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内蒙古发生了因阻止移民流人问题而引发的大专院校学生请愿、游行、罢课事件。风暴席卷全区，惊动朝野上下，历时七十多天。对这次学生运动，社会各界，蒙汉各族人民不管做何评论，它已铸就了内蒙古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滕海清来内蒙古挖了几十一万“反党叛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文化革命”后，周惠来内蒙古又从学生事件中挖了“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因而人们称它为“内人党”之后的“学生党”事件。
内容提要：
○内蒙古天灾人祸，生存危机。昔日“农进牧退”，今日“涉进人退”，“胡儿眼泪双双落”
○冯文彬诬枉内蒙古开展“驱赶汉人”运动，周惠顶不住压力。诿过他人
○周惠带着江波去中央汇报内蒙古工作，决定二百万蒙古人命运
○胡耀邦右手发了个西藏3l号文件，左手又发了个内蒙28号文件。两个文件碰撞发出火花
○乌兰夫派云北峰来内蒙古抵制28号文件，阻止移民流入。土默特籍干部愤起响应，发起运动
○自冶区党委一、二书记对闹事学生头头抓不抓，意见分歧
○政治骗子周惠耍弄权术，翻云覆雨
○群众运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民族极端分子喊出吓人的民族自立口号
○周惠挑动干部队伍的“三方两派”为他所用
○胡耀邦交底“要保鸟兰走这面旗帜”
○“以夷制夷”，周惠点化学生事件，祸水引向东部区干部
○布赫、云世英批学生事件是四七年“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周惠追查学生后台，逼死杰尔格勒，气死宝音图
○内蒙古自治区成了周惠的“专治区”
一、事件起因
一九七六年九月，华国锋继承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主持中央工作，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广施恩泽，授权乌兰夫在民族工作领域大胆放手拨乱反正，全面恢复党和国家在五十年代初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同时他又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主席批为“扩大化”的“内人党”的存在，搬掉了压在内蒙古人民头上的一块盘石，使内蒙古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一九七八年，华国锋选派时任交通部副部长，原胡南省委副书记周惠到内蒙古接替军管领导人尤太忠，出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将华国锋赶下台，自任中央军委主席，执掌国柄，指定胡耀邦为总书记。胡耀邦思想活跃，作风民主，勤政爱民，雷厉风行，一九八零年去西藏巡视，俯察民情，按照马列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大刀阔斧纠正剥夺少数民族自治权力的“左”倾大汉族主义错误，以(80)31号文件发往全国。文中特别指出“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人西藏”。接着胡耀邦又去新疆视察，进一步放大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力。两
地精神传到内蒙古之后，广大干部群众为之振奋，庆幸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
回顾内蒙古，自从五十年代末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间，内地人口流人内蒙古千百万，已成为制约内蒙古向前发展的严重问题。当时内蒙古的生态状况．以自治区党委宣传刊物报导：“长期以来，在左的影响下，我们不顾自然条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违反自然规律，大量开荒、滥垦、滥伐，大量林牧资源受到破坏，牧场退化，农田沙化．人均占有牲畜下降 全区沙漠戈壁面积扩大，一亿一千万亩．平均每年扩大五百多万亩一八十八个旗县中有六十七个旗县已经沙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地阻碍生产的发展，同时威胁到人民的生存”。在经济报刊上有关学者报导“从建国到现在，内蒙占草原进行了五次垦荒运动。其规模远大于以往历史总和，其中有无奈的时代背景．也有政令的偏差，使草原生态系统遭受，致命创伤政府主导下的草原大开垦，除了给生态带来危害外，还给牧区带来厂沉重的人口负担，大批的盲流和各地的种田能手进入草原，由于他们的开荒种地，春风一起，飞砂走石。几十年间，内蒙古已有207万公顷草原变为耕地，换来的是134万公顷土地的荒漠化”。
由于生态急剧恶化与人口的高速增长，出现巨大反差，如同周惠所说“僧多粥少”的矛盾愈来愈加严重。解放后，内蒙古人口一变为三，北部牧区一变为六。盲流涌人牧区，大都是去吃”大锅饭”、供应粮．少数是在“文革”和军管中去夺权、“掺砂子”。阿巴嘎旗敖冷宝力格生产队，一九五八年人均占有牲畜114头，到一九七九年下降到17.4头。盲流在“文革”中造反夺权残害、欺辱牧区干部群众，侵占掠夺牧民集体、个人财产。他们在“挖肃”中是“打着要”，军管时期是“骂着要”，撤销军管后是“闹着要”很多盲流是机动灵括的游击队，在这个生产队借钱不还转那个队。这个队吃穷了再找另一个队。那个队吃光了再找另一个队牧区受到干旱、风雪灾害之后，他们就走了，等到生产恢复生活好转了，他们又回来了。
一九七九年周惠来内蒙古，首先下到牧区视察，发现盲流已成为内蒙古一大灾难，于是他根据国务院发布清理流动人口的政策精神，以及一九八零年，中央对西藏、新疆发出的文件指示，决心清理盲流。于是连续发出文件指示，又登报刊。广泛宣传，要求各地对“盲目流入牧区人口，逐人逐户清理”。一九人一年七月十四日，乌兰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的文章。全面阐述，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批判了不尊重民族自治权和的大汉族主义种种表现。并在文中特别指出“迅速制止人口的盲目流入”。
正当内蒙古上下齐手清理盲流工作之时，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六日，周惠接到中央通知，带着他的大小秘书江渡、田聪明参加中央书记处第111次会议，汇报“内蒙古政治、经济两方面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万里、习仲勋、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姚依林。列席的有乌兰夫、杨静仁、冯文彬、邓力群、朱穆之。周惠在汇报中重点讲了人口管理中的“盲流”问题，干部工作中的“三方两派”问题，区域自治中的“少数与多数”的问题。中央书记处讨论意见，于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以28号文件发出。《讨论纪要》给内蒙古做了八条指示。一是表扬周惠到内蒙古干的不错，要再接再励；二是说外蒙古受苏联的剥削和掠夺，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内蒙古要敢于同外蒙古比赛，要超过它；三是内蒙古在十年内进入全国先进省区行列；四是内蒙古要在十年后牲畜达到一亿头；五是外省区人口流入内蒙古，不要堵，要妥善安置；六是权力机关的干部配备，在少数民族多的地方以少数民族干部为主。在汉族多的地方以汉族干部为主。既要照顾主体二百万蒙族，又要照顾一千六百万汉族。即“双为主”和“双照顾”；七是发展科教事业；八是《纪要》发到全国各省区、中央各部委。
文件来到内蒙古之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这个《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纪要》的中央指示精神与不久前发的，全国各民族自治地方通行的西藏、新疆的文件精神大相径庭，各族干部手足无措，感到茫然。人们纷纷议论这是怎么啦，去年31号文件刚刚给了点自治权利，今年28号文件里都没有了，“盲流”还得接纳安置。乌兰夫发表的文章与28号文件相隔只有二十天时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文件是中央发的，都是党中央的声音，可是唱的是南腔北调，极不和谐。例如，区域自治中极为重要的行使自治权力的干部配备问题。乌文中说，我们讲全面落实和推进党的是族区域自治政策，基本问题有两个，一个叫民族化，一个叫自治权。民族化是行使自治权利的必要条件。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应当以实行自治的民族的人员为主。关于汉族人口比自治民族人口多，如何自治?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这“民族”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这“区域”以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旗聚居地区为基础；这“自治”，是当地居主体地位的少数民族的自治。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认真做到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为辅”
文件与文章对照，什么“双为主”、“双照顾”的说法相去甚远。乌兰夫的文章是根据华国锋的指导思想起草的，是与胡耀邦总书记西藏、新疆之行的指示精神相呼应的。可是赶到28号文件时却走进三岔口了。广大干部迷惑不解，为什么轮到内蒙古，政策就变了呢?为什么还要向内蒙古放进盲流呢?哪儿还有自治权了，哪像个自治区了。不满言论，传闻，街谈巷议，舆论哗然。
内蒙古的清理“盲流”工作，从其起动伊始就不顺利，一开犁就打铧子了。锡盟按照周惠指示刚刚触动几户“打砸抢分子”就反映到冯文彬那里去了，冯文彬认为内蒙古发生了赶汉人运动。乌兰夫说冯文彬胡闹，不行就动用民兵往出赶。28号文件按照冯文彬的意见发下去了。乌兰夫当即派云北峰去内蒙古抵制。内蒙古的干部群众已是一堆干柴，一点就着。当时的学生情况是“文化革命”结束，“内人党、叛国集团”都平反了，恢复高考招生上来的蒙生，大都是“挖肃”中受害者子女。当年“盲流”如何夺权残害他们父母亲人的惨状历历在目。这些学生一听盲流又要来了，犹如东欧人听到“黄祸”又要来了一样，惶恐不安，奔走呼号，一哄而起，遂发生两个多月的学生运动。
二、事件经过
一九七八年底，华国锋选派周惠来内蒙古，替换军管领导人尤太忠。为了稳定局势，避免新的动乱，实行交叉换班。周惠已经得知尤太忠回北京人中央党校接受审查与江青、王洪文的关系，所以他来内蒙古，虽然先任第二书记，却不理采尤太忠这个第一书记，一、二书记“参”、“商”不相见，他到全区各地巡视。等到尤太忠离开内蒙古，腾出第一把交椅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回到呼和浩特上任理事。周惠接任之后，为了制造声势，召开几千人干部大会，号令大家“是骡是马拉出来溜溜看”。大会下来，人们嘲讽新官上任第一场开了个“骡马大会”。周惠也确实想要大干一番，开始干的几件事，受到好评，如积极平反冤假错案，坚决推行包产到户政策。后来经过一年的工作体会，他深感自己做为第一书记，他的话在内蒙干部队伍中，远不如副书记王铎的话灵，于是他拜访了“文革”前自治区党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王再天。王再天说，“以派划线”人家(王铎)是“保党派”的领导人，当然说话要灵了。他建议周惠起用廷懋出来协助工作，说他两派都不沾，可在中间持衡。于是周惠决心拆除王铎帮派这一堵墙，在区党委扩大会上提出讨论干部队伍中的“三方两派”问题以克服派性干扰。同时，周惠为了拆“墙”顺利，曾向中央联系将王铎调北京安排中央民委副主任，王铎不去，遂将其分管的干部工作要过来交给了廷懋。并从军区政治部调老干部王桐三来担任组织部长，着手调整干部。周惠授意“要把王铎势力给我削一削”。然而，这项工作刚刚起动，反对28号文件的学生事件发生了。
学生事件，按照周惠后来的总结，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中央[1981]28号文件形成于八月三日，八月十日发到内蒙古。八月十三日自治区党委召开盟市旗县委书记会议进行传达，会场就出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异常现象。区党委领导上看情势文件下发传达讨论，可能产生不良后果，于是又发紧急通知叫下边暂缓传达。八月二十二日会议结束当晚，就在呼和浩特街头、内蒙古党校院墙上显要地处出现了“要求中央撤回28号文件”、“保卫民族自治权力”、“争取民族生存”的大字标语。与此同时在自治区机关干部中也出现了新的动向。
自治区政协主席奎璧在大小会上气愤地讲“什么自治，不堵盲流就不是自治区”。
区党委统战部长克力更召开人口问题座谈会，讨论研究盲流问题。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院长浩帆广发议论：“什么自冶啊，自主权啊!什么都没有了，内地汉人多得无法生活就来内蒙呗!这回不用再研究什么自治了!”。
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森在他办公楼前的蒙古包里请来中央《民族团结》杂志社记者斯热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室主任茂敖海，掉着眼泪向他们说：“28号文件把我们老蒙古欺负苦了”，指着茂敖海说：“你这个民族理论专家要评它呀!”，茂敖海从容表示“是要评一评”。李森当场指定民委干部王见喜负责联络各方工作。
九月五日，内蒙古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传达28号文件，立即引起学生骚动：“内蒙古的汉人已经是蒙人的九倍文件说盲流不能堵，这不是鼓励向内蒙移民吗?”、“什么民族关糸处理的比较好，民族团结高唱入云，文革中我们蒙古人被整死数“万计，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为什么汉人领导不受任何制裁!”，“为什么蒙古人的自治区非要汉人来当第一把手?滕海清、郑维山．尢太忠、周惠， 哪个不是汉人!”、“内蒙古是我们蒙古人的自治区，我们要保卫自己的土地，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
这时民族理论权威人士茂敖海的《评因周惠汇报产生的(28)号文件八条》六、七千字的传单也上街了，进了校园了，成了学生运动的行动指南；评论传单开头就说周惠的《汇报提纲》掩盖在内蒙古存在的民族问题，他一个人决定了二百万蒙古人的命运。评论说：
例一、在内蒙古，每建工矿企业，都由外地配备汉族职工，蒙族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但周惠在汇报中，把主要是汉族职工队伍的形成，说成是各民族职工队伍初步形成来隐瞒民族问题；
例二、周惠在汇报中说，科学、教育、文教、卫生事业有了，较快发展，内蒙有高等院校15所。他却回避不讲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几十年了，用蒙古语文为主授课的大学一所也没有；
例三、周惠是以个人名义汇报的。这样重大的决策，决定蒙古民族200万人命运问题，不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完全由汉族书记一个人决定。这充分说明，内蒙古不是蒙古民族自治，而是由汉族治理蒙古民族，是汉族作主。不仅如此，在内蒙古，蒙古族干部无权坚持马列主义民族平等原则。谁坚持谁就被看成地方民族主义者，不能重用，甚至被压制不起用。谁拍汉族书记的马屁，谁就官运亨通。这能说蒙族自治了吗?
