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喇嘛教与蒙古族政治

金海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中叶为止，蒙古喇嘛教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但它作为蒙古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在蒙古人精神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与蒙古地区的政治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
一是近20 世纪上半叶蒙古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均有喇嘛教上层参与并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
另一种是有些喇嘛教上层直接掌管蒙古地区的政治权力。这种“宗教世俗化”现象的出现有两个方面原因：
一、从喇嘛教上层来说，他们希望依靠世俗政治权力或以宗教干涉政治的手段来摆脱日益衰落的命运；
二、从世俗统治者来说，他们一方面强调“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等原则的同时，又往往要求喇嘛教上层时时为其政治目的和活动提供帮助。这两个方面促成了近代喇嘛教与蒙古政治发生了更加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近代；喇嘛教；蒙古族；政治

喇嘛教(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成为蒙古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对蒙古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及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清代，从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喇嘛教受到朝庭极为崇高的礼遇，使得蒙古地区寺庙林立，喇嘛人数迅速膨胀，上层喇嘛的权力逐步扩大，寺庙经济畸形发展。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内忧外患日渐加剧，国势一落千丈。

尤其到了清末，随着清朝政府对蒙古政策的彻底转变，喇嘛教的崇高地位开始下降，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中华民国时期，随着蒙古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以及民族民主革命的冲击，使得喇嘛教进一步衰落。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的几百年中，喇嘛教阶层与蒙古地区的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代以来，蒙古喇嘛教尽管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但喇嘛教作为蒙古民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在蒙古人精神生活在及蒙古地区政治生活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首先，喇嘛在整个蒙古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仍然相当高。仅

以内蒙古为例，据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调查统计，并入伪满洲国的内蒙古东部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和呼伦贝尔、西布特哈以及伊克明安旗的蒙古族(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人口为1081634 人①，另有喇嘛27848 人，喇嘛庙994 座[1]。内蒙古西部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察哈尔八旗四牧群、土默特旗、阿拉善旗、额济纳旗蒙古族人口为306637 人，另有喇嘛53615 人，喇嘛庙636 座②。合计蒙古族总人口为1388271 人，喇嘛人数为81463 人，寺庙1630 座，喇嘛占蒙古族总人口的5.87%，约占蒙古族男性人口的11.74%。这个比例可以说已经相当高了。其次，晚清政府和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国民政府仍对于喇嘛教上层采取了笼络、利用的政策。晚清政府对于尽管改变了对蒙古的政策，但对于喇嘛教上层还是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笼络和利用政策。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初，为了迅速稳定蒙古地区的局势，采取积极笼络蒙古喇嘛教上层的政策。

民国政府于1912 年8 月公布的《蒙古待遇条例》中就规定“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2]此后，又颁布《各呼图克图第一次来京川资条例》、《驻京及年班来京蒙古王公廪饩条例》、《喇嘛洞礼经班事宜》等。1912 年11 月，民国政府对于首先表示“翊赞共和”的内蒙古喇嘛教首领第六世章嘉呼图克图大加笼络，承认其清代所授予之“灌顶普善德大国师”封号和金印、金册及各项荣典，特加封“宏济光明”名号，“赉予银一万元”[3]，复2“加给年俸一万元，以示优待”[4]（P177），还加封章嘉的父、母、弟及师傅等各种名号。由于民国政府采取笼络、优待喇嘛教上层的政策，加上章嘉呼图克图首先表示拥护民国，使得内蒙古地区的甘珠尔瓦、察罕、东阔尔等呼图克图、格根相继表示赞助共和，服从民国政府，并纷纷进京，晋见大总统袁世凯。民国政府对于这些喇嘛教上层一律授予各种封号、荣典及金钱。

自1912 年至1915 年，民国政府授予各种封号的呼图克图、格根及所谓“有功”喇嘛达240 余人[4]（P178）。1916年，民国政府又为章嘉原有“灌顶普善德宏济光明大国师”之外加封“昭因阐化”四字名号，并“每年加给年俸一千元”[4]（P178）。国民政府成立后，承认章嘉过去一切荣典和待遇，并任命他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为其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1932 年4 月，国民政府还任命章嘉为“蒙旗宣化使”，并加封“净觉辅教”名号[5]。1935 年，章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 年又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以后又获得“护国大师”名号。

