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新闻出版活动述略

金海（已故）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日本占领时期（1931—1945）是蒙古族近代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在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先后成立了一批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团体。这些机构和团体分别编辑发行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出版了大量有关蒙古历史、语言、文学的书籍。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新闻出版事业相对于军阀统治时期有了较快的发展，报纸、杂志及图书出版数量明显增多，其中蒙古文报刊、图书占绝大多数。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团体由官办、民办或官民合办形式并存。日本占领时期的蒙古族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占领者为其殖民统治需要大力加强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宣传所采取的措施，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蒙古族各界人士为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事业所做的各种努力的结果。
关键词：日占时期；蒙古族；新闻；出版
中图分类号码： 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日本占领内蒙古时期（1931——1945 年）是蒙古族新闻、出版事业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蒙古族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状况有一定的研究，其中大多数学者以个别报纸、杂志和新闻、出版机构为对象，研究其演变以及各报、刊的内容和特点等。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忒莫勒、朝克图、巴格那、额尔德木图、宝音陶克陶、房建昌和日本的二木博史、广川佐保等。从总体上来看，对于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新闻、出版事业史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本文吸收以上各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本人搜集到的相关资料，对于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新闻、出版活动状况进行一些探讨。

一、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新闻出版活动
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1932年3 月，由日本一手策划成立了“满洲国”。1933 年3 月，关东军又占领了热河省全境。这样，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起了它的殖民统治体系。日本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期间，十分重视新闻、出版等意识态和文化方面的舆论宣传工作。同时，蒙古族的一些开明上层及广大知识分子也是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来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于是，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及新京（即长春）等地先后成立了一些蒙古族新闻、出版机构和团体，出版了一批报刊和图书。

（一） 兴安局及其出版物
1932 年3 月1 日，“满洲国”政府成立的同时，在其国务院设立了兴安局。该局分管为蒙古人所划定的特殊行政区域——兴安省。3 月9 日，“满洲国”政府公布《兴安局官制》，其中规定兴安局“隶于国务院，主管兴安省一般行政事务及另定地域之蒙旗事务，协助国务总理。”[1] 兴安局设总长、次长、参与官、秘书官、事务官、技正、属官等，其中总长为特任官，总理局务，监督管理兴安各分省长。兴安局内设总务处（分调查、秘书、总务三科）、政务处（设教育、警务、蒙务、地方四科）、劝业处（设工商、农矿、畜产三科）。“满洲国”政府任命原哲里木盟盟长、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齐默特色木丕勒为兴安局总长、“满铁”郑家屯公所原所长菊竹实藏为次长。

8月3日，兴安局改称为兴安总署，其组织机构及管辖权限等没有任何改变。1934 年3 月1 日，“满洲国”实行帝制的同时，对“满洲国”中央机构实行改革，国务总理改称国务总理大臣，各部总长均改称大臣，但兴安总署长官仍称总长。12 月1 日，兴安总署正式升格为蒙政部，齐木特色木丕勒被任命为大臣，依田四郎任次长。“蒙政部大臣掌理施行旗制之地域的地方行政警察、土木、卫生、农、林、畜产（有关马的事项除外）、水产、矿山、商工、教育及宗教事项，监督兴安各省长”。[2] 蒙政部内设总务司、民政司、劝业司。蒙政部所管辖的施行旗制之地域包括兴安四省26 旗、3 县及吉林省郭尔罗斯前旗、龙江省杜尔伯特旗和依克明安旗、滨江省郭尔罗斯后旗等省外4旗。

1937 年1 月1 日，热河省及锦州省内各蒙旗实行“旗制”，规定“各旗着行政第一级由省长监督之，第二级由蒙政部大臣监督之”。[3] 这样，热河、锦州两省的八个蒙旗也成为蒙政部管辖范围。
1937 年7 月1 日，随着“满洲国”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废除了作为中央机构中主管蒙古行政的蒙政部，设立了直属于国务总理大臣的兴安局。该局与蒙政部不同，不直接主管蒙古行政，而是成为国务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有关蒙古行政的咨询联络结构。兴安局还设日本人参事官，局内机构有总务科、调查科、第一议事官房、第二议事官房。

