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1年1月16日，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反抗俄国压迫，举行起义回归祖国时，由于伏尔加河一直没有封冻，无法把回归祖国的消息及时传给西岸的卡尔梅克人，这些卡尔梅克人就留居在俄国。
“当时在西岸没有东归祖国的卡尔梅克人(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21页，莫斯科，1967年版。)”有4700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10000多人，土尔扈特部落8000多人，和硕特部落3000多人。为了防止他们东归祖国，沙皇军队一直包围了他们十几年，不准他们离开伏尔加河沿岸。自1771年至1775年有2000多人小规模的、分散的，巧妙利用游牧的方式回到祖国，清朝政府都很好地给予了安置。1775年以后，俄国政府对留居的人严禁四处游牧，使这批卫拉特人至今留居俄国。
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以后，留居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也在酝酿回归，准备冬季到来举事。1771年10月19日，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赶紧下令取消土尔扈特汗国，成立了卡尔梅克管理处，由阿斯特拉罕省务厅直辖管理，省长作为最高监督，选派了一大批俄国警官去卡尔梅克部维持治安。
1772年，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管理处又下设了札尔固法庭，由3个主要部落——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和杜尔伯特部落推选3名代表组成，按古代的卡尔梅克人法典和法规审理，法庭裁决由省长批准。又把鼓动群众回归的3大部落的领袖:杜尔伯特的台吉策伯克乌巴什、和硕特的台吉杨德克、土尔扈特的台吉阿沙尔瑚召集到彼得堡，女沙皇又用各种宴请规劝并耐心说服他们。但这3位台吉软禁威胁不了，好言利诱哄骗不了。“1774年4月，俄国政府的官员将杨德克和阿沙尔瑚在一次聚会上毒死了，策伯克乌巴什侥幸逃脱(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鼓动东归祖国的首领们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激起了卡尔梅克人的更大不满。
1774年，俄国农民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蔓延到卡尔梅克人的驻地，8月15日，俄军首领阿·敦杜科夫公爵，让卡尔梅克领主车臣多尔济率军联合去镇压普加乔夫农民起义。
车臣多尔济不但不援助俄军，反而和卡尔梅克长老及首领们商量后，派出代表和普加乔夫联合起来反对俄国政府，普加乔夫亲自接见卡尔梅克的各路王公和卡尔梅克人，他们联合起来打败了俄军，并占领了不少俄军的城镇。8月25日，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军不幸兵败撤走，俄国政府追问卡尔梅克首领和普加乔夫共同进攻俄军的原因，“卡尔梅克首领以‘诈降’的原因搪塞过去(《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78页，1774年案卷，第246号，96捆。))，”使俄国政府毫无办法。
1786年，“阿斯特拉罕总督波焦金下命令撤消了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和卡尔梅克管理处，卡尔梅克人的诉讼案件转交县级法庭处理。（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只是在阿斯特拉罕设立了卡尔梅克军需处，由一名俄国政府官员任主要负责人，还有3名卡尔梅克领导和3名宰桑为办事员，主要是征收赋税和征兵。军需处遭到卡尔梅克人强烈的反对，军需处被迫撤消。波焦金的命令落空，1788年又成立了卡尔梅克办事处，并搬到阿斯特拉罕，以利省长控制。这个机构，还是遭到卡尔梅克人的普遍不满，俄国政府再次变换花样，于1797年又撤消了卡尔梅克办事处而成立了卡尔梅克公署。
“1801年10月26日，任命杜尔伯特首领丘切伊·通杜托夫为卡尔梅克公署的总督，并赐给了旗子、马刀、铠甲、貂皮大衣和帽子。（《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56页，1801年案卷，第211号，82捆）”并任命索宾为卡尔梅克人首席喇嘛，恢复了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在总督之下，由8位民众代表——宰桑组成，并发出特别指令:卡尔梅克藏传佛教僧侣，允许有宗教仪式的自由，赐给卡尔梅克人权力和特权，规定在职务需要时，才允许干涉卡尔梅克人的事务，任命卡尔梅克人警察总长，为卡尔梅克事务的领导者，马卡罗夫被任命为第一任警察总长，各兀鲁思维持治安的警察区长听其指挥。卡尔梅克人除受俄国阿斯特拉罕省警务厅管理外，还受俄国政府外务委员会管辖。俄国政府对卡尔梅克人控制进一步增强了，卡尔梅克人几乎失去了一切卡尔梅克汗国的权力。