再次，由于喇嘛教作为蒙古人全民信仰的宗教，从蒙古王公贵族到一般民众，在自己生活中的祸福、得失、疾病以及婚丧嫁娶等等，大都以喇嘛的意见为依据。尤其是“活佛得于无形中支配王公的思想，进而支配政治，活佛以下大喇嘛，其片言只语，虽王公不敢违逆。”[6]所以喇嘛教上层不仅支配蒙古人的信仰，而且往往还干涉、参与甚至可以支配蒙古地区的政治。近代以来，在蒙古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往往都有喇嘛教上层参与并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甚至有的喇嘛教上层直接掌握蒙古地区的行政权力。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近代以来蒙古地区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中均有喇嘛教上层参与并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这是喇嘛教与蒙古地区的政治发生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

20 世纪上半叶，蒙古历史上的最大政治事件便是外蒙古的独立。在这一事件中，外蒙古喇嘛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了中心人物。其中，达喇嘛车林齐密特、达锡扎布等宗教上层，均曾是外蒙古政权的主要首脑、实权派和风云人物。

1924 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曾作出专门规定，禁止寻认其转世灵童。从此，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宣告终结，蒙古喇嘛教对外蒙古政治的影响也就基本消失。与外蒙古第一次独立同时发生在内蒙古的独立运动中，喇嘛教上层同样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12 年，哲里木盟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发动的“东蒙古独立”事件中，该旗王爷庙锡勒图喇嘛布和布彦不仅是主谋之一，也曾被派到库伦与哲布尊丹巴集团进行联系。乌泰正式宣布“东蒙古独立”之时，锡勒图喇嘛和该旗格根庙活佛及嘎西喇嘛等被封为各路统兵元帅，并以所谓“神佛保佑”等办法蛊惑群众。在喀喇沁右旗郡王贡桑诺尔布策划的内蒙古“独立”活动中，该旗商卓特巴喇嘛色尔济扎木苏曾作为代表前往库伦，向外蒙古内务总理衙门呈递了以该旗所有僧俗民众名义表示归顺哲布尊丹巴政权的文书。不久，该旗喇嘛罗布桑车珠又被贡王派往库伦进一步联系。

1919 年，在俄境外贝加尔地区发生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民族运动。同年2 月在日本派遣军和原沙俄军官谢苗诺夫的支持下，在赤塔召开了被称作的“泛蒙古独立”的大会。会上，出生于内蒙古扎赉特旗的归化城主要活佛之一内齐托因呼图克图被推举为“蒙古国临时政府”首脑。不久，这次运动失败，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在恰克图被中国驻军诱杀[7]。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甘珠尔扎布等依靠日本关东军组建“内蒙独立军”（不久改称内蒙古自治军）时，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莫力庙第四世达尔罕呼图克图阿旺图布丹便参与这一事件，并被任命为该军第三军军师。不久，东北军崔兴武部袭击莫力庙，阿旺布丹等侥幸脱险，寺庙财物被劫掠一空[8]。喇嘛教两大首领之一第九世班禅却吉尼玛从1925 年到1937 年圆寂为止，大部分时间是在内蒙古地区渡过的。在这十多年期间，他先后走遍了哲里木、昭乌达、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盟和归绥、包头以及阿拉善等地，与内蒙古地区的政治发生了相当密切的关系。

1926 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掌管北京政府实权以后，为利用班禅来影响内外蒙古起见，将他送到沈阳黄寺居住。此后，班禅便应内蒙古各盟旗王公的邀请，到各大寺院讲经说法。1928 年6 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成了东北的新主人。8 月，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生了郭道甫等人领导发动的自治运动，即呼伦贝尔青年党事件。张学良立即要求班禅阻止东部盟旗响应呼伦贝尔的自治运动。

1929 年11 月，张学良把班禅又接到沈阳，“想利用他，以期联络蒙藏，与东北四省一致，共同防苏。”[9]1933 年由德王为首倡导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与班禅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德王当时只是锡盟副盟长，声望不高，年纪又轻，想要倡导内蒙古自治，就必须得到各盟旗年高爵尊之王公的支持才行。为此，他首先和锡盟盟长商量决定，联络各盟旗集资在内蒙古为班禅建庙，请其长期留住内蒙古，形成一个宗教中心。此后，在锡盟盟长索王的西乌珠穆沁旗和副盟长德王的苏尼特右旗为班禅各建一所庙[10]。

