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中国对内蒙古近代史研究

晋隆冈 梁卫东 2007．4
摘要：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社会化趋势，内蒙古王公、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和边疆危机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出版了大量书籍和研究成果。就此进行梳理，指出目前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趋势，将会有助于今后的研究。

关键词：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
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蒙古史的研究虽然可以说由来已久，但是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则是建国以后的事。在20世纪50—80年代，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在论文方面，黄时鉴《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和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内蒙古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通过大量史实的阐述，揭示出日本是把勾结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活动作为实现其“满蒙政策”的重要手段的，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内蒙古反动封建上层的“自治”、“独立”运动则恰恰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政策”的表现形式；在专著方面，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论述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历史，是研究内蒙古近代史必不可少的著作；在资料整理方面，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了《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4月第1版)，在《锡良遗稿》中的《奏稿》第一册卷四，收录了锡良在任热河都统期间的从光绪28年11月到光绪29年5月奏稿53件，这些奏稿是研究清末新政期间热河地区社会变化的重要资料。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多，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仍然是蒙古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状况
近三十年来，国内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入全面开展时期，主要表现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社会化趋势加强、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文和著作大量问世及其内蒙古近代资料的整理出版等三个方面，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总结。

(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社会化趋势加强。近三十年来，内蒙古近代史研究已经不再是某个研究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新的研究团体或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团体或机构主要有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成立于1982年，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机构。它成立后，发表专著近10部，专业论文近200篇。此外还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研究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于1979年8月在呼和浩特市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研究蒙古史的学术团体，到2005年止共召开了8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后，将历届研讨会论文，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此外，蒙古史学会还编印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外国研究蒙古史情况)、《巴布扎布史料选编》等。1985年9月，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刊——《蒙古史研究》正式出刊。这是我国第一个蒙古史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它的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早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提出要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此，在1983年3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西北史地》开辟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并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创办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另外从1988开始，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出版了5套丛书、丛刊，其中涉及到内蒙古近代史的有：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等。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团体，但他们对内蒙古近代史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这无疑促进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二)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以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些论文的内容总起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内蒙古王公的研究

内蒙古王公是内蒙古盟旗制度的代表人物，他们依附于清王朝，既是“外藩王公世爵”，又是内蒙古地区的实际统治者。终清之世，内蒙古地区有数以千计的王公，其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位尊权重，声名显赫，参与了当时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对蒙古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三十年以来，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已经成为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近代内蒙古王公的研究角度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内蒙古王公群体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有，何金山、特木尔巴根纳的《试析清末蒙古王公兴办实业的新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汪炳明的《内蒙古实业公司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关于民国初年表示归顺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权的内蒙古盟旗、王公》(《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白拉都格其的《清末蒙古王公图强奏议》(《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华国梁、戴峰的《民国初年蒙古王公对“五族共和”政策的民族认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卢明辉的《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等。以上这些文章分别考察了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下，内蒙古王公提出的振兴蒙古、图强变革的思想主张及其活动和辛亥革命后内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此外，佟佳江的《清末民初东北蒙古王公传略》(《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年第4期)利用《清实录》、《清史稿》以及民国建立后历届政府的《政府公报》等，将清末民初内蒙古东三盟(即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三盟)一些王公事迹整理成文，便利了对这一时期内蒙古王公的研究。汪炳明的《咸丰朝担任“公职”的几位蒙古王公贵族》(《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3期)介绍了几位担任公职的蒙古王公贵族的事迹，丰富了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的研究。金海的《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了伊克昭盟社会政治变迁，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角。

其次是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对内蒙古王公个体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贡桑诺尔布。关于贡王的研究成果有：居特固勒、阿云嘎的《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4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国强的《贡桑诺尔布对赤峰地区近代化的贡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第5期)、陈亚洲的《论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周靖程的《贡桑诺尔布民族意识的困惑与沉浮》(《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第2期)、白拉都格其的《贡桑诺尔布生卒日期考》(4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6期)等，以上这些论文分别对贡桑诺尔布在内蒙古实行的新政改革、辛亥革命后领导的内蒙古独立以及他的民族意识和生卒年份进行了考察，并对他的政治活动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除了贡桑诺尔布的研究外，对内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和乌泰的研究也有所涉及。乌力吉套格套的《辛亥革命时期阿穆尔灵圭的政治活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年第4期)对阿穆尔灵圭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作了考察，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影响了袁世凯政府政策的制定，对维护蒙古民族的利益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问题上，以往的研究成果存在着语焉不详的问题，汪炳明的《民国初年乌泰“独立”事件的外援背景再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认真辨析，认为民国初年乌泰“独立”并未实际得到俄国或外蒙古的武器和兵力援助。薛衔天的《沙俄政府对乌泰叛乱之态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对俄国出自种种原因并未直接支援和参与乌泰“独立”事件进行了考证论述。

