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 - 從沙甸慘案談起

阿拉騰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砸了個稀爛。

劉國凱

人口龐大的漢族應……堅強地站立起來，團結中國境內所有的民族一道，舉起右手推倒中共專制主義的高牆，舉起左手阻止任何分裂國土的企圖。建立一個所有民族和睦相處、共和共榮的民主中國……－ 引自本文

本刊編審吳學燦按﹕此文資料詳實，說理充分，是難得的關於民族問題的好文章。

　　最近，網絡上有人從美軍轟炸巴格達，扯出三十幾年前中共軍炮轟雲南沙甸回族村引起種種議論。由於有位表親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在雲南個舊工作，致使我很早就聞說沙甸慘案。當然僅僅是口頭相傳。中共當局對一切都是實行黑箱操作。無論是當時的平叛和後來的「平反」，都沒有對社會、人民作出明確的交代。民間也只能以民間故事的方式輾轉相傳了。

　　我對把美國進軍伊拉克和共軍毀滅沙甸聯繫起來思考缺乏想象力，但一個沈睡三十多年的「民間故事」被重新提起，卻使我對未來不無擔憂。因爲困擾中國社會首屈一指的固然是專制政治，但民族糾紛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成份。沙甸慘案是一個早已逝去卻又有可能捲土重來的噩夢──如果我們不及早盡力設法杜絕的話。

一、沙甸慘案「平反」之質疑

　　三十多年前從表親那裏聽來的「民間故事」，大致與當今網絡上所披露的相若。回民因不滿政府的某些舉措而實行的抗拒行動，漸次升級爲成立「伊斯蘭共和國」。當局派一個排的無武裝解放軍宣傳隊進村說服，但不料全遭村中回民極端分子殺害。當局震怒，派兵包圍村莊，勒令交出兇手，被拒。遂武裝進擊。開始使用武力有限，但竟遭殺傷擊退。更怒，以巨炮轟之。除在規定時間之前離開村莊者(多爲婦孺)外，均在炮轟中喪生。

　　肯定中共政權是個應予終結的專制政權，並不意味著可以不作具體分析地絕對否定這個政權任何時期的任何事務。

　　沙甸慘案的起因，是回民對當局某些傷害其民族風俗習慣、宗教感情的作法，予以反彈。這無疑是自然的應當的。就算回民要成立「伊斯蘭共和國」也不足爲奇。但是，作爲一個國家，不可能允許國內各地民衆成立國中之國。即使是當今的歐美民主國家，也不可能讓其國內各州各縣分組成無數個小國。

　　如果漢族地區的民衆以宗教名義或地域名義成立「道教共和國」、「佛教共和國」或「梅縣共和國」、「洞庭共和國」之類；毫無疑問，共産黨會立即雷霆萬鈞地予以武力鎮壓。然而對沙甸回民的這一行動，共產黨還只是派無武裝解放軍去進行宣傳說服。

　　年青的一代是不會明白那個混亂時代的種種奇怪現象。共產黨軍隊有時會兇狠地向手無寸鐵的民衆開槍掃射，偶爾又會作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當然這不是隨機的。何時兇狠掃射，何時「宣傳教育」，皆有其緣由。回民要獨立建國，當然不被允許；但涉及所謂「民族政策」，共産黨擺出了溫和的姿態。

　　回民極端分子對無武裝的共產黨軍人，採取了慘無人道的殺戮；噩耗傳來，同袍們的那份震驚狂怒可想而知。不必懷疑，如果此行是一批漢族民衆，那麽共產黨軍隊將會立即把他們殺個精光。但由於此行是回民所爲，又是涉及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共產黨只是命令軍隊包圍村莊，勒令交出兇手。可是回民非但不交，而且回以猛烈的槍彈，這就終於導致了炮轟。

　　如何判定沙甸回民起事的性質？應分兩段來看。在未慘殺無武裝軍人之前，是一場宗教訴求、宗教騷動。鑒於其中強烈的宗教情緒和沒有民主政綱，故不能評價爲民主革命。在慘殺之後就演變爲一場宗教暴亂和惡性刑事犯罪。

　　僅僅四年以後，共產黨就爲之平反了。撤銷其「反革命武裝叛亂」的定性，給予死者家屬撫恤、傷殘者治療救濟等。所謂「反革命」者根本就是共產黨的陳詞濫調。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治療傷者亦屬應該。正如目前人們直接從新聞報導中看到美軍對伊拉克傷兵的救治。可是對那幾十個被慘殺的無武裝軍人如何定論交代？誠然，我們堅決反對中共專制政權，並就整體而言確認中共軍隊是中共專制政權的工具；但是，不能說任何一個中共軍人所作的任何一件事，都負有專制罪孽。更不是說中共軍人的生命就該受到非人道主義的對待。

　　普通的中共軍人大多是平民子弟。當他們無武裝地去進行「宣傳工作」時，盡管其中不乏政治欺騙，儘管你可對他的政治宣傳嗤之以鼻，但你卻沒有絲毫理由去傷害其生命。慘殺這些動口不動手的軍人，無論如何都是一種極端惡性的刑事犯罪。沙甸回民的起事當然不是什麽「反革命」；但是，連暴亂都不是，什麽罪責都沒有；那豈不是說，幾十個無武裝軍人活該橫死？這是什麽邏輯？

　　以巨炮轟平舉事回村的做法，是錯誤的、暴戾的。決策者應受到調查處罰。但這不等於說，那些殺害無武裝軍人的暴徒，就沒有罪過，就應給予平反。在已給予足夠時間讓其離開而拒不離開，那就是認同了殘殺行爲並以武力拒捕。殺人犯武力拒捕和贊同殺人並與殺人犯一起武力拒捕，在拒捕的交火過程中身亡就是死有餘辜或咎由自取，有什麽反可以平？

　　從這件事情的始末，我們可以窺見共產黨政權的陰森無情。它不但視民衆生命如草芥，而且有時還會視爲其效力者的生命如草芥。爲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它們可以把自己的士兵送上祭壇。有人會辯解說，給沙甸暴亂回民平反和給無辜被殺的解放軍以革命烈士榮譽並優撫其家屬，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既然沙甸暴亂者無罪，那無辜被殺的軍人又怎能被稱爲烈士？如果真的「並行不悖」，那只能說明共產黨政權已完全墮入了耍弄權術的可鄙的實用主義泥坑。

　　然而，甚爲可悲的是；共產黨的實用主義，非但不能收到其預想的效果，而且適得其反。

　　它本來想通過這樣一番表演，達到籠絡回族的政治目的；可是事情的後續發展，並不如他們想象的那樣。平反的結果，使殘殺無武裝軍人的暴徒罪犯，在某些回民的心目中成了民族英雄，受到永遠的紀念和讚頌，並由此引伸爲一種永不消淡甚至愈加濃烈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結。

　　世界上各個民族有著不同的行事風格。有的民族具有一定的反省精神，有的少一些，有的簡直全無。什麽時候，什麽事情，他總認爲自己是絕對正確的，執拗強硬；以至與其他民族和國家的關係總是處於緊張之中。民族意識極其淡薄的華夏民族，則大異其趣，在民族關係上甚能包容忍讓。有時甚至反省過頭。「大漢族主義」云云，實在是太「擡舉」了它。說來對那些反省精神極差的民族，其實不應過於忍讓。有時確需嚴辭以對，使之懂得與其他民族的相處之道。否則，一味遷就忍讓，貌似愛護它，其實最終會害了它。一個小民族(這小是指其人口較少)在長期的遷就袒護下，會滋長出一種民族優越感，行爲更加不知節制甚至肆意胡來。這樣，最終也可能爲自己釀下苦酒。