1938 年10 月，“满洲国”国务院发布训令，决定各部大臣在解决有关蒙地特殊权利、蒙旗原有之权益、喇嘛、处置旧王公、蒙古特殊社会制度等事项时必须取得国务总理大臣的认可。[4] 在这些问题上，兴安局则向国务总理大臣提出咨询，并协助和联络各部进行工作。所以，兴安局的权限比蒙政部减少了很多。第一任兴安局总裁是扎噶尔（1937 年7 月—1940 年3 月），第二任为巴特玛拉布坦（1940 年3 月—1945 年8 月）。

兴安局和原来的兴安总署、蒙政部作为“满洲国”政府主管蒙古族事务的专门机构，曾经出版过《兴安总署汇刊》、《蒙政部汇刊》、《蒙古报》、《蒙古新闻》等几份有关蒙古族的刊物、报纸以及各种蒙古文印刷品。
《兴安总署汇刊》(Qingγan balγad-un .uγlaγuluγsan darumal)是“满洲国”政府兴安总署传达政令、指导工作的机关刊，创刊于1933 年4 月，社址在新京（即长春），该刊为铅印16 开，蒙汉合璧月刊，内容包括命令、法规、公牍等，其中蒙文内容均从汉文翻译，由兴安总署总务处编印、发行，共出版23 期。[5]
1934 年12 月，由于兴安总署升格为蒙政部，相应地其机关刊物《兴安总署汇刊》也改名为《蒙政部汇刊》(Mongγol .asaγ-un .urγan-u quriyangγui daruma，蒙汉合璧月刊），但卷期另起。《蒙政部汇刊》版式、内容等与《兴安总署汇刊》相同，由蒙政部总务处编印、发行，共出版15 期。

1936 年3 月《蒙政部汇刊》停刊。[6]《蒙古报》(Mongγol sedkül)创刊于1934 年5 月1日，社址在新京，初由兴安局调查科编印、发行，1934 年12 月以后由蒙政部调查科编印、发行。该刊为蒙古文综合性月刊，铅印16 开版，“以努力进行蒙古人的社会教育”[7] 为宗旨，内容包括评论、新闻、常识、翻译文学作品、日语会话、少儿作品等。1936 年3 月，《蒙政部汇刊》停刊后，该刊又增加了公牍专栏。该刊约停刊于1936 年冬或1937 年[8] ，大概出版30 多期。

《蒙古新闻》(Mongγol .ine sedkül)报创刊1937 年1 月15 日，为2 开4 版蒙古文周报。初由蒙政部主办，由该部总务处秘书科编印、发行。1937 年7 月蒙政部被撤消以后由兴安局主办，由该局总务处秘书科编印、发行。该报发行范围为当时的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发行量曾达到一万份。[9] 该报内容包括国内外要闻、历史小说连载、日语会话等，其中新闻报道绝大多数译自当时的各种日文报纸。从1938 年起，由财团法人蒙古会馆主办，1940 年12 月停刊，报社人员及设备转入《青旗》报社。

（二） 蒙古会馆及其出版物
1937 年7 月，随着蒙政部的撤销和设立兴安局的同时，作为接受其指导和赞助的机构，在新京成立了“财团法人蒙古会馆”。该“会馆是满洲国内全蒙古民族为体现民族协和之大精神，痛感首先自身向上发展之必要所成立的文化促进机关，同时也是民族相互亲和的设施” [10] ， 以“蒙古民族自身文化发展、民力涵养、喇嘛教对策以及普及蒙古人对其他民族的正确认识”[11] 为宗旨。该馆第一任理事长为依田四郎，同年由兴安局总裁扎噶尔接任，兴安局参与官白滨晴澄、博彦满都任常任理事。馆内分总务部和事业部，共有职员14 名，其中松本时雄任主事，职员有德广弥十郎、森健、塔勤等。

蒙古会馆成立时得到了关东军、郭尔罗斯前旗及科尔沁左翼中旗支付的14.73 万元以及“满洲国”政府资助的7 万元。此后，每年以政府补助及财产收入来维持其文化产业。馆内设蒙古人学校、宿舍、会议室、休息室、文化室、游戏室、报纸室等。

