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高于面包！

水果小贩穆哈迈德.布拉齐齐的自我牺牲，引发了突尼斯起义，那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起点，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的失业”，一位突尼斯示威者告诉美国记者，而是“因为.....要地方当局对他遭到殴打负责”。在班加西，叛军以大规模演唱开始，“人民要结束腐败”！在埃及，纽约时报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到，群众们“全部自发组织起来，已经深受压迫的人民不再恐惧，不再愿意被剥夺自由，也不再愿意被他们的领导人羞辱”。

“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革命的口号。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间，突尼斯经济增长介于百分之二到八之间。随着石油价格高企，本处于动荡边缘的利比亚也享受到类似的经济繁荣。这两个国家的故事说明，在现代社会，经济改进无法替代公民的尊严和自尊。除非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为后苏联时代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以及某国或迟或早的动荡感到惊讶——就像对苏维埃俄国那样。“无论‘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为我们提供任何或真或假的好处，上帝赐予我们的尊严令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遭到剥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奥通巴耶娃今年三月写到。“这就像魔法一样，无论男女老幼，或者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人民会汇集在城市广场，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

当然，对于成功的重组一个国家来说，美妙的道德动力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它可以让一个旧的政权下台，但无法立刻战胜根深蒂固的集权政治文化传统。在一个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传统极为缺乏的社会里，由道德革命产生的民主机制仍显浅薄，因此或许无法支撑民主制度的运转。就像在俄国一样，这很可能是阿拉伯之春履行诺言的一个重大障碍。俄国的道德复兴要挫败的是七十年极权主义统治下培育的离心及怀疑。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肢解了一个帝国，但从此之后，帝国思想的遗产让千百万俄国人接受了同样集权的普京主义，以及他“强敌环伺”和“俄国挺直膝盖”的主张。此外，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悲剧从未被完全清算和解，它正在俯视着整个道德事业，就像俄国改革的行吟诗人们曾经发出的热情警告一般。

内蒙古牧民莫日根为保护草原被汉人运煤车压死后，蒙古族学生的抗议游行，也说明了尊严高于面包这一道理。中共当局为了经济利益，大肆­挖煤、建发电站，严重破坏了蒙古人依赖的命根子——草原。

当地政府给了莫日根家里送去56万元现金想私了。但10号晚上在场的牧民们，曾听到运煤车司机喝酒吃饭时说，" 杀死一个牧民顶多赔个40万"。牧民们说，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蒙古人的尊严，要让当局给保卫草原的莫日根建纪念碑。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共在蒙古草原上发现煤矿后，越­来越多重达几吨的运煤车在草场上奔驶，不仅大面积毁灭植被，而且也经常压死牧民的牛羊。

中共建政后，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方式不断开垦内蒙草原，比如用"开发边疆 建设边疆"的旗号，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甚至还把山东整个村子的人都给迁到内蒙古去。

汉人认为的荒地，实际对蒙古人来说，那是他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就是蒙古人的命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