　　回過頭來檢視當年中共軍隊的炮轟行爲，則還是極須予以抨擊的。殺人犯們拒捕當然應該嚴懲，但方法上不應如此。中共軍沒有精靈炸彈；即使有，在密集的民房區也不合用。應採取的辦法是長期圍困。給予足夠的時間，極盡宣傳勸導；讓所有受裹脅蒙蔽者，在醒悟後願意出來的，都可以出來。對於企圖武裝突圍的殺人犯，則予以捕捉或擊斃。直到在拒不投降的殺人犯們彈盡糧絕、饑渴倒地之後，再上前輕而易舉地予以捕捉，送上法庭；經審判確認其罪行後，判處死刑，予以槍決。這樣才能既不傷無辜，又能嚴肅法制，準確地懲辦罪犯。既不必搞什麽平反，也讓某些偏執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和宗教狂熱分子，不能公開把殺人犯奉爲民族英雄。我想，一個民主的中央政府一定會這樣處置。

　　可是，中共政權畢竟是一個不講法制，漠視生命的專制政權。它舉措失當，激怒回民于前；又失察該地回民之兇悍，令幾十名軍人無辜送死于後；其三狂怒之下，轟平回村，深種民族仇恨；最後，竟爲籠絡回民，搞所謂「徹底平反」，棄社會公理如草芥。縱觀中共所爲，舉措失當、進退失據、暴怒抓狂，實在是顢頇之致、昏亂之致。沙甸慘案是中共錯亂民族政策的一大縮影。

二、西藏亂局的始作俑者

　　沙甸事件，儘管慘烈亦只局限於南方一隅；而牽扯面大、連綿不絕的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騷亂，則給社會帶來極大困擾和損傷。由於共產黨的刻意隱瞞和矇騙，人民不能瞭解許多事件的真相和具體細節。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事情的基本脈絡，去檢視中共政權幾十年來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失誤和失敗。

　　如果說，新疆問題因某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剛性訴求和恐怖行動，而難以妥協化解的話；那麽，西藏問題激化的始作俑者就是共產黨自己。

　　與藏族相處，只要舉措適當，其實並不十分困難。儘管藏族驍勇的先民曾於公元670年大敗盛唐名將薛仁貴於大非川，還曾兇悍無比地於公元763年攻陷殺掠過中唐的首都長安。但現代的藏族，則今非昔比。從公元九世紀開始綿延不絕的內部分裂,從十世紀開始盛行不衰的藏傳佛教(尤其是十四世紀興起的黃教)，使藏族民性趨向平和，人口繁殖困難。公元七世紀的強盛時期，其人口已近三百萬；經過千多年的繁殖至十八世紀中葉，清政府的統計數卻僅爲九十一萬。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亦只一百三十七萬(康藏地區)。

　　二十世紀上半期，藏區發生過幾次較大的武裝衝突。一次是世紀之初。起因是1905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被殺，清政府命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進剿。趙節節取勝，而其所恃僅五營邊防軍。1909年清庭增調四川知府鍾穎率川軍入藏。鍾穎所部僅兩千人，一路斬關奪寨，次年初便兵陷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驚懼逃往印度。

　　第二次是三十年代初，西藏上層分子乘中原混亂之機，進軍西康、青海，企圖擴大自己的地盤。開始頗有斬獲。占甘孜、瞻化，屯兵歇武、通天河一線，切斷玉樹、西寧間的聯繫。但不久青海軍隊結集反攻，藏軍節節敗退。川軍也參與反擊。藏軍大敗。前階段所得地域皆失。青川聯軍銜尾直追至金沙江岸。

　　第三次就是1950年10月的昌都之役。僅一天就決出勝負。中共軍大獲全勝，藏軍土崩瓦解。被殲五千多人。

　　從這幾次武力交鋒來看，西藏沒有給內地製造大麻煩的武力本錢。那麽，西藏上層人士的心態情緒又如何呢？應該說西藏人士的心緒是十分複雜的。因爲印度和中國像兩條繩索逆向地拉著西藏。

　　藏族人種屬蒙古利亞人種，中原諸族亦屬蒙古利亞人種，而印度屬雅利安人種。漢語藏語同屬漢藏語系，而印度語屬印歐語系。但是，藏族是宗教民族，西藏政權是政教合一的政權。而藏傳佛教系發源於印度。更爲重要的是，西藏文化與印度文化有極大的關係。考中國境內幾個較大的少數民族，就數藏族的文化最爲悠久。以文字爲例，維吾爾族文字至公元十四世紀才以阿拉伯字母爲基礎定型下來。其於公元八世紀所使用的粗糙古突厥文字，和十世紀使用的粟特文―――回紇文字都湮沒於歷史。蒙古族的文字于十三世紀初才由維吾爾人塔塔統阿爲之創制，至十三世紀末再由藏人八思巴爲之改制。滿族更遲至1599年由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等仿蒙古文創制。但由於這套倉促創制的文字並不成熟，入關之後又受到高度發達的漢文化的衝擊，故終湮沒於歷史之中。而藏族的成熟文字比他們都早得多。公元七世紀松贊干布時期，大相吞米桑布紮赴印度從婆羅門李敬學文字學、修辭學和梵文天成體。學成後以梵文五十聲韻母爲藍本，創藏文三十聲母、四韻母以及拼音造句規則。此外在書法上還研製了楷書、行書和草書。這套文字一千幾百年沿用至今。可見藏族的文化底蘊不但非中國其他少數民族可與之媲美，而且與印度文化有深厚的淵源。應該看到，在文化倫理上，印度有一條無形而有力的繩索在拉著西藏。

　　然而另一方面，中國卻有另一條有形的繩索在拉著西藏。從唐代開始的和親到元代的「宣政院」，從明代的烏斯藏行都指揮使司到清代的駐藏辦事大臣，世界屋脊與中原王朝的關係日趨緊密。可是，由於崇山峻嶺的阻隔和高原氣候的迥異，西藏非但與內地省份天差地別，甚至與新疆內蒙亦大相徑庭。無庸諱言，這個沿雅魯藏布江河谷散佈，地理位置與世隔絕，而其文化傳統悠久且又獨樹一幟的民族，當有著深潛的獨立意識。然而現實政治卻一直制約著這一意識。鑒此，這個民族的精英分子心情是複雜的。當他們內心的意願不得不服從現實政治時，其心境當非暢快。

　　源自於拓展疆土的強者心態，中原王朝不容西藏脫幅。但一旦中原王朝衰微內亂，西藏就有相應的動作。二十世紀上半期藏方主動挑起的兩次軍事衝突便是說明。然而已被數百年藏傳佛教洗去了剽悍之氣的藏族軍旅，根本不能重振當年松贊干布的軍威。內亂之中的中原政權僅以偏師便粉碎其企圖。藏族精英不得不一再面對現實。

　　1910年鍾穎率川軍攻入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出逃印度，至1912年返回拉薩。從1912年到1918年藏川邊區時有衝突，勝敗互見。爲此，1919年11月北京中央政府派朱繡等到達拉薩，直接與達賴喇嘛會談。1920年4月代表團起程回京。在送行宴會上，達賴喇嘛說：「余親英非出本心，因欽差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爲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余甚感激，唯望大總統從速特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余誓傾心向內，同謀五族共和。至於《西姆拉會議草案》亦可修改」。不管達賴喇嘛的這番話是否由衷，但它起碼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無論是印度的文化宗教引力還是日不落大英帝國的壓力，抑或兩者相加也不及來自中原華夏政權的牽力。