该馆从事的文化事业有以下几个方面：
1.调查研究及宣传介绍有关蒙古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宗教、产业、经济、教育、卫生及其他事情；
2.经营蒙古参考资料馆；
3.发行、翻译蒙文报纸、杂志及书籍；
4.向蒙古宣传介绍日本文化；
5.开展蒙古语“统制”及普及日语运动；
6.开展改善蒙古人生活的运动；
7.援助培养从事蒙古文化产业开发的指导人材；
8.蒙古人的职业辅导及联系就业；
9.举办有关蒙古的各种集会等。
该馆从1938 年起继续出刊原来由兴安局出版、发行的蒙文报纸《蒙古新闻》(Mongγol .ine
sedkül)。该报从8 月起又出版该报副刊《儿童新闻》（Keüked-ün .ine sedkül）。该报为铅印4 开4 版，每周出刊一次，主要针对中小学学生，是当时内蒙古地区唯一少儿报纸，内容包括国内外要闻、常识、世界各地、故事、笑话、看图识字、算术等。[12]

此外，蒙古会馆编译每天的蒙古语新闻广播，多次举办蒙语、日语讲习以及日蒙儿童作品展览会等。其中儿童作品展曾赴日本展出，受到好评。[13] 该馆先后编译出版了《麦田和军人》、《成语》、《分类尺牍》等十几种图书数万册。[13]随着财团法人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及株式会社青旗报社的相继成立，蒙古会馆于1940 年12 月被撤销。

（三） 青旗报社及其出版物
该报社成立于1940 年12 月，在原蒙古会馆基础上由兴安局、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以及“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各出资3 万元创办，社长为菊竹实藏，编辑有竹内正、塔勤等，初设总务部、编辑部，接收原蒙古会馆职员30 名（其中蒙古人23 名，日本人7 名）。该社以“蒙古民族之向上、文化之发展为目的” [14] ，属于官民合办性质的机构。

该社在原蒙古会馆所办的《蒙古新闻》基础上，于1941 年1 月6 日创刊了《青旗》(K.ke tuγ)报。该报为综合性报纸，最初为周报（1—75 号），后改为旬报（76—178 号），《青旗》报内容包括国际国内新闻、国内外蒙古人情况报道之外，还有健康与家庭、家畜、文艺、读者投稿、日蒙会话、儿童青旗及连载蒙古族近代文学家尹湛纳希的长篇小说《大元盛世青史演义》等栏目。[15] 停刊于1945 年7 月23 日。[16]

该社又于1943 年1 月20 日创办综合性年刊《大青旗》(Yeke K.ke tuγ)，该刊以“继承和发扬蒙古民族的文化遗产”[17] 为目的和宗旨，内容有政论、译著、新闻报道、科学知识、生活常识、心得体会、故事和诗歌、儿童问答、漫画等。

由于《青旗》报和《大青旗》杂志的实际编者大多为热心于提高蒙古民族文化事业的蒙古族知识分子，所以该报、刊对于蒙古族读者来说具有很大的知识性和启蒙性。

（四） 蒙文编译馆及其出版物
1940 年12 月，蒙古会馆被撤消后，为了收集、翻译、出版、发行有关蒙古历史、文化资料、图书以及学生辅助读物等需要，由蒙民厚生会和蒙民裕生会共同出资，于1941 年10 月1 日在新京成立了蒙文编译馆。该馆属于官民合办性质的机构，由当时东蒙文化名人克兴额任馆长，并兼事编译及审定工作，还有从事编译工作的嘛锡僧格、色道尔吉、巴图吉尔格拉、海品泉以及日本人西野进等共20 余人。[18]

该馆主要从事“1，收集、整理、保管一切与蒙古文化有关的图书资料及为达成编译馆目的所有必要的图书资料；2，校订、编译及印刷出版对保存蒙古传统文化方面有价值的图书资料；3，编辑、出版及配给、贩卖急需之图书（如蒙文字典、蒙古史、学校辅助教材、参考书等）；4，采录、征集在国内外学术界及专门学校以上的蒙古留学生的言论、著作，将其审定并根据需要印刷、出版”。[19]

根据这一计划，该馆先后编辑出版了克兴额编著《蒙文辅助读本》（上、下卷）、嘛锡僧格编著《初学文鉴》、《学生字典》和富俊著《蒙文虚字指要》、伊喜丹金旺吉拉著《公尼召活佛的训言》以及《圣谕广训》、《吕氏小儿语》、《妙语宝藏》、《黄石公三略》、《马可波罗游记》等数十种书籍。[20]

