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转变对蒙政策原因探析

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将其侵略矛头又指向华北和西部内蒙古。先以支持“蒙古独立”为诱饵,笼络当时提倡蒙古高度自治的德王,终将其拉入自己怀抱。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西部内蒙古,为了更加有效地统治这一新占领区,由煽动“蒙古独立”开始转向提倡“民族协和”。政策转变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稳固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其次是防止已实行“自治”的伪满洲国“兴安蒙古”出现离心倾向;第三是优先考虑维护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
关键词:蒙古独立;民族协和;关东军;卢沟桥事变;驻蒙军;蒙疆联合委员会

一、卢沟桥事变前煽动“蒙古独立”,事变后开始提倡“民族协和”

　　以卢沟桥事变为界,关东军对西部内蒙古的政策前后不同。事变前,为了向内蒙古西部扩张势力,关东军的一部分首脑及派驻西部内蒙古的特务机关人员,主张采用“谋略”方式,笼络蒙古族的人心,打着援助蒙古独立的旗号,竭力诱惑、笼络德王等人,欲使之与其合作,企图通过建立由关东军控制的傀儡政权,达到侵占内蒙古西部、继续向西扩张的目的。为此,关东军制定了“内蒙工作”计划。[1](Pix~xiii)其内容之一就是竭力笼络德王等西部蒙古王公,向西部内蒙古渗透其势力。当时德王由于领导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敷衍以及察哈尔、绥远省方的的压迫排挤,遂将“复兴蒙古”的目光转向日本。在关东军的拉拢诱惑下,1935年11月,德王等赴长春,与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达成了由关东军支持、在内蒙西部“搞成一个独立局面”的口头协定。[2](P109)但当时这只是关东军内一部分人的主张,并不代表日本军方的意见。[3](P278)可是德王等却把这当成了关东军官方的意思而信以为真。

1936年2月在关东军的授意下,德王等在乌珠穆沁右旗召开了“蒙古建国会议”,5月组建了“蒙古军政府”,决定停止使用中华民国纪年,采用成吉思汗年号,公开走上了与日本“协力”的道路。德王等把“蒙古军政府”看成是将来建立独立蒙古国家的雏形。1936年初,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对蒙(西北)施策要领》,欲将其势力扩展到内蒙西部以西的宁夏、甘肃、新疆等地区。第一步首先是控制西部内蒙古。为此,关东军在上述纲领中明确提出将内蒙西部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口号。即作为华北分离运动的一部分,首先使西部内蒙古脱离中国政府,遂在此地扶植傀儡政权。为此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亲赴绥远,竭力拉拢时任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的傅作义,遭傅作义将军严辞拒绝后,遂决定“将傅打倒或驱逐出省外。”[1](P514)

在关东军的策划及操纵下,1936年11月,以汉奸王英的“大汉义军”做前卫,德王的蒙古军殿后,在关东军的援助下,向绥远发动进攻,此即绥远抗战之爆发。时经近一个月,德王的伪蒙古军大败,关东军的“内蒙工作”计划受挫。此后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为止,德王的“蒙古军政府”只得盘踞察北一角。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于9月至10月间相继占领了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等地。蒙古军亦配合日军行动,进驻了归绥。关东军原来计划的通过“谋略”即通过利用德王的声望和势力来达到实际控制这一地区的计划已成为多余。对于日军来讲,张家口、大同是新占领区,扶植汉奸实行傀儡统治即可,且所选汉奸皆为俯首帖耳之奴才,对日本主子的旨意不敢有半点违抗。但随同日军一道占领绥远的德王这时却成了关东军手中一块烫手的山芋。卢沟桥事变前为了利用德王,关东军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关东军派驻内蒙西部的特务机关头目田中隆吉等德王身边的人,是以支持“蒙古独立”为诱饵拉拢德王等人的。因此,日伪军攻占绥远后,德王等认为“蒙古独立”的时机到来,向关东军提出了蒙古建国要求。但此时关东军对西部内蒙古政策随其占领地的扩大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综合考虑,关东军不同意德王的蒙古独立建国的要求,指示成立自治政府,德王对此耿耿于怀。[2](P186~187)
二、对蒙政策转变的原因

