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内蒙古“四清运动”

仁钦（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1963—1966 年间，中国开展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常称之为“四清运动”。本文以相关史料为依据，对内蒙古“四清运动”的背景、重点问题及其过程等为焦点进行了探讨。其目的在于论证内蒙古“四清运动”的特征，以期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关键词：内蒙古；四清运动；民族问题；阶级斗争

一、序言
1963—1966 年间，中国开展了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常称之为“四清运动”。①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四清运动”就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一些论著，从多视角研究了如下论题：（1）以中央领导内部的意见分歧、国际关系方面分析“四清运动”的起因[1]；（2）“四清运动”与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之关系[2]；（3）国家权力介入村落，村民利用国家权力揭发了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3]；（4）地方领导干部的更替与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之间的关系[4]等。这些论著，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见解，解明了有关“四清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但是，大多研究对象仅限于汉族地区或中共中央，没有涉及到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四清运动”。

关于内蒙古“四清运动”研究，迄今为止，除在内蒙古现代史及自治区领导人的回忆录中②对其一般过程作过概述之外，尚未发现专门论述。换言之，在内蒙古开展的“四清运动”中，哪些问题成了运动的焦点？因地区不同而运动的重点有何不同？运动过程呈现出什么特征？以及其所特有的背景与要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从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得不到答案。本文利用相关史料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20 世纪60 年代初内蒙古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
在探讨内蒙古地区的“四清运动”时，有必要论述内蒙古地区的具体社会状况，特别是1960年代初期内蒙古所处的国内社会环境和国际背景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下文从以下几点来考察
近代以来内蒙古地区的社会变迁及内蒙古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第一，内蒙古产业形态的多样化和蒙古族经济由畜牧业向农业的转变。众所周知，内蒙古自古以来主要是蒙古人经营传统畜牧业的地区。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放垦蒙地政策和北洋军阀与国民
党政府的屯垦、军垦政策的实施，使内蒙古地区从单一的畜牧业地区变为农业、半农半牧和畜牧业并存的地区。在“左倾”路线的“三面红旗”时期，内蒙古的牧场被大量开垦。[5]其结果是到了1960 年代初期，内蒙古的39 个旗县已成为农业地区，21 个旗变成半农半牧区，纯牧区只剩下21个旗。[6]从产业形态的分布来看，一般是由南向北排列为农业区、半农半牧区、牧业区。

另一方面，在上述的多样化产业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内蒙古地区的原住民蒙古族不得不放弃其传统的畜牧业而转向农业。③到1949 年，内蒙古蒙古族人口的三分之二已从事农业生产。[7]但由于他们不习惯农业劳动，在生活上依然很大程度地依靠畜牧业，以自留畜的形式拥有着相当数量的牲畜。④

第二，内蒙古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化与蒙汉杂居局面的形成。首先，从人口构成的变化来看，随着近代以来内蒙古草原农垦化的同时，大量汉族农民迁入内蒙古并占据了内蒙古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从表1 可以清楚地看到，内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口在19 世纪初期是100 万人，占内蒙古总人口的46.5%，到了1949 年时已达515.4 万人，占内蒙古总人口的84.8%。“大跃进”时期，在“支援边疆”的口号下汉族迁入内蒙古的人口已达高峰，1960 年汉族人口已达1049.8 万人，占内蒙古总人口的88.1%。

其次，从1960 年代初期的居民民族构成来看，内蒙古由原来的单一的蒙古族居住地区转变成为蒙汉杂居地区。其中，半农半牧地区成了最为典型、最为普遍的蒙汉杂居地区。
表1 19 世紀初期——1963 年内蒙古蒙汉人口及占全内蒙古人口的比率[8]
时期 全人口（万人） 比率（蒙古人：万人） 比率（汉人：万人）
19 世纪初期 215.0 47.9％(103.0) 46.5％(100.0)
1912 年 240.3 34.5％ (82.9) 64.5％(155.0)
1937 年 463.0 18.7％ (86.4) 80.3％(371.9)
1947 年 561.7 14.8％ (83.2) 83.6％(469.5)
1949 年 608.1 13.7％ (83.5) 84.8％(515.4)
1953 年 758.4 12.9％ (98.5) 85.6％(649.3)
1957 年 936.0 11.9％(111.6) 86.7％(811.2)
1960 年 1191.1 10.2％(121.4) 88.1％(1049.8)
1963 年 1215.4 11.1％(134.6) 87.3％(1061.1)

