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力东·
康生等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引自一九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
（一）
一九六六年夏召开的那次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使前门饭店永远载入了史册。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身兼中央和地方党政军十几种职务的乌兰夫，突如其来地遭到激烈批判和围攻，会后便如陨星一般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前门饭店会议挑开了内蒙古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腥红序幕，它也是内蒙古十年烽烟的第一场政治戮杀。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第十七天的时候，华北局工作会议也在前门饭店开幕了。中央和地方的会议交错举行，毛泽东当时的用意是∶以中央带动地方，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央终于批准撤销了乌兰夫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职务。从此，乌兰夫被监护在北京，不能返回日思夜想的内蒙古了。
（二）
滕海清平素沉默寡言，性格倔强而又暴躁，尤其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在内蒙古局势动荡复杂的情况下，中央派他来支左，真可谓人非其选。
此时内蒙古局势持续恶化。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康生把到京已经几天的滕海清召到钓鱼台谈话。康生对滕海清说∶“内蒙的敌人是很多的。”
滕海清随身带的秘书走笔如飞，一字不漏地记录着每一句话。
康生又说∶“你了解乌兰夫在内蒙用的人就知道了，奎壁、吉雅泰是叛徒，权星垣、王再天、王逸伦是特务，王铎是走资派。”
二十八日中午，康生又打电话召来滕海清和高锦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应召赶来了。郑维山同滕海清一样，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一九五五年授衔的中将。
康生结合前一阶段内蒙古的动荡局势说∶“要斩断背后操纵的黑手，提高警惕。内蒙很复杂，有苏蒙二修、汉奸、日本人、傅作义的、乌兰夫的，复杂得很，这方面要提高警惕。”
康生主观臆断，对内蒙古形势做了极为歪曲的判断。
滕海清把康生的一席话当作中央精神，再三领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初冬的北京满目萧条。这两天，江青在北京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讲的是文艺界的“黑线”问题，江青说∶北京的文艺界必须大乱。
当时，滕海清刚好回北京汇报工作，得到了一盘江青讲话的录音带，如获至宝，立即带回内蒙古。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乌兰巴干在“文革”期间曾是内蒙古地区的一位风云人物。
一九四九年，组织上派乌兰巴干到自治区党校学习。在学习期间，经审查发现∶乌兰巴干有过变节行为，但考虑到他当年入伍不久并且没有隐瞒，因此未按叛徒定性，只取消其侯补党员资格，转业到地方工作。
一九五八年，乌兰巴干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后，又被选入建国优秀创作丛书，重排精装本，并多次重印，在当时广为流传。
乌兰巴干当上了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兼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主席，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几年之后，“文革”风暴平地而起，乌兰巴干抢先组织了“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摇身一变，成了内蒙古文艺界造反派的头面人物。
那时，公安厅有个干部名叫丁ＸＸ，在四处造反的形势下，也想立上一功。他把自己以前工作上掌握的有关历史上“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档案和一些地方发生的案件材料，悄悄交给了乌兰巴干。
那时，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有个女演员同内蒙古大学的一位男教师关系暧昧，被人发现。本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教育或纪律处分一下也就过去了。可事情不巧，这位内大教师偏偏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后回国的人员。
乌兰干巴嗅觉很灵，感到其中有机可乘，便循迹而至。
他串通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军管会的一些人先把女演员关了起来，连续审问，逼她编造交代了有关参加叛国组织的情况，搞出了一份七八十人的名单。
小说家使出看家本事，结合丁ＸＸ提供的材料，写写划划，编编抄抄，不几天就整理出了一份材料—《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徒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
乌兰巴干向“滕办”秘密送交有关“内人党”的材料，这是第一次，同时，这也是“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正式提出“内人党”问题。
十一月二十五日，乌兰巴干手下的“掀叛联络站”非法拘捕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特古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曾是东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
据后来内蒙古有关组织的统计，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数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其实，乌兰巴干炮制这些材料的手段十分简单，无非是篡改历史——包括内蒙古的历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历史，把历史的说成现实的，比如捏造说历史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现实中还在继续活动等等。