　　1930年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派員進藏晉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對她(此爲一女性官員，名劉曼卿)說：「過去中國均漠視西藏，棄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尚望始終如一，繼續不斷，更進而爲實際之互助。」「至於西康事件，請轉告政府，勿遣暴厲軍人，重苦百姓，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隨時可以撤回防軍，都是中國領土，何分爾我。」「英國人對吾確有誘惑之念，但吾知主權不可失，性質習慣兩不容，故彼來均虛與之周旋，未予以分厘權利，中國只須內部鞏固，康藏問題不難定於樽俎」。如果說十年前達賴喇嘛的那番話還有點外交辭令的痕跡的話，那麽這次他對劉曼卿所言就確爲心聲了。他既責備了中央政府，又承認現實，並提出相當具體的建議。尤爲值得注目的是：全然沒有訴以脫幅中國的意向。儘管他心靈深處可能潛藏著這個意向。

　　1933年，五十八歲在位三十八年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從此時到1950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正是日本侵華、二次大戰和國共戰爭接踵而至的國難歲月。儘管其間亦不乏事故(如西藏當局曾擅自成立「外交局」)，但西藏終究未提出獨立訴求，世界輿論對西藏問題亦遠未沸沸揚揚。

　　以上簡扼回顧這些史實系用以說明：在中央政府權威式微之時，情勢尚且如此；那麽一旦中央政府強大，西藏問題更無呈鼎沸之理。可是，事情恰恰相反。中共奪取政權以後，所擴張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確遠遠超過昔日。但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西藏問題卻呈爆炸之態，乃至在國際上都掀起軒然大波，苦了漢藏百姓，也困擾了中共政權自己。而事態所至如此之根源，全系中共政權的顢頇錯亂。

　　當代史範圍的西藏變故已爲大衆所熟知，無庸贅述。其發端在於中共在康區進行的所謂「民主改革」，引起西藏全境上層分子的恐慌和強烈反彈。藏方謂之「武裝抗暴」，中共稱之「平定叛亂」。事變導致十四世達賴喇嘛和大批藏人出走。這麽多年來，出走在外的藏人和藏區藏人遙相呼應，不斷發出獨立聲浪並訴諸激烈行動；並得到國際社會的聲援和經濟支持，使經久不衰，代際相傳。

　　西藏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極爲落後于世界進步潮流，對之予以改革于道理上完全成立。且不說由集古今中外專制政治之大成的中共政權，去對它實行「民主改革」是多麽滑稽可笑；僅從具體作法和時機抉擇上去考量，亦大有問題。

　　民主改革的真諦在於造就社會正義。因爲，各種非民主體制，都是使某一或某些社會群體，佔據乃至壟斷了社會公權力，攫取了大量的社會財富，致使廣大民衆處於政治上無權和經濟上被盤剝的境地，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人類社會的進步力量從十七世紀以來一直在爲民主改革奮鬥，而至今仍遠未在世界範圍內完成，可見這項工程是多麽的複雜艱巨。它既會遭到舊體制既得利益者的拼命反抗，也會發生本已被推翻的專制主義在「民主改革」的旗幟下借屍還魂的奇特現象──如中共一類共產黨政權。

　　要在政教合一的、封建領主經濟爲主的藏區進行民主改革，毫無疑問會遭到絕大多數僧侶階級、領主階級的憎惡和抗拒。即使實施這項改革的，不是那個專制主義的中共政權，而是個真正的民主政權也罷。因爲關鍵在於如果在藏區實施「民主改革」的不是藏族人士，而是與藏族有千年齟齬的漢族的話；那麽，無論改革的主導者是多麽的真心誠意，也都難以被將在民主改革中獲得利益的藏族平民所接受理解。而藏族上層分子則極容易把針對他們的民主改革，說成是對整個藏民族的欺淩傷害。宗教文化語言的隔閡和千年劍與火的記憶，都使大多數藏族平民寧願相信剝削壓榨他們的僧侶、頭人；也不會去相信「石頭不能作枕頭，漢人不能作朋友」的漢人。所有由漢人主導的藏區民主改革，都有可能被扭曲，被妖魔化，或在實施中走樣。

　　更爲嚴重的是，中共政權欲在藏區所實施的，絕非真正的民主改革；而是假借民主改革之名，把它的一黨專政政體推廣到西藏。「臥榻之側，豈容鼾息」。中共政權不能容忍在它統治的疆域裏，生存著另外的自成體系的政治勢力。一個真正的漢族民主政權，若要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當會審時度事，謹慎爲之。說實在的，爲人作嫁衣裳，何須急不可耐？「皇帝不急太監急」，越俎代庖，徒招誤解，真是何苦來哉！而中共則不然，由於它所要進行的並非真正的民主改革，而是要把它的絕對政治權威擴張到整個藏區，故「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同時在作法上，即使中共在康區行爲方式的粗暴程度，只有它在漢區的十分之一，也絕難以被藏人接受。

　　還有個說法，二十多年前中共紅軍經過川邊藏區時遭藏族騎兵襲擊，疲憊不堪的中共紅軍傷亡慘重。這段血仇在某些中共將領中記憶猶新，故康區平叛令一下，報復性的殺戮一發難收。

　　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動蕩降臨整個藏區，相隔近半個世紀後，十四世達賴喇嘛又走上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老路──出逃印度。十三世達賴喇嘛出逃兩年就返回拉薩，而十四世達賴喇嘛則從此「浪迹天涯」。西藏問題的高分貝喧囂，從此困擾了中國也困擾了世界。

　　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權在西藏鎮壓行動的指責，因六四屠殺和西方人對西藏的主觀美化而與日俱增。外國人很自然地推測：一個漢人的政權竟能有計劃地屠殺本族人，那麽它一定會更血腥地屠殺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殊不知，古往今來的漢族統治者，從來都是對本族人民最兇狠的。中共當是很卓越地繼承了這一傳統。西方人對西藏藍天白雲、高山流水那詩情畫意般的嚮往，促使他們更爲痛恨共產黨對這一未受當代各種功利主義塵埃污染的人間美境的破壞，而忽略西藏社會政教合一的反民主性質和文化科學的落後性。以這種推測和痛恨爲基礎，他們大力支持西藏獨立運動，使西藏問題更爲膠著棘手。

　　當然，中共政權亦極力爲自己辯解。它不遺餘力地強調西藏原政權的反動性、殘酷性。爲此它的御用文藝人士製作了一部電影「農奴」，再加上鋪天蓋地的宣傳，力圖使人們相信：在他們所主導的民主改革前，西藏社會是一個多麽黑暗、野蠻、殘酷的農奴制社會。可是，在世人心目中，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超級的「放羊孩子」：它那數不清的謊言，早已徹底自我毀盡了信譽。人們對它這種說法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或許，曾在某一期間內國內的民衆會在某一程度上信其所言，但隨著「改革開放」，許多真相的披露使人們省悟了。如果說從前曾大肆宣傳的劉文采式「收租院」的慘絕人寰，在很大程度上爲虛構之物的話；那麽，憑什麽擔保共産黨對前西藏社會所作的描繪能是真實的呢？此外，即使前西藏社會確實缺乏人道因素，但與中共激變藏民後又殘酷「平叛」相比，哪一樣離人道更遠？