传单接着评论《中央书记处讨论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纪要》八条：
第一条指示中，只讲发展生产，但不追究生产落后的根源。实际上否定内蒙古存在民族问题。为什么回避不提呢?这是准备对那些提民族问题、要求民族平等的人，当作破坏民族团结的罪人来整。
第二条内蒙与外蒙比赛问题。外蒙古虽然受苏联的剥削和掠夺，但是形式上还是独立的，内蒙古人口1800万，实际已到2000万。和外蒙150万人比赛，胜败都没有什么意义。内蒙还要安排几百万盲流去搞牧业，这就是要夺取蒙古民族的经济基础了。还谈什么发展民族经济呢?
第三条在如何建设好内蒙古问题上，只讲增加工农业产值，却不讲如何发展民族经济。
第四条讲的发展一亿头牲畜，靠什么?要由外边进汉族来解决。看来不管你蒙古人同意不同意，硬要进大批汉族流民来内蒙了。这是以大压小，以多欺少的霸道主义，典型的大汉族主义。
第五条说，人口的自然流动是堵不住的，这话离谱了。我国是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生孩子都有计划，说堵就堵了，何况人口流动呢!不堵盲流的方针是只考虑汉族利益，不考虑蒙族利益，说穿了就不是以民族平等原则处理民族问题。用大批移入汉人吞没蒙族，即强迫汉化来解决民族问题。
第六条中说，要继续加强民族团结，却只字不提民族平等。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只有坚持民族平等才能有民族团结，不讲平等原则就是叫少数民族服从多数汉族，谁如果不服从汉族利益，提出要求实现民族平等、自治权利，谁就要承担破坏民族团结的责任。
其次，说什么既要照顾二百万主体民族，又要照顾一千六百万汉族的“双照顾”。世界上只有大的照顾小的，多的照顾少的道理。哪有小的照顾大的，少的照顾多的道理!这意味着要永远保持少数民族的落后，以便由汉族控制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权利。
再其次，在干部配备方面，说什么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少数民族为主。在汉族聚居区，以汉族为主。这个“双为主”方针意味着什么呢?请看内蒙的情况吧!所有二十二个汉族聚居县，早就实行以汉族干部为主了。五十六个蒙旗，现在如果汉族多就以汉族干部为主的话，除了科右中旗、科左中旗之外，全是汉族人口占多数了．那就都要以汉族干部为主了。要采取“双为主”的方针，就把所有蒙旗领导权彻底夺到汉族干部手中了。这样，蒙族在形式上的自治也不存在了。大家知道，解放当初，除土默特一旗之外，各蒙旗全是蒙族占多数。如西苏旗当时共有两千人全是蒙族，但现在早已成为汉族聚居区了。这个“双为主”的方针是极为敏感的问题，但也敢在28号文件里明文规定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汉族领导已经感到解放后大汉族进入内蒙古站住脚了，在人数上已占压倒的多数了。内蒙的骑兵已彻底搞掉，部队里的蒙族指战员清理的也差不多了。所以就不怕蒙族的反对了。
第七条只强调科研和一般教育事业，只字未提蒙古民族的教育事业。
第八条规定28号文件发到全国各省市，这与第五条规定的“不堵盲流”的方针联系起来考虑，就使人很清楚了。这是号召外省市从此可以合法的、大批自由输出“盲流”来内蒙争夺蒙古民族的土地和经济基础了。
评论传单进入校园，无异是放了一颗巨型炸弹，给请愿学生提供了理论武器，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一些政要资料。
第二阶段：
自治区党委传达28号文件的会议上已经“风起青萍之末”，会议刚散，街头已经出现大块标语。做为责任书记的周惠他明明知道大风将要起兮，他却不做稳住局势的防范预案，而是学毛主席的策略，躲开走了，到呼和浩特周围旗县转悠去了，窥察形势的发展。
九月十日上午，内蒙古大学蒙生代表十人团到自治区党委请愿，请周惠去学校解释28号文件。“冤家路窄”，这一天早晨周惠刚从乌盟凉城县回来，晚上准备上车去北京参观军事演习。他九点回到党委，学生十点就到，碰个正着。秘书长宝音图报告情况，召开书记办公会，又陆陆续续找来了各院校、各有关部门领导人，研究对策。接不接请愿书，谁出去接，成了闷会。直到晚上八点周惠上火车走了之后，宝音图推出副秘书长李俊谭去见学生接了请愿书，说“周惠书记去北京开会走了，区党委在三、五天内召开与学生代表的座谈会”，学生听到答复就回校了。第二天．内蒙古师范学院、内蒙古医学院学生代表也陆续上访，求见周惠，主宰内蒙古的第一书记周惠，已经看到家里着火了，但他不顾，还是去看军事演习走了。一天之后，第二书记廷懋在内蒙古团校毕业典礼讲话中说到“内大学生连文件都没有看，就到党委闹事!”、消息一经传出．党委答复学生召开座谈会之事就成了欺骗。内大学生就炸开
了“我们找党委反映情况，怎就成了闹事!”。九月十二日，各大院校蒙生两千人在新华广场集会、演讲，然后游行示威。这时学生领袖开始初露头角，内蒙古大学的特木其乐吐(汉名席海明)、白燎原(蒙名忒木尔)。
九月十五日，内蒙古大学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劝说学生不要上街，有什么意见按组织系统提出来，学校转送上达。可是学生不听，各大院校学生轮番来区党委，定要与周惠对话。其间秘书长宝音图多次出来做闹事学生的疏导工作。学生表示“周惠不见，我们就天天来”，由是僵持下去。
九月二十八日，周惠返回呼和浩特，听取第二书记廷懋、政府主席孔飞汇报之后，认为学生闹事主要是针对“不堵盲流”问题来的。决定以政府名义发布《关于人口管理问题的指示》，登在内蒙古日报九月二十九日头版头条。布告作了如下指示：
一、对已经流入的人口要就地安置；
二、对于进来时间短，无户口的，往回动员；要先同原籍协商，慎重处理；
三、对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的，要批评教育，消除隔阂，增强团结。个别违法乱纪，打砸抡的人，按政策和法律进行处理；
四、今后要严格控制区内外农村人口流人城镇、牧区、林区和猎区；
五、国家今后在我区兴办工矿企业所需人员，除区内确实无法解决的、必须的专业技术人员外．要就地解决；
六、坚持计划生育。
周惠的这一招术是想以此来釜底抽薪，稳定人心，平息事件。其实布告《六条》是周惠的《汇报提纲》中讲的，与28号文件的中央指示精神相悖。
这正是周惠的用心所在。他以此开脱自己，把闹事学生火力引向总书记胡耀邦。“不堵盲流”是中央的指示，告诉学生不要跟我周惠过不去，你要闹就去找胡耀邦闹去。
十月十五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大专院校干部会，周惠、廷懋、云世英讲话。周惠的讲话，不谈主题，没有要领，对闹事学生提出的问题“王顾左右而言他”。廷懋、云世英做为辅佐第一把手的东西部蒙族领导干部，他们的责任是在学生闹事的风浪中，要保驾护航，保全第一书记。他们侃侃陈词，给周惠评功摆好，并且都说“周惠的汇报提纲是经区党委反复多次讨论定的，如有问题我们共同负责”。对他们这种表演，人们想到了“文化革命”中，吴涛帮衬滕海清的故事，完全理解。
第三阶段：
十月十六日，周惠经过区党委会议研究讨论。拿出了态度强硬，压制闹事学生就范的2l号传真电报发往全区，并报送中央。文件名称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学习贯彻中央28号文件的决议》。这份电报内容，一是坚决同中央保持一致，坚决贯彻28号文件；二是讲“呼市一两所学校的极少数不明真相的学生出面，散发传单，秘密串连，造谣诬蔑，对抗中央，严重违反了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破环了安定团结”。这是周惠耍弄的第二个很毒辣的政治手段，他的用意昭然若揭，“不堵盲流”是胡耀邦总书记说的，学生“不明真相”，要我周惠解释回答。我是“向中央保持一致的”，我要“坚决贯彻28号文件”。这是周惠一招未成又来一招，把学生火力引向中央，刺激学生，压迫学生去找胡耀邦闹去。传真电报中还藏有一句埋伏的话，“不明真相的学生出面，散发传单”。周惠在这里已经埋下杀机，暗指学生幕后有指挥的后台。被激怒的学生，从闹28号文件转到闹21号传真电报，更大规模的来找周惠争辩。看学潮高涨形势，高压措施不见效。周惠向廷懋说：“28号文件是中央的，不能变。至于我们自己的文件那好说”。学生见不到周惠，通过医学院院长义达嘎提出见廷懋。廷懋欣然答应可以见，在他家里见了学生代表。廷懋劝导学生不要闹了，要听党的话，只要学生停止闹事．对传真电报的说法接受不了，可以考虑。马列主义也不是字字都是真理嘛!这话传出去就走样了，说是第二书记廷懋代表自治区党委承认21号电报错了，以讹传讹。第二天农牧学院院长浩路串连各院校领导人找王铎、王逸伦，通过他们向周惠告廷懋“不怕学生闹事，就怕党委动摇”。于是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廷懋做了检讨，“出言不慎，学生钻了空子”。就在这次会上，周惠大骂学生闹事是乌兰夫派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云北峰来呼和浩特点火闹起来的。云世英低头不语。21号传真电报，非但没有压住学潮．反而使它更加猛烈了。十月二十日各院校学生潮水般涌向自治区党委，要求澄清(21号)传真电报对学生的“诬蔑诽谤”。
面对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区党委决定十月二十一日在内蒙古体育馆召开六千人的高等院校师生大会，由廷懋宣讲中央28号文件和自治区21号传真电报。会场主席台对面，北台方块是由主管会务的秘书长宝音图安排给闹事蒙生留的。可是周惠秘书田聪明操纵的“政工组”人员，暗中通知医学院，组织动员几千名汉生，会前进场占据了这个方块。等到会议开起来，真正的接受会议教育的对相，两三千闹事蒙族学生开进来时，会场坐位已满。蒙生拥堵在会场通道上。这时廷懋的宣讲已经开始。闹事学生向会议主席台递交了要求澄清诬蔑学生的传真电报的请愿书。会议主持人斥责蒙生破坏会场纪律，汉族学生有组织有准备，有领头的做策应。以维护会场秩序压倒的声势，阵阵起哄，喊场威。在此对立和被压迫的形势下，蒙族学生愤而退场，队伍拉到大街上游行去了。体育馆的宣讲会议照常进行，如同缺席审判的法庭，向那些与事件无关的汉生无的放矢。讲者无力，听者无意，不期而散。从这一天起闹事学生进入新的阶段。
第四阶段：
从体育馆会场退出来的六大院校蒙生，决定从次日十月二十二日起联合罢课，并发表《告全区人民书》，述说他们向区党委领导人提意见要求解释28号文件，却被诬陷为对抗中央，并拿一份不明出处的《锡林浩特》传单栽脏镇压他们。由于自治区党委的传真电报措词严厉，闹事学生反抗强烈，上下尖锐对立，两方都不肯让步，很多人士担心出事。青年学生头脑发热起来“初生牛犊不怕虎”。爱护学生的人们具有“护犊”之心。这时社会各界，机关团体声援学生的活动也达到高潮。书信、传单、抗议、请愿满街飞舞。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传单泥沙俱下，说什么的都有。连日的学生运动，呼和浩特全城都开锅了。有些人声泪俱下，联名送上请愿书。他们写道：
