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代的郭道甫及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试谈

周太平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近代以来的呼伦贝尔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受不同政体势力的影响，时局日趋动荡，社会政治情势变化急剧。如“九一八”事变前后，呼伦贝尔问题更加微妙复杂，成为一个关注焦点，引起各方注意。所有这些对后来的历史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和复杂性。因此，讨论郭道甫及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相关问题时，仍然有很多盲点。此等盲点若无史料支持则答案不得而知。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相信他发表的言论、著作等资料，而更应该重视考察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本文试谈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同苏蒙、奉系、日本等诸势力间的关系，将郭道甫这
一中心人物置于其特定时代背景下作一考察，并提出一些思考性的问题。

关键词：郭道甫；历史环境；1920 年代；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中图分类号码：K26 文献标识码：A

一、 序言
郭道甫（1894—1934？），号浚黄，字道甫，呼伦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达斡尔蒙古人。本名墨尔森太（Mersentai），简称墨尔色。从事社会活动时常为郭道甫。郭道甫所处的时代是近代蒙古民族运动兴起时期。他一生执笔著书立说，力图民族自治。1917 年建立呼伦贝尔学生会。1921 年外蒙古人民革命爆发，影响直接波及内蒙古。1923 年，郭道甫组建呼伦贝尔青年党（中央党部设在乌兰巴托），1925 年参与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任秘书长）。1928 年7月，郭道甫、福明泰、布彦格日勒等发动呼伦贝尔武装起义，史称“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暴动失败后，郭道甫只身前往沈阳，被张学良聘为秘书。1929 年创立东北蒙旗师范学校。1931 年“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后的混乱中回故里，同年在满洲里失踪。

郭道甫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内蒙古政治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为内蒙古早期民族民主革命的代表性人物。但是，郭道甫的历史地位评价问题及相关史事均存疑较多。如：1、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背后支持者究竟是谁？2、暴动失败的原因应该怎么认识？3、暴动军（平民军）为何袭击中东铁路护路军？4、暴动失败后郭道甫为何投降敌方？5、1931 年为何被东北当局罢免校长职务？6、郭道甫与日本的关系及其最后在呼伦贝尔活动真相如何揭示？总结目前有关郭道甫及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事件研究状况，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歌颂性的评介文章较多，且虚多实少，缺乏实证研究，公式化的措词内容较多；再一个是过于相信郭道甫的著作资料。另外，对很多细节存在争议，对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真伪产生诸多争论是不足为奇，在没有史料证实的情况下很难统一认识。但是，这里存在一个能不能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的问题。研究历史人物不能过于相信其著作资料而忽略其历史背景。

二、“九一八事变“前的呼伦贝尔地区情势
1919 年，北京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领征蒙军进入外蒙古，外蒙古被迫取消“独立”“自治”，呼伦贝尔从此失去了一个主要支柱。1919 年12 月21 日，呼伦贝尔护理副都统贵福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取消呼伦贝尔特别区域。1920 年1 月28 日，北京政府宣布取消呼伦贝尔特别区及中俄会订条件，将呼伦贝尔地区置于黑龙江省管辖之下。[1]至此，1910 年代的呼伦贝尔独立自治2宣告结束。

1920 年2 月，徐世昌任命钟毓为督办呼伦贝尔善后事宜兼交涉员。同时将清末新政时期设立的呼伦厅改为呼伦县，胪滨府改为胪滨县，吉拉林设治局改为室韦县，还增设了奇乾设治局，翌年改为奇乾县。各县设县知事一员，受督办直接管辖。不久，黑龙江省署颁布了呼伦贝尔督办公署暂行条例，将呼伦贝尔全境司法、行政、教育、实业、财政、警察、卡伦各事业均划归于督办统辖职权之内。督办兼交涉员署内分设四科，各科设科长一员。一曰外交，承督办兼交涉员之指挥办理所属及关于呼伦贝尔旗署一切交涉事件；二曰总务，承办筹办边防、国界、征权、测绘、收发、会计、庶务及不属于各科事件；三曰民治，承办本署所属一切民治边垦并兼核各署司法行政事项；四曰教育兼实业，承办本署所属汉蒙各学校及一切鱼盐牧矿工商各实业事项。