第三，内蒙古牧区社会变革与阶级、阶级斗争问题。1947 年11 月，内蒙古在牧区进行了以“牧场共有，废除封建特权和封建所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改革。与以“没收地主的房屋和土地分给农民”为基本内容的汉族地区土地改革相比，内蒙古牧区民主改革是以“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民两利”（简称“三不两利”）为基本政策进行的。并且在其后的内蒙古牧区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继续实施了“三不两利”政策。在牧区人民公社化时也允许牧主参加人民公社和公私合营牧场。总而言之，在内蒙古牧区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畜牧业的经营形态和所有制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未对牧主进行阶级斗争和平分牲畜。

第四，从国际环境变化来讲，中苏关系的恶化给内蒙古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外交方针是“向苏一边倒”，并且迎来了“中苏蜜月”⑤期。但是，“中苏蜜月”未能维持长久，从1958 年开始中苏间关于社会主义战略问题就产生了分歧； 1959 年6 月苏方废弃了1957 年制定的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决定”；到了1960 年7 月，苏联撤回了援助中国的专家并且停止了援助建设中的项目；从1963 年开始中苏意识形态领域激发争论，中国把苏联和蒙古国视为苏蒙“修正主义”；甚至于1969 年发生了中苏军事冲突。在中苏如此对立的时代，地处边境的内蒙古在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防御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首先，内蒙古地处中国北疆，拥有4221 千米的中苏、中蒙边境线；其次，蒙古民族居住于我国北部边境地区，还有众多同胞又居住在苏联、蒙古国境内；再次，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几次发动蒙古民族统一或独立自治运动。

三、内蒙古地区的“四清运动”和阶级斗争
众所周知，汉族地区的“四清运动”，是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 指导思想的，即汉族地区“四清运动”的主旨是阶级斗争。在当时，阶级斗争成了民族政策的核心。[9]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四清运动”是在“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10]、“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11]的理论下展开的。那么，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内蒙古的“四清运动”，其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又是如何呢？在此，试以蒙汉杂居地区和蒙古族聚居的纯牧区为对象进行探讨。

(一)蒙汉杂居地区的“四清运动”
如前所述，在20 世纪60 年代，内蒙古蒙汉杂居地区主要分布在农业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内蒙古蒙汉杂居地区的“四清运动”是在专门的领导机关——“社会主义教育小组”（组长王铎、副组长常振玉，1963 年11 月13 日成立）的领导下，由自治区直属机关和盟市、旗县、人民公社等四级行政机关的7,600 名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队”于1965 年7 月到1966 年5 月间进行的。共计3,630个大队进行了“四清运动”，占全区9,489 个大队的38%。[12]蒙汉民族杂居地区，“四清运动”在焦点和目标上与汉族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至于哪些问题成了焦点？哪些人物成了批判和攻击的对象？试举以下实例进行探讨。

首先，以扎赉特旗为例来考察以旗为单位的“四清运动”。扎赉特旗是典型的蒙汉杂居地区，1949年该旗有蒙古族人口47,165 人，汉族人口51,970 人[13]；1964 年全旗人口207,312 人，其中少数民族75,027 人。[14]该旗的“四清运动”于1964 年1 月1 日开展，是在由1,778 人组成的“四清工作队”的领导下，在30 个大队，243 个生产队内进行的。从运动所进行地区的民族成分来看，蒙古族1,539 户，汉族771 户。[15]由此得知，运动实施地区的蒙汉民族成分与该旗蒙汉人口比例成反比。在“四清运动”过程中，扎赉特旗在民族政策的实施方面发生了如下问题：
1.重视农业轻视畜牧业；
2.公文用汉文而不用蒙古文；
3.蒙古族干部人数少；
4.应发给少数民族的生活补助用品，却发给了汉族农民。[15]

