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来阁
【编者说明】此文是作者尚未发表的《文化大革命在内蒙古：挖肃运动与民族关系》一书的第十章第二节。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1981年8月22日晚，内蒙古党校的灰砖墙上三条大标语赫然醒目——“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撤回28号文件”，“保卫民族自治权利”，“争取民族生存”。同类的标语也同时出现在呼市其它地方。问题显然出在内蒙党内上层——中央28号文件8月10日发到内蒙，8月13日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向盟市、旗县党委书记传达。这次会议结束的当天就出现了上述标语。8月23日上午，标语被官方撕掉，但事情刚刚开始。
9月5日下午，内蒙古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28号文件——《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会场坐得满满的，几十年来中国人对付会议的各种手段：看书、写信、睡觉、聊天、打毛衣等等暂时收了起来——77、78级大学生分配在即，没准这红头文件与他们的前途有关。而生於斯、长於斯的蒙族学生对此更是格外关注，他们早已从各种渠道听说了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81年7月16日上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11次会议讨论通过的，该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万里、习仲勋、方毅、宋任穷、姚依林、余秋里等人出席，乌兰夫、杨静仁、邓立群、朱穆之等人列席。由时任内蒙古第一把手的周惠汇报情况，汇报的依据就是内蒙党委几次讨论通过的《汇报提纲》。这个文件共八条，基本内容集中在前七条，主要是肯定内蒙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平反冤假错案，认真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干部政策”。“因而，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生产恢复得比较快，”。“中央也是满意的”。
文件传达完，汉族学生并未感到有什么不可接受，蒙族学生却议论纷纷：
——我们蒙古人被整死了上万人，作为直接责任者的汉人领导却不受任何法律制裁。我们三番五次投书中央，以至万人联名，请求依法惩办滕海清等人，中央一概置之不理，如果蒙人上万条人命顶不上一个汉人，我们这个主体民族还有什么权利可言？所谓“民族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各民族比较满意”纯属强奸民意，周惠的汇报是欺上瞒下，中央的态度是大汉族专制独裁。
——我们的新闻机构不是一直宣传“外蒙在苏修的掠夺盘剥下国弱民穷”吗？现在又让我们赶超外蒙，这不等於说内蒙更弱更穷吗？中国的宣传机构为什么骗人？！内蒙古地大物博，人口稀少，为什么抱着金碗讨饭吃？外蒙受苏修的掠夺，内蒙受谁的掠夺呢？
——关於流入人口问题，28号文件前後矛盾，既肯定“今後不向内蒙古移民的方针是对的，”又允许外省人流到内蒙去。还不能堵，堵也堵不住，这不是鼓励外省向内蒙移民吗？内蒙的蒙族才二百万，汉人是蒙人的九倍，流进来的都是汉人，其结果必然是使我们这个主体民族有名无实。内蒙是我们蒙族自治区，我们有权利保卫自己的土地，保护自己的生活空间。
——文件上一面强调民族团结，一面排挤、歧视少数民族，为什么蒙人的自治区非要汉人当第一把手？滕海清、郑维山、尤太忠、周惠哪个不是汉人？文革时民族团结高唱入云，可蒙族人却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什么"双依靠"，是你们汉族人离不开内蒙这块肥肉。我们蒙人凭什么离不开你们汉人！离开你们，我们会少死多少人！少吃多少苦！少受多少气！……。
“挖肃”留下的悲惨记忆，被侮辱、被歧视的民族心理，受摆布、被愚弄的感受，弱小民族自我保护意识与偏狭过激的民族情绪混杂在一起，使蒙族大学生迅速聚集到一个旗帜之下。
28号文件在别的院校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响，失望、不满和仇恨在内蒙大地上如燎原之火蔓延开来。
如同北京大学在北方各高校中的地位，内蒙古大学成了呼市乃至全内蒙大专院校的旗帜。精英人物应运而生——内大学生会民族部部长、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席海明被推选为首席代表。
28号文件成了触发内蒙古民族民主运动的导火索，文革後的第一次大型学潮，第一次少数民族清算大汉族专制体系的抗议活动拉开了帷幕。事情後来的发展，仿佛是八年後六·四民主运动的预演。
1981年9月10日上午十时许，内大蒙生代表十人到内蒙党委请愿，在党委大楼前被拦住，代表们向门卫说明了来意，递交了请愿书：因内蒙古只有周惠同志参加了书记处汇报工作会议，所以最好请周书记解释，如有困难，请党委指定人选，凡能代表区党委者均可。晚上八时许，大楼里走出两个人来，一位是党委副秘书长李俊谭，一位是办公厅副主任苏瑞峰。两人对代表们满脸陪笑，歉歉连声：“同学们，对不起，我们来晚了，让你们等了十个小时。”说毕，一一握手，嘘寒问暖，赔礼道歉，其情景与八年後天安门广场上慰问绝食学生的中央大员大致相同。他们的答复更是感人肺腑：“同学们的要求及行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绝不能和文革时期一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整整一天没接待你们是我们的错误，周惠同志到北京开会去了，经宝音图秘书长同意，决定在三、五天内一定召开区党委与学生代表的座谈会，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可以在会上详谈。会议的具体时间，我们事先用电话通知你们。请大家放心，难道区党委还能欺骗你们吗？”代表们不胜感动，满腹怨愤顿时云散。
