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全是“内人党”

◎尼斯勒

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所犯罪行中有一桩是“种族灭绝罪”，这就是以整个蒙古民族为对象的文革“内人党”案。文革中的1968年，滕海清（１９５５年授中将军衔、北京军区副司令）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一上任就展开了疯狂的挖“内人党”运动，简称“挖肃”。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种族清洗中，当时只有二百万人口的蒙古族，有一百万人遭到逮捕、关押、株连；有五万人被迫害致死，有三十五万人致伤、致残。蒙古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毛泽东对少数民族的残暴，远远超过了斯大林大清洗杀死三万一千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数字，仅次于希特勒迫害犹太人。

毛泽东说：“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民族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还说：“蒙古人该整一整了”。于是，“挖肃”挖“内人党”案，使阶级斗争说到底，成了民族斗争。

中央文革小组下发指示：“内人党有多少挖多少，要挖净”。康生说：“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是埋在我国北部边疆的定时炸弹，挖，决不能手软。”江青说：“内人党是专门搞破坏的，内蒙的边防线那么长，内人党到处跑怎么得了？”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他搞掉。”滕海清说：“党、政、军真是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现在不但军队里有，还被他们夺了权，有的已钻进革委会里来了。”

“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10月在张家口成立，是由共产国际及中共所创建并领导的。是活跃在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30年代中期已经解散。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部分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老党员，联合蒙古族各方面力量，又成立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党部，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前，奉中共中央指示“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解散。作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就此结束。

滕海清主持制定的《关于对待“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若干规定》中说：“1947年4月20日，我党中央明令在内蒙古不组织“内人党”。“新内人党”暂时有计划地转入地下。1960年后，“新内人党”进入了组织大发展时期。经过这个时期的大发展，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一些农村、牧区建立起“新内人党”组织。”这是无中生有的荒唐捏造；为了把空穴来风变成事实，滕海清亲自指挥，以军宣队、工宣队为主导，在内蒙古自治区全境对蒙古族展开了大规模的逼、供、信。他们把1946年3月“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纲、党章以及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旗帜等历史文物，作为“新内人党”的罪证，进行展览，蛊惑群众；对受迫害者施以近百种五花八门的酷刑，“挖肃”挖到蒙古包，挖到羊群里。从城市到草原，从大人到孩子，蒙古人人人自危，整个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

在法西斯酷刑之下，许多忠厚善良的蒙古人，出于无奈，自我作践，编造口供，甚至编造假笔记，假日记，凭空乱咬，咬战友，咬同事，咬亲人；自相诬陷。许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在逼供诱供之下，按照“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的提示，把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及组织活动交待为加入“内人党”，参加了“内人党”的组织活动。许多受害者，被打急了，编造了形形色色“内人党”的变种组织名称，什么“统一党”、“独立党”、“柳条子党”……名目繁多，多达百余种，且无奇不有。

一朵浪花可以映射惊涛骇浪。我是蒙古族，打“内人党”时，我全家都被打成了“内人党”。我的父亲，小时候给有钱人家放马，一次，八路军和土匪打仗，把他的马给抢了。八路军和土匪一边向西跑了，一边向东跑了，他回去没法交差了，索性跟了一边也跑了。当时“八路”也是匪，老百姓叫它“八路匪”，蒙古人晚上在油灯下克虱子，一口一个“克死一个八路匪”。父亲跟跑的一边是八路军，结果参加了革命，抗战后整编为解放军卓盟纵队。三年后，父亲当了骑兵连长，骑着大白马回了家乡。1949年，父亲在内蒙古自治政府驻北平办事处任职，后保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在北京工作。蒙古人天生的纯扑、憨厚、直爽。认准了人，把心掏出来；认准了党，一门心思愚忠到底。我父亲就是这种愚忠的典型。战争年代，有一回父亲所在部队遭到敌人伏击，伤亡很大。总结战斗，父亲检讨自己看到战友死亡，曾产生过怕死的念头，他更进一步把怕死的念头上升到怕死就会叛变革命的高度来认识，并写出了书面的深刻认识上交给党组织。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可以看到自己的档案。他在档案里看到了自己上交给党组织的认识材料，此时的父亲，觉得怕死是人之常情，过去的认识拔得太高了，又怕这份认识材料影响到升迁，就把它从档案里取了出来。事隔了多少年，四清运动时，父亲再也奈不住了，主动向党组织坦白了这件事，并痛心疾首，觉得自己对党不忠。这就是一个蒙古族的共产党员。

打“内人党”开始后，我的父亲虽身在北京工作也难逃厄运，成了当然的“内人党”。父亲所在单位只有父亲一个蒙古族，单位革委会一开始搞不清“内人党”是怎么回事，“黑材料”太多了，不知如何定性，只好派人去内蒙外调，并学习如何打“内人党”；百密一疏，暂时把父亲“挂”了起来。这一“挂”却使父亲积郁成疾，患了癌症。父亲幸运的是，没有死在酷刑逼供下，死在了亲人的怀抱里。我的母亲在内蒙古驻京办事处工作。驻京办事处被诬为“内人党”的特务机关，成系统都是“内人党”。我的姨在翁牛特旗海金山牧场当小学教师，也是“内人党”；姨夫是医生，妇是夫也是，绝跑不了，她们的孩子被人叫做“内人党”崽子。1970年我到草原上看姨，我在姨家住的第一夜，晚上，我没睡着，假寐。听着姨和另一个年轻女教师的谈话；那个女教师被打成“内人党”后，关起来，被强奸了。我听到姨问她：“你咋不镐他”？女教师说：“我不敢”。那一夜我都没睡着，泪水打湿了枕头。

我的舅舅是草原上的兽医，整天同马牛羊打交道。稀里糊涂成了“内人党”，逼他说出发展了谁？上下线？说不清。腰被打坏了。后来到北京做了钢背心。我的大爷是生产队小队长，他被打成了“内人党”的变种“沙窝子党”，他连听说都没听说过，多荒唐！我的爷爷一着急，一口气没上来，丧了命。我的叔叔1964年在北京医学院大学毕业，作为学生党员，坚决要求回内蒙古支援边疆，并如愿以尝。当时《光明日报》还登了照片。哪想他档案里有一张哈丰阿（自治区副主席）介绍他入干部子弟学校的介绍信。这成了“内人党”重点发展对象的证据，被关进了监狱。叔叔身体被打残，在牢里吃了一年的坏土豆，出来后永远不吃土豆了。

就在几天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文革系列节目，一个当年去内蒙古的北京知青接受采访。他说蒙古人就知道干活喝酒，喝酒干活。他偏偏徊避了文革挖“内人党”。许多知青当年都是凶恶的打手，却鲜见有人出来忏悔。刽子手滕海清，晚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级别上悠哉悠哉颐养天年。1999年我陪妈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血液科副主任亲自为妈妈做骨穿。她技术很好，对病人细致入微。主管医生告诉我：“这个副主任是滕海清的女儿。”我告诉妈妈，妈妈一楞，说：“滕海清还有这么好的女儿？”我听出的潜台词是说：“滕海清不配有这样的女儿！”

毛泽东只承认打“内人党”扩大化了，其后，邓小平上台鹦鹉学舌说反右扩大化了。多么轻巧的一语带过，无数生命就此淹没。希特勒如果活着，一定会说反犹太人扩大化了；斯大林如果活着，一定会说大清洗扩大化了。不要指望独裁者的良心发现，没有惩罚就没有认罪，没有惩罚就没有忏悔。中共之所以罪恶连着罪恶，就是因为罪恶从不受惩罚。回首文革，鞭尸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确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毛泽东是中国各族人民的人民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