据史料记载，这些问题在内蒙古1950 年代也同样发生过。⑥但是，扎赉特旗的“四清运动”中，成为焦点的并不是上述民族政策在实施上存在的诸问题，而是蒙古族农牧民自留畜问题和宗教问题。例如，阿尔本格勒公社前进大队是扎赉特旗最为典型的蒙汉杂居的大队。在人民公社化时，每户蒙古族农民以自留畜的形式得到了1—4 头牛。到了1966 年4 月，一部分蒙古族农民的自留畜已增至十几头。[15]这说明，从传统的畜牧业转向农业的牧民，在生活上依然依靠着畜牧业。可是，在“四清运动”中，蒙古族农民的自留畜头数增长一事却被当作“两条路线斗争及阶级斗争在畜牧业生产上的表现”的借口，拥有自留畜的蒙古族农民也被认为“阶级立场有问题”，成了批判和攻击的对象。[15]

再如，一般的宗教活动也被看成“有问题”。蒙古族的传统宗教是喇嘛教，但是，曾去过佛教圣
地五台山或是拜见过达赖喇嘛、班禅的蒙古族群众也成了该旗“四清运动”中的批斗对象。[16]其次，以古恩保力高牧场为实例来探讨比旗更小的单位的“四清运动”。科右前旗古恩保力高牧场是于1959 年4 月成立的蒙汉联合的国营牧场，职工412 人，其中蒙古族304 人，占全体人数的74%；干部58 名，其中蒙古族27 人，占全体干部的42%。[17]该牧场在“四清运动”中发生了如下问题。

第一，培养积极分子问题。“四清运动”的程序是“四清工作团”在组织、培养积极分子的基础
上，由“四清工作团”和积极分子推行运动。在古恩保力高牧场，组织、培养积极分子时重视汉族职工轻视蒙古族职工，虽然蒙古族职工占多数，但是积极分子的多数却是汉族职工。其结果，该牧场的“四清运动”形成了“汉族职工搞运动、蒙古族职工看运动”的局面。[17]

第二，干部“排队”问题。所谓干部“排队”是指对“四清工作团”干部进行“鉴定”和评价
后以1 类、2 类、3 类、4 类的顺序排列，评价最高的是1 类，最低的是4 类。在古恩保力高牧场，进行3 次“排队”的结果是蒙古族干部的50%被排成3 类、40%被排成4 类。[17]
第三，干部的“洗澡”“下楼”问题。所谓“洗澡”“下楼”是指“工作组”让有问题的干部向
群众进行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在古恩保力高牧场，对于蒙古族干部的简历、思想认识以及工作上的不足等一般性问题，不加分析地一律被当作批判的内容。并在其批判过程中不动员蒙古族群众，而只动员汉族群众，致使批判的主持者成为汉族。因此，出现了“汉人把关、蒙古人过关”的现象。

例如，蒙古族教员其木德、白玉山二人以“没有团结好汉族教员”为理由，被当成“运动的绊脚石”，在全场大会上受到批判，并被下放到生产队进行劳动改造。[17]
第四，民族感情和“民族分裂”问题。该牧场在“四清运动”中，把蒙古族极为普通的日常行
为当作“民族分裂”的征兆，甚至在汉族职工面前蒙古族职工之间用蒙语交流都一律被看成是“民族分裂”的实例。该牧场的4 名蒙古族党委委员都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者”。其中，牧场党委书记满都胡以所谓的“三真三假”（即假民族团结真民族分裂、假贫下中农路线真地主富农路线、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罪名，被认定为“民族分裂”活动者的代表。[17]
从上述事例可得知在汉族占多数的民族杂居地区的“四清运动”中，少数民族成为了被攻击的
对象。

