省主席或者是地方大员。他整体上将来的仕途是要看十八大的博弈。也就是明年十八大如果是胡派占有主动权的话，那胡春华不会因为发生在内蒙的这样一个事件而影响仕途。但是如果不是一个派系的，那可能会影响他的仕途。但很难说，中国的政治就是黑箱作业。没有可能因为一个政治事件就判断出他未来的政治取向和仕途。这在政治上是很悲哀的。在国外，我们对一个领导者、领导人如果不喜欢，我们可以选他下来。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他的言行和一系列政治判断他的在每件事情上的基本措施，由此，我们可以预知一些他的取向。这对老百姓来讲，可以有个心理上的准备和政治上准备。而在中国-在内蒙，是不可能发生的。”
今年“89天安门事件”二十二周年前夕，中国内蒙古从五月底以来持续发生维权牧民抗争事件。事件起因是由于一名汉族卡车司机撞死一名蒙古族牧民，导致内蒙多个地区持续发生示威抗议。示威者要求当局保护草原生态，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并计划把抗议示威的活动一直安排到6月4日。此外，这一事件还引发在外蒙古和身在海外的蒙古族人的响应。就此，本台“中华世界”节目采访目前生活在巴黎的蒙古族人王龙蒙先生。
RFI : 不少生活在法国的华人知道您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异见人士，但多数人并不一定了解您是蒙古族人，能否首先请您和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您的蒙古族渊源？
王龙蒙：“大家好！赛因白呶（蒙语：你好）！我是内蒙古锡林浩特镶黄旗人。后来到内地上学。一直到上了大学。“六四”以后，因为反对政府的镇压，被迫流亡海外。在法国已经呆了二十多年了。”
RFI : 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民族问题中，比较突出的是西藏、新疆和回族。长期以来，给外界的印象是蒙古族和满族与汉族关系比较和谐，据您所知，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王龙蒙：“过去基本是这样。比方说，满族在跟汉族融合的几百年过程中，彻底融合了。现在在中国能说满语的人大概不到二百人了。都是一些研究员。蒙族呢？情况稍微有些特殊。在47年外蒙古独立以前，内蒙、外蒙都在中华民国的版图里。那时，各个民族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但是，49年以后，共产党行使的一系列政策导致了民族问题的加剧和不同民族之间鸿沟的加深。很简单的例子 : 它对自己汉族同胞还用高压、独裁和专制的手段来统治。相对于比较崇尚自由和自然的民族来讲，那肯定剥削更加残酷、统治更加不合理吧！据我所知，藏族同胞因为和内地在地理上的原因，就是离得更远一些。维族因为语言文化跟汉族更远，所以，基本上还可以保留原来的一些生活文化的特质和状态。但是蒙族呢，呼和浩特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七百多公里。后来，随着高速公里和铁路的修建，使得内蒙古自治区其实相当于北京的后院，一个小小的省。共产党一直以民族自治区这样一种自创的名义在构建和统治着整个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他们认为，用这样的名称就可以让老百姓信服这是高度自治的地方。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在所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基本上看到的区长和副区长，就是省主席和副主席一般都是由少数民族的人担任，但他们是傀儡。其实是党委书记、掌握着兵权和，以及真正决策大权的都是汉人，而且都是共产党中央比较信得过的人。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是同一大家庭里的亲戚朋友，没有血仇。包括压死莫日根的那位汉族司机。汉人和蒙族之间哪来问题呢？仅仅是因为共产党和它的政府政策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压榨、对大自然的这种掠夺。造成我们这种不擅商业的民族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土地沙漠化、草原沙漠化、气候越来越不好。藏族、蒙族和维族的文化已经面临消失的危机。内蒙古自治区土地沙漠化面积已达70%以上。而六百万蒙古人在内蒙的人口比例只占20%。你想，一个地方只有20%是蒙古人，剩下全是汉人的时候，我们已失去了对自己土地的使用权和管理权，主权就更不用说了。”
RFI : 就本次牧民抗争事件，中共在处理上，一边迅速免去了事件起源地西乌旗委书记的职务，承诺改革采矿行业等一系列办法；另一边，禁止示威者上街。对这样的处理方式，请问您持怎样的态度？
王龙蒙：“我觉得，处理的快是一个好现象、好事。它要是不这样，民族问题就会加剧。内蒙人民多年来的积怨就会总爆发。尤其是，这种爆发会引起全世界的同情。也会引起维族同胞、藏族同胞和各少数民族同胞响应的时候，那共产党的后院就会起大火了。另一方面，它现在用高压手段禁止上街，包括把呼市的大学生都关在学校里，任何活动都需要有辅导员老师陪着。这样一种高压手段，就像我们活在自己土地都象是在蹲监狱，那进了大学就更是进了小监狱。我觉得这样的政策不会太长久。因为，靠打压是不行的。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度，包括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制度也一样。请设想一下，如果共产党在汉族地区也实行自由与民主政策，新闻是开放的，施政是透明的。那在少数民族地方也一样是会受到拥护的，一样会得到好的贯彻的。”
RFI : 您觉不觉得这种迅速处理的方式与六四事件周年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呢？
王龙蒙：“这是肯定的。因为，如果没有今年发生在内蒙的事情。历年来，只要一进入五月，就所谓‘进入多事之秋 ’、‘多事之月’。共产党的维稳人数和反应的措施都做的非常到位。这是因为，他们已知自己就坐在火药桶上。稍有不慎，全盘皆输。因为，今天中国所有少数民族和老百姓，包括汉族朋友们都看到了中东发生的一切。他们知道今天的茉莉花，所有的茉莉花都是一样的香。向往自由、追求民主的心是一样的。如果共产党不立即改变，就是在局部地区遇上突发事件，它必须立即处理。如果它不壮士断腕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在很快的时间就被大家抛弃。”
RFI : 北京官员指责，本次内蒙牧民抗争事件是由于受到外国势力的挑拨。做为一名长期流亡海外的蒙古族人，您觉得北京的这一指责是否属实？
王龙蒙：“这是谎言。因为我本人就在好多内蒙古在海外的组织里，担任一定的职务。真正在蒙古人民抗暴的道路上，我们还是持非常‘和平理性’的态度。这和汉族朋友是一样的。我们对这样的事件根本就没有预设，根本就没有派人进去。实际上，我们只是希望关注内蒙的人权状况，还有汉族地区的人权状况。这是指一种共同的人权改善。这样中国整个的国家环境就会改变，随之，内蒙的环境也会改变。其实说海外的插手，简直是可笑。全呼市来到法国的就我一个人。在德国就只有席海明一个人。美国只有流亡的工程师那么几个人。我们哪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精力，没有这个金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RFI : 海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不仅是胡锦涛的爱将，而且也是中共第六代接班人的人选之一。请问，以您的分析，本次内蒙牧民抗争是否会对胡春华的仕途造成负面影响？
王龙蒙：“其实，他做为一个省主席或者是地方大员。他整体上将来的仕途是要看十八大的博弈。也就是明年十八大如果是胡派占有主动权的话，那胡春华不会因为发生在内蒙的这样一个事件而影响仕途。但是如果不是一个派系的，那可能会影响他的仕途。但很难说，中国的政治就是黑箱作业。没有可能因为一个政治事件就判断出他未来的政治取向和仕途。这在政治上是很悲哀的。在国外，我们对一个领导者、领导人如果不喜欢，我们可以选他下来。而且，我们基本上可以通过他的言行和一系列政治判断他的在每件事情上的基本措施，由此，我们可以预知一些他的取向。这对老百姓来讲，可以有个心理上的准备和政治上准备。而在中国-在内蒙，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是蒙古人 /王龙蒙
（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11月21-22日在德国勒沃库森举行。本文为王龙蒙先生在会议上的演讲，经过修改和整理。）
一
何谓蒙古人？谁是蒙古人？
这原本是个简单而普通的问题，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攸关生死的首要问题！
在中华民国的正式版图上内蒙古是和中华民国的国土连在一起，就像你我的生命和这片土地息息相关、唇齿相依一样。
我是蒙古人，因为我的母亲把我生在了这片草原上；
我是蒙古人，因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
我是蒙古人，因为我身上印刻着蒙古人的基因和符号；
我是蒙古人，因为我从小就听着草原英雄们的故事长大；
我是蒙古人，因为我喜欢那乳色的蒙古包，洁白的羊群，奔腾的骏马，更喜欢那悠婉的长调……
我的躯体，我的灵魂就属于这片土地，你说我能不是蒙古人吗？
二
何谓蒙古人？谁是蒙古人？
当草原上传来悲惨的故事，我的心也随之碎了！
当草原上的草枯萎了，只剩下被开采过的废墟时，那悠婉的长调戛然而止，只剩下哀伤的叹息……
当草原上没了水，只剩下风卷沙尘一片弥漫，蒙古人的胸膛迸裂开来，只剩下无尽的忧伤……
当草原上的牧民受到了伤害，本已承嬗离合的蒙古人传奇，便会演绎成千古绝唱，我能不心疼么？
我的心扉，我的感情拴缚在这片土地，你说我能不是蒙古人吗？
三
何谓蒙古人？谁是蒙古人？
我出生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草原上，父亲是从内地来的军人，在呼和浩特他和他的战友曾亲手种下了第一排杨柳，后来当高楼建立起来的时候，杨柳被拔除的时候他难过的很厉害。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他每次回家乡都是骑着白马讲着蒙语吃着奶豆腐来看我们的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的，他是汉人却因为他的爱人，我们的母亲他被打成了「内人党」吃尽了苦头，我们的母亲也因为抑郁患上了无法治愈的精神疾病，在我和弟弟们成长的路上，她终究抵不住疲惫、绝望，而撒手尘寰。这，成了我一生的无法忘记的伤痛。就如今天在草原上因为大规模的开采，因为过度放牧而造成的破坏一样，都让我们悲伤。
在我的记忆中，草原的天是蓝的，蓝的没有一丝尘埃，水是洁净的，根本不用过滤，捧起就可以喝，屋前屋后全是开满野花的草地，那时出门游玩根本不用担心带什么吃的喝的，走到哪里都有野菜野果净水喝，如果有蒙古包，也不管有人没人你还可以大模大样的饱餐一顿，也根本不用付钱……
这就是我年少时天堂般的生活。今天，这一切都不见了！
我的悲伤，我的记忆搅撩着这片土地，你说我能不是蒙古人吗？
四
何谓蒙古人？谁是蒙古人？
一九八六年，我最后一次回家乡，原来水草丰美的景象全随记忆风干了。
以前，骑在马上看草地尽是绿草，今天你弯下腰来看，也到处是一滩一滩的被刨过的疤痕，绿草地已经不多见了，多变成沙漠了……
去了一趟小时候嬉戏游泳的水泡子，哪里还能看到一点水的痕迹？只剩下一望无际的黄土……
从小就照看我们的邻居也消失了踪影，送我青苹果的那一家蒙古家庭早也不见了，据说也是被重判的“内人党”，只剩下我那苦涩的眼泪在流淌……
我的家乡，我的天堂就这样消失了！谁之过？
每个人都有家乡，每个人都有童年，可是我们的童年在哪里？我们的家乡在哪里？
我发誓不再回家乡了，因为，这心伤不起！
我的牵挂，我的梦乡缠绕着这片土地，你说我能不是蒙古人吗？
五
何谓蒙古人？谁是蒙古人？
可悲的是，当我们奋起要保卫我们的家园，保卫我们的童年，保卫我们的草原的时候，竟然有人问我“你是纯种蒙古人么”？
可笑，可悲，可叹，可气的是：难道不是纯种蒙古人就不能保卫草原了？就不能捍卫人权了？
君不见，有很多长着一张张蒙古人的脸的纯真蒙古人，却干着出卖蒙古人土地，出卖蒙古人灵魂的肮脏生意；同样也是长的很像蒙古人，也能说满口的蒙古语的人，却没有祖先的那份从容豪迈、正气浩然的风范……
无论是纯种蒙古人，还是混血蒙古人，抑或是汉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保卫我们的草原，保卫我们的文化，既然我们大家都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同从属于一个曾经的国度中华民国，今天还在被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共同残暴的统治着！
草原，我为它骄傲过，为它哭泣过，也曾经为它付出过，今天，明天，抑或永远，我仍然会继续献上我的承诺！
我的祈望，我的爱心维系着这片土地，你说我能不是蒙古人吗？
我是一个真正的蒙古人！因为我深爱着这片土地！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1/12/201112181939.shtml
2011年12月17日星期六
乌兰夫与保护牧场政策
乌兰夫为我们制定和实施的“保护牧场”政策，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万代的千秋大计，是留给内蒙古极其珍贵的物质财富。
1952年11月，乌兰夫在中共政务院159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报告》，提出：内蒙古草原实施“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早在1947年5月1日起施行、由乌兰夫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施政纲领》，也提出过“保护牧场”的要求。乌兰夫对于实施“保护牧场”的政策，是坚定明确的。
内蒙古草原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保护牧场，就是维护草原的生态环境，积极稳步地发展牧业生产，尊重草原上数百万蒙古族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垦殖草原，则是破坏生态环境，把从事牧业生产的蒙古族牧民群众驱赶出家园，使他们流落异乡，遭受苦难。这是一道极其鲜明的分水岭，是从古至今、颠扑不破的道理。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发展观。
历史上，内蒙古的许多地方是林木茂盛、水草丰美、风景宜人的草原。“四大沙漠”出现于什么时候，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考证；而“五大沙地”①则是没有的。公元413年，匈奴大夏王赫连勃勃巡游到鄂尔多斯高原的纳林河(当时称黑水)、无定河(当时称朔方水)，赞美这里的风光说：“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②。北宋诗人欧阳修奉使契丹，路经赤峰地区，作有“深山闻鹿鸣，林里有生风”的诗句。据《职方图考》和《中堂纪事》载：十三世纪，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生长着大面积松林，“山多林木，水鱼虾”。
内蒙古草原遭到破坏，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清代初，清朝政府有“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垦殖，违者照私人开垦牧场例治罪”的规定。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1901年9月7日，清朝政府代表与美、日、英、奥、法、意、俄、西、荷、比、德十一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清朝政府为搜刮钱财，同年11月26日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来内蒙古地区进行历史上范围最广、面积最大的草原垦殖。清朝政府夺占草原广大蒙古族人民赖以生存的牧场，直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迫使牧民群众离开家园，流离失所。贻谷在《蒙垦陈诉供状》中承认：“不垦牧地，则无可垦矣”，“不垦蒙地则已，垦则蒙人必有怨者。”
此后，北洋军阀袁世凯、东北军阀张作霖、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等，都在内蒙古草原上大规模放垦。
有压迫就有反抗，蒙古族人民反抗垦殖的正义斗争风起云涌，同我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融汇在一起。其中，伊克昭盟以席尼喇嘛为首的“独贵龙”运动，科尔沁草原嘎达梅林领导的牧民抗垦起义运动，都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反垦荒、图生存的愿望，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1943年，国民党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大兴军垦，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大批被驱赶出家园，背井离乡地流离失所。鄂尔多斯蒙古民歌有一段悲凄的字句，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情景：
绿色的草原啊，
被犁铧头尖尖把胸膛挑破；
背枪的人过来了，
踏着牧民的血泪把种子撒播；
他们不是种粮食，
是在播种饥饿………
由于陈长捷的倒行逆施，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伊克昭盟事变”⑧。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乌兰夫制定、实施保护牧场的政策，不仅以史为鉴，而且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内蒙古草原的土质不适宜耕种，如果在草原上搞种植业，极易造成土地的沙化，而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内蒙古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但也存在着脆弱的生态劣势。内蒙古横亘祖国的北部边疆，处于西伯利亚冷空气侵入的要冲，冬季漫长、严寒，无霜期短；大部分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贫瘠土壤多，土层薄，土壤多为砂质壤土和砂土，抗风蚀能力弱，土壤缺乏水分，养分含量低，水资源贫乏；天然降水量集中于夏季，冬春雨水少、风沙大。全自治区的降水量自东向西递减，其中：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年降水量为37毫米，仅为东部鄂伦春自治旗年降水量486毫米的1／13。内蒙古的生态条件脆弱，存在着发生土地荒漠化的潜在因素。如果把内蒙古草原的沙土地辟为农田，破坏沙质草地的天然植被，肥土在风力作用下被吹失，沙物质移位，土地被沙土所覆盖，沙质土地就会逐渐变为沙丘，造成草原荒漠化。
1960年，中央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盲目地搬套中原农村地区的经验，把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视为“荒地”，在大兴安岭以北牧区开垦十多万公顷草原，其中：不适宜种植的沙地2万多公顷，牧场和打草场9万多公顷，引发了牧场纠纷，直接侵犯了当地蒙古族牧民群众的利益。当时的中央农垦部长王震，曾经来海拉尔处理问题。以乌兰大为第一书记的内蒙古党委，提出了《关于调整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以北牧业区农牧关系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963年8月批复同意，将已垦殖的十多万公顷土地，除少量留作饲料地外，大部分封闭，妥善解决了在牧区错误地进行垦殖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同年还批转了《关于少数民族牧业区工作和牧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指出：草原“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不要把草场看作荒地”。中共中央在上述两个文件中，纠正了垦殖草原的错误做法，批驳了那种把草原视作“荒地”的荒谬认识，从而明确地支持了乌兰夫制定和施行的保护牧场政策。
乌兰夫在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旧的习惯势力的重重阻碍。长期以来，一些人既不考察内蒙古草原历经沧桑的发展史，也不实地观察草原生态的敏感性和环境的脆弱性，而是顽固地鼓吹“草原垦殖”的歪理邪说。他们胡说：从狩猎到养畜，是生产手段的一大进步；草原上从养畜到农业种植，是生产手段“进化”的必然趋势。他们的目的是：消灭草原，妄图彻底取消畜牧业生产。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在西伯利亚大面积垦荒所取得的“成就”。事实证明：垦殖草原，是一条草地资源退化、沙化，草原生态恶化、荒漠化的危险之路。原苏联的赫鲁晓夫在西伯利亚大面积放垦，造成土地大范围荒漠化，后果极其严重。
然而，一些人不愿意看到内蒙古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趁乌兰夫出访东欧之机，于1964年冬来到内蒙古。李雪峰歪曲内蒙古是“一潭死水”，攻击内蒙古党政领导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行尸走肉”，并公然咒骂蒙古族人民，胡说“蒙”，就是“糊涂的意思”⑤。他还指派一些人去科尔沁草原进行所谓的“调查”，荒谬地提出什么在科尔沁草原大面积垦殖的“意见”。李雪峰等人垦殖草原的错误论调，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恶意挑衅，是对中共中央关于保护牧场方针的肆意攻击，是对广大牧区蒙古族人民合法权益的故意侵犯，是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蓄意破坏。乌兰夫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科尔沁草原放牧着百万头(只)牲畜，如果在这里垦殖，那么多牲畜安置到什么地方?乌兰夫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李雪峰等人关于垦殖草原的错误论调，坚定地维护了由中共中央批准、草原人民坚决拥护、经实践检验完全正确的保护牧场政策。
“文革”开始后，乌兰夫坚持的保护牧场政策，被当做“黑线”、“流毒”揭批，垦殖草原的错误做法则肆无忌惮地疯狂进行。仅数万知青在锡林郭勒草原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使相当多的耕地成为亩产不足百斤的低产田，60多万亩耕地弃耕。
“文革”中，内蒙古草原遭到严重破坏，已固定的沙丘活化，一些村庄被沙漠吞没，成为不毛之地。群众痛心地说：“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据测算，开垦一亩牧场，会引起三亩草地退化。伊克昭盟在全国解放后开垦草地600万亩，造成沙化面积1800万亩。草原风蚀荒漠化的危害，是沙进人退。伊盟鄂托克旗2203间房屋、3312间棚圈和1438眼水井被流沙埋压，698户农牧民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世代代久居的家园。
飓风使沙漠掩埋铁路，乌达至吉兰泰的火车多次脱轨；从乌海至托克托县的黄河干流段，每年风力输沙达三亿多吨，使黄河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内蒙古草原大面积退化，成为贫瘠土地、低劣或有毒的草场，鼠害、虫害频频发生，草原的生产力下降，家畜品种退化，商品率低，死亡率高。
1970年，内蒙古仍然盲目地继续搞草原垦殖，并提出什么牧区“社队粮食自给”、“牧民不吃亏心粮”等错误口号。
1970年9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内蒙古革委会一负责人汇报：内蒙古牧区正在垦殖，并提“牧民不吃亏心粮”口号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立刻插话严肃地批评说：
“内蒙古怎么能提‘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呢?牧区发展畜牧业就是对国家的贡献。”⑥
周的明确指示，当时起到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作用，打击了在内蒙古滥肆垦殖草原的歪风，而保护了牧场，强有力地支持了乌兰夫实施的保护牧场政策。为贯彻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内蒙古党委于1971年10月18日颁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于1985年颁布施行，第十条规定：“严格保护草原植被，禁止开垦和破坏。”至此，乌兰夫制定和实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周恩来赞同和支持的保护牧场政策，就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获得了肯定。
然而有法不依、继续垦殖草原的问题仍然存在。1995年7月，全国政协调查组在呼伦贝尔盟发现，近几年垦殖草原的问题仍较严重。据估算，共开垦草原20多万公顷。
继续垦殖草原造成的土地荒漠化问题是严重的。1885年，内蒙古商都县是纯草原地区，既无农田，也无沙漠化土地。从1915年开始大规模垦殖，在20世纪40年代末，沙漠化面积为8万亩，占当时耕地面积5.4%；80年代末，沙漠化土地为100万亩，占此时耕地面积的32.4%⑦。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拉盖开发区，一直以开垦种植为主，不仅难见经济效益，而且造成草原生态的严重破坏。⑧
1992、1993年，发生了一起破坏阿拉善草原生态环境的恶性违法事件。我国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据《新华每日电讯》、《中国环境报》、《中国绿色时报》、《北京青年报》载：某省在额济纳河⑨上游截流，致使额济纳河断流，造成有322平方公里水面的居延海干涸，逐渐变为沙漠，阿拉善盟举世闻名的胡杨林成片枯死；1995年，沿额济纳河水道的1548眼水井，有1018眼干枯。当地的大量蒙古族牧民被逼举家搬徙，沦为“生态难民”。
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由于阿拉善草原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极端恶化，阿拉善盟境内的巴丹吉林、乌兰布和、腾格里三大沙漠更加逞凶肆虐，于是，阿拉善地区成为我国华北蔓延沙尘暴的源头。沙尘暴又称“黑风暴”，作用于大风天气，与土地的荒漠化密切相关。专家称：土地荒漠化是地球的“癌变”。
2000年1月1日，北京遭到了沙尘暴的袭击，是近些年遭受的最严重的沙尘暴。北京市天空阴沉，大风劲吹，沙尘滚滚，混沌一片，这一罕见的黑色风暴震动了北京。据气象部门统计，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发生5次沙尘暴，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仅2000年一年就有15次之多，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处于沙尘暴的威胁之下⑩。媒体报道，朝鲜、日本和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也受到了中国沙尘暴的影响。距北京70公里北方的一个县，近几年发生一种怪现象，一座又一座大沙丘突然出现在眼前，它是从空中降下来的数十万吨黄沙，人称“飞行的沙漠”。在居民住房的近旁，沙丘同房屋一般高。
据测算，近年来我国每年因风沙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人民币。
沙尘暴的肆虐，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沙尘暴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荒漠化，它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结果，是人为活动因素导致的。为了消除沙尘暴的根源，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内蒙古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工程已经启动。此时此刻，草原人民更加怀念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无比敬佩他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远见卓识和革命风范。
注释：
①腾格里、乌兰布和、巴丹吉林、库布齐四大沙漠，毛乌素、浑善达克、乌珠穆沁、科尔沁、呼伦贝尔五大沙地。
②《太平御览》卷五五五，中华书局版。
③陈长捷以解决军粮为名，强行开垦草原，引起伊盟七旗的一致反抗。陈长捷派兵镇压，伊盟盟长沙王府的保安队在沙漠地带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国民党军队侵入沙王府，逢入便杀，大肆抢掠，掘地挖窖，洗劫一空，并且把附近召庙的财物、神像，牧民的牛羊、马匹都掳掠而去。保安队护沙王进入陕北解放区，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蒋介石被迫停止放垦草原，并撤销了陈长捷的职务。
④《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506页。
⑤塔拉：《平凡的一生》36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⑥《内蒙古地方志》1996年第2期第32页。
⑦《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第100、101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解放日报》2004年12月20日载。
⑨额济纳河为祁连山消雪、消冰和雨季洪水下泄的季节性河流。它流经某省称黑河，自南向北流入额济纳旗，称额济纳河。河宽平均150米，额济纳旗境内流程250公里，最后注入居延海天然湖泊。
⑩中国古代也发生过沙尘暴，但较罕见，《汉书》卷10《成帝纪》载：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夏四月，黄雾四塞”。
1952年11月，乌兰夫在中共政务院159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三年来的工作报告》，提出：内蒙古草原实施“保护牧场，禁止开荒”的政策。早在1947年5月1日起施行、由乌兰夫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施政纲领》，也提出过“保护牧场”的要求。乌兰夫对于实施“保护牧场”的政策，是坚定明确的。
内蒙古草原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保护牧场，就是维护草原的生态环境，积极稳步地发展牧业生产，尊重草原上数百万蒙古族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垦殖草原，则是破坏生态环境，把从事牧业生产的蒙古族牧民群众驱赶出家园，使他们流落异乡，遭受苦难。这是一道极其鲜明的分水岭，是从古至今、颠扑不破的道理。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发展观。
历史上，内蒙古的许多地方是林木茂盛、水草丰美、风景宜人的草原。“四大沙漠”出现于什么时候，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考证；而“五大沙地”①则是没有的。公元413年，匈奴大夏王赫连勃勃巡游到鄂尔多斯高原的纳林河(当时称黑水)、无定河(当时称朔方水)，赞美这里的风光说：“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②。北宋诗人欧阳修奉使契丹，路经赤峰地区，作有“深山闻鹿鸣，林里有生风”的诗句。据《职方图考》和《中堂纪事》载：十三世纪，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生长着大面积松林，“山多林木，水鱼虾”。
内蒙古草原遭到破坏，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清代初，清朝政府有“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垦殖，违者照私人开垦牧场例治罪”的规定。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1901年9月7日，清朝政府代表与美、日、英、奥、法、意、俄、西、荷、比、德十一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清朝政府为搜刮钱财，同年11月26日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来内蒙古地区进行历史上范围最广、面积最大的草原垦殖。清朝政府夺占草原广大蒙古族人民赖以生存的牧场，直接侵犯了他们的利益，迫使牧民群众离开家园，流离失所。贻谷在《蒙垦陈诉供状》中承认：“不垦牧地，则无可垦矣”，“不垦蒙地则已，垦则蒙人必有怨者。”
此后，北洋军阀袁世凯、东北军阀张作霖、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等，都在内蒙古草原上大规模放垦。
有压迫就有反抗，蒙古族人民反抗垦殖的正义斗争风起云涌，同我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融汇在一起。其中，伊克昭盟以席尼喇嘛为首的“独贵龙”运动，科尔沁草原嘎达梅林领导的牧民抗垦起义运动，都表达了蒙古族人民反垦荒、图生存的愿望，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1943年，国民党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大兴军垦，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大批被驱赶出家园，背井离乡地流离失所。鄂尔多斯蒙古民歌有一段悲凄的字句，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情景：
绿色的草原啊，
被犁铧头尖尖把胸膛挑破；
背枪的人过来了，
踏着牧民的血泪把种子撒播；
他们不是种粮食，
是在播种饥饿………
由于陈长捷的倒行逆施，爆发了震惊世人的“伊克昭盟事变”⑧。毛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乌兰夫制定、实施保护牧场的政策，不仅以史为鉴，而且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内蒙古草原的土质不适宜耕种，如果在草原上搞种植业，极易造成土地的沙化，而导致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内蒙古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但也存在着脆弱的生态劣势。内蒙古横亘祖国的北部边疆，处于西伯利亚冷空气侵入的要冲，冬季漫长、严寒，无霜期短；大部分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贫瘠土壤多，土层薄，土壤多为砂质壤土和砂土，抗风蚀能力弱，土壤缺乏水分，养分含量低，水资源贫乏；天然降水量集中于夏季，冬春雨水少、风沙大。全自治区的降水量自东向西递减，其中：阿拉善盟的额济纳旗，年降水量为37毫米，仅为东部鄂伦春自治旗年降水量486毫米的1／13。内蒙古的生态条件脆弱，存在着发生土地荒漠化的潜在因素。如果把内蒙古草原的沙土地辟为农田，破坏沙质草地的天然植被，肥土在风力作用下被吹失，沙物质移位，土地被沙土所覆盖，沙质土地就会逐渐变为沙丘，造成草原荒漠化。
1960年，中央农垦部的一支机耕队伍，盲目地搬套中原农村地区的经验，把一望无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视为“荒地”，在大兴安岭以北牧区开垦十多万公顷草原，其中：不适宜种植的沙地2万多公顷，牧场和打草场9万多公顷，引发了牧场纠纷，直接侵犯了当地蒙古族牧民群众的利益。当时的中央农垦部长王震，曾经来海拉尔处理问题。以乌兰大为第一书记的内蒙古党委，提出了《关于调整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以北牧业区农牧关系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963年8月批复同意，将已垦殖的十多万公顷土地，除少量留作饲料地外，大部分封闭，妥善解决了在牧区错误地进行垦殖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同年还批转了《关于少数民族牧业区工作和牧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指出：草原“是发展畜牧业的物质基础，不要把草场看作荒地”。中共中央在上述两个文件中，纠正了垦殖草原的错误做法，批驳了那种把草原视作“荒地”的荒谬认识，从而明确地支持了乌兰夫制定和施行的保护牧场政策。
乌兰夫在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过程中，遭遇到了旧的习惯势力的重重阻碍。长期以来，一些人既不考察内蒙古草原历经沧桑的发展史，也不实地观察草原生态的敏感性和环境的脆弱性，而是顽固地鼓吹“草原垦殖”的歪理邪说。他们胡说：从狩猎到养畜，是生产手段的一大进步；草原上从养畜到农业种植，是生产手段“进化”的必然趋势。他们的目的是：消灭草原，妄图彻底取消畜牧业生产。他们的“理论”根据是：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在西伯利亚大面积垦荒所取得的“成就”。事实证明：垦殖草原，是一条草地资源退化、沙化，草原生态恶化、荒漠化的危险之路。原苏联的赫鲁晓夫在西伯利亚大面积放垦，造成土地大范围荒漠化，后果极其严重。
然而，一些人不愿意看到内蒙古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趁乌兰夫出访东欧之机，于1964年冬来到内蒙古。李雪峰歪曲内蒙古是“一潭死水”，攻击内蒙古党政领导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行尸走肉”，并公然咒骂蒙古族人民，胡说“蒙”，就是“糊涂的意思”⑤。他还指派一些人去科尔沁草原进行所谓的“调查”，荒谬地提出什么在科尔沁草原大面积垦殖的“意见”。李雪峰等人垦殖草原的错误论调，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恶意挑衅，是对中共中央关于保护牧场方针的肆意攻击，是对广大牧区蒙古族人民合法权益的故意侵犯，是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蓄意破坏。乌兰夫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科尔沁草原放牧着百万头(只)牲畜，如果在这里垦殖，那么多牲畜安置到什么地方?乌兰夫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李雪峰等人关于垦殖草原的错误论调，坚定地维护了由中共中央批准、草原人民坚决拥护、经实践检验完全正确的保护牧场政策。
“文革”开始后，乌兰夫坚持的保护牧场政策，被当做“黑线”、“流毒”揭批，垦殖草原的错误做法则肆无忌惮地疯狂进行。仅数万知青在锡林郭勒草原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使相当多的耕地成为亩产不足百斤的低产田，60多万亩耕地弃耕。
“文革”中，内蒙古草原遭到严重破坏，已固定的沙丘活化，一些村庄被沙漠吞没，成为不毛之地。群众痛心地说：“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据测算，开垦一亩牧场，会引起三亩草地退化。伊克昭盟在全国解放后开垦草地600万亩，造成沙化面积1800万亩。草原风蚀荒漠化的危害，是沙进人退。伊盟鄂托克旗2203间房屋、3312间棚圈和1438眼水井被流沙埋压，698户农牧民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世代代久居的家园。
飓风使沙漠掩埋铁路，乌达至吉兰泰的火车多次脱轨；从乌海至托克托县的黄河干流段，每年风力输沙达三亿多吨，使黄河航运受到严重影响。内蒙古草原大面积退化，成为贫瘠土地、低劣或有毒的草场，鼠害、虫害频频发生，草原的生产力下降，家畜品种退化，商品率低，死亡率高。
1970年，内蒙古仍然盲目地继续搞草原垦殖，并提出什么牧区“社队粮食自给”、“牧民不吃亏心粮”等错误口号。
1970年9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北方农业会议”，内蒙古革委会一负责人汇报：内蒙古牧区正在垦殖，并提“牧民不吃亏心粮”口号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立刻插话严肃地批评说：
“内蒙古怎么能提‘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呢?牧区发展畜牧业就是对国家的贡献。”⑥
周的明确指示，当时起到了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作用，打击了在内蒙古滥肆垦殖草原的歪风，而保护了牧场，强有力地支持了乌兰夫实施的保护牧场政策。为贯彻周总理的重要指示，内蒙古党委于1971年10月18日颁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于1985年颁布施行，第十条规定：“严格保护草原植被，禁止开垦和破坏。”至此，乌兰夫制定和实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周恩来赞同和支持的保护牧场政策，就以国家立法的形式获得了肯定。
然而有法不依、继续垦殖草原的问题仍然存在。1995年7月，全国政协调查组在呼伦贝尔盟发现，近几年垦殖草原的问题仍较严重。据估算，共开垦草原20多万公顷。
继续垦殖草原造成的土地荒漠化问题是严重的。1885年，内蒙古商都县是纯草原地区，既无农田，也无沙漠化土地。从1915年开始大规模垦殖，在20世纪40年代末，沙漠化面积为8万亩，占当时耕地面积5.4%；80年代末，沙漠化土地为100万亩，占此时耕地面积的32.4%⑦。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拉盖开发区，一直以开垦种植为主，不仅难见经济效益，而且造成草原生态的严重破坏。⑧
1992、1993年，发生了一起破坏阿拉善草原生态环境的恶性违法事件。我国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据《新华每日电讯》、《中国环境报》、《中国绿色时报》、《北京青年报》载：某省在额济纳河⑨上游截流，致使额济纳河断流，造成有322平方公里水面的居延海干涸，逐渐变为沙漠，阿拉善盟举世闻名的胡杨林成片枯死；1995年，沿额济纳河水道的1548眼水井，有1018眼干枯。当地的大量蒙古族牧民被逼举家搬徙，沦为“生态难民”。
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由于阿拉善草原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极端恶化，阿拉善盟境内的巴丹吉林、乌兰布和、腾格里三大沙漠更加逞凶肆虐，于是，阿拉善地区成为我国华北蔓延沙尘暴的源头。沙尘暴又称“黑风暴”，作用于大风天气，与土地的荒漠化密切相关。专家称：土地荒漠化是地球的“癌变”。
2000年1月1日，北京遭到了沙尘暴的袭击，是近些年遭受的最严重的沙尘暴。北京市天空阴沉，大风劲吹，沙尘滚滚，混沌一片，这一罕见的黑色风暴震动了北京。据气象部门统计，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发生5次沙尘暴，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仅2000年一年就有15次之多，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处于沙尘暴的威胁之下⑩。媒体报道，朝鲜、日本和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也受到了中国沙尘暴的影响。距北京70公里北方的一个县，近几年发生一种怪现象，一座又一座大沙丘突然出现在眼前，它是从空中降下来的数十万吨黄沙，人称“飞行的沙漠”。在居民住房的近旁，沙丘同房屋一般高。
据测算，近年来我国每年因风沙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人民币。
沙尘暴的肆虐，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沙尘暴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荒漠化，它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结果，是人为活动因素导致的。为了消除沙尘暴的根源，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内蒙古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工程已经启动。此时此刻，草原人民更加怀念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无比敬佩他实施保护牧场政策的远见卓识和革命风范。
注释：
①腾格里、乌兰布和、巴丹吉林、库布齐四大沙漠，毛乌素、浑善达克、乌珠穆沁、科尔沁、呼伦贝尔五大沙地。
②《太平御览》卷五五五，中华书局版。
③陈长捷以解决军粮为名，强行开垦草原，引起伊盟七旗的一致反抗。陈长捷派兵镇压，伊盟盟长沙王府的保安队在沙漠地带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国民党军队侵入沙王府，逢入便杀，大肆抢掠，掘地挖窖，洗劫一空，并且把附近召庙的财物、神像，牧民的牛羊、马匹都掳掠而去。保安队护沙王进入陕北解放区，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蒋介石被迫停止放垦草原，并撤销了陈长捷的职务。
④《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506页。
⑤塔拉：《平凡的一生》36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⑥《内蒙古地方志》1996年第2期第32页。
⑦《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第100、101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解放日报》2004年12月20日载。
⑨额济纳河为祁连山消雪、消冰和雨季洪水下泄的季节性河流。它流经某省称黑河，自南向北流入额济纳旗，称额济纳河。河宽平均150米，额济纳旗境内流程250公里，最后注入居延海天然湖泊。
⑩中国古代也发生过沙尘暴，但较罕见，《汉书》卷10《成帝纪》载：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夏四月，黄雾四塞”。
德国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之--任畹町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
(注：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11月21-22日在德国勒沃库森举行。本文为任畹町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
这次会议名实不符，标题是讨论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实际上讨论了蒙维藏汉四个民族的问题。当然，这是主办者的某种意图。两天的会议表明大家公认民运的存在和力量，这是我们今天会议的基础。人们可曾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一股反民运、去民运化的论争和较量，最终以民运的屹立不倒而告终。
多年来，民运始终不渝地营救过蒙古族英雄哈达、维族记者买买提江•阿布杜拉等和大批西藏僧侣。民运非常懂得少数民族的各种选择。民族自决，地区自决及国家主权都是国际法和联合国规定的权利，我们没有犯原则性错误。然而，理想和现实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正如席海明在本次会议上提出了新纲领说“不谈统独，不论归属，不再强调20多年的独立立场，认为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是正确的，并不丧失原则。”因此，我也建议分两步走。各族人民集中力量一起搞民主化、自由化制度变革，实现宪政后怎么都好说，经过法律或公决满足各民族愿望。联邦制民主制不失为一种选择。有的民族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幸福，不一定会在民主制度下分离出去。
