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游牧文化内涵探析

孟和乌力吉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在内蒙古高原东北部呼伦贝尔草原上定型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游牧文化在其漫长的草原社会时空变迁中逐渐具备生态性、开放性、人文性、、稳定性、地域性、民族性等独有特性。本文从民俗学、人文地理学、地域文化等视角入手，在阐述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民间文学和游牧文化各种存在形式、外在现象、社会功能过程中，考察和探索了其背后的结构涵义及存续动因。
关键词：巴尔虎；布里亚特部；蒙古族游牧文化；探析

一、 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游牧文化历史渊源
巴尔虎部(Bargu)和布里亚特（Buriyad）部是居住在内蒙古高原东北边缘地带的古老蒙古部落。曾在贝加尔湖东岸长期游牧，后来因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而迁徙到今天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以西的巴尔虎草原、锡林郭勒盟南部察哈尔沙地及丘陵、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青海、新疆以及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等。在蒙古国东方省“达什巴勒巴尔县、巴彦栋县、巴彦乌拉县居住着布里亚特蒙古族，在古尔班扎嘎勒县和呼伦贝尔县一带（也）居住着巴尔虎蒙古族和乌珠穆沁蒙古族。”［1］

额尔古纳河和呼伦湖以东，大兴安岭西麓五陵以西的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水草丰美的大片高平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市典型草原主体部分位于巴尔虎蒙古族三个
牧业旗境内，而且由于布里亚特蒙古人人口比例较低、分布范围小、行政划分层次不高，因此呼伦贝尔草原也可叫做巴尔虎草原。巴尔虎草原向西延续到蒙古国东方草原，并与其连成一片。位于这片世界罕见的温带草原周围的肯特山海拔高度为2000m，贝加尔湖湖面海拔455m 左右，中心地带的呼伦湖湖面海拔540m 左右，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平均海拔700m。这片地势平坦的典型草原及附近低山丘陵地带的特点是广阔、天然、土地肥沃，气候条件相对好，适合于从事畜牧业生产，从而奠定了游牧社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内蒙古自治区地理》里写道：“呼伦贝尔高原，地处于内蒙古高原的东北部，大兴安岭北段西麓。在第三纪初期已呈起伏不大的准平原形态，并于喜马拉雅运动时发生断裂与挠曲，东、西部隆起为低山和丘陵，中央陷落堆积成深厚第四纪砂砾沉积层的宽浅谷地平原，地面十分平坦，有‘砂质平原’之称。地势东南高，略向西北倾斜，海拔600—800 米。地表水系发育，水资源比较丰富，天然草场优越，植被是以羊草和针茅为主的草甸草原与典型草原，是我国最好的天然牧场和重要的牧业基地。”［2］

呼伦贝尔地区最初见诸史籍的民族是东胡。公元前209 年，东胡族被强大起来的匈奴击败。匈奴建立草原奴隶制政权时，呼伦贝尔为左贤王庭辖地。公元1 世纪，在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中游猎的东胡的后裔鲜卑拓跋部，走出森林山地，南迁“大泽”，在以呼伦湖为中心的呼伦贝尔草原发展了游牧经济，壮大了民族实力。呼伦贝尔为鲜卑部落联盟东部的辖地。隋唐时，呼伦贝尔为部分室韦部落驻地。唐代曾设室韦都督府进行管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后，对蒙古草原实行“领户分封制”， 大兴安岭以西地区由左翼万户长木华黎统治。1214 年，成吉思汗将蒙古草原东部分封给四个弟弟和德薛禅家族。岭西地区是其大弟合拙·哈萨尔和二弟合赤温·额勒赤及德薛禅家族的封地，岭东是其三弟贴木哥·斡赤斤的封地。元朝创立行省制度，当时呼伦贝尔诸王的封地没有纳入行省，仍保留诸王封地的建制。1288 年，岭东划入中书省泰宁路和辽阳行省山北辽东道，岭西划入岭北行省和林路辖。明朝，呼伦贝尔地区由奴尔干都指挥使司下设的一些卫、所管辖。大兴安岭以西地区由斡难河卫、坚河卫、哈剌孩卫及海喇儿千户所等管辖。