那张所谓的《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也是这么来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北京，钓鱼台。
在八号楼宽敞的客厅内，灯火通明，窗幔低垂。这天夜里，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人要在这里接见滕海清一行。
滕海清和李树德先汇报了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挖肃”运动的进展情况。当提到革委会委员（原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再天时，康生插话说∶“王再天这个人很阴险，他是苏修特务，内蒙是否还有别人？王再天不仅是苏修特务、张学良的忠实走狗，而且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这时，江青插话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
此时，内蒙古的“挖肃”运动已经遍地开花，被挖出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和内人党党徒成千上万。滕海清心里本来还在敲小鼓，怎么会有这么多阶级敌人呢？眼下，他听了康生和江青的话，心里增加了不少信心。
江青说完，康生对滕海清等人指示说∶“乌兰夫影响很大，流毒很深，首先应在部队内肃清。一方面对乌兰夫进行批斗，同时大揭王逸伦、王铎，这样群众就知道我们不是反对蒙古族。”
滕海清和李树德点头称是，康生又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至此，康生一伙对挖“内人党”运动已经做了明确指示，滕海清经过这一番耳提面命，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番了。
（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物又起到了牵动全局的作用，他就是郭以青。
郭以青是三十年代的老北平中共地下党员。五十年代，郭以青调到内蒙古地区工作，“文革”前夕任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
一天，郭以青带着几名造反派，突然来找核心小组副组长高锦明。
郭以青等人信誓旦旦地说∶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巴图是“内人党”常委，他的“内人党”问题和“二○六”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巴图供出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特古斯、内蒙古医学院院长木伦和巴彦淖尔盟盟委书记巴图巴根等，一共八个人，都是盟市级以上的干部。
高锦明听罢郭以青等人的汇报说∶“内大又立了一功。”
核心小组研究后决定，秘密逮捕上述八名盟市级以上干部，对他们实行分别军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和交待，使案犯无法串供。
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炎热的夏季，呼和浩特新城宾馆。
这天，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滕海清主持下拉开了帷幕。
会议之后，《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三五一号文件印发全自治区。
同时，内蒙古革委会领导人也向康生口头请示过。康生说∶“你们内蒙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他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呢？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
这样一来，挖“新内人党”的活动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一跃而具备了合法的形式。
一场有领导、有组织、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在全区席卷而来。
当时，特古斯肺结核、胸膜炎复发，每天发烧，可是对他的车轮战昼夜不停，当他休克出汗，说不出话来时，便休息片刻，旋即再战。
特古斯实在支持不住了，答应写材料。他写了几十页，把全部历史颠倒过来，但涉及有关具体人时，仅限于老“内人党”范围，不几天，他又全部推翻了书面交待。
在突审特古斯期间，外调的专案人员曾找到抗战胜利后在东蒙地区工作的胡昭衡和张策，调查特古斯早年的历史情况。
胡昭衡、张策分别于１９６８年八月和１９６９年四月写出书面证明材料。在当时极左思潮的氛围中，他们坚持原则，事实求是地陈说了那段历史，一致肯定了特古斯当年的表现。
苏尔原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干事，特古斯揪出后，被指派参加了特古斯专案组。一九六九年二三月间，内蒙古党委宣传部的张ＸＸ告发说，苏尔在一次上厕所进门前，摸了第二颗扣子，是特务联络暗号。于是，苏尔被隔离审查，关了半年时间。
１９６９年五月二十二日，经毛泽东批示的中央二十四号文件下达后，内蒙古地区开始为“内人党”冤案中的受害者落实政策。苏尔获释，重回特古斯专案组。
七月二十五日，苏尔和特古斯专案组的几个同志以及原宣传部干事高克林、就特古斯问题，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由高克林执笔。
在长达六千多字的报告中，他们如实地反映了特古斯专案的前后经过，指出“我们搞特古斯‘新内人党’问题，从开始到现在，是在没有任何可靠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还将张策、胡昭衡证明材料附于报告之后。
其时，在内蒙古军区领导机关中，受灾最重的要数军区政治部。
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是军内第一个“新内人党”，军队系统正是从他这里强行“突破”的。
鲍荫扎布在严刑之下，屈打成招，编造了他手下的“内人党”党员名单………。
骑五师战士郭建奇遭受严刑拷打，当抽打他到１６００多次后，他申辩道∶“我不是‘内人党’，你们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果然，他趁上厕所，就割肚剖腹，掏出了自己鲜红的还在微微搏动的心………。
伊盟盟委书记暴彦巴图被打倒后，遭受批斗共三百余次，一次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康生听过伊盟造反派的汇报后，说∶“像暴彦巴图这样的坏人，是极少数！”
于是，由于康生的一句话，暴彦巴图一直被关押到１９７２年秋，是伊盟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