国家分离一直是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重大忧患，说多党制民主制后国家一定分裂和动乱，“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这是不是官方当前的一贯说法有了新的解说？总之，允许了多种声音。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两个海军少将张召忠和尹卓的座谈，他们就南海的紧张局势共同释放了一个信息说“美国没有包围中国的意图，只是它在太平洋有利益”。也就是不存在“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问题。但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11月20日却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中国如何才能打败美国》一文，论点明显是冷战思维，不知道是否官方的思想。中国政府也经常指责西方继续冷战思维。由此可知，“分裂”“动乱”和“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本来就是中国政府压制民主打击自由的骗人借口。
政治经济学认为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经济关系将坚硬地维系一个社会结构防止分裂。这次会议表明各少数民族非常重视民运，不然，不会有这次会议。因此，面对各兄弟民族的先锋人员有必要专门讲民运。当代人权民主运动坚强、成熟、前卫、崇高、光明、壮阔。面对强大统一的极权力量，民运需要组织化纪律化。团结统一、权威凝聚是民运孜孜以求的不懈目标。然而，自由化多元化非暴力松散地的民运本性及“反民运势力”的阴谋破坏难以有统一的组织和纪律，因此，“民运伦理道德”则成为一切参与中国人权民主事业者的“游戏规则”。“民运伦理道德”就是民运的“游戏规则”。
传统民运始终坚持了“人权民主运动”的概念和旗帜，迎击了一系列论争和危害，不断完善了我国民主事业特有的等量价值、经典理念、双向取值、全面战略、必经之途、转换通道和多维诉求的七大实践理念。“自由为魂”与“民主为骨”无分先后的等量价值；“维护人权”与“民主政治”不可偏废的经典理念；“人权非政治化”同“人权政治化”并行不相悖的双向取值；“司法维权”和“制度变革”同时并举的全面战略；民间抗争与中共改革官民并举的必经之途；“和平政变”与“人民革命”不可或缺的转换通道；民生福利、生命关怀、环境保护、道德重建、人道救助及社会发展的多维诉求。
几十年来的重复实践和经验教训不断地证明，当代民运最具前卫深刻理念、道德勇气、意志磨难、英雄人格、深邃学理的是体制外“自由民主派”的实践作为，被证明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变革的主流。其中“铁窗民运”是中国民主化的“中军主力、本原动力，主角角色，贡献主体”。“民运伦理道德”区别于共产意识形态及中国官场恶习，是我们事业的处事准则、价值典范、学理智慧、人格表率及最高荣誉。侵犯和损害“民运伦理道德”的“游戏规则”是不允许的原则性是非。
1978年，民主墙运动作为“人权文化”与“民主法治”的再次启蒙，始终规导了此后中国社会的精神理念及变革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共改革派”的开明退让，与民间共同开创了我国社会生活、政治文化和国计民生的新时代。中共1949-2049“百年建国战略”的顽固性增加了民主转制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57“右派”鸣放前辈自由主义启蒙发端后，政治独裁，社会倒退，至中共“四五运动”“四五精神”标志了暴政“文革”的结束。当代人权民主运动自民主墙开拓奠基，86学潮发育壮大、64抗暴全民觉醒、98组党后期战略、99大法异军突起、03收容改制、04上访抗争、05良心自救、06全球绝食、07人权宣言、08宪章联名、11茉莉花散步……。从而，顽强地显示了民间“自下而上、自外而内、扑而再起”地推进了中国社会变型的定势；持续唤起了广大民众及官方社科界、宣传界的良知人士；引发、培育、激化了“中共改革派”的形成。
当代民主化进程具有丰厚的历史积淀，卓绝的业绩贡献，坚强的意志磨难，光荣的坚韧传统，顽强的抗争精神，不屈的坚贞气节，高厚的学理才智，孤胆的英雄人格，丰富的经验教训，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人权民主事业”是跟进国际主流文明匹配文化古国的高水平运动。当代民主化历经争取自由宪政、司法维权、时政批评、体制改造、人大竞选、组建政党、自由信仰、赎回选票等多个层面和阶段的相互推进，同时，在论辩、非议、诋毁、打击、孤立中成熟。漫长的民主事业重复阐释的定理是：作为“中军主力、原动机制、主角角色、贡献主体”的万千烈士、“铁窗志士”、病痛伤残者为探索自由进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铁窗志士、民主烈士、病痛伤残者是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良心、学理、智慧及荣誉的化身；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事业的集中代表和经典象征；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凝聚”所在；以此构建了“民运伦理道德”的价值规范及全部内涵。
然而，作为“民运伦理道德”及“民运游戏规则”的体现者们没有危害民运团结压制后起之秀，没有唯我独尊自以为大，没有以我为线造谣中伤，没有排挤他人霸占资源，没有任情而为、吹嘘成狂、放任不良人格的任何资格及特权。一切有事业心的人应该负责任有勇气公正地批评和揭露。“民运伦理道德”及其“游戏规则”是极权统治收买不良人员包括其体现者重点危害和破坏的部位。因而，“铁窗中国民运”是当前极权社会压迫人权、扼杀民主而无力抗变的凄壮现实。“民运伦理道德”作为民运的“游戏规则”不容侵犯和挑衅！有的人侵犯和挑衅的就是民运的“游戏规则”即“民运伦理道德”。
唯色评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
大处镇压，小处纵容；严限宗教，汉语优先；汉人当政，党为中心；西资东输，小恩小惠；加速同化，天下太平。
作为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也觉得自己的理由是充足的，他们本身在另一个地区受的教育就是汉化教育，在这种汉化教育之下让他去放弃自己的母语去学汉语的话，本身能力就是比较弱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一些方面体现的比较优惠，在另一方面比如政治上是很严酷的，我在（新疆骚乱的）七五之后也写过几篇文章，当时有人说过在七五后，少数民族享受了当局的诸多优惠政策，他们觉得很不公平，而少数民族在小方面是有优惠的，在大方面是很严酷的，很多事情会被上纲上线，镇压的很厉害。"
作为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他们也觉得自己的理由是充足的，他们本身在另一个地区受的教育就是汉化教育，在这种汉化教育之下让他去放弃自己的母语去学汉语的话，本身能力就是比较弱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一些方面体现的比较优惠，在另一方面比如政治上是很严酷的，我在（新疆骚乱的）七五之后也写过几篇文章，当时有人说过在七五后，少数民族享受了当局的诸多优惠政策，他们觉得很不公平，而少数民族在小方面是有优惠的，在大方面是很严酷的，很多事情会被上纲上线，镇压的很厉害。"
2011年12月16日星期五
郭文林与锡尼河事件
1945年8月11日，今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地区爆发了呼伦贝尔现代史上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重大事件，即锡尼河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伪满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文林、少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在带领所属部队南下途中，于锡尼河地区打死部队内的30余名日本军官，而后集体向苏联红军投诚，从而加速了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我国东北地区的解放。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重大事件在呼伦贝尔、在内蒙古自治区却鲜有人知，更不为史学著作和相关的书籍所收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笔者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有幸在中央档案馆查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档案，从而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现拟就郭文林本人、锡尼河事件及其影响，以及若干思考做一阐述，以期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取得共识，推动对呼伦贝尔现代史的研究。
一、郭文林其人其事
郭文林，别名彬儒，原名色尔曾格，达斡尔族，郭布勒哈拉，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其父、伯父均在当时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中任职。青少年时代，郭文林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于1914年、1920年入海拉尔蒙旗两级学校、蒙旗中学学习，1922～1926年就读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赴北平蒙藏学校学习。1928年，经呼伦道尹赵仲仁①和日本陆军步兵少佐寺田利光②的介绍，东渡日本，先是在东京善邻学僚学习日语，后于次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0月又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直至1931年7月毕业回家。“9·18”事变后，郭文林一度参与蒙古自治运动(主要是招募少数民族青年到日本军队受训，约5个月)。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后，郭文林追随凌升③参与“满洲国”的“建国”活动，并经伪满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的推荐，被委任为骑兵上校、伪满执政府侍卫官兼护军统领，后以护军统领任禁卫步兵团团长，主要负责“执政府”的警备、警卫任务。
正当郭文林感到踌躇满志的时候，1936年4月，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等4人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的罪名杀害，一大批人受到株连，郭文林的父亲、伯父也被罢官免职，不久先后离开人世。郭文林是凌升的近亲，又曾被推荐任军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对他进行了多次“讯问”，原拟定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机会因此被取销。因没有证据和出于统治的需要，只好解除对他的怀疑。这一期间，郭文林于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人奉天伪满陆军训练专科班学习，结业后任伪满宫内府上校侍从武官。凌升事件对郭文林是有影响的，他不相信日本特务机关强加给凌升等人的罪名，也为自己所受到的“讯问”不满，但这只能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1938年9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次年晋衔少将。其间，郭文林以军管区参谋长身份，负责对到华北参加“讨伐”的甘珠支队的后方勤务事宜；“诺门罕”事件爆发后，先后负责编成乌尔部队、野村部队，赴中蒙边境，同时担任参加诺门罕作战的伪满兴安军后方勤务，并于事件之后“统裁”在诺门罕取得的教训和作战经验，研究对苏作战。当然，这一事件也使他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在利用少数民族士兵充当炮灰，与“外蒙古”士兵互相残杀，对他内心深处是有所触动的。
1940年2月，伪满治安部改编兴安军和撤销兴安军管区，郭文林以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转任伪满第二师师长(第二师直属伪满第九军管区)。次年3月，升任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通辽)，1942年8月又代行防卫司令官职务。这一期间，出于军事行动和治安部的命令，在军管区内开始修筑公路、架设桥梁，新设粮秣囤集所，加强搜收武器弹药。这一命令的强制实施，使大批居住国境附近的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适值冬季，又使许多百姓因饥饿寒冷而在半途中死亡，就是侥幸抵达指定地点后，又因为无住房而不得不挖洞居窑过冬。据郭文林自己的交待，“那年冬季在围场附近猖狂的流行了百斯笃，而死去了一百余名”。
1943年3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校址设今兴安盟乌兰浩特)。1944年12月，晋级中将军衔，升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海拉尔)。军管区下辖骑兵47团、48团和炮兵营(均驻南屯——今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辎重营、通讯队、汽车班、陆军看守所、军事部海拉尔病院，司令部的编成包括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兵器处、兽医处、军医处等，各处处长均由日本校级军官担任，全军管区共约2000余人。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已有穷途末路之感，难逃失败的厄运。郭文林上任后，即按伪满军事部的部署，命令所属部队分别到即设防线构筑工事，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
综上所述，郭文林在东北沦陷时期为伪满洲国的统治、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是卖力的，是为他们所信任的。正因为如此，其职务与军衔不断上升，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由一名军校学生升至中将司令官，被委以重任。然而，还有另一面。如前所述，1936年4月的凌升事件，1939年夏季的诺门罕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不断战败和德国的投降，这些不能不对他有所触动，不能不使他认识到日本统治的残暴，不能不认识到伪满洲国统治的垮台和日本军国主义难逃失败的下场。而这些内心深处的变化，为其以后顺应形势的发展，进而领导锡尼河事件提供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二、锡尼河事件
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对日本国宣战。9日凌晨，苏联红军飞机开始轰炸海拉尔的日伪军军事设施，并向边界一侧的日军守备队发动进攻。上午9时许，驻海拉尔地区日军司令野村登龟江少将派参谋到军管区司令部，在说明苏军进攻情况后，命令第十军管区所属部队当日向第一、二防区——大兴安岭南麓一带出发，抵达后固守阵地，阻止苏军前进，不得已时向扎兰屯逐次撤退。当日下午5时，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率司令部及部分部队抵达南屯，与那里的骑兵50团、51团留守部队会合。撤离海拉尔时，按日军司令官的命令，郭文林下令烧毁司令部的20余所房屋和百余间的物资武器仓库、营房，以及大批文件、档案等。
10日凌晨两点，郭文林率领所属部队500多人由南屯出发，出发时，又烧毁那里的兵营、仓库和军官宿舍。当日上午，部队抵达锡尼河地区休息。还在部队行军途中和抵达锡尼河地区后，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④商议目前的形势，感到再继续追随日本军国主义肯定没有好下场，唯一的出路就是趁此机会，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然后向苏军投诚。此事决定下来以后，遂由正珠尔扎布找一些可靠的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具体行动方案，决定首先把非武装人员、病患者(包括日本人)送到后方扎兰屯；其次，力争全部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而后投降苏军，行动时间定在8月11日上午。
部队在锡尼河休息时，司令部内的日本军官反对郭文林和正珠尔扎布下达的“就地构筑工事，整顿待命”的命令，要求部队火速进入防区，阻击苏军。正在此时，苏联飞机空投传单，号召伪满官兵认清形势，消灭日本侵略军，向苏军投诚。苏军传单在部队内引起很大震动，亦坚定了郭、正两人率部起义的决心与信心。为慎重起见，10日晚再次召集军官会议，决定在第二天早晨部队行动时，由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发出信号后一起动手。
8月11日早晨，全军向兴安岭进发(实际上这是计划的一部分，用以迷惑日本军官)，日本军官则毫无警惕地骑着马走在部队中间。当部队行至锡尼河庙东面不远的地方时，由正珠尔扎布发出“军队向后退”的命令和连长玛格斯尔连放3枪以后，部队内知情的官兵开始动手消灭日本军官。经过几十分钟激战，除跑掉几人外，共有20多名日本军官和军士被打死。据正珠尔扎布在1954年9月的一份交待材料中称，这些被打死的日本军官有：高级副官南作太郎中校、参谋处富泽吉沿上尉、副官川龙上尉、军需处长官岛中校、军需处小和口信中尉、军需佐藤稔中尉、军需佐藤中尉、兽医处大井敏中校、松本少校、辎重队长酒井顺平中校、炮兵营长大岛少校、炮兵营连长工泽上尉、炮兵营某少尉、通讯队长森三次少校、骑兵第50团副平泽保少校(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骑兵第51团副伊势荣作少校、兽医冈田中尉(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兽医森村中尉、辎重连长山本上尉、宪兵团长内泽伊中校、宪兵平井上尉、宪兵某中尉和通讯队军属三、四名、副官处军属两名等。
应该说，这一事件的策划是比较周密的，起事也完全获得了成功，从而为呼伦贝尔现代史留下了极为光辉和有深远影响的一页。
事后，全军将士将伪满军的帽徽肩章全部摘下，部队改称为“兴蒙汉第一军”。同时，请当时的索伦旗旗长色仁⑤(布里亚特蒙古族，郭文林的俄语老师)做特使，携带由正珠尔扎布口述、色仁执笔的俄文投诚书，向苏军接洽投诚事宜。鉴于海拉尔方向尚有日本军队，遂决定向乌兰哈热嘎那(今鄂温克旗南部)苏军投诚。12日，根据事先约定，全军渡过伊敏河，在指定地点放下武器，正式向苏军投诚。随后，郭、正两人和郭的副官鄂信台被苏军送往后方指挥部。13日，苏军飞机空投印有郭、正两人照片的《郭文林、正珠尔扎布劝降伪军将士通告书》，号召第十军管区其他部队放下武器，向苏军投诚。正是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在南线红花尔基修筑工事的骑兵50团700余人、在北线哈克一带构筑工事的骑兵51团400余人，在金永福、郭美郎上校团长的带领下，分别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于8月15日前后分别向苏军投诚。此后，苏军将第十军管区的部队收容在蒙古境内，由于管理不善和疾病流行，有不少人死于收容之中。一个多月以后，苏军将所剩人员全部遣回海拉尔原日军兵营内，修筑苏军烈士纪念塔，完工后经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请求，于1946年初全部释放回家(笔者的父亲额尔敦巴图，时任中尉排长，当时即在哈克一带，亲眼目睹了打死日本人的一幕，亦参加了修筑纪念塔工程)。
三、锡尼河事件的影响、意义
如前所述，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和发动锡尼河事件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日本关东军一系列的倒行逆施而引发的民族意识觉醒，又有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促使其猛醒而有此一举。当然，这里有“被迫”的性质，如果没有苏联对日本宣战，没有苏联红军的全面进攻，他们或许不会发动锡尼河事件，至少不会在8月11日起事。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在当时——8月10日，苏联红军还没有对郭、正两人领导的部队形成军事压力，他们之间还没有发生冲突或战斗。他们是在得知苏联已对日本宣战，在南下途中认识到日本已无可避免地战败、再继续追随下去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决定打死日本军官向苏军投诚的。在这点上说，他们还是能认清形势的，能够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走上光明之路，这点我们是应该肯定的。由郭、正两人率部起义，我们还可以想到，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后期，许多国民党军队不正是迫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而不得不投诚的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无论是主动也好，被迫也好，锡尼河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是自1932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呼伦贝尔地区以后，第一起由少数民族领导和发动、主要由少数民族士兵参加的自上而下的武装起义，且是成建制的部队参加(这远比同日发生在葛根庙8·11起义规模大的多，其领导人级别之高、参与士兵之广、打死日本军官之多，都是葛根庙起义无法相比的)，这在当时内蒙古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其意义不可低估。
其二，由于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的投诚，加速了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崩溃，加速了苏联红军解放呼伦贝尔、进而解放我国东北地区的进程。
其三，由于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迅速起义投诚，从而避免了一场与苏联红军抗衡的流血战争，也使大批少数民族士兵避免了在无谓的抵抗中充当炮灰的下场，并使自己获得了一条出路。
其四，第十军管区起义投诚的部队在被苏军收容期间，由于苏、蒙方人员的教育与开导，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因而在被释放以后，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参加内蒙古自治军，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锡尼河事件我们是应该肯定的，尽管其动机可能“不纯”，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如果说1932年10月苏炳文⑥在海拉尔率部誓师抗日，打响了呼伦贝尔地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那么，1945年8月，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顺应历史潮流，率部起义，则为呼伦贝尔地区反对外来侵略者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郭、正两人率部在锡尼河地区的壮举，将在呼伦贝尔地区各族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将在呼伦贝尔的现代史上，永远留下光辉的一页。
四、由锡尼河事件引发的思考
郭文林、正珠尔扎布率部投诚以后，苏军先是将他们带往蒙古的塔木斯克布勒嘎收容，后将其与溥仪等伪满重要官员和日军高级将领关押在苏联哈布茹斯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方于1950年7月将溥仪、郭文林在内的前伪满重要官员由绥芬河口岸移交给中国，并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郭文林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他先是在呼和浩特长子家中居住，后安置到玉泉区废品收购站、木器厂工作。由于年龄的关系，子女劝他不要再工作，他说我还得干，还要接受劳动改造(每月有40多元的收入)。当他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民证时，很激动，说自己重新做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他身份特殊，有关方面出面保护，未受到冲击。1969年9月5日，郭文林因患脑溢血，猝死于呼和浩特医院，终年63岁。一代伪满洲国的中将司令官就这样默默走完了自己最后10年的人生之路。是悲剧还是别的什么?我以为，在其最后10年，甚至再向前延伸十几年，在总共2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总让人感觉到他的后半生带有苦涩味，读来感到不顺畅。同时，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若干思考：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宣判定为战争罪犯的，特别是少数民族战争罪犯，在内蒙古自治区仅有几人。前文提到的正珠尔扎布是其一，其二为正的兄长甘珠尔扎布，郭文林是第三位。以民族而论，前两人为蒙古族，郭是达斡尔族，亦是达斡尔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战争罪犯。
第二、在国家先后几批特赦的国民党将军战争罪犯，多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战场上被俘的，作为战犯——改造10年或10多年，那是应该的，理应如此。郭文林不是被俘的，而是率部反正以后被拘押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率部向中共武装投诚，那时这里还没中共的组织，也没有它所领导的武装力量——那都是近一年以后的事。他只能率部向苏军投诚，难道是投错了门?
第三、195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曾派专人到海拉尔，以了解郭、正两人供述的于日本投降前投降苏军的真实情况。尽管在结论中称郭、正两人率部投诚“具有被迫性质，在投降前是另有打算的，在其到外蒙的企图不能实现后才不得已投降了苏军”，但仍认为“二犯于日本投降前率队投降苏军是肯定的”。既然主要事实是肯定的，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当做战犯?或许他们的这一举动不足以弥补、减轻他们在过去十几年犯下的罪过，因而在量刑时不予考虑。或许这件事还不算大，还不到认真考虑的程度，因而在量刑时“疏忽”过去。显然，在肯定这一事件与认定战犯之间有着某种差异，这是比较少见的，是特殊的个例。
第四、如果说上述三点还可以忽略过去的话，那么，这第四点则实在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在笔者目前所见的图书史册（指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者）中，无一提到锡尼河事件，也很少有人去谈论它。外界不了解倒也罢了，可悲的是我们自己、呼伦贝尔，也是一问很多人不知道，这难道不是一个遗憾吗？适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锡尼河事件60周年，我们有责任、有必要去纪念这一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深入发掘相关资料，促进对呼伦贝尔现代史的研究。
郭文林或许是个悲剧式的人物，由他，我们还想到了苏炳文，他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也遭到了厄运。但是，他们俩人所领导和发动的海满抗战、锡尼河事件，却是惊天动地、意义深远的。
注释：
①赵仲仁，曾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兼交涉员、呼伦贝尔道尹。日本侵占黑龙江省后，沦落为汉轩。后因与同为汉奸的程志远（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有隙，为其所杀。
②寺田利光（1884~1937），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选送东京外语大学学习。曾长期在呼伦贝尔从事特务活动。日本侵占呼伦贝尔地区后，任兴安北省警备军顾问，大佐军衔。
③凌升（1886~1936），字云志，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曾任额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兴安北省省长。因对日本统治不满，遂于1936年4月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罪名杀害于长春。
④正珠尔扎布（1906~1968），又名韩信宝、韩绍德，蒙古族，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其父巴布扎布，曾从事“满蒙独立”活动，后被打死。正珠尔扎布曾赴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37年后任伪满骑兵上校、兴安军管区上校参谋长等职。1943年3月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50年与郭文林等一起由苏联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特赦，安置在海拉尔苗圃工作，1968年2月自缢身亡。
⑤色仁（1897~1953），布里亚特蒙古族。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随同全家迁居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曾任额尔古纳左翼旗、索伦旗旗长、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政务处处长等职。
⑥苏炳文（1882~1975），字翰章，辽宁省新民县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历任东北军上校参谋长、团长、少将旅长、师长、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步兵15旅中将旅长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哈满护路军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一、郭文林其人其事
郭文林，别名彬儒，原名色尔曾格，达斡尔族，郭布勒哈拉，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其父、伯父均在当时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中任职。青少年时代，郭文林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于1914年、1920年入海拉尔蒙旗两级学校、蒙旗中学学习，1922～1926年就读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赴北平蒙藏学校学习。1928年，经呼伦道尹赵仲仁①和日本陆军步兵少佐寺田利光②的介绍，东渡日本，先是在东京善邻学僚学习日语，后于次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0月又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学习，直至1931年7月毕业回家。“9·18”事变后，郭文林一度参与蒙古自治运动(主要是招募少数民族青年到日本军队受训，约5个月)。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后，郭文林追随凌升③参与“满洲国”的“建国”活动，并经伪满兴安北分省省长凌升的推荐，被委任为骑兵上校、伪满执政府侍卫官兼护军统领，后以护军统领任禁卫步兵团团长，主要负责“执政府”的警备、警卫任务。
正当郭文林感到踌躇满志的时候，1936年4月，兴安北省省长凌升等4人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的罪名杀害，一大批人受到株连，郭文林的父亲、伯父也被罢官免职，不久先后离开人世。郭文林是凌升的近亲，又曾被推荐任军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对他进行了多次“讯问”，原拟定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的机会因此被取销。因没有证据和出于统治的需要，只好解除对他的怀疑。这一期间，郭文林于1935年10月至1936年10月人奉天伪满陆军训练专科班学习，结业后任伪满宫内府上校侍从武官。凌升事件对郭文林是有影响的，他不相信日本特务机关强加给凌升等人的罪名，也为自己所受到的“讯问”不满，但这只能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1938年9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次年晋衔少将。其间，郭文林以军管区参谋长身份，负责对到华北参加“讨伐”的甘珠支队的后方勤务事宜；“诺门罕”事件爆发后，先后负责编成乌尔部队、野村部队，赴中蒙边境，同时担任参加诺门罕作战的伪满兴安军后方勤务，并于事件之后“统裁”在诺门罕取得的教训和作战经验，研究对苏作战。当然，这一事件也使他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在利用少数民族士兵充当炮灰，与“外蒙古”士兵互相残杀，对他内心深处是有所触动的。
1940年2月，伪满治安部改编兴安军和撤销兴安军管区，郭文林以伪满兴安军管区参谋长转任伪满第二师师长(第二师直属伪满第九军管区)。次年3月，升任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通辽)，1942年8月又代行防卫司令官职务。这一期间，出于军事行动和治安部的命令，在军管区内开始修筑公路、架设桥梁，新设粮秣囤集所，加强搜收武器弹药。这一命令的强制实施，使大批居住国境附近的老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适值冬季，又使许多百姓因饥饿寒冷而在半途中死亡，就是侥幸抵达指定地点后，又因为无住房而不得不挖洞居窑过冬。据郭文林自己的交待，“那年冬季在围场附近猖狂的流行了百斯笃，而死去了一百余名”。
1943年3月，郭文林调任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校址设今兴安盟乌兰浩特)。1944年12月，晋级中将军衔，升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司令部驻海拉尔)。军管区下辖骑兵47团、48团和炮兵营(均驻南屯——今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辎重营、通讯队、汽车班、陆军看守所、军事部海拉尔病院，司令部的编成包括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兵器处、兽医处、军医处等，各处处长均由日本校级军官担任，全军管区共约2000余人。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侵略军已有穷途末路之感，难逃失败的厄运。郭文林上任后，即按伪满军事部的部署，命令所属部队分别到即设防线构筑工事，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发生。
综上所述，郭文林在东北沦陷时期为伪满洲国的统治、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是卖力的，是为他们所信任的。正因为如此，其职务与军衔不断上升，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由一名军校学生升至中将司令官，被委以重任。然而，还有另一面。如前所述，1936年4月的凌升事件，1939年夏季的诺门罕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不断战败和德国的投降，这些不能不对他有所触动，不能不使他认识到日本统治的残暴，不能不认识到伪满洲国统治的垮台和日本军国主义难逃失败的下场。而这些内心深处的变化，为其以后顺应形势的发展，进而领导锡尼河事件提供了思想方面的准备。
二、锡尼河事件
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对日本国宣战。9日凌晨，苏联红军飞机开始轰炸海拉尔的日伪军军事设施，并向边界一侧的日军守备队发动进攻。上午9时许，驻海拉尔地区日军司令野村登龟江少将派参谋到军管区司令部，在说明苏军进攻情况后，命令第十军管区所属部队当日向第一、二防区——大兴安岭南麓一带出发，抵达后固守阵地，阻止苏军前进，不得已时向扎兰屯逐次撤退。当日下午5时，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率司令部及部分部队抵达南屯，与那里的骑兵50团、51团留守部队会合。撤离海拉尔时，按日军司令官的命令，郭文林下令烧毁司令部的20余所房屋和百余间的物资武器仓库、营房，以及大批文件、档案等。
10日凌晨两点，郭文林率领所属部队500多人由南屯出发，出发时，又烧毁那里的兵营、仓库和军官宿舍。当日上午，部队抵达锡尼河地区休息。还在部队行军途中和抵达锡尼河地区后，郭文林与参谋长正珠尔扎布④商议目前的形势，感到再继续追随日本军国主义肯定没有好下场，唯一的出路就是趁此机会，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然后向苏军投诚。此事决定下来以后，遂由正珠尔扎布找一些可靠的蒙古族军官秘密商议具体行动方案，决定首先把非武装人员、病患者(包括日本人)送到后方扎兰屯；其次，力争全部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而后投降苏军，行动时间定在8月11日上午。
部队在锡尼河休息时，司令部内的日本军官反对郭文林和正珠尔扎布下达的“就地构筑工事，整顿待命”的命令，要求部队火速进入防区，阻击苏军。正在此时，苏联飞机空投传单，号召伪满官兵认清形势，消灭日本侵略军，向苏军投诚。苏军传单在部队内引起很大震动，亦坚定了郭、正两人率部起义的决心与信心。为慎重起见，10日晚再次召集军官会议，决定在第二天早晨部队行动时，由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发出信号后一起动手。
8月11日早晨，全军向兴安岭进发(实际上这是计划的一部分，用以迷惑日本军官)，日本军官则毫无警惕地骑着马走在部队中间。当部队行至锡尼河庙东面不远的地方时，由正珠尔扎布发出“军队向后退”的命令和连长玛格斯尔连放3枪以后，部队内知情的官兵开始动手消灭日本军官。经过几十分钟激战，除跑掉几人外，共有20多名日本军官和军士被打死。据正珠尔扎布在1954年9月的一份交待材料中称，这些被打死的日本军官有：高级副官南作太郎中校、参谋处富泽吉沿上尉、副官川龙上尉、军需处长官岛中校、军需处小和口信中尉、军需佐藤稔中尉、军需佐藤中尉、兽医处大井敏中校、松本少校、辎重队长酒井顺平中校、炮兵营长大岛少校、炮兵营连长工泽上尉、炮兵营某少尉、通讯队长森三次少校、骑兵第50团副平泽保少校(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骑兵第51团副伊势荣作少校、兽医冈田中尉(在苏联听说跑出去了)、兽医森村中尉、辎重连长山本上尉、宪兵团长内泽伊中校、宪兵平井上尉、宪兵某中尉和通讯队军属三、四名、副官处军属两名等。
应该说，这一事件的策划是比较周密的，起事也完全获得了成功，从而为呼伦贝尔现代史留下了极为光辉和有深远影响的一页。
事后，全军将士将伪满军的帽徽肩章全部摘下，部队改称为“兴蒙汉第一军”。同时，请当时的索伦旗旗长色仁⑤(布里亚特蒙古族，郭文林的俄语老师)做特使，携带由正珠尔扎布口述、色仁执笔的俄文投诚书，向苏军接洽投诚事宜。鉴于海拉尔方向尚有日本军队，遂决定向乌兰哈热嘎那(今鄂温克旗南部)苏军投诚。12日，根据事先约定，全军渡过伊敏河，在指定地点放下武器，正式向苏军投诚。随后，郭、正两人和郭的副官鄂信台被苏军送往后方指挥部。13日，苏军飞机空投印有郭、正两人照片的《郭文林、正珠尔扎布劝降伪军将士通告书》，号召第十军管区其他部队放下武器，向苏军投诚。正是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在南线红花尔基修筑工事的骑兵50团700余人、在北线哈克一带构筑工事的骑兵51团400余人，在金永福、郭美郎上校团长的带领下，分别打死部队内的日本军官，于8月15日前后分别向苏军投诚。此后，苏军将第十军管区的部队收容在蒙古境内，由于管理不善和疾病流行，有不少人死于收容之中。一个多月以后，苏军将所剩人员全部遣回海拉尔原日军兵营内，修筑苏军烈士纪念塔，完工后经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请求，于1946年初全部释放回家(笔者的父亲额尔敦巴图，时任中尉排长，当时即在哈克一带，亲眼目睹了打死日本人的一幕，亦参加了修筑纪念塔工程)。
三、锡尼河事件的影响、意义
如前所述，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和发动锡尼河事件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日本关东军一系列的倒行逆施而引发的民族意识觉醒，又有形势出人意料的发展促使其猛醒而有此一举。当然，这里有“被迫”的性质，如果没有苏联对日本宣战，没有苏联红军的全面进攻，他们或许不会发动锡尼河事件，至少不会在8月11日起事。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在当时——8月10日，苏联红军还没有对郭、正两人领导的部队形成军事压力，他们之间还没有发生冲突或战斗。他们是在得知苏联已对日本宣战，在南下途中认识到日本已无可避免地战败、再继续追随下去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决定打死日本军官向苏军投诚的。在这点上说，他们还是能认清形势的，能够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走上光明之路，这点我们是应该肯定的。由郭、正两人率部起义，我们还可以想到，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后期，许多国民党军队不正是迫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而不得不投诚的吗?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所以，无论是主动也好，被迫也好，锡尼河事件在当时的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是自1932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呼伦贝尔地区以后，第一起由少数民族领导和发动、主要由少数民族士兵参加的自上而下的武装起义，且是成建制的部队参加(这远比同日发生在葛根庙8·11起义规模大的多，其领导人级别之高、参与士兵之广、打死日本军官之多，都是葛根庙起义无法相比的)，这在当时内蒙古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其意义不可低估。
其二，由于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领导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的投诚，加速了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崩溃，加速了苏联红军解放呼伦贝尔、进而解放我国东北地区的进程。
其三，由于第十军管区主力部队迅速起义投诚，从而避免了一场与苏联红军抗衡的流血战争，也使大批少数民族士兵避免了在无谓的抵抗中充当炮灰的下场，并使自己获得了一条出路。
其四，第十军管区起义投诚的部队在被苏军收容期间，由于苏、蒙方人员的教育与开导，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因而在被释放以后，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参加内蒙古自治军，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之，锡尼河事件我们是应该肯定的，尽管其动机可能“不纯”，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却是不可低估的。如果说1932年10月苏炳文⑥在海拉尔率部誓师抗日，打响了呼伦贝尔地区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那么，1945年8月，郭文林、正珠尔扎布顺应历史潮流，率部起义，则为呼伦贝尔地区反对外来侵略者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郭、正两人率部在锡尼河地区的壮举，将在呼伦贝尔地区各族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将在呼伦贝尔的现代史上，永远留下光辉的一页。
四、由锡尼河事件引发的思考
郭文林、正珠尔扎布率部投诚以后，苏军先是将他们带往蒙古的塔木斯克布勒嘎收容，后将其与溥仪等伪满重要官员和日军高级将领关押在苏联哈布茹斯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方于1950年7月将溥仪、郭文林在内的前伪满重要官员由绥芬河口岸移交给中国，并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郭文林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他先是在呼和浩特长子家中居住，后安置到玉泉区废品收购站、木器厂工作。由于年龄的关系，子女劝他不要再工作，他说我还得干，还要接受劳动改造(每月有40多元的收入)。当他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民证时，很激动，说自己重新做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他身份特殊，有关方面出面保护，未受到冲击。1969年9月5日，郭文林因患脑溢血，猝死于呼和浩特医院，终年63岁。一代伪满洲国的中将司令官就这样默默走完了自己最后10年的人生之路。是悲剧还是别的什么?我以为，在其最后10年，甚至再向前延伸十几年，在总共20多年的人生道路上，总让人感觉到他的后半生带有苦涩味，读来感到不顺畅。同时，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若干思考：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国家宣判定为战争罪犯的，特别是少数民族战争罪犯，在内蒙古自治区仅有几人。前文提到的正珠尔扎布是其一，其二为正的兄长甘珠尔扎布，郭文林是第三位。以民族而论，前两人为蒙古族，郭是达斡尔族，亦是达斡尔族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战争罪犯。
第二、在国家先后几批特赦的国民党将军战争罪犯，多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战场上被俘的，作为战犯——改造10年或10多年，那是应该的，理应如此。郭文林不是被俘的，而是率部反正以后被拘押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率部向中共武装投诚，那时这里还没中共的组织，也没有它所领导的武装力量——那都是近一年以后的事。他只能率部向苏军投诚，难道是投错了门?