1920 年3 月，在海拉尔设立镇守使署，任命张奎武为呼伦贝尔镇守使。镇守使所属军队为黑龙江陆军第二混成旅步、骑各一团，分驻海拉尔、室韦、扎赉诺尔一带，主要负责边防兼护路各项事宜。[2]同年4 月，设呼伦警察厅，任朗官普为代理厅长。呼伦警察厅下设第一警察署、第二警察署、马巡兼警卫队和消防兼卫生队，负责全县公安行政事务。呼伦、胪滨、室韦、奇乾四县各设警察所一处，县知事兼充所长。[3]呼伦贝尔副都统及左右二厅仍沿袭旧制，继续保留，但已无实权参与地方政治。民国政府规定,副都统受黑龙江督军节制，其下之协领、佐领等官只准管理蒙旗事务，不准干预地方公事。一切政治均归地方官办理。

基于此等情况，呼伦贝尔副都统及各旗官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旗署的办事权限问题。结果拟出呼伦贝尔旗署办事权限说帖七条，并将其函致省长孙烈臣。
说帖的主要内容为:
“一、呼伦贝尔各蒙旗一切政治均归旗署办理，唯关于蒙汉人民牵涉事项须另定办法；
二、呼伦贝尔财政已移交督办公署办理，唯关于蒙人营业事项须仍由旗署办理；
三、呼伦贝尔前有各项矿务均已移交督办公署，嗣后地方如有采办矿务事项须与蒙人生计即祭祀鄂博均无妨碍，并须与旗署妥商后始可开办；
四、各旗蒙人原拨之游牧地点将来督办公署如有招户开垦之时须先与旗署商妥，先将蒙人游牧之地划清界限方可开垦；
五、警务事项，如本城及满洲里、吉拉林一带，有华商民居处之地警务有督办公署办理。其蒙人游牧地方，如设警察须由旗署办理；
六、教育蒙人子弟、设立学堂之事仍由旗署办理；
七、呼伦贝尔交涉事项业已移归督办公署，唯各蒙旗蒙俄人交涉事宜悬繁，应由旗署拣派蒙员一员，常在督办公署协办一切以资接洽。”[4]对此说帖，黑龙江省长孙烈臣提出意见呈请内务部批准后，决定蒙旗之间诉讼事件暂归副都统署管理。[5]

这样，恢复了副都统衙门的行政制度。1925 年成立呼伦贝尔道尹公署，任赵仲仁为道尹，其下辖呼伦、胪滨、室韦、奇乾四县。呼伦贝尔成为黑龙江省直接管辖的四个道之一。①1929 年以后，国民政府统治呼伦贝尔地区，原道四县直属黑龙江省民政厅管理。[5]1920 年,中国军队进入兴安岭以西地区，呼伦贝尔自治被取消后，道县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九一八事变”时期。1932 年“满洲国”成立后，在呼伦贝尔地区实施兴安省行政体制。

三、呼伦贝尔青年党与1920 年代内蒙古民族运动进入1920 年代，呼伦贝尔虽然失去了原来的特别区域地位，但是曾经有过独立自治体验的呼伦贝尔与外蒙古人民革命始终有着潜在的联系。因此，呼伦贝尔人在1920 年代内蒙古民族运动中处于先锋地位。这一时期，在呼伦贝尔地区民族运动波澜起伏，草原革命者辈出。形成此等政治情势的最初基础和开端就是呼伦贝尔青年党的诞生。[6]呼伦贝尔青年党的前身即郭道甫于1917 年创立的“呼伦贝尔学生会”。

郭道甫在1915-17 年在北京求学期间，结识了梁启超、陶行知等社会知名人士。其间受洗于中华基督教会，成为“蒙古信道者之第一人”，从此“即以拯救蒙古民族为己任”。[7]形成贯穿他一生的改变蒙旗社会、振兴蒙古民族的愿望。郭道甫创建呼伦贝尔学生会时期开始走上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