　　爲了安撫沒有出逃的藏民，爲了向國際社會表明它在西藏施了仁政；數十年來，中共政權向西藏傾瀉了巨量的金錢和物資。它修復了許多在平叛中毀損的寺院。布達拉宮更是被修整得金碧輝煌。藏民族得到中共政權的特殊優待。實行全體公費醫療。西藏社會，尤其是拉薩等主要城市的消費形態急速升級，遠遠超過內地同級城市。如拉薩市的手機人均擁有率居全國之冠。1994年中共舉行了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決定對西藏作包幹式的對口支援。即由內地某個省份或城市，固定以資金、物質、技術、人力支援西藏某個地區或城市。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來看，內地支援西藏的數額是極爲驚人的。例如從1990年到2002年中共政權在西藏總共投入650億(人民幣)，平均每年50億。若以西藏藏人200萬計算，每人每年可得2500元，足夠一個人的基本生活費用。國家統計局還有個數據是：1999年西藏的生産總值爲105億，同樣以200萬人計算，人均産值爲5250元，遠低於全國平均值。但2000年西藏人均可支配收入竟達6908元，遠高於全國平均值5854元。當然，中共政權向西藏投入這麽多錢，並非都平均地惠及每一個藏族人民。其中相當一部份是用來豢養那班藏族共幹。然而甚爲可悲的是，這些浸透了內地勞動人民的血汗錢並未能買到西藏的心。多年來西藏層出不窮的騷動和爆炸事件，爲此作了最清楚的說明。

　　西藏社會當然是應該予以改革，但這個改革應有兩點須予以遵循。一是，大幅度、帶根本性的改革，必須是由藏族人士自己去主導。二是，外部只應起促進作用。這個促進可以是施加壓力，可以是局部性的、單項性的改革。例如通過普及教育，提高藏族人民的思想水平，使之逐漸認識到政教合一制度的落後性，進而産生改革的要求。又如，通過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當局簽訂協議，擬訂漸進改革的大致日程，同時還可以借助國際進步力量對其觸動。再如，從接近漢區的藏區逐步進行有限改革──「改土歸流」，從削減、限制土司頭人的司法權、行政權、財經權，到完全以政府委派的地方官取而代之。二十世紀初清朝邊務大臣趙爾豐，就曾在川藏邊區實行過類似的改革，頗有成效。只不過趙爾豐在辛亥革命前夕調任四川總督，因反對革命，死于任上。其在川藏邊區的改革業績亦似湮沒，不無可惜。一個封建官吏尚且有此建樹，而共產黨則把事情弄得一團糟，則確實是發人深思的。

三、南轅北轍的民族政策

　　中共反對國土分裂的意向是明確的。但閃光的未必都是金子。在中國民主運動參加者的群體中，對藏獨、疆獨等所採取的態度是分歧的。有的朋友抱以淡化、不明確表態的策略，給自己留有充份的回旋餘地；有的朋友則採取同情乃至支持的態度；有的朋友甚至認爲，只要能多一份力量去打擊中共，聯絡藏獨、疆獨等一起幹又何妨？而我則採取明確的反對各種「獨」的態度。我沒有精確統計過，我這種態度在民運隊伍中所占的比率。但願不會是少數派吧！

　　有必要強調指出的是，我反對分裂與中共的反對分裂只有外在的相似，而有著內在的不同。我是希望一個民主公正的社會制度，在那9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麥克馬洪線以南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早已被中共拱手讓給了印度，故早已不是960萬平方公里了)。而中共則是要使它一黨壟斷社會公權力的格局，牢牢抓住每一寸國土。

　　然而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中國不至在共產黨手裏崩裂掉，希望實現民主轉型後的國土仍有950萬平方公里。可是，現實令我十分憂心。因爲共產黨在民族問題上的舉措是南其轅而北其轍。這些舉措可歸納以下幾個方面。

(1)不必要地人爲地製造「少數民族」。

　　儘管世界將來有一天終會走向大同，地球村終將建立，但那畢竟是相當遙遠的事情，幾代人之後都仍不會實現，遑論當今。在一個國度中，是民族成份較爲單純好還是較爲複雜好呢？我是屬意前者的。因爲，民族成份較單純可使産生民族糾紛的機率低些。但是，當多民族的現實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地存在時，我們就應在予以面對的同時，儘量設法使事情簡化一些。可是共產黨的作法則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議的，因爲它在不遺餘力地把事情複雜化。它搞出了55個少數民族。而且還要爲許多沒有文字，而實際上已接受漢文化，講著類漢語方言，使用漢字的少數民族製造文字。從而催生強化了這些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這裏有一個典型是廣西壯族。壯族原名僮族，源出百越。百越的大多數──東越、閩越、南越以及廣西東北部的西甌，均已同化於漢族。而廣西西南部山區的餘部由於地理原因，致使接受漢文化遲了一個節拍，還保持了若干百越痕迹，但它離完全漢化亦只一步之遙。可是，共產黨硬是要搞出一個壯族，創造壯文，大張旗鼓地劃分族別。許多早已講漢語、習漢字，根本不認爲自己是少數民族的人們，亦只因姓韋姓覃等，就被劃入了壯族。一些有族譜可查來自湘鄂甚至中原的人士，僅因久居壯區或沾了一點壯族血統，都統統被劃入壯族。於是西南邊陲一下出現了個原來若隱若現，而今則驟然顯山露水，人數一下從七八百萬膨脹爲一千四五百萬的少數民族──壯族。有四千多萬人口的廣西，僅因有千多萬壯族人口，而稱之爲廣西壯族自治區。一千萬生造出來的壯族的份量，竟然重於三千萬漢族，中共民族政策的錯亂由此可見一斑。

　　滿族也有著類似的故事。三百多年前滿族入關後，出於種種原因都不得不接受漢文化，而放棄它那剛創制不久的、粗糙的滿文。三百多年下來，滿族已全盤漢化。不僅僅是語言文字漢化，甚至連倫理心態都已漢化。這也就是昔日金國、元蒙傾覆時，其遺民大多都經歷一段困難的日子；而滿清傾覆，滿人大多都平穩度過的原因之一。儘管辛亥革命前革命黨爲喚醒人民，曾強烈抨擊滿清入關前後對漢民族的殘酷殺戮；但革命成功後，就立即主張民族和睦，善待滿族同胞，其原因之一也就是滿族其實已與漢族無異。應該說，在全國這麽些少數民族中，滿族是最不會産生民族問題的。但不料近年已有不良端倪。滿族優越論的分貝漸次升高。

　　這裏面除了某些滿族人士的所爲外，還有其他民族極端分子的挑動。他們除了自己身體力行外，也寄希望於滿族出來爲中國製造民族問題。而造成這種局面的始作俑者也還是中共。正是中共的民族政策爲他們造就了基礎和提供了舞臺。中共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使許多早已心歸中華的滿族人士複萌其民族意識，並作進一步訴求。謬誤的民族劃分方式，使許多以漢族血統爲主、滿族血統爲次的人士都自報滿族。原已消彌無形的滿族，人數又一下高達千萬。

　　這些年來，漢族在全國人口中所占比率逐年下降，六七十年代漢族所占比率一向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世紀之末已降至百分之九十一。其原因之一就是申請改變自己族裔的人數劇增。日本《朝日新聞》曾報導，從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中國人從漢族主動改變成其他族裔者達五六千萬之鉅。如果說此舉只是某些人想獲得優惠利益，那事情尚小。而如果這種情況爲某些少數民族的胸懷「壯志」者施展其「鴻圖抱負」造就了社會基礎，那對我們國家造成的隱患實難估量。