（二）牧区的“四清运动”
内蒙古牧区“四清运动”是在专门的指导机构——“牧区社会主义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经过阶级调查、干部训练和组织“劳动牧民会”开始的。从1963 年10 月到1965 年6 月间，由3,400人构成的6 个“四清工作团”在6 个盟的8 个畜牧业旗、33 个人民公社和牧场进行了“四清运动”。其中，23 个人民公社和牧场分布在与苏联和蒙古国接壤的边境地区。[18]邻近苏联、蒙古国的人民公社和牧场占其总数的四分之三。所以内蒙古牧区“四清运动”呈现出靠近苏蒙边境地区率先开始的特征。这与在此前政治、经济领域所进行的运动和改革几乎都始于“内地”，而后扩展到边境地区的顺序正相反。其背景和原因主要在于内蒙古在上述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关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具体情况可从如下的会议、报告和指示中得到确认。

1.内蒙古党委第十一届牧区工作会议（1963 年5 月）和牧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座谈会（同年10月）上，内蒙古党委要求内蒙古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颠覆活动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19]
2.内蒙古党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指出：“不少社、队处于边境地区，外国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不断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如准备不足，宣传不好，一旦发生问题，将不利于整个反修斗争”[20]，强调牧区“四清运动”的重要性。
3.牧区重点旗“四清工作团”团长会议（1965 年4 月）上，再次强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颠覆活动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是自治区当前阶级斗争中的一项突出问题。并指出“牧区是反修第一线”。[21]
由此可知，牧区“四清运动”的重点地区是在与苏联和蒙古接壤的边境地区。由此布置和实施的基本方法是采取“先边境，后内地”的方针。[22]显然，牧区“四清运动”是先从边疆地区开始的。

如前所述，1950 年代的社会变动中，内蒙古牧区没有进行阶级斗争。其后的牧区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运动（1960—1963 年）中，于1961 年1 月25 日召开的内蒙古党委第十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明确规定：“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不要在群众中去划分阶级”。[23]在牧区开展的“四清运动”中，内蒙古党委发出了“无论富裕牧民和贫困牧民一起参加阶级教育，牧区没有必要进行公开的阶级划分”[24]的指示。

从上述内容看，关于内蒙古牧区阶级划分的政策是充分考虑了牧区的经济特殊性和民族特征的
基础上制定并实施的。但是，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视察内蒙古“四清运动”时讲“内蒙一潭死水”、“有的领导似行尸走肉”，以批评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兼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中共华北局书记解学恭在内蒙古“蹲点”时也同样批评了乌兰夫在民族问题上是右倾。[25]华北局领导对乌兰夫提出批评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在1962 年李雪峰要开垦呼伦贝尔草原时，被内蒙党委和乌兰夫阻止之事[26]而引起的。

受到华北局领导的批评，内蒙古党委不得不放弃考虑牧区的民族特征和畜牧业经济特殊性而不
划分阶级的政策，在内蒙古牧区重点旗“四清工作团”团长会议（1965 年4 月5 日—19 日）上强调：“在牧区大张旗鼓地讲阶级、议阶级、划阶级和建立革命的队伍是牧区四清运动的重要内容，是充分发动群众保证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一项根本措施”。[27]
内蒙古党委于1965 年11 月24 日在“内蒙古党委关于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的
请示”里提出了“由于牧区没有发动群众公开划阶级，不少干部和群众阶级观点模糊，阶级界限不清，阶级路线也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当前牧区的阶级斗争形势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的要求”[28]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加强领导，严格掌握，有准备有步骤地开展公开划阶级工作”，并制定了划分牧区阶级成分的标准。[29]

同日发出的“内蒙古党委关于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若干问题〈试行草案〉”中进一步强调“划阶级是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工作”并认为“阶级划分是最大的清政治”。[30]这样，牧区划分阶级之事被确定，并于1965 年11 月24 日公布了“内蒙古党委关于划分牧区阶级成分的规定”。此“规定”对牧区划分阶级所规定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