第三、195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曾派专人到海拉尔，以了解郭、正两人供述的于日本投降前投降苏军的真实情况。尽管在结论中称郭、正两人率部投诚“具有被迫性质，在投降前是另有打算的，在其到外蒙的企图不能实现后才不得已投降了苏军”，但仍认为“二犯于日本投降前率队投降苏军是肯定的”。既然主要事实是肯定的，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当做战犯?或许他们的这一举动不足以弥补、减轻他们在过去十几年犯下的罪过，因而在量刑时不予考虑。或许这件事还不算大，还不到认真考虑的程度，因而在量刑时“疏忽”过去。显然，在肯定这一事件与认定战犯之间有着某种差异，这是比较少见的，是特殊的个例。
第四、如果说上述三点还可以忽略过去的话，那么，这第四点则实在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在笔者目前所见的图书史册（指正式公开出版发行者）中，无一提到锡尼河事件，也很少有人去谈论它。外界不了解倒也罢了，可悲的是我们自己、呼伦贝尔，也是一问很多人不知道，这难道不是一个遗憾吗？适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锡尼河事件60周年，我们有责任、有必要去纪念这一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深入发掘相关资料，促进对呼伦贝尔现代史的研究。
郭文林或许是个悲剧式的人物，由他，我们还想到了苏炳文，他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也遭到了厄运。但是，他们俩人所领导和发动的海满抗战、锡尼河事件，却是惊天动地、意义深远的。
注释：
①赵仲仁，曾任呼伦贝尔善后督办兼交涉员、呼伦贝尔道尹。日本侵占黑龙江省后，沦落为汉轩。后因与同为汉奸的程志远（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有隙，为其所杀。
②寺田利光（1884~1937），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选送东京外语大学学习。曾长期在呼伦贝尔从事特务活动。日本侵占呼伦贝尔地区后，任兴安北省警备军顾问，大佐军衔。
③凌升（1886~1936），字云志，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今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曾任额鲁特旗总管、署理索伦右翼总管等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任兴安北省省长。因对日本统治不满，遂于1936年4月被日本关东军以“通蒙通苏”罪名杀害于长春。
④正珠尔扎布（1906~1968），又名韩信宝、韩绍德，蒙古族，原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人。其父巴布扎布，曾从事“满蒙独立”活动，后被打死。正珠尔扎布曾赴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1937年后任伪满骑兵上校、兴安军管区上校参谋长等职。1943年3月任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50年与郭文林等一起由苏联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特赦，安置在海拉尔苗圃工作，1968年2月自缢身亡。
⑤色仁（1897~1953），布里亚特蒙古族。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随同全家迁居呼伦贝尔锡尼河地区。曾任额尔古纳左翼旗、索伦旗旗长、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政务处处长等职。
⑥苏炳文（1882~1975），字翰章，辽宁省新民县人。1914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历任东北军上校参谋长、团长、少将旅长、师长、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步兵15旅中将旅长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哈满护路军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满洲国蒙民厚生会和蒙民裕生会的成立
1939年夏，在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皇宫举行了一个东北地区蒙古各旗王公向溥仪“皇帝”“土地奉上”仪式，表达各旗王公从此放弃土地所有权，实现土地国有化。
做为“土地奉上”的补偿，决定每年拨给一笔款用于各旗蒙古人的文化教育事业，增设中等学校为主，扩建小学，增派留日本学生。为掌握使用这一笔款组织实施上述工作，按当时行政区划隶属关系，分别成立了财团法人蒙民厚生会和蒙民裕生会。
蒙民厚生会，除负责管理伪兴安总省各旗事务外，郭尔罗斯前旗、郭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伊克明安旗等所谓“省外四旗”亦在其管理之列。其组织，设有理事会，理事长由省长担任，理事由教育厅长等有关官员组成，设一名专务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专务理事玛尼巴达喇，汉名玛鸣洲，系原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人，北京俄文专科学校毕业，为人精明强干，下设有部、课、股。会址，设于今乌兰浩特。
蒙民裕生会，负责管理伪锦州省所辖吐默特右旗（今辽宁省朝阳、北票地区）、吐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彰武县；伪热河省所辖喀喇沁右旗（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喀喇沁中旗（今宁城县）、喀喇沁左旗（今辽宁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该会除在各旗设有支部外，有三四名专职官员掌理日常工作。上层没设专门机构，在伪国务院兴安总局内设一名专职参事官，下有若干名官员，专掌此项工作。伪锦州、热河二省教育厅内也各设一名专职参事官和若干名官员主持该会日常工作。兴安总局的参事官为吴椿令，为喀喇沁旗人。热河省教育厅参事官为笃多博，今喀喇沁旗人。锦州省教育厅参事官初任为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末任王爷云丹桑布，后任白秀堂，今辽宁省彰武县人。
“土地奉上”的政治经济背景
日本在东部蒙古的活动由来已久，而且手段是多样的。其中最普遍方式是“商租地”。什么是“商租地”？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通过《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即民四条约）强行夺取了商租权，即“日本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场]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所需用地亩。”实际上，在这项不平等条约之前，日本人已经在东北取得大量土地权利，这称之为旧商租。“民四条约”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土地的行径日益猖狂。1915年东北地方政权制订了《商租地亩须知》，其中规定：“租地不含典押、买卖之意义，仅具有收益、使用两种权利；土地之所有权仍归地主，承租人不得享有”；“期限任人民自订；以三十年为极限，满期后地主如不愿继续商租，可自由停租。”
日本的侵略活动已逐渐扩展向蒙古地方，但鉴于它在这地区的根基还比较薄弱，而且绝大部分蒙地都控制在王公贵族手中，攫取土地多半采取合办形式，即收罗、勾结蒙族上层建立合办农场，霸占土地。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上述“民四条约”中定有“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的条款。这种“合办农业”，与其说是举办农业，莫不如说是以“合办”形式攫取土地。例如蒙古产业公司的举办，就是日本侵略势力以“合办”形势攫取土地的典型。1919年12月，日本资本家荒井泰治与巴林右旗札萨克签订贷款合同，札萨克以二万一千町步（每町步等于0.99174公顷）的土地抵充十五万元现款，投资设立蒙古产业公司。荒井通过该公司又于高尔齐、林西、黑山头收买出放土地四百七十町步。1922年5月，东亚劝业公司承受了荒井泰治的权利。同年6月，东亚劝业公司扩大掠夺范围，又通过札萨克亲王取得毗邻的七千零二十町步土地的永租权。为此而签订的契约规定：（一）不经日方同意，不得将土地开放、转让、商租或抵押给第三者。（二）在使用地区内，按照蒙古的习惯，向王府缴纳一定数量的土地税。前项规定说明，形式上获得的是永租权，实质上是所有权。后项规定是为扩大土地权利创造条件。可见，蒙古产业公司是以“合办”形式掠夺土地的最多的单位，但只是个实例，而不是全部，以类似形式日本人侵占蒙古地方土地的不少，不过其规模没有这么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势力通过各种形式，特别是利用“商租”形式进行采矿，办“开拓团”攫取土地进行移民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但“民四条约”、“蒙古习惯”多多少少对他们肆无忌惮地攫取土地构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不履行条约不尊重习惯，从地理位置上“后院起火”更麻烦。“土地奉上”实现土地国有化，其根本目的是为其日本侵略势力攫取更多蒙古地方土地创造有利条件。
“土地奉上”，附带之也解决了毗邻地区间，历史遗留的“蒙古习惯”造成的蒙汉民族矛盾。“蒙古习惯”又是怎么来的？
蒙古地方，原为游牧地，汉人称为荒地，汉族进入东北蒙古地开荒种植农作物，侵占蒙古人的土地，变牧地为农地，其形式有三种。
一种形式是与其周边满汉官员勾结强行占地。《蒙古游牧记》卷一《郭尔罗斯》载：“长春厅之西，嘉庆五年（1800年）奏准，郭尔罗斯堡地方民人开垦地亩设立理事通判一员，巡一员，办理刑钱事务。其收取租息令蒙古自行收取，无庸官为。经理惟除现在熟地二十六万五千六百四十八亩外，不准多垦一亩。现在居民二千三百三十户外，不准增居一户。“御旨”是嘉庆皇帝下的“不准多垦一亩”、“不准增居一户”令。看看照办了没有？
该记又载：（嘉庆）十七年（1812年）又定郭尔罗斯开垦地亩流民增至七千余口之多，除现在准其居住者外，责成各边门守卡官兵严行查禁。理藩院则例载，长春堡已垦地亩，东自穆升河起，西至巴彦济鲁克山，广二百三十里。南自吉林伊通边门，北至季家窝堡止，纵百八十里。拟定界限，起立封堆。
十二年后，“流民增至七千余口之多”，占地已“广二百三十里”、“纵百八十里”，“定界限，起立封堆”，设县的雏型已现。这是满汉官员勾结怂恿汉族流民涌入蒙古地方强占土地，从中收益的结果。
其第二种形式，为满足蒙古王公奢华腐败生活自愿出卖土地。
《蒙古游牧记》卷一《科尔沁部·左翼后旗》载：牧地。嘉庆十七年，定科尔沁左翼后旗昌图额尔克地方，西自辽河起，东至苏巴尔汉河止，百二十里，准其招民开垦。多年征收租息尝给郡王一半，余照郭尔罗斯种地之例，合计该旗台吉、官员、兵丁户数均匀尝给。又东至吉林边栅，西至辽河百余里，南至威远堡边壕，北至白塔水河，二三十里、四五十里不等。设理事通判一员，办理农民一切事件。又道光十二年清查科尔沁郡王开种库都力荒地，东至硕勒合硕，西至姑奈经勒克，南至昌图，北至库都力甸子，原招民千七百余户，准其一体种地输租，各立封堆就近山岗，随时加高培厚，种成树木，以为表识。界内蒙古村屯五十六处，各按户口多寡，酌留界地二三里或六七里，作为蒙古牧放种植之所。
第三种形式是以屯垦形式军事强占。
1925年1月上旬，段其瑞中央政府任命张作霖为督办东北边防屯垦司令。张作霖又任命邹作华为屯垦司令。邹作华苦心筹划设计出了一个兴安屯垦区。这个屯垦区占蒙地不仅使开垦引向了东部蒙古北段，其占地面积之大更是空前的。
《甲种中华析类分图》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该图说明载：
“兴安系屯垦特别区域，东西广约八百里，南北长约六百里，由辽江二省，及东蒙各划一区域而成。除洮南县外，大都未经开放，即已开放地，亦以农民稀少，大都未经垦熟。自屯公署（驻洮安）成立后，对于已开放未垦各地，订定专章，积极催垦；对于未开放各地，先行派员勘丈，分等出放。现在随丈随放，领垦者极为踊跃。据查丈出之地，现计三千余方（一方即一方里），放出者已达二千余方。
该处屯垦，分军垦民垦两种：民垦系故荒招佃，督促民人，自动开垦；军垦系则除边防三团，作为屯垦军，划分地段，自行开垦外，又将编余军官组织成队，给地承垦。
查洮（安）索（伦）线农业上之势力范围，在兴安岭以东，如洮南县、洮安县以及札萨克图王府（今乌兰浩特）、苏鄂公府（今乌兰浩特市北巴公府，清代科尔沁右翼后旗札萨克驻地）、札赉特旗王府（位今黑龙江省镇赉县白音查干）、索伦（位今兴安盟阿尔山市）等各处。
随着牧地开垦汉民的大量涌入，由南向北，管理汉民的县也步步向此增设起来。甚至有的王府自身也保不住了，不得不北移。扎赉特旗王府即如此。科尔沁左翼后旗历代王坟今位辽宁省法库县境亦即此因。
无论以何种形式出放开垦土地都要按“蒙古习惯”缴纳不等数额的土地租息的。王公们每到秋收完后，派人去收租息，土地出垦多的，在当地还曾设过地租局。科尔沁左翼中旗就在昌图、开源（今郑家屯）有地租局。这些地方设县后，县里要收税，蒙古王公们要地租，农民的负担加重，县的收入也减少了。农民抗地租的情绪越来越高涨，县里也支持农民抗租，有时矛盾竞达到旗县间打官司程度。“土地奉上”，土地国有化，矛盾也得到解决了。
“土地奉上”，为其代价每年由伪满洲国政府拨一笔款给蒙古地方。“羊毛出在羊身上”，以压榨东北人民而得来的，按蒙古人的俗话说就是“割下他的耳杂往他咀里塞”，日本人自己分文不出，但为其侵略势力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蒙古地方赢得了创办工农业占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时期，所有一切举措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其利益所用为目的的。
兴办文化教育的目的
日本侵略势力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开办工农业占地的障碍，“商租”、“蒙古习惯”都废除了。开办工农业除资金、设备外，需要劳动力，劳动力的素质越高，设备的能力发挥的越高，产量也就越多，产品质量也就越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欲望催使下，扩张野心日益膨胀，在不断扩大军队，这样，其国内劳动力日显紧张，“就地取才”，即可解决这个问题又可以安抚人心，以防“后院起火”。“土地奉上”后拨一笔款兴办文化教育之根本目的在此。
“知识就是力量”。主办文化教育事业的蒙古人中有识之士也都懂得，我们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被侵略，根本原因系文化科学落后，蒙古族之落后也在此，所以积极投入了这项事业中。学者则知识愈多，视野愈加开阔，站的愈高看的愈远，思想境界在提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愈加增强。这些人在当时严密统治下处于铁窗生活中，表面上不得不充作“良民”，内心中的怒火则愈燃愈烈，在等待时机的到来。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帝国宣战进军东北，8月11日兴安军官学校师生杀死日本军官宣布起义，投奔苏联红军。不久，因日本人逃跑时撒下的鼠疫菌苗发作而发生鼠疫，学医的学生则加入苏军医疗队奔波在防治第一线，其它滞留在乌兰浩特的各校学生则组织起来维持社会秩序工作，有更多的活跃在各地做革命的宣传工作。心中的怒火汹汹燃起来了。
“两会”办的学校
蒙民厚生会办的学校有：
一、大专学校
兴安医学院，校址在今乌兰浩特。
二、中学
1、育成学院，四年制，校址在今乌兰浩特。
2、兴安总省立开鲁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四年制。
3、王爷庙师道学校，只设特修科，二年制，校址今乌兰浩特。
三、职业学校
1、大板畜产学校，二年制，校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
2、伊胡塔产业技术学校，二年制。位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
3、长春蒙古实务学院，二年制。
4、王爷庙蒙民习艺所（亦称实务学院），二年制，校址今乌兰浩特。
5、满洲里蒙民习艺所，二年制。
此外，还办过几批助产士训练班。
蒙民裕生会所创办学校有：
1、锦州省立东吐默特国民高等学校。校址在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
2、国立赤峰师道学校。设本科，五年制；设特修科，二年制。
3、热河省立毓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校址，位今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
4、锦州省立西吐默特国民高等学校。校址，位今辽宁省朝阳市。
“两会”除新办上述学校外，对原有的中学学生和在各大学读书的学生都给予一定的资助，对各地小学进行了扩建增加招生名额，各旗也派出了人数不多的学生到日本留学。派出巴都是中专生，如农业学校或师范学校为多。
“两会”成立前已有的中学以上学校
为使人们了解日伪统治时期内蒙古东部中等以上学校的设置情况，现将“两会”成立的中等以上学校和职业学校做介绍外，再将“两会”成立前已有的中等以上学校介绍如下：
1、陆军兴安军官学校。投少年科（四年制）、预科（二年制）、本科（二年制），校址今乌兰浩特。
2、国立兴安学院，五年制中学，校址今乌兰浩特。
3、国立札兰屯师道学校，本科五年制，特修科二年制。
4、兴安总省立札兰屯国民高等学校。
上述札兰屯两个学校系挂两个牌子的一套机构的学校，师道学校的本科，从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招生，一年即毕业。
5、兴安总省立开鲁第一国民高等学校。
6、兴安总省立王爷庙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校址今乌兰浩特。
7、兴安总省立巴彦塔拉国民高等学校。校址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镇。
8、兴安总省立海拉尔国民高等学校。
9、热河省立崇正国民高等学校。校址，今赤峰市喀喇旗王爷府。
此外，还有洮南、札兰屯二处铁道养成所，培养铁道站务和火车机车司炉，二年制，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办。
历史的经济告诉人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所进行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他们的直接利益或间接利益而采取的。“土地奉上”，取消“商租”、“蒙古习惯”似乎减轻了汉民的负担，但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的粮食多了，他们收取的“出荷粮”也就更多了。做为代价，成立蒙民厚生会和蒙民裕生会，拨一笔款兴办蒙古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为他们在蒙古地方办工农业占地创造了方便条件外，实质上是为其培养素质较高的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促进蒙古地方的畜牧发展，他们可多收取“出荷畜产”。据日伪时期曾任科尔沁左翼后旗长的达瓦敖斯尔（傅连科）回忆，该旗出荷的牛就达七万头之多。
做为“土地奉上”的补偿，决定每年拨给一笔款用于各旗蒙古人的文化教育事业，增设中等学校为主，扩建小学，增派留日本学生。为掌握使用这一笔款组织实施上述工作，按当时行政区划隶属关系，分别成立了财团法人蒙民厚生会和蒙民裕生会。
蒙民厚生会，除负责管理伪兴安总省各旗事务外，郭尔罗斯前旗、郭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伊克明安旗等所谓“省外四旗”亦在其管理之列。其组织，设有理事会，理事长由省长担任，理事由教育厅长等有关官员组成，设一名专务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专务理事玛尼巴达喇，汉名玛鸣洲，系原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旗人，北京俄文专科学校毕业，为人精明强干，下设有部、课、股。会址，设于今乌兰浩特。
蒙民裕生会，负责管理伪锦州省所辖吐默特右旗（今辽宁省朝阳、北票地区）、吐默特左旗（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和彰武县；伪热河省所辖喀喇沁右旗（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喀喇沁中旗（今宁城县）、喀喇沁左旗（今辽宁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该会除在各旗设有支部外，有三四名专职官员掌理日常工作。上层没设专门机构，在伪国务院兴安总局内设一名专职参事官，下有若干名官员，专掌此项工作。伪锦州、热河二省教育厅内也各设一名专职参事官和若干名官员主持该会日常工作。兴安总局的参事官为吴椿令，为喀喇沁旗人。热河省教育厅参事官为笃多博，今喀喇沁旗人。锦州省教育厅参事官初任为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末任王爷云丹桑布，后任白秀堂，今辽宁省彰武县人。
“土地奉上”的政治经济背景
日本在东部蒙古的活动由来已久，而且手段是多样的。其中最普遍方式是“商租地”。什么是“商租地”？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通过《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即民四条约）强行夺取了商租权，即“日本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场]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所需用地亩。”实际上，在这项不平等条约之前，日本人已经在东北取得大量土地权利，这称之为旧商租。“民四条约”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土地的行径日益猖狂。1915年东北地方政权制订了《商租地亩须知》，其中规定：“租地不含典押、买卖之意义，仅具有收益、使用两种权利；土地之所有权仍归地主，承租人不得享有”；“期限任人民自订；以三十年为极限，满期后地主如不愿继续商租，可自由停租。”
日本的侵略活动已逐渐扩展向蒙古地方，但鉴于它在这地区的根基还比较薄弱，而且绝大部分蒙地都控制在王公贵族手中，攫取土地多半采取合办形式，即收罗、勾结蒙族上层建立合办农场，霸占土地。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上述“民四条约”中定有“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的条款。这种“合办农业”，与其说是举办农业，莫不如说是以“合办”形式攫取土地。例如蒙古产业公司的举办，就是日本侵略势力以“合办”形势攫取土地的典型。1919年12月，日本资本家荒井泰治与巴林右旗札萨克签订贷款合同，札萨克以二万一千町步（每町步等于0.99174公顷）的土地抵充十五万元现款，投资设立蒙古产业公司。荒井通过该公司又于高尔齐、林西、黑山头收买出放土地四百七十町步。1922年5月，东亚劝业公司承受了荒井泰治的权利。同年6月，东亚劝业公司扩大掠夺范围，又通过札萨克亲王取得毗邻的七千零二十町步土地的永租权。为此而签订的契约规定：（一）不经日方同意，不得将土地开放、转让、商租或抵押给第三者。（二）在使用地区内，按照蒙古的习惯，向王府缴纳一定数量的土地税。前项规定说明，形式上获得的是永租权，实质上是所有权。后项规定是为扩大土地权利创造条件。可见，蒙古产业公司是以“合办”形式掠夺土地的最多的单位，但只是个实例，而不是全部，以类似形式日本人侵占蒙古地方土地的不少，不过其规模没有这么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势力通过各种形式，特别是利用“商租”形式进行采矿，办“开拓团”攫取土地进行移民活动更加变本加厉，但“民四条约”、“蒙古习惯”多多少少对他们肆无忌惮地攫取土地构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不履行条约不尊重习惯，从地理位置上“后院起火”更麻烦。“土地奉上”实现土地国有化，其根本目的是为其日本侵略势力攫取更多蒙古地方土地创造有利条件。
“土地奉上”，附带之也解决了毗邻地区间，历史遗留的“蒙古习惯”造成的蒙汉民族矛盾。“蒙古习惯”又是怎么来的？
蒙古地方，原为游牧地，汉人称为荒地，汉族进入东北蒙古地开荒种植农作物，侵占蒙古人的土地，变牧地为农地，其形式有三种。
一种形式是与其周边满汉官员勾结强行占地。《蒙古游牧记》卷一《郭尔罗斯》载：“长春厅之西，嘉庆五年（1800年）奏准，郭尔罗斯堡地方民人开垦地亩设立理事通判一员，巡一员，办理刑钱事务。其收取租息令蒙古自行收取，无庸官为。经理惟除现在熟地二十六万五千六百四十八亩外，不准多垦一亩。现在居民二千三百三十户外，不准增居一户。“御旨”是嘉庆皇帝下的“不准多垦一亩”、“不准增居一户”令。看看照办了没有？
该记又载：（嘉庆）十七年（1812年）又定郭尔罗斯开垦地亩流民增至七千余口之多，除现在准其居住者外，责成各边门守卡官兵严行查禁。理藩院则例载，长春堡已垦地亩，东自穆升河起，西至巴彦济鲁克山，广二百三十里。南自吉林伊通边门，北至季家窝堡止，纵百八十里。拟定界限，起立封堆。
十二年后，“流民增至七千余口之多”，占地已“广二百三十里”、“纵百八十里”，“定界限，起立封堆”，设县的雏型已现。这是满汉官员勾结怂恿汉族流民涌入蒙古地方强占土地，从中收益的结果。
其第二种形式，为满足蒙古王公奢华腐败生活自愿出卖土地。
《蒙古游牧记》卷一《科尔沁部·左翼后旗》载：牧地。嘉庆十七年，定科尔沁左翼后旗昌图额尔克地方，西自辽河起，东至苏巴尔汉河止，百二十里，准其招民开垦。多年征收租息尝给郡王一半，余照郭尔罗斯种地之例，合计该旗台吉、官员、兵丁户数均匀尝给。又东至吉林边栅，西至辽河百余里，南至威远堡边壕，北至白塔水河，二三十里、四五十里不等。设理事通判一员，办理农民一切事件。又道光十二年清查科尔沁郡王开种库都力荒地，东至硕勒合硕，西至姑奈经勒克，南至昌图，北至库都力甸子，原招民千七百余户，准其一体种地输租，各立封堆就近山岗，随时加高培厚，种成树木，以为表识。界内蒙古村屯五十六处，各按户口多寡，酌留界地二三里或六七里，作为蒙古牧放种植之所。
第三种形式是以屯垦形式军事强占。
1925年1月上旬，段其瑞中央政府任命张作霖为督办东北边防屯垦司令。张作霖又任命邹作华为屯垦司令。邹作华苦心筹划设计出了一个兴安屯垦区。这个屯垦区占蒙地不仅使开垦引向了东部蒙古北段，其占地面积之大更是空前的。
《甲种中华析类分图》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该图说明载：
“兴安系屯垦特别区域，东西广约八百里，南北长约六百里，由辽江二省，及东蒙各划一区域而成。除洮南县外，大都未经开放，即已开放地，亦以农民稀少，大都未经垦熟。自屯公署（驻洮安）成立后，对于已开放未垦各地，订定专章，积极催垦；对于未开放各地，先行派员勘丈，分等出放。现在随丈随放，领垦者极为踊跃。据查丈出之地，现计三千余方（一方即一方里），放出者已达二千余方。
该处屯垦，分军垦民垦两种：民垦系故荒招佃，督促民人，自动开垦；军垦系则除边防三团，作为屯垦军，划分地段，自行开垦外，又将编余军官组织成队，给地承垦。
查洮（安）索（伦）线农业上之势力范围，在兴安岭以东，如洮南县、洮安县以及札萨克图王府（今乌兰浩特）、苏鄂公府（今乌兰浩特市北巴公府，清代科尔沁右翼后旗札萨克驻地）、札赉特旗王府（位今黑龙江省镇赉县白音查干）、索伦（位今兴安盟阿尔山市）等各处。
随着牧地开垦汉民的大量涌入，由南向北，管理汉民的县也步步向此增设起来。甚至有的王府自身也保不住了，不得不北移。扎赉特旗王府即如此。科尔沁左翼后旗历代王坟今位辽宁省法库县境亦即此因。
无论以何种形式出放开垦土地都要按“蒙古习惯”缴纳不等数额的土地租息的。王公们每到秋收完后，派人去收租息，土地出垦多的，在当地还曾设过地租局。科尔沁左翼中旗就在昌图、开源（今郑家屯）有地租局。这些地方设县后，县里要收税，蒙古王公们要地租，农民的负担加重，县的收入也减少了。农民抗地租的情绪越来越高涨，县里也支持农民抗租，有时矛盾竞达到旗县间打官司程度。“土地奉上”，土地国有化，矛盾也得到解决了。
“土地奉上”，为其代价每年由伪满洲国政府拨一笔款给蒙古地方。“羊毛出在羊身上”，以压榨东北人民而得来的，按蒙古人的俗话说就是“割下他的耳杂往他咀里塞”，日本人自己分文不出，但为其侵略势力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蒙古地方赢得了创办工农业占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时期，所有一切举措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其利益所用为目的的。
兴办文化教育的目的
日本侵略势力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开办工农业占地的障碍，“商租”、“蒙古习惯”都废除了。开办工农业除资金、设备外，需要劳动力，劳动力的素质越高，设备的能力发挥的越高，产量也就越多，产品质量也就越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欲望催使下，扩张野心日益膨胀，在不断扩大军队，这样，其国内劳动力日显紧张，“就地取才”，即可解决这个问题又可以安抚人心，以防“后院起火”。“土地奉上”后拨一笔款兴办文化教育之根本目的在此。
“知识就是力量”。主办文化教育事业的蒙古人中有识之士也都懂得，我们中国人受外国人欺负被侵略，根本原因系文化科学落后，蒙古族之落后也在此，所以积极投入了这项事业中。学者则知识愈多，视野愈加开阔，站的愈高看的愈远，思想境界在提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愈加增强。这些人在当时严密统治下处于铁窗生活中，表面上不得不充作“良民”，内心中的怒火则愈燃愈烈，在等待时机的到来。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帝国宣战进军东北，8月11日兴安军官学校师生杀死日本军官宣布起义，投奔苏联红军。不久，因日本人逃跑时撒下的鼠疫菌苗发作而发生鼠疫，学医的学生则加入苏军医疗队奔波在防治第一线，其它滞留在乌兰浩特的各校学生则组织起来维持社会秩序工作，有更多的活跃在各地做革命的宣传工作。心中的怒火汹汹燃起来了。
“两会”办的学校
蒙民厚生会办的学校有：
一、大专学校
兴安医学院，校址在今乌兰浩特。
二、中学
1、育成学院，四年制，校址在今乌兰浩特。
2、兴安总省立开鲁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四年制。
3、王爷庙师道学校，只设特修科，二年制，校址今乌兰浩特。
三、职业学校
1、大板畜产学校，二年制，校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
2、伊胡塔产业技术学校，二年制。位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
3、长春蒙古实务学院，二年制。
4、王爷庙蒙民习艺所（亦称实务学院），二年制，校址今乌兰浩特。
5、满洲里蒙民习艺所，二年制。
此外，还办过几批助产士训练班。
蒙民裕生会所创办学校有：
1、锦州省立东吐默特国民高等学校。校址在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
2、国立赤峰师道学校。设本科，五年制；设特修科，二年制。
3、热河省立毓正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校址，位今赤峰市喀喇沁旗王爷府。
4、锦州省立西吐默特国民高等学校。校址，位今辽宁省朝阳市。
“两会”除新办上述学校外，对原有的中学学生和在各大学读书的学生都给予一定的资助，对各地小学进行了扩建增加招生名额，各旗也派出了人数不多的学生到日本留学。派出巴都是中专生，如农业学校或师范学校为多。
“两会”成立前已有的中学以上学校
为使人们了解日伪统治时期内蒙古东部中等以上学校的设置情况，现将“两会”成立的中等以上学校和职业学校做介绍外，再将“两会”成立前已有的中等以上学校介绍如下：
1、陆军兴安军官学校。投少年科（四年制）、预科（二年制）、本科（二年制），校址今乌兰浩特。
2、国立兴安学院，五年制中学，校址今乌兰浩特。
3、国立札兰屯师道学校，本科五年制，特修科二年制。
4、兴安总省立札兰屯国民高等学校。
上述札兰屯两个学校系挂两个牌子的一套机构的学校，师道学校的本科，从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招生，一年即毕业。
5、兴安总省立开鲁第一国民高等学校。
6、兴安总省立王爷庙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校址今乌兰浩特。
7、兴安总省立巴彦塔拉国民高等学校。校址今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镇。
8、兴安总省立海拉尔国民高等学校。
9、热河省立崇正国民高等学校。校址，今赤峰市喀喇旗王爷府。
此外，还有洮南、札兰屯二处铁道养成所，培养铁道站务和火车机车司炉，二年制，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办。
历史的经济告诉人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所进行的一切举措，都是为他们的直接利益或间接利益而采取的。“土地奉上”，取消“商租”、“蒙古习惯”似乎减轻了汉民的负担，但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的粮食多了，他们收取的“出荷粮”也就更多了。做为代价，成立蒙民厚生会和蒙民裕生会，拨一笔款兴办蒙古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为他们在蒙古地方办工农业占地创造了方便条件外，实质上是为其培养素质较高的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促进蒙古地方的畜牧发展，他们可多收取“出荷畜产”。据日伪时期曾任科尔沁左翼后旗长的达瓦敖斯尔（傅连科）回忆，该旗出荷的牛就达七万头之多。
漠北旅蒙商走迹
一、漠北旅蒙商源起