2．对清末内蒙古新政的研究

清朝建立之初，在内蒙古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办法，实行盟旗制度。中央虽然在内蒙古派驻将军、都统和办事大臣，但主要还是通过内蒙古王公贵族进行统治。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实行蒙禁政策，尤其是禁止内地的汉人出口开垦蒙荒。到了近代以后，随着俄国势力不断南下从北向内蒙古渗透，日本的势力从东向西向内蒙古渗透，内蒙古地区的危机日益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治蒙政策，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所谓新政。对于清末内蒙古的新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的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邢亦尘为代表，认为清末新政和移民实边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和政治事件，并对二者从施政背景、施政目的、施政方法和性质上加以比较，否定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移民实边(邢亦尘：《略论清末内蒙古地区的“新政”》，《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6年第3期)。一是以赵云田和白拉都格其为代表，把移民实边看作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赵云田认为新政除了政治上的筹蒙改制、军事上的编练新军、文化上办学堂，还包括经济上的移民实边(赵云田：《清末边疆地区新政举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白拉都格其则认为移民实边是清末新政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清末新政在内蒙古的具体体现(《关于清末对蒙新政同移民实边的关系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其次，关于清末新政中蒙垦和移民的研究。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蒙垦与移民政策的评价，认为清末蒙垦实质是对蒙汉人民的一次掠夺。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李玉伟的《略论清末绥远地区的蒙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李晓霞、呼格吉勒的《清末新政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垦务》(《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二是关于清末蒙垦、移民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认为清末大规模蒙垦和移民使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引起以后环境的恶化，这充分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时代精神。韩晓莉的《浅析清末山西北部蒙垦区的人口变迁》(《沧桑》，2001年第3期)、肖瑞玲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地开发的环境脆弱性机制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和《清末放垦与鄂尔多斯东南缘土地沙化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于永的《明清内蒙古西部土地开发与沙化的历史借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l期)、赵之恒的《清末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乌兰图雅的《清代科尔沁的垦殖及其环境效应》(《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9年增刊)等都是研究此问题的有关论文。

再次，关于清末新政中筹蒙改制的研究。政治上的筹蒙改制是清政府在内蒙古实行新政的又一个具体体现，在这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有：赵云田的《清末新政期间的“筹蒙改制”》(《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乌云格日勒的《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李细珠的《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等。赵云田通过考察清政府如何在内蒙古地区实施新政、调整统治机制、在内蒙古设立府州县以及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行省的讨论等问题，认为清末的筹蒙改制一方面有利于新政在内蒙古的推行，另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乌云格日勒通过考察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筹划在内蒙古建立行省和内蒙古新的地方建制即设置新的府州县，认为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内蒙古的直接控制，为以后内蒙古地区的特别行政区和行省的设立奠定了基础。李细珠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重点考察了开发蒙疆与察哈尔、热河和绥远建省的问题，并对这一时期察．哈尔、热河和绥远行省未实现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研究，认为其原因除了内蒙古王公的抵制外，主要还在于政府财政的困难。

3．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

内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也是近代内蒙古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对内蒙古地区边疆危机的研究，总起来看主要围绕这样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西方势力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略。如白拉都格其的《阜海与清末民初内蒙古东部政局的变化》(《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通过阜海及其父亲的复杂经历，揭示出了清末民初俄国在内蒙古东部的侵略活动。李国栋的《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揭露了沙俄对蒙古的侵略。此外，石楠的《辛亥革命前沙俄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扩张》(《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考察了辛亥革命前俄国对内蒙古地区的经济侵略。

第二，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满蒙政策的研究。满蒙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指导方针，是为其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行动服务的。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日本的满蒙政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目标。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就这一问题作了研究，取得的成果有：金海的《从地域概念看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质》(《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薛子奇、于春梅的《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变》(《北方论丛》，2003年第1期)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著作

近三十年来，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均前所未有。既有从民族史角度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也有专门探讨内蒙古近代史的著作，还有关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专题性的著作。其中从民族史角度研究的主要有：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蒙古族简史》(《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记述了该民族进入近代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蒙古族通史(下)》(民族出版社，1991年出版)以8章约30万字的篇幅，记述了1840—1919年蒙古族的历史，在外国侵略、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和王公上层的“独立”运动等方面的叙述较同类著作翔实具体。伊克昭盟《蒙古民族通史》编委会编《蒙古民族通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是目前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中篇幅最长，内容最全面，结构最完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蒙古民族通史，全书五卷六册，二百万言，详尽地描述了蒙古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此书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吸收中外蒙古史学界研究成果和广泛地运用汉文的正史、野史、杂史、实录、会要、会典、笔记、碑刻、题记、档案等文献和考古资料及蒙文史料外，还充分利用了国外学者用蒙文、英文、俄文、波斯文、日文、西班牙文等文字撰写的史著、传记、游记、调查报告、考古资料等史料，同时此书的作者还对史料的真伪和价值进行了认真的甄别和考辨，择善而从，对蒙古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解释。《蒙古民族通史》的出版充分反映出上世纪末国内蒙古史学界在该领域研究中的学术水平，此书出版后，在蒙古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以上三部著作虽然是关于蒙古族研究的，但内蒙古近代史的探讨也占了比较大的分量。专门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是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叙述了1840年—1949年期间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在资料的运用、史实的揭示和分析评价方面，均比以前有所突破。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全书共9章，其中近代部分占6章，作者在学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进一步拓展，论述更为详细具体。