（五） 蒙文学会及其出版物
蒙文学会最初成立于1927 年1 月，是由当时的北京政法大学学生卜和克什克为主在北京创办，以“研究蒙文，用蒙文普及各种学问，革新思想启迪蒙人智识，弘扬蒙古族文化为宗旨” [21] ，出刊蒙文不定期会刊《丙寅》(Ulaγan bars)杂志。因为成吉思汗即蒙古大汗位的1206 年是丙寅年，另外该学会成立的1927 年1 月也是丙寅年腊月，故取名《丙寅》，寓纪念成吉思汗及该学会成立之意。属于纯民办性质的文化团体。[22]

1933 年春，卜和克什克到开鲁出任兴安西分省文教科长后，将蒙文学会迁到开鲁，在民政厅长诺拉嘎尔扎布的大力支持下，广招会员，多方集资，购买设备，并于1935 年1 月经蒙政部核准开展活动。[23]
1936 年11 月重新出刊《丙寅》杂志第四卷（卷期续前），到1945 年该刊共出刊七卷（从第五卷开始成为月刊，即每卷共12 期）。蒙文学会以该杂志为园地，鼓励会员积极搜集民间传说、故事、格言等，开展对蒙古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的研究，并对蒙旗政治、人口、土地、交通、自然地理、喇嘛及寺庙、教育、牧业、农业生产等进行专项调查和统计，探索发展蒙古族人口、提高农牧业生产、改善生活、改进文化教育事业的方法和途径，向广大蒙古族群众介绍新文化知识，确定了一大批蒙文新名词术语，出资悬赏会员的文学创作，从而产生了相当数量的用蒙文创作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培育了新一代的蒙古族作家队伍。

该学会出刊《丙寅》杂志之外，还出版了20 余种有关蒙古历史、文学、工具书、教科书等图书，其中有《蒙古秘史》（卜和克什克蒙文转写复原，1940 年出版）、《蒙古源流》（萨冈彻辰著，卜和克什克校注，1936 年）、《大元盛世青史演义》（尹湛纳希著，1940 年）、《一层楼》（尹湛纳希著，1938 年）、《泣红亭》（尹湛纳希著，1939 年）、《水浒传》（1940 年）、《古今小故事》（1944 年）、《日本教育考察日记》（卜和克什克著，1936 年）、《保产大全》（1939 年）、《日本宗教参观日记》（卜和克什克著，1940 年）、《心鉴》（1944 年）、《成吉思汗颂》（1939 年）等。

应该看到，卜和克什克领导的蒙文学会这一蒙古民族民间文化团体在日伪统治下的艰难环境中，对发展蒙古族新闻出版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六） 留日蒙古同乡会及其出版物
该会大致成立于20 世纪二十年代末，当时该会会长为在东京外国语学校教授蒙古语的内蒙古喀喇沁右旗蒙古人乌勒吉（汉名施云卿）。参加该会的会员都是在日本工作和学习的内蒙古东西部蒙古人，据1940 年的统计，该会会员共有192 人。据忒莫勒先生研究，该会约于1929 年9 月曾出版过蒙文杂志《祖国》(Eke oron)，系石印蒙汉合璧刊物，主办人为阿思根、乌云达赉。[24]1935 年4 月，留日蒙古同乡会还出版过《漠声》(Mangq-a-yin qongq-a)杂志。该刊为蒙汉合璧综合性刊物，蒙汉文内容各异，汉文为铅印，蒙文为油印，由留日蒙古同乡会学术股编辑，社址在东京淀桥区善邻学院内。该刊作为“全体蒙古同胞之言论机关”，以“发扬民族精神，启发民族思想”[24]为宗旨，刊登有关民族问题、世界时事、学术论著、文艺作品等稿件。从该刊现存的创刊号刊登的文章内容看，均为蒙古族知识分子撰写的有关蒙古民族自治运动、教育问题的论述、介绍世界时事的文章和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包括译文）以及留日蒙古同乡会会歌等。[25]