(2)不恰當的民族優惠政策，強化少數民族的特殊群體感和民族優越感。催生著他們的分裂傾向和獨立訴求。

　　對少數民族應不應該給予優待？答案是肯定的。有些兄弟民族經濟文化比較落後，從人道主義出發，從兄長對弟妹們愛護幫助的角度出發，都應如此。可是凡事都有個限度，否則就會變質走樣適得其反。

　　基於愛護幫助角度出發的民族優惠政策，其宗旨應是促進少數民族對國家的認同，對主體民族的友愛。但現在中共的民族優惠政策所得到的結果，是少數民族自認比漢族優越。在民族雜居地區廣泛發生少數民族欺侮、侵害漢族民衆而逍遙法外的事件。甚至漢族婦女被少數民族歹徒強姦的惡性刑事案件，警方都不敢放手查處，據說是要「執行黨的民族政策」，避免引起民族糾紛，云云。

　　以高考加分、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和國企工人錄用時保留比率等爲體現的民族優惠政策，是可以適當實行的；但司法上的優惠──實則司法不平等，──則萬萬不可搞。這不僅僅是因爲它與普世的人權理念相抵觸，更可怕的是會給社會造成極大的乃至難以修復的內傷。僅翻翻中國歷史就可知道它可怖的結果。石勒、石虎實行了殘酷的民族欺壓虐殺政策，而結果是在一場民族報復的大動亂中，他們所屬的民族(羯族)二十多萬人全族被殺。金國的猛安謀克制和元蒙的四等人制，曾把廣大漢族民衆壓在深淵；而他們的政權一朝傾覆，其遺民亦承受災難。固然，當今的社會文明水平使如此大規模的民族報復不會重現，但社會失序之時，小範圍的報復事件實在難免。它給當事人所産生的肉體心靈傷害，給耳聞目睹者心中所留下的陰影，是長久難以彌合消除的。

　　2001年6月，陝西長安大學所發生的事件令人震驚。事件的起因本是小事一樁。一群維族學生深夜在宿舍高聲喧鬧，漢族學生表示不滿，不料竟遭維族學生毆打。由於在此之前的幾年中，該校已發生多起維族學生欺侮毆打乃至強姦漢族學生而未受懲處的事件，漢族學生早已積憤在胸。此次維族學生又耍橫蠻，終於激起漢族學生極大憤怒，遂聚衆還擊。維族學生在校方保護下撤走。繼而警方出動防暴警察毆打漢族學生。漢族學生更怒不可遏，在校內集會示威，直斥校方爲漢奸。可見，司法上的不平等，對少數民族的袒護，非但不能爲社會帶來祥和，還會製造民族間的嫌隙和嫉恨，爲禍深遠。

　　任何人不能有太特殊的利益。絕大多數人的心智情操水平不可能正確對待特殊利益的寵護。換言之，特殊利益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會催生更多的、無止境的慾求。中共的民族優惠政策，使少數民族體認到他們是特殊利益擁有群體，從而強化著他們特殊的民族意識。而這又會促使他們抱團去謀求更多、更高層次的特殊利益。對於一般人中的品質惡劣者，這個特殊的民族地位，可以用來欺侮漢族平民，甚至強姦了漢族女子可以逃脫懲罰；而對於心思更深、胸有「大志」的民族精英來說，這是他們大展鴻圖，謀求民族獨立的跳板和基石。

(3)打壓漢族的民族精神，傷害漢族的應有權益。

　　有人會認爲此說欠通，因爲中共在其意識形態業已破産的今天，所持僅民族主義一項，並以此來營造它那個專制政權的合法性的。故此，它怎麽會打壓漢族呢？

　　這種看法系爲表像所迷惑。不錯，當今中共是在打「民族主義」牌，可是，這個「民族主義」牌的具體內容是什麽呢？很簡單，無非是中共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中國人必須愛國，否則就是漢奸賣國賊。而愛國就是要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愛中共政權。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中共政權利用晚清之際西方列強曾幾次進兵中華國土的歷史史實大作文章。說什麽西方帝國主義從來就有滅亡中國之心，至今而不衰。近年來的銀河號事件、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南海撞機事件等，都被中共利用作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欺侮中國的證據，挑動民衆把矛頭指向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國家。中共政權利用民族主義營造其政權合法性，是事物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則是以此塗污西方民主國家，力圖使人民群衆憎惡之，從而抵擋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共專制制度的批評所産生的壓力，抵消國際進步社會對中國民主進程的關注所在中國人民之中産生的正面影響。

　　其實，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早已進入歷史。當代的西方國家與百多年前相比，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幾經社會大波，它們都建成了堅固的民主制度，徹底抛棄了海外殖民的作法。它們再沒有侵略欺侮中國之心。

　　中國的危機絕不來自國外，絕不來自西方民主國家。甚至也不來自蠶食中國南海島嶼的南亞諸國，而是來自國內。一是來自中共專制政權對全社會的戕害，二是來自中國境內某些民族的精英分子以分裂國土爲表徵的獨立訴求。

　　面對這種情況，凝聚漢民族的民族精神極有必要。一旦分裂狂濤捲起之時，只有一個堅強的漢民族存在才能挽狂瀾於既倒。否則，國土必定分崩離析並絕無恢復之望。而中共之打壓漢民族的民族精神，消蝕漢民族的民族意識，正是在客觀上爲將來中國之崩裂埋下伏筆，製造條件。

　　中共主要幹下哪些打壓漢族民族精神、傷害漢族應有權益的事情呢？所有不恰當的民族優惠政策，尤其是司法上的不平等，都可歸於此類。此外，還有一樣危害尤深的是，抽掉漢民族的精神脊樑。其具體表現之一是褫奪岳飛、文天祥民族英雄的稱號。

　　中共的理論是：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組成。岳飛抗擊的是中國滿族的祖先。文天祥抗擊的是中國蒙族的祖先。滿族蒙族都屬中華民族，這是「家裏打架、兄弟睨牆」，故岳飛等談不上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那麽是否可以把岳飛等定爲漢族的民族英雄呢？中共認爲也不行。因爲那同樣會「刺激、傷害」滿蒙等少數民族的感情。在中共的詞彙庫裏，漢族一詞須儘量少用，應儘量用中華民族一詞。甚至「漢族」一詞本身就已略帶貶意。它似乎總與挨批判的「大漢族主義」聯繫在一起。中共認爲，定漢族的民族英雄，就會離間、分化了中華民族，極不利於民族和睦、民族團結。

　　好個悅耳動聽的「民族和睦」、「民族團結」曲調！無視西藏特殊社會狀況粗暴地「改革」於先，又大動干戈地「平叛」於後，這是「民族和睦」嗎？大把大把地將漢族人民的血汗錢，扔進西藏這個無底洞，是「民族團結」嗎？用巨炮轟平回村是「民族和睦」嗎？默許回民把大規模屠殺無武裝漢族軍人的主謀奉爲民族英雄是「民族團結」嗎？……

　　魯迅先生說：滿清殺盡了中國人的骨氣和廉恥。是的，我們並不確切知道古代漢族人的氣質。而我們瞭解到當代的漢族人，大多是懦弱、無能、窩囊。象嶽飛這樣忠肝義膽、勇武剛強之士，實在是我們民族的精華。在抗擊外來的侵害虐殺之時，我們民族是多麽需要有這樣的人挺身而出啊！他們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脊梁。沒有這樣的脊梁，就算有再多的肌腱，身體也站立不起來，只會是趴在地上的一堆肉。他們是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希望。他們的精神激勵著後世的人們爲挽救民族危機、國破家亡而奮起戰鬥。當年裝備落後的馮玉祥軍隊，就是唱著河南梆子調的岳飛「滿江紅」，與裝備精良的日寇，在中原大地上浴血奮戰慷慨捐軀的。中共政權褫奪岳飛等民族英雄的稱號，無異抽掉我們民族的脊樑。不但使我們這個民族失去那份瑰麗而稀少的記憶和豪情，也使我們民族今後再面臨災難時失去了正義衝動和獻身精神。