在古老的“拔野古”（巴尔虎部最早称呼）时期，狩猎和游牧经济是巴尔虎诸部落支柱产业。他们长期在美丽辽阔的贝加尔湖一带生存和活动。优越的自然条件赋予他们以经济和社会资源。公元47 年“拔野古”被唐太宗置为“幽陵都督府”，其地在今呼伦贝尔市境内。这在表明巴尔虎部落早已开始了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历史文化渊源。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巴尔虎等“林木中百姓”归附蒙古。1577 年俺答汗子在青海建仰华寺时巴尔虎彻辰岱青等随俺答汗前往青海。
“1732 年，为加强呼伦贝尔边界地区的防守，清政府从布特哈八旗内抽调索伦（鄂温克）、达
斡尔、鄂伦春、巴尔虎兵丁3,000 人，迁驻呼伦贝尔草原，编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左翼四旗驻牧在通俄罗斯道路边境一带，右翼四旗驻牧在哈拉哈河喀尔喀蒙古边界一带。不久，100 名额鲁特蒙古人从阿尔泰山一带迁来，驻牧在哈拉河一带，自成一翼编为一旗。1734 年，清政府将志愿加入清八旗的新巴尔虎蒙古人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迁来2，984 人，从中选出壮丁2,400 人，按索伦兵制编为两翼八旗。新巴尔虎左翼四旗驻牧在哈拉哈河、乌尔逊河、呼伦湖东岸及海拉尔河下游两岸；新巴尔虎右翼四旗驻牧在贝尔湖北岸、乌尔逊河和呼伦湖西岸及克鲁伦河下游两岸。”［3］

1919 年，从索伦左翼中分出陈巴尔虎部，设陈巴尔虎旗。“1932 年，伪满洲国设兴安东分省辖大兴安岭以东地区；设兴安北分省辖大兴安岭以西地区；同年6 月27 日，自伪满州国公布《兴安省管制》后，撤销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海拉尔市政筹备处及呼伦、胪滨、室韦、奇乾四县。废除索伦八旗制，将索伦左翼四旗改为索伦左翼旗，索伦右翼四旗改为索伦右翼旗；将新巴尔虎左翼四旗蒙古族最早也居住于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并以畜牧业为主，以渔业为辅，信萨满教，过着相对安稳日子。16 世纪末，他们与蒙古族其他部落一同接受藏传佛教，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方面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后来，由于众多原因，布里亚特蒙古族的部分人南迁到现在的齐齐哈尔一带居住；另一部分人迁到喀尔喀蒙古，并附属于达赉贝萨张其布道尔吉旗；剩下的部分人则北迁到故土尼尔秋河以及巴儿忽真脱古木一带。1918 年，部分布里亚特人迁徙到内蒙古，并1922 年附属于呼伦贝尔，进而在锡尼河一带建立起布里亚特旗。这样，布里亚特游牧文化与呼伦贝尔草原巴尔虎游牧文化、厄鲁特（卫拉特）游牧文化相互交融，终于形成统一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地域游牧文化。

二、 巴尔虎、布里亚特民间文学艺术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巴尔虎、布里亚特游牧文化区域流传着包括神话传说在内的大量民间文学作品，其深层文化内涵至今仍存。神话是蒙古族古代先民以自己特有的幻想和理解对自然万物来
源和各种现象作出的解释。神话真实因素很少，以想象和夸张为主。传说则是对自然环境、历史生活的艺术化反映，真实因素较多。神话和传说有一定的共同性。巴尔虎、布里亚特神话传说承载着深层次的原始风俗和生态文化。