闻知代表们凯旋，内大校园一片欢腾。学生会刷出海报：“党委决定在三、五日内与代表座谈，请同学们静候佳音。”
翌日，其他院校的蒙生亦纷纷派代表到党委大楼请求解释28号文件，要求参加座谈会，得到同样的答复後，欢天喜地而归。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一天之後，风云陡转，党委第二书记廷茂（蒙族）在内蒙古团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内大学生连文件都没看，就到党委闹事！”消息传出，各校哗然。
——我们到党委反映情况，上合宪法，下顺民情，宪法难道是给汉人定的？我们蒙人不受宪法保护吗？
——什么叫“闹事”？辞典上写的明白：“聚众捣乱，破坏社会秩序”，才叫闹事。几个代表到党委递个请愿意书就是捣乱吗？等了十几个小时就是破坏社会秩序吗？
一石激起千层浪，廷茂一字贬损，引起了席卷整个呼市的轩然大波，矛盾迅速升级、转化，和平的请愿上访变成了对抗性的集会游行，对中央文件的疑问变成了对内蒙党委的谴责。官逼民反，这一下学生可真的“闹事”了。
廷茂讲话的第二天，呼市各大专院校的蒙生两千余人聚会新华广场，席海明、白燎原登台演讲，说明事情经过，其它院校的代表亦上台发言，抗议党委诬蔑学生。会後，部分蒙生举行游行，散发传单。“惩办杀人凶手滕海清”、“维护宪法”，“保护民族权利”，“不许污蔑学生”等口号此起彼伏，多年的积愤终於找到了渲泄口。
三个月後（12月8日）学潮扑灭不久，周惠在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会上披露出事情的“原委”，拿出了“闹事说”的根据：关於这次闹事，很多同志不知原委。会上给大家印发了一个传单言论摘录。还有两份传单，我想把情况向同志们谈谈。这次学潮已经三个月了，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学生出面闹事之前，就有人张贴标语，做舆论酝酿。…… 周大人不愧是中共党内的“秀才”，风刚刚起於青萍之未，他就洞察事物的本质——这次闹事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学生们後面肯定有後台，後台就在党委内部，他们为学生通风报信，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是民族分裂的严重事件。在文革中吃了极左的大苦头的王铎则从历史上找出了这次学潮的"反动脉络"：在内蒙古，历来就有那么一股势力（极少数人），他们以民族利益代表者为幌子，出来蒙蔽、拉拢群众，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活动在内蒙古的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47年自治区政府成立後，第二次是文革，第三次是现在。
十三年前，在挖“内人党”的高潮中，滕海清就说过同样的话：“阶级敌人的另一个阴谋就是利用民族问题大做文章。”滕海清说这话的时候，周惠正在外省挨斗，王铎正在本区的牛棚中受审查。在民族问题上，周惠、王铎的思维方式与他们竭力主张惩办的滕海清等人是别无二致的。
地方民族主义常常是大民族主义压迫的产物，区党委的“闹事说”对於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来说，如同火上浇油。蒙生们面临着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险恶命运，决心背水一战。各种传单、标语出现在大学内外。各校蒙生互通声气、互相支援，蒙族干部、工人、知识分子满怀同情，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要求党委与蒙生对话的呼声越来越高。
要平息事态，必须有人出面，内蒙党委把难题下放给内大党委。9月15日上午，遵照上级指示，内大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列席。会上，校方一再劝告学生，要按照正常渠道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不要扩大事态，一意孤行。学生们则一再要求内蒙党委兑现诺言，否定“闹事说”。
会开完了，问题丝毫未得解决。从9月16日起，呼市各大专院校的蒙生代表继续前往党委请愿，至10月24日，仅内大代表就去了二十多次，电话询问逾百次。
9月25日，地处哲盟的通辽民族师范学院的三名蒙生代表，从两千里外来到呼市，代表哲盟93万蒙人，请求周惠到这个蒙族人口最多的盟去解释28号文件。
与此同时，中央民族学院的蒙族学生寄来了热情洋溢的声援信，信中说；“你们是在为维护真理，争取民族平等而战。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会孤立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
更激烈的呼喊来自锡林郭勒草原，9月26日呼市街头出现了署名“锡林浩特蒙古族青年”的宣言书，宣言书说：“广大的内蒙古草原已掀起了一场热爱民族，保卫土地的斗争。”“动员广大蒙古民族斩断伸向蒙古地区破坏民族自由的黑爪！”“还我故乡内蒙古。自治、自由、自主的内蒙古万岁！”
9月28日，一份署名“部分牧民”的蒙文传单出现在呼市街头：“大汉族主义越来越猖狂地阻碍民族统一和独立！”“为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