我们这些十年浩劫中被挖内人党的伤残者，现在害怕我们的子女再遭镇压。周惠做为第一书记，不敢做学生的思想工作。21号电报是破坏宪法、镇压学生的文件，这是对整个蒙古民族的镇压。如果不撤回2l号电报，我们将同自己的子女站在一起，用我们伤残的躯体去迎接蒙古民族的第二次浩劫。
苏尼特左旗旗长苏德宝，组织牧民，准备在必要时带领马队进城支援学生运动。
巴林右旗一中学教师的传单写道：雄鸡已经啼明，黎明即将到来，成吉思汗的子孙，快上马吧!
土默特蒙古族群众准备好三百辆汽车、拖拉机也要进城支授学生。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竟然有二、三十个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联合签署，上书自治区党委、党中央，声授学生运动。
中共内蒙党委并转党中央：
中央28号文件下达以后，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工人和群众对文件中的一些内容持有不同的看法。意见很大。28号文件的一些条款根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破坏了我党一贯坚持和奉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剥夺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所有这些内容是内蒙古自治区二百多万少数民族所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呼市地区以及其它盟市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就28号文件，要求内蒙党委做出解释，并为此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代表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是28号文件下达以后的必然反映。他们所提出的要求以及所采取的行动完全是正当的，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是符合我们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们表示完全支持。
可是时至今日，内蒙党委根本没有满足广大少数民族学生的正当要求，没有对28号文件中所存在的问题做出一次解答，反而置若罔闻，置之不理。做为自治区党委，采取这种态度，根本上违背了密切联系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的作风，损害了我党的威望，阻碍了党的工作的顺利展开。我们不理解的是党中央的文件为什么不能很好地给予解释，反而采取欺骗、拖延．甚至是压制的方法呢?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自治区党委于十月十六日发出2l号文件，公然歪曲事实真相，以此来蒙骗全区各族群众，给数干名少数民族大学生扣上了“造谣、挑拔、攻击、诬蔑、对抗党中央”的大帽子，并要采取“登记”的措施，欲加害于学生，镇压他们的正义行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义愤，我们坚决反对这种高压政策。强烈要求内蒙党委撤回21号文件。由于内蒙党委所采取的错误决定，导致了令耳的复杂局面，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了，对此内蒙党委，尤其是周惠同志本人应当负责。
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这个地区，主体民族应当享有充分的权利，应当保持名符其实的区域自治。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且关系到马主义民族理论在我国能否真正得到实践的问题。2l号文件中提到的“我区各族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这是一个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更好地坚持和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的提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恳切希望内蒙古党委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真正了解广大少数民族的意愿，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不利于六中全会决议的顺利执行。
内蒙古大学 内蒙二毛内蒙体委新华印刷厂 蒙文印刷厂
内蒙报社 内蒙电台呼市铁路局 内蒙歌舞团 内蒙歌剧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教育出牌社 内蒙医院 中蒙医院
内蒙科委 内蒙社会科学院 内蒙师院 内蒙古医学院
内蒙蒙专 内蒙地质局呼市钢铁厂呼市医院内蒙民委
内蒙团委 内蒙团校 内蒙妇联 内蒙纤维局 内蒙农牧学院
内蒙古供销学校 土萌特学校 呼市蒙族中学 内蒙畜牧厅等机关单位部分蒙古族干部、群众
正当闹事学生转入罢课游行的新的阶段，周惠第三次离开区党委机关，跑到赤峰召集全区盟市委书记会议。走时给他守摊的第二书记廷懋也不打个招呼。他在赤峰会上讲了学生闹事情况之后，通过讨论考察各地来的这些各盟市领导干部们的态度。哲里木盟是蒙古人居多地区，蒙生也多，是重点地方。周惠向盟委书记阿拉坦敖其尔布置，呼和浩特大专院校派人到哲盟串连，叫他把那几名学生抓起来。阿拉坦敖其尔认为“看学生群众劲头儿，现在抓，更会激化矛盾，而且是上边去的，盟里不好动手，抓也要由自治区去人抓”。周惠在呼和浩特从一开始就想抓人，可是廷懋反对．云世英不表态，抓不了。他想在下边抓，仍然没有人给他动手，深感孤立无援。于是他向全区部署，各级党委，全体党员思想立场都要统一到2l号传真电报精神上来，县团级以上干部，人人都要亮相表态，是支持学生闹事，还是站在区党委立场上来，同中央保持一致。从这些亮相表态的干部中寻找支持自己的于部，以建立自己的队伍。
第五阶段：
从学潮开始那天起，廷懋、宝音图多次创造条件，劝说周惠跟学生见见面，然后别人才好开展工作。云世英也赞同疏导方针。可是周惠始终采取强硬态度，没有化解矛盾之意，坚持镇压方针。学生非要见他，他就是不见。由顶牛僵持到发出传真电报谴责学生，步步激化矛盾，逐渐升级，硬是逼着学生就范。于是罢课学生做出错误决定，上了周惠的当，按照六条布告、2l号电报周惠策划的导引方向，上北京找胡耀邦闹去了。
十月二十九日下午，几千名学生及其声援者，以隆重的民族礼仪，将他们上访的代表团送上进京列车。赴京学生请愿团由六人组成：内大自燎原(领队)、蒙专郝继荣、民族师范那仁必力格、师大昭日克图、医学院玉宝、农牧学院阿拉坦达赖。
上诉学生进京向中央呈上了五千字的请愿书，“要求中央撤销28号文件，使少数民族获得真正有法律保障的充分自治”。等待六天，十一月五日由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郑思远、国家民委副主任杨东升出面接见，训示学生代表：“中央28号文件、内蒙2l号传真电报是完全正确的。学生闹事是错误的。但是只要从现在起停止闹事，一定既往不咎”。十一月七日，周惠向自治区机关、学校领导干部通报“有六名学生自称是内蒙大学生代表到北京上访，有关部门责令他们不许串连，否则立即逮捕，已给他们办了学习班，什么时候通了，什么时候放回去”。上访学生得悉这个情况之后，认为周惠讲的情况与他们在北京境况不符，质问是否周惠在造谣，与信访局接待人员争吵起米。中央信访局长张成粱暴怒：“你，你们几个蒙古人就是想闹事。老实告诉你们，别说一个内蒙古，就是新疆、西藏一块几闹，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这时。呼和浩特的学生，为支援上访代表，运动持续高涨。十一月十三日，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干部、职工举行盛大游行示威。高喊“还我自治权利”、“争取民族生存!”口号。为防镇压，学生的游行队伍组织的一次比一次严密，进退有序，行动一致。
上访的学生代表，基于中央接待人员的强硬严厉态度，觉得继续坚持下去已无必要，请求中央向内蒙古发个学生复课电令。他们的请求遭到拒绝。六名学生代表决定集体同时绝食，各自向亲人发了诀别信。中央发现他们动向之后，十一月十三日晚，中央信访局长张成粱、国家民委邢波、国务院干部李建国三人，代表中央宣读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复课电令，发到内蒙古。上访学生于十一月十五日回到呼和浩特。数千名罂课学生及其支持者，在新华广场隆重欢迎他们代表归来。持续七十天之久的学生运动，到此宣告结束。
三、事件处理
一九八一年发生学生事件当时的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是周惠、廷懋、王铎、孔飞、王逸伦、云世英、张鹏图、杰尔格勒、李文。其中执掌政治实权处理学生事件的是第一书记周惠、第二书记廷懋、副书记云世英。原先掌握实权的王铎，这时因派性问题已坐在了冷板凳。孔飞虽然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但他以其年迈，对学生事件消沉，不怎么说话。秘书长宝音图，虽然不是常委，但他职务所在，常务处理学生事件。
学生事件刚一开始，自治区领导上的意见就出现严重分歧。第一书记周惠和他的秘书田聪明俩人主张采取严厉措施，把闹事学生领头的抓起来。第二书记廷懋认为抓起来更会把事闹大，主张疏导。副书记云世英不表态。具体操作学生工作的秘书长宝音图，无所适从。按照通常情况，一把手意见起主导作用应惟命是听。但宝音图也认为动手抓人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无奈遂向中央组织部报告情况，请他们转报总书记胡耀邦。周惠急不可耐地想把闹事学生压下去，可是没有人响应配合。于是他就扔给“老蒙古”去对付“小蒙古”，他到外地回头观察形势，到适当时机再回来收拾。
对此，廷懋说“学生闹起来之后，他要去看军事演习，他是兼职政委，不是军事干部，可以不去，他要去嘛。然后他又跑到昭盟去开盟市委书记会，跟我招呼也不打”。周惠在学生闹事之前认为王铎的帮派体系不听他的号令，妨碍他行使权力。学生事件发生后。他又感到所有做学生工作的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都是廷懋体系，不可靠。因而在学生闹事的过程中他所考虑的是如何建立起亲于自己的干部队伍。于是到处找干部谈话，掉眼泪，说他“耳目不灵”、“我是瞎子、聋子，空军司令，什么也不知道”，寻求同情，以发现忠实于自己的人为他所用。周惠首先在自己手下建立了一个叫“政工组”的不公开的秘密组织，暗中察访社会动态，学生动向，特别是学生幕后的支持者，深入机关学校收集情报。
周惠处心积虑，要把学生事件打成“民族分裂”的“反革命”性质。他从赤峰会议带回来一份《锡林浩特蒙族青年的宣言》手抄反动传单：
锡林郭勒盟广大蒙古族兄弟们!