1.牧区各阶级、阶层的成分，要从占有生产资料的分量，生活来源中劳动收入和剥削收入的相
对分量，劳动生活和剥削生活的时间三个方面来决定。
2.划分阶级成份的时间，以当地解放时为起点，包括解放当年，向上推三年，连续剥削者生活
满三年的，划为剥削者成份；连续劳动者生活满一年合作化前新上升的戶，一般按解放前的情况划定。
3.牧区有两个阶级，一个是牧主阶级，一个是牧民阶级。牧民阶级中又分为贫苦牧民、不富裕
牧民和富裕牧民三个阶层。[31]

各阶级的具体划分标准是：
1.牧主：占有大量牲畜，自己不劳动，或虽有劳动，剥削收入占共纯收入的60%以上，连续剥
削者生活满三年的，划为牧主。
2.牧主子女：解放当时不足十六岁的一般划为牧业劳动者，按富裕牧民待遇。
3.民族上层（章盖以上）、宗教上层（格布会以上）：是牧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本人 在
政治上应与牧主一样对待，共家庭成份按共经济情况划定。民族、宗教上层中职务虽然是“章盖”、“格布会”以上，但权势不大，剥削不多，影响不大的，经群众同意，可以不划为上层，按共家庭情况划定成份。有些民族上层或宗教上层，合作化以来，一直参加劳动，爱国守法，接受改造的，可以按共家庭经济状况划定成份，或划为牧业劳动者。
4.富裕牧民：占有较多的牲畜，共剥削收入占纯收入的6 0%以下者（包括6 0%），划为富裕牧
民。
5.不富裕牧民：占有牲畜不多，完全依靠自己劳动，并受少量剥削的，划为不富裕牧民。占有牲畜低于当地富裕牧民的平均占有水平，完全依靠自己劳动，也划为不富裕牧民。占有牲畜不多，
兼营农业、手工业，生活不富裕的，也划为不富裕牧民。
6.贫苦牧民：占有少量牲畜或沒有牲畜，主要或全部靠当僱工或接“苏鲁克”等出卖劳动力为
生活来源的，划为贫苦牧民。不当僱工，也不接“苏鲁克”，但占有牲畜很少，生活很困难的，也划为贫苦牧民。解放前的贫苦牧民和不富裕牧民，解放后上升为富裕牧民的，一律按解放前的情况划定成份。[32]

牧区的划阶级工作按讲阶级，议阶级，划阶级，审阶级，定阶级等几个步骤进行。按照上述标
准，在全区3 0 个公社、牧场的7,695 个牧业戶中划阶级的结果是：贫苦牧民4,594 户，占59,70%，不富裕牧民l,775 户，占23,07%，依靠对象占82.77%；富裕牧民861 户，占11.18%，牧业劳动者97 户，占1.27%，牧主子女2 4 户，占0.31%，宗教职业者8 1 户，占1.05%，团结对象共l,063户，占13.82%；牧主227 户，占2.94%，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共263 户，占3.41%。[32]由此可知，在所实施阶级划分的牧户有6.35%（其中，牧主2.94%，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3.41%）被划为剥削阶级，成为了“四清运动”中的斗争对象。

内蒙古牧区“四清运动”中的阶级划分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结束。
但是，在极左路线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内蒙古牧区推行的“重划阶级”运动中，除了原来的牧主、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之外，富裕牧民也被划为剥削阶级。并且划分富裕牧民的标准也由原来的“剥削收入占纯收入的60%以下者（包括60%）”降低标准改成“剥削收入占纯收入的50%以上者”。[33]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提出的4 次（1956 年、1963 年3 月、1963 年6 月、1965 年）牧区阶级路线中团结对象的富裕牧民转瞬被当成斗争对象。由此而知，在政治运动中被打击者和受害者的范围扩大了。