从1941 年起，留日蒙古同乡会又开始编印蒙文杂志《新蒙古》(.ine mongγol)，到1944 年共出版4 期，其中1—3 期在东京出版，第4 期在张家口印刷。[26]《新蒙古》杂志的内容包括评论、历史、地理、常识、文学、劝喻、专载、少儿读物、会讯及图片等。其中，在第四期评论栏中有关于蒙古文构词及词义，蒙译外文，用罗马字母拼写蒙文；历史栏目大多为从日文翻译的有关蒙古历史的著作；常识栏有关于地球引力及雨、云、雾、雪、雹、露、霜的介绍；文学栏有诗、散文以及译文；专载栏有介绍门古人民共和国文化教育现状的文章（译文）；少儿读物栏有苏尼特右旗家政女子学校学生在假期所做的部分作文（诗、心得、散文等）。[27]

（七） 蒙民厚生会及其出版物
1939 年10 月，“满洲国”政府实行“开放蒙地奉上”之时，决定向“奉上”土地所有权的11个蒙旗每年提供300 万元的定额补偿金。当时，大部分蒙旗要求将定额补偿金的一半用于发展全体蒙古族文化福利事业上。于是，兴安局经与各旗代表及相关人士协商，于1940 年7 月1 日在王爷庙成立了“财团法人蒙民厚生会”。该会以“振兴满洲国内蒙古人的文化及经济，以谋求其福利为目的”。
[28] 为达成上述目的，主要从事教育及其他文化事业和产业、经济、福利、卫生、保健等事业。最初基本经费包括“满洲国”政府支付的“蒙地奉上纪念事业费”50 万元、作为发起者的12 个旗（“奉上”土地的11 旗加上兴安南省库伦旗）出资的600 元，加上政府每年应支付的蒙旗厚生补助金150万元，共计200.06 万元。[29]

蒙民厚生会设理事长1 人，由兴安南省省长寿明阿兼任，设专务理事1 人，由兴安南省民政厅原厅长玛尼巴达喇担任，另设理事3 人、监事2 人、评议员12 人，由兴安南省八个旗及省外四旗旗长充任评议员。该会本部设总务部及事业部，事业部下设教育、产业、社会、技术养成等四科。另在新京及各有关省、旗、县、市公署设支部。

1939 年8 月15—16 日，蒙民厚生会召开第一次厚生大会，讨论决定事业计划及预算等。其事业计划包括文化、产业、社会等三部分，经费预算为每年约50 万元。教育和文化方面，决定从1940年起七年之内每年支付45 万元在兴安各省设立国民学校及国民优级学校60 所；每年出资5 万元，为升入“满洲国”内及日本各大学、专门学校学习之蒙古族学生提供补助；积极普及蒙文。[30] 产业及社会方面，决定成立王爷庙产业技术员养成所，补助中小农民之生活及贫民开垦，设立巡回医疗班和妇产医院及喇嘛医养成所，培养卫生技术人才，普及卫生思想等。

蒙民厚生会从1942 年至1944 年每年出版一期《蒙民厚生会留学生会报》（日文年刊）。该刊为铅印16 开本，社址在兴安南省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是蒙民厚生会派遣留学生工作方面的机关刊，以“给留学生们一个锻炼发表能力的机会”和“考察他们进步的状态”[31] 为目的，内容包括研究、文丛、照片和与派遣留学生有关的调查及统计。

1941 年，蒙民厚生会与蒙民裕生会共同出资30 万元在新京创办蒙文编译馆；还积极向蒙文学会（在开鲁，1940 年6200 元，1943 年3100 元）[32] 和《青旗》报社（在新京）提供资金资助，为修建成吉思汗庙共捐助15 万元。[33]

二、内蒙古西部地区蒙古族新闻出版活
1931 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中国东北地区成立伪满洲国以后，关东军又开始向内蒙古西部地区进行渗透和侵略，于1936 年5 月，在当时的察哈尔盟化德县策划成立“蒙古军政府”；“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占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绥远省大部分地区，于1937 年10 月在当时的绥远省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将蒙古军政府改组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于同年11 月在张家口由日本人为主成立了统辖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的蒙疆联合委员会；
1939 年9 月撤消上述三个傀儡政权，在蒙疆联合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 年8月改称蒙古自治邦。人们将日本帝国主义者扶植成立的这一傀儡政权一般称之为蒙疆政权。日本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时期，蒙疆政权及蒙古族知识界一些有识之士相应地以官方或民间形式成立了一些新闻、出版机构和团体，出版了一批报纸、杂志和图书。