漠北旅蒙商始于清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其时，在平定噶尔丹部叛乱战争中，大军云集，所有采运粮饷以及购办各种军需之事均需借助商人，所以曾组织了一部分商人，跟随清军征战，深入到漠北蒙古高原地区，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同时，由理藩院另设一营，随军商人即在营中与牧民进行贸易。清军每营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贸易之事。随军商人从蒙古各部各旗收购来的物品，也大多作为军需物资供给军队。征讨噶尔丹清军中的这种随军贸易，后来逐步扩大到清朝驻扎在蒙古地区的驻军中，他们除了给部队包办粮草、贩运马匹和供给其他军需物资、生活用品外，还和当地的蒙古王公贵族、广大牧民开展贸易。这些进行随军贸易的商人，被当时的清廷命名为“皇商”。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山西帮的“官商”，即“龙票商人”，也有一部分是“民商”。迨后军事逐渐平息，清军虽退回内地，而一些商人则仍留旧土，行商贸易，于是，在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等处遂成旅蒙商商贾云集的商业城镇。
二、旅蒙商在漠北经商情况
漠北商业繁盛的地方，主要在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等五处。在各蒙旗经商者不在其内。这些旅蒙商籍贯主要为京晋两帮。京帮以饶汤、献县人数为最多；晋帮以汾阳、祁县、汶水、孝义人数为最多。两帮比较，晋帮占十分之七，京帮占十分之三。仅库伦一地的旅蒙商即约有一万余人。运来货物以砖茶、生烟、粗洋布、褡裢布、爱国布、绸缎等为大宗。运回货物为老羊皮、羊毛、羔皮、马皮、狼皮、狐皮、蘑菇、鹿茸、羚羊角等。
旅蒙商在乌里雅苏台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四种，一为通事业；二为居间业；三为杂货业；四为谷蔬业。所谓通事业即指专为各旗王公、扎萨克采办物品，包括吃穿所需，均靠从事此业者。王公需用钱款，也由此业者先予以借垫，月息三分。一年之内，还本概不取息；一年之外，则须偿还息金。若遇三年，则利上加利。凡由从事此业者借出之款，每到偿还期，各旗王公均以牛羊马匹、骆驼等作价抵充。通事业者便将这些牲畜贩回归绥，以此获得厚利。经营此项业务的主要有大盛魁和天义德两家，均为山西人。而尤以大盛魁为最。由乌里雅苏台至归绥之间，大盛魁商号的牲畜成群，仅骆驼就数以万计，牛马羊则不计其数。成为漠北最大的旅蒙商号。居间业者是指各路贩商的屯转处。所有古城子及肃州一带的行粮贾客，均依赖居间业者给予介绍，然后按照买卖物价，酌抽佣金，与内地的行栈性质相同。杂货业者是指专事贩运各种杂货，即米、面、茶、烟、布匹等，并再将所获皮毛及其他零件贩往归绥等地。谷蔬业者即指在乌里雅苏台种地数十亩或百余亩不等，以所产谷蔬售销蒙人。谷食为主，菜蔬为辅，均有字号，为农商兼顾。
科布多的旅蒙商在清末曾有一定规模，到辛亥年间，因战事频仍，一些商人或避趋他处，或转回漠南，当地商人已不足三百。所有货物均由乌里雅苏台分销，而一切饮食则售往新疆的古城子、哈密和甘肃的肃州等处。这些商人每年来科布多均有定时，秋贩瓜果，冬售肉食，并夹销米面等项。
唐努乌梁海是漠北的精华之地，此地森林茂盛，兽畜繁多，所出皮毛均属佳品。如貂皮、狐皮、猞猁皮、灰鼠皮、兔皮、白狼皮等，每年产出甚多。矿产亦很丰富。此地多为山东绸商，到莫斯科等地贸易为业，获利甚巨。这些商人均出满洲里，经恰克图，走西伯利亚铁路。而返回满洲里、恰克图时，俄国收取关税甚苛，不论什么绸缎，每分得抽入境税十卢布，所以大多商人只得绕道库伦或乌里雅苏台。
三、漠北的物产
漠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厚。旅蒙商经营物品几乎无所不包，主要有：
羊毛，蒙人畜羊者占最多数，所产羊毛分为抓毛、奎毛、羔羊毛等。每年所出约一千余万斤。分东西两路，东路为车臣汗部属，西路指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等地。东路产毛粗而短，仅能织粗呢、毛毡等；西路产毛细而长，配以适量澳洲羊毛，可织细呢。东路毛一般由张家口入口，西路毛多由归绥入口。
山羊皮，漠北各部皆产山羊皮，每年产额约二百余万张，每张价值约一元二三角不等。南部所产其色青，极厚；西路产色淡；东北两部所产其色虽青却显暗色。
羔子皮，漠北各部皆有，每年所出约二百余万张。以西部所产为佳，花样极好。东南北三部产量不多，毛粗花笨。猛子皮（山羊羔子皮）各部均有，亦以西路为多，每年所产约百万张以上。
牛皮、马皮，漠北各处皆有，每年约产五六十万张。牛皮每张价值约四五元不等。
骆驼绒，以西南两部最多，东北西部次之。每年所产约六百万斤。
灰鼠皮，产地分东西两路，西路产地为唐努乌梁海乌梁公大亲王旗下达赖王旗、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东路产地为顶代、黄代、东西跌令计等处，仅跌令计每年所产约二百余万张。
黄狐皮，也分东西两路，西路所产最多，色黄毛细，品位最高；东路所产色淡毛粗，品位稍次。
沙狐皮，产地为东路的顶代、黄代、沙林庆等处；西路则为三音纳彦大亲王府各旗。东路货佳，西路次之。每年产量与黄狐皮相等。
猞猁皮，该皮俄国产量最多，漠北产量较少，其产地东路有跌令计、顶黄代等处；西路有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等地。东路所产质量最佳，但产量甚少，西路产量较多，却质量稍次。每年可产数千张。
白狼皮，其产地与沙狐皮同，惟西路所产毛细，东路所产毛粗，其产量也与沙狐皮相同。
貂皮，以唐努乌梁海为最多，货稍次，东路的跌令计、合纳尔所产较佳，但产量极少。
旱獭皮，东西两路所产量高，北部次之。
马鬃，各部皆有，每张马皮可收马鬓半斤。
鹿茸，东路的顶黄代、跌令计、沙林庆等地所产较佳，西王府、车臣汗、三音纳彦等处所产次之，而尤以唐努乌梁海所产量最富。
蘑菇，南部的贝土，西部的三音纳彦等处皆产，每年约产四五十万斤。
黄芪，各部皆有，惟北部车臣汗所产最佳，产量也多。
上述各类物品，每年由旅蒙商经归绥及张家口两处入口。经归绥入口的数目虽多，因无可靠调查，很难知其准确数据，但从张家口税务监督署的报告，可看出每年经张家口入口的各类物资。
漠北所产各种毛类皮张，均无买卖集合地点，也无一定行市，全由商人用以货易货的方法，载货到各盟旗地方收买，然后集中在乌里雅苏台和库伦两地，再行运至口内。
四、张家口至库伦的商业交通
清初康熙平定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时，首要之举是开辟道理，发展交通。自京城起，开通前往上述地区的驿路，并且在沿途设置军台、驿站、卡伦、哨所，构成布满西北的交通网络。康熙三十一年，根据对噶尔丹战役的需要，从北京到蒙古的5路驿站（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安设完毕。这是中央政府最先开通内蒙古地区的5条主干道，可以通过内蒙古6盟49旗，又是喀尔喀、厄鲁特蒙古各部进京的必由之路。平定噶尔丹战役开始后，清政府又开通了漠北古北路军台及卡伦站道。漠北古北路军台主要包括北京到库伦和北京到科布多。这些道路是以库伦南路和阿尔泰军台为主干道，从北京出发，经过张家口以北的察哈尔、内蒙古乌兰察布，在漠北古赛尔乌苏分道，到达喀尔喀蒙古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的中心——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此后，这一道路便成为旅蒙商的商贸交通。
张家口至库伦的商路为：
由张家口起程，经察审托罗海、坡罗台托、波罗巴尔嘎孙、察哈巴尔嘎孙、楚马呼图哈、巴甸、珊铁、戈尔奔图尔嘎、乌亦尔哈都塔、慕克尔门硕列井、察罕鄂博、匝梅音乌苏、库库得列苏奎通进、阿对克井、盏达、乌兰呼图克井、塔尔子井、鄂科克井、欲蒙鄂尔各些、乘尔什硕伦井、哈沙图、沙尔石尔井。
上述各地均在直隶北边外察哈尔境内。之后，进入东西盟境内的苏治井、阿善呼都克、法音井、阿明乌苏井、合不尔井、霍求井、沙洛呼图井、札明呼都克、札明叶列斯特井、明安（滂江）、萨木铺力克果勒、霍里太庙、博罗里治、察罕呼图克。
然后，经土谢图汗部的伊林达巴斯、碧留克、呼图尔、舍林图古里克、阿曼乌苏、夷格尔海拉苏台、阿尔善治井、海拉斯井、嘎顺井、额尔德鄂捋井、乌得、乌得特勒山口、活波尔井、察罕图古里井、当金切列山口、塔赖青硕列山、塔赖青呼都克、穆市伦井、乌朗、石伦山口、韩音、察嘎特呼都克、三番呼勒井、推尔格推克井、呼呼登呼都克、云斜布呼都克、乌苏呼都克、霍皮扎尔井、伊林伊亨呼都井、乌叶珊达井、察罕井、布危音朝鲁、租哈、嘎顺井、沙剌沙尔图、哈洼尔海、瑞比图、鄂博贝伦山口，进入车臣汗部的博罗呼济尔、巴彦呼都克、博穆博图、穆克图、哈勒咱山口、吉尔特根台、车拉台布尔台、吉尔嘎兰图，再经套鲁台山谷地方、扎克扎呼图克、布鲁尔杭爱山、那赖哈、图拉河，即抵买卖城（东营子）、库伦。
此条商路又称硕达尔军大道，沿途水草便利，商旅络绎不绝。漠北来京者，亦多行此道。凡有笨重货物通常利用牛马骆驼为运输工具，所以赴库伦贸易的旅蒙商均结队而行，或车或驼，满载货物，每驼载两包约四百斤，价值四千余元。一般夏秋时，需三四十日抵达库伦；若遇隆冬，大雪塞途，则需七八十日才能抵达库伦。
五、库伦的商会组织
旅蒙商在库伦经商始于清康熙年间。最初仅十二家，均为晋商。无商会组织。初由十二家各推举一商董，故称十二甲首，在东营子建屋设号。随着商业的繁盛，逐渐扩展到西库伦，再及各外路。至清咸丰年间，京帮商号始来库伦，商务遂日渐发达。此后，京晋两帮商人来库伦者日益增加，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便令各商组织商会。但京晋两帮因意见分歧，相持不下，经各方调停，库伦商会始告成立。商会分东西两事务所。东事务所设在买卖城，以正会长司其事，西帮商人属之；西事务所设在西库伦，以副会长司其事，京帮商人属之。各办各事，两不相谋。两事务所之各项经费由各事务所的会员及入会各商担任。所以在库伦仅有商会之名。而商会应办的各项事项及一切设备，均付缺如。
六、库伦的税务及金融状况
旅蒙商运货至漠北，沿途概不征税，只有抵达库伦后，须缴纳所设的各项货捐。按照当地买卖估价征收，每一百两抽银五两。运往外路的货物，也需在库伦拆验完税，再行包装后运至落货地点，验明单货相符，不再完税。
从前旅蒙商习惯以砖茶、生烟、哈达等品为市面交易的媒介，而辅之以生银。到清光绪年间，中俄互市，俄币输入，蒙汉人便大量使用，使得俄币充斥，几乎左右市面，维持俄币市价高至八九钱之间，致使漠北财政半入俄人掌握。清廷有鉴于此，在库伦东营子设立大清银行，以图补救。
七、库伦商务状况
库伦的商务可分为两个区，即东营子和西库伦。两处相隔十余里，其营业性质也不相同。东营子为大宗批发，西库伦为门市零售。东营子均为西帮，则以茶庄为多，运来货物也以砖茶、生烟、绸缎、布匹为大宗，其余日用饮食之物及蒙古人宗教、社会需用物品，不分贵贱，凡有可用之物，几乎网罗殆尽，甚至舶来的纸烟、牙粉、胰皂、手巾等，亦为出口货物的附属品。
运销漠北的茶叶以华茶为最多，红茶次之，绿茶则无。
年售数目如下：
红梅茶，此茶上等年销一千六百箱，中等七千箱，下等八千箱。一箱重量为十一两。
末砖茶，此茶装箱分为八十片装和七十片装两种，前者年销售一千五百箱，后者年销售四千箱。
斤砖茶，与末砖茶同类，箱装为六十四片，年销售一千八百箱。
谨改泽装红茶，每箱装九十分，年销售二千八百箱。
谨改华箱二五红茶，每箱八十分，年销售一千箱。
译楼岗砖茶，每箱分为四十五片、三十九片、三十六片、二十七片、二十四片装五种。四十五片箱装年销售一千六百箱，三十九片箱装年销售一万四千箱，三十六片箱装年销售一万箱，二十七片箱装年销售二万箱，二十四片箱装年销售七千箱。
咸宁砖茶，有三十六片装箱和二十七片装箱两种，三十六片装箱年销售一千六百箱，二十七片装箱年销售一万五千箱。
洋楼司砖茶，分为三十六片装箱和二十片装箱两种，三十六片装箱年销售一千二百箱，二十片装箱年销售八千箱。
宗家市砖茶，分为三十六片装箱和二十片装箱两种，三十六片装箱年销售二千箱，二十片装箱年销售一万四千箱。
沙坪砖茶，分为三十六片装箱和二十七片装箱两种，三十六片装箱年销售一千四百箱，二十七片装箱年销售一千箱。
上述十种，前者五种称为细茶，专售俄国，后五者称为粗茶，均销蒙人。茶之外，销售较多的有山西产的曲沃、生烟，每年在一万四千篓左右，每篓装一百八十包，每包重一分，专售蒙人，另有布匹，以爱国布为多，洋布次之。爱国布尤以斜纹为畅销，每年销售约五万匹。
旅蒙商从漠北进口的货物，以牲畜皮毛为大宗，但均非产自库伦，而是库伦各商家均在外路设有分号，用以货易货的方法，收买各种皮毛载运到库伦，再行输送到张家口或归绥售卖。其每年进口张家口的数目如前表所列。
库伦旅蒙商铺规极严，学徒十至十二岁由其父母带到库伦，在学习期间概无工资，四五年出师后，始行给予。虽经出师，但仍为劳工，掌柜可随意使唤。历年稍久，则以店员待遇，有分红利的资格。其红利单位为二厘，即买卖总数的千分之一。凡有分红利一厘至五厘资格者，每隔三年可归省一次。分红利五厘以上者，二年归省一次，分红利一分者，可常居故乡，或有要事轮流来库伦。归省路费则由店中支给。取得这种资格者必为可分红利的店员。随时往来库伦的店员可在北京或山西本省执行商务，不必常驻库伦。
清季在库伦的西帮旅蒙商，其开始营业资本均不超过三千两以上者，至民国初年已集资累万。大的商号有兴隆魁、又合全、双舜全、林盛元、锦泉涌、锦泰亨、裕源、永裕盛、合长盛、蔚万利等十家。京庄后起，势力较逊，其大者有通和福、来人和、厚隆和、玉永盛、德永盛、合隆兴、和协和、公同和、义隆茂等十家，几乎与西庄抗衡。
据民国十二年统计，当时在西库伦的旅蒙商商号有699家，其中，经营杂货的279家，洋行7家，面庄2家，面铺20家，面包2家，饽饽11家，木厂76家，木铺11家，靴铺17家，坐客20家，斜皮2家，皮房34家，皮条10家，鞍铺20家，油房6家，药铺16家，玉器2家，银匠3家，银楼39家，铜楼10家，铁匠4家，汇票6家，画铺15家，蜡铺2家，罗铺2家，醋铺5家，饭馆19家，成衣25家，肉铺18家，客栈8家，剃头6家，染房1家，澡堂2家，洗衣1家。
以上各商号，京帮占多数，西帮甚少。因西库伦汉蒙杂居，人烟繁盛，易于门市零售。上述商号初时资本均甚微弱，五万以上者仅十余家；万元以上者有三十余家；万元以下千元以上者则甚多。大抵从前有资产五万两以上者，至民国初年已发展到资产三五十万两上下。
西帮大商号均在东营子方面，共有333家。且多为大宗批发，所运货物以茶烟酒为主。以前资本均甚微薄，至民国初年已拥资累万。西帮各商号多半于天津、河南、北京、张家口等处设有分号。如公合全、庆和达两家，总行在张家口，分行则在北京、上海、恰克图及莫斯科、乌金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又如璧光发一家，本行在恰克图，分行则在库伦、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乌金斯克、莫斯科等处。
京帮自运货物，以布匹、绸缎、洋货为大宗，其余则向西帮商号盘运，分批零售。其分号仅在蒙属各盟旗地方。
旅蒙商在漠北经商最大缺点即互相掣肘，在库伦各商家彼此均无联络，买卖货物，也无一定行市，各家货价的高下，均不相同，不论何种货物，一旦缺乏，则价格陡涨，甚至高于平常十倍左右。而且贪心太重，一见有利可图，不问其为国货、洋货，均转输代售。
八、恰克图商务状况
雍正五年根据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界约》，确定中俄两国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边境贸易。此后，恰克图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这一市场的开辟，对漠北牧区市场来说，不仅开辟了一个贸易窗口，而且起到了调节、活跃漠北市场的作用，促进了漠北牧区市场的发展。
库伦至恰克图的商业交通为：出库伦，经依库、布尔格乐、博罗诺尔、呼齐、他沙尔、伯特格、勒莫格特依、库勒特那尔苏、噶萨那、努克图、库格诺尔，抵恰克图。
嘉庆年间，恰克图有商铺六十余家。且多为晋商，18世纪末，该城商铺已达一百余家，其中较大的商家有三十七家。到民国初年才有京帮在此经营，但为数甚少。所以其商会组织全由山西人把持。在恰克图设有商业学校一所，召集各商家青年子弟入学肆业，以灌输商业知识，启发其爱国思想为宗旨。
恰克图的商务与库伦完全不同。库伦居漠北中心，交易十分频繁，对蒙人的交易占十之七八，对俄贸易仅占十之二三。恰克图是中俄接壤地区，彼此贸易以俄人为多，蒙人为少数，所以对蒙贸易仅占十之二三，对俄贸易则占十之七八。
据民国七年及民国八年上半年统计，在恰克图行销的各种货物如下表：
据民国五年调查，在恰克图经商的旅蒙商只有80余家，而到民国十二年已发展到185家，其中杂货行94家，蒙货行17家，茶货行5家，杂货庄1家，蒙货庄1家，茶货庄5家，汇兑庄3家，绸缎庄4家，面醋行1家，参茸庄1家，丝水庄1家，面行2家，药材行1家，客栈1家，陈醋蜡行1家，木铺6家，皮房6家，银炉2家，靴铺7家，长靴铺1家，点心铺2家，鞍子铺2家，肉铺3家，饭馆4家，澡堂1家，磨房2家，胶房1家，画铺4家，铁炉2家，果铺1家，理发2家，豆腐房1家，成衣铺10家。
在恰克图每年产灰鼠皮万余张，每张值银二钱四五分；鹿茸年产30余付，八叉或六叉者，计重五六斤，每斤价银十五六两；黄狐皮年产百余张，每张值银四两；蘑菇年产万余斤，每斤价四五钱。
旅蒙商在漠北前后经营200余年，直至蒙古独立始逐渐退出漠北。
综上所述，我们可看出旅蒙商在漠北地区的商务活动，经200余年的发展，不仅已有相对严密的商会组织，并且在漠北各地已成相当规模，其所经营的物品涵盖了漠北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民国年间张家口税务监督署的报告可知，仅由漠北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羊毛、山羊皮、牛皮、马皮为漠北年产一半以上；羔子皮、驼绒、灰鼠皮为漠北年产的近一半。虽然他们利用草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段，对牧民进行高利盘剥，并利用冬春牲畜瘦弱，牧区青黄不接，向牧民高价赊销生活必需品，以低价预购牛羊和畜产品，以购小还大、购大带小等放账计息手段，牟取高额利润，造成对漠北资源的超额掠夺，使得漠北资金的大量外流，严重制约了漠北畜牧业经济的正常发展，但不可否认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以单一粗放畜牧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漠北社会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原内地出产的粮食、布帛、烟茶和手工业产品等无疑是其十分迫切需要的。旅蒙商送上门来的与内地互通有无的交换贸易，有利于促进畜牧业自然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对沟通漠北与内地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带动当地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以及城市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漠北旅蒙商始于清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其时，在平定噶尔丹部叛乱战争中，大军云集，所有采运粮饷以及购办各种军需之事均需借助商人，所以曾组织了一部分商人，跟随清军征战，深入到漠北蒙古高原地区，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同时，由理藩院另设一营，随军商人即在营中与牧民进行贸易。清军每营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贸易之事。随军商人从蒙古各部各旗收购来的物品，也大多作为军需物资供给军队。征讨噶尔丹清军中的这种随军贸易，后来逐步扩大到清朝驻扎在蒙古地区的驻军中，他们除了给部队包办粮草、贩运马匹和供给其他军需物资、生活用品外，还和当地的蒙古王公贵族、广大牧民开展贸易。这些进行随军贸易的商人，被当时的清廷命名为“皇商”。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山西帮的“官商”，即“龙票商人”，也有一部分是“民商”。迨后军事逐渐平息，清军虽退回内地，而一些商人则仍留旧土，行商贸易，于是，在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等处遂成旅蒙商商贾云集的商业城镇。
二、旅蒙商在漠北经商情况
漠北商业繁盛的地方，主要在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等五处。在各蒙旗经商者不在其内。这些旅蒙商籍贯主要为京晋两帮。京帮以饶汤、献县人数为最多；晋帮以汾阳、祁县、汶水、孝义人数为最多。两帮比较，晋帮占十分之七，京帮占十分之三。仅库伦一地的旅蒙商即约有一万余人。运来货物以砖茶、生烟、粗洋布、褡裢布、爱国布、绸缎等为大宗。运回货物为老羊皮、羊毛、羔皮、马皮、狼皮、狐皮、蘑菇、鹿茸、羚羊角等。
旅蒙商在乌里雅苏台的商业活动可分为四种，一为通事业；二为居间业；三为杂货业；四为谷蔬业。所谓通事业即指专为各旗王公、扎萨克采办物品，包括吃穿所需，均靠从事此业者。王公需用钱款，也由此业者先予以借垫，月息三分。一年之内，还本概不取息；一年之外，则须偿还息金。若遇三年，则利上加利。凡由从事此业者借出之款，每到偿还期，各旗王公均以牛羊马匹、骆驼等作价抵充。通事业者便将这些牲畜贩回归绥，以此获得厚利。经营此项业务的主要有大盛魁和天义德两家，均为山西人。而尤以大盛魁为最。由乌里雅苏台至归绥之间，大盛魁商号的牲畜成群，仅骆驼就数以万计，牛马羊则不计其数。成为漠北最大的旅蒙商号。居间业者是指各路贩商的屯转处。所有古城子及肃州一带的行粮贾客，均依赖居间业者给予介绍，然后按照买卖物价，酌抽佣金，与内地的行栈性质相同。杂货业者是指专事贩运各种杂货，即米、面、茶、烟、布匹等，并再将所获皮毛及其他零件贩往归绥等地。谷蔬业者即指在乌里雅苏台种地数十亩或百余亩不等，以所产谷蔬售销蒙人。谷食为主，菜蔬为辅，均有字号，为农商兼顾。
科布多的旅蒙商在清末曾有一定规模，到辛亥年间，因战事频仍，一些商人或避趋他处，或转回漠南，当地商人已不足三百。所有货物均由乌里雅苏台分销，而一切饮食则售往新疆的古城子、哈密和甘肃的肃州等处。这些商人每年来科布多均有定时，秋贩瓜果，冬售肉食，并夹销米面等项。
唐努乌梁海是漠北的精华之地，此地森林茂盛，兽畜繁多，所出皮毛均属佳品。如貂皮、狐皮、猞猁皮、灰鼠皮、兔皮、白狼皮等，每年产出甚多。矿产亦很丰富。此地多为山东绸商，到莫斯科等地贸易为业，获利甚巨。这些商人均出满洲里，经恰克图，走西伯利亚铁路。而返回满洲里、恰克图时，俄国收取关税甚苛，不论什么绸缎，每分得抽入境税十卢布，所以大多商人只得绕道库伦或乌里雅苏台。
三、漠北的物产
漠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厚。旅蒙商经营物品几乎无所不包，主要有：
羊毛，蒙人畜羊者占最多数，所产羊毛分为抓毛、奎毛、羔羊毛等。每年所出约一千余万斤。分东西两路，东路为车臣汗部属，西路指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等地。东路产毛粗而短，仅能织粗呢、毛毡等；西路产毛细而长，配以适量澳洲羊毛，可织细呢。东路毛一般由张家口入口，西路毛多由归绥入口。
山羊皮，漠北各部皆产山羊皮，每年产额约二百余万张，每张价值约一元二三角不等。南部所产其色青，极厚；西路产色淡；东北两部所产其色虽青却显暗色。
羔子皮，漠北各部皆有，每年所出约二百余万张。以西部所产为佳，花样极好。东南北三部产量不多，毛粗花笨。猛子皮（山羊羔子皮）各部均有，亦以西路为多，每年所产约百万张以上。
牛皮、马皮，漠北各处皆有，每年约产五六十万张。牛皮每张价值约四五元不等。
骆驼绒，以西南两部最多，东北西部次之。每年所产约六百万斤。
灰鼠皮，产地分东西两路，西路产地为唐努乌梁海乌梁公大亲王旗下达赖王旗、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东路产地为顶代、黄代、东西跌令计等处，仅跌令计每年所产约二百余万张。
黄狐皮，也分东西两路，西路所产最多，色黄毛细，品位最高；东路所产色淡毛粗，品位稍次。
沙狐皮，产地为东路的顶代、黄代、沙林庆等处；西路则为三音纳彦大亲王府各旗。东路货佳，西路次之。每年产量与黄狐皮相等。
猞猁皮，该皮俄国产量最多，漠北产量较少，其产地东路有跌令计、顶黄代等处；西路有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等地。东路所产质量最佳，但产量甚少，西路产量较多，却质量稍次。每年可产数千张。
白狼皮，其产地与沙狐皮同，惟西路所产毛细，东路所产毛粗，其产量也与沙狐皮相同。
貂皮，以唐努乌梁海为最多，货稍次，东路的跌令计、合纳尔所产较佳，但产量极少。
旱獭皮，东西两路所产量高，北部次之。
马鬃，各部皆有，每张马皮可收马鬓半斤。
鹿茸，东路的顶黄代、跌令计、沙林庆等地所产较佳，西王府、车臣汗、三音纳彦等处所产次之，而尤以唐努乌梁海所产量最富。
蘑菇，南部的贝土，西部的三音纳彦等处皆产，每年约产四五十万斤。
黄芪，各部皆有，惟北部车臣汗所产最佳，产量也多。
上述各类物品，每年由旅蒙商经归绥及张家口两处入口。经归绥入口的数目虽多，因无可靠调查，很难知其准确数据，但从张家口税务监督署的报告，可看出每年经张家口入口的各类物资。
漠北所产各种毛类皮张，均无买卖集合地点，也无一定行市，全由商人用以货易货的方法，载货到各盟旗地方收买，然后集中在乌里雅苏台和库伦两地，再行运至口内。
四、张家口至库伦的商业交通
清初康熙平定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时，首要之举是开辟道理，发展交通。自京城起，开通前往上述地区的驿路，并且在沿途设置军台、驿站、卡伦、哨所，构成布满西北的交通网络。康熙三十一年，根据对噶尔丹战役的需要，从北京到蒙古的5路驿站（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安设完毕。这是中央政府最先开通内蒙古地区的5条主干道，可以通过内蒙古6盟49旗，又是喀尔喀、厄鲁特蒙古各部进京的必由之路。平定噶尔丹战役开始后，清政府又开通了漠北古北路军台及卡伦站道。漠北古北路军台主要包括北京到库伦和北京到科布多。这些道路是以库伦南路和阿尔泰军台为主干道，从北京出发，经过张家口以北的察哈尔、内蒙古乌兰察布，在漠北古赛尔乌苏分道，到达喀尔喀蒙古的政治、军事和宗教的中心——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此后，这一道路便成为旅蒙商的商贸交通。
张家口至库伦的商路为：
由张家口起程，经察审托罗海、坡罗台托、波罗巴尔嘎孙、察哈巴尔嘎孙、楚马呼图哈、巴甸、珊铁、戈尔奔图尔嘎、乌亦尔哈都塔、慕克尔门硕列井、察罕鄂博、匝梅音乌苏、库库得列苏奎通进、阿对克井、盏达、乌兰呼图克井、塔尔子井、鄂科克井、欲蒙鄂尔各些、乘尔什硕伦井、哈沙图、沙尔石尔井。
上述各地均在直隶北边外察哈尔境内。之后，进入东西盟境内的苏治井、阿善呼都克、法音井、阿明乌苏井、合不尔井、霍求井、沙洛呼图井、札明呼都克、札明叶列斯特井、明安（滂江）、萨木铺力克果勒、霍里太庙、博罗里治、察罕呼图克。
然后，经土谢图汗部的伊林达巴斯、碧留克、呼图尔、舍林图古里克、阿曼乌苏、夷格尔海拉苏台、阿尔善治井、海拉斯井、嘎顺井、额尔德鄂捋井、乌得、乌得特勒山口、活波尔井、察罕图古里井、当金切列山口、塔赖青硕列山、塔赖青呼都克、穆市伦井、乌朗、石伦山口、韩音、察嘎特呼都克、三番呼勒井、推尔格推克井、呼呼登呼都克、云斜布呼都克、乌苏呼都克、霍皮扎尔井、伊林伊亨呼都井、乌叶珊达井、察罕井、布危音朝鲁、租哈、嘎顺井、沙剌沙尔图、哈洼尔海、瑞比图、鄂博贝伦山口，进入车臣汗部的博罗呼济尔、巴彦呼都克、博穆博图、穆克图、哈勒咱山口、吉尔特根台、车拉台布尔台、吉尔嘎兰图，再经套鲁台山谷地方、扎克扎呼图克、布鲁尔杭爱山、那赖哈、图拉河，即抵买卖城（东营子）、库伦。
此条商路又称硕达尔军大道，沿途水草便利，商旅络绎不绝。漠北来京者，亦多行此道。凡有笨重货物通常利用牛马骆驼为运输工具，所以赴库伦贸易的旅蒙商均结队而行，或车或驼，满载货物，每驼载两包约四百斤，价值四千余元。一般夏秋时，需三四十日抵达库伦；若遇隆冬，大雪塞途，则需七八十日才能抵达库伦。
五、库伦的商会组织
旅蒙商在库伦经商始于清康熙年间。最初仅十二家，均为晋商。无商会组织。初由十二家各推举一商董，故称十二甲首，在东营子建屋设号。随着商业的繁盛，逐渐扩展到西库伦，再及各外路。至清咸丰年间，京帮商号始来库伦，商务遂日渐发达。此后，京晋两帮商人来库伦者日益增加，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便令各商组织商会。但京晋两帮因意见分歧，相持不下，经各方调停，库伦商会始告成立。商会分东西两事务所。东事务所设在买卖城，以正会长司其事，西帮商人属之；西事务所设在西库伦，以副会长司其事，京帮商人属之。各办各事，两不相谋。两事务所之各项经费由各事务所的会员及入会各商担任。所以在库伦仅有商会之名。而商会应办的各项事项及一切设备，均付缺如。
六、库伦的税务及金融状况
旅蒙商运货至漠北，沿途概不征税，只有抵达库伦后，须缴纳所设的各项货捐。按照当地买卖估价征收，每一百两抽银五两。运往外路的货物，也需在库伦拆验完税，再行包装后运至落货地点，验明单货相符，不再完税。
从前旅蒙商习惯以砖茶、生烟、哈达等品为市面交易的媒介，而辅之以生银。到清光绪年间，中俄互市，俄币输入，蒙汉人便大量使用，使得俄币充斥，几乎左右市面，维持俄币市价高至八九钱之间，致使漠北财政半入俄人掌握。清廷有鉴于此，在库伦东营子设立大清银行，以图补救。
七、库伦商务状况
库伦的商务可分为两个区，即东营子和西库伦。两处相隔十余里，其营业性质也不相同。东营子为大宗批发，西库伦为门市零售。东营子均为西帮，则以茶庄为多，运来货物也以砖茶、生烟、绸缎、布匹为大宗，其余日用饮食之物及蒙古人宗教、社会需用物品，不分贵贱，凡有可用之物，几乎网罗殆尽，甚至舶来的纸烟、牙粉、胰皂、手巾等，亦为出口货物的附属品。
运销漠北的茶叶以华茶为最多，红茶次之，绿茶则无。
年售数目如下：
红梅茶，此茶上等年销一千六百箱，中等七千箱，下等八千箱。一箱重量为十一两。
末砖茶，此茶装箱分为八十片装和七十片装两种，前者年销售一千五百箱，后者年销售四千箱。
斤砖茶，与末砖茶同类，箱装为六十四片，年销售一千八百箱。
谨改泽装红茶，每箱装九十分，年销售二千八百箱。
谨改华箱二五红茶，每箱八十分，年销售一千箱。
译楼岗砖茶，每箱分为四十五片、三十九片、三十六片、二十七片、二十四片装五种。四十五片箱装年销售一千六百箱，三十九片箱装年销售一万四千箱，三十六片箱装年销售一万箱，二十七片箱装年销售二万箱，二十四片箱装年销售七千箱。
咸宁砖茶，有三十六片装箱和二十七片装箱两种，三十六片装箱年销售一千六百箱，二十七片装箱年销售一万五千箱。
洋楼司砖茶，分为三十六片装箱和二十片装箱两种，三十六片装箱年销售一千二百箱，二十片装箱年销售八千箱。
宗家市砖茶，分为三十六片装箱和二十片装箱两种，三十六片装箱年销售二千箱，二十片装箱年销售一万四千箱。
沙坪砖茶，分为三十六片装箱和二十七片装箱两种，三十六片装箱年销售一千四百箱，二十七片装箱年销售一千箱。
上述十种，前者五种称为细茶，专售俄国，后五者称为粗茶，均销蒙人。茶之外，销售较多的有山西产的曲沃、生烟，每年在一万四千篓左右，每篓装一百八十包，每包重一分，专售蒙人，另有布匹，以爱国布为多，洋布次之。爱国布尤以斜纹为畅销，每年销售约五万匹。
旅蒙商从漠北进口的货物，以牲畜皮毛为大宗，但均非产自库伦，而是库伦各商家均在外路设有分号，用以货易货的方法，收买各种皮毛载运到库伦，再行输送到张家口或归绥售卖。其每年进口张家口的数目如前表所列。
库伦旅蒙商铺规极严，学徒十至十二岁由其父母带到库伦，在学习期间概无工资，四五年出师后，始行给予。虽经出师，但仍为劳工，掌柜可随意使唤。历年稍久，则以店员待遇，有分红利的资格。其红利单位为二厘，即买卖总数的千分之一。凡有分红利一厘至五厘资格者，每隔三年可归省一次。分红利五厘以上者，二年归省一次，分红利一分者，可常居故乡，或有要事轮流来库伦。归省路费则由店中支给。取得这种资格者必为可分红利的店员。随时往来库伦的店员可在北京或山西本省执行商务，不必常驻库伦。
清季在库伦的西帮旅蒙商，其开始营业资本均不超过三千两以上者，至民国初年已集资累万。大的商号有兴隆魁、又合全、双舜全、林盛元、锦泉涌、锦泰亨、裕源、永裕盛、合长盛、蔚万利等十家。京庄后起，势力较逊，其大者有通和福、来人和、厚隆和、玉永盛、德永盛、合隆兴、和协和、公同和、义隆茂等十家，几乎与西庄抗衡。
据民国十二年统计，当时在西库伦的旅蒙商商号有699家，其中，经营杂货的279家，洋行7家，面庄2家，面铺20家，面包2家，饽饽11家，木厂76家，木铺11家，靴铺17家，坐客20家，斜皮2家，皮房34家，皮条10家，鞍铺20家，油房6家，药铺16家，玉器2家，银匠3家，银楼39家，铜楼10家，铁匠4家，汇票6家，画铺15家，蜡铺2家，罗铺2家，醋铺5家，饭馆19家，成衣25家，肉铺18家，客栈8家，剃头6家，染房1家，澡堂2家，洗衣1家。
以上各商号，京帮占多数，西帮甚少。因西库伦汉蒙杂居，人烟繁盛，易于门市零售。上述商号初时资本均甚微弱，五万以上者仅十余家；万元以上者有三十余家；万元以下千元以上者则甚多。大抵从前有资产五万两以上者，至民国初年已发展到资产三五十万两上下。
西帮大商号均在东营子方面，共有333家。且多为大宗批发，所运货物以茶烟酒为主。以前资本均甚微薄，至民国初年已拥资累万。西帮各商号多半于天津、河南、北京、张家口等处设有分号。如公合全、庆和达两家，总行在张家口，分行则在北京、上海、恰克图及莫斯科、乌金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地。又如璧光发一家，本行在恰克图，分行则在库伦、伊尔库茨克、海参崴、乌金斯克、莫斯科等处。
京帮自运货物，以布匹、绸缎、洋货为大宗，其余则向西帮商号盘运，分批零售。其分号仅在蒙属各盟旗地方。
旅蒙商在漠北经商最大缺点即互相掣肘，在库伦各商家彼此均无联络，买卖货物，也无一定行市，各家货价的高下，均不相同，不论何种货物，一旦缺乏，则价格陡涨，甚至高于平常十倍左右。而且贪心太重，一见有利可图，不问其为国货、洋货，均转输代售。
八、恰克图商务状况
雍正五年根据中俄两国签订的《恰克图界约》，确定中俄两国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边境贸易。此后，恰克图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这一市场的开辟，对漠北牧区市场来说，不仅开辟了一个贸易窗口，而且起到了调节、活跃漠北市场的作用，促进了漠北牧区市场的发展。
库伦至恰克图的商业交通为：出库伦，经依库、布尔格乐、博罗诺尔、呼齐、他沙尔、伯特格、勒莫格特依、库勒特那尔苏、噶萨那、努克图、库格诺尔，抵恰克图。
嘉庆年间，恰克图有商铺六十余家。且多为晋商，18世纪末，该城商铺已达一百余家，其中较大的商家有三十七家。到民国初年才有京帮在此经营，但为数甚少。所以其商会组织全由山西人把持。在恰克图设有商业学校一所，召集各商家青年子弟入学肆业，以灌输商业知识，启发其爱国思想为宗旨。
恰克图的商务与库伦完全不同。库伦居漠北中心，交易十分频繁，对蒙人的交易占十之七八，对俄贸易仅占十之二三。恰克图是中俄接壤地区，彼此贸易以俄人为多，蒙人为少数，所以对蒙贸易仅占十之二三，对俄贸易则占十之七八。
据民国七年及民国八年上半年统计，在恰克图行销的各种货物如下表：
据民国五年调查，在恰克图经商的旅蒙商只有80余家，而到民国十二年已发展到185家，其中杂货行94家，蒙货行17家，茶货行5家，杂货庄1家，蒙货庄1家，茶货庄5家，汇兑庄3家，绸缎庄4家，面醋行1家，参茸庄1家，丝水庄1家，面行2家，药材行1家，客栈1家，陈醋蜡行1家，木铺6家，皮房6家，银炉2家，靴铺7家，长靴铺1家，点心铺2家，鞍子铺2家，肉铺3家，饭馆4家，澡堂1家，磨房2家，胶房1家，画铺4家，铁炉2家，果铺1家，理发2家，豆腐房1家，成衣铺10家。
在恰克图每年产灰鼠皮万余张，每张值银二钱四五分；鹿茸年产30余付，八叉或六叉者，计重五六斤，每斤价银十五六两；黄狐皮年产百余张，每张值银四两；蘑菇年产万余斤，每斤价四五钱。
旅蒙商在漠北前后经营200余年，直至蒙古独立始逐渐退出漠北。