由于俄国政府直接插手札尔固的审判工作并且规定用俄国的法律进行审判，而且在卡尔梅克人驻地俄国警察遍地，他们随意捉拿拘捕人，使人民感到现在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10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到了“最痛苦的深渊中”(《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1821案卷，第1045号，第131卷)。由于人民有冤无处诉，是非得不到分辨，草原法庭混乱不堪，而卡尔梅克人又不能根据自己的法律予以审判。俄国人对卡尔梅克人的法律不了解，而且态度冷酷无情，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为了平息卡尔梅克人的众怒，1821年撤消了马卡罗夫的警察总长，又任命了卡哈诺夫为警务总长。他上台之后，在1822年3月20日，在阿斯特拉罕以南一百俄里的里海岸边津齐林村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部法规。签字的有土尔扈特领主阿木哈，氏族的首领翰齐尔，兀鲁思首领莫库先，喇嘛根库藏巴格素尔，宰桑佐德巴、藏巴和巴克萨尔德木奇；和硕特王爷车尔贝丘缅涅夫，宰桑巴图尔；杜尔伯特领主额尔得尼台吉，宰桑巴德巴、杨德克、兀鲁思女领主纳德木特，额尔德尼巴克夏喇嘛，宰桑乌巴什等16人。《津齐林法规》经过几天酝酿，于3月31日，有39人签字、按手印、盖图章进行了所谓的多数卡尔梅克领主通过的程序。《津齐林法规》却遭到土尔扈特青年领主策凌乌巴什和杜尔伯特领主翰齐尔·哈布楚科夫坚决反对。一是认为应当彻底恢复《卫拉特法典》和《敦多克达什法规》。二是认为这个法规不适合卡尔梅克人。三是它通过警务总长念了一遍，就强迫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图章了事。四是卡哈诺夫因为策凌乌巴什和翰齐尔·哈布楚科夫迟到污辱他们，说策凌乌巴什18岁结婚，像小骚狗。因当时俄国的法律规定是20岁结婚，而《卫拉特法典》规定结婚年龄是16岁。策凌乌巴什认为卡哈诺夫不尊重古老的《卫拉特法典》，而警务总长卡哈诺夫不但不听意见，反而污蔑两位青年首领的母亲是“行为放荡的女领主(策凌乌巴什的岳母是翰齐尔·哈布楚科夫的生母)，他们是受其母巴克乌什的挑唆来胡闹的”。俄国警务总长无耻地对女首领巴克乌什的诽谤和人格侮辱，激怒了卡尔梅克人。“1822年10月，巴克乌什带领一千多人袭击了警务总长，他狼狈溃逃(《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案卷》第3-4页，1822年案卷，第1054号，133捆，第4卷。)，”巴克乌什又捉住了卡哈诺夫并予以毒打，洗劫了他的办事处，并把他交给总督。俄国阿斯特拉罕总督波波夫不但没有指责女首领巴克乌什半句，反而表扬了她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行为。立即给俄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和俄国政府写信，请求撤掉卡哈诺夫的警务总长职务，以平息卡尔梅克人的愤怒。这件事传遍了整个草原。卡哈诺夫向俄国政府阿斯特拉罕边区总长官叶尔莫洛夫报告事件的经过，以及波波夫的偏袒，请求派专员予以调查。经过调查，1823年10月25日叶尔莫洛夫解除了卡哈诺夫卡尔梅克警务总长的职务。“由于他怂恿卡尔梅克人中间的骚乱和风波，应交付法庭”。叶尔莫洛夫派人于1823年和1824年，在卡尔梅克草原进行《津齐林法规》情况的调查。1825年3月11日，公布了《卡尔梅克族管理条例》，俄国政府提都没敢提《津齐林法规》中的一个字，只是1825年卡尔梅克管理事务委员会内部编写的《卫拉特蒙古法规条令汇编》，附着津齐林会议的决议，于1827年报到俄国政府，俄国政府未敢批准。1834年和1847年，俄国政府关于《卡尔梅克管理条例》也没有提到这部法规(N·列昂托维奇著《论俄国异族人的法律史》第31—34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卡尔梅克人参加了红军，组建了卡尔梅克骑兵团，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参加了著名的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918年8月10日和1919年2月，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3次打退了盘踞顿河地区的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对交通枢纽察里津的围攻。这次战役，卡尔梅克骑兵团总是奋马疾驰，冲锋在前，杀入敌阵，东拼西搏，使敌军无法实施围攻，狼狈而逃，从而保障了中央地区的粮食肉食的后勤供应，稳定南方战线，保护了卡尔梅克游牧民不受侵扰。1920年，卡尔梅克骑兵团解甲归牧，官兵回到家乡继续放牧牛羊，捕鱼晒盐。1920年，卡尔梅克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0页)。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梅克两万多子弟组成骑兵团参加著名的基辅保卫战。1941年7月7日，德国法西斯南方集团突破苏军西南方面的防御，苏军顽强抵抗，卡尔梅克子弟也英勇出击，重创敌人不少，并多次实施反突击，反包围，打击敌人，阻击敌军进攻。8月13日苏军反包围，将希特勒的两个方面军全歼，歼灭敌军达6万多人。8月1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从莫斯科南下，威胁苏军西南方面军侧后，8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奉命撤至第聂伯河东岸设防，9月15日陷入重围。9月19日放弃基辅城，9月20日苏军被歼，这个战役中苏军损失约70万人。卡尔梅克子弟1万多人壮烈战死，近万人被俘。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战役、高加索战役、第聂伯河战役中，卡尔梅克人民积极支援红军，送去无数的牛羊、毡靴、粮食，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出过不少力。同时，卡尔梅克人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重创敌人，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迹。1943年12月，苏军在第聂伯河战役胜利后，不幸的是全体卡尔梅克族人被扣上了通敌罪的大帽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全民族不分老少被迁移到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1页)。