专题性的著作有：田志和、冯学忠著《民国初年蒙旗“独立”事件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这是一部研究内蒙古东部地区蒙旗独立事件的史学专著。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充分运用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较为翔实地叙述了民国初内蒙古东部蒙旗动乱的背景、过程和结局。梁冰著《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内蒙古大学出版的，1991年)探讨了开垦蒙荒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的影响。阎天灵著《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以汉族移民统领全局，将传统的正史、实录、奏议、方志和游记、笔记、报刊等资料相结合，注重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展现了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比较真实的面貌。牛敬忠著《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运用社会史方法，从政治沿革、农垦、人口、社会阶级结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问题等方面，对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政治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此外，内蒙古档案局和档案馆合编的《内蒙古垦务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收录各方面作者的论文20余篇，除叙述清末以来各盟旗的垦务外，还专门探讨了垦务带来的土地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生态环境的改变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

(四)关于内蒙古近代史历史资料的整理情况

历史研究必须要依据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一直是中国史学的基础工作。近三十年来随着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对内蒙古近代史有关资料整理的工作也日益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资料整理方面取得成绩最大的是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近三十年来，已经整理出版的汉文档案主要有：

1．《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内蒙古档案馆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收集了1902年到1911年间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的垦务原始档案1779件。在编排体例上，按历史发展阶段，结合地区特点，将所收编的档案分为25类，其中绥远部分共分18类，第一类，垦务大臣综合类；第二类，垦务大臣行辕机构；第三类，综合开垦类；第四类，西蒙垦务总局综合类；第五类，乌兰察布盟开垦类；第六类，清理土默特地亩；第七类，绥远城八旗牧场开垦；第八类，杀虎口驿站的开垦；第九类，赔教款及赔教地；第十类，经费开支类；第十一类，西路垦务公司；第十二类，抗垦类；第十三类，垦务弹劾案；第十四类，河套水利；第十五类，添厅设治；第十六类，开设学堂及拨留学田；第十七类，军事类；第十八类，其他事项。察哈尔部分共分七类，第一类，综合类；第二类，察哈尔左翼四旗及口北三厅的开垦；第三类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开垦；第四类，王公马场的开垦；第五类，牧群地的开垦；第六类，东路垦务公司；第七类，抗垦类。《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里收集的各类档案的排列顺序是垦务大臣及朱批在前，其他档案列后，均按成文的时间先后安排。这些档案反映了清末清政府在绥远、察哈尔地区蒙旗土地的开垦、添厅设治以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和蒙汉劳动人民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共同生产、生活、建设的情况。《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的出版，对探讨近代内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变迁，特别是土地制度和蒙汉民族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清季蒙古实录》(邢亦尘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出版，1981年10月)。分为上(从道光元年—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十一年)、中(从同治元年—十三年)、下(从光绪元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三年)三辑，是编者从《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宣统政纪》中摘录道光初年直到清朝覆灭，其间九十余年，有关蒙古民族及其地区的史料汇集而成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司法、宗教以及和北方其它民族、沙俄的关系等，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后，蒙古民族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和清政府对蒙政策，为深入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3．《蒙荒案卷》(张文喜等整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这是李澍田主编的大型东北地方史料丛书《长白丛书》第4集的一种，是编者根据辽宁、吉林地方档案馆所藏档案整理出版的，收录了清末放垦蒙地时期哲里木盟科右三旗(扎萨克图、图什图业、镇国公)垦务档案近600件。全书分办理扎萨克图蒙荒案卷、办理扎萨克镇国公蒙荒案卷、办理图什图业蒙荒案卷三部分，所收档案的内容涉及以上三旗的政治、经济、历史沿革、建制、放垦、交通、山川、地貌、民俗、文化、设治和人物以及中俄关系、旗县关系、民族关系等，是研究清朝末年哲里木盟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4．《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陈春华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收录1911年7月—1916年3月俄国有关蒙古问题的训令、电报、密函、会议记录等共360余件，内容涉及到俄国侵略蒙古政策策略的变化及对内外蒙古“独立”、“自治”事件的煽动、支持和控制等。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内蒙古近代史的顺利开展以及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除了对汉文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整理出版外，在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蒙文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已经整理出版的蒙文资料主要有：金峰主编的《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9年)，分行政建制、土地问题、阶级关系、社会经济、诉讼案件、宗教和文化6辑，其中后4辑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从1986—1989年正式出版，收录了从明末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各种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近代的历史档案。在这部档案汇编中，所收档案不只限于呼和浩特地区，还包括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是研究近代蒙古西部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鄂尔多斯人民独贵龙运动资料汇编(上)》，是义都合西格等编，1981年由《鄂尔多斯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印出版的又一蒙文历史资料汇编。这部资料汇编的内容涉及反洋教侵略、反对出卖牧场、反对乌审旗扎萨克运动等方面，所收资料从时间上看都是清末民初的，并且以乌审旗为主，是研究伊克昭盟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司法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特点和趋势