以下从当时蒙疆地区的现实情况,伪蒙疆政权与伪满洲国“兴安蒙古”的关系,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等几方面来分析日本对蒙政策转变的原因。

(一)为了稳固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开始提倡“民族协和”。

卢沟桥事变后,关东军在它亲自出兵占领了西部内蒙古之后,从新占领地域的民族构成、经济分布等实际情况出发,改变了以前一部分人主张的煽动“蒙古独立”的对蒙政策,开始提倡所谓“民族协和”。蒙疆三伪政权成立后,在如何统治这一地域问题上,日本中央陆军部、关东军、以及日本华北驻屯军之间意见不统一。中央军部主张将三伪政权作为特别区纳入华北伪政权的统辖之下,而关东军则主张将三地域合并统治,建立“蒙疆”政权。（1）

由于这一地区是由关东军出兵“亲手打下的天下”,实际为关东军所控制,因此这一地区的统治形式最后还是由它来说了算,陆军中央部也不得不迁就关东军的意见。关东军竭力主张将三伪政权合并统治。陆军中央部最后只得承认这一既成事实。（2）

关东军占领“蒙疆”地区后,要求伪满洲国政府派出顾问,以便对新占领区实行“文治”统治,掩盖其军事占领的事实。当时具体负责制定对这一新占领地区统治方针的是被称作“满洲国之王”的,颇受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青睐的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少佐参谋片仓衷。片仓衷作为关东军对蒙政策的制定者,一向反对蒙古独立,因此选派派往新占领地的最高顾问时,不是将日本人中的所谓“蒙古通”,而是把当时任伪满洲国间岛省(今吉林省延边地区)省长、赴任前对蒙古问题几乎是一无所知的金井章次选作最高顾问,将创建新政权的“重任”委托于他。片仓认为“察哈尔地区除汉人以外,还有蒙古人,本考虑派遣蒙古通,但又担心他们过分偏向蒙古人,最后选择了金井,并要金井到职后,就实地观察应如何统治该地区一事向关东军提出报告。”[4](P22)

金井到任后,通过实地调查,认为首先应将这三个伪政权合并统治,其次是提倡“民族协和。”

在树立察南伪政权过程中,金井感觉到通过蒙古人控制纯汉族地域弊害甚多,并拒绝了关东军提出的要蒙古军进驻张家口市区的提议,引起关东军参谋们对他的不满。[4](P30~31)金井在建立晋北伪政权的过程中观察到,晋北地区与山西省的其它部分联系并不密切,主要与京包铁路沿线的张家口、绥远一带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并认为“将来,察南自治政府及绥远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晋北自治政府一体化,成立统一的自治机构,建立在中国境内享有高度自治权的自治政权”最宜。[4](P45)

在视察绥远的过程中,金井看到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的寂寞情景,认为不是一个“新政府”成立时应该具有的景象。并通过与当地商会会长贺秉温等人的接触,断定德王没有得到汉族上层人物的支持,而该地区汉族人口又占多数。[4](P49~50)

根据这些观察,金井向关东军建议∶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等多民族杂居的蒙疆地区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统治更为稳妥。[4](P53)

也就是说,随着日军的察哈尔、山西北部、绥远等军事占领地域的扩大以及各地伪政权的建立,关东军的对蒙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在听取金井建议的基础上,计划将上述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伪政权合并统治。为此片仓参谋9月下旬对上述地区进行了视察,与金井,德王等举行了会谈,与德王的会谈中,针对德王提出的蒙古独立要求,片仓衷强调“根据中央的方针以及关东军的时局方策大纲,当前蒙古人所能得到的,只能像英联邦内成员国那样的自治,超过这一点实行完全独立,不与外蒙合并是困难的,但成吉思汗年号及国旗等的使用不受影响。德王要求蒙古独立的愿望非常强烈,对我(片仓-作者注)的解释不满。”[3](P278~279)