原因:一是卡尔梅克3位主要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投降了德国，并组织了伪政府。二是三大战役胜利后，苏军清理被俘人员时发现有两千多卡尔梅克子弟。这些子弟是德国法西斯看他们身体悍，百般威胁利诱，并被伪卡尔梅克政府以雇佣军的名义征用的。正是由于这些人在苏联红军进攻时，往往是消极，或者逃跑，或者速降，使苏军取得了某些不可缺少的胜利，促成了战役的全胜。但当时苏联的极左政策，打击面过宽的株连政策，凡是被俘的苏联人无论怎样情况，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罪，凡是投降的人被定为叛国罪，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他们的家属、子女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罪，备受极左政策的折磨。像这样全民族全地区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扣上通敌罪有好几起大案。甚至许多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老布尔什维克都无一幸免。卡尔梅克人不服，成千上万的人起诉、上访、控告，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要求给予平反。在国际上，中国、美国、德国许多反法西斯的老战士和知名人士都作证，声援，要求苏联澄清事实。在苏联国内，伏罗希洛夫公开站出来为受株连的红军老战士、老布尔什维克讲话，请求予以平反。他们反法西斯的行为应该受到尊重，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取证，苏联政府在1958年5月才平反这起卡尔梅克人的冤案，卡尔梅克人的民族声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以恢复，大多数人得以返回伏尔加河两岸的原籍，1958年11月7日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据1978年统计，卡尔梅克人达174000人(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土尔扈特人65000人。他们的后裔讲蒙语，使用中国的蒙文托忒文，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多数人已经不从事畜牧业，而是从事石油、铁路、机器制造业。
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俄国境内，少部分聚居在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居住在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生活在法国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自动联络，聚居到巴黎定居的。1990年有3400多人(其它部落有2000多人)，法国卫拉特蒙古人有5400多人，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越，文化素质较高，大部分使用法语、法文，不少人会蒙语、蒙文和汉语、汉文。主要从事经商、法律、金融、制造业。***民占百分之四十，信仰藏传佛教仍占多数，并在法国巴黎市有自己的喇嘛庙，不时有人到西藏班禅活佛处熬茶礼佛。
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原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卫拉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既没有能力参加苏联红军同法西斯作战，也不想在纳粹德国法西斯统治压迫下生活，只好到西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居在斯德哥尔摩，这就是现在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他们陆续将自己的不少亲人从苏联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接到瑞典一同定居。苏联对卡尔梅克人也予以放行(实际上驱逐出境)，“因1943年12月，苏联政府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了通敌叛国罪(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城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除名，全体卡尔梅克人不分老幼，不予甄别，不分是非，强制迁到西伯利亚劳改，或者驱逐到外国，瑞典有亲戚的万幸放行到了瑞典。瑞典政府同情他们，也乐意接收。1990年人口2000多人(其它部落有1700多人，瑞典的卫拉特蒙古人共计3700多人)，他们在家庭中至今讲蒙语，在外讲瑞典话，知识分子占了二分之一，许多人除了学官方文字瑞典文以外，还自学蒙古托忒文和汉文，不少人还是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专家。所有的卫拉特人都能背出自己十几代祖先的名字，信仰佛教占多数，建有喇嘛昭(尼玛·道尔森著《瑞典卫拉特人的生活》第3页)，时常去供佛，生活习俗还保持着许多卫拉特的习俗。信仰天主教的占百分之十，瑞典政府给予他们信仰宗教的充分自由，不予干涉，也不强迫他们信仰哪种宗教。