四、中共民族政策錯亂緣由之剖析

　　中共政權的創建人、歷屆最高領導人都是漢人。人們甚至可以認爲，中共政權就其民族成份而言是個漢人政權。這樣一個政權竟會如此打壓漢族的民族精神，損害漢族人民的應有權益，粗看之下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只要稍作深入的剖析，就不難洞悉內裏的緣由。

(1)中共的外來性和民族感情之闕如

　　跟中共纏鬥近三十年而終究敗北的中國國民黨與之截然不同。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土生的黨。中國共產黨則是在外國勢力指導下成立的黨。中國國民黨的前身，它的大多數創建人、領導人，都參與了推翻滿清的封建、民族雙重統治。故此，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具有民族精神的政黨(當今之臺灣國民黨則作另論)。

中國共產黨的所有創建人，都沒有參與世紀之初推翻滿清王朝的艱苦鬥爭。他們沒有這份榮譽，沒有這份記憶，也沒有這份感情。如果說我們對此或許可予以諒解的話──因爲從年齡上看，他們似乎還趕不上這場波濤 (辛亥革命時毛澤東18歲，說來還是應趕得上的。現在許多共產黨元老自報其參加「革命」之時都是十五六歲)。──那麽對中共系在外國勢力指導支持下成立就應予以足夠的重視。因爲這是導致中共此後行爲方式的重要原因。

　　三十年代日本侵華，民族危亡在即。國民黨在民生凋蔽、百廢待舉之時，既要擺平國內派系爭端，又要舉兵抗日，真是心力交瘁。在這個時候共產黨在幹什麽？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搞暴動，搞割據，並把它的割據地稱之爲「蘇維埃政權」，還高呼「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近年來，總算某些有骨氣的文化人，站出來揭露了歷史的真相。共產黨抗日的謊言被戳穿，國民黨抗日的業績被肯定。國民革命軍三百多萬人犧牲戰場，共產黨從來不敢涉及它的軍隊有多少捐軀抗日沙場。國民革命軍267名少將以上軍官爲國捐軀。而共產黨僅一名左權死於逃避日寇掃蕩的路上。共產黨的御用文藝人恬不知恥地拍攝「大決戰」之類的電影，歌頌共產黨擊敗國民黨的「十全武功」。然而他們終究不能拍攝出共產黨抗擊日寇的大戰陣，只能拍攝「地雷戰」、「地道戰」之類的肥皂劇。如果說共產黨沒能趕上辛亥革命，我們可因其年齡予以原諒的話；那麽，共產黨在抗戰中的所爲，就只能是令我們齒冷心寒。但是共產黨不以爲恥，反竊喜自得，並終究按捺不住，溢於言表。1970年，日本社會黨黨魁佐佐木來訪時，對當年的侵華頗表歉疚。不料毛澤東笑言安撫之。並道：「我們應該給你們發個大大的獎章，因爲沒有你們就沒有我們」。

　　共產黨，這個在民族危亡之時，對艱難的抗日戰鬥作壁上觀，並趁機坐大者，自然根本沒有抗日情懷的記憶，沒有慷慨悲歌的民族感情。共産黨不遺餘力地打壓漢族人民的民族精神，實在是有其內在的邏輯根據。

(2)漢族民衆是共產黨最主要的敵人

　　中共政權的敵人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嗎？當然不是，那只是它爲了抗拒國際進步社會抨擊它而抹黑之的「塗鴉」。中共政權的主要敵人是藏獨、疆獨之類嗎？也不是。藏獨之類充其量只能壓縮共產黨一黨專政格局的覆蓋面。就算藏獨之類真的成功，共產黨也能仍在五六百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國土裏施展其權威。

　　最使共產黨寢食不安、心懼腦恨的是人數巨大的漢族人民。幾十年來，共產黨已與漢族人民結下深仇。從五十年代以來的歷次運動，關管殺「階級敵人」和知識分子，到文化革命把工人農民也推上揪鬥台；從六十年代餓殍遍野的大饑荒到九十年代的大「下崗」；從五十年代鎮反的大處決到六八年的大屠殺和七零年的集體槍決，再到六四屠城，共產黨欠下中國漢族人民太多太多的賬乃至血債。共產黨時刻向漢族人民投以搜索警惕的目光，時刻防範漢族人民向它索賠索命。毫無疑問，漢族人民是中共政權的頭號敵人。如果一旦他大舉起事，共產黨的權勢將不僅僅是萎縮，而有可能是全局性的傾覆瓦解。共產黨非但不能繼續在中南海這昔日的帝苑皇宮裏號令天下，而且有可能會流落街頭，甚至接受審判。

　　然而，能使共產黨暗中欣慰的是，漢族竟是這樣一個缺乏血性的民族。它健忘、它散漫、它怯懦、它自私。如果說毛共時代是以瘋狂的屠殺鎮壓來嚇破漢族人的膽，使之俯首貼耳的話；那麽，鄧江之流則是在繼續揮舞大棒的同時，輔以腐蝕漢族人民的心智，使之更加健忘，忘掉共産黨作的萬般罪孽；使之更加散漫，各人只顧自己；使之更加自私，罔顧社會公平和正義，爲了多攫取利益而互鬥不休，而且自私散漫的人又必定是怯懦的。漢族雖有巨量的人口，但由於它是這麽一副德性，故只是一個極爲虛弱的巨人，氣喘心跳、四肢無力，連站都站不穩，談何向專制主義的高牆出擊？

　　不能讓漢族人具有英雄氣慨。岳飛雖系以抵抗女真入侵的業績被尊爲民族英雄；但英雄氣慨一旦被推崇繼承，其鋒芒所指未必只限於外族入侵。剛強勇武者犯上作亂司空見慣。何況嶽飛就有潛越不軌。他置金牌於不顧並責問聖上。此行若楷模後世，實屬堪慮。

　　中共打民族主義牌是很講究火候的。它「塗鴉」西方民主國家，目的在於損毀它們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形像，誘使中國民衆憎惡它們，使已經建成政治清明、社會公正的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的示範力、影響力消解在中國人民對它們的偏見和誤解之中。而如果中國人民被它煽動起來的偏狹民族情緒超過了它設定的程度，它就要予以控制和壓縮。例如對民衆要遊行示威抗議「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對中國的欺侮，中共政權就要予以拒絕和制止。結社集會、遊行示威是聚集民間力量、激發民間能量的重要途徑，是一劑醫治漢族虛弱巨人症的有效藥方。老謀深算的中共，洞察民衆針對「霸權主義」的遊行示威，很有可能成爲另一類更大規模的街頭政治的熱身運動。誰能擔保那持續行動起來的民衆，那源源不絕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不會轉而針對民怨已深的腐敗吏治呢？故此，對漢族這個虛弱的巨人，要儘量使它繼續虛弱下去，昏睡下去。共産黨政權的壽命系與漢族所患的昏睡症、虛弱症同樣長久。