他在《呼伦贝尔问题》中写道:“呼伦贝尔一区，虽然树着‘独立’‘自治’的旗帜，但是实际上，每天都向着自然淘汰和自取灭亡的地狱里走下去。这就是内政黑暗的环境，不能不激动有识青3年们的第一个背景。再看一看，呼伦贝尔的国际关系，北方则有斯拉夫民族的侵略政策，东方则又来日本帝国的野心阴谋。……又加上呼伦贝尔的大局，由独立而变为自治，由自治而变半自治，若再一变，则必堕入绝境”。[8]正是基于这样危机意识，郭道甫于1917 年回到呼伦贝尔，“联合一般留外的学生们，组成了呼伦贝尔学生会，讨论学生们的学行方法，及地方政治问题，这就是呼伦贝尔青年党发生的起点”。[9]

1917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俄国革命影响波及到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从而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政治气氛日益高涨。1918 年，郭道甫等三人代表呼伦贝尔青年学生会参加了在乌金斯克市(今俄属乌兰乌德市)召开的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大会，以期以教育实业为改革政治的方针还没有采取革命手段。[9]1923 年，郭道甫访问外蒙古返回后，仿照外蒙古青年党将呼伦贝尔学生会更名为呼伦贝尔青年党，并将中央党部设在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从那里下达命令来指导党务。 1925 年，呼伦贝尔青年党与内蒙古其它地区的政治运动结合，共同创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0]另据日本外务省记录，呼伦贝尔青年党于1925-26 年间，乘奉郭战争、奉冯战争之机，策划两次反王公反黑龙江当局、争取呼伦贝尔自治的民族运动，但均因奉军的胜利而未能实现。[11]郭道甫还同卓索图派白云梯和独贵龙运动领导人席尼喇嘛等人联系，并得到苏、蒙及共产国际方面的支持，有效地促进了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工作。

1925 年初，在北京举行了内蒙古各盟旗各团体代表大会，又称内蒙古国民代表大会预备会，白云梯、郭道甫为正、副委员长的筹备委员会成立。此时的内蒙古革命运动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
国国民党、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北方支部及共产国际支持下进行的。[12]

1925 年10 月13-20 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告成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白云梯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郭道甫当选为秘书长。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文件。党的大纲、宣言及重要文件主要由郭道甫起草。[13]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标志着漠南蒙古地区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27 年，随着“国共合作”分裂的形势，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白云梯派”和“郭道甫派”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基于这种情况，于1927 年8 月10 日，在库伦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丹巴道尔吉出面调解矛盾，并决定分别撤销白云梯和郭道甫的委员长和秘书长职务。被撤职后，白云梯回到内蒙古发表“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反共宣言”,公开攻击共产国际。而郭道甫留在外蒙古出任蒙古全国职工总工会主席。同年，郭道甫还以总工会主席的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工联大会，并当选为该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分裂后，在第三国际和外蒙古的支持下，郭道甫和福明泰等人同白海峰、朱实夫等留苏蒙古族学生协力团结，以呼伦贝尔青年党为基础，于乌兰巴托组织了新的内蒙古青年革命党。该党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开展工作。不久分裂为两派，其中一派在郭道甫的领导下发动了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14]

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
如前所述，曾在1925 年冬至1926 年春，呼伦贝尔青年党乘战乱时局策划武装暴动，夺取呼伦贝尔政权。东北形势日趋微妙之际，1928 年6 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②，局势混乱。郭道甫、福明泰等乘机决定发动起义，7 月，呼伦贝尔青年党党首们在外蒙古与呼伦贝尔交界处的绰可图松布尔地方，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以发动武装起义恢复呼伦贝尔“完全自治”。外蒙古方面派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长达木丁苏隆参加了这次会议。是月末，郭道甫、福明泰、乌尔吉等以杭达盖(新巴尔虎左翼正蓝旗保卫团驻地)为大本营，成立了呼伦贝尔平民军（即人民军），郭道甫任党代表、任乌尔吉为总司令、福明泰为参谋长，将正蓝旗保卫团编为呼伦贝尔平民军骑兵第一路第一团。[11]