综上所述，我们可看出旅蒙商在漠北地区的商务活动，经200余年的发展，不仅已有相对严密的商会组织，并且在漠北各地已成相当规模，其所经营的物品涵盖了漠北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民国年间张家口税务监督署的报告可知，仅由漠北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羊毛、山羊皮、牛皮、马皮为漠北年产一半以上；羔子皮、驼绒、灰鼠皮为漠北年产的近一半。虽然他们利用草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段，对牧民进行高利盘剥，并利用冬春牲畜瘦弱，牧区青黄不接，向牧民高价赊销生活必需品，以低价预购牛羊和畜产品，以购小还大、购大带小等放账计息手段，牟取高额利润，造成对漠北资源的超额掠夺，使得漠北资金的大量外流，严重制约了漠北畜牧业经济的正常发展，但不可否认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以单一粗放畜牧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漠北社会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原内地出产的粮食、布帛、烟茶和手工业产品等无疑是其十分迫切需要的。旅蒙商送上门来的与内地互通有无的交换贸易，有利于促进畜牧业自然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对沟通漠北与内地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带动当地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以及城市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奈勒尔图与地下情报网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期，呼伦贝尔地区曾有一个主要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下情报网，他们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默默工作和活动在隐蔽战线上，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为人所知，亦不被理解和受到不公正对待，直至今天他们仍湮没无闻，作为这个情报网的负责人之一奈勒尔图即为其中之一。
奈勒尔图，达斡尔族，郭博勒哈拉，又名郭文贵，生于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内蒙古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人。其父曾在苏木任笔帖式（秘书），其叔伯弟郭文通（见本书）任伪满少将团长。青少年时期，奈勒尔图先是于1918年3月至1922年4月入海拉尔呼伦贝尔蒙旗小学校读书，后于1922年5月至1924年7月入呼伦贝尔蒙旗中学学习。这两所学校均由当时已颇有名气的郭道甫担任校长，奈勒尔图从中受益匪浅。其间，在他13岁的时候，由于巴布扎布匪乱，全家避居齐齐哈尔数月之久，家庭财产损失殆尽；次年在他刚入学时，适逢海拉尔发生传染病，其父又因病故去，第二年大姐亦病故，1924年6月兄弟去伊敏河游玩落水身亡。遭此接连打击，家道开始衰落，靠亲友帮助和母亲替人做活维持生计。
迫于全家人的生活，奈勒尔图于1924年7月中断学业，到由各旗牧民集资兴办的呼伦贝尔蒙古合作公司下属的贝尔湖分社谋生。贝尔湖分社主要收购当地的畜产品并发往哈尔滨和内地，换回牧民的生活用品，奈勒尔图在其中担任仓库保管员工作，即任职员。在这里，奈勒尔图认识了来自俄罗斯布里亚特的蒙古人色登伊西等人，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外蒙古”平民革命的影响，加之先前受郭道甫的教育，使奈勒尔图很快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这一期间，他加入了由郭道甫、福明泰创建的呼伦贝尔青年党并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并被色登伊西招幕为苏联远东军情报人员，由此开始他长达20余年苏联地下情报人员的生涯。
1927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东北军阀张作霖封闭了由“外蒙古”合作社海拉尔分社支持的蒙古合作公司的一切商业活动，不得已，奈勒尔图到呼伦贝尔蒙旗皮毛公司从事收购羊毛的工作，直至1932年6月兴安北省成立。这一期间，奈勒尔图和其他人入“外蒙古”国境，追随郭道甫、福明泰，参加由其发动和领导的1928年7月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这一暴动很快在东北军的镇压下失败了，一部由福明泰带往“外蒙古”，一部由郭道甫带领与东北军讲和。而呼伦贝尔青年党的工作，则交由奈勒尔图、阿达、华林泰和葆定等人代理。他们接受任务后，在几年时间中，除帮助几十名少数民族青年办理出国手续、提供旅费外，还承担秘密护送若干人出境的任务，如：1929年，选派察迪和阿比（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2名知识青年潜往蒙古学习；1930年夏，选派多尔那（又名郭兴善）潜往苏联学习；1931年夏，选派青年牧民东保（又名额尔登毕力格，达斡尔族，苏都尔哈拉）潜往苏联学习；1931年12月，选派东北蒙师毕业生苏和巴图尔（达斡尔族，郭布勒哈拉）和色尔古楞（达斡尔族，敖拉哈拉）2人潜往苏联学习等。
1932年6月，兴安北省成立后，奈勒尔图任兴安北省公署地方科属官，1935年1月任会计科属官，1942年10月任保健科事务官，1945年1任索伦旗公署总务科长等职。这一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呼伦贝尔，也是奈勒尔图与荣茂（哈斯巴特尔，见本书）组建地下情报网和开展活动的主要时期。1935年，奈勒尔图与荣茂应召前往哈尔滨，在苏联有关方面指示下，开展搜集日伪军事战略计划、军事设施、道路桥梁、军警分布及日伪军警特宪等方面的情况，并由他们负责领导这一情报网的工作。这个情报网先后有30余人参加，主要分工如下：
兴安北省公署的情报由公署秘书官华林泰（达斡尔族，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和胡色文（陈旗人，日本留学生，额尔钦巴图省长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官）负责；
新巴尔虎左、右两旗由宫楚格扎布、阿尼二人负责；
陈巴尔虎旗由阿昌嘎、色尔杰布、普日格通等人负责提供；
索伦旗由依信太、达赉·绰克图负责；
三河一带的情报由先后任过旗长的乌云毕力格（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额尔登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见本书）、哈·色仁（布里亚特蒙古族，见本书）等人提供；
兴安北省警备司令部以及西部边境的情报主要由郭文通（时任司令部参谋处长，后任骑兵第七团团长，有关方面已证实郭的情报员身份）、额尔很巴雅尔（时任司令部翻译）搜集；
海拉尔市内及铁路沿线由鸿发（汉族）、扎尔嘎勒提供；
扎兰屯、齐齐哈尔方面由德文斌、鄂廷勋提供。
此外，尚有巴尔拉木（俄侨）、阿勒精泰、晓云、恩克巴图等也参与了搜集情报的活动。
奈勒尔图也亲自参与搜集情报的活动，如：到兴安北省公署民政厅长善吉米图家探听伪省公署内部、新右旗及西部国境线上的消息；去哈斯仁旗长、科长达赉·绰克图、宝·阿比德家听取仁钦多尔吉等人到岭南、霍林河、毛登嘎锡里方面的活动；去第十军区司令官郭文林（奈堂弟）家喝晚茶、闲谈，从中探听有关军事方面的情况。
奈勒尔图与荣茂还将后者的亲侄子恭格布的冬营地作为中心联络站，备有轻武器、乘骑及食品。恭格布常住冬营处，接待上述人员，亦为他们当联络人和向导。
在上述活动中，华林泰、胡色文提供过很多有关兴安北省方内部绝秘文件，会议纪要和政策方针的资料。曾任警备军司令部翻译官、索伦旗科长的额尔很巴雅尔，提供过许多军事内部机密文件、边境地图照片以及旗内重要统计资料。历任兴安北省警备军司令部参谋处长、骑兵第七团长郭文通曾率部驻军于西部国境线贝尔湖、诺尔罕、扎门胡得格及黑山头一带，并参加边境多次大小军事冲突和诺门罕战役。他多次提供了日伪军的战略战术计划和军事行动情况。兴安北省警备军司令部曾经收到日本军部（名义上是满洲国治安部）发来的军事绝密文件《全国军警配备情况》，有20万字，共3本。郭文通通过额尔很巴雅尔偷取存于副官处的一本，交给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门。郭后对额说，苏联远东军方面认为这份文件在军事上极其重要，当时表扬了他。这份文件，对苏蒙两国提早做好抵御准备上起到很大作用。
1935年夏，在满洲里举行“满”蒙边境谈判会议，长达5个月，双方争执得极为激烈，最后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而散会。当时以“满”方翻译员身份参加会议的华林泰和以会议记录员身份参加的额尔很巴雅尔等人，随时向奈勒尔图反映了日军代表（即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阴谋策划以及双方代表发生的激烈斗争等情况。
由于日本特务机关不断加强统治和搜捕活动，奈勒尔图领导的地下情报网中亦有人员被捕牺牲和下落不明的。如1940年额尔登格由苏方派遣入境，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惨遭杀害。苏和巴特尔1941年至1944年曾数次入境，最后一次被日伪军警发现并包围，战斗到最后一刻举枪自尽。荣茂两次被捕，1944年第二次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队杀害。
1945年8月，日本统治垮台，苏联红军进驻呼伦贝尔地区。奈勒尔图与苏军方代表（亦是奈勒尔图情报工作负责人）卡尔洛夫取得联系，先是协助苏军在海拉尔地区开展肃反——逮捕多名日伪宪兵特务，继而前往新左旗，邀请原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出任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主席。同年10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后，奈勒尔图在卡尔洛夫的举荐下，任呼伦贝尔巴尔虎合作社社长直至1948年2月。此时的呼盟牧区由于交通不便，物资奇缺，牧民生活极为困难。合作社成立以后，大量收购畜产品，送往哈尔滨等地，换回牧民急需的生产生活用品，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牧民的需求和困难，深受牧民群众的欢迎。这一期间，奈勒尔图受地方自治政府的派遣，与郭文通、哈达等人，在蒙古驻苏武官旺丹上校的陪同下，前往长春苏军最高指挥部，使被拘押于海拉尔东山原日军兵营内的第十军管区l 000多名官兵获得释放。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苏方通知奈勒尔图：新中就要诞生，中苏两国将结成友好同盟国家，所以今后两国间不需要地下工作了。于是，奈勒尔图等人解散了反满抗日地下活动组织，与苏方情报部门断绝了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后，鉴于呼盟牧区流行性病、人口下降，又无诊所，有关方面决定将巴尔虎合作社改组为蒙古医务会，下设4个诊所，由奈勒尔图任会长，开展牧区卫生工作。1949年8月以后直至1956年，他主要从事与牧区相关的工作，先后任牧民合作社营业部主任、牧民招待所主任、牧民服务社主任、呼伦贝尔畜产公司门市部主任，1953年8月调转内蒙古东部区联合社工作，1954年1月入内蒙古合作干部学校，同年8月调呼盟合作社联合社，12月再调呼盟供销合作社干部训练班工作直至病逝。其间，奈勒尔图先后参加了党所领导的“一条心”运动，经历了整风、审干和“三反”、“五反”等运动，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决心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而奋斗。
奈勒尔图中等身材，为人忠厚老实，寡言少语。1956年10月6日，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52岁。20世纪60年代初期，奈勒尔图次子洛德苏尔（退休前在呼盟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去呼和浩特公出并至其叔郭文通家中探望。郭文通拿出1956年奈勒尔图写给他的信给洛德苏尔看，信中说：我们过去所做过的一切事情现在已经变成历史了。我们现在已和苏联方面结束了地下工作的来往，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要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总拿过去的事情摆功劳……非常可惜的是，这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下落不明，但郭文通的那段活动却因此而由有关方面加以证实，亦留在了历史。
奈勒尔图，达斡尔族，郭博勒哈拉，又名郭文贵，生于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内蒙古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人。其父曾在苏木任笔帖式（秘书），其叔伯弟郭文通（见本书）任伪满少将团长。青少年时期，奈勒尔图先是于1918年3月至1922年4月入海拉尔呼伦贝尔蒙旗小学校读书，后于1922年5月至1924年7月入呼伦贝尔蒙旗中学学习。这两所学校均由当时已颇有名气的郭道甫担任校长，奈勒尔图从中受益匪浅。其间，在他13岁的时候，由于巴布扎布匪乱，全家避居齐齐哈尔数月之久，家庭财产损失殆尽；次年在他刚入学时，适逢海拉尔发生传染病，其父又因病故去，第二年大姐亦病故，1924年6月兄弟去伊敏河游玩落水身亡。遭此接连打击，家道开始衰落，靠亲友帮助和母亲替人做活维持生计。
迫于全家人的生活，奈勒尔图于1924年7月中断学业，到由各旗牧民集资兴办的呼伦贝尔蒙古合作公司下属的贝尔湖分社谋生。贝尔湖分社主要收购当地的畜产品并发往哈尔滨和内地，换回牧民的生活用品，奈勒尔图在其中担任仓库保管员工作，即任职员。在这里，奈勒尔图认识了来自俄罗斯布里亚特的蒙古人色登伊西等人，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外蒙古”平民革命的影响，加之先前受郭道甫的教育，使奈勒尔图很快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这一期间，他加入了由郭道甫、福明泰创建的呼伦贝尔青年党并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活动，并被色登伊西招幕为苏联远东军情报人员，由此开始他长达20余年苏联地下情报人员的生涯。
1927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东北军阀张作霖封闭了由“外蒙古”合作社海拉尔分社支持的蒙古合作公司的一切商业活动，不得已，奈勒尔图到呼伦贝尔蒙旗皮毛公司从事收购羊毛的工作，直至1932年6月兴安北省成立。这一期间，奈勒尔图和其他人入“外蒙古”国境，追随郭道甫、福明泰，参加由其发动和领导的1928年7月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这一暴动很快在东北军的镇压下失败了，一部由福明泰带往“外蒙古”，一部由郭道甫带领与东北军讲和。而呼伦贝尔青年党的工作，则交由奈勒尔图、阿达、华林泰和葆定等人代理。他们接受任务后，在几年时间中，除帮助几十名少数民族青年办理出国手续、提供旅费外，还承担秘密护送若干人出境的任务，如：1929年，选派察迪和阿比（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2名知识青年潜往蒙古学习；1930年夏，选派多尔那（又名郭兴善）潜往苏联学习；1931年夏，选派青年牧民东保（又名额尔登毕力格，达斡尔族，苏都尔哈拉）潜往苏联学习；1931年12月，选派东北蒙师毕业生苏和巴图尔（达斡尔族，郭布勒哈拉）和色尔古楞（达斡尔族，敖拉哈拉）2人潜往苏联学习等。
1932年6月，兴安北省成立后，奈勒尔图任兴安北省公署地方科属官，1935年1月任会计科属官，1942年10月任保健科事务官，1945年1任索伦旗公署总务科长等职。这一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呼伦贝尔，也是奈勒尔图与荣茂（哈斯巴特尔，见本书）组建地下情报网和开展活动的主要时期。1935年，奈勒尔图与荣茂应召前往哈尔滨，在苏联有关方面指示下，开展搜集日伪军事战略计划、军事设施、道路桥梁、军警分布及日伪军警特宪等方面的情况，并由他们负责领导这一情报网的工作。这个情报网先后有30余人参加，主要分工如下：
兴安北省公署的情报由公署秘书官华林泰（达斡尔族，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和胡色文（陈旗人，日本留学生，额尔钦巴图省长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官）负责；
新巴尔虎左、右两旗由宫楚格扎布、阿尼二人负责；
陈巴尔虎旗由阿昌嘎、色尔杰布、普日格通等人负责提供；
索伦旗由依信太、达赉·绰克图负责；
三河一带的情报由先后任过旗长的乌云毕力格（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额尔登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见本书）、哈·色仁（布里亚特蒙古族，见本书）等人提供；
兴安北省警备司令部以及西部边境的情报主要由郭文通（时任司令部参谋处长，后任骑兵第七团团长，有关方面已证实郭的情报员身份）、额尔很巴雅尔（时任司令部翻译）搜集；
海拉尔市内及铁路沿线由鸿发（汉族）、扎尔嘎勒提供；
扎兰屯、齐齐哈尔方面由德文斌、鄂廷勋提供。
此外，尚有巴尔拉木（俄侨）、阿勒精泰、晓云、恩克巴图等也参与了搜集情报的活动。
奈勒尔图也亲自参与搜集情报的活动，如：到兴安北省公署民政厅长善吉米图家探听伪省公署内部、新右旗及西部国境线上的消息；去哈斯仁旗长、科长达赉·绰克图、宝·阿比德家听取仁钦多尔吉等人到岭南、霍林河、毛登嘎锡里方面的活动；去第十军区司令官郭文林（奈堂弟）家喝晚茶、闲谈，从中探听有关军事方面的情况。
奈勒尔图与荣茂还将后者的亲侄子恭格布的冬营地作为中心联络站，备有轻武器、乘骑及食品。恭格布常住冬营处，接待上述人员，亦为他们当联络人和向导。
在上述活动中，华林泰、胡色文提供过很多有关兴安北省方内部绝秘文件，会议纪要和政策方针的资料。曾任警备军司令部翻译官、索伦旗科长的额尔很巴雅尔，提供过许多军事内部机密文件、边境地图照片以及旗内重要统计资料。历任兴安北省警备军司令部参谋处长、骑兵第七团长郭文通曾率部驻军于西部国境线贝尔湖、诺尔罕、扎门胡得格及黑山头一带，并参加边境多次大小军事冲突和诺门罕战役。他多次提供了日伪军的战略战术计划和军事行动情况。兴安北省警备军司令部曾经收到日本军部（名义上是满洲国治安部）发来的军事绝密文件《全国军警配备情况》，有20万字，共3本。郭文通通过额尔很巴雅尔偷取存于副官处的一本，交给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门。郭后对额说，苏联远东军方面认为这份文件在军事上极其重要，当时表扬了他。这份文件，对苏蒙两国提早做好抵御准备上起到很大作用。
1935年夏，在满洲里举行“满”蒙边境谈判会议，长达5个月，双方争执得极为激烈，最后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而散会。当时以“满”方翻译员身份参加会议的华林泰和以会议记录员身份参加的额尔很巴雅尔等人，随时向奈勒尔图反映了日军代表（即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阴谋策划以及双方代表发生的激烈斗争等情况。
由于日本特务机关不断加强统治和搜捕活动，奈勒尔图领导的地下情报网中亦有人员被捕牺牲和下落不明的。如1940年额尔登格由苏方派遣入境，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惨遭杀害。苏和巴特尔1941年至1944年曾数次入境，最后一次被日伪军警发现并包围，战斗到最后一刻举枪自尽。荣茂两次被捕，1944年第二次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队杀害。
1945年8月，日本统治垮台，苏联红军进驻呼伦贝尔地区。奈勒尔图与苏军方代表（亦是奈勒尔图情报工作负责人）卡尔洛夫取得联系，先是协助苏军在海拉尔地区开展肃反——逮捕多名日伪宪兵特务，继而前往新左旗，邀请原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出任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主席。同年10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成立后，奈勒尔图在卡尔洛夫的举荐下，任呼伦贝尔巴尔虎合作社社长直至1948年2月。此时的呼盟牧区由于交通不便，物资奇缺，牧民生活极为困难。合作社成立以后，大量收购畜产品，送往哈尔滨等地，换回牧民急需的生产生活用品，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牧民的需求和困难，深受牧民群众的欢迎。这一期间，奈勒尔图受地方自治政府的派遣，与郭文通、哈达等人，在蒙古驻苏武官旺丹上校的陪同下，前往长春苏军最高指挥部，使被拘押于海拉尔东山原日军兵营内的第十军管区l 000多名官兵获得释放。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苏方通知奈勒尔图：新中就要诞生，中苏两国将结成友好同盟国家，所以今后两国间不需要地下工作了。于是，奈勒尔图等人解散了反满抗日地下活动组织，与苏方情报部门断绝了关系。
新中国成立前后，鉴于呼盟牧区流行性病、人口下降，又无诊所，有关方面决定将巴尔虎合作社改组为蒙古医务会，下设4个诊所，由奈勒尔图任会长，开展牧区卫生工作。1949年8月以后直至1956年，他主要从事与牧区相关的工作，先后任牧民合作社营业部主任、牧民招待所主任、牧民服务社主任、呼伦贝尔畜产公司门市部主任，1953年8月调转内蒙古东部区联合社工作，1954年1月入内蒙古合作干部学校，同年8月调呼盟合作社联合社，12月再调呼盟供销合作社干部训练班工作直至病逝。其间，奈勒尔图先后参加了党所领导的“一条心”运动，经历了整风、审干和“三反”、“五反”等运动，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坚定了自己的立场，决心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而奋斗。
奈勒尔图中等身材，为人忠厚老实，寡言少语。1956年10月6日，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52岁。20世纪60年代初期，奈勒尔图次子洛德苏尔（退休前在呼盟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去呼和浩特公出并至其叔郭文通家中探望。郭文通拿出1956年奈勒尔图写给他的信给洛德苏尔看，信中说：我们过去所做过的一切事情现在已经变成历史了。我们现在已和苏联方面结束了地下工作的来往，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要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总拿过去的事情摆功劳……非常可惜的是，这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下落不明，但郭文通的那段活动却因此而由有关方面加以证实，亦留在了历史。
乃济陀音
乃济陀音，又译作内济托音、内齐托音，乳名阿必达。蒙古族。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著名首领阿玉奇汗叔父墨尔根•特博纳之子。1557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在漠南蒙古地区传教50余年，是一位颇具声望的喇嘛。于1653年（清世祖顺治十年十月十五日）圆寂，终年96岁（对此年龄之说学术界有分歧，尚未定论）。
乃济陀音自幼聪明，富有同情心，父为其取名乃济（意为：慈祥的人）。青年时开始学佛，一心出家为僧。不顾父母劝阻，只身前往西藏扎什伦布寺，师事于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在班禅御前受具足戒，赐名净戒。在经、咒二学院师事贤者，还多次聆听班禅授与的灌顶和教训。学修10余年后，便有名望。启奏班禅，欲赴他地传法，班禅降旨：“与你从前许愿有关的地方在东方（即指东部蒙古）”。
乃济陀音奉班禅之谕，离扎什伦布寺，前往蒙古喇嘛教中心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附近的阿巴嘎•哈喇山。后到大黄帽洞，将其作为苦行成就的道场，禅定达35年之久。一次，正在诵经说法，为修道备用的酸奶桶突然向东倾斜，奶汁洒向东方。乃济陀音认定向东部蒙古传教的时刻已到。于是，在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率弟子30名，向东出发，到盛京(今沈阳市)经皇太极允准，前往东部蒙古地区传弘黄教。皇太极诏谕，乃济陀音领弟子们前往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汗驻地（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境）传教说法。乃济陀音敦促科尔沁部的人，禁止杀生，废除翁衮（翁衮,蒙古语“灵”之意。蒙古语的“翁衮”或“温禺鞮”一词在萨满教观念里是非常宽泛的概念。如翁衮树、翁衮坝、翁衮山、翁衮马等，一切崇拜的对象都可能冠之以“翁衮”。“翁衮”或“温禺鞮”这一概念包含现在所说的偶像、天地、鬼神、自然、先祖、图腾等一切崇拜的对象），恭敬三宝，然而他最注重的是执持集密与可畏金刚的现观。极力宣传《陀罗尼经》(即驱邪扶正的咒语)，使蒙古人相信此经文能够抵御魔鬼和灾难，确保来世幸福。还宣扬轮回转世、“众生皆可成佛”之说，让人们相信，受苦受难是因为前世的罪孽造成的，只要按照“十善诵”的轨范修行，才能改变厄运，来世成佛，云云。由于他的劝戒，众多科尔沁王公、贝勒、贝子、福晋们均已皈依黄教，成为虔诚黄教的信徒，并将乃济陀音尊奉为科尔沁部10旗博克达葛根。10旗王公们商议，共同集资为博克达喇嘛营建一座寺庙。并依乃济陀音之旨，选定白音胡硕（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兴建了著名的“遐福寺”，以供驻锡。所有的“翁衮像”被付之一炬。
科尔沁部萨满教最高首领霍布克台巴秃儿与妻子——女巫图阿拜，竭尽全力反对乃济陀音在科尔沁部的传教活动，并提出“斩下僧人头，祭坛作牺牲”的斗争口号，最终失败。
库伦伯吉•满珠师礼寺的活佛、萨迦法王（西藏佛教萨迦派首领），对于乃济陀音的传教活动，即嫉妒又敌视，便上奏清世祖顺治皇帝，中伤乃济陀音喇嘛。此时，正遇第五世达赖喇嘛晋京之际，顺治帝将萨迦法王的控告书交给达赖喇嘛处理。按照敕命，接待达赖喇嘛的事务由噶巴喇公负责。因此，萨迦法王的控告书亦由此人受权处理。噶巴喇公与萨迦法王一向十分亲密，并且曾收受萨迦法王的大量贿赂，加之达赖喇嘛的通事（翻译）格凌噶布楚疏于蒙古语，将话传错，致使达赖喇嘛责难乃济陀音，并令其与跟随他来的30名大弟子及30名小比丘回归化城居住，其余60名僧侣入居伯吉•曼珠师利寺。
1653年(清世祖顺治十年三月)，乃济陀音离开白音胡硕“遐福寺”回到归化城小召(小召为归化城八大寺庙之一，是由乃济陀音呼图克图创建，康熙皇帝赐名“崇福寺”)诵经作法。不久，接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后宾图哈敦病重的消息，应顺治帝敕命和弟子们的恳求，前去为其主持祈祷。当他走到翁牛特部境内的锡尔噶河北岸时，得悉宾图哈敦的讣报，遂返回。
同年，乃济陀音在返回归化城途中圆寂，终年96岁（对此年龄之说学术界有分歧，暂不定论）。弟子们将其舍利安放银质覆钵式灵塔内，置于白音胡硕遐福寺主殿楼上，以备后世信徒供养。
乃济陀音自幼聪明，富有同情心，父为其取名乃济（意为：慈祥的人）。青年时开始学佛，一心出家为僧。不顾父母劝阻，只身前往西藏扎什伦布寺，师事于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在班禅御前受具足戒，赐名净戒。在经、咒二学院师事贤者，还多次聆听班禅授与的灌顶和教训。学修10余年后，便有名望。启奏班禅，欲赴他地传法，班禅降旨：“与你从前许愿有关的地方在东方（即指东部蒙古）”。
乃济陀音奉班禅之谕，离扎什伦布寺，前往蒙古喇嘛教中心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附近的阿巴嘎•哈喇山。后到大黄帽洞，将其作为苦行成就的道场，禅定达35年之久。一次，正在诵经说法，为修道备用的酸奶桶突然向东倾斜，奶汁洒向东方。乃济陀音认定向东部蒙古传教的时刻已到。于是，在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率弟子30名，向东出发，到盛京(今沈阳市)经皇太极允准，前往东部蒙古地区传弘黄教。皇太极诏谕，乃济陀音领弟子们前往蒙古科尔沁部土谢图汗驻地（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境）传教说法。乃济陀音敦促科尔沁部的人，禁止杀生，废除翁衮（翁衮,蒙古语“灵”之意。蒙古语的“翁衮”或“温禺鞮”一词在萨满教观念里是非常宽泛的概念。如翁衮树、翁衮坝、翁衮山、翁衮马等，一切崇拜的对象都可能冠之以“翁衮”。“翁衮”或“温禺鞮”这一概念包含现在所说的偶像、天地、鬼神、自然、先祖、图腾等一切崇拜的对象），恭敬三宝，然而他最注重的是执持集密与可畏金刚的现观。极力宣传《陀罗尼经》(即驱邪扶正的咒语)，使蒙古人相信此经文能够抵御魔鬼和灾难，确保来世幸福。还宣扬轮回转世、“众生皆可成佛”之说，让人们相信，受苦受难是因为前世的罪孽造成的，只要按照“十善诵”的轨范修行，才能改变厄运，来世成佛，云云。由于他的劝戒，众多科尔沁王公、贝勒、贝子、福晋们均已皈依黄教，成为虔诚黄教的信徒，并将乃济陀音尊奉为科尔沁部10旗博克达葛根。10旗王公们商议，共同集资为博克达喇嘛营建一座寺庙。并依乃济陀音之旨，选定白音胡硕（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呼舒镇），兴建了著名的“遐福寺”，以供驻锡。所有的“翁衮像”被付之一炬。
科尔沁部萨满教最高首领霍布克台巴秃儿与妻子——女巫图阿拜，竭尽全力反对乃济陀音在科尔沁部的传教活动，并提出“斩下僧人头，祭坛作牺牲”的斗争口号，最终失败。
库伦伯吉•满珠师礼寺的活佛、萨迦法王（西藏佛教萨迦派首领），对于乃济陀音的传教活动，即嫉妒又敌视，便上奏清世祖顺治皇帝，中伤乃济陀音喇嘛。此时，正遇第五世达赖喇嘛晋京之际，顺治帝将萨迦法王的控告书交给达赖喇嘛处理。按照敕命，接待达赖喇嘛的事务由噶巴喇公负责。因此，萨迦法王的控告书亦由此人受权处理。噶巴喇公与萨迦法王一向十分亲密，并且曾收受萨迦法王的大量贿赂，加之达赖喇嘛的通事（翻译）格凌噶布楚疏于蒙古语，将话传错，致使达赖喇嘛责难乃济陀音，并令其与跟随他来的30名大弟子及30名小比丘回归化城居住，其余60名僧侣入居伯吉•曼珠师利寺。
1653年(清世祖顺治十年三月)，乃济陀音离开白音胡硕“遐福寺”回到归化城小召(小召为归化城八大寺庙之一，是由乃济陀音呼图克图创建，康熙皇帝赐名“崇福寺”)诵经作法。不久，接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后宾图哈敦病重的消息，应顺治帝敕命和弟子们的恳求，前去为其主持祈祷。当他走到翁牛特部境内的锡尔噶河北岸时，得悉宾图哈敦的讣报，遂返回。
同年，乃济陀音在返回归化城途中圆寂，终年96岁（对此年龄之说学术界有分歧，暂不定论）。弟子们将其舍利安放银质覆钵式灵塔内，置于白音胡硕遐福寺主殿楼上，以备后世信徒供养。
元朝帝师
元朝是历史上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蒙古国斡难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建立大蒙古国，号称成吉思汗。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即汗位，遵用汉法，以开平为上都，燕京（今北京）为中都。1271年，取汉文《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升中都为大都。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退出中原。蒙古族贵族退回北方草原后的政权，史称“北元”。本文的元朝未包括北元时期。
成吉思汗在西征胜利之后，把所征服的土地分给他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这些地方后来发展成为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1258年，成吉思汗孙、拖雷子旭烈兀破黑衣大食。1264年，受忽必烈册封为伊儿汗、遂以贴必大思（大不里土）为中心建立伊儿汗国。上述四大汗国在名义上是大汗藩属，实际上是拥有独立地位的汗国。就元朝中央政权统辖的疆域而言，非常辽阔。
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是元朝设在今西藏地区的政区，元世祖忽必烈以来的元朝皇帝都从乌思藏请来帝师。帝师在元廷地位极高。成吉思汗主要信仰萨满教，兼容多种宗教。那么，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元朝皇帝为什么从吐蕃（元朝时期今西藏地区的叫法）请帝师呢？笔者，在本文中将略书元朝帝师产生的前前后后，旨在提供比较完整的史料，以飨读者。
一、帝师的产生
蒙古高原与藏族发生关系，由来已久。仅据文字资料，其线索追溯到吐蕃王朝初期（六世纪末七世纪初）。《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载，松赞干布之父囊日论赞攻灭赤邦松时，赤邦松之子莽布支逃往突厥。吐蕃王朝建立后，当时北方的突厥、回纥都与吐蕃有通使关系。同书大事纪年中有突厥可汗到吐蕃致礼的记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引者）境内发现的古突厥文《厥特勒碑》中，有吐蕃使者参加突厥可汗葬礼的记载。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安西四镇后，曾与突厥、回纥发生战争。到蒙古汗国（大蒙古国——引者）时期，蒙古又在征伐西夏的战争中与藏族地区发生了直接接触①。
《元史》中有成吉思汗到藏族地区的记载。一些蒙、藏文文献中，也记载了些成吉思汗与藏族地区的关系。但是，目前为止，史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第一个与藏族地区发生关系的蒙古王室成员是阔端。阔端是成吉思汗儿子窝阔台（元太宗）的第三子。窝阔台将原来西夏的辖区，以及今甘肃、青海的部分藏族地区划给阔端。阔端筑宫室于凉州（今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城北）。1241年，窝阔台卒后，阔端和贵由之母乃马真皇后在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的支持下称制5年。阔端有一定的军事、政治势力。