视察后片仓遵照关东军的旨意起草了决定伪蒙疆地区命运的《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导纲要》。该纲要规定将“蒙古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自治政府”;并决定在张家口设立统辖察南、晋北、蒙古三伪自治政府经济事项的蒙疆联合委员会,即首先从经济上将此地区控制起来。决定对蒙疆实行广域支配。[5](P120)

但是,合并统治这三个伪政权,随之浮现的是民族问题。蒙疆地区内,察南、晋北地区,是纯汉族居住区,即便是德王治下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地域,汉族人口也占绝大多数。

据1942年的统计,蒙疆地区1941年的人口总数是5254833人,其中汉族5019987人;蒙古族154203人;回族37748人;日本人33017人;朝鲜人、满洲族各占1万,全部人口525万的95%是汉族。蒙古族人口比例只占人口总数的3%。居住在察南的蒙古人只有300人左右,晋北地区只有20人左右。[6](P73)那么由此可以推测,伪蒙疆政权建立之初,这一地区蒙古族的人口比例不会比1941年多。由于汉族无论在人口上还是在经济势力方面都占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德王等人的要求建立蒙古国,树立德王的绝对政治优越地位,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日本必须重新调整其在蒙疆地区的对蒙古政策。

于是根据金井的建议,关东军从新占领地区的民族构成、税源等方面考虑,为了稳定当地的统治,放弃了过去关东军内一部分人提倡的支持蒙古独立的口号,明确规定为了怀柔在经济及人口上占绝对优势的汉族,防止其它民族离心,必须提倡“民族协和”。[7](P141~142)

作为合并统治三个伪政权的第一步,1937年11月22日,首先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其下设立专门委员会,首先将金融、产业、交通等重要部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1938年8月,日本对该委员会进行机构改革,将几个专门委员会改为总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与职权。其强化的程度,由协商性质的机构,变成行政组织。形成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的太上机关,公然发号施令。[2](P78~79)这个“蒙疆联合委员会”,就是后来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雏形。

(二)防止伪满洲国的“兴安蒙古”出现离心倾向。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最初曾鼓动、支持过东部的蒙古王公和蒙古知识青年的独立运动,目的是搅乱当时的东北形势,造成各族民众都欲摆脱东北军阀统治、寻求独立的声势。为其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的“合理性”寻找借口。但随着“满洲国”建国运动的展开,煽动蒙古独立不再符合日本统治东北的“五族共和”的国策,于是关东军开始压制独立、提倡自治。[8](P94~105)因此,伪满洲国成立后,在东部内蒙古设置了兴安省,实行自治制度。其对蒙政策由最初的支持“蒙古独立”,降格为只准实行“蒙古自治”。[9](P368)随后,日本又在兴安省实行改革,废除了盟旗的封建制,各旗内增设日本人参事官,旗的行政完全处于日本人的监督之下。

由于兴安省的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提倡民族主义的蒙古族知识青年,对日本对蒙古独立运动先支持后来又否定的出尔反尔的态度感到愤慨;而东蒙的封建王公们由于被剥夺了昔日的特权也非常不满,东蒙上层及青年知识层对日本的蒙古政策皆有怨言。这种情况下,如果在西部内蒙古提倡蒙古独立,或是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家,必然会使生活在“满洲国”的蒙古人产生离心倾向,并且也不符合日本在“满洲国”提倡的“五族共和”的口号,不利于满洲国的“安定”。所以为了防止伪满洲国已实行“自治”的兴安省蒙古族中出现更大的离心倾向,日本认为不应该再提倡“蒙古独立”。

(三)优先维护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抑制“蒙古独立”。

伪蒙疆政权成立之初,为了让关东军“专心“对苏备战,华北驻屯军全力应付中国战场,日本陆军中央部决定在这两军之间“设立一独立军种,直属天皇”,驻防蒙疆地区。于是1938年1月成立了“驻蒙兵团”,8月改为“驻蒙军”。[4](P61~62)