然后平民军代表向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提交了“统一内蒙古，蒙古人自治”的通告。但是遭到了拒绝。[11]另又向呼伦贝尔道尹赵仲仁提出，中国军队一律撤至兴安岭以东地带；呼伦贝尔实行自治，取消中国道尹；废除呼伦贝尔副都统署、左右两厅；一切地方行政由蒙古人行使等要求。此时，外蒙古方面已在甘珠尔庙以南派兵以示呼应。对此情势，呼伦贝尔当局至急派人与呼伦贝尔青年党首领郭道甫等交涉，并派军队进驻新巴尔虎左翼地区加强巡防。8 月6 日，郭道甫、福明泰、乌尔吉同三、四十名便衣队破坏了海拉尔与阿尔山温泉之间的交通线路，并以此为中心，向北到甘珠尔庙的呼伦贝尔西南一带大力进行了宣传活动，蒙旗大半响应。[11]暴动军行动计划为以杭达盖为大本营，次第向北煽动各旗起事，再由武装队由海埠上下各站于八月十六七日响应，从事破坏路轨，切断电信互相策应夺取呼伦贝尔。[15]

呼伦贝尔副都统贵福等竭力反对青年党的做法，他们立即与呼伦道尹赵仲仁等商议，决定将保卫团调集海拉尔加强警戒。黑龙江省方面则于8 月7 日，将新编成的步兵第6 连(约1000 人)增派到海拉尔，配属步兵第15 旅(旅长是海满警备司令兼哈满护路军司令梁中甲)。[11]12 日，从海拉尔出动步兵第95 团之一部，向杭达盖及甘珠尔庙方面警戒侦察。第95 团团长刘维汉奉命带兵由海拉尔出发，13 日抵正白旗界。他们一方面派专员进行安抚，将未响应之蒙民迁入安全地带居住，另一方面对响应呼伦贝尔平民军之色楞公及其妻子捕获监视。正白旗完全被其控制，原定的起事计划遭到了破坏。[15]14 日，呼伦道尹赵仲仁还派人到杭达盖地方与郭道甫进行了谈判。郭道甫提出“恢复1919 年以前的自治状态，改革旧蒙政治，推倒腐败蒙员，以青年派的新人代替”等条件，但谈判最终破裂。[11]

8 月15 日，平民军突然袭击海拉尔以西的乌诺尔站，破坏铁路、锯倒电线杆、切断电话线，占领了该站。导致了中东铁路满洲里段全线停运。中东铁路护路军从免渡河方面迎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到傍晚击退蒙军。[16]这时，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正在呼伦贝尔校阅梁子信的第十五路部队与张明九的十七路部队。闻平民军起事，立即于16 日夜乘专列由满洲里急回海拉尔。平民军事先已经在嵯冈站强制要求铁路工人拆毁铁轨。当列车于17 日0 点30 分到达嵯冈站时，潜伏在附近的平民军突然向列车开炮。万督办的280 名卫队立即下车迎战，战斗数小时才击退了蒙兵。[15]

乌诺尔、嵯冈两役破坏铁路、锯倒电线，使满洲里与海拉尔之间铁路、电讯不通。发自满洲里的第3 列车在免渡河停顿不动。15 日晚，满洲里开往海参威的列车与16 日晚，由哈尔滨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也因此而不得不终止转运。黑龙江省当局勒令铁路局派工程人员前往修理，至17 日早，修妥一部分电线，但是铁路仍然不通。[16]

事件发生后，万福麟督办急电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请求速派兵协剿。8 月16 日，张学良任吴泰来为临时讨伐骑兵总司令，命向海拉尔方面出动兜剿。从齐齐哈尔派黑龙江暂编陆军步兵第1 旅约2000 名军队向兴安岭方向移动。17 日，调奉军两个旅到满洲里，富双营的预备军若干到海拉尔。8 月22 日，第10 军军长王树常率步兵五旅，骑兵一师及炮兵、飞行部队等取道昂昂溪进入呼伦贝尔。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张学良又恐“呼伦贝尔蒙党作乱，其他蒙民受其波及彼此响应”，试图尽量以和平谈判来解决呼伦贝尔青年党事件。8 月19 日，东北当局派邵麟、尼玛扎布等作为交涉员与郭道甫为首的青年党进行停战交涉。蒙方态度强硬，要求“中国军队一律撤退到兴安岭以东；否定中国道尹；呼伦贝尔副都统改为民选；蒙古方面获得征税权”。但是，青年党的要求被拒绝，谈判再次破裂。[17]