1933 年德王、云王等在百灵庙召集内蒙古各盟王公会议，向国民政府发出高度自治要求时，班禅就住在百灵庙。所以说，德王等倡导和发动内蒙古高度自治时，锡盟盟长索王和乌盟盟长云王以及锡盟、乌盟各旗王公及察哈尔各旗总管大多数能够参与其事，均与班禅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1933 年，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兴起后，国民政府立即通过阎锡山，要求章嘉以“蒙旗宣化使”名义，迅速进入内蒙古宣慰，设法阻止这次运动。10 月初，章嘉从五台山到北平时，留平蒙古族大学生等打着反对章嘉干涉政治的标语，在火车站及崇祝寺进行示威，并在报刊上刊登了蒙古族学生反对章嘉的新闻[11]。由于上述原因，加上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使得章嘉“入蒙宣抚”的使命未能如期完成。
1934 年3 月，章嘉从北平到伊盟、土默特旗及察哈尔等盟旗进行“宣化”，除举行诵经法会外，大量散发蒙汉文字印制的《告蒙古民众书》、《告喇嘛书》、《告青年书》、《告王公书》等宣传品，宣传国民党政府对蒙民的所谓“德意”。但此时国民党中央已经通过决议，允许内蒙古实行自治，成立“蒙政会”，章嘉入蒙阻止这次自治运动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12]。所以他于4 月底匆匆返回北平，随即派人到南京，向国民政府报告入蒙“宣化”经过。
30 年代初，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前旗(俗称西公旗)发生了所谓的“石王事件”。即该旗扎萨克继承人问题上，该旗公庙大喇嘛与新任扎萨克石拉布多尔济之间发生矛盾。
到1936 年双方兵戎相见，造成流血事件，大喇嘛被杀。这一事件成为绥远省政府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设在百灵庙)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一[13]。

另外，鄂尔多斯历次“独贵龙”运动中均有喇嘛参加，“独贵龙”运动的著名首领乌力吉杰尔嘎拉就曾当过喇嘛，所以被人们称作“席尼喇嘛”（即新喇嘛）。“独贵龙”运动的另一著名领导人旺丹尼玛还是扎萨克旗扎萨召的班第达格根。三喇嘛教上层直接掌管蒙古地区的政治权力，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或参与蒙旗内部的权力之争，这是喇嘛教与蒙古地区的政治发生关系的另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如上所述，1911 年外蒙古独立事件中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为中心人物，而且被推举为“执掌大蒙古国政教权力之日光皇帝”；1915 年外蒙古取消独立实行自治以后，他被中华民国大总统封为“外蒙古翊赞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1921 年外蒙古第二次独立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厚成为君主立宪蒙古国君主。这样他掌握外蒙古政教权力达十几年，直到1924 年他圆寂为止。

1928 年阿拉善旗发生“小三爷”事件，推翻了该旗王公扎萨克统治，建立了新的旗政权。不久，新政权被推翻。由于该旗扎萨克塔王长期居住在北平，便由该旗南寺(广宗寺)喇嘛坦迭斯尔得呼图克图代为执掌旗政。喇嘛坦因此卷入该旗内部权力之争的施涡，而且与南寺的首席格根阿格旺旦曾佳木素(达格宝活佛)发生矛盾。南寺格根也与旗内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关系，并为此发生了多次流血事件。后来，阿旗扎萨克塔王之子达理扎雅回旗亲政，迭斯尔得呼图克图才返还行政权力，南寺格根则被迫远走他乡。伊克昭盟鄂托克旗阿拉庙活佛扎木扬沙日布(汉名章文轩)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章文轩7 岁时被迎请到阿拉庙，成为该庙第八世沙卜隆，后来到塔尔寺学经，获堪布喇嘛称号。他早年曾参加过该旗的“独贵龙”运动，1926 年还加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并组建了三个连的武装，还负责征收全旗水草捐和地盘税事务。1927 年他到银川和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特别会议，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返旗后，无法在旗内立足，便到准格尔旗避难。1929 年他再度返旗，便逐步掌握了该旗的军政大权。1934 年他还特地邀请九世班禅到鄂托克旗新召和他的阿拉庙诵经。班禅前往阿拉善旗时，他又亲自护送到石咀山。这些活动更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及宗教威望。他先后任该旗保安队司令、宁鄂边界巡防司令、伊南抗日游击司令、绥境蒙政会委员、国民党绥远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等，被称作“章司令”，以致于外界人士只知鄂托克旗有章司令，而不知该旗王爷为何人。他执掌该旗军政实际达十几年，直到1946 年初被其部下杀死为止[14]。