正如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记载的传说《额尔古涅—昆》所反映，大多数巴尔虎、布里亚特神话传说主要根据自然现象、社会人物、历史事件和文化记忆，通过原始思维和艺术幻想加以加工、夸张而形成的。许多巴尔虎、布里亚特神话传说所折射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细节、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历史事件和原始信仰均有研究价值。尤其对于分析和研究原始生态环境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来说极为重要。另外，巴尔虎神话传说在蒙古族现存的原始神话传说中，以数量和完整占有优势。较后创造的《舌战陶王》、《明断盗牛冤案》等传说的原始文化色彩有所降低，但历史和教育价值仍然颇高。

婚姻和征战是蒙古族英雄史诗里普遍出现的两大主题，巴尔虎史诗也不例外。婚姻主题“反复讲唱一个英雄到遥远的异地他乡求婚娶亲的过程，或恶魔蟒古斯入侵英雄的国土，掠走霸占英雄的妻子而引发战争。这里明显反映了从蒙古民族开始形成的族外婚制度。”[6]蒙古族英雄史诗婚姻主题总是与征战主题及收复失地等初级社会政治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婚姻是人类社会基本组织—家庭形成和存续的保证。“家庭决定于婚姻，而家庭又是社会的全部稳定性的基础。”[7]原始氏族社会末期，随着原始社会基本结构的解体，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基本结构和经济生产关系重新组合和整合，尤其在部落社会到酋邦（Chiefdoms）社会的过渡时期，随着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战争很可能成为财富和权力分配的主要解决方式。因此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以婚姻—征战为基本主题的同时，这两个主题总是结合在一起，反映人类社会野蛮时期巨变状况。

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曾被选入于《希林嘎拉珠巴托尔》（1979 年）、《蒙古族民间故事》（1979年）、《那仁汗史诗》（1981 年）以及《勇士布拉岱汗与卷鬃马》（1995 年）等选集。呼伦贝尔市巴尔虎蒙古人将史诗称为“故事”，而布里亚特蒙古人则称其为《历史》，（蒙古语叫“Tuuhe”）。巴尔虎部故事说唱者和布里亚特部历史讲述者在风格上很相似。这也是在相关研究中将巴尔虎部和布里亚特部放在一起加以讨论的原因之一。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形成于初级社会和阶级社会过渡时期，是对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形象反映。蒙古族古代社会众多事情一直无法再现或考证，原因在于目前维吾尔体蒙古文字的记载历史只超过800 年。根据蒙古族口头传承的文化传统，通过对巴尔虎英雄史诗等原始先民“口承史料”的细致研究，可以解释史前史基本社会形态和文化特征。巴尔虎、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是在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繁衍生息的巴尔虎、布里亚特部蒙古牧民生产方式、生存哲学、文化思维、科学知识的艺术化表现。既是蒙古族民间文学杰出作品，又是“百科全书”式的史前史料。

巴尔虎、布里亚特部居住的呼伦贝尔草原是“民歌海洋”。巴尔虎、布里亚特部社会结构、社会过程以及人际关系、群际关系是其民歌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宝格达山森特尔》、《父母俩》、《阿日库布琪》、《席勒原野》、《落叶松》、《兴安河麻雀》（一、二，布里亚特民歌）、“荐骨之歌”（一、二、三、四，布里亚特民歌）、“幻景中的原野”（布里亚特民歌）民歌较为典型。相对而言，巴尔虎民歌以抒情成份为多，布里亚特民歌则以叙事为特点。布里亚特民歌《兴安河麻雀》产生于16 世纪末俺答汗时期。《布里亚特蒙古简史》里写到：“现在的锡尼河布里亚特蒙古牧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这是蒙古俺答汗女儿巴拉金嫁给布里亚特布贝贝勒，并跟车队翻越大兴安岭时唱出来的歌曲。”[8]巴尔虎、布里亚特民歌在形式上以长调（Urtiin Duu）和短调为主。对大自然的崇敬，对故乡的眷恋，对亲情、爱情的尊崇以及对五畜的宠爱也催生出大批情感民歌。《把心爱的小妹留在了巴尔虎故乡》、《孤独的白驼羔》、《膘肥的白马》、《额尔敦乌拉山远影》等歌曲均属于此类。还有人生哲学涵义深厚的《辽阔的草原》等千古长调。巴尔虎、布里亚特草原是蒙古族古老民俗风情完好保留的地区。由于巴尔虎、布里亚特东北区域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环境与其它地方不同，因此形成了独有的民俗风情和地域方言传统。婚礼民歌、那达慕民歌、祭祀民歌均与此有关。