在锡盟的其他盟的蒙古族兄弟们!
中央28号文件所提出的八条，激起了蒙古民族的极大不满。
英雄的呼和浩特蒙古族学生挺身而出开始反对它。在广大的内蒙古草原上已经开始掀起了一场热爱民族、保卫土地的斗争。这个斗争大大得到其他少数民族的支持。
连篇累牍的充满大汉族主义的28号文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它公开侵犯民族自主，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所谓自治，只是名义而已。因此我们向锡林郭勒蒙古族青年呼吁，为了永远维护祖先留下的我们出生的故乡内蒙古，反对日益激化的民族压迫，为支援英雾斗争的呼和涪特蒙古族学生的行动而站起来吧!动员广大蒙古民族，斩断伸向蒙古地区民族自由的黑爪!
还我的故乡内蒙古!要收回去28号文件!自由自治自主的内蒙古万岁!
九月二十八日．周惠的“政工组”人员从大街上捡来一个手抄蒙文传单，上边写着吓人的民族分裂口号“大汉族主义越来越猖狂地阻碍民族统一和独立!为结束几个世纪以来的压迫和屠杀而斗争!”。
还有一份传单说“我们蒙古民族自一九四七年成立自治政府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还投有真正实现自主权。28号文件充满了大汉族主义，侵犯了蒙族人民的利益，危及到蒙古民族的生存”。
茂敖海起草的《评28号文件》传单中，王见喜加了些批评中央、攻击周惠的“反革命”内容“蝗虫一样流入的盲流”、“周惠溜内蒙干部是骡子是马，现在内蒙人看出，周惠他本人非骡非马，是头毛驴，内蒙古不要他，请中央拉回去”、“我们要求由蒙族人民和蒙族党员，选出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和内蒙政府主席”、“中国是五十多个民族的国家，不是一个汉族的国家，要改变大汉族专少数民族政的局面，要求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必须由少数民族选出的代表占半数，不然就无法解决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的问题”。
周惠除将这些传单及时报送中央外，又亲自去找胡耀邦总书记报告说，内蒙古学生闹事反28号文件的行动是乌兰夫派云北峰去煽动起来的，学生闹起来之后又派他女儿出现在内蒙古大学院里。学生出面闹事，幕后有民族分裂集团在操纵。胡耀邦找乌兰夫谈话，情况汇报到军委主席那里。邓小平做了最高指示。从而学生事件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变化。
十一月五日总书记胡耀邦对学生事件做出批示：“对内蒙上访的，要采取严厉的立场，并限期离京，不能采取含含糊糊的软弱态度。这同新疆的民族纠纷不同。否则，我们要上当”。十一月六日，周惠赶回呼和浩特，十一月七日召开常委扩大会，传达总书记对学生事件批示，然后公布了他从赤峰会议带回来的反动传单。他接着大讲“学生幕后有个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有组织、宣传、理论和情报班子”。会场气氛立即肃然，无人吭气。廷懋插话说：“不能这样估计，不能说庞大”。周惠接着又说“1947年自治区成立时的斗争就是这样的”。会议下来之后，干部队伍立即发生分野，三三俩俩，议论纷纷。在新的形势下，“三方两派”干部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存在。在讨论会上，“左派”积极分子亮相表态投靠周惠。王铎也不再沉默，他说“在内蒙古，历来有那么一股势力，他们以民族利益代表为幌子，出来蒙蔽，拉拢群众，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活动在内蒙古历史上有过三次。土默特籍干部好闹事，但充其量是个地方民族主义，而民族分裂的危险在东部区干部”。老干部石生荣发言”内蒙古历来反汉排外”，当场受到党校李×校长的批驳。搞文教工作的一位老干部，会议下来拍布赫肩膀，怂恿挑动“布赫，这回该你出来说话啦，你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
十一月九日，时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布赫召开局处长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他说：“学生闹事原因是一九四七年自治区两条路线斗争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继续和翻版”、“当时持错误观点的人，以后也大都承认、改正错误，许多人也入了党，担任了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但现在似乎想翻这个案，说他们那时候是正确的，打上民族的幌子，重演故技，招摇撞骗，争夺青少年，制造对汉族人民的不满……”。这个讲话是与周惠讲的“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一九四七年的斗争”相呼应的，首先在呼市地区掀起了新的风浪。他也如同乌兰巴干，引导汉人对东部区干部的不满，把“民族分裂”祸水泼向东部区干部，制造了东西部干部新的矛盾。在东西部蒙族干部中“延安”打“伪满”的一场战役打响了。布赫的讲话传到社会上，没过几天，十一月十三日的学生、市民、干部混合游行的队伍中出现了横幅标语“乌云翻滚”。东西部蒙古人被挑动之后开始发生对立。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适应周惠讲话，有人捏造学生后台黑名单，他们是巴图巴根、特古斯、宝音图、舍郡木吉拉、巴图、特木日巴根、赛西亚等“七人委员会”。名单是浩路给石琳，石琳给周惠，周惠给布赫，布赫给郝秀山。郝秀山说浩路不是个好东西。
十二月八日，自治区党委在内蒙古军区礼堂召开区直机关党支部书记、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两千人大会。会议由孔飞主持，周惠、云世英讲话。周惠讲了学生闹事经过，闹事的“民族分裂”性质。云世英的讲话，系统地讲了这次学生闹事是内蒙古地区发生的第三次民族分裂主义路线斗争。指出“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九四六年前后我们党领导内蒙古人民同蒙古族反动上层分子斗争的焦点，这就是：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是搞民族独立问题”。大讲西部区是革命的、团结的，东部区是反动的、分裂的。会议一下来，东西部干部都骂云世英胡说八道，土默特籍很多干部也指责他不应该这么干。会议主持人孔飞部署了几天的支部书记学习班，学习讨论周、云讲话，不准请假，做好每个人的发言记录。讨论发言要联系学生闹事和本单位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入排查于部队伍的政治表现。
周、云、孔的讲话都重点讲了“领导思想上的涣散软弱状态的问题”，不点名的暗批了廷懋。这时周惠已经踢开了廷懋，廷也未参加会议。
十二月十九日，孔飞在支部书记会议结束时宣读了周惠的“政工组”班子写出来的讲话稿。指出学生继续再闹怎办?如果有人目无法纪，继续闹事，有关部门就坚决执行纪律，触犯刑律就要依法处理。不管你是学生、工人、干部，还是哪个民族的，都要依法办事。谈到反动传单，讲稿上说：“这是阶级斗争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正如斯大林指出的那样，在革命的现阶段，要求边疆地区分离是极端反革命的”。会议最后布置，各单位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都要书面写出总结，报上级党委。广大干部结合学习搞好年终鉴定。为下一步整顿调整机关干部做了准备。
周惠为了查出闹事学生幕后策划指挥的“地下黑司令部”、“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启动两套暗班子进行侦察摸排。一个班子是他手下的“政工组”，由其秘书田聪明抽调亲信人员深入各个学校、单位进行明察暗访；另一个班子是在公安厅立“01”专案。通过对反动传单的侦破查出“地下黑司令部”。周惠先是指定公安厅长伍彤来干这项工作，伍彤不干，他不愿当这个打手。副厅长刘志忠欣然领受这项任务。在部署“Ol”专案任务时，周惠面授机宜，要挖出学生后面的民族分裂集团和老民族分裂分子，要以侦破传单为突破口．深入查出学生后台。“0l”专案组刘志忠等人首先从《评八条》传单的打印字迹磨损轻重分析，首先对自治区蒙古语文办公室的打字员反复查了三次。然后又从区党委统战部调出文件，鉴别断定是在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打印的。于是经与民委领导人研究，将打字员萨仁格日乐，以去京购买新打字机为由骗她上火车，到了旗下营，推下车来，突击审讯。打字员交代是李森副主任和王见喜叫她打印的。专案人员虽然已知李、王所为，可是手中尚无证据，正愁之际，王见喜竟然自己送上来了。在那年代，每年秋冬，人们都要冬储瓜菜。有一天机关分菜，王见喜将手提包放在民委机关楼前的蒙古包上面忘拿，推车子回家了。有人捡去交到办公室主任高力套，发现包内有传单底稿，送到“01”专案组，当夜逮捕王见喜。一经审讯王见喜敢做敢当，从容承认传单是茂敖海起草的，他填加补充，各大院校学生是他去发动的。几句话过去之后，刘志忠按照周惠指令，立即转题非法突审追查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的廷懋是否学生后台。王见喜轻蔑地斥之以鼻。