新疆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路盟长兼盟汗旗扎萨克布彦蒙库于1917 年去世后，因其子满楚克扎布年幼，便由布彦蒙库的弟弟托音堪布喇嘛多布敦策楞全布力(又被称为僧钦格根)执掌盟旗行政权。在他执政期间，从逃亡的哈萨克人那里购买武器弹药，组建了有1400 人的武装，并得到新疆都督杨增新授予的军衔及军职。他还令不合格的喇嘛还俗，让他们成家立业，从事生产劳动；从白俄人那里购买良种马，改良当地蒙古马的品种；建立医疗机构，进行防止梅毒和消除其他疾病的活动；建立森林保护区及养鹿场，增加牧民收入，同时保护野生动物等。他还亲自接待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并提供了很多具体帮助。
1932 年他被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暗杀[15]。日伪时期，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嘎布济喇嘛罗布桑，因不满该旗扎萨克多尔济在旗内推行的苛政，组织嘎布济庙属民，停止向旗公署缴税应差，拒绝执行旗公署的任何命令，并在其寺庙附近实行定居放牧，招收牧民子弟到庙里所设的小学和手工艺工场学习，与旗公署形成对峙局面。为此，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派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津旺楚克前去解决，禁止罗布桑喇嘛干涉地方行政，严格规定该庙属民服从旗公署的管辖。同时撤销该旗扎萨克职务，暂由该旗协理多布丹代理。这样才平息了东乌珠穆沁旗的这场政教之争[16]。

近代以来，蒙古喇嘛教开始衰落的同时与蒙古地区政治的关系也显得更加密切和复杂。这种“宗教世俗化”现象的出现当然有蒙古社会内部及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等诸如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有以两个方面原因：

一、从喇嘛教上层来说，他们希望依靠世俗政治权力或以宗教干涉政治的手段来摆脱日益衰落的命运；

二、从世俗统治者来说，他们一方面强调“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涉政治”等原则的同时，又往往要求喇嘛教上层时时为其政治目的和活动提供帮助。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近代喇嘛教与蒙古政治发生了更加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注释
①满洲帝国协和会调查部编《兴安蒙古》（日文）附录，满洲事情指南所刊印，1943 年。这个统计数字中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人口数。
②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族人口及喇嘛数贺扬灵《察绥蒙民经济解剖》第14—19 页、黄奋生《蒙藏新志》（上）第88—92 页、《蒙藏新志》（下）第724—727 页以及其他资料综合统计。

参考文献
[1]满洲帝国协和会调查不编.兴安蒙古[M].长春：满洲事情指南所刊印，1943.79.
[2]东方杂志[N].9 卷4 号:中国大事记.第20 页.上海,1912.
[3]中华民国政府公报[N].第七册，第353 页.
[4]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177.
[5]黄奋生.蒙藏新志（上）[M].广州:中华书局，1938. 454.
[6] 黄奋生.蒙藏新志（下）[M]. 广州:中华书局，1938.718.
[7]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M].第五卷（上），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291—293.
[8] 德勒格.内蒙古喇嘛教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379.
[9]满蒙政况关系杂纂·内蒙古关系[M].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 第一卷，A—6—1—2—1—14.[10]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M].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印,呼和浩特,1984.7.
[11]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M].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85. 67.
[12]杨海英,布拉格.章嘉呼图克图：为中国奔走的蒙古高僧[M].（日文）,（德国）科隆:国际鄂尔多斯蒙古文化与经济研究协会，2003.13—14.
[13] 白拉都格其,金海,赛航.蒙古民族通史[M].第五卷（上），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 374-375.
[14]图娜拉.章文轩从教与从政生涯[A].内蒙古喇嘛教纪例[C].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印,呼和浩特,1997.323-339.
[15]张体先.土尔扈特部落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222—224.[16]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二）[M].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3.

73——75Buddhism and Mongolian PoliticsJIN Hai(Institute of Mongol History,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Inner Mongolia, 010021)Abstract: Mongolian Buddhsim, as a national religion, played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Mongolian spritual life andwas interwolven with politics in Mongolian area, although it started to decline in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949.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region wa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wo forms: on one hand,high-ranking lamas involved and played key roles in political events in the are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on the other hand,some high-ranking lamas directly took positions in civil administrations. There are two reasonsfound for the latter case of “secularization of the religion”：1，The lamas attempted to change their waning fate inthe period by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al sphere in the society; 2, relavant secular rulers sought helps from the religionfor their own aims, although they ostensibily claimed that “the religion should be apart from secular administration”and “the religion should not interfere into secular politics”. The two motivations helped to bring about the intemateand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Buddhsim and secular politics in Mongolia area in the period(1840-1949).6Key words: Buddhism；Mongols；politics

作者简介:金海(1955-2011)，男，蒙古族，内蒙古乌审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蒙古族近代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