（一）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及其出版物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于1937 年10 月27 日。该政府成立后曾经出版过蒙、汉文不定期刊《政府公报》和蒙文报纸《蒙古周刊》（Mongγol-un doloγan edür-ün sedkül）。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政府公报》（汉文版）创刊于1938 年1 月，到6 月底时已经出版发行了
3 期，铅印大16 开，由《蒙疆日报》社代印，其费用由政府拨付。该刊内容包括令、训令、指令、公函、任免急指教、布告等，每期印刷800 份，由政府发行，均免费赠阅各级政府机关和相关团体。至于《政府公报》的蒙文版，据史料记载“因蒙古文字模最近（指1938 年6 月——引者）方运到，故现在正赶印中”。[34] 由此可见，该《政府公报》曾经出版过蒙文版。但该《政府公报》蒙汉文版究竟各出版过多少期，则由于缺乏史料，尚无从得知。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曾经编印过《蒙古周刊》。该报创刊于1938 年6 月1 日，社址在厚和豪特市，是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机关报，具体由该政府外交处主办，编辑为高兴嘎。[35] 该报为蒙古文周报，铅印4 开4 版，每周发行一次，每次发行2000 份，最初完全免费赠阅，并由各旗公署负责散发民间，指定由《蒙疆日报》社代为印刷，费用由政府按期拨付。[36] 该报现世存仅有1938年12 月22 日（第28 期）的一份，所以不知道该报究竟出版过多少期。从硕果仅存的这一期看，内容包括国际新闻、蒙疆地区消息、满洲国消息、各盟市消息等。

1939 年9 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该报迁到张家口，初由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弘报科（后改为局）编辑、发行，后由《蒙疆新闻》社主办，从1940 年7 月起改名为《蒙古新报》(Mongγol-unsonin sedkül)，实为《蒙疆新闻》的蒙文版[37]， 4 开4 版。该报于1942 年10 月又更名为《蒙古新闻》（Mongγol-un .ine sedkül），期数续前，4 开6 版，一直出刊到1945 年2 月[26]，共出版240 多期。

（二） 蒙古文化研究所及其出版物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于1938 年3 月在厚和成立蒙古文化馆筹备处，任命伊德钦为筹备处主任。[26] 该处于4 月间接收旧绥远省立图书馆、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绥远通志馆等，先行设总务及研究二部，制定各种工作大纲及步骤，开始编排登记图书目录、筹备设立印刷所等。6 月1 日，蒙古文化馆正式成立，属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民政部管辖。该馆设馆长一人，总理馆务，馆长之下，设主任五人、分管总务、研究、博物、体育、艺术各部事宜，此外设馆员若干人，承办各部一切事宜。[34]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确定该馆“自发展旧文化、介绍新文化入手、从事蒙古文化发扬工作”，“对于一般蒙古社会教育，统责成该馆办理”，“目前主要工作，为编译教科书及各种普及丛书”。[34] 蒙古文化馆第一任馆长为阿勒唐瓦齐尔（即金永昌），1939 年9 月他转任蒙古学院院长后，由伊德钦继任馆长。[26]
蒙古文化馆总务部主要负责“图书之整理暨印刷之推进”，研究部主要负责“刊物书报及教科书之编辑，蒙、日、满、汉及泰西书籍之翻译”。[38]
该馆成立后，立即将接收的41000 余种图书从速整理，并添置新书，制定《借阅规则》，向社会各界开放。同时在原绥远省立图书馆卡片目录基础上编印出版了《蒙古文化馆馆图书目录初编》，书末附有新购满蒙文书籍和各种参考书简目。该书是“内蒙古地区图书馆事业史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书本史目录”。[38]
到1939 年上半年，该馆有主任2 人，馆员18 人，办公员4 人，勤务7 人，印刷部工人22人、实习学生4 人；图书总计41005 册，铜器、磁器、陶器等古物609 件；出版宪书、月份牌、《圣谕广训》、《蒙古社会制度史》（符拉基米尔佐夫著，瑞永汉译）、《日满教育视察报告书》、《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访日视察日志》、《文化专刊》、《政府公报》和《蒙英电码对照表》、《学校教育调查表》、《社会教育调查表》以及蒙日汉文名片、表册等多种。[39]
该馆成立后，从1939 年3 月起出版馆刊《文化专刊》(Utaq-a soyol-un tusqai darumal，蒙汉合璧，内容各异），以“发扬蒙古民族的固有文化，并输入现在的新文化”[40]为宗旨，内容包括论著、文艺、杂俎、专载、国际简讯等，其蒙文版总编及美工为孟克宝音（汉名田协安，阿拉善旗人），翻译为格什克巴图（鄂托克旗人）；汉文版编辑主要有文都尔护（土默特旗人）、汪国藩等人。