当时蒙古方面是否援助呼伦贝尔暴动问题上，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内部出现分歧。一方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援助呼伦贝尔起义，而且蒙古人民共和国也要毫无迟疑地加入到这场战争中。而另一方则认为“起义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不一致”，不应支持。对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科里莫夫表示:“现在的时机不利于武装起义，因为目前武装起义被控制在日本人手中，他们希望借助于起义来掩盖对满洲的侵略行为”。又说“呼伦贝尔不能从内蒙古独立出来”，并拒绝了呼伦贝尔方面提出的要求。

显而易见，最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对给予起义以帮助问题的结论是否定的。8月20日，蒙古政府正式声明，自己与呼伦贝尔事件无关。同时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公布了如下内容的决议:“一、不给予起义帮助；二、委托内蒙古中央委员会成员和从巴尔虎抵达的代表，采取必要的措施使暴动停止；三、因为边界形势危急，成立委员会，委派答礼赞巴带领边界国家内部警卫队和领导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决定:准许巴尔虎的和平逃难者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于蒙古国边界的武装起义队伍要解除武装并且扣留”。但是，北京政府给奉天的信中却认为,在呼伦贝尔暴动事件上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罪，并希望扩大在满洲里的战争。于是，满洲里的中国骑兵队伍人数从100 人升到400 人，并且4 次攻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随着事态发展，八月下旬时，起义形势开始发生转折。为镇压起义军，黑龙江当局向呼伦贝尔地区调遣大批军队，起义军被迫退却。8 月末，大量的起义部队或是逃散，或是被消灭和俘虏。到9 月12 日，仅存的反抗策源地也被消灭了。[18]

另一方面，郭道甫察觉到苏蒙方面援兵无望，于9 月1 日与日方联络。以呼伦贝尔国民自治委员会的名义，派人同日本驻海拉尔的寺田武官联系，阐述此次暴动是因为呼伦贝尔原住蒙古人及财政各机关均受汉人统治，尤以张作霖、吴俊升等欺压杀害我蒙民，蒙民生活困苦不堪。为实现呼伦贝尔人民政权，要求日本方面通过外交手段迫使张学良政府承认呼伦贝尔自治要求，劝告东三省不要出兵呼伦贝尔，并表示呼伦贝尔国民自治委员会保证日本人财之安全。[19]但据俄罗斯史料记载，乌兰巴托拒绝提供武器后，武器基本来自于呼伦贝尔被占领地区的旗总管处以及从苏联和中国商人处购买。此时，日本人愿意提供给武器，但是被拒绝。[20]当时的苏联报纸称，呼伦贝尔暴动是由日本人策划的。日本人支持暴动的目的是他们为了占领满洲北部创造条件，并且将中国和世界舆论的焦点从自身转移。[21]

9月3日，张学良总司令任黑龙江督办万福麟为征蒙总司令。12 日，万福麟派第2 军军长马占山带领讨伐军向呼伦贝尔暴动地区推进。15 日，东北飞行队的3 架飞机、3 架轰炸机、3 架侦察机分别到达海拉尔和满洲里，准备对平民军进行大规模讨伐。9 月7 日，在甘珠尔庙以东的盐湖附近，东北军的一支分队同几十名平民军发生武装冲突。次日，平民军还破坏了克鲁伦河渔场，袭击了那里的东北军。但是两次战斗都因寡不敌众而连遭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郭道甫等人看出“战争日久，则必酿成外交上的纠纷。不但地方上的秩序不堪收拾就是权力上的损失也必至没法儿补偿”，逐决定做出让步。[11]

9 月27 日，青年党首领郭道甫同呼伦贝尔道尹赵仲仁、第2 军军长马占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蒙旗处委员金寿有等会晤，商谈和平解决呼伦贝尔青年党事件问题。赵仲仁等提出三项妥协条件，“一、中国当局承认呼伦贝尔蒙旗的自主权益，为改善蒙旗政治，在副都统衙门增设参议厅，由各旗派一名代表参加；二、黑龙江省每年向呼伦贝尔支出副都统公署经费10 万元、旗署经费6 万元、教育经费4 万元；三、东北军撤出呼伦贝尔。”另外提出增编蒙旗守备队、呼伦贝尔副都统、总管、副总管、佐领等官员改为民选等附加条件。[11]