逮捕王见喜之后牵出茂敖海。周惠采取“先礼后兵”之策。先派“政工组”的云布龙、鄂云龙二人去茂敖海家谈话摸他的态度。几天之后拘留审查，问清传单的责任之后，改为隔离审查，转到呼和浩特宾馆，审查完了之后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按照周惠指令特设的“01”专案组，经一年时间，仅侦破王见喜这一油印传单。其他几个手抄小传单未能侦破。追查学生幕后“庞大的民族分裂黑司令部”，踪影皆无。专案搞不下去，只好收摊。一年中生产制造出来的一麻袋“黑司令部”嫌疑案材辩，既不能送入档案库，又舍不得烧掉，转这转那，无处存放，留着也许日后还有用处。
对于闹事学生，尽管周惠怎么恨，下不了手，胡耀邦不准他抓学生。为解心头之恨。周惠抓了一个支持学生的“幕后黑司令部”的青年干部呼和宝音。他是内大毕业后在社科院工作的。所在单位离内大很近，他跟学生有所接触．“政工组”情报人员指认他是给闹事学生出谋画策的，处罚劳动教养二年。周惠虽然没有抓学生，可是学生档案里都打进了一道黑杠，永不得重用。
周惠最为痛恨的是王见喜的人身攻击，骂他是“毛驴，请中央拉回去”，一想到这儿，他就伤感鼻子酸，掉下眼泪。逮住王见喜也算报了“一箭之仇”，判了两年之后，王也死去。其他几张小传单，虽然反动，破不破案也就无所谓了，他也知道，那是个别狂热分子所为。遂全力转到整肃干部队伍上来。经过几个月学潮的观察，又通过各级干部的亮相表态，谁是支持学潮，准是支持周惠，干部站队轮廓明显了，戏剧性的怪圈儿出现了。一年前，周惠起用廷懋，叫他把王铎体系削一削。经过学生事件，向周惠投送情报表示效忠的人，大体上都是王铎派系的人。这样，周惠的屁股又回落到王铎体系上了。周惠在他的《汇报提纲》中讲的“内蒙古干部分三方两派”，他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借此建立起自己干部体系。周惠来的当时，内蒙区直机关及西部四盟二市掌有实权的干部队伍大体上是在军管时期形成的“挖肃”体系。东三盟是在东三省辽、吉、黑拨乱反正，搞挖肃的人臭了，被挖的杨眉吐气了，所以不存在西部区问题。周惠削弱和调整这个体系，必然是在“挖肃”中受压挨整的“批滕派”上来。这些挨整受压的干部大都强烈要求恢复“民族自治权利”的人。经过“内人党”错案的平反，刚抬起头来恢复工作的一批干部，更是一腔火火的“民族情绪”。学生闹事主旨是“自治权”、“反盲流”、“惩办媵海清”。他们绝不会站在学生对立面去反对，亮相表态也不会站在周惠一边支持他镇压学生。
周惠在十二月八日支部书记会上，离开讲稿说“这次学生闹事幕后有后台，后台就在党委内部，他们为学生通风报信”。周惠这话是在说谁呢?说的就是廷懋、杰尔格勒、特古斯、宝音图等人。十一月五日周惠从北京回来之后就踢开了东部干部廷懋、宝音图，换了土默特干部云世英、寒峰。整东部蒙古人，寒峰不给动，于是把他撤下来换了别人。从这时开始着手调整干部了。首先是安排石生荣为副书记，将廷懋手中的干部权夺过来给了他。接着提任巴盟造反夺权出身的“保党派”干部刘贵谦为组织部长，不久又提任副书记，将当时的组织部长军区老干部王桐三赶走。这时廷懋还蒙在鼓里，毫不知情，他还在向周惠提出开会研究干部工作。周惠说，等石生荣把大学班子调整完了由他安排吧，你就别管了。廷懋这才感到自己应该休息了。一九八二年，中央在北京开省市委书记会义，那时廷懋还管着“两案”工作，也在北京。周惠在会上谈学生事件，什么也投有说清楚。胡耀邦将廷懋找去，叫他也讲讲学生事件。廷懋从容发言，条理清楚，指出学生事件是“文革”后遗症问题，是二十年积累的问题。与会人员一听就明自了怎么回事。各省市书记赞叹，内蒙还有这样水平的民族于部。胡耀邦高兴之余，叫廷懋下午再接着讲。通过这次发言，廷懋把自己也洗刷干净了，周惠再也不敢整他了，继续当他内蒙人大常委主任。经过廷懋的说明，总书记胡耀邦对学生事件的性质也有所改变了。对周惠其人也有新的感觉了。过了一段之后，没有到换届时候就把他撤回北京，在国务院农业办公室挂个副主任的官，坐冷板凳休息凉快了。
胡耀邦将周惠召回北京之后，派张曙光来内蒙古任第一书记。他遵照胡耀邦指示，念“草术经”兴畜牧业，退耕还牧，种树种草。这个战略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可是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随着胡耀邦的下台，把他轰走了。如果二十年前张曙光的计划得以实现，今天的沙尘暴也许不会发生了。接替张曙光的是楚人王群。他一来，急功近利，短期行为，提出什么“近期奋斗目标”、“超常规发展”，鼓励陈奎元在呼盟岭北高寒地区大量垦荒，说盲流生产商品粮有功，把内蒙古又祸害了一通。
周惠这个人整起人来是够狠的，他逼死了杰尔格勒，气死了宝音图。一九七九年东三盟划回自治区。原呼盟盟长杰尔格勒提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分管文教工作。因为他刚来不久，没有参与学生事件的工作。可是周惠找他谈话要抓他是学生后台。杰尔格勒一气之下，卧床不起，临终还在喃喃自语“周惠说我是学生后台”。
宝音图是在乌兰夫时期就是培养做为后续接班人的。他从巴盟盟委书记任上来自治区党委任秘书长。学生事件一开始，周惠、廷懋二书记意见严重分歧，政法书记云世英不表态。具体操作的秘书长宝音图感到为难，按照《党内准则》向中央组织部反映情况。请向总书记转达解决这个问题。胡耀邦委托中组部一位领导找周惠谈话。周惠抓这件事开始整宝音图，说他这是搞非组织活动。接着审查质问宝音图“我从凉城回来，学生怎么知道了?办公厅有人说周惠跑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去赤峰开会学生为何知道了?传真电报学校还没有收到，学生怎么知道了?”。一连串的发问“为什么”。对他这些非礼问话，宝音图哪儿受过这样窝囊气，辛辛苦苦给他支撑两个月门面，却被怀疑成通风报信搞小动作的人。28号文件传达之后，周惠就躲风跑了，党委机关千百名干部，谁不知道，堵谁的嘴呢!自己跑了，还怕人说跑了，这是贼人怕听喊“贼”。学生开始请愿是九月十日，周惠九点回到党委，学生十点就来党委。这是个偶然巧遇。如有人通风报信，在一个钟头之内，就是军队集合跑步来也不一定那么快，何况乌合之学生队伍。周惠去赤峰开会，跟看家的第二书记廷懋都不打招呼。各盟市、内蒙机关都去人，能瞒了谁呢，他以为很秘密，其实这不是蠢人“掩耳盗铃”吗?内蒙区直机关发文件是通过交换站，运转要比院校要快，上百个部门从哪里漏风，宝音图能撑握的了吗?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日晚，周惠刚从北京回来，突然提问宝音图“商业厅××为何没有调来?我成了空军司令了”。周惠要调的这人是个副处级干部，常向他报告情况。周惠要调他来当办公厅副主任。商业厅分管人事的副厅长说这个人历史上犯过几次错误，受过三次处分，很臭，年龄大、文化低，很多人都知道他给周惠送情报，而他的情报都是不真实的。宝音图认为周惠不应把这样人拿来当耳目，所以没有给他调来，周惠极为恼火。田聪明是从巴盟来的，与刘贵谦同派观点，周惠要调他来当组织部长，宝音图表示反对，也引起周、田的不满。
做闹事学生工作，宝音图处在二线。有时也出去做学生的疏导工作。学生上访不是列队来的，是一邦，一群，一堆儿。他扎到学生堆里，跟他们对话。在接触中，他曾拍一名学生肩膀说“昂噶伊，哇罕太，亚布!”。这是长者对晚辈训导的语气。意思是，“年青人啊，要明事理，不要胡来”的劝导之言。可是周惠的情报人员汇报上去就变昧了。说宝音图拍学生肩膀“同情、勉励”。
周惠将宝音图踢开之后进行审查，晾了半年时间，叫他难受，然后调给政府主席布赫做“助理”。布赫既不叫他“助”，更不叫他“理”。宝音图难以忍受，找周惠理论，为何不明不白地撤他职调他工作。本来周惠是怀疑他与学生“通气”，想抓他为“后台”而踢开的。可是他经过一年的内外调查，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所以不再提与学生事件有关的问题了，而是转到抓他平时工作上的“错误”。经过一段准备，开书记办公会形式，找来宝音图，叫田聪明数落他“七条错误”：第一件是宝音图派汽车送吴涛去北京看病；第二件是宝音图写条子给民委主任，调王见喜到民委工作；第三件是与杰尔格勒、特古斯提高了蒙生高考招生比例；第四件是周惠提任三名副书记，宝音图说了怪话；第五件是宝音图在新城宾馆讲了内蒙古大学应设蒙语授课，以体现自治区的“错”话；第六件是宝音图向中央组织部反映一、二书记对学生事件意见分歧是非组织活动；第七件是说宝音图的秘书有泄密问题。周惠又将这所谓七条“错误”发了个传单式的不伦不类的白头文件。对这些欺人之谈，宝音图气成心脏病，不久在集宁参加会议猝死。这里有几件事不点明，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吴涛是内蒙古军区政委，“文革”中由上边安排他给“挖肃”司令滕海清做助手。在拨乱反正的大批判中，当时的领导人尤太忠、王铎、云世英三人将他打成滕海清的替罪羊，内蒙古的所有职务全撤了，可是北京军区副政委职务还在保留。这么大的一个犯错误的老革命有了病，派个车送去怎就成了“错误”。周惠免职回北京，半夜装了三大汽车内蒙古财物溜走了，却啥事没有。第二件是，内蒙古高考升学比例，蒙生高了，汉生就低了，是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汉族干部群众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人们忽略没有注意的一点是，内蒙古的汉生升学比例，历来是比区外各省高的。在内蒙古自治区，蒙生的升学比例必须要高，以体现自治民族快步赶上先进民族的政策。除了区内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三个土著少数民族外，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能享这个“高”。蒙古民族离开自治区，到其他地方就不能享这个“高”。对此各个民族都应冷静思考，不能有任何“嫉妒”心理。