三、巴尔虎、布里亚特民俗文化
蒙古族自古以来就从事畜牧业，逐水草而迁徙，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由于蒙古族各部所居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社会文化不尽相同，因此相互之间在礼仪、风俗方面存在着某
些差别。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风俗习惯在长期的游牧生产和生活中产生并积累的。“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都是在许多区域文化传统的交流过程中，经过普遍化的共同才完成的。逐渐形成了的民族文化传统，再向更广泛的区域传播时，再经过地缘化过程，与地方土俗文化模式边竞争边融合，再过经地方文化的吸收、修正和消化，发展了形态不一的多样化区域文化。这种多样化的多向的传播与融合，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小传统，具体地体现着大传统的本质及其某些层面。”[9]

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住行活动与蒙古包和勒勒车联系在一起。“牧民和牲畜都随水草而居止，依节气而移动，故需要经常搬迁。固定而复杂的房子很不适应这种生产。北方游牧民族在长期摸索中逐渐创造并完善了蒙古包这种形式的居室。”[10]

蒙古包整体上是由圆形围壁和伞状定架组成，并毡子覆盖的建筑。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曾在贝加尔湖沿岸过着游猎生活，居住的是用桦树皮和兽皮搭成的窝棚，相似于鄂伦春族的“撮罗子”。随着半游猎半游牧生活的开始，才逐渐住进蒙古包并延续至今。蒙古包千百年以来能在北方草原上经久不衰，始终受到蒙古民族喜爱的原因在于它适合于游牧经济生活。13 世纪写成的蒙古历史文献之一《马可波罗游记》里写到：“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作包裹。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他们在搭帐篷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向南方。”[11]

巴尔虎蒙古族对蒙古包内的坐位有其清楚的划分。男人坐西边，女人坐东边。家中男的按辈份高低、岁数大小，在西边由上而下排坐。东边的妇女也如此排坐。勒勒车是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专用的运载工具。巴尔虎人较早掌握了勒勒车制造技术。《马可波罗游记》又写到：“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车，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12]

勒勒车既是游牧民族自己创造的传统生态性适应手段；又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草原独特的交通工“高原、草地、沙漠、变化无常的气侯和长期的游牧生活形成了奇特的蒙古族服饰。蒙古男女皆喜欢穿长袍、短褂、帽子、靴子，妇女有时也扎头巾。长袍颜色尚蓝，深蓝者多，妇女孩子还喜穿红、绿、天蓝色的长袍，在长袍外套穿坎肩，不喜扎腰带。”[13]

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独特的服饰文化。“在贝加尔湖地区时，巴尔虎人都穿皮质的长袍，长裤和马靴，头戴皮质的帽子，或利用牲畜的毛加工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须品。蒙古各部统一和巴尔虎人逐渐经营畜牧业后，其服饰也发生的明显的变化，都穿着‘右衽’的交领式长袍。”[14]“

在大蒙古国时期，长袍是男女的主要衣服。北方游牧民族离不开草原、沙漠和大雪，并且多生活在马上，因而靴子最为适用。蒙古男人的帽子多用皮毡制成。”[15]