经过双方多次交涉，张学良决定将呼伦贝尔青年党事件视为政治问题，于9 月25 日，达成协议同意接受蒙方要求。9 月30 日，郭道甫同金寿有前往奉天会见张学良，表示接受妥协条件，投诚东北，以收残局。[22]而以福明泰为首的青年党激进派没有接受上述条件，逐撤到外蒙古境内。这样，此次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宣告结束。

虽然共产国际与蒙古人民革命党方面极力否认，但可以推定,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或是同意，郭道甫和福明泰等才领导呼伦贝尔青年党发动这次武装起义。而且，这次暴动的发生及失败均与共产国际的策划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共产国际不经战略上的考虑，让呼伦贝尔青年党起事，又因为共产国际经过战略上的考虑，即顾及到日本的威胁之后，不予起义者丝毫的帮助，并且宣布他们是“日本间谍”，把昔日的盟友冷漠地交给了敌人，直接导致了暴动的失败。可见，郭道甫及呼伦贝尔青年党的遭遇，正是共产国际“随机应变”策略的突出例证。[23]

从暴动失败、郭道甫赴奉天之日起便一直受日本人的注视。“九一八”事变时期，从奉天传开日本军部要在东北重用郭道甫的消息。对此，郭道甫致电在北京的张学良:“我誓死也不做日本人的奴隶，坚持同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 [24]9 月27 日，郭道甫在很多蒙古族青年的掩护下，从哈尔滨紧急返回海拉尔。12 月初，他乘敌人不备，又在蒙旗师范学校数十名学生的掩护下，从奉天匆忙回到海拉尔。在海拉尔，他秘密同旧友以及蒙旗师范学校毕业生联络，商讨抗日措施。此时暂住苏炳文的司令部。因日本特务的跟踪，郭道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12 月11 日，他前往驻满洲里苏联领事馆后下落不明。[25]另据日本史料记载，郭道甫自10 日起在驻满洲里苏联领事馆办理赴蒙古手续事宜，而进入领事馆后下落不明，不知苏联方面是否将呼伦贝尔独立党首领杀害。[11]

五、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郭道甫在奉天、哈尔滨、北京等地濒繁活动，显得异常紧张。另外，蒙古全国职工总工会于10 月召开会议决定，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受日方援助从事反革命活动为理由，撤销郭道甫的职务。显然，经过呼伦贝尔暴动失败，当断定苏蒙及共产国际无意帮助自己时，寻求支持的郭道甫把注意力转向日本。是年，最前线的关东军及从朝鲜调遣的日本军，接二连三攻破张学良军，战火日益猛烈，11 月8 日齐齐哈尔被日军占领。东北军节节败退，日军还未进入呼伦贝尔这一局势对郭道甫来说，也许也是一个机会。因此，出现如前所述的1931年9-12 月间郭道甫匆忙行动的场面。

总之，就郭道甫而言，首先探索全蒙古统一事业，若不成则争取促使呼伦贝尔独立。因此，他的政治主张经历了从取得外蒙古的支持开展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到领导呼伦贝尔青年党号召民众实现呼伦贝尔独立，再到先在呼伦贝尔及内蒙古建立政权，后与外蒙古合并，进行全蒙古自决的过程。即郭道甫解决蒙古问题的途径从依靠共产国际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独立的呼伦贝尔政权转变为借助日本的势力实现呼伦贝尔独立。“九一八”事变前后，呼伦贝尔问题引起各方注意，成为一个关注焦点。因此，郭道甫同苏蒙、奉系、日本等诸势力间的关系显得微妙异常而错综复杂。考察郭道甫及呼伦贝尔青年党暴动相关重要问题时，仍然有很多盲点。此等盲点若无史料支持则答案不得而知。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只相信他发表的言论、著作等资料，而更应该重视考察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