学生事件发生后，宝音图曾向其一个好友极为气恼地拍着大腿说“刚想干点事，他妈的出来这个事了!王铎的干将刚刚往外请，内人党老爷们还没有进来。唉，都给打断了”。可见，宝音图是不支持学生闹事的。
学生上访开始后，区党委选调干部到门口第一线工作，宝音图指定的是办公厅副主任汉族干部苏瑞峰。分管人事工作的老干部副秘书长李俊谭认为应派蒙族干部出去。他两次找信访处白音太动员，表示了党和组织上的信任。白音太有教训，不愿接受这个担嫌的差事。因为组织决定了，不得不去做这项工作。他每次出去接待学生都带着三、五名干部，其中还有会蒙文蒙语的汉族干部。每次接见之后当时写出简报送到“政工组”去。一线白音太和二线宝音图之间有汉族干部做连络员。宝音图见不到白音太，在白音太侧后还有周惠的“政工组”人员暗中监视。如此这般小心谨慎，仍然受到周惠的猜疑。事件平息后，他两次秘令时任副书记的千奋勇把白音太清洗出党委机关。因为不说什么问题，千奋勇没有动。周惠第三次向千奋勇和组织部长刘贵谦下令，在七天之内必须清洗出党委机关。刘贵谦在三天内办出“党委决定”，叫白音太去战备办公室挖防空洞。后来，周惠离开内蒙古，千奋勇批示把白音太调回党委机关。可是当时组织部长周荣昌和副部长袁明铎是周惠从包头一机厂提拔起来的亲信，拖了两年才办。
在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中，高锦明是先打西部蒙族干部，后打东部蒙族干部，最后“一灼烩”全部打成“反党叛国的内人党”。周惠耍弄蒙族干部，如同玩麻将牌，打那个吃这个，吃那张，打这张。在学生运动刚起之后，周惠大骂土默特籍干部煽动学生闹事。当总书记胡耀邦交底“乌兰夫这面旗帜要保”之后，他立即调转方向，挑唆士默特籍干部打东部区干部。先是布赫在呼市干部会上讲，后由云世英在自治区干部支部书记会上讲。《新华社内参》登了他们言论之后，过去在东部区工作过的老干部张策、胡照衡等人，大惑不解，惊呼内蒙古怎么啦，“文化革命”刚结束，正在拔乱反正，为何把一九四七年思想认识上的争论，联系到现在学生事件上，把“爷爷”和“孙子”连起来，排列成一、二、三次路线斗争。这不是“文化革命”还在继续呢吗!况且，一九四七年的争论也没有定成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他们批评周惠不应这么干，这不利于东西部的团结和内蒙古的稳定。周惠推诿说那是云世英他们说的，不是他的意思。然而历史的记载是他周惠在十一月七日的会议上把一九四七年连到这次学生事件上的。当时在土默特籍干部中，云世荚是有魄力能干，排在第一位的，大家指望他拨乱反正，期望值很高。可是正因为他能干，周惠怕他抗衡，耍手段征求乌兰夫同意，将云世英送到北京当了一名京官，然后换布赫来坐蒙族干部第一把交椅，接替孔飞当了自治区主席。
当学生事件平息下来，局势稳定之后，在一次会上有人向周惠提问，究竟学生是谁发动起来的。周惠哼哼哈哈，以很不清楚的浊音说“延安来的老同志，算拉!”。他也没有说名字，不知是何人，可也不是指的是李森，他来去延安。受人尊敬的李森老人，是大革命时期的元老，是土默特旗和内蒙机关无人不知的传奇人物。由于他是喇嘛出身，文化不高，然而具有敢做敢当的高贵品德。他几次找周惠“自首”，说学生闹事是他派民委干部王见喜发动起来的，传单是他叫茂敖海写的，你不能处理别人，论罪我一人承当，你也不必费心找“后台”呀、“幕后”啊，我就是后台处理我好了，不要搞扩大化，抓这个怀疑那个。可是一心想要从东部区干部中挖出一个“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的周惠哪能听进他的忠言。李老从此郁郁成疾，不久人世。一九八七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乌兰夫由京来呼参加庆典，李森老人重病在医院，请求乌兰夫去医院见一面，可能是想谈学生事件的处理问题。遗憾的是乌兰夫没有见他。
受到周惠打击最重的是土默特籍干部锡盟盟委书记赵真北。在周惠的向中央《汇报提纲》中，谈到“人口问题”时，对清理盲流工作有这么一段话“去年曾在个别地方对外省区流入的人口进行往出清理，结果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后经做工作停止了，但事情并没完。而且对上下都有影响，仍是全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上边一段话是周惠这个政治骗子在中央面前瞒上欺下，把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推给赵真北的一大杰作。
赵真北是土默特籍干部中蒙汉兼通，解放以来一直做畜牧业工作的专业权威人士。“文化革命”结束以后，于一九七九年底，自治区党委派到畜牧业重点地区锡林郭勒盟任盟委书记。在他去之前，军管时期的前任书记赵会山按照国务院指令和周惠的部署已经开始清理盲流。自从一九七七年拨乱反正以来，中央、国务院为了减轻粮食供应压力发国发(77)140号文件、中发(79)87号文件、国发108号和162号文件、中办40号文件，自治区革发(79)184号文件，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1980年2月9日发的文件，明确要求对流入牧区人口进行严格控制和必要的清理。清理盲流是极为敏感难度很大的工作。对此，周惠曾表示“清理盲流如有问题，区党委承担责任。”锡盟盟委根据上述指示精神，提出清理一批少数表现很坏的打砸抢分子。
这项工作刚刚开展，盲流冯玉根、冀宝新上访北京告到冯文彬那里，于是就造出了危言耸听的“内蒙古赶汉人运动”之说。
对于清理盲流工作，周惠始终是一手操作指挥的。对于冯文彬偏听偏信打砸抢分子的诬告，无端指责内蒙古“反汉排外、驱赶汉人”的错误论点，不敢反驳，顶不住，怕影响自己前程，对自己的事诿过他人，把责任推到下边，装做不知道。并且以撒免赵真北的盟委书记职务来复合冯文彬的无理指控。这种以牺牲部下保全自己名利的作法哪像个共产党的干部。冯文彬做为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偏信一个无赖盲流的偏言诬告，而不听她方党委的正道报告，这除了他的大民族主义偏见以大压小，以上压下，还能说明什么呢!
对于冯文彬的错误指责，当时就有基层生产队的清理盲流情况报告。牧民虽然仅是半通汉语，也算把问题说清了。
锡林郭勒盟正兰旗查干淖尔公社登吉大队于一九八零年六月向中央办公厅冯文彬的汇报：
我们生产队1958年时34户，121口人，到1979年增到376口人，其中汉族189人，蒙族187人。盲流冀宝新来时光棍一人，“文革”中夺权，将其亲属迁来，又娶来媳妇生了七个孩子。他们掌权之后。盗窃挖空生产队财产，牲畜头数大幅度下降，变成了穷队。他们在“挖肃”运动中，大打出手，牛建海去夺了公社的权，冯玉根当了战斗组长和看守所长。将三十多名社队干部集中关押，残酷武斗，挖死了公社德吉书记，打残了好多人。冯玉根说“你们这些蒙古人不值一枪扫射”、“蒙古党员算几个，总算占一小撮”、“杀尽蒙古人对全国还占多少”。李×说“在内蒙古挖出这么多内人党，死了这么多蒙古人，可惜我还未喝够他们的血”。清理盲流工作开始后，大队委员王玉说“你们这些党员没有一个好东西”。
由于当地牧民抬不起头来，难以生存。要求迁往别处去找生活出路。
我们对于遣返几户的经济处理是妥善周到的。他们的自留畜、房屋、拿不走的财产都合理作价，发了路费、生活费、两个月的口粮，并带走七匹耕马。迭走时大队出钱租了三辆汽车，途中补助都发给他们了。冯玉根、冀宝新等人向中央说的都是假话。
今天我们遣返几户造反派头头，少数盲流，是为了安定团结，不是他们说的“反汉排外”、“民族分裂”。我们全俸社员和党支部迫切希望上级领导派人来深入调查。
内蒙古正兰旗查干公社登吉大队。
对于周惠瞒上压下，假话诿过，食言自肥的恶劣行径，原锡盟书记赵真北极为耐心的等到学生事件平息之后，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按党内生活《准则》，心平气和地批评和抨击了周惠的厚颜无耻恶劣的政治品质。一个少数民族党员干部，能否以平等原则去争论是非呢!