1939 年该刊出过5 期[38]，从第6 期（第2 卷第1 期，1940 年1 月）开始，改名为《蒙古文化》(Mongγol-un Utaq-a soyol-un darumal)。[26]
1939 年9 月1 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蒙古文化馆归民政部管辖。1939 年11 月6 日，该馆更名为蒙古文化研究所，由伊德钦担任所长，此外还有事务官、主事、调查官、属官、嘱托、雇员等，全所共计22 人。[39]
1941 年6 月，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机构改革时，蒙古文化研究所改隶兴蒙委员会。7 月25 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公布了《蒙古文化研究所官制》，该所“属于兴蒙委员会委员长管理，为研究调查蒙古人类文化并谋及其普及之所”，设所长一人、主事一人、调查官二人、事务官一人、属官五人，其中调查官“承上司之命，掌理调查、研究、编纂并宣传宣抚事务”。[41]
1942 年5 月，兴蒙委员会第二次定例委员会议决定将蒙古文化研究所从厚和迁到张家口，并加以充实，“以补文化工作机关的遗憾”。[39]
1942 年秋，蒙古文化研究所及其职员、图书、设备等一切迁到张家口，扩充机构，制定事业计划。据《蒙古文化研究所成纪七三七年（1942 年）度事业计划案》[39]，该馆事业主要分为编纂和调查，其中编纂事业包括：
1.编纂蒙古史；
2.编纂蒙古人用日蒙、蒙日辞典；
3.编辑出版青少年读物（月刊杂志）；
4.编纂识字小本；
5.编纂有关蒙古文化发展的出版物，包括：
（1）常识；
（2）科学文化知识；
（3）卫生思想普及；
（4）防共问题；
（5）历史读物；
（6）童话、神话、传说、歌谣；
（7）翻译日本儿童读物等。
调查事项包括：
1.从寺庙及王府搜集古写本、古书；
2.调查蒙旗的实态；
3.调查保护古迹、天然纪念物；
4.调查搜集传说、神话、歌谣等，并编纂全集和丛书；
5.附设教育博物馆：
（1）搜集历史资料；
（2）搜集动植矿物标本；
（3）搜集蒙古风俗资料；
（4）陈列蒙古人生产用品；
（5）陈列特殊古文书、书画等；
（6）陈列各种模型标本；（7）搜集有关蒙古文化资料等。
蒙古文化馆改为蒙古文化研究所以后，在编纂出版有关蒙古历史、文化图书和杂志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1940 年，蒙古文化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各项规则汇编》一书，收录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公布的各种内务规则，内容包括《官吏服务规则》、《庆祝礼祀公休日》等。[42]
1940 年9 月将该所职员格什克巴图蒙译的《蒙古秘史》前五卷以《蒙古文元朝秘史》（上册，第一至第五卷）为名，在厚和豪特市铅印出版；1941 年12 月又将格什克巴图翻译完成的《蒙古秘史》以《格什克巴图译元朝秘史——蒙古秘史》（全一册）为名，在张家口交由主席府出版所铅印出版；[38] 1943 年，该所又与巴彦塔拉盟公署合编、出版了日文《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巴彦塔拉盟史资料集成·土默特旗之部·第一辑》（翻译第一号，发行人为江实）。[39]该书为1942 年11 月巴彦塔拉盟公署编印的《巴彦塔拉盟史资料集成·土默特特别旗之部 第一辑》（江实编）的兵司之部满文及蒙古文文书的日译本。
编纂蒙古史一项，据史料记载，1941 年11 月，就由蒙古文化研究所开始着手编纂。[43]（P44）
上述《事业计划案》第一项便是“编纂蒙古史”。另据档案资料记载，1944 年9 月，“发起编纂蒙古肇建史，由伪蒙政府（指蒙古自治邦政府——引者）弘报科陶葆初负责编纂，由百灵庙会议要求自治起，中经蒙古军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至三政权合流为止，共六万余言，业已付印”。[44]