(3)中共政權過份優惠少數民族的緣由

　　共產黨強調其政權合法性、優越性的理論之一，是把被它顛覆的政權說得一無是處。

　　在漢族內部，它說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舊社會暗無天日，人民群衆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在少數民族地區，共產黨除了繼續彈這個調子外，還要多一個調子，就是大講歷代封建統治者和國民黨政權都搞大漢族主義，對少數民族實行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云云。爲顯示自己與它們不同，共產黨便在時時鞭笞大漢族主義的同時，對少數民族慷慨地給予種種特殊的優惠待遇。

　　然而，一個兇暴歹徒要裝成慈悲善人也是夠辛苦的，一不留神就會原形畢露。康區平叛、轟平回村等都暴露了它的猙獰面目。發完狠後，它突然又醒悟到自己是要裝善人的，於是對剛被它肆虐者又擺出可恭的笑容，並奉上佳肴鮮果。轟平的村莊、清真寺、佛教廟宇，都不計工本地高規格修復起來。藏族實行全族公費醫療，率先進入「共産主義社會」。

　　以上講的兩個緣由還不是最根本的，它們只可視爲中共政權的統治權術。更爲根本的則是中共對少數民族，尤其是那些強勢少數民族實行「招安」。中共對漢族不實行「招安」，對漢族中所有起自民間反對中共專制主義的人們一律嚴懲不貸。七九民運被鎮壓了。八九更是血流成河。九十年代的幾批組黨活動者都判以重刑，甚至幾個青年學子成立新青年學會都要關進監獄。中共政權與漢族民衆的矛盾沒有迴旋餘地，只有絕對的鎮壓。

　　然而，中共政權與少數民族有迴旋的餘地。少數民族精英分子與中共政權的鬥爭主要並不表現爲政治鬥爭，而表現爲民族鬥爭。從來沒有哪個少數民族的精英分子站出來，領導他們民族的群衆向中共政權抗爭說：我們反對專制主義。我們要求在我們民族聚居區建立民主體制。幾十年來，發自少數民族地區的聲浪，從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到雲南小小回村的伊斯蘭共和國，聽到的都是要求獨立的呼喊。

　　「獨立」麽？不行！但有話好商量。中共政權明白，獨立只是要脫離它的統治，而不是像漢族中的那些「不穩定因素」要終結它的統治。來吧，我們做個交換吧！你們不搞獨立，我給你們優惠和特權。

　　這特權從宏觀來看，是把政府搜括漢族民衆的血汗錢，不斷地扔進少數民族地區。從微觀上來看，是讓少數民族平民高漢族平民一等。維族商販在深圳都可以跨著腰刀招搖過市。你有疑問嗎？這是黨的民族政策。維族人帶刀上街是他們的的風俗習慣，不犯法，即使在深圳我們也應給予尊重。這是爲了搞好民族團結──一位派出所長如是回答疑問者。雲南個舊農貿市場上幾個漢族商販，被強奪攤位的少數民族商販圍毆一頓。告到市場管理部門。反遭一頓訓斥：「人家是少數民族，您們懂不懂黨的民族政策」？

　　這類事件時時發生於全國許多地方。少數民族這個詞在美國和在中國有著截然相反的涵義。在美國，少數民族(常稱爲少數族裔)是個暗淡的名詞。它意味著會被主體族裔(白人)歧視，意味著可能遭受警察的苛待和無端的攔車檢查。在中國它是個閃光的名詞：意味著享有較高的民族地位，受到優待和豁免，意味著主體民族(漢族)平民對他的畏懼，意味著警察對他的袒護。從政權結構來看，是少數民族的精英分子，可以通過提出獨立訴求再予以放棄，便可得到共產黨的接納栽培，委以職位，或保送到高校「鍍金」，然後回去委以官職。西藏區區兩百多萬藏民，竟有六萬藏幹，可見共產黨的招安措施確實到了何等不惜工本的地步。

五、未來民主政權民族政策之芻議

(1)中共政權與民主政權誰更有能力處置好民族問題？

　　即使是已高度文明的當代，無數事實也證明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裏建立和睦的民族關係是多麽的不容易。鑒此，有人認爲，無論共產黨在少數民族地區使用了多少武力或扔入了多少資金，也無論共產黨怎樣作賤漢族民衆和擡高少數民族的地位，都不可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共產黨保住了國土，中國沒有分裂，你們民運分子不當家不知米貴。如果按你們那一套，搞言論自由，什麽鼓吹民族獨立的言論都可以宣揚。搞民主選舉，主張民族獨立的少數民族精英分子，都被選爲他們那裏的行政長官，這樣搞法國家不分裂才怪哩！

　　其實，這類論調並不新鮮。即使是在漢族地區，有人亦說，沒有共產黨馬上天下大亂。別看共產黨幹部貪污腐敗，如果沒有共產黨來鎮住，社會秩序立即崩潰，國家立即完蛋。於是乎，結論是共產黨功不可沒，共產黨政權應予長存。

　　有這樣一個事實提請持上述觀點的人士留意。北京八九民運時期，整整一個五月間，北京的政權機關近於癱瘓。公安機關對社會治安撒手不管。而恰恰就是在這段期間，北京治安良好。連小偷扒手都「罷」偷「罷」扒。

　　看來，共產黨的嚇人戰術也是有發展的。從前是誰敢說共產黨不行，誰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要予以嚴懲。嚇得人不敢說話。現在是誰說共產黨不行，誰就是想要中國完蛋。沒有共產黨，哪個治理得了中國？要想過日子就趁早閉嘴吧。當然，這個發展亦說明共產黨還是在變化的。起碼從以前鎮壓型恐嚇發展成現在欺騙型恐嚇。

　　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是否真非共產黨莫屬？已有的事實是，共產黨作的根本不成功。它已把西藏問題胡弄成了國際問題，還不及當年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權。而且現在中國沒有分裂，並不見得按照中共那一套搞下去以後不會分裂。

　　不錯，民主制度的體現之一就是言論自由，截然區別於中共專制政權的言論鉗制。但是，所謂言論自由並不是毫無限制地胡說八道。在西方民主國家法律規定不得發表種族歧視的言論，不得無事實根據或捏造事實誣衊他人，否則都可入罪予以處罰。言論自由是指：人們可以有根據地陳述事件或批評他人；可以闡述自己各種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可以對任何事情發表自己的感想看法。毫無疑問，在民主制度下，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裏，人們有訴求獨立的言論權。他可以闡述本民族獨立的理由和好處。但是有一條，他不可以號召使用暴力。因爲訴求獨立是一種政治主張，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而號召使用暴力則不屬政治主張，超出了這個範圍。在言論的範圍內，其他人可以與之針鋒相對地闡述獨立的不好處和法理上的欠缺。而當你號召使用暴力時，就關閉了討論的窗口，那麽下一步將是依法對你進行處置了。

　　民主制度的另一個主要體現是民主選舉。在這種架構下主張獨立的少數民族精英是有可能選上去。此後有兩種可能。一是他以此撈取選票，上臺之後並不真去實踐。二是確實把他的獨立主張付諸現實。這又有兩種作法。一是與中央政府談判個沒完，二是伺機使用武力，就象俄羅斯的車臣那樣。不能因噎廢食。不能有車臣之類的變故就拒絕民主而選擇專制。

　　就中國而言，在處置民族問題時，民主政權起碼有以下三個方面，優於中共專制政權。

　　第一，當今世界民主是主流。經濟文化發達的歐美民主國家主導著世界。中共政權儘管意識形態業已淡化，不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對抗。但其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終與西方國家齟齬。更兼六四大屠殺人們記憶猶新，還有鎮壓法輪功、重判組黨活動等一系列專制暴行接踵而來，使西方國家朝野均對中共政權充滿疑懼反感，甚至有時會對中共政權作過份抨擊，或在國際交往中給以顔色。這使中共政權惱怒得大罵霸權主義之餘，在處置民族事務時不得不有所保留。