18 世纪初期巴尔虎蒙古族定居呼伦贝尔后其服饰款式风格趋于定型。“这时蒙古族的襟袍和长短坎肩已取代了蒙古汗国和元明时期的交领式长袍和半袖长袍，富有地区特色的长袍、长短坎肩和帽靴越来越丰富起来。与此同时，巴尔虎服饰在冠饰、马褂、答忽、套裤、翘尖靴子等方面，依然保留着以前的款式风格。”[16]

巴尔虎男人和其他
地区蒙古族一样将帽子看作是神圣的东西。
“由于牧区地域辽阔，居家相距甚远，因此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牧民十分理解行路人的艰辛，对专门造访的客人，往往宰羊相待，以酒接风。”[17]在巴尔虎、布里亚特部饮食文化里奶茶、奶酒、羊肉是最重要的三个特质。“手把肉是巴尔虎人日常生活中食肉的主要吃法，最受欢迎的是二岁羯羊肉。巴尔虎牧民大多是在10 岁左右即开始学宰牲畜。这样煮出来的手把肉鲜嫩，不腻。巴尔虎人早就有敬酒的礼俗。主人向客人敬酒，要满酒敬客人，客人接酒时，都要说几句吉祥的话，后来发展到唱歌敬酒、敬酒时祝词等。”[18]

巴尔虎、布里亚特部拥有较为典型的蒙古族敖包文化。“祭敖包是新巴尔虎蒙古人最普遍的祭祀
活动。祭敖包源于古代蒙古人的祭山。山被称为‘天’的代表。无山或离山较远的地方，牧民就堆积石块，视之为神，蒙古语称这石碓为‘敖包’。”[19]

敖包在草原蒙古人心目中具有特殊位置。“巴尔虎、布里亚特草原上的敖包，大多为石头垒，在上面用柳条围起，形式大体一样，区别在于数目的不同。有的是单独一个敖包，有的则敖包群；有的敖包群是七个敖包并列，中间大的为主体，两旁各陪衬3 个小敖包；也有的是1 个大敖包居中，东、南、西、北各陪衬3 个小敖包，成为13 个敖包群。新巴尔虎右旗各苏木敖包，经常祭祀的有18 座，其中以宝格德乌拉山上的敖包最为著名。农历五月十三日，是全旗共祭宝格德乌拉山敖包的大典；农历七月十三日是新巴尔虎左、右两旗共祭的盛典。”[20]

四、 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游牧文化内涵
(一)从历史动态角度分析
巴尔虎、布里亚特部历史悠久，迁徙万里，但始终保持着复杂多变的草原时空中形成的生态性、开放性游牧文化。生态性、开放性又是其根本动力和内在生命力。巴尔虎、布里亚特游牧社会仍然保留着北方民族社会狩猎采集阶段的生产、生活残留物和后来的游牧文化风俗结构。现在的巴尔虎、布里亚特部仍在维持着蒙古民族独特的口承传统和丰厚的人文资源。这些以生态性、开放性、流动性、季节性为根基的系列特质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调控作用。“现代汉语里的‘游牧’是来自于古汉语的。在汉文正史中，‘游牧’最早似乎见于‘新唐书’中，吐火罗‘北有颇黎山，其阳穴中有神马，国人游牧牝于测生驹辄汗血。’而‘游牧’这个词以现在意义的大量使用，似乎始于清朝，‘蒙古地方幅员辽阔，蒙众皆择水草旺处游牧，相距几十里，始有毡庐’。”[21]

游牧’（Nuudel Maljil）一词在蒙古语和汉语语境里的解释及理解是有所不同的。蒙古族游牧经济文化时间和空间流动较大，它既是流变的，又是相对稳定的。在目前的中国内蒙古地区，呼伦贝尔市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所传承的游牧文化和民间文学遗产独具一格。