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科学。依据现有史料，通过实证研究可以还原某些史事细节，并且必须承认只能达到一定程度，而不能牵强附会地得出完整结论。这种还原虽不完整然而史学家了解其完整性规则，故能把握完整的史实。没有证据的措辞都是无济于事的。没有史料的情况下，模糊就是科学、就是历史的。

通过查阅相关背景材料，已经明确的一点是，回顾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内蒙古革命史或民族运动史，如果德王为三、四十年代民族运动的首倡者和推进者，那么二十年代最具代表性人物应该是郭道甫。而乌兰夫等人的历史地位是1946 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的。

附:郭道甫年表1894 年，生于呼伦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扎拉木台一个官宦书香之家。
1902 年，中东铁路通车，俄国人进出呼伦贝尔。哥萨克人枪杀郭家夏营地牧民。
1910—1914 年，赴齐齐哈尔在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学习。
1912 年，呼伦贝尔进入独立、自治时代。
1915 年，考入外交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建立呼伦贝尔学生会(1923 年改称呼伦贝尔青年党)。
1918 年，创办呼伦贝尔私立小学，任校长。同年代表呼伦贝尔青年会参加在乌金斯克(今乌兰乌德)
举行的第五次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大会。
1919 年，结识福明泰。开始筹建莫和尔图女子学校。
1920 年，发表《为蒙古代祷文》。同年恢复官立呼伦贝尔蒙旗学校，任校长。
1921 年，蒙古人民革命爆发。翌年与福明泰一起赴外蒙古联络蒙古人民革命党。
1922 年，参与创办蒙旗合作社。
1923 年，赴北京担任蒙藏学校学监。同年发表《蒙古问题》。后被聘为北京政府外交部咨议处秘书。
期间前往蒙古和苏联接触共产国际领导人。
1924 年，回北京后发表《新蒙古》著作，全面介绍外蒙古人民革命过程。王正廷以“赤化分子”为
名将他革职。赴广州会见孙中山。赴蒙古策划在巴尔虎发动武装起义。
1925 年， 7 月被冯玉祥聘为秘书。10 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当选为秘书长。
1926 年，郭道甫集团与白云梯集团对立。开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活动。
1927 年，组建内蒙古青年革命党。出任蒙古全国职工总工会主席。
1928 年，6 月皇姑屯事件发生。7 月成立呼伦贝尔平民军。8 月全面发动呼伦贝尔青年党武装起义。
起义失败后，被张学良聘为秘书，发表《郭道甫与贵福之谈话》。
1929 年，创办蒙古文化促进会、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发表《蒙疆国防问题意见书》、《蒙古问题讲演
录》。
1930 年，发表《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刊发刊词》。参与组建蒙古银行。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发表《呼伦贝尔问题》。9 月返回海拉尔。12 月失踪。
1989 年，前苏联当局为郭道甫平反(1934 年被苏联处置)。
注释
①黑龙江省下辖的四个道分别为黑河、绥兰、龙江和呼伦贝尔。
②当时各方间谍在东北及北京频繁活动，引发多起事件，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1928 年6 月4 日清晨张作霖在皇姑屯
车站被炸死事件。这起暗杀事件，史称“皇姑屯事件”。史学界根据有关史料和所谓当事者的供述，认定皇姑屯事件
由日本侵略者策划并实施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无可怀疑。但是，近年来随着大量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和一批苏俄历
史学家的研究，对皇姑屯事件提出了新的说法，即该事件实为苏俄特务所为。参照托托（脱启明）著《张氏父子与
苏俄之谜》（远方出版社，2008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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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Daofu（Merse）and his time ZHOU Tai-ping
(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Huhhot ,010021)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an argument political changes of hulunboir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not stable continuously during the period founding of the 9.18 incident. Tries to discuss the Hulunbuir Youth Party with
influence and so on Soviet-Mongolia, Fengtian authority, Japan relations.Studies a historical personage not to be able only to believe he publishes opinion, Should take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situation which inspected at that time located. Merse’s early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Puts in its specific time background mean inspection the Merse this key player, and asks some idealistic question.
Key words:Guo Daofu(Mer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1920's ; The incident of Hulunbuir Youth Party
收稿日期：2009-10-16；

作者简介：周太平（1963-），男，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教师，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近现代蒙古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