驻蒙兵团成立时,在关于蒙疆政务的移交接收之际,关东军司令植田兼吉对新任驻蒙兵团司令的莲沼蕃讲“蒙疆地方政治指导的根本是坚持民族协和、防共亲日主义。考虑到诸般关系,尤其是考虑到将来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目前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尚不具备实力的情势下,鉴于进行蒙古独立运动并无实际利益之现状,应对其实行抑制……”[5](P176)即考虑到与将来要成立的伪中央政权的关系,日本对蒙古独立运动采取抑制政策。

当时,在三个伪政权合并问题上,德王主张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取消蒙疆联合委员会,吸收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在厚和浩特(今呼和浩特-作者注)建立蒙古自治国。但日本军部仅允许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2](P89)

其实在德王酝酿成立蒙古自治国之时,日本方面欲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了拉拢汪精卫,早日结束侵华战争,日本驻中国派遣军计划让“国民政府”(汪精卫伪政权-作者注)尽快“还都”南京。[10](P154~156)

众所周知,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由于与蒋介石的矛盾,于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潜飞昆明,于21日抵达河内。正好日本首相发表了《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即所谓“近卫三原则”。声明立即得到在河内的汪精卫的响应。日本当局为了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利用汪精卫打击蒋介石,热衷拉拢汪精卫。这样就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日本保全支那的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并尊重其主权独立,致力于修复日满支新国交。”（3）即不再执行分割统治中国的政策,因此德王建立蒙古自治国的要求被搁置了起来。

即此时如果同意德王建立蒙古自治国的要求,势必影响到日本与汪精卫的勾结。所以日本陆军中央部考虑到汪精卫的立场,不同意设立“蒙古国自治国”。德王在其《自述》中曾谈到“这时汪精卫可能与日寇有了秘密活动,日寇为了政治诱降蒋介石或实现利用汪精卫分割统治中国的阴谋和策略,蒙疆也就不能成‘国’了,所以就变更了。”[2](P90)

这样,日本从占领中国的“战略大局”出发,自然认为政治影响力和实力远在德王之上的汪精卫利用价值更大。所以,对历来奉行实用主义的日本军部来讲,支持汪精卫、“委屈”德王,自在情理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讲,德王及伪政权这时成了日本对中国全局战略的“牺牲品”。

之后,日本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为了更有效地对这三个伪政权进行监督统治,于1939年9月1日将三伪政权合并,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1939年11月1日,日本兴亚院会议决定在将来成立的“新中央政府(汪伪政权-作者注)承认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高度防共之既成事实”。[11](P1)1940年1月30日依据日本兴亚院会议决定,驻华日军召开青岛会议。在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权成立前夕,将在日军占领地域内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等伪政权头子召集起来对蒙疆政权的政治地位进行事先商议。蒙疆方面由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作为代表出席。会议之前,驻蒙军已从日本陆军省得到允许蒙疆“高度自治”的保证,所以会议上蒙疆政权承认汪伪政权为“继承中国法统的合法政府”,汪伪在日本压力下不得已只好承认蒙疆的“特殊性”。[12](P320~321)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1月30日,在南京签订了日、汪间的《日华基本条约》。根据此条约的秘密换文规定“鉴于蒙疆(含内长城线以北的地域)在前述规定下在国防上及经济上具有成为日中两国高度结合地带的特殊性,基于现状,承认其是具有广泛自治权的高度自治区域。”[13](P470)此项条款的目的,是日本既排除汪伪政权对蒙疆地区的介入,又在一定程度上“安抚”德王之举。