以上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概况，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把前后这两个时期国内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近三十年来国内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若干特点和趋势：

第一，以跨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研究内蒙古近代史成为内蒙古近代史学家的一种积极尝试。在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这种以学科整合的角度和方法的出现以及其运用，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的倡导。从20世纪下半叶起，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史学界主要表现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从70年代后期起以来，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已成为西方史学界尤其是美国史学各流派中颇具声势的一派。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从建国以来，在研究领域方面，学界主要着力于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农民起义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关注最多的。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是就政治论政治。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历史研究对象单一，研究方法、手段简单，制约了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11月26日，《史学理论》编辑部专门请几位史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历史学跨学科研究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在1988年，《史学理论》在第一期的《新春寄语》中提出：“从国际史学发展的状况看，史学的变革必须走跨学科研究之路，才能使史学摆脱题材狭窄、方法陈旧、门类单一的缺陷。史学通过与其它学科的相互渗透，吸取一切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大大扩大自身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手段。”[1]在《史学理论》的倡导下，跨学科整合的思潮在我国史学界迅速兴起，从1990年以后，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转变以往的史学研究观念，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出并采用了其他一些学科合理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积极探讨和实践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扩展了思维空间，超越了趋于保守和僵化的价值定向和思维定势，为中国历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尽管学者对社会史的理解不同，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理论、方法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试图摆脱传统历史的研究模式，一反过去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做法，倡导眼光向下，注重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的历史。社会史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单一的倾向，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提倡多学科的交叉互补。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近三十年来致力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开始积极尝试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纵观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比以前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采用了跨学科整合的研究方法，积极有效地把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中，比较好的处理了这些学科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如阎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王卫东的《鄂尔多斯地区近代移民研究》等，都是采用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典范。在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这种跨学科整合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我国整个史学的发展走向是相吻合的，它除了丰富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手段外，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第二，对相关研究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一种更为严谨的治学风气。毛泽东曾经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2](p415)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缺乏一种争鸣的气氛，大多数学者在论述某一问题时，多自我评说，很少有直接正面的讨论，甚至存在人云亦云的现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现象，与国外学者相比，缺乏一种更严谨的治学风气。对于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必须通过深入开展学术讨论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在近三十年来的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这种缺陷，如对清末新政与移民实边的关系讨论，就有利于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第三，宏观研究所占比重大，缺乏细致入微的微观研究。通过以上的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多把内蒙古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而没有注意到内蒙古地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地域广大的近代内蒙古来说，其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很大，显然这种整体的宏观研究，很难显示出内蒙古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各个旗之间的差异性。这种研究状况，若从近代内蒙古区域史研究的角度考虑，可以理解。但是若从近代内蒙古各个组成部分的地域差异考虑，显然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第四，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档案资料整理工作滞后。金海把有关近代蒙古历史档案资料的特点概括为“三多一少”，即数量多、收藏地多、文种多，出版少。[3]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历史档案资料也具有这种特点，从收藏地来看，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不仅收藏在中国，而且也收藏在蒙古、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中。在中国收藏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较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蒙古档案馆和辽宁档案馆。此外还有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以及黑龙江、吉林、河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新疆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各盟市县的档案馆等都有收藏。从文种上看，除了有大量的汉文的、蒙文的档案外，还有俄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和法文的等。尽管在内蒙古近代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对于具有数量多、文种多、收藏地多的内蒙古近代史的资料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档案资料虽然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但是由于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档案资料整理出版少，导致了在内蒙古的近代史研究中利用率偏低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内蒙古近代史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以上是作者就近三十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内蒙古近代史的论著及其资料的整理情况，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所做的一个粗略总结。由于能力有限，在本文的介绍中难免有遗漏之处，其中有些提法难免失于偏颇，还请各位专家不吝指正。

参考文献：

[1]史学理论[J]，1988，(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金海．内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作者简介：晋隆冈，河北体育学院社科部主任，副教授(河北 石家庄050041)；梁卫东，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