　　民主政權則不然。它在政治觀念上與西方國家沒有衝突。西方國家會以較平實的心情來看待中國的民族事務。民主政權也不必考慮因對民族問題的處置而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導致本政權的失衡瓦解，從而能無包袱地去依本國的法律法規照章行事。

　　第二，無論是民選出來的漢人中央政權首腦和少數民族地方政權首腦，一般來說思想素質都會較高，都會以較理性務實的方式處置民族問題。較能以民族的長遠利益著想，不會貿然採用極端方式。

　　第三，在確實需要採取斷然措施時，民選的行政長官不會有太多的猶豫以至誤事。

　　中共專制政權以確保其政權的延續爲第一要務。對的事情因不符合這一要務則不做，不對的事情而符合這一要務則做之。民主政權當非如此。獲選而上，落選或屆滿而去，一切都照章而行，沒有什麽特殊的考量，更不需要顧慮下臺後會遭到清算，故其在位之時能有效率地處置民族問題。

(2)民主政權民族政策的理論基礎

　　政策體現於一系列法令、法規、措施。而政策的基礎之一是理論構建。民主政權在擬定處置民族問題的舉措之前，有必要先在思想觀點上進行理順。現作以下歸納謹供參考。

　　之一，民族和睦的基礎是民族平等。沒有平等，當生嫌隙、歧視和嫉恨，談何和睦？關於這一點，前面已一再談到，不再贅述。

　　之二，中國當今的疆域不必從歷史上找根據。它早已形成確定，超過國際法所規定的起碼所需時間，已爲國際社會所公認。中共畫蛇添足，總是說什麽什麽地方歷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結果陷入無休止的爭論、論證之中，到頭來時有難以自圓其說之窘。

　　之三，聯合國有關決議中的民族獨立、民族自決條款系指原帝國主義國家的海外殖民地而言，一個多民族的主權國家不在此例。當然，這樣的國家也可以實行民族獨立，但與前者分屬兩種不同的性質。它不應，也不會是通過劇烈的鬥爭得到，而應是經過心平氣和的磋商得來。其關鍵是國內有關民族之間達成共識和諒解。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樣。故此，這種民族獨立不應是某一方強加於全局，更不能訴諸暴力。

　　之四，善於區別民族融合與強迫民族同化。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民族構成較單一的國家産生民族糾紛的機率總低於較複雜的國家。中國是個民族構成甚多的國家。努力的方向應該是使民族之間的界限愈來愈小，而不是使之愈來愈大。但在此過程中不能強迫，而應出於自願，出于社會的自然機制。每個民族的文化風俗傳統均可在自願的前提下保留，也可在自願的前提下揚棄。政權機構不應干涉。

　　之五，在充份的民主制度下，無所謂民族自治。中國公民依中共政權劃分成了56個民族。中國疆域內既有相對的民族集居區，亦有更多的雜居區。民族自治在集居區尚可解釋，在雜居區就很費周章。例如廣西四千多萬人口中，漢族兩千多萬，擴大化成的壯族一千多萬，還有幾百萬其他民族，怎麽廣西就成了壯族自治區？把漢族和其他民族擺在什麽地位？又如內蒙人口中蒙古族只占百分之二十，怎麽就成了內蒙古自治區？如果把壯族集居區劃成自治區，那麽雜居區怎麽辦？是否一直要化分成自治村。而同村之中又有不同民族怎麽辦？這樣搞法是否最終要導致民族「淨化」？

　　民族自治區域的劃分，使人們會産生這樣的感覺：在以某個民族爲命名的自治區內，該民族爲主，他民族爲客。這樣容易産生民族隔閡歧見。更爲不妥的是，自治表示它有超越普通地方政權的權力；而這往往會被有獨立分裂傾向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用作與中央政府較勁的平臺和實行獨立的基礎。達賴喇嘛的弟弟丹曾曲嘉就曾對採訪他的法國記者說：「我們先求自治，再把中國人趕走.....就象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自治將是個起步」。

　　實現社會公正和正義，關鍵在於建立民主政治，而不在於民族自治。多民族的國家可以是民主的，單一民族的國家可以是專制的。這已經爲當今世界的政治版圖所證實。

　　之六，摒棄大一統導致專制，小而分散有利於民主的片面觀點。許多人以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活躍，而秦漢大一統後專制盛行爲此觀點的論據。可是只要看看幅員遼闊而統一的美國是何等民主，而分散成二十二個中小國家的阿拉伯世界是何等專制，就可知這一觀點的牽強附會。

(3)未來民主政權民族政策之芻議

　　A、任何一個中國公民在沒作特別申請的前提下，一律以其血統中的多數成份來劃分其民族歸屬。但任何一個中國公民都有權申請改劃自己的民族歸屬，而不必爲其血統所限制。

　　B、民主政府對少數民族的優惠，系體現于對經濟文化落後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扶持，具體作法應是增加對那裏的資金、技術的投放，以提高該地區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就業比率，從而整體性地改善少數民族民衆的物質生活水平。民主政府對少數民族的優惠不體現於對個人的優待，故所有針對個人的優待(如高考加分，招生招聘保留名額)應予以取消或加以控制。

　　C、民主政府尤其應強調各民族司法平等。堅決杜絕任何司法不平等的作法和現象。

　　D、以漢語普通話爲中國的正式語言。所有政府公務員都必須能以普通話發言和書寫。即，達不到此標準者一律不被錄用爲政府公務員。

　　E、少數民族地區經民選上來的地方行政官員，可以不會普通話，但必須配備能以普通話發言和書寫的秘書人員。

　　F、民族雜居區的所有政府機關文件，均使用漢文和適合該地區的一種或數種少數民族文字。

　　G、所有公立學校一律以普通話施教。不能勝任此項者一律不被聘用。

　　H、所有私立學校皆可使用其所願意使用的語言教學。

　　I、所有公立廣播電臺、電視臺均須使用普通話。

　　J、所有經政府批准的私立廣播電臺、電視臺均可使用其願意使用的語言。

　　K、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其所願意使用的語言出版書籍和刊物。

　　L、無論國營企業，還是私人企業，在招收員工時，均不得因應召者的民族身份予以拒絕。

　　M、任何人不得以民族歧視的語言對待他人。民主政府定出明確法規處罰違反者！若違反者系政府公務員則須加重處罰。

　　N、所有民族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均得到充份的尊重和保護。

　　O、不設置民族區域自治。全國行政區域級別均作同樣劃分：省、專區(市)、縣、鄉(鎮)。任何行政區內的所有居民，均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不因其民族的不同而有任何的差別。

　　P、西藏地區考慮到它的特殊性，可設置西藏特別行政區。它與一般行政區的區別，僅在於宗教領袖可以介入世俗行政事務，或宗教領袖可充當行政官員。但西藏特別行政區當局，須訂出改革政教合一制度的時間表。

　　Q、任何人不得以暴力訴求民族區域獨立。否則中央政府將堅決予以敉平。

　　人口龐大的漢族應醫治好昏睡症、虛弱症，堅強地站立起來，團結中國境內所有的民族一道，舉起右手推倒中共專制主義的高牆，舉起左手阻止任何分裂國土的企圖。建立一個所有民族和睦相處、共和共榮的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