四、“四清运动”中的“内外蒙合并”问题
考察内蒙古“四清运动”时，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内外蒙合并”问题。这个问题在内蒙古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座谈会（1963 年11 月11 日—20 日）上第一次被提出来。即在该会上，指出牧区阶级斗争的特点时，强调内部的阶级斗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颠覆活动交织在一起，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关乎内蒙古的民族问题时，指出内部阶级敌人的这些反动活动，是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势力相呼应的。他们以民族招牌掩盖当前斗争的阶级实质，鼓吹“内外蒙合并”，挑拨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内部的团结。[34]显然“内外蒙合并”被当作内蒙古“四清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提了出来。而后在“内蒙古党委关于牧区四清运动情况的报告”（1965 年6 月3 日）中，强调：“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颠覆活动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是自治区当前阶级斗争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各试点单位，都把它作为贯彻牧区四清运动始终的重要内容”。还批判苏联、蒙古国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22]在“内蒙古党委关于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若干问题”（1965 年11 月24 日）中再次明确指出：“内部的阶级敌人同苏蒙修正主义集团的颠覆活动相呼应，千方百计地挑起民族矛盾，用民族招牌掩盖阶级斗争，猖狂地叫嚣内外蒙合并，扇动外逃，企图破坏我民族团结，分裂我伟大祖国的统一”。[35]
总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内蒙古，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时“内外蒙合并” 成为
了焦点问题。但是，事实上“四清运动”时期从未发生“内外蒙合并”事件。那么，又为什么在内蒙古的“四清运动”中，“内外蒙合并”问题成为了批判的重要焦点了呢？就其背景而言，除了中国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之外，还有中苏关系恶化问题。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的状况下，把历史性的事件和与苏蒙有关的事情统统被当作“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内外蒙合并”之举动。
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几次“内外蒙合并”问题。其一例是全蒙古合并运动，即统一内蒙古、外
蒙古、布里亚特蒙古，建立大蒙古国为目标的运动。此次运动于1911 年开始，到1919 年已具体化。

但是，由于蒙古人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俄罗斯、日本的干涉，运动以失败而告终。[36]另一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内外蒙合并运动，即1945 年8 月后，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民族主义者发动了内外蒙统一运动。特别是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开展的内外蒙统一的宣传和签名活动是众所周知的。其结果，因雅尔塔会议只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所以此次运动同样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它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创造了条件。[37]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与蒙古国、苏联接壤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地相继发生了逃亡外国
事件。在逃亡者中虽然有汉族，但占绝大多数的是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例如，1962 年4月到6 月间，新疆的伊犁、塔城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60,000 人逃亡到苏联境内。[38]其原因之一是于1958 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内容的“三面红旗”政策所带来的经济混乱和饥荒等造成的恶果。⑦
在内蒙古，也发生了牧民因生活贫困而逃往蒙古国和苏联的事情。[39]很明显，这不是为了“内外蒙合并”行动。可是，逃往蒙古国的牧民在“四清运动”中被戴上了“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帽子，他们的举动被当成“内外蒙合并”的“证据”而受到批判。其实，在此之前的反右派斗争中，“内外蒙合并”问题同样被当作了内蒙古“民族右派分子”的“罪状”⑧，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成为了内蒙古的一个重要的民族问题。

无论从反右派斗争还是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实都未曾出现内外蒙合并的举动和主张。可
是，内蒙古的每次政治运动，均反复提起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内外蒙合并”问题。这意味着中共中央和内蒙古的领导者对内蒙古的民族主义者始终怀有悬念。还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内蒙古8,000 户牧民强制性地被迫迁往“内地”（即指远离中苏、中蒙边境的内蒙古地区），在迁往过程中发生1,000 多人死亡的事件。[40]

