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族人关注民族历史

蒙族人关注的民族历史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本民族的兴衰史，一是官方的民族史学。面对蒙古民族昔日的兴盛和今日的式微，成吉思汗的后裔们感慨良多，一方面，横跨欧亚、入主中原的大元帝国成为他们民族自豪感的永恒源泉，另一方面，民族的衰落和屡受外族欺凌的近代史实又使他们愧对列祖列宗；蒙古民族为什么会衰落？为什么少数民族自治区没有自治权？为什么内蒙古的疆域任人肢解？为什么会发生挖“新内人党”这样的民族大灾难？蒙古民族的最大敌人是什么？等等，一连串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反思接踵而来。八十年代的内蒙古大专院校成了蒙古青年研讨、争论这类问题的俱乐部，有的从生产方式、地理环境等历史因素上找原因，有的从嗜酒、懒惰、愚昧、保守等民族劣根性上寻求答案，有的则从中国的政治制度、民族政策方面入手。但是，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分歧，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大汉族主义的专制独裁是蒙古民族的最大敌人，大民族主义统治是造成蒙古民族衰落的最大祸根。他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新的标准去审视历史，评价人物。
　　一九四三年三月，陈长捷、何文鼎率领的国民党军队进驻伊盟七旗，制造了“伊盟事件”，血腥镇压了蒙古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蒙族百姓。（陈长捷是国民党二十六师师长，何文鼎的职务不清。此事件中共文件曾有多次提及）。二十多年后，滕海清等人的所作所为大大超过了陈长捷，蒙人不但死的更多，而且更冤、更惨。不打倒大汉族主义的专制独裁，蒙族就永无出头之日，就只能更加衰落，“新内人党”一类的民族迫害就无法真正避免。　　　
　　一些好学深思的蒙族青年学人，很快超越了这种历史的表层对比，转向民族史研究这个被设置了重重禁区的领域。针对学术界一直沿用的“中国的历史即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少数民族即国内民族”、“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是国内民族之间的矛盾”、“民族团结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等观点，提出了新的见解，并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他们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现居国内的少数民族，无论在历代统治集团眼中，还是在汗牛充栋的史籍里，从来都被视为与汉族异类的不开化民族。南蛮、北狄、东夷、西羌，这历代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就是明证。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少数民族被视为外国人，他们建立的政权与汉政权之间的冲突被认为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民族间的冲突。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曾认为，蒙古人、满族人是外国人，毛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说的很清楚：“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３７４页）然而建国以来，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官方强迫学术界一律按照上述教条说话、撰文。中国的史学家从翦伯赞、范文澜、白寿彝这样的名流大家，到林干一类的教授学者无不“奉旨填词”，稍有异议者（如山东的孙祚民先生）即被打成右派。
　　一九六三年一月，在呼市召开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无不认为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中的一位领袖人物，没料到，语音刚落，中共中央四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新殖民主义的辨护士》一文发表，文中针对苏共对中国的指责——成吉思汗侵略过俄国——进行反驳：中国也是成吉思汗侵略过的国家。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闻之无不骇然。立即改口说，成吉思汗不是中华民族中的成员，蒙古民族当时是国外民族，他们曾侵略过中国等等。岂料“四评”的这一观点只是中共对外论战的临时武器，中共对内仍要坚持原来的教条以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于是，经过一番内部传达和说服教育之后，学术诸公只得又改口，依照原来的调子思考、说话、著书立说。
　　针对“民族团结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的宣传，这些青年学人提出，按照马列主义观点，自有阶级以来的历史无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各民族的统治者之间固然有妥协、和亲的一面，但占主要地位的是受统治阶级驱使的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王昭君不过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工具，一个纯粹的牺牲品，胡汉和亲绝非民族团结的象征。“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这是前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呼市南郊昭君墓题写的诗中的两句，全诗如下，《谒昭君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一类的赞词要么是颟顸糊涂，要么是为政治服务。
　　总之，这些蒙族青年知识分子认为，上述禁区和教条都是实行民族同化的理论根据，是解除少数民族的思想武器，置人于死地的软刀子。就象用“炎黄子孙”、“中华民族”来统称各少数民族一样，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其目的就是要泯灭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为大汉族主义的一统天下鸣锣开道。思想上的准备已经完成，内蒙古近代史上反抗大汉族主义压迫的民族英雄——锡尼喇嘛、嘎达梅林再次成了蒙人追踪效仿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