1239年，阔端派他的将军多达那波带领一支军队进攻西藏，从青海攻到藏北。多达那波肩负的使命是，在西藏各种势力中，找一个能够代表西藏的人物，前来商讨西藏如何归顺蒙古大事。多达那波将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等几个人推荐给阔端。1240年，多达那波从西藏撤军。
1244年，阔端命多达那波和杰曼二人领兵去西藏。他们带阔端给萨迦班智达的信和礼物，邀请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和阔端见面。
信中，阔端口气非常硬，甚至带有一定的威胁。接到信时，萨班已63岁，但迫于蒙古军的压力，由萨迦动身，长途跋涉来到了凉州。他还携带了他的两个侄子，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1246年他们到达凉州。当时阔端去哈剌和林参加选举蒙古大汗的忽里台（大会），双方未能见面。阔端竞选蒙古大汗，但未成，贵由继任蒙古大汗。1247年初阔端回凉州，会见了萨班一行。
萨班有渊博的佛学知识，阔端非常欣赏。 萨班未到凉州以前，举行祈愿法会时也里可温（专指基督教教士）和蒙古萨满坐在僧众的上首。萨班来到凉州后，阔端下令由萨班坐在僧众的上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
在凉州期间，萨班为阔端治好了病。阔端在凉州为萨班修建了幻化寺。双方来往非常如意，在西藏归顺蒙古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主的公开信《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信中奉劝西藏各地领主，适应历史潮流，归顺蒙古。信中明确了西藏是大蒙古国的属地，萨迦派是西藏各教派中属领导地位。
1251年6月，成吉思汗四子托雷的长子蒙哥继任大蒙古国大汗。他完全继承了阔端对西藏的政策。1252年2月，八思巴致卫藏地区高僧大德的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251年夏，蒙哥汗胞弟忽必烈在六盘山邀请萨班。萨班未去。萨班侄子八思巴迎邀前往忽必烈处。忽必烈尊八思巴为上师。1251年11月萨班卒。萨班临终前，将其衣钵法螺传给八思巴，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第五代法王。
1253年，八思八在忒剌（地名）与忽必烈见面。1254年，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优礼僧人诏书”。诏书中除表明忽必烈和皇后察必都已皈依佛法，并尊礼上师八思巴外，还特地对八思巴居住的后藏地区寺院和僧人，作了不受侵害的保证。其实，八思巴1255年才受戒。可见忽必烈对八思巴的重视。1258~1259年八思巴莅临上都，与忽必烈来往密切。
道教是汉族地区传统宗教。成吉思汗曾召见道教的著名人物丘处机，并封他为“国师”。蒙哥汗时，道教和佛教，为争取朝廷信宠，互相争斗。1258年，蒙哥汗下令让佛教与道教的代表人物展开一次“佛道之争”的辩论会。由忽必烈主持。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三百余名高僧参加。年仅23岁的八思巴居第二位，仅次于蒙哥汗任命的总领天下释教的那摩国师。八思巴驳倒道教首领，深受崇敬。
1260年，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1264年，忽必烈赐与八思八珍珠诏书。1270年，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升为“帝师大宝法王”，赐玉印。1280年，八思巴去世后，忽必烈又一次赐给封号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板的达巴思八八合失。”（明朝陶宗仪所著的有关元朝史事札记《南村辍耕录》）。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佛教除萨迦派外其它教派也和蒙古王室有一定联系。噶玛拔希别名是却吉喇嘛，意为“法师”。是当时康藏一带很有势力的噶玛噶举派的教主。1253年初，蒙哥汗之弟忽必烈请噶玛拔希到川西北会见。忽必烈想留住噶玛拔希，但噶玛拔希谢绝了忽必烈，到内蒙古一带传教。1256年，蒙哥汗命令他到漠北见面。蒙哥汗给噶玛拔希“国师”的称号，并赏赐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和一个象征权力的金印。 1259年蒙哥汗卒。后忽必烈继汗位。噶玛拔希因有帮助与忽必烈争帝的阿里不哥之嫌，被流放，后得到允许回西藏。
元朝政权在中原的统治，结束为止，元朝皇帝都有帝师。
二、帝师的地位和作用
唐朝时期，吐蕃王朝和中原地区的联系比较紧密。元朝时期吐蕃地区已是元朝的统治之下了。元朝初步尊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元朝为治理吐蕃地区采取了措施，如驻扎军队、清查户籍、设置“甲姆”、征税赋税、划分卫藏十三万户等等。帝师制是上述措施之一。
帝师是皇帝的佛教老师。帝后妃主都接受灌顶（洗礼）。据《南村辍耕录》记载，皇帝即位前必须由帝师授戒九次。百官上朝时，在皇帝边上设有帝师座位。皇帝即位后，对帝师“降诏褒护”（珠诏），赐玉印（高于金印）。
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后，派遣一个名叫达门的官员携带诏书及八思巴的法旨入藏设置驿站，在脱思麻（安多藏区）设了7个大驿站，在朵甘思（康区）设了9个大驿站，在乌思藏（前后藏）设了11个驿站，驿站直到萨迦。②八思巴返藏主要沿元代从内地通向西藏的驿路行进。1276年，忽必烈特派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八思巴回西藏萨迦寺。帝师来去京师，百官隆重接送。据《元史》记载帝师出行，皇帝派大臣迎送，甚至借给皇帝的半副法驾仪仗，计一千二百五十人，为帝师开路导行。帝师生时受大量布施、赠赏。忽必烈把乌思藏地区13万户指定为八思巴的供养地。帝师死后赙金可达上千两黄金、上万两银和上万匹缯帛。八思巴死后，在京城为他修建真身舍利塔。在元代重要佛事中，包括帝师涅。可见，在皇帝心目中，帝师和佛祖相等。帝师的很多子弟和门徒被封为“国师”、司空、司徒、国公。他们享有很多种特权，手中聚集了大量财富。
帝师及其门徒主持的各种佛事，耗费巨大。据1317年的统计，元内廷佛事消耗的食品，每年用面439500斤、油79000斤、酥21870斤、蜜27300斤。《元史·英宗本纪一》中记载：“至治元年（公元一三二一年）十二月甲子……命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诣西番受具足戒，赐金千三百五十两、银四千五十两，帛万匹，钞五十万。”
元朝中央政权有四大机关：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总制院。1264年设立的总制院是负责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1288年改名为宣政院。帝师是宣政院的最高负责人。他负责举荐僧人担任从宣政院使“居第二者”以下的各级官职。
元朝皇帝把帝师当作精神支柱。认为帝师“还能保护皇帝平安和国家兴盛。”《八思巴行状》记载，公元一二七四年元兵飞渡长江一统全国河山，际开“主圣臣贤的原因外，还有帝师八思巴在宗教上的助力”。
帝师在元廷受到很高的待遇。但他毕竟只是元廷的一个高级官员。忽必烈把乌思藏地区13户奉献给八思巴，在那里，元朝皇帝的诏令和帝师的法旨并行。帝师是元廷的重要职官。帝师不在京城时，皇帝委任其他喇嘛为帝师。所以帝师比元朝皇帝多。帝师是由皇帝任命的，所故真正至高无上的还是皇帝、皇权。
帝师制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区的统治，牢固元大一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帝师的存在使佛教在全国获得高于其他宗教的优越地位。
三、元朝帝师简介
从八思巴公元一二七○年受封“帝师’开始，一直到元朝灭亡，历代皇帝都封有帝师。在藏汉文史籍中提到的帝师共有十几位，除了一两个人的身份尚未查明外，其余的帝师多属于萨迦昆氏家族，或与昆氏家族关系密切。著名藏学家王森和东嘎·洛桑赤列都曾研究过元代的帝师问题。③
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元朝帝师有以下大家：
1．怙主法王八思巴罗追坚赞(1235~1280)，公元1260~1270年任国师，1270~1280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2．仁钦坚赞（旧译亦怜真，1238~1279），八思巴异母弟，公元1276~1279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3．达玛巴拉（旧译答儿麻八剌剌吉塔，1268~1287），八思巴弟恰那多吉之子，公元1281~1286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4．意希仁钦(旧译亦摄思连真，1249~1295)，八思巴的弟子，公元1286~1291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5．扎巴俄色(旧译乞剌斯八斡节儿， 1246~1303)，八思巴的侍从，公元1291~1303年任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完泽笃的帝师。
6．仁钦坚赞(旧译辇真监藏，1257~1305)，第四任帝师意希仁钦之弟，曾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萨迦细脱喇章的法台，公元1303~1305年任元成宗完泽笃的帝师。
7．桑结贝(1267~1314)，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之侄，曾任萨迦寺住持，公元1305~1314年任元成宗完泽笃、元武宗曲律、元仁宗普颜笃的帝师。
8．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 1299~1327)，八思巴的侄孙，公元1315~1327年任元仁宗普颜笃、元英宗格坚、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9．旺出儿监藏，《元史·释老传》记载他公元1323~1325年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藏文史籍中未见记载。
10．贡噶雷必迥乃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 （1308~1341)，八思巴的侄孙，1328~1329年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11．仁钦扎西(旧译辇真吃剌失思)，公元1329年起任帝师。藏文史籍中未见关于他的记载。到1332年就卸任了。
12．贡噶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儿监藏班藏卜，1310~1358)，八思巴的侄孙，公元1333~1358年任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帝师。
13．喇钦索南洛追( 1332~1362)，八思巴的侄曾孙，汉文史籍未见记载，《萨迦世系史》说他曾任帝师，似应为公元1358~1362年任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帝师。
14．喃加巴藏卜 ，元末于公元1362年以后任帝师，入明后受封为“炽盛佛宝国师”，见于汉文记载。
八思巴弟子胆巴国师卒后追封帝师，故未列入。
四、帝师产生的影响
帝师产生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北元时期，西藏的佛教没有中断在蒙古地区的活动。阿拉坦汗是北元时期土默特部首领。其祖父是再次实现蒙古大一统的“中兴烈主”达延汗。1578年7月，西藏佛教格鲁派活佛索南嘉措和阿坦汗等人，到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会见。他们还谈起了元代忽必烈和八思巴会见的故事。阿拉坦汗以忽必烈自拟，将索南嘉措比作八思巴。1578年，阿拉坦汗赠给索南嘉措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称号由此而来”）。索南嘉措施赠给阿拉坦汗尊号“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聪明睿智的汗王之意）。忽必列，庙号世祖，蒙古语尊称薛禅皇帝。薛禅和彻辰是同一个词的汉文两种音译写法。显然，索南嘉措把阿拉坦当作忽必烈了。从此，格鲁派开始（黄教、喇嘛教）在蒙古右翼地区广播传播。四世达赖是阿拉坦汗曾孙云丹嘉措。
清朝征服蒙古后，在漠西、漠北、漠南共设立7个喇嘛旗。清乾隆皇帝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这就是清朝利用嘛喇教的初衷。黄教对蒙古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产生的影响非常大。1912年，外蒙古独立。其中，活佛哲布尊丹巴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元廷是依附佛教精神力量，统治西藏。西藏佛教的教派，为寻找武力依靠，尽量靠近元朝皇帝。这种关系一至延伸到明代阿拉坦汗及清初的顾实汗时期。帝师制是元廷政治的必然选择。当然，在元朝时期，佛教能够有优越于其他宗教的地区，不能排除其他原因。如佛教文化底缊深厚；能给人医治疾病等（萨班医治好过阔端的病）。八思巴不仅是高僧还是著名的学者。著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摩仪轨》、《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比丘）习学略法》、《彰所知论》等共30余种，以《萨迦五祖集》传世。他受忽必烈之命创造过蒙文新字（后人称八思巴字）。他允许各教派修习各自的教法，主张平等对待其他教派。八思巴是元朝的第一个帝师。可以说元朝帝师制度的形成和他本人的敏锐的政治头脑、渊博的学识及较强的活动能力有很大关系。
元朝帝师的产生与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值得研究的事情。
参考文献：
①、③、④《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王辅仁、陈庆英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出版，1985年，13页、35页、40页。
②、《青海佛教史》蒲文成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120~121页。
成吉思汗在西征胜利之后，把所征服的土地分给他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这些地方后来发展成为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1258年，成吉思汗孙、拖雷子旭烈兀破黑衣大食。1264年，受忽必烈册封为伊儿汗、遂以贴必大思（大不里土）为中心建立伊儿汗国。上述四大汗国在名义上是大汗藩属，实际上是拥有独立地位的汗国。就元朝中央政权统辖的疆域而言，非常辽阔。
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是元朝设在今西藏地区的政区，元世祖忽必烈以来的元朝皇帝都从乌思藏请来帝师。帝师在元廷地位极高。成吉思汗主要信仰萨满教，兼容多种宗教。那么，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元朝皇帝为什么从吐蕃（元朝时期今西藏地区的叫法）请帝师呢？笔者，在本文中将略书元朝帝师产生的前前后后，旨在提供比较完整的史料，以飨读者。
一、帝师的产生
蒙古高原与藏族发生关系，由来已久。仅据文字资料，其线索追溯到吐蕃王朝初期（六世纪末七世纪初）。《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载，松赞干布之父囊日论赞攻灭赤邦松时，赤邦松之子莽布支逃往突厥。吐蕃王朝建立后，当时北方的突厥、回纥都与吐蕃有通使关系。同书大事纪年中有突厥可汗到吐蕃致礼的记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引者）境内发现的古突厥文《厥特勒碑》中，有吐蕃使者参加突厥可汗葬礼的记载。吐蕃占领河西陇右、安西四镇后，曾与突厥、回纥发生战争。到蒙古汗国（大蒙古国——引者）时期，蒙古又在征伐西夏的战争中与藏族地区发生了直接接触①。
《元史》中有成吉思汗到藏族地区的记载。一些蒙、藏文文献中，也记载了些成吉思汗与藏族地区的关系。但是，目前为止，史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第一个与藏族地区发生关系的蒙古王室成员是阔端。阔端是成吉思汗儿子窝阔台（元太宗）的第三子。窝阔台将原来西夏的辖区，以及今甘肃、青海的部分藏族地区划给阔端。阔端筑宫室于凉州（今甘肃河西走廊的武威城北）。1241年，窝阔台卒后，阔端和贵由之母乃马真皇后在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的支持下称制5年。阔端有一定的军事、政治势力。
1239年，阔端派他的将军多达那波带领一支军队进攻西藏，从青海攻到藏北。多达那波肩负的使命是，在西藏各种势力中，找一个能够代表西藏的人物，前来商讨西藏如何归顺蒙古大事。多达那波将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等几个人推荐给阔端。1240年，多达那波从西藏撤军。
1244年，阔端命多达那波和杰曼二人领兵去西藏。他们带阔端给萨迦班智达的信和礼物，邀请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和阔端见面。
信中，阔端口气非常硬，甚至带有一定的威胁。接到信时，萨班已63岁，但迫于蒙古军的压力，由萨迦动身，长途跋涉来到了凉州。他还携带了他的两个侄子，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1246年他们到达凉州。当时阔端去哈剌和林参加选举蒙古大汗的忽里台（大会），双方未能见面。阔端竞选蒙古大汗，但未成，贵由继任蒙古大汗。1247年初阔端回凉州，会见了萨班一行。
萨班有渊博的佛学知识，阔端非常欣赏。 萨班未到凉州以前，举行祈愿法会时也里可温（专指基督教教士）和蒙古萨满坐在僧众的上首。萨班来到凉州后，阔端下令由萨班坐在僧众的上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
在凉州期间，萨班为阔端治好了病。阔端在凉州为萨班修建了幻化寺。双方来往非常如意，在西藏归顺蒙古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主的公开信《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信中奉劝西藏各地领主，适应历史潮流，归顺蒙古。信中明确了西藏是大蒙古国的属地，萨迦派是西藏各教派中属领导地位。
1251年6月，成吉思汗四子托雷的长子蒙哥继任大蒙古国大汗。他完全继承了阔端对西藏的政策。1252年2月，八思巴致卫藏地区高僧大德的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251年夏，蒙哥汗胞弟忽必烈在六盘山邀请萨班。萨班未去。萨班侄子八思巴迎邀前往忽必烈处。忽必烈尊八思巴为上师。1251年11月萨班卒。萨班临终前，将其衣钵法螺传给八思巴，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第五代法王。
1253年，八思八在忒剌（地名）与忽必烈见面。1254年，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优礼僧人诏书”。诏书中除表明忽必烈和皇后察必都已皈依佛法，并尊礼上师八思巴外，还特地对八思巴居住的后藏地区寺院和僧人，作了不受侵害的保证。其实，八思巴1255年才受戒。可见忽必烈对八思巴的重视。1258~1259年八思巴莅临上都，与忽必烈来往密切。
道教是汉族地区传统宗教。成吉思汗曾召见道教的著名人物丘处机，并封他为“国师”。蒙哥汗时，道教和佛教，为争取朝廷信宠，互相争斗。1258年，蒙哥汗下令让佛教与道教的代表人物展开一次“佛道之争”的辩论会。由忽必烈主持。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三百余名高僧参加。年仅23岁的八思巴居第二位，仅次于蒙哥汗任命的总领天下释教的那摩国师。八思巴驳倒道教首领，深受崇敬。
1260年，忽必烈即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1264年，忽必烈赐与八思八珍珠诏书。1270年，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升为“帝师大宝法王”，赐玉印。1280年，八思巴去世后，忽必烈又一次赐给封号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板的达巴思八八合失。”（明朝陶宗仪所著的有关元朝史事札记《南村辍耕录》）。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佛教除萨迦派外其它教派也和蒙古王室有一定联系。噶玛拔希别名是却吉喇嘛，意为“法师”。是当时康藏一带很有势力的噶玛噶举派的教主。1253年初，蒙哥汗之弟忽必烈请噶玛拔希到川西北会见。忽必烈想留住噶玛拔希，但噶玛拔希谢绝了忽必烈，到内蒙古一带传教。1256年，蒙哥汗命令他到漠北见面。蒙哥汗给噶玛拔希“国师”的称号，并赏赐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和一个象征权力的金印。 1259年蒙哥汗卒。后忽必烈继汗位。噶玛拔希因有帮助与忽必烈争帝的阿里不哥之嫌，被流放，后得到允许回西藏。
元朝政权在中原的统治，结束为止，元朝皇帝都有帝师。
二、帝师的地位和作用
唐朝时期，吐蕃王朝和中原地区的联系比较紧密。元朝时期吐蕃地区已是元朝的统治之下了。元朝初步尊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元朝为治理吐蕃地区采取了措施，如驻扎军队、清查户籍、设置“甲姆”、征税赋税、划分卫藏十三万户等等。帝师制是上述措施之一。
帝师是皇帝的佛教老师。帝后妃主都接受灌顶（洗礼）。据《南村辍耕录》记载，皇帝即位前必须由帝师授戒九次。百官上朝时，在皇帝边上设有帝师座位。皇帝即位后，对帝师“降诏褒护”（珠诏），赐玉印（高于金印）。
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后，派遣一个名叫达门的官员携带诏书及八思巴的法旨入藏设置驿站，在脱思麻（安多藏区）设了7个大驿站，在朵甘思（康区）设了9个大驿站，在乌思藏（前后藏）设了11个驿站，驿站直到萨迦。②八思巴返藏主要沿元代从内地通向西藏的驿路行进。1276年，忽必烈特派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八思巴回西藏萨迦寺。帝师来去京师，百官隆重接送。据《元史》记载帝师出行，皇帝派大臣迎送，甚至借给皇帝的半副法驾仪仗，计一千二百五十人，为帝师开路导行。帝师生时受大量布施、赠赏。忽必烈把乌思藏地区13万户指定为八思巴的供养地。帝师死后赙金可达上千两黄金、上万两银和上万匹缯帛。八思巴死后，在京城为他修建真身舍利塔。在元代重要佛事中，包括帝师涅。可见，在皇帝心目中，帝师和佛祖相等。帝师的很多子弟和门徒被封为“国师”、司空、司徒、国公。他们享有很多种特权，手中聚集了大量财富。
帝师及其门徒主持的各种佛事，耗费巨大。据1317年的统计，元内廷佛事消耗的食品，每年用面439500斤、油79000斤、酥21870斤、蜜27300斤。《元史·英宗本纪一》中记载：“至治元年（公元一三二一年）十二月甲子……命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诣西番受具足戒，赐金千三百五十两、银四千五十两，帛万匹，钞五十万。”
元朝中央政权有四大机关：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总制院。1264年设立的总制院是负责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军事、行政事务。1288年改名为宣政院。帝师是宣政院的最高负责人。他负责举荐僧人担任从宣政院使“居第二者”以下的各级官职。
元朝皇帝把帝师当作精神支柱。认为帝师“还能保护皇帝平安和国家兴盛。”《八思巴行状》记载，公元一二七四年元兵飞渡长江一统全国河山，际开“主圣臣贤的原因外，还有帝师八思巴在宗教上的助力”。
帝师在元廷受到很高的待遇。但他毕竟只是元廷的一个高级官员。忽必烈把乌思藏地区13户奉献给八思巴，在那里，元朝皇帝的诏令和帝师的法旨并行。帝师是元廷的重要职官。帝师不在京城时，皇帝委任其他喇嘛为帝师。所以帝师比元朝皇帝多。帝师是由皇帝任命的，所故真正至高无上的还是皇帝、皇权。
帝师制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区的统治，牢固元大一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帝师的存在使佛教在全国获得高于其他宗教的优越地位。
三、元朝帝师简介
从八思巴公元一二七○年受封“帝师’开始，一直到元朝灭亡，历代皇帝都封有帝师。在藏汉文史籍中提到的帝师共有十几位，除了一两个人的身份尚未查明外，其余的帝师多属于萨迦昆氏家族，或与昆氏家族关系密切。著名藏学家王森和东嘎·洛桑赤列都曾研究过元代的帝师问题。③
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元朝帝师有以下大家：
1．怙主法王八思巴罗追坚赞(1235~1280)，公元1260~1270年任国师，1270~1280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2．仁钦坚赞（旧译亦怜真，1238~1279），八思巴异母弟，公元1276~1279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3．达玛巴拉（旧译答儿麻八剌剌吉塔，1268~1287），八思巴弟恰那多吉之子，公元1281~1286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4．意希仁钦(旧译亦摄思连真，1249~1295)，八思巴的弟子，公元1286~1291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
5．扎巴俄色(旧译乞剌斯八斡节儿， 1246~1303)，八思巴的侍从，公元1291~1303年任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完泽笃的帝师。
6．仁钦坚赞(旧译辇真监藏，1257~1305)，第四任帝师意希仁钦之弟，曾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萨迦细脱喇章的法台，公元1303~1305年任元成宗完泽笃的帝师。
7．桑结贝(1267~1314)，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之侄，曾任萨迦寺住持，公元1305~1314年任元成宗完泽笃、元武宗曲律、元仁宗普颜笃的帝师。
8．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 1299~1327)，八思巴的侄孙，公元1315~1327年任元仁宗普颜笃、元英宗格坚、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9．旺出儿监藏，《元史·释老传》记载他公元1323~1325年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藏文史籍中未见记载。
10．贡噶雷必迥乃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 （1308~1341)，八思巴的侄孙，1328~1329年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11．仁钦扎西(旧译辇真吃剌失思)，公元1329年起任帝师。藏文史籍中未见关于他的记载。到1332年就卸任了。
12．贡噶坚赞贝桑布(旧译公哥儿监藏班藏卜，1310~1358)，八思巴的侄孙，公元1333~1358年任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帝师。
13．喇钦索南洛追( 1332~1362)，八思巴的侄曾孙，汉文史籍未见记载，《萨迦世系史》说他曾任帝师，似应为公元1358~1362年任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帝师。
14．喃加巴藏卜 ，元末于公元1362年以后任帝师，入明后受封为“炽盛佛宝国师”，见于汉文记载。
八思巴弟子胆巴国师卒后追封帝师，故未列入。
四、帝师产生的影响
帝师产生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北元时期，西藏的佛教没有中断在蒙古地区的活动。阿拉坦汗是北元时期土默特部首领。其祖父是再次实现蒙古大一统的“中兴烈主”达延汗。1578年7月，西藏佛教格鲁派活佛索南嘉措和阿坦汗等人，到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会见。他们还谈起了元代忽必烈和八思巴会见的故事。阿拉坦汗以忽必烈自拟，将索南嘉措比作八思巴。1578年，阿拉坦汗赠给索南嘉措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称号由此而来”）。索南嘉措施赠给阿拉坦汗尊号“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聪明睿智的汗王之意）。忽必列，庙号世祖，蒙古语尊称薛禅皇帝。薛禅和彻辰是同一个词的汉文两种音译写法。显然，索南嘉措把阿拉坦当作忽必烈了。从此，格鲁派开始（黄教、喇嘛教）在蒙古右翼地区广播传播。四世达赖是阿拉坦汗曾孙云丹嘉措。
清朝征服蒙古后，在漠西、漠北、漠南共设立7个喇嘛旗。清乾隆皇帝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这就是清朝利用嘛喇教的初衷。黄教对蒙古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产生的影响非常大。1912年，外蒙古独立。其中，活佛哲布尊丹巴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元廷是依附佛教精神力量，统治西藏。西藏佛教的教派，为寻找武力依靠，尽量靠近元朝皇帝。这种关系一至延伸到明代阿拉坦汗及清初的顾实汗时期。帝师制是元廷政治的必然选择。当然，在元朝时期，佛教能够有优越于其他宗教的地区，不能排除其他原因。如佛教文化底缊深厚；能给人医治疾病等（萨班医治好过阔端的病）。八思巴不仅是高僧还是著名的学者。著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摩仪轨》、《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比丘）习学略法》、《彰所知论》等共30余种，以《萨迦五祖集》传世。他受忽必烈之命创造过蒙文新字（后人称八思巴字）。他允许各教派修习各自的教法，主张平等对待其他教派。八思巴是元朝的第一个帝师。可以说元朝帝师制度的形成和他本人的敏锐的政治头脑、渊博的学识及较强的活动能力有很大关系。
元朝帝师的产生与形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值得研究的事情。
参考文献：
①、③、④《蒙藏民族关系史略》，王辅仁、陈庆英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出版，1985年，13页、35页、40页。
②、《青海佛教史》蒲文成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120~121页。
满都海 巴图孟克
满都海，史称“满都海彻辰夫人”（“彻辰”系尊称），女，蒙古族。出生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代蒙古部女首领，女政治家、军事家。卒年不详。
满都海是蒙古土默特部恩库特鄂托克的绰罗斯拜特穆尔丞相之女，北元大汗满都鲁（又译满都古勒）之妃。满都鲁汗与满都海无子嗣，只有两个公主。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满都鲁汗去世，满都海夫人执掌汗廷大权，管辖蒙古。在她寡居期间，蒙古科尔沁部的乌纳博罗特王曾向她求婚，欲娶之为妻，遭到拒绝。
成吉思汗嫡亲后裔、满都鲁汗的侄孙巴延蒙克（又译巴颜孟克）孛罗忽（又译博勒呼）济农（副汗）遇害后，其年幼的儿子巴图蒙克被人收养，几经辗转，被送到满都海夫人之处。满都海夫人精心抚育巴图蒙克，将其抚养成人。为维护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继承汗位，避免权力和部众落入非成吉思汗后裔手中，她号召蒙古统一，表示愿为实现蒙古的统一而牺牲一切。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满都海夫人毅然决定扶立巴图蒙克即大汗位，尊称达延汗，并以身相许。之后，她携同达延汗去祭奠成吉思汗之妻孛儿帖夫人，在其灵前向孛儿帖夫人洒奠马奶酒，并发誓要维护蒙古黄金家族的统治。
达延汗即位之初，满都海夫人亲自执掌国政，为结束东西蒙古长期打内战的混乱局面起到重要作用。达延汗即位之年，满都海夫人将下垂之发盘于脑后，亲自率军攻伐蒙古卫拉特部。在她看来，太师辈出的卫拉特部，是蒙古黄金家族统治的最大威胁。雄据哈密北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北）一带的卫拉特部，自脱欢和也先时代以后，其实力经久不衰，当时，癿加思兰和亦思马因等卫拉特出身的太师，仍然拥有很强的实力，长期占据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的阿失帖木儿虽已死去，但其残余势力被癿加思兰太师所控制。满都海夫人过去生活在满都鲁汗廷之中，耳闻目睹了蒙古卫拉特部太师专权的危害，特别是癿加思兰太师对满都鲁汗的迫害，使她记起旧仇。满都海夫人指挥蒙古军队在塔斯博尔图袭击了敌人。然后又率兵追击，同敌人在得格得涅厮杀，最终赢得了胜利，征服4万之众，缴获大批牲畜及财物。
在出征蒙古卫拉特胜利凯旋不久，满都海夫人再接再励，偕达延汗率领蒙古察哈尔和土默特两部的军队辽出征癿加思兰。这次，满都海夫人先派遣了一位名叫掌吉•帖木儿•阿克拉忽的大臣前往癿加思兰驻帐地进行侦察，自己率兵随其后。癿加思兰为人机警，掌吉•帖木儿•阿克拉忽的突然到来，使他预感到将要大难临头，便急忙召集军队，以防不测。这时，满都海夫人率领大队人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而来。癿加思兰太师只身逃遁。满都海夫人派军追击。在乞勒扯儿洼地，癿加思兰太师被满都海夫人派出的两位将军击毙。满都海夫人和达延汗消灭了仇敌，接收了癿加思兰的部众，胜利收兵。满都海夫人除掉癿加思兰太师及其势力，不仅为满都鲁汗报了仇，也为达延汗以后的统治消除了一个隐患。