另外，还有“蒙古民族统一党”⑨案值得一提。“蒙古民族统一党” 是在“四清运动”中被揭
发的反动组织，被认为组织和参加此组织的蒙古族受到了批斗。例如，科右前旗呼和牧场的职员达瓦被当成“蒙古民族统一党”的组织者，职员铁音和义德日夫被当成参加者，他们被指控为有反对国家的活动而成了被批判的对象。⑩同样，科右前旗察尔森公社民主大队社员满都夫被指控为“蒙古民族统一党”办公室主任，以“勾结蒙古国修正主义，进行民族分裂”为由被打成了“四类分子”而受到批斗。[41]除此之外，在内蒙古的“四清运动”中，曾为“满洲国”时期的日本军将校者也有不少成了攻击、批判的对象。⑾了政治运动中批判的材料。

五、结语
以上考查内蒙古“四清运动”，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内蒙古的“四清运动”，从上级党政机关到下级党政机关，再到最基层组织，是“从上到下”实
施的；在特设的专门组织“四清工作团”指导下推行的；运动实施的地区不是全区，而是以边境旗为主的一部分地区，这些方面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同。但是，运动进展的特点、运动的焦点以及本质与核心问题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其原因不仅在于内蒙古地区所特有的历史特征、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而且与民族政策理论、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密切相关。抛开上述内容，内蒙古的“四清运动”便无从考查。

内蒙古民族杂居地区“四清运动”中，把蒙古族农民从传统畜牧业转变到农业的特殊状况下，
被允许的蒙古族农民拥有自留畜事情，却当成了“问题”；蒙古族农民有关宗教信仰的日常行动也被看成“有问题”；最基层组织的积极分子的培养，干部的“排队”、“下楼”“洗澡”等活动中蒙古族农民受到歧视，甚至蒙古人的极为普通的言行都成了“民族分裂”的征兆。从实施运动地区的民族人口比例来看，整个地区的人口中汉族占多数，但运动实施人口中蒙古族占多数。如此，蒙古族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其范围不止于农牧场、生产大队，甚至扩及学校、行政机关单位。

在内蒙古牧区，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主改革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社会变革中未曾进行对牧主进行没收牲畜、再分配和阶级划分等阶级斗争。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考虑
内蒙古牧区社会和畜牧业经济特殊性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在中国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也得到广泛推行。但是，在阶级斗争理论下的“四清运动”中，以往重视牧区特征的政策被推翻，阶级斗争问题成了该地区“四清运动”的焦点之一，蒙古族的民族特征被当成了攻击的对象。特别是内蒙古牧区的“四清运动”从边境地区开始，与此前的社会变革几乎都是先从中心地区开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背后除有华北局和内蒙古党委之间的摩擦之外，也与中苏关系恶化中位于北部边境并与苏联、蒙古国接壤的内蒙古牧区，对于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全占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相关。

关于“内外蒙合并”这一历史问题，在包括“四清运动”在内的内蒙古现代史上的政治运动中，
几度被当作重要的民族问题而被提出来。这是与内蒙古有关的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央、内蒙古的领导者对内蒙古民族主义者怀有的悬念是分不开的。