但此后德王的蒙古建国“热情”“始终不减”,遇有机会就向日本提出,并由此与金井最高顾问及驻蒙军当局矛盾很深、摩擦不断。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在人力物力方面渐感捉襟见肘,遂开始推行“以战养战”政策。为了掠夺“蒙疆”的重要战略资源煤炭、铁矿石及畜产,即为了使伪蒙疆政权最大限度地“协力”其侵略战争,开始不得不对德王等伪蒙疆政权的首脑进行敷衍、怀柔。于是,德王利用此“有利时机”与伪蒙疆政权的政务院长吴鹤龄密谋,作为“蒙古建国”的第一步,向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和驻蒙军方面提出成立“蒙古自治邦”的要求。恰逢此时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日本军部内一时“北进”的呼声甚嚣尘上,因而位于“特殊防共地带”的蒙疆也提高了身价。日本在很多事情上不得已只好迁就德王的主张。于是1941年8月伪蒙疆政权换上了“蒙古自治邦”的牌子。[2](P112~113)但日本兴亚院会议为了避免与汪精卫伪政权产生摩擦,规定在对外宣传上及对外公文中不使用的前提下,“默认蒙疆使用‘自治邦‘的名称”[14](P2)。所以“政府改称”时,既未举行新政府成立的典礼仪式,也未大张旗鼓地开展对外宣传。吴鹤龄的解释是“第一步成立蒙古自治邦,第二步再谋求建国。并且‘国与邦‘在汉文上解释虽有不同,但用蒙文翻译过来,都叫‘AoLaoSi’(国家之意-作者注)对蒙古人也说得过去”。但德王“深感不甚惬意”[2](P113)。

九·一八事变后到卢沟桥事变前,为了向西部内蒙古扩张,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人员,打着复兴蒙古、支持“蒙古独立”的旗号,笼络西部蒙古王公,以推进其向西扩张的侵略计划。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对蒙古政策发生了变化。政策变化的原因首先是针对新占领地区的具体情况,从现实出发,为了有效地维持其殖民统治,开始大力提倡所谓“民族协和”;其次是为了防止伪满洲国内已行“自治”的兴安省蒙古族中出现离心倾向,日本认为不宜再提倡“蒙古独立”;最后,权衡汪精卫伪政权与伪蒙疆政权之关系,从欲侵占中国的“大局”出发,优先维护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抑制德王等人的“蒙古独立”要求;此外,从当时国际形势来讲,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未被国际社会承认,而且国际联盟于1932年4-6月还在中国东北进行调查,确认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制造的,满洲国是不合法的。日本拒不接受此报告,并于1933年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在国际上处于极其孤立的地位。如果这时再搞出一个“蒙古国”,国际形势对日本更加不利。

日本驻蒙军虽然对德王的“蒙古建国”主张持否定态度,但若要维持“蒙疆”的所谓“特殊性”,又不得不抬出德王。因此,直到伪蒙疆政权垮台,日本不得不始终将德王奉为政府首脑。


（1）见拙文∶《日本合并统治蒙疆三伪政权内幕》,内蒙古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期,第10-11页。
（2）同上。
（3）该资料通过http://www.jacre.ga.jip/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提供的电子化资料中获得。原档所藏机关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陆军省电「青岛会谈相关文件发送之件」1940年1月13日,其中的「关于日之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1939年12月。)原资料簿册号码∶陆军省-陆支密大日记-S15-10-105.


〔参考文献〕
[1](日)稻叶正夫等编.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M].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
[2](日)德穆楚克栋鲁布著,森久男译.德王自述[M].东京∶岩波书店,1994.
[3](日)片仓衷.战阵随录[M].东京∶经济往来社,1972.
[4](日)蒙古警友会编.五原事件青史[M].金泽(石川县)∶1986.
[5](日)稻叶正夫等编.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M].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
[6](日)蒙疆新闻社.蒙疆年鉴[Z].张家口∶蒙疆新闻社,1942.
[7](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4)日中战争(下)[M].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
[8](日)片仓进.备忘录“内蒙古独立运动史”[J].满洲与日本人,1977,(4).
[9](日)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M].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
[10](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M].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2.
[1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兴亚院会议「关于中央政治会议指导要领等决定之件」[Z],1939-11-4.陆支密大日记-S14-93-182.
[12]刘映元.李守信自述[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13](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Z].东京∶原书房,1978.
[1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兴亚院会议「关于蒙疆高度自治区域之件」[Z],1941-04-5.陆支密大日记-S16-63-86.

（原载2007年2月《阴山学刊》 编辑：吴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