回师后，她又不失时机地为消灭亦思马因太师的势力积极备战。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满都海夫人和达延汗派遣以蒙古郭尔罗斯部托郭齐少师为首的20余名将军率部征伐亦思马因太师。奉命讨伐亦思马因的托郭齐少师挥戈扬鞭，艰苦征战，几乎横扫了东起兀良哈三卫地区，西至哈密北山的蒙古草原，击败了亦思马因的军队。亦思马因率领残兵败将，丢弃妇孺，仓惶西逃。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亦思马因太师在哈密地区联合蒙古瓦刺部进行反扑，准备攻打瓜、沙二州，达延汗遣郭尔罗斯之脱火赤（又译托郭齐）少师率军击溃了亦思马因和小厄鲁特的联军。亦思马因被脱火赤少师亲手射死。经过脱火赤少师3年多的奋战，终于将达延汗的劲敌亦思马因及其势力消灭。
满都海夫人在辅助达延汗消灭政敌，慑服西部的瓦刺，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后，努力稳定社会秩序，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与明王朝保持通贡互市关系，给蒙古人民带来好处。既加强了蒙古统一政权的权力，树立黄金家族的统治权威，也为达延汗统一北元蒙古各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蒙古编年史《西拉古吉》誉她为：“充满智慧和聪明的好夫人”。萨囊彻辰在《蒙古源流》一书中，赞颂了满都海彻辰夫人统一蒙古的功绩。当代蒙古史学工作者戈瓦在其《新译校注<蒙古源流>》的序文中，称满都海彻辰夫人为女英雄。为了纪念满都海彻辰夫人的历史功绩，原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公园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改名为满都海公园。
巴图孟克
巴图孟克，孛儿只斤氏，蒙古族。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巴延孟克（又译巴颜孟克）孛罗忽（又译博勒呼）济农（副汗）之子。出生于明成化十年（1474年）。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继承蒙古大汗位，尊称达延汗。之后，他统一蒙古各部，调整封建秩序，与明王朝通商，使近乎于停滞状态的蒙古社会又得到发展。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去世，在位37年，终年43岁。
巴延孟克孛罗忽济农遇害后，其年幼的儿子巴图蒙克被人收养，先后交由蒙古巴勒噶沁部之巴海和唐拉噶尔部之特穆尔哈达克（又译帖木儿哈达克）藏匿养育，几经辗转，受尽苦难。最终，收养巴图蒙克的特穆尔哈达克把他送到满都海夫人之处。满都海夫人精心抚育巴图蒙克，将起抚养成人。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巴图孟克7岁时，由满都海夫人将其扶立为蒙古大汗，尊称达延汗，并以身相许。
达延汗主政后，在妻子满都海夫人的辅佐下，开始打击权臣，统一蒙古各部，调整封建秩序。他一改历任蒙古大汗受权臣控制的局面，铲除擅权的封建大领主，废除太师、丞相、知院和御史台等职务，分封诸子，恢复济农制，确立蒙古黄金家族的统治地位，在蒙古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达延汗主政时期，虽同蒙古瓦刺部的矛盾和斗争仍在继续，但对汗位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擅权的封建大领主，为了巩固汗位，他必须铲除这西这些权臣，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亦思马因（又译伊斯满）太师。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达延汗击败亦思马因太师，亦思马因太师西逃。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亦思马因太师在哈密地区联合瓦刺部进行反扑，准备攻打瓜、沙二州，达延汗派遣郭尔罗斯之脱火赤（又译托郭齐）少师率兵征讨。脱火赤少师击败亦思马因太师所部，亲手射死亦思马因太师，经过3年的艰苦征战，终于将亦思马因太师的势力铲除。
达延汗统一蒙古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调整封建秩序，除个别人外，废除了封建大领主的领地，不再设太师、丞相职位。他把漠南和漠北地区划分为若干领地，分封他的诸子为领主，作为自己的宗藩，加强大汗的地位。他利用济农和万户制度，加强了军事组织，把以前的小领地合并为六万户，并根据传统的习惯把六万户仍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辖有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地区）、兀良哈万户（辖有今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宁城县，辽宁省朝阳地区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河北省平泉县北部及承德、围场的部分地区）、喀尔喀万户（今喀尔喀河流域地区）；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地区）、土默特万户（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平原地区）、永谢布万户（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以北地区）。大汗驻察哈尔万户境内，统率左翼三万户，派济农驻鄂尔多斯万户境内，统率右翼三万户。此外，在蒙古西部的卫拉特地区，保留太师制度，允许其封建主有较大的自主权，并保持黄金家族同卫拉特部联姻的传统，加强汗廷对卫拉特的管辖。六万户以东，保留了科尔沁兀鲁思，使之同六万户并立。达延汗对封建秩序的调整，结束了封建大领主专横的历史，改变了成吉思汗之后的可汗同宗台领主和异宗封建领主并立的制度。这种分封制成为清代在蒙古地区设立盟旗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达延汗军事上的胜利和对封建秩序的调整，加之达延汗任命他的次子乌鲁斯博罗特为济农统治右翼三万户，触及了那些久蓄异志的封建领主们的根本利益。于是以蒙古永谢布部领主亦不刺（又译伊巴哩）和鄂尔多斯部领主满都赉阿固勒呼（明人称之为阿尔秃厮）等为首的右翼三万户起兵反抗达延汗，新上任的右翼三万户济农乌鲁斯博罗特在战乱中遇害。达延汗得到这一消息，深知事态不仅关系到右翼三万户的归属，而且关系到捍卫汗权和统一蒙古大业的成败，因此决定亲自出征与亦不刺等决战。明正德五年（1510年），达延汗率领左翼三万户军队与亦不刺、满都赉阿固勒呼率领的右翼三万户军队在达兰特哩衮（意为七十个山头，指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大青山）相遇。达延汗下令：以兀良哈、科尔沁两部抵御鄂尔多斯部，以喀尔喀部十二鄂托克对抗土默特部，以察哈尔部八鄂托克对抗永谢布部。战役开始，兀良哈部阻击右翼联军的进攻；喀尔喀部之布尔海巴图尔台吉、巴牙海等5名将领率兵前行，进击土默特部；察哈尔部进击永谢布部时，右翼三万户7名将领为先锋合力攻兀良哈部，冲杀过来时，达延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率4 000骑，从土默特军中向鄂尔多斯军背后实施突袭。冲杀间，鄂尔多斯部旗手孟库库托克齐知道是汗储巴尔斯博罗特率军前来，遂举旗投降。于是，巴尔斯博罗特乃令旗手继续持大旗立于原地，采用诱敌、惑敌的战术，歼敌过半。经过殊死的战斗，达延汗率领左翼三万户军队终以强大的优势取得胜利，亦不刺和满都赉阿固勒呼率残部逃入青海。达延汗遂收复右翼三万户部众，并拒绝了科尔沁部鄂尔多固海王瓜分右翼三万户的建议，任命有功之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统治右翼三万户。对于有功人员均予以赏赐，分别给予“答儿罕”名号、金印谕劫，免除赋税差役，犯罪免罚等特权，但不再给他们封地。不久，乌梁海格根丞相等为首的万人谋反。达延汗率察哈尔、喀尔喀两部征讨。在右翼三万户的协同下，攻破乌梁海反军，收容其余众，并入五部之中。
达延汗统治时期，与明王朝保持了和平关系。1488年，达延汗遣使到北京要求通商。明王朝同意他的要求。他每年派贡使到北京外，还在明边地区开设马市，同明王朝进行贸易，这种和平的贡市关系维持了10余年。直至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达延汗为征讨满都赉阿固勒呼移帐于鄂尔多斯，明王朝误以为蒙古军入掠，遂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分兵五路突袭鄂尔多斯，夺走牲畜千余；达延汗以10万骑兵反击固原、宁夏等地，双方的和平贡市关系才逐渐中断。
达延汗在蒙古历史上是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大汗，使分崩离析的北元部众重新得到了统一，结束了蒙古百年来封建内讧的局面，稳定了蒙古各部的驻牧地区，又一度保持了同明王朝的和平贸易关系。使近乎于停滞状态的蒙古社会，又得到了发展。但这个时期的蒙古社会情况，仍不足以建立一个稳固的统一政权。所以，在达延汗去世后，大汗的权威也随之衰落。
满都海是蒙古土默特部恩库特鄂托克的绰罗斯拜特穆尔丞相之女，北元大汗满都鲁（又译满都古勒）之妃。满都鲁汗与满都海无子嗣，只有两个公主。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满都鲁汗去世，满都海夫人执掌汗廷大权，管辖蒙古。在她寡居期间，蒙古科尔沁部的乌纳博罗特王曾向她求婚，欲娶之为妻，遭到拒绝。
成吉思汗嫡亲后裔、满都鲁汗的侄孙巴延蒙克（又译巴颜孟克）孛罗忽（又译博勒呼）济农（副汗）遇害后，其年幼的儿子巴图蒙克被人收养，几经辗转，被送到满都海夫人之处。满都海夫人精心抚育巴图蒙克，将其抚养成人。为维护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继承汗位，避免权力和部众落入非成吉思汗后裔手中，她号召蒙古统一，表示愿为实现蒙古的统一而牺牲一切。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满都海夫人毅然决定扶立巴图蒙克即大汗位，尊称达延汗，并以身相许。之后，她携同达延汗去祭奠成吉思汗之妻孛儿帖夫人，在其灵前向孛儿帖夫人洒奠马奶酒，并发誓要维护蒙古黄金家族的统治。
达延汗即位之初，满都海夫人亲自执掌国政，为结束东西蒙古长期打内战的混乱局面起到重要作用。达延汗即位之年，满都海夫人将下垂之发盘于脑后，亲自率军攻伐蒙古卫拉特部。在她看来，太师辈出的卫拉特部，是蒙古黄金家族统治的最大威胁。雄据哈密北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北）一带的卫拉特部，自脱欢和也先时代以后，其实力经久不衰，当时，癿加思兰和亦思马因等卫拉特出身的太师，仍然拥有很强的实力，长期占据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的阿失帖木儿虽已死去，但其残余势力被癿加思兰太师所控制。满都海夫人过去生活在满都鲁汗廷之中，耳闻目睹了蒙古卫拉特部太师专权的危害，特别是癿加思兰太师对满都鲁汗的迫害，使她记起旧仇。满都海夫人指挥蒙古军队在塔斯博尔图袭击了敌人。然后又率兵追击，同敌人在得格得涅厮杀，最终赢得了胜利，征服4万之众，缴获大批牲畜及财物。
在出征蒙古卫拉特胜利凯旋不久，满都海夫人再接再励，偕达延汗率领蒙古察哈尔和土默特两部的军队辽出征癿加思兰。这次，满都海夫人先派遣了一位名叫掌吉•帖木儿•阿克拉忽的大臣前往癿加思兰驻帐地进行侦察，自己率兵随其后。癿加思兰为人机警，掌吉•帖木儿•阿克拉忽的突然到来，使他预感到将要大难临头，便急忙召集军队，以防不测。这时，满都海夫人率领大队人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而来。癿加思兰太师只身逃遁。满都海夫人派军追击。在乞勒扯儿洼地，癿加思兰太师被满都海夫人派出的两位将军击毙。满都海夫人和达延汗消灭了仇敌，接收了癿加思兰的部众，胜利收兵。满都海夫人除掉癿加思兰太师及其势力，不仅为满都鲁汗报了仇，也为达延汗以后的统治消除了一个隐患。
回师后，她又不失时机地为消灭亦思马因太师的势力积极备战。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满都海夫人和达延汗派遣以蒙古郭尔罗斯部托郭齐少师为首的20余名将军率部征伐亦思马因太师。奉命讨伐亦思马因的托郭齐少师挥戈扬鞭，艰苦征战，几乎横扫了东起兀良哈三卫地区，西至哈密北山的蒙古草原，击败了亦思马因的军队。亦思马因率领残兵败将，丢弃妇孺，仓惶西逃。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亦思马因太师在哈密地区联合蒙古瓦刺部进行反扑，准备攻打瓜、沙二州，达延汗遣郭尔罗斯之脱火赤（又译托郭齐）少师率军击溃了亦思马因和小厄鲁特的联军。亦思马因被脱火赤少师亲手射死。经过脱火赤少师3年多的奋战，终于将达延汗的劲敌亦思马因及其势力消灭。
满都海夫人在辅助达延汗消灭政敌，慑服西部的瓦刺，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后，努力稳定社会秩序，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与明王朝保持通贡互市关系，给蒙古人民带来好处。既加强了蒙古统一政权的权力，树立黄金家族的统治权威，也为达延汗统一北元蒙古各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蒙古编年史《西拉古吉》誉她为：“充满智慧和聪明的好夫人”。萨囊彻辰在《蒙古源流》一书中，赞颂了满都海彻辰夫人统一蒙古的功绩。当代蒙古史学工作者戈瓦在其《新译校注<蒙古源流>》的序文中，称满都海彻辰夫人为女英雄。为了纪念满都海彻辰夫人的历史功绩，原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公园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改名为满都海公园。
巴图孟克
巴图孟克，孛儿只斤氏，蒙古族。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巴延孟克（又译巴颜孟克）孛罗忽（又译博勒呼）济农（副汗）之子。出生于明成化十年（1474年）。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继承蒙古大汗位，尊称达延汗。之后，他统一蒙古各部，调整封建秩序，与明王朝通商，使近乎于停滞状态的蒙古社会又得到发展。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去世，在位37年，终年43岁。
巴延孟克孛罗忽济农遇害后，其年幼的儿子巴图蒙克被人收养，先后交由蒙古巴勒噶沁部之巴海和唐拉噶尔部之特穆尔哈达克（又译帖木儿哈达克）藏匿养育，几经辗转，受尽苦难。最终，收养巴图蒙克的特穆尔哈达克把他送到满都海夫人之处。满都海夫人精心抚育巴图蒙克，将起抚养成人。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巴图孟克7岁时，由满都海夫人将其扶立为蒙古大汗，尊称达延汗，并以身相许。
达延汗主政后，在妻子满都海夫人的辅佐下，开始打击权臣，统一蒙古各部，调整封建秩序。他一改历任蒙古大汗受权臣控制的局面，铲除擅权的封建大领主，废除太师、丞相、知院和御史台等职务，分封诸子，恢复济农制，确立蒙古黄金家族的统治地位，在蒙古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达延汗主政时期，虽同蒙古瓦刺部的矛盾和斗争仍在继续，但对汗位威胁最大的莫过于擅权的封建大领主，为了巩固汗位，他必须铲除这西这些权臣，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亦思马因（又译伊斯满）太师。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达延汗击败亦思马因太师，亦思马因太师西逃。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亦思马因太师在哈密地区联合瓦刺部进行反扑，准备攻打瓜、沙二州，达延汗派遣郭尔罗斯之脱火赤（又译托郭齐）少师率兵征讨。脱火赤少师击败亦思马因太师所部，亲手射死亦思马因太师，经过3年的艰苦征战，终于将亦思马因太师的势力铲除。
达延汗统一蒙古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调整封建秩序，除个别人外，废除了封建大领主的领地，不再设太师、丞相职位。他把漠南和漠北地区划分为若干领地，分封他的诸子为领主，作为自己的宗藩，加强大汗的地位。他利用济农和万户制度，加强了军事组织，把以前的小领地合并为六万户，并根据传统的习惯把六万户仍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辖有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地区）、兀良哈万户（辖有今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宁城县，辽宁省朝阳地区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河北省平泉县北部及承德、围场的部分地区）、喀尔喀万户（今喀尔喀河流域地区）；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地区）、土默特万户（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平原地区）、永谢布万户（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以北地区）。大汗驻察哈尔万户境内，统率左翼三万户，派济农驻鄂尔多斯万户境内，统率右翼三万户。此外，在蒙古西部的卫拉特地区，保留太师制度，允许其封建主有较大的自主权，并保持黄金家族同卫拉特部联姻的传统，加强汗廷对卫拉特的管辖。六万户以东，保留了科尔沁兀鲁思，使之同六万户并立。达延汗对封建秩序的调整，结束了封建大领主专横的历史，改变了成吉思汗之后的可汗同宗台领主和异宗封建领主并立的制度。这种分封制成为清代在蒙古地区设立盟旗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达延汗军事上的胜利和对封建秩序的调整，加之达延汗任命他的次子乌鲁斯博罗特为济农统治右翼三万户，触及了那些久蓄异志的封建领主们的根本利益。于是以蒙古永谢布部领主亦不刺（又译伊巴哩）和鄂尔多斯部领主满都赉阿固勒呼（明人称之为阿尔秃厮）等为首的右翼三万户起兵反抗达延汗，新上任的右翼三万户济农乌鲁斯博罗特在战乱中遇害。达延汗得到这一消息，深知事态不仅关系到右翼三万户的归属，而且关系到捍卫汗权和统一蒙古大业的成败，因此决定亲自出征与亦不刺等决战。明正德五年（1510年），达延汗率领左翼三万户军队与亦不刺、满都赉阿固勒呼率领的右翼三万户军队在达兰特哩衮（意为七十个山头，指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大青山）相遇。达延汗下令：以兀良哈、科尔沁两部抵御鄂尔多斯部，以喀尔喀部十二鄂托克对抗土默特部，以察哈尔部八鄂托克对抗永谢布部。战役开始，兀良哈部阻击右翼联军的进攻；喀尔喀部之布尔海巴图尔台吉、巴牙海等5名将领率兵前行，进击土默特部；察哈尔部进击永谢布部时，右翼三万户7名将领为先锋合力攻兀良哈部，冲杀过来时，达延汗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率4 000骑，从土默特军中向鄂尔多斯军背后实施突袭。冲杀间，鄂尔多斯部旗手孟库库托克齐知道是汗储巴尔斯博罗特率军前来，遂举旗投降。于是，巴尔斯博罗特乃令旗手继续持大旗立于原地，采用诱敌、惑敌的战术，歼敌过半。经过殊死的战斗，达延汗率领左翼三万户军队终以强大的优势取得胜利，亦不刺和满都赉阿固勒呼率残部逃入青海。达延汗遂收复右翼三万户部众，并拒绝了科尔沁部鄂尔多固海王瓜分右翼三万户的建议，任命有功之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统治右翼三万户。对于有功人员均予以赏赐，分别给予“答儿罕”名号、金印谕劫，免除赋税差役，犯罪免罚等特权，但不再给他们封地。不久，乌梁海格根丞相等为首的万人谋反。达延汗率察哈尔、喀尔喀两部征讨。在右翼三万户的协同下，攻破乌梁海反军，收容其余众，并入五部之中。
达延汗统治时期，与明王朝保持了和平关系。1488年，达延汗遣使到北京要求通商。明王朝同意他的要求。他每年派贡使到北京外，还在明边地区开设马市，同明王朝进行贸易，这种和平的贡市关系维持了10余年。直至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达延汗为征讨满都赉阿固勒呼移帐于鄂尔多斯，明王朝误以为蒙古军入掠，遂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分兵五路突袭鄂尔多斯，夺走牲畜千余；达延汗以10万骑兵反击固原、宁夏等地，双方的和平贡市关系才逐渐中断。
达延汗在蒙古历史上是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大汗，使分崩离析的北元部众重新得到了统一，结束了蒙古百年来封建内讧的局面，稳定了蒙古各部的驻牧地区，又一度保持了同明王朝的和平贸易关系。使近乎于停滞状态的蒙古社会，又得到了发展。但这个时期的蒙古社会情况，仍不足以建立一个稳固的统一政权。所以，在达延汗去世后，大汗的权威也随之衰落。
记忆中的父亲——诺拉嘎尔扎布
我是诺拉嘎尔扎布的养女。从记事起就生活在他的身边。他是克什克腾旗的公爷，我知道他是喇嘛出身，自学成才，精通蒙汉满几种文字，还善于书法。他去过大库仑，还领兵打过仗，枪法好，左手虎口以上有一片疤痕，他说是枪伤。当时有个喇嘛立即采了一种草药，咀嚼后敷在伤口处即止住了血，至于他打的是什么仗我不知道。据说是牛年变乱，好像是和外蒙闹革命有关。失败后被通缉而逃到奉天（今沈阳市），投靠了张作霖。至于他如何办书社，如何从政我也是以后从资料记载中略知一二。可是，我小时候在开鲁家中西厢房内放有一台印刷机，地下还堆有很多裁下来的碎纸条，有一年放花炮还引起了不大的火灾。以后家中还存有一些印有蒙文字头的书本，是灰色皮，纸也有些粗糙。我们都用它学过蒙文字母。
父亲那时还收集蒙古民歌。我记得还有民歌手来我家试唱。来的女歌手头顶梳着盘头，穿长袍外加长坎肩，当时屋里还有很多人，所以我记得很深。以后还灌有唱片。有一首《大雁歌》就有唱片，那时我还会跟着唱：“图门嘎拉古……，哈鲁那嘎加鲁……”至于灌唱片的过程我就不知道了。而以后的《成吉思汗出征歌》更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十万大军……二十万大军……征服全世界……”。这首歌我们在兴安女子高等学校上学时代，还是每天出操时必唱的。
父亲的家族成员我不清楚，知道他有个妹妹我们都叫她胖姑姑，在克旗管理家产，她人很精明，没出嫁就病死在草地。还有三个叔伯哥哥都是我父亲供养。但我不知道是否是亲叔伯，父亲家还有没有亲兄弟?因父亲常年在外，并不关注什么家产管理，胖姑姑去世后，就由大哥旺其格掌管，他在克旗是有名的大少爷。吃喝玩乐还抽大烟。每年过年前来开鲁一趟，送些土产奶食，其他也就没人过问了；二哥道尔吉就读于兴安学院（王爷庙），因学习不好每年回来都挨骂。以后兴安学院开除了四个少爷，轰动一时，其中就有二哥道尔吉。因不敢再回来，就跑去了当时的蒙疆。据说是当了兵。三哥嘎瓦也来开鲁念过书，人还算本分，以后一直在克旗生活。
父亲为人很坦率大度，性格不急不燥，话语不多，平时总好像在思考什么，很少发脾气，实在生气时也只用蒙语骂两句。我的第一任母亲是彰武县人，什么时候嫁到克旗我不知道，但我推算父亲成婚不会太早。在他逃亡时不会有家眷跟随，在克旗也没站住脚。那么到沈阳办书社时和克兴格的交往有关。因为母亲和克兴革都是科尔沁人，并和克夫人关系密切，以姐妹相称，多年后克夫人见到我时还流过泪。据说母亲也是彰武大地主的女儿，年龄偏大，待嫁闺中。婚后生过一个女儿叫“彦晶高瓦”，我见过照片。可能在两三岁时就夭折了。这对母亲的打击太大，她变得喜怒无常，每天喝酒抽大烟，而后就抱养了我。所以，从我记事起就跟着她，在经棚、去奉天后在开鲁。
在我六岁时父亲已是伪兴安西省民政厅长。这年母亲领着我回了克旗，说是探望姑姑的病。当时她去了草地，把我留在了经棚街里，等她回来时已经处理完了姑姑的后事。可没过几天她也死在了经棚街里。我记得很清楚，她发病是在一天早晨。说是早起床后还在院子里散了步，当时的情景不叫我看，就叫人领我出去玩，院子里静悄悄的，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一个人偷着跑进了屋，只见几个人围着母亲，又拽头发、又灌药。等我再被人领回屋时，母亲已停放在了外屋的炕上，已用白布蒙了起来。当时叫我给磕个头时，我还不停地问：“阿吉在哪呢……?”当时在我幼小的心中，还没有死的概念。
在开鲁的父亲马上派人来接我，这样就有我大姐（我亲生母亲所生）护送我们踏上了回开鲁的路程。失去母亲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一到晚上就感到心焦意乱，哭闹不止，大家只有千方百计哄我入睡。
回到开鲁的家中，当我走进父亲，他立刻坐了起来，拉住我的手，炕桌上放着一盘桃，他拿着一个放在我的手里……。我看见他眼角流下的两行清泪……，但没有说什么。多么沉痛的遭遇，这么短时间里失去了两个亲人，七十多年过去了，而这一场景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想起来心里还会酸酸的，好像还能感受到父亲的手温。
这段日子里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不叫我有半点闪失。有一次我从炕上摔了下来，把脸碰破了，父亲回来问起时大家就说是踩在狗身上摔的，他知道是撒谎就都挨了骂。我小时候有惊风的毛病，有时晚上玩兴奋了就会昏厥，此时，父亲就吓得满头大汗，当我醒来后还看见有人在给我烧“局魂马”（也就是一种符），总得忙乱一番。好象父亲深怕再失去我。这段日子也是我和父亲最亲密接触的日子，那时父亲上午有车来接去省公署上班，家中有几个人陪我玩，这中间我还要打电话叫父亲快点回来，给我买樱桃罐头。这样每天都会带回些零食和牛奶糖之类的东西。总之，对我是有求必应。闲下来父亲还给我讲故事。什么“书生的窗台上有一木厘，到时一道金光飞出宝剑就去斩妖……”，以后我才知道这都是聊斋故事。父亲还给我唱“可怜的秋香”，……“暖和的太阳、太阳、太阳它记得，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也照过幼年时候的秋香。金姐有爸爸爱，银姐有妈妈爱，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她呀，每天只在草场上，牧羊、牧羊，可怜的秋香!”我那时依附在父亲的臂弯里，并感受不到什么是可怜。可哪知在父亲的心底蕴藏着多么沉重的父爱!
还有父亲吟唱的一首蒙古歌，据说是外蒙古的情歌。那时也广为传唱。前两年我在席慕容的文章中看到，说她父亲教她唱过。她外婆每当对镜梳头时也吟唱：“采热奈痕查干那，查不嘎奈痕拿日英那……”并说歌词大意是对美丽女子的倾慕：“洁白清秀的脸庞，细嫩的手腕、柔润的双唇……”，可见其流传之广。
这一年，我在父亲的庇护下随心所欲，没人管束，父亲考虑的就是如何呵护我，对怎样教育我成长还没有作过打算。但给我找来一个中年蒙古妇女，是想叫我学说蒙古话，但也告失败。
第二年，父亲在长春完婚。我的第二任母亲是满清肃亲王的第九女金显玖。她出自名门，曾经留学日本，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位有教养、有学识、又非常有理智的人。从此，我们家就有了根本的变化。一切开始走向了正规，生活井然有序。她和父亲更是相敬如宾，对我的管教也是细致入微，看不惯我那些坏习惯，也总是在我无理取闹之后加以说服，并教以礼仪和时常给予鼓励。我从她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母爱和良好的教育，从此，我就完全依附于母亲了。
那时候，父亲的生活是：早起洗漱后，就在炕桌上打开经卷念诵几页经文，然后喝早茶。每天炒米奶食是必不可少的，但父亲也吃不多。同时，也有烧饼、油条和粥。炕上那个紫檀色的炕桌打开是个围棋盘，闲时他也和母亲下过围棋。这间屋子是在卧室的外面，临窗放一大写字台，靠里边放有父亲的文房四宝，外面抽屉放我的书本文具，靠里边墙有书架，放的都是父亲的线装书。最上面放有经卷。父亲的坐椅是紫檀香木的，上面有贝壳镶的图案，古朴而华丽。一些平日的常客也都是在这屋里接待。
早茶后，父亲稍事休息就开始用小楷书写蒙文字典。我见过是蒙汉文对照的写法。字迹整洁清秀，也是线装本。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将全部遗作交给了克兴格。但遗憾的是，克兴格在1943年以后就双目失明了。我1944年在兴安女高时，在父亲忌日那天，克先生还焚香设祭，并有一首诗作。可惜我只记得其中两句…“……挚友半凋零……，儿女幼稚目失明”。至于那部没有完成的手稿——《蒙文字典》，也在战乱年代遗失了。
父亲和克兴格可称是莫逆之交。有机会去长春时总领上我去克家。他俩一见面就争论不休，还开玩笑。最后父亲总会在他那抢到喜欢的书才会满足离去。
开鲁的“蒙文学会”父亲常领我去，那也是我愿意去的地方，至于他们探讨什么我并不关心，因为那里有可看的图书，是课本那么大，用厚纸印刷，有点蓝或褐色的画图，不是很鲜艳，主要是些讲卫生、防蚊虫、辨别花草或航海、天文等知识性的故事。以后，母亲从长春也给我买回一些这类的书。还有就是后院有一架秋千，我那时能把秋千打的很高。蒙文学会院内还住着梁厅长一家（名字已记不清），他也是创办人之一，也是我们家的常客，有一时期母亲在那教授过日语，学员主要是些知识女性和女教师，我也就可以每周跟着去一趟了。
由于家中一切事务都由母亲管理，父亲也不再过问，包括对我的管教。母亲很注重礼仪，接人待物都很讲究，但从不刁难人。所以上下人都很循规蹈矩。父亲身居省长职位，有时也来车接去省公署，平时总有秘书察隆阿来和他交谈，察秘书是五短身材，为人谦恭谨慎，蒙汉兼通。每到过年他都送来一批用蒙文写好的对联，大门、二门，各房门大小很多副。所以我们家过年一直是贴蒙文对联，这种对联的字是扁的，和用毛笔写的不一样，说是用竹蓖写成的。
父亲平时交往也是蒙古各界人士和外地来人，如博彦满都等就在家中招待。另外，如哈丰阿、哈斯巴特、萨嘎拉扎布等人也常来我家相聚，谈话也多用蒙语，多是傍晚时来的多，也都是茶点招待。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哈丰阿，他仪表堂堂、温文尔雅，有学者风范。父亲平时的起居、写作以及待客，我虽然每天都见到、听到，但并不知其内容，所以也只是表面印象。
父亲从不外出应酬，只是每年去新京(今长春市)觐见溥仪，是在宫中招待各蒙古王公，这是惯例，还有合影。这一时期除了母亲的姐妹来住过，还有就是在奉天农业大学任教的十三舅和一对日本夫妇也是植物种植方面的教授一同来住过几天，其他家中也不宴请什么人。
那一年，我说不清是哪位活佛来开鲁，就住在客厅里诵经，看着使人感到很庄严，我不敢近前，只在门外观望，院子里来了很多信男信女，在等候膜拜。那天我正好在学校里把嘴摔破了，眼里含着泪，手里拿个苹果不能吃，正赶上活佛在院子里，我就接受了在头顶上拍一下的祝福，过一会儿我就和母亲说：“现在吃苹果嘴也不疼了”。母亲只对我含笑不语，我知道她不信这些，她是个很有科学思想的人。对我也从不灌输迷信思想。但她非常尊重父亲的信仰，每天也虔诚地对佛焚香。
父亲非常重视教育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尤其对克旗在外地上学的学生更为关注，每年来往很多人都住在我家，并询问每个人的学习情况，有困难的还给接济，尤其对学习成绩优秀者更加赏识。其中额尔敦陶格陶（语委主任）就与其经常接触，探讨学术方面的问题，还资助送日本的留学生，其中的包德魁就是一例，他对此始终念念不忘。其他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每当有学生来时，厨房就架起了床，吃饭的人多了，我感到很热闹，记得有个克旗的学生患眼疾，就留在家里给他医治，他情绪很低落。平时给我讲故事，还教我唱歌……“我爱天上的云，云里的星、星傍的月儿明，我恨他只能照着我的身，照不到我的心，明月啊，这使我无限的伤悲，分外的痛心!”据说他是经棚河南人，肯定也是个高才生，听说回去后已失明，郁闷而终。
开鲁蒙古一中学生也常来我家，父亲询问学习和生活情况，有一次问在校吃什么时?学生回答说吃了高粱，父亲就说：高粱是喂牲口的，现在还给你们吃?谈话完后也都分给每人糕点，并留在厨房吃了饭才回校。
父亲还领我去一中参加过学校的庆典，还看了学生用蒙语演的话剧，也体现了他对民族教育的关注。
父亲对成吉思汗崇拜至深。有一次母亲无意中把一幅成吉思汗的挂像给擦黑了，因不知道上边涂的是银粉，父亲当即就变了脸，并大声地斥责，母亲落了泪，这是我见到他和母亲唯一的一次变了脸。
他信奉的佛是释迦牟尼。在他的卧室内设有佛龛，墙上挂的两副镜框内镶有挂图，父亲也给我讲解释迦牟尼本是王子，如何历经磨难，普渡众生，最后坐在菩提树下终成正果。我对此也很感兴趣。
父亲懂医药，他有一套完整的蒙(藏)药包，都是用皮口袋装着，用时有个圆形专用银勺，量出后很专业地用纸包好，一般感冒等杂症疗效很好。有求药者他也是来而不拒。因为身体原因，西医主张让他不要喝酒，少吃肉。可他说：不让蒙古人喝酒吃肉等于骂蒙古人。可实际中他也只在年节时象征性的喝点酒而已。
在和母亲成婚前，父亲吸鸦片。第二年就去新京市立医院戒掉了。母亲我们都陪他在医院，在我印象里也没见他有多么痛苦，可能他的烟瘾也不大，另外也说明他很有毅力。
关于“八仙筒事件”，以后在资料里我才知道是杀了日本人。当年我见到过家来了日本人，父亲和他们在交涉什么，父亲是站在外面的台阶上和他们对话，并不招待他们进屋里坐，母亲在一旁给翻译。以后听母亲说过，有的话她不敢按照父亲的原话翻译，可见，父亲当时是很强硬的。那时在西厢房住着一个什么王爷，都管他叫五爷，长的又瘦又白，有气无力的样子。每天足不出户，就躺着抽大烟，没有跟随人员，都是我们家人服侍他。还在铁笼中给我养了一只兔子，所以，我也去他那儿玩。他送给父亲一柄七星宝剑，就在父亲书架的上方挂着，我见过是青灰色的剑锋，上面确实能看到有隐约的七星。说日本人是来要宝剑和找人的，父亲当然不会交出。那时我们家还有四、五支长枪，就挂在客厅中的储藏室里。每年都拿出来擦拭，他们说这枪能打下飞机来，日本人也不敢来收缴。当然父亲一去世，这一切就不可能存在了。
1939年父亲回克旗祭敖包，家人随从有六、七个人。那时出远门路不好走，坐的大型汽车、轮胎都是双层的，很坚固。驾驶室后面还有一排能坐人，母亲我们就坐在后排，还跟随两名荷枪的警卫。当车开近院子，父亲见车上已装了很多东西，可能还坐其他人，当即就发火说：“这不是送我的车，不坐”!车只得返回，清理后我们才出发，可见父亲对一些事是很有尊严的、不苟且。
这年克旗祭敖包也非常隆重。天不亮就都骑马出发了。那时是不准女人上敖包山的，所以母亲我们是去不得的!可遥望那云松深处的敖包山，更增加了几分神秘感，之后几天里也有赛马、摔跤、说唱“好来宝”等游戏项目，晚上还放电影。草地的孩子还领我用水灌田鼠玩，追逐嬉戏也很尽兴。
回到经棚就赶上了7—8月份连降大雨，（记载为降潦雨40天），大水已淹到了东边的老爷庙，河上游流下了很多漂浮物，我们家的房子也因年久失修，到处漏雨，只得在房上用席子遮盖，吃的莱都没有，等熬过这雨季返回开鲁时，更是一路颠簸，险象丛生。有一回我正在车中打瞌睡时被人叫醒，下车后见到车的后轮已滑向了坝的边缘，由于大水的冲刷，坝边已悬空，承受不住车轮的压力，已出现了裂纹，岸下是滚滚的黑水，大家都心悬一线，司机头上汗水直流，真有千钧一发之势。等脱离险情后，随行人员就跪地磕头，说是车上有大命之人，是黑龙出来给托住了。因为这里正是黑龙坝!这是父亲离开故乡十几年后的第一次返乡，也是最后的一次。直到他病重时还不断说要回老家，这也是他对家乡的无比眷恋!