一九八0年，内蒙古团委主办团刊《内蒙古青年》蒙文版发表了“蒙古民族满达”的文章。这在当时“挖肃”灾难刚过，拨乱反正时期，有着“蒙古民族在党的领导下重新振兴”之意。“满达”在汉文中可译为“发达”、“繁荣”、“振兴”、“万岁”、“昌盛”之意，区别是
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学生把这篇文章翻印散发了。王铎在张学良的东北大学边政系学过治理边疆的功课，粗通蒙文蒙语。他在内蒙古的五十年就是观察蒙文报刊动向的。他认为这是以“蒙古万岁”来煽动民族情绪，幕后必定有人指使。于是他想挖出“幕后”在周惠面前露一手，积极行动起来，不顾身份，赤膊上阵。他派车将蒙文副总编乌达尔汉接来，在他办公室，施展他的手段，软硬兼施，追问文章是谁叫写的。乌达尔汉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干部，不吃他那套，没有给他老面子，顶撞起来。王铎一改往日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暴跳起来，拍桌子瞪眼睛。乌达尔汉也站起来，一老一少，四目相对。王铎气急败坏，叫乌达尔汉“滚!”乌达尔汉说，是你派车请来的，你还要把我送回去。王铎有气无力地回到坐位上，“你，你和你爹(乌力图)一样倔僵”。王铎向周惠讲了文章的“问题”。周惠决定派出工作组审查。总编舍力布向周惠派出去的几个人郑重提出，你们要审查我，先叫周惠回答我两句问话。一是，他的政策是叫蒙古民族兴旺呢还是灭亡呢?二是，中央提出“振兴中华”．中华民族里包括不包括蒙古民族?周惠要说对蒙古民族是灭亡政策，那我就没有说的，跟你们去接受审查。于是周崽再也没有敢动他，逃过了一劫。
周惠等人口口声声谴责学生搞大民主违反法制，教导学生要按组织系统上达意见。可是他说是这么说，实际上按组织系统提上来也不行，还是照样收拾你，反正是不准你提他不愿听的意见。内蒙古团委书记巴达拉呼向第二书记廷懋报告，在团委领导层和团千培训班内讨论28号文件，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廷懋说有意见就报上来吧。于是将每个人的发言，按照人头分户，将原始发言整理上报。事后周惠拿着这个帐单，说他们是反对28号文件，把他们整肃了。同时，还有些人向周惠秘告团委的领导人员支持闹事学生。周惠派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剃云山和现任区党委常委的尤仁等人去整顿改组团委领导班子。经过一段考察发现，被告发的一些人都是光明磊落正经干事的。而告秘的一些“左”派们却是不地道，搞邪门歪道，汇报情况不实。
周惠整肃于部的重点单位是文教系统。内蒙古大学、师范学院领导班子改组，撤销自治区文教办公室、高教局，教育厅撤换领导。其他各部门也全面调整，以亮相表现搭配班子，有上有下，有进有出。当时农牧林系统各厅局领导班子中，掌有实权的蒙族干部占多数。他们虽然与学生事件无涉，周惠还是不放心，拆庙搬神，撤厅建委，把他们分散打发了。盟市级领导班子在这次整肃中也有很多人落马。厅局、盟市级干部，大概约有二、三百人之多。
周惠对于全区干部分类排队之后，着手建立亲于自己的干部队伍。他从下边提上来一批，又从自治区机关放下去一批，从实权岗位上拉下来一批，又补上了忠于自己的一批。周惠叫石生荣分管干部，觉着不得力，又重新起用王铎，叫他参与干部调整工作，于是王铎体系更为强势。首先是组织部的干部重点配备了“保党派”骨干分子。如师范学院“抗大”造反团头成风霞任一处处长，整顿调配自治区机关厅局班子。巴盟造反夺权的“保党派”头子刘贵谦调任组织部长、区党委副书记，分管干部工作。内蒙古大学“保党派”头赵志宏当了自治区副主席：《无产者》头头张启生当了呼和浩特市长。师范学院“保党派”头任铁当区党委秘书长，又去包头任市委书记。乌兰夫三儿子乌杰当面骂他是打“黑帮、”黑崽子”的造反派。周惠最为重用的亲信是他的秘书田聪明。田是从巴盟上来的干部，原是新华社记者，是宝音图给周惠配备的。学生事件一开始，他就显露头角，飞扬拔扈．俨然他是“第二书记”，敢在书记办公会上指手划脚。学生事件刚过，直升常委兼秘书长，接着又提常务副书记极为张狂，啥都敢管，说一不二，他为了显山露水，敢在体育馆几千人干部大会上，不打稿讲话，装腔作势，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周惠在整宝音图的时候，故意把田聪明放出来数落他的“错误”，以此来贬低宝音图，想要气死他，解他心头之恨。
周惠、田聪明，胆敢违反《党的准则》，在党的机关组织运行体制之外，建立自己耳目特务组织，派暗探到各大院校，各机关单位搜集情报。这是党纪国法不容许的。
在学生闹事期间，分配来了一名刚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毕业的，会蒙文蒙语的学生，田聪明放在“政工组”。给他的任务就是到各大院校去搞情报，直接向田聪明汇报。他在周惠、田聪明离开内蒙之后，向所在单位领导人宝音“自首”，说他给田聪明当了特务干了坏事。这真是希罕事，宝音咋处理，一笑了之。田聪明还向自治区机关工委宣传处长李德亮部署，观察搜集宝音图动态，向他报告。
在周惠、田聪明时期，凡在学生事件中送过情报的人，都得到相应的回报，有了提升官职的机会。一九八三年“政工组”收摊关门时，田聪明命名为“民族团结的模范先进单位”。这事干的也真够滑稽的了。手中有权怎干都行。
在周惠的汇报提纲中，有一句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一句话，却被学生发现了。“在各种群众性活动中，不宜过多地组织新的少数民族的团体和活动”。这是周惠制定的限制蒙古人活动的法律。周惠他个人胆敢违宪约法蒙古人，是谁给了他这个特权。这里说的“过多地”是一个煞有介事的措词。蒙古人哪儿有过单独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就是蒙医也不准你单独成立一个医院，必须与汉医合办，称为“中蒙医院”。还有蒙古语文工作办公室也不准你单独存在。民族感情中有个重要内容是对民族文化的爱好。可是连个文化沙龙也不准出现。
四、事件教训
对一九八一年学生运动，当年的周惠以其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绝对权力定了破坏安定团结的民族分裂主义性质，立了“01”专案，挖“幕后黑司令部”、“庞大的民族分裂集团”，不明不白地处理了几百名干部，干完之后既没有结案，也没有做出结论，这算是什么事呢?谁来向历史做出交代!如今事件已过二十多年了，也该有个评论了。历史的是非是由后人评说的，评论历史事件，各类人等可以有不同看法。我从我的角度看问题，你从你的观点论是非。但有一点必须是，不管哪个民族，要以平等精神去争论。这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别压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孰是孰非，自有历史的公道。
1、学生事件是因28号文件发生的，所以首先要评论这个文件是否正确。历史唯物主义者分析任何事物，离不开当时的背景。自从一九五八年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左”倾发展，大汉族主义极度膨胀，无视边疆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问题极为严重。在“文化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胡耀邦总书记视察西藏工作，恢复放宽自治权利，发出3I号文件，从民族关系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可惜受到邓小平批评中止执行了。28号文件是对3l号文件的“纠正”，与国家大破“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的政治形势很不谐调。要说它是个正确还是错误文件，从其实施结果来看，似乎有一半实现了，另有一半没有达到。那就是人口早已超过两千万了，政权机关早已实现以汉族干部为主了。没有达到的是一亿头牲畜目标落空了，人均收入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排列更为往后了。学生闹事是为了民族生存权。现在已经到了难以生存的关头，牧民陷入困境，没有退路了，不得不另寻生路。移民垦殖是民族政策问题，同时也是生态政策问题。生态问题比民族问题更为重要。生态破坏了，不单是二百万蒙古人的生存问题，也给老大哥汉民族自己造成沙尘暴的困扰。这样看来，28号文件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是个错误文件。
2、学生事件的性质怎么定，要看学生运动的主流，看其主要方面。闹事学生向自治区党委提交的请愿书上没有发现任何“民族分裂”的内容。上访北京所提的问题，一是移民流入问题，二是自治权利问题，三是惩办滕海清问题。游行学生高唱“起义暴动的嘎达梅仁是为了蒙古的土地”。学生运动的中心纲领就是抵挡外来人口，反对垦殖，保护草地。因此，顶多也只能定为地方民族主义性质。在学生闹事期间出现的煽动、鼓吹“民族分裂”的反动传单，那是“个”案，是属于个别民族极端分子所为，不能以个别分手制造的传单来定事件的性质。一斗黄豆里进去几粒黑豆，仍碰视为黄豆。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中央领导人在全国民族工作会上讲话说过“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解决，决不要把个别人或极少数人的问题看成一个民族的问题或民族关系问题”。胡耀邦对学生事件的批示是含糊其词，没有明确讲是什么性质。可是周惠夸大支流，拿个别反动分子的传单当做主流定性，为他所用。一九九四年王群执政时期，内蒙古党委办公厅8号文件里讲“一九八一年发生蒙族学生驱赶汉人事件”。这就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民族分裂”了，而是有了明确具体的罪名了。对此，蒙古人要提出质问，在学生闹事的七十天时间里，是哪一家哪一户汉人被驱赶了?周惠、王群及其指使的公安机关如果拿不出被驱赶的人家来，那就是对蒙古民族的诬陷、讹诈、迫害，是凭空制造镇压蒙古人的口实。按照国家法律，定性定罪必须事实准确，否则就是冤案、错案。
3、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民主集中制，与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不同。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意见、要求，要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达。虽然国家宪法有游行、示威自由。但是这个民主权力是有组织纪律制约的。所以，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廷懋一再批评学生“有门不走，为什么非要跳窗户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宝音图拍学生肩膀“哇罕台，亚布”也是这个意思。青年学生政治上尚不成熟，容易冲动。所以应听长者的教导，做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不能走到尽头，更不能走过头。否则就要犯大错误。
对于学生事件的处理，一、二书记从一开头就有分歧，第一书记要抓人，第二书记要疏导，谁对谁非?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叛乱，都是“恩威并加，抚剿并用”政策。周惠做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自我感觉马列主义水平也很高，其实他是与滕海清一丘之貉，只能解释为大汉族主义思想在驱使他们那样蛮干。
没有施恩就要加威，没有宣抚就要剿灭。周惠他做为共产党的地方党委书记，却不敢去见群众。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是一次也没有出面去见学生。学生上访要见面对话．他是躲着就是不见，僵持不下，迁延时日，拉长时间，使问题复杂化。周惠如果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不该怕群众。出事当初就应勇于承担责任，有天大事先揽到自己身上，然后慢慢化解矛盾。如果他要出来见学生，还有廷懋、云世英左膀右臂护着他，陪着他，闹事学生不会就把他吃了。只要他肯出面见群众，往下别人也就好做工作了。廷懋、宝音图多次给他创造条件，他都没有表示。他觉得所有参与做学生工作的蒙族干部都不可信，好像要把他推给狼群。一个封疆大吏，如果站在恨所有蒙古人的立场上，那就一切希望都没有了。周惠最怕干部群众对他谴责的一个问题是，他一个人带着秘书向中央汇报。决定“二百万蒙古人的命运”。对此，廷懋、云世英在大小会上一再给他开脱解围，说《汇报提纲》是“经区党委多次研究讨论定的”。其实这是假话，是为了袒护周惠混过昭关。事件过后，廷懋曾说“他那个提纲区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原定一、二把手加主席孔飞去，临到时候是他一人去的”。
在挖“内人党”时滕海清一个人带他的秘书去向中央汇报，后来周恩来训示，从此吸取教训，以后来人汇报，不能只来一个人。可是没有人吸取这个教训。周惠带江波去向中央汇报工作．首先犯了用人上的大错。江波是什么人，他的恶劣品德，自治区机关谁人不知。汉族老干部杨力生当时就曾说过“为什么带江波去，要出事啊!没有个蒙族干部，怎能说好内蒙古的事呢!”
