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旅德女作家廖天琪认为，民主和独裁体制在处理民族问题的理念和方法上有基本的不同。她说，民族问题在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基于尊重保护少数群体的原则，多半能疏导和缓解。即便有激进的极端主义者制造恐怖事件，毕竟是个别的案例。而在极权体制内，由于对于一切民意和少数族裔的意愿和利益是进行压制和掠夺的，民族问题在高压下，愈积愈深，就如火山，一旦有突破的机遇，就会爆发而不可收拾。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就是最佳的例子。
廖天琪描述说：“我刚刚去过塞尔维亚，在首都布尔格莱德繁华的市中心还看到一些墙上的子弹印迹，小小的一个南斯拉夫，现在分裂成六个小国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是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的结果啊！生命财产的损失可以计算，但是人们生命的代价、心灵的创伤和人性的阴影都是无法估量的。”
她指出，中国还是个极权国家，对于民族问题的处理，长期以来都是采取移民、镇压、掠夺（有时是披着“建设”的外衣）的手段来运作的。“大汉主义”的心态不仅是北京高层的主政者所具有，就连新闻宣传和民众教育中，也处处表露无遗。统治者一旦面临内部权力斗争激化，或社会矛盾冲突、不满情绪升级的时候，就会祭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旗，将沸腾的民意导向一个民族仇恨的宣泄口。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由于实行数十年的移民政策，这些原本少数民族的地区，现在汉人已经逐渐或已经成为多数。但是在这里，由于经济利益、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冲突不断扩大，各种矛盾日渐激化，近年来时常爆发暴力流血事件。当局的处理方式依然是一套不变的模式——镇压、封锁、绥靖。今年5月内蒙古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便是这种宿疾的再次凸显。
廖天琪表示，“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期望以内蒙古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的民族问题。希望能够再次引起海内外关注长期存在的问题，与会的专业人士将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检讨中国既有的民族政策，并提出建言。另外，由于邀请到的与会人士来自不同民族，这也是交流和沟通情感的良好机会。
达赖喇嘛驻欧洲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洛桑尼玛说，2008年3月的拉萨事件、2009年7月的乌鲁木齐事件和今年5月的内蒙古的莫日根事件，这都说明了中国政府民族政策的失败，民间的这种反抗情绪是经历了长期压抑的爆发。胡锦涛执政后，中国的民族问题愈加复杂化和冲突化，形势变得更加严重，相比之下胡耀邦时期在民族问题上则较开明，一度为对话提供了空间和余地。
洛桑尼玛指出，此次在欧洲举行“蒙汉民族与民主问题研讨会”，不仅使得社会关注民族问题，同样也是提醒中共政权重视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以及未来走向民主的新一代人更应该对此引起注意。
洛桑尼玛说，前苏联就没有很好地解决民族问题，因此当政治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有的民族就采取了极端的反抗手段。为此，中国如果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环境，就必须处理好民族问题，就必须认真研究民主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要使得这个多民族和平共处、和谐幸福，就应该建立政治民主、民族平等的社会大家庭。因此我们说，民主问题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也是民主问题，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洛桑尼玛指出：我们这次研讨会虽然主要讨论蒙汉问题，但也可以扩展到藏汉、维汉和彝汉等其它民族问题，同样是探讨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和睦和友好相处的大环境。胡锦涛所说的“和谐”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而是依靠打压和镇压维持的“和谐”，这是在强权威慑下形成的表面“和谐”。要达到真正的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全国人民、各民族人民必须站出来，互相支持、理解和宽容，首先建立中国的民主制度，到那时人们所说的“和谐天下”才有希望。
没有评论 :
发表评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