从克旗回来后，谁也没有料到母亲怀孕了。开鲁有一个姓张的中医是山西人常来我家，就是不看病也常来作客，总是谈医论药，这时他给母亲诊脉，说是气血不通，给开了去病的药。服侍母亲的人在煎药时就商量先不给吃，又给请来一位姓李的大夫，他诊脉后肯定是怀孕了。从此，内外哗然，这也是我父母平时对人宽厚而得到的回报吧!至于那位张大夫再也没见来过，据说他自此名声扫地，因为他一贯出入上层人家，架子很大，一般人是请不到的，所以，对他的舆论也就更大。
1940年的6—7月间，我们全家去了长春，母亲待产，提前住到了一家私人妇产医院，是个有经验的日本老医生接产。八月的一天早晨，父亲还没有起床，来人报信说生了个男孩时，父亲激动得连衣服都穿不上了，我们立即赶往医院。路经可能是二马路口，有一家中国人开的百货商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领我走了进去，就在卖小商品处迎面见到挂着一串念珠。淡黄色的珠粒比黄豆还小，上面有不规则的小黑点，父亲当即买下，说这是菩提子，他很早就找这种小粒的（因为我家有一串大珠粒的），真是巧合。所以，当即给弟弟取名叫“博迪”，实属菩提之意。从此，我有了弟弟，因为我的原名就叫都泰，也就是有弟弟的意思，自己也觉得是功不可没。我和父亲每天都去一趟医院看望，等要离开时我总要挟父亲答应条件，或是看电影，或是吃大餐。因路经中央饭店，去了就可吃到牛排和大菜汤等便餐。至于看电影则实属折磨我父亲。他身体不好，行动也不便，进了电影院还总要到楼上就座，说不能坐在别人的下面。而他哪里是在看电影，只是闭着眼睛陪我坐到散场，总是想尽量不亏待我而已。可我那时哪有一点对父亲的体贴与关爱?又怎能知道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还有多少?就在去医院的几天里，有一次父亲在下楼时突然歪了一下，从此就有些轻微的半身不遂，所幸的时还不影响日常行动。
有了弟弟是一大喜事，真是老年得子。满月后在中央饭店宴请亲朋。等回开鲁后，也在家中设宴招待。那时有喜庆事都送“银盾”，大小都有，都是联名送的多。在长春就是送成盒的小孩衣服，家里堆了很多。
这年入冬，开鲁下起了冻雨。全城树上、电线上都挂满了冰琉，细细的树枝上挂上比手指还粗的冰琉。这也叫树挂，看起来晶莹剔透，可有的树枝承受不了过大的压力而整枝折断。那天我放学回家，一进二门见大家都在院子里，父母也在台阶上站着，大家都喊叫我不要过来。因为院中的两棵大树有一枝很大的枝杈正在折断，我不知为什么就悲从中来，站在二门口就无助地哭了起来。等回到了母亲身边时她问我为什么哭?我随口就说出：“以后弟弟就看不着了”。是为大树的残缺吗?还是一种冥冥中的预感?
转年春天，父亲的身体日见不支。省公署用飞机从奉天请来南满医科大学的日本专家，诊断后即送去医大住院。过一时期，因为父亲十分想念弟弟，母亲便带着我和弟弟又去医院陪护了。父亲的主要病症是高血压、心脏病。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检测仪器，更没有特殊疗法，只是吃些水药、面药。主治医是个中国人宏大夫，母亲有时在外面和他谈话，有一次他摸着弟弟的头说：“快点长大吧”!母亲就感到不是好的征兆。八月是弟弟的周岁生日，母亲领我俩出去照了几张像也就过去了。弟弟穿着月白色长衫，黑纱小坎肩，系着腰带，憨态可掬。
过了八月，父亲的病不见好转就出院回了开鲁，来住院时还是走着下的车，回去时已不能自理。这期间家中上下忙于护理父亲，我还照常上学。
十月的一天，我放学回来感到气氛不对，赶快进到屋里，见父亲靠坐在椅子上，呼吸很困难，身旁吊着输液瓶。那时能输液也就是盐水或葡萄糖之类，也没有什么抢救措施。当时中西医都在。父亲见到我只是握住了我的手……，这也就是父亲在弥留之际和我的最后诀别。母亲抱者弟弟站在一旁。因为大家都在忙乱，我就出去了，随后就是母亲忙着找衣服，等我再回到屋里时，父亲已停放在了里屋的炕上，这也是我再见父亲的最后一面。这一夜，除了和母亲坐着哭泣以外就是喇嘛围坐在里屋的地上念了一夜的经。
第二天入殓时有忌讳，几个属相的人要回避，其中就有属马的，所以我不能近前。等棺木抬出去后与父亲已是阴阳两隔了。弟弟才十四个月，可他当时见到父亲被放到棺木里时，已哭哑了嗓子，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垂泪。
父亲是省葬，接下来就是搭灵棚，喇嘛、和尚、道士都在经棚内诵经，一切都是按照佛教的程序进行。灵魂在几天后回来望乡，什么时候转世超生，在什么方向，都是由主要的大喇嘛来指点，他是坐在房里定时念经。外面经棚里也是按惯例诵经不断。这些我都深信，好像父亲没有走远。
每天各方祭奠的人士络绎不绝，新京宫内也派来代表。我们都穿着黑色孝服，大哥他们是主要的跪灵人。蒙中的克旗学生也来守灵。母亲我们每天也参加祭拜。长春的七姨、十三姨也赶来陪伴母亲。外院搭起了临时炉灶，吃饭的人很多。
母亲是不会嚎啕大哭的人，可那无声的垂泪定是肝肠寸断。
灵柩运回克旗。起灵那天下着雨和雪，地上都是冰和水，我们坐在马车上送行。沿途各处都设案摆供焚香设祭，送行的人也一直排到西门外；到此，我们作了最后的诀别!父亲也就此魂归故里了。
沿途各地也都停灵祭奠，都照片记载。
家中院子里拆除了灵棚，二门的墙也拆除了一半，一切喧嚣过后， 更显得空荡荡的，接下来就是母亲打点一切，遣散人员，处理东西，带不走的分给每个人。亲朋至交都赠送了父亲的遗物作为留念，就连养了十几年的两只宠物狗（是我的最爱）也被装在口袋里被人带走，那种嚎叫（哭声）撕心裂肺。真是一派树倒猢狲散的景象。一切结束也就是挥泪送别。
从此，母亲带领我和弟弟走上了漂泊的旅程。
注：关于父亲的死因，有一种传说是日本人设鸿门宴下了毒。过去也曾有人问过我。但那时我只能回答不了解。现在我的记载中父亲的死亡过程是真实的，因他身体肥胖，高血压、心脏病很严重，加上有轻度中风。
父亲那时还收集蒙古民歌。我记得还有民歌手来我家试唱。来的女歌手头顶梳着盘头，穿长袍外加长坎肩，当时屋里还有很多人，所以我记得很深。以后还灌有唱片。有一首《大雁歌》就有唱片，那时我还会跟着唱：“图门嘎拉古……，哈鲁那嘎加鲁……”至于灌唱片的过程我就不知道了。而以后的《成吉思汗出征歌》更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
……“十万大军……二十万大军……征服全世界……”。这首歌我们在兴安女子高等学校上学时代，还是每天出操时必唱的。
父亲的家族成员我不清楚，知道他有个妹妹我们都叫她胖姑姑，在克旗管理家产，她人很精明，没出嫁就病死在草地。还有三个叔伯哥哥都是我父亲供养。但我不知道是否是亲叔伯，父亲家还有没有亲兄弟?因父亲常年在外，并不关注什么家产管理，胖姑姑去世后，就由大哥旺其格掌管，他在克旗是有名的大少爷。吃喝玩乐还抽大烟。每年过年前来开鲁一趟，送些土产奶食，其他也就没人过问了；二哥道尔吉就读于兴安学院（王爷庙），因学习不好每年回来都挨骂。以后兴安学院开除了四个少爷，轰动一时，其中就有二哥道尔吉。因不敢再回来，就跑去了当时的蒙疆。据说是当了兵。三哥嘎瓦也来开鲁念过书，人还算本分，以后一直在克旗生活。
父亲为人很坦率大度，性格不急不燥，话语不多，平时总好像在思考什么，很少发脾气，实在生气时也只用蒙语骂两句。我的第一任母亲是彰武县人，什么时候嫁到克旗我不知道，但我推算父亲成婚不会太早。在他逃亡时不会有家眷跟随，在克旗也没站住脚。那么到沈阳办书社时和克兴格的交往有关。因为母亲和克兴革都是科尔沁人，并和克夫人关系密切，以姐妹相称，多年后克夫人见到我时还流过泪。据说母亲也是彰武大地主的女儿，年龄偏大，待嫁闺中。婚后生过一个女儿叫“彦晶高瓦”，我见过照片。可能在两三岁时就夭折了。这对母亲的打击太大，她变得喜怒无常，每天喝酒抽大烟，而后就抱养了我。所以，从我记事起就跟着她，在经棚、去奉天后在开鲁。
在我六岁时父亲已是伪兴安西省民政厅长。这年母亲领着我回了克旗，说是探望姑姑的病。当时她去了草地，把我留在了经棚街里，等她回来时已经处理完了姑姑的后事。可没过几天她也死在了经棚街里。我记得很清楚，她发病是在一天早晨。说是早起床后还在院子里散了步，当时的情景不叫我看，就叫人领我出去玩，院子里静悄悄的，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一个人偷着跑进了屋，只见几个人围着母亲，又拽头发、又灌药。等我再被人领回屋时，母亲已停放在了外屋的炕上，已用白布蒙了起来。当时叫我给磕个头时，我还不停地问：“阿吉在哪呢……?”当时在我幼小的心中，还没有死的概念。
在开鲁的父亲马上派人来接我，这样就有我大姐（我亲生母亲所生）护送我们踏上了回开鲁的路程。失去母亲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一到晚上就感到心焦意乱，哭闹不止，大家只有千方百计哄我入睡。
回到开鲁的家中，当我走进父亲，他立刻坐了起来，拉住我的手，炕桌上放着一盘桃，他拿着一个放在我的手里……。我看见他眼角流下的两行清泪……，但没有说什么。多么沉痛的遭遇，这么短时间里失去了两个亲人，七十多年过去了，而这一场景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想起来心里还会酸酸的，好像还能感受到父亲的手温。
这段日子里父亲就是我的保护神，不叫我有半点闪失。有一次我从炕上摔了下来，把脸碰破了，父亲回来问起时大家就说是踩在狗身上摔的，他知道是撒谎就都挨了骂。我小时候有惊风的毛病，有时晚上玩兴奋了就会昏厥，此时，父亲就吓得满头大汗，当我醒来后还看见有人在给我烧“局魂马”（也就是一种符），总得忙乱一番。好象父亲深怕再失去我。这段日子也是我和父亲最亲密接触的日子，那时父亲上午有车来接去省公署上班，家中有几个人陪我玩，这中间我还要打电话叫父亲快点回来，给我买樱桃罐头。这样每天都会带回些零食和牛奶糖之类的东西。总之，对我是有求必应。闲下来父亲还给我讲故事。什么“书生的窗台上有一木厘，到时一道金光飞出宝剑就去斩妖……”，以后我才知道这都是聊斋故事。父亲还给我唱“可怜的秋香”，……“暖和的太阳、太阳、太阳它记得，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也照过幼年时候的秋香。金姐有爸爸爱，银姐有妈妈爱，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她呀，每天只在草场上，牧羊、牧羊，可怜的秋香!”我那时依附在父亲的臂弯里，并感受不到什么是可怜。可哪知在父亲的心底蕴藏着多么沉重的父爱!
还有父亲吟唱的一首蒙古歌，据说是外蒙古的情歌。那时也广为传唱。前两年我在席慕容的文章中看到，说她父亲教她唱过。她外婆每当对镜梳头时也吟唱：“采热奈痕查干那，查不嘎奈痕拿日英那……”并说歌词大意是对美丽女子的倾慕：“洁白清秀的脸庞，细嫩的手腕、柔润的双唇……”，可见其流传之广。
这一年，我在父亲的庇护下随心所欲，没人管束，父亲考虑的就是如何呵护我，对怎样教育我成长还没有作过打算。但给我找来一个中年蒙古妇女，是想叫我学说蒙古话，但也告失败。
第二年，父亲在长春完婚。我的第二任母亲是满清肃亲王的第九女金显玖。她出自名门，曾经留学日本，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位有教养、有学识、又非常有理智的人。从此，我们家就有了根本的变化。一切开始走向了正规，生活井然有序。她和父亲更是相敬如宾，对我的管教也是细致入微，看不惯我那些坏习惯，也总是在我无理取闹之后加以说服，并教以礼仪和时常给予鼓励。我从她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母爱和良好的教育，从此，我就完全依附于母亲了。
那时候，父亲的生活是：早起洗漱后，就在炕桌上打开经卷念诵几页经文，然后喝早茶。每天炒米奶食是必不可少的，但父亲也吃不多。同时，也有烧饼、油条和粥。炕上那个紫檀色的炕桌打开是个围棋盘，闲时他也和母亲下过围棋。这间屋子是在卧室的外面，临窗放一大写字台，靠里边放有父亲的文房四宝，外面抽屉放我的书本文具，靠里边墙有书架，放的都是父亲的线装书。最上面放有经卷。父亲的坐椅是紫檀香木的，上面有贝壳镶的图案，古朴而华丽。一些平日的常客也都是在这屋里接待。
早茶后，父亲稍事休息就开始用小楷书写蒙文字典。我见过是蒙汉文对照的写法。字迹整洁清秀，也是线装本。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将全部遗作交给了克兴格。但遗憾的是，克兴格在1943年以后就双目失明了。我1944年在兴安女高时，在父亲忌日那天，克先生还焚香设祭，并有一首诗作。可惜我只记得其中两句…“……挚友半凋零……，儿女幼稚目失明”。至于那部没有完成的手稿——《蒙文字典》，也在战乱年代遗失了。
父亲和克兴格可称是莫逆之交。有机会去长春时总领上我去克家。他俩一见面就争论不休，还开玩笑。最后父亲总会在他那抢到喜欢的书才会满足离去。
开鲁的“蒙文学会”父亲常领我去，那也是我愿意去的地方，至于他们探讨什么我并不关心，因为那里有可看的图书，是课本那么大，用厚纸印刷，有点蓝或褐色的画图，不是很鲜艳，主要是些讲卫生、防蚊虫、辨别花草或航海、天文等知识性的故事。以后，母亲从长春也给我买回一些这类的书。还有就是后院有一架秋千，我那时能把秋千打的很高。蒙文学会院内还住着梁厅长一家（名字已记不清），他也是创办人之一，也是我们家的常客，有一时期母亲在那教授过日语，学员主要是些知识女性和女教师，我也就可以每周跟着去一趟了。
由于家中一切事务都由母亲管理，父亲也不再过问，包括对我的管教。母亲很注重礼仪，接人待物都很讲究，但从不刁难人。所以上下人都很循规蹈矩。父亲身居省长职位，有时也来车接去省公署，平时总有秘书察隆阿来和他交谈，察秘书是五短身材，为人谦恭谨慎，蒙汉兼通。每到过年他都送来一批用蒙文写好的对联，大门、二门，各房门大小很多副。所以我们家过年一直是贴蒙文对联，这种对联的字是扁的，和用毛笔写的不一样，说是用竹蓖写成的。
父亲平时交往也是蒙古各界人士和外地来人，如博彦满都等就在家中招待。另外，如哈丰阿、哈斯巴特、萨嘎拉扎布等人也常来我家相聚，谈话也多用蒙语，多是傍晚时来的多，也都是茶点招待。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哈丰阿，他仪表堂堂、温文尔雅，有学者风范。父亲平时的起居、写作以及待客，我虽然每天都见到、听到，但并不知其内容，所以也只是表面印象。
父亲从不外出应酬，只是每年去新京(今长春市)觐见溥仪，是在宫中招待各蒙古王公，这是惯例，还有合影。这一时期除了母亲的姐妹来住过，还有就是在奉天农业大学任教的十三舅和一对日本夫妇也是植物种植方面的教授一同来住过几天，其他家中也不宴请什么人。
那一年，我说不清是哪位活佛来开鲁，就住在客厅里诵经，看着使人感到很庄严，我不敢近前，只在门外观望，院子里来了很多信男信女，在等候膜拜。那天我正好在学校里把嘴摔破了，眼里含着泪，手里拿个苹果不能吃，正赶上活佛在院子里，我就接受了在头顶上拍一下的祝福，过一会儿我就和母亲说：“现在吃苹果嘴也不疼了”。母亲只对我含笑不语，我知道她不信这些，她是个很有科学思想的人。对我也从不灌输迷信思想。但她非常尊重父亲的信仰，每天也虔诚地对佛焚香。
父亲非常重视教育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尤其对克旗在外地上学的学生更为关注，每年来往很多人都住在我家，并询问每个人的学习情况，有困难的还给接济，尤其对学习成绩优秀者更加赏识。其中额尔敦陶格陶（语委主任）就与其经常接触，探讨学术方面的问题，还资助送日本的留学生，其中的包德魁就是一例，他对此始终念念不忘。其他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每当有学生来时，厨房就架起了床，吃饭的人多了，我感到很热闹，记得有个克旗的学生患眼疾，就留在家里给他医治，他情绪很低落。平时给我讲故事，还教我唱歌……“我爱天上的云，云里的星、星傍的月儿明，我恨他只能照着我的身，照不到我的心，明月啊，这使我无限的伤悲，分外的痛心!”据说他是经棚河南人，肯定也是个高才生，听说回去后已失明，郁闷而终。
开鲁蒙古一中学生也常来我家，父亲询问学习和生活情况，有一次问在校吃什么时?学生回答说吃了高粱，父亲就说：高粱是喂牲口的，现在还给你们吃?谈话完后也都分给每人糕点，并留在厨房吃了饭才回校。
父亲还领我去一中参加过学校的庆典，还看了学生用蒙语演的话剧，也体现了他对民族教育的关注。
父亲对成吉思汗崇拜至深。有一次母亲无意中把一幅成吉思汗的挂像给擦黑了，因不知道上边涂的是银粉，父亲当即就变了脸，并大声地斥责，母亲落了泪，这是我见到他和母亲唯一的一次变了脸。
他信奉的佛是释迦牟尼。在他的卧室内设有佛龛，墙上挂的两副镜框内镶有挂图，父亲也给我讲解释迦牟尼本是王子，如何历经磨难，普渡众生，最后坐在菩提树下终成正果。我对此也很感兴趣。
父亲懂医药，他有一套完整的蒙(藏)药包，都是用皮口袋装着，用时有个圆形专用银勺，量出后很专业地用纸包好，一般感冒等杂症疗效很好。有求药者他也是来而不拒。因为身体原因，西医主张让他不要喝酒，少吃肉。可他说：不让蒙古人喝酒吃肉等于骂蒙古人。可实际中他也只在年节时象征性的喝点酒而已。
在和母亲成婚前，父亲吸鸦片。第二年就去新京市立医院戒掉了。母亲我们都陪他在医院，在我印象里也没见他有多么痛苦，可能他的烟瘾也不大，另外也说明他很有毅力。
关于“八仙筒事件”，以后在资料里我才知道是杀了日本人。当年我见到过家来了日本人，父亲和他们在交涉什么，父亲是站在外面的台阶上和他们对话，并不招待他们进屋里坐，母亲在一旁给翻译。以后听母亲说过，有的话她不敢按照父亲的原话翻译，可见，父亲当时是很强硬的。那时在西厢房住着一个什么王爷，都管他叫五爷，长的又瘦又白，有气无力的样子。每天足不出户，就躺着抽大烟，没有跟随人员，都是我们家人服侍他。还在铁笼中给我养了一只兔子，所以，我也去他那儿玩。他送给父亲一柄七星宝剑，就在父亲书架的上方挂着，我见过是青灰色的剑锋，上面确实能看到有隐约的七星。说日本人是来要宝剑和找人的，父亲当然不会交出。那时我们家还有四、五支长枪，就挂在客厅中的储藏室里。每年都拿出来擦拭，他们说这枪能打下飞机来，日本人也不敢来收缴。当然父亲一去世，这一切就不可能存在了。
1939年父亲回克旗祭敖包，家人随从有六、七个人。那时出远门路不好走，坐的大型汽车、轮胎都是双层的，很坚固。驾驶室后面还有一排能坐人，母亲我们就坐在后排，还跟随两名荷枪的警卫。当车开近院子，父亲见车上已装了很多东西，可能还坐其他人，当即就发火说：“这不是送我的车，不坐”!车只得返回，清理后我们才出发，可见父亲对一些事是很有尊严的、不苟且。
这年克旗祭敖包也非常隆重。天不亮就都骑马出发了。那时是不准女人上敖包山的，所以母亲我们是去不得的!可遥望那云松深处的敖包山，更增加了几分神秘感，之后几天里也有赛马、摔跤、说唱“好来宝”等游戏项目，晚上还放电影。草地的孩子还领我用水灌田鼠玩，追逐嬉戏也很尽兴。
回到经棚就赶上了7—8月份连降大雨，（记载为降潦雨40天），大水已淹到了东边的老爷庙，河上游流下了很多漂浮物，我们家的房子也因年久失修，到处漏雨，只得在房上用席子遮盖，吃的莱都没有，等熬过这雨季返回开鲁时，更是一路颠簸，险象丛生。有一回我正在车中打瞌睡时被人叫醒，下车后见到车的后轮已滑向了坝的边缘，由于大水的冲刷，坝边已悬空，承受不住车轮的压力，已出现了裂纹，岸下是滚滚的黑水，大家都心悬一线，司机头上汗水直流，真有千钧一发之势。等脱离险情后，随行人员就跪地磕头，说是车上有大命之人，是黑龙出来给托住了。因为这里正是黑龙坝!这是父亲离开故乡十几年后的第一次返乡，也是最后的一次。直到他病重时还不断说要回老家，这也是他对家乡的无比眷恋!
从克旗回来后，谁也没有料到母亲怀孕了。开鲁有一个姓张的中医是山西人常来我家，就是不看病也常来作客，总是谈医论药，这时他给母亲诊脉，说是气血不通，给开了去病的药。服侍母亲的人在煎药时就商量先不给吃，又给请来一位姓李的大夫，他诊脉后肯定是怀孕了。从此，内外哗然，这也是我父母平时对人宽厚而得到的回报吧!至于那位张大夫再也没见来过，据说他自此名声扫地，因为他一贯出入上层人家，架子很大，一般人是请不到的，所以，对他的舆论也就更大。
1940年的6—7月间，我们全家去了长春，母亲待产，提前住到了一家私人妇产医院，是个有经验的日本老医生接产。八月的一天早晨，父亲还没有起床，来人报信说生了个男孩时，父亲激动得连衣服都穿不上了，我们立即赶往医院。路经可能是二马路口，有一家中国人开的百货商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领我走了进去，就在卖小商品处迎面见到挂着一串念珠。淡黄色的珠粒比黄豆还小，上面有不规则的小黑点，父亲当即买下，说这是菩提子，他很早就找这种小粒的（因为我家有一串大珠粒的），真是巧合。所以，当即给弟弟取名叫“博迪”，实属菩提之意。从此，我有了弟弟，因为我的原名就叫都泰，也就是有弟弟的意思，自己也觉得是功不可没。我和父亲每天都去一趟医院看望，等要离开时我总要挟父亲答应条件，或是看电影，或是吃大餐。因路经中央饭店，去了就可吃到牛排和大菜汤等便餐。至于看电影则实属折磨我父亲。他身体不好，行动也不便，进了电影院还总要到楼上就座，说不能坐在别人的下面。而他哪里是在看电影，只是闭着眼睛陪我坐到散场，总是想尽量不亏待我而已。可我那时哪有一点对父亲的体贴与关爱?又怎能知道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还有多少?就在去医院的几天里，有一次父亲在下楼时突然歪了一下，从此就有些轻微的半身不遂，所幸的时还不影响日常行动。
有了弟弟是一大喜事，真是老年得子。满月后在中央饭店宴请亲朋。等回开鲁后，也在家中设宴招待。那时有喜庆事都送“银盾”，大小都有，都是联名送的多。在长春就是送成盒的小孩衣服，家里堆了很多。
这年入冬，开鲁下起了冻雨。全城树上、电线上都挂满了冰琉，细细的树枝上挂上比手指还粗的冰琉。这也叫树挂，看起来晶莹剔透，可有的树枝承受不了过大的压力而整枝折断。那天我放学回家，一进二门见大家都在院子里，父母也在台阶上站着，大家都喊叫我不要过来。因为院中的两棵大树有一枝很大的枝杈正在折断，我不知为什么就悲从中来，站在二门口就无助地哭了起来。等回到了母亲身边时她问我为什么哭?我随口就说出：“以后弟弟就看不着了”。是为大树的残缺吗?还是一种冥冥中的预感?
转年春天，父亲的身体日见不支。省公署用飞机从奉天请来南满医科大学的日本专家，诊断后即送去医大住院。过一时期，因为父亲十分想念弟弟，母亲便带着我和弟弟又去医院陪护了。父亲的主要病症是高血压、心脏病。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检测仪器，更没有特殊疗法，只是吃些水药、面药。主治医是个中国人宏大夫，母亲有时在外面和他谈话，有一次他摸着弟弟的头说：“快点长大吧”!母亲就感到不是好的征兆。八月是弟弟的周岁生日，母亲领我俩出去照了几张像也就过去了。弟弟穿着月白色长衫，黑纱小坎肩，系着腰带，憨态可掬。
过了八月，父亲的病不见好转就出院回了开鲁，来住院时还是走着下的车，回去时已不能自理。这期间家中上下忙于护理父亲，我还照常上学。
十月的一天，我放学回来感到气氛不对，赶快进到屋里，见父亲靠坐在椅子上，呼吸很困难，身旁吊着输液瓶。那时能输液也就是盐水或葡萄糖之类，也没有什么抢救措施。当时中西医都在。父亲见到我只是握住了我的手……，这也就是父亲在弥留之际和我的最后诀别。母亲抱者弟弟站在一旁。因为大家都在忙乱，我就出去了，随后就是母亲忙着找衣服，等我再回到屋里时，父亲已停放在了里屋的炕上，这也是我再见父亲的最后一面。这一夜，除了和母亲坐着哭泣以外就是喇嘛围坐在里屋的地上念了一夜的经。
第二天入殓时有忌讳，几个属相的人要回避，其中就有属马的，所以我不能近前。等棺木抬出去后与父亲已是阴阳两隔了。弟弟才十四个月，可他当时见到父亲被放到棺木里时，已哭哑了嗓子，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垂泪。
父亲是省葬，接下来就是搭灵棚，喇嘛、和尚、道士都在经棚内诵经，一切都是按照佛教的程序进行。灵魂在几天后回来望乡，什么时候转世超生，在什么方向，都是由主要的大喇嘛来指点，他是坐在房里定时念经。外面经棚里也是按惯例诵经不断。这些我都深信，好像父亲没有走远。
每天各方祭奠的人士络绎不绝，新京宫内也派来代表。我们都穿着黑色孝服，大哥他们是主要的跪灵人。蒙中的克旗学生也来守灵。母亲我们每天也参加祭拜。长春的七姨、十三姨也赶来陪伴母亲。外院搭起了临时炉灶，吃饭的人很多。
母亲是不会嚎啕大哭的人，可那无声的垂泪定是肝肠寸断。
灵柩运回克旗。起灵那天下着雨和雪，地上都是冰和水，我们坐在马车上送行。沿途各处都设案摆供焚香设祭，送行的人也一直排到西门外；到此，我们作了最后的诀别!父亲也就此魂归故里了。
沿途各地也都停灵祭奠，都照片记载。
家中院子里拆除了灵棚，二门的墙也拆除了一半，一切喧嚣过后， 更显得空荡荡的，接下来就是母亲打点一切，遣散人员，处理东西，带不走的分给每个人。亲朋至交都赠送了父亲的遗物作为留念，就连养了十几年的两只宠物狗（是我的最爱）也被装在口袋里被人带走，那种嚎叫（哭声）撕心裂肺。真是一派树倒猢狲散的景象。一切结束也就是挥泪送别。
从此，母亲带领我和弟弟走上了漂泊的旅程。
注：关于父亲的死因，有一种传说是日本人设鸿门宴下了毒。过去也曾有人问过我。但那时我只能回答不了解。现在我的记载中父亲的死亡过程是真实的，因他身体肥胖，高血压、心脏病很严重，加上有轻度中风。
失落800年残瓦 揭露成吉思汗古墓线索
圣祖成吉思汗征服到地與海的盡頭，但在他逝世後，陵寢卻消失在大漠當中；自認有蒙古血統的華裔美籍工程師林宇民(Albert Lin)，帶領一支探險團隊深入外蒙古「尋根」，終於在一片被暴風雨沖出來的瓦片上，找到成吉思汗墓的線索。
在13世紀成吉思汗統領天下時，就將「不兒罕合勒敦山」視作聖山。傳言中，成吉思汗曾在此山上打獵時，對子嗣表示：「將來死後，可葬於此」後代子孫便遵循他的遺志下葬，並召來1萬馬匹踩踏、種下萬棵植株隱藏，從此這裡也成為眾人不得靠近的禁地。
畢業於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的林宇民與國家地理頻道合作，於3年前帶領31人探險隊走入聖山，試圖以不破壞的科學探勘方法，找到失落的陵寢。林宇民表示，由於蒙古近來非法開採金礦的情形非常嚴重，擔心墓地會遭人破壞，因此趕緊徵求蒙古政府許可，至不兒罕合勒敦山尋訪。
面對惡劣地形、氣候，以及猖獗的盜墓賊，林宇民的團隊遭受嚴酷考驗，他們透過探地雷達、衛星攝影，再加上全球網友的資訊協助，漸漸掌握到成吉思汗墓的可能位置。
不過至關重要的一步，或許仍得依靠成吉思汗引路！在一場暴雨過後，意外沖出一片瓦片，經過考古學家鑑定，這竟真是800年前成吉思汗時期建築用的瓦片，代表探險團隊離遺址已相當接近了。
林宇民立即將這項消息送回蒙古官方，希望他們協助進行史料辨識，但目前尚未獲得回應。據了解，這項尋找成吉思汗計畫仍會繼續進行，完整探險紀錄會在12月3日晚間11時，國家地理頻道《失落的成吉思汗之墓》節目中播出。
http://channel.nationalgeographic.com/channel/expedition-week/forbidden-tomb-of-genghis-khan-pictures/#/from-the-ruins_42082_600x45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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