(二)从地理静态角度分析
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居住的呼伦贝尔草原距中原地区2000 公里，所受影响较小；以大兴安岭相隔于东北农业区域，故交往较少；隔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赤塔州相望，故历史联系不多。正因为如此，在古、近现代征战与冲突中他总是安居于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由于巴尔虎部族距蒙古封建政治的中心比较远，所以巴尔虎史诗中蒙古内部封建战争的历史因素并没有像喀尔喀史诗那样有突出的反应，基本上保持着原始蒙古英雄史诗的形态和特征。”[22]

与此同时，游牧经济文化的神秘性、适应性以及内在稳定性均较强，因此较少受到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初期持续而严重的天灾人祸等威胁。可以说，严重影响巴尔虎、布里亚特部游牧文化的自然地理因素和外文化因素较少，有利于保持其社会文化连续性和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积累。虽说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由满清政府盟旗制度所造成的，但在更大程度上还是与游牧文化内在发展规律和地缘政治文化有关。就这样，在蒙古高原地理环境条件最好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人创造和保持特色浓厚的地域游牧文化。

(三)从地缘经济文化系统角度分析
“呼伦贝尔草原牧场辽阔，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茂盛，河湖遍布，是世界上生态保持较好，未受污染的大草原之一。”[23]但由于巴尔虎草原地位于北纬温带、寒温带大陆型气候，因此耕作条件较差，收获成本太高，区域性特征明显。由于历史上翻越大兴安岭并流居于呼伦贝尔草原的东北农民较少，农耕范围有限，因此，呼伦贝尔草原巴尔虎、布里亚特地区蒙古族人口密度始终较低，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压力一直较小。这为其独创的温带草原生态文化和游牧经济在接触复杂多样的外部文化环境过程中始终能保持地域性提供了外部条件。与此同时，巴尔虎、布里亚特游牧文化是整个蒙古族游牧文化大系统里的子文化系统，并形成一种整体和部分、全局和局部、普遍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的有机内在关系。游牧经济文化和草原生态环境依存互补，良性互动是包括巴尔虎、布里亚特部在内的蒙古族传统主流文化内部机制和核心特征。

（四）从宏观人地关系分析
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人一直与其生态环境保持着良性和谐关系。“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24]人文地理学对传统草原生态文化区域研究具有独特价值。经过两千多年的变迁和积累，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文化已发展成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地域游牧文化。其人地关系对待方式具有浓厚的现代环保科学内涵。“人地系统是指以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为一方，以地球表层包括土壤、大气、水、生物、岩石、矿物的自然界—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与环境为另一方，组成人与地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动态开放复杂系统。”[25]在呼伦贝尔草原较为开放的时空环境中有机形成的游牧文化体系影响深远。因为它具有内部结构的稳固性、对自然环境的融入性和有条件的排他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与居住规定了界限，也提供了可能性，但人们对这些条件的反映或适应，则因其自己传统生活方式而不同。同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持不同生活方式的群体具有着不同的涵义：生活方式是决定某一特定的人类集团将选择由自然提供的那种可能性的基本因素。”[26]独特地理生态环境孕育出底蕴丰厚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游牧文化；同样，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游牧文化也保持了呼伦贝尔草原生态原貌的延续。生态环境和民俗文化具有着一种内化的良性互动关系,这在中国北方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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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of Bargu –Buriyad’s Mongolian Nomadic Culture Munghewulji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Mongolian nomadic culture of Bargu-Buriyad has developed in Holonbuir grassland, a region in the northeastern fringe of Inner Mongolian Aotonomous Region .After many centuries’ development, it has formed the following features: being eco-friendly; open to other cultures; humanistic; stable; and of Mongolian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employs a combined approach of folklore,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culture study to sdudy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Bargu-Buriyad Mongolian folklore and nomadic culture, proposes renewed nterpretation and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its existence is essential to Mongolian culture’s development .
Key words: Bargu-Buriyad; Mongolian nomadic culture; connotation

作者简介：孟和乌力吉（1973—），笔名敖·查赫轮，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博士，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民族生态艺术、民族政治学、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