一个派到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汉族领导干部为什么就不能和这里的少数民族干部合作共事呢，为什么就不信任他们呢。这就是周惠所信奉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
4、总书记胡耀邦在学生事件的批示中说“……否则，我们要上当”。其实，他是上了周惠的当。周惠是个要政治手段的老手。在周惠的汇报提纲里讲的是盲流不能再人了。“不堵盲流”是胡耀邦讲的。周惠为了逃避责任开脱自己，来了个“一石二鸟”。他把他那个《汇报提纲》中的人口政策六条，变成布告登在报纸上。他向全区群众表白“不堵盲流”是中央的话，不是我周惠的，要闹就闹中央去。后来，他在学生事件总结大会上非常得意地讲：“布告上说的人口管理指示，本来就是《汇报提纲》中的六条。可有人竟然说布告六条与28号文件针锋相对”。他这一手未能达到转移学生方向目的。于是一招不成，又来一计。搞了个传真电报，更为明确地把学生火力引向中央。学生终于上当，去北京闹去了。
周惠不敢挺身而出去见群众，不愿替中央承担责任，硬是把闹事学生逼到北京去，表明周惠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客，是共产党的“奸臣”。
周惠在内蒙古工作时间虽然不长，可也充分显露了他的机会主义本色。他一来内蒙古就为了抬高自己身价，宣扬他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派来的”。不久华国锋下台，他又是另一副咀脸，大骂华国锋“他妈是个什么东西，他是个造反派”。周惠在纠正毛泽东的“大锅饭”错误，推行“包产到户”政策上是极为坚决的。但同时他也搞了“非毛化”。“文革”中，毛泽东塑像搞了很多，不少是所处不当，搬掉是对的。但是一个不留，全要砸烂，才是过头的。内蒙古党委院里的毛泽东，所处得当，在幽深院中，松柏相映，应该留下，他却不听劝阻．硬是用炸药崩的满院开花。
5、这次学生闹事起因很清楚。是乌兰夫派云北峰来，首先在土默特籍干部中动起来，然后学生闹起来，席卷了全区。可是到后来，怎么就演变成了“一九四七年跟博彦满都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了呢?周惠凭什么还要从东部区干部里挖出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司令部”呢?自古以来，历史上反动统治者整少数民族都是采用“以夷制夷”政策。可是做为共产党员的周惠为什么也要采用这种政治手段呢。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觉悟的从延安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布赫、云世英为何受其利用那么干呢，这是令人费解的问题。他们那么讲，有什么事实根据呢，什么也没有，就是凭空瞪着两眼说瞎话，不考虑后果。一个对自己说的话不负责任的人，官做的越大，为害越大。世界上所有落后民族都有个特点，那就是你攻我斗，永无休止。中华五十六个民族都讲团结，可是一个民族内部却不讲团结，那还能进步吗。
6、内蒙古“地广人稀”问题。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惠的汇报，谈到自然流人人口时，宋任穷说“内蒙古地广人稀，经济发展起来，人力是不够的”。这个论点是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举国上下，谁人一看地图就说“内蒙古地广人稀”．中学教师讲人文地理也都讲西北三分之二的土地上仅有百分之十人口，而内地三分之一土地上却生活着百分之九十人口。因此，国人都认为内地人口向边疆流动，寻求汉族人民生存的新的空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少数民族反对这种流向，不是民族分裂主义也是地方民族主义。然而殊不知，内蒙古虽然“地广人稀”，可供人畜吃喝的水草农田却是很少，粮菜瓜果供应不上，“僧多粥少”问题难以解决。汉族是个吃粮的农业民族，从清朝末年移民实边、借地养民到民国年间大量涌人流民。垦荒种田，可耕湿地早已开完。解放后王震开荒，“文革”中郑维山的大兵团垦荒，出现多次垦荒浪潮，大开小开不断地开荒，以致造成今日之沙尘暴。不知情的国人一见黑沙漫天就报怨“内蒙古的风沙又来了”。似乎风沙是内蒙古人造成的。电视台播放因由也只讲“过渡放牧”、“牲畜超载”，却不讲开荒造成的根本原因。
7、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胡耀邦，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变化太快，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是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一九八一年中央发28号文件时，西藏、新疆的文件刚发不久，乌兰夫的文章也刚发表，排队汇报赶到研究内蒙古工作的时候，总书记向“左”急转弯了，似乎换了一个人。对于内蒙古学生事件他批示“要严厉”。这和他以前对待少数民族宽厚仁爱的态度判若两人。为什么同一个总书记胡耀邦，一个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不长的时日里，他的指导思想竟然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胡耀邦对西藏、新疆的让步、放宽政策受到了大汉族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和警告。冯文彬也在这时借锡盟清理几户盲流制造耸人听闻的“内蒙古发生了驱赶汉人运动。”总书记的转变是受到了上边的压力，是出于无奈。然而，他是转过来了，可是下边不知情，没有能跟上，连乌兰夫也未得招呼，行动未能谐调。如果没有这个变故，少数民族地区贯彻通行3l号文件精神，就不会发生这次学生事件。
应该说，胡耀帮对自治地方的政策放宽是正确的，受到全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列宁说“对少数民族多让步些，多温和些，要比让步不够，温和不够要好些”。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功在华夏。遗憾的是他对边疆民族却没有说过一句开恩的好话。一九八七年当有人向他反映“文革”中边疆少数民族受害严重时，他不以为然地说“中国没有民族歧视，文革中受害最大的是汉族”。对此，少数民族是难以认同。“文化革命”是华夏民族的内乱，祸及边疆民族。受害者按绝对数，当然是汉族多，而按人口比例，少数民族则是灾难性的。少数民族小兄弟并未伤害过汉族老大哥。
8、周惠为了建立自己体系的干部队伍，为了他一己之利，把潜在的己被人们逐渐淡化的，以前的领导人从未明讲的所谓“三方两派”明朗化，加深了矛盾。28号文件下来之前，他为了建立自己体系打击削弱王铎的“保党派”体系；学生事件发生后，他又挑动指引土默特籍西部区干部攻打东部区干部。内蒙古干部队伍的“三方两派”问题．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有其历史原因。一九五四年蒙绥合并时，绥远干部不愿合并，抵制时间很长。乌兰夫“借荆州”在张家口等待。毛泽东主席发怒，谁反对开除谁的党籍。乌兰夫这才开进归绥市，做为内蒙古首府，改为呼和浩特。内蒙古的解放是从东向西展开的。干部、军人都是东部居多。东部区干部有学历文化高。西部区、绥远干部工农出身多。这就出现了“西部成分好”、“东部文化高”的差别。有人在蒙族干部中又分为“延安出身”和“伪满出身”。这个矛盾是东西部干部之间在“文化革命”前出现的，以后愈演愈烈。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出身不好的总是处于劣势。这是两代人三代人的斗争，能容许这样下去吗?但愿以后不要再继续下去。希望当领导干部的不要再挑动这个矛盾。
9、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民族平等，平起平坐才能讲团结。在周惠的《汇报提纲》里说“遣返盲流，要先同其原籍协商，并请中央主管部委和有关省区予以协助”。这里哪有平等可讲。盲流他来时没有协商，为何去时要协商呢?来时没有条件，去时却有条件，这叫平等吗!按照常理，对于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主人端茶送客，打开门请他出去就是了，还要先找他家同意才可送回家去。世间有这个道理吗!周惠所定遣返程序是先找盲流的原籍，县、乡、生产队，然后又找省，再到北京找有关部委协商同意，然后才能遣返这个盲流。这是政策上可以遣返，但叫你遣返不成。周惠制定这样繁杂难办的政策就是为了讨好冯文彬那样一些人的。
28号文件中讲，对流人人口内蒙古“要妥善安置”、“搞好民族关系”。这是内蒙古难以接受的强制政策。草原牧民长年劳苦与风沙灾害搏斗而得来的一点牛羊肉，还要把不请自来的盲流当客人招待共享。在这种不平等的状况下，能“搞好民族关系”吗?
内蒙古地广人稀，又落后，需要学习先进民族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牧区、林区、工矿区也缺少劳动力，自然流入也是正常的。但是党和政府不能硬性规定，不分好赖都要接受安置。移民亦应实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表现好的自然能留下，而且牧民也可能招赘为婿。赖的坏的非但不留还要拿棒子打出门去。这才合情合理，体现平等。
lO、经过这次学生事件，内蒙古干部的最大教训是，以后再发生类似蒙族学生闹事，蒙族干部不能出面，要回避。谁干谁沾包，谁受怀疑，没有好下场。周惠他怀疑所有参与做闹事学生工作的蒙古族干部都有问题。宝音图、杰尔格勒、特古斯，文教办、高教局、教育厅，各大院校接触学生工作的人都受到处理。但也不能说绝对，不乏也有个半像乌兰巴于那样的蒙古族干部编造虚假情报，受到宠信，也是有的。在处理学生事件中充当“积极分子”上来的还真有那么几个蒙古人。不过，他们的灵魂受到了谴责。像马振铎那样蒙古人受到周惠赏识，提任自治区副主席之后，忘乎所以，与河北省谈判边界纠纷，竟然毫无原则地慷慨大方地，按照周惠旨意将内蒙古固有土地拱手奉送，低三下四的在饭店服务台上给签字，写上了他的挨骂臭名。留下了“拉格旦”，很难处理。
一九九四年二月，内蒙古党委办公厅8号文件传达中央领导重要指示中说“出了民族问题，口q他们出去工作，要比汉族干部有效”。且看今后出事，区党委将如何使用民族干部了。
在“文化革命”中，内蒙古自治区成了滕海清和他秘书陈晓庄俩人对蒙古人的“专政区”了。“文化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内蒙古自治区又成了周惠和他秘书田聪明俩人的“专治区”了。
反对两种民族主义是民族平等的体现。过去华北局领导人批判乌兰夫时说过“反汉就是反华反共”，这种说法是把汉人列在统治民族位置上，把蒙古人放到屈从民族地位。这是汉族祖先“华夏居中，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大汉族主义霸权者的反动谬论。
按照马列主义原则，要想真正实现民族团结，那就要以平等精神去批判两种民族主义。如果只反一面，那就是政治和法律上的不平等．也就存在着民族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