生活在美国的土尔扈特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土尔扈特青壮年被纳粹德国法西斯军队胁迫，参加了法西斯德国组织的反对苏联的伪军，并参加了防御美军和英军的战役，英、美军胜利后被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不敢回到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是乡亲们因为他们的原因，全民族扣上了通敌叛国罪，怕乡亲们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奸细和叛徒。二是被苏军俘虏的卡尔梅克人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他们担心回去后要遭到更坏的待遇。他们请求回到中国的伊犁或焉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将这一要求转告了中国政府，竟然遭到拒绝。他们心灰意冷，要求留在德国，而苏、美、英3国代表又不同意，担心增加纳粹的势力。后来美、英代表私自商议，建议他们迁往美国。他们接受了建议，但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他们的一点要求，全部的人聚居在一个城市生活。美国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全部聚集于旧金山市。他们迁往美国时，都是男性青年，当时有一千多人，多半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他们后来大部分人和黑人妇女结了婚，少部分人和白人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和后裔知识分子较少，仅占百分之十，他们的后裔中，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现在约有3200多人，***民占百分之三十，大部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旧金山市有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昭和敖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铁路和机器制造业，少部分人从事畜养业和种植业，有的开垦了不少美国西部土地，成了种植园主。
生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尔扈特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1月30日)，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政府的怂恿下，乘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之机，宣布外蒙古独立，即派人到科布多和阿尔泰游说，均被当地卫拉特蒙古人扭送中国官府查处斩首示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怒，派兵进攻科布多，胁迫卫拉特蒙古人1万多人到了外蒙，“其中土尔扈特人达5000多人(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民国三年一月十三日)。”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坚决反对哲布尊丹巴分裂祖国的行为，于1913年5月16日毅然举行起义，要求南迁吉木萨尔县，中国政府即予支持慰勉。1913年8月20日，密亲王只带回了土尔扈特部2000多人回来，以后又陆续通过各种渠道逃回2000多人，其余仍被羁留。他们曾多次要求回到中国。由于当时沙俄政府干涉，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至今仍留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后裔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从事和畜牧业有关的手工业。信仰藏传佛教，至今讲托忒蒙语，使用托忒蒙文，许多风俗习惯至今和中国的土尔扈特人相同。
零星居住在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有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末期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有的借口回到祖国亲人那儿去，取得签证出苏联的(见A多尔济著《卡尔梅克人概略》第3页)。
当时中国新疆伊犁正在进行三区革命，国内抗日战争到了最后最艰苦阶段，以后中国内战又起，他们就没有回到中国，而是怀揣签证，到了德国慕尼黑难民营，这些难民，以后辗转到了各国，成了这些国家的新移民。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已经成了所在国的一员，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一些零星散居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很少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究其原因，一是怕忘掉了祖宗，二是怕祖国的神忘掉了他们。在这种心理中，他们一般在家供佛念经，有条件的还自建喇嘛昭供佛。零散居住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一般从事经商。散居的土尔扈特人为3000多人。
从当今土尔扈特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称其为世界性的民族，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总数为80000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的喇嘛昭，大部分已经不从事畜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