总之，在内蒙古的“四清运动”中，民族问题成为了焦点，民族特征被当成为阶级问题、阶级斗争的对象，蒙古族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实际上，在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内蒙古，立于少数派的蒙古族，即使是被批判、被攻击也是无能为力的。所有这些都来源于“极左”的民族政策。
本文因资料所限，未能充分说明当时的蒙古族人士对于内蒙古的“四清运动”的认识、理解等
问题，尚待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注释
①“关于当前农村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定”（1963 年5 月）的公布开始的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以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分工为内容，简称“四清”。在城市是以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简称“五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965 年1 月）规定：农村、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律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通称“四清运动”。关于“四清运动”的背景及原因，在先行研究里已解明。
②代表性的有：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主编：《内蒙古通史纲要》（呼和浩特：人民出版社，2006）；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等。
③关于蒙古人由畜牧业转向农业，详见リンチン〈綏遠省蒙旗土地改革の再検討〉《言語・地域文化研究》第12 期，2006 年，页161-181；ボルジギン・ブレンサイン：《近現代におけるモンゴル人農耕村落社会の形成》（东京：风间术房，2003）；鉄山博：《清代農業経済史研究：構造と周辺の視角から》（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99）；阎天灵：《漢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変遷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④一般汉族农业地区的农民自留地占总耕地面积4%，而居住内蒙古农业地区和半农半牧地区的蒙古人所拥有的牲畜占牲畜总头数的5%-7%[（アジア政経学会：《中国政治経済総覧》（日刊労働通信社，1963 年），页267] 。
⑤1953 年以后，在“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下，进行了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得到了苏联的150 项的大量援助。
⑥例如，关于1）可以从〈绥远省人民政府关于适当划分夏秋冬春牧场，保护今冬明春牧场、草
场的指示〉、〈绥远省人民政府为认真检查处理开垦牧场事件的通报〉（绥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法令汇编》第6集，1953 年2 月）、〈陕霸地委关于第一批村土改复查几个问题的总结〉（内蒙古党委学习编委会：《学习》第5 期，1952 年）、〈绥远省政府关于重申保护牧场的指示〉（绥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法令汇编》第7 集，1954 年2 月），关于2）可以从〈内蒙古党委关于呼盟科右前旗蒙古语文工作调查报告的通报〉（内蒙古党委学习编委会《学习》第10 期，1956 年）、〈绥蒙分局关于蒙古语文工作会议报告〉（内蒙古党委学习编委会《学习》第39 期，1953 年）,关于3)可以从乌兰夫〈党胜利地解决了国内民族问题〉（《乌兰夫论民族工作》，中共党校出版社，1997 年）中得到确认。关于1）、2）、3）问题，在リンチン〈綏遠省蒙旗土地改革の再検討〉（《言語・地域文化研究》（12 期，2005年），页161-181 里已有详细论述。
⑦在“大跃进”期间，饿死者的人数有2,000 万（丁抒著,森幹夫：《人禍(1959～1962)　餓死者2000 万人の狂気》，学陽書房，1991 年）、3,000 人（ジャスパー・ベッカー著，川勝貴美訳 ：《餓ハングリー・鬼ゴースト：秘密にされた毛沢東中国の飢饉》，中央公論新社，1999 年）之说。
⑧关于内蒙古的反“民族右派”斗争详见リンチン〈反右派闘争におけるモンゴル人「民族右派分子」批判〉《アジア経済》）2007 年第8 期），页2-23。
⑨ “蒙古民族统一党”是什么样的组织？实际上是否存在？等因资料关系无法得到确认。
⑩科右前旗四清工作团：〈科右前旗四清工作团国营牧场分团关于敌情初步摸底情况的报告〉（1965 年10 月7 日）兴安盟档案馆3-1-71；科右前旗四清工作团：〈专题典型调查——科右前旗地区四清阶级斗争表现形势〉（1965 年5月15 日）兴安盟档案馆3-1-61。⑾典型的实例有：科右前旗古恩保力高牧场的那顺巴雅尔因当过“满洲国”部队的将校，而被打成了“四类分子”（ 科右前旗四清工作团：〈科右前旗四清工作团关于政治清理工作安排、阶级斗争试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敌情情况的报告、总结〉（ 1965 年10 月17 日）兴安盟档案馆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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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Spiritualization Movement of Inner Mongolia Rinqin (Center for Mongolia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 bstract:Political spiritualization, economical spiritualization, idea spiritu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spiritualization was central contents of socialism education movement, carried through from 1963 to 1966 in China, usually called four spiritualization movement. According to concern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discoursed background, emphases problems and process of four spiritualization movements in Inner Mongolia. The mainly attention of the author is argumentation about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spiritualization movement in Inner Mongolia.
Key words: Inner Mongolia, Four Spiritualization Movement, nationality problems, class contend

作者简介:仁钦（1963-），男，蒙古族，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人。博士，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