由此可见编纂蒙古史的工作尽管按计划进行，但直到1945 年7 月只写出并付印六万多字的所谓蒙疆政权“肇建史”而已，不久蒙疆政权垮台，其余部分不可能编写完成。
此外，蒙古文化研究所还继续编印蒙汉合璧《蒙古文化》（即原来的《文化专刊》，1940 年1 月出版的第二卷第1 期[总第6 期]开始改现名），出版《蒙文教科书 卷四》（1940 年），[26]翻译《枕草子》、《源氏物语》等日本文学作品，出版各种蒙文启蒙宣传图书等。[38]蒙古文化馆和后来的文化研究所虽为日本人控制，存在时间也仅为短短七年，但客观上为蒙古
民族文化的研究和促进做了许多工作，在蒙古族出版事业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 主席府出版所及其出版物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蒙疆地区图书的编辑出版印刷主要在张家口进行，其中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府下属的出版所在出版有关蒙古历史文化图书，尤其在整理、出版蒙文古典文献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该出版所约于1939 年在张家口成立，由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王的秘书超克巴达尔呼（汉名陈国藩）具体负责。该出版处约于1945 年8 月蒙疆政权瓦解时停办。[45]
据不完全统计，该出版所先后出版了有关蒙古历史与文化方面的蒙文图书约30 余种。[28]
（P738）其中主要的有《蒙古秘史》（阿勒唐瓦其尔[即金永昌]蒙译，1941 年）、《格什克巴图译元朝秘史——蒙古秘史》（格什克巴图蒙译，1941 年）、《黄金史》（1940 年、1942 年）、《蒙古国史》（实即《水晶鉴》，1941 年）、《成吉思汗传》（色伯克扎布著，1941 年）、《成吉思汗征战史》（金永昌著，1943 年）、《蒙古元史》（邢致祥著，官其格苏荣译，1943 年）、《从人种学看蒙古民族》（日本人横尾安夫著，吉日木台蒙译，1944 年）、《马可波罗游记》（其木德·官布扎布从英文蒙译，1944 年）、《宇宙及人类起源》（特木尔都希著，1941 年）、《商业工作教材》（1943 年）、《详解蒙文文法语饰》（阿格旺丹达尔著，1943 年）、《详解蒙文文法金鉴》（拉木苏荣著，1943 年）、《蒙文正读之我见》（德王著，1942 年）、《成吉思汗的故事》（玛尼扎布译，1944 年）、《蒙古的理想》（米内山庸夫著，玛尼扎布译，1945 年）、《心之伴侣》（赛春嘎著，1941）、《我们蒙古复兴歌》（赛春嘎著，1944 年）、《心光》（赛春嘎等编译，1944 年）、《大元盛世青史演义》（尹湛纳希著，1943 年）、《大元史》（达木林苏荣从满文蒙译，1943 年）、《蒙古青旗》（法国人列奥尼卡沃纳著，布利雅特蒙古人策旺译，1944 年）等等。

（四） 蒙古文化会及其《复兴蒙古之声》(Dakin manduγsan mongγol-un .imege)
《蒙疆新闻》社编辑局蒙文部的蒙古族职员以“提高蒙古文化”[26]为宗旨，曾组织一个叫“蒙古文化会”的文化团体，并从1940 年10 月开始出版综合性蒙古文月刊《复兴蒙古之声》。该刊以“推广蒙古文字，开启蒙古人的智识”[46]为宗旨，初为油印16 开版，由图格穆勒、萨嘎拉等先后具体负责编辑、发行，从1941 年2 月第14 期开始改为铅印。该刊内容比较广泛，有评论、训导、时事、常识、特载、历史、日蒙会话、书信以及小故事、诗歌、感想、笑话、谜语等文学作品。该刊至少出版过15 期，发表了不少有关蒙古民族发展的文章和文学作品。

（五） 蒙古留日同学会《复兴之蒙古》(Manduqu mongγol)
该会成立于1942 年8 月至1943 年7 月之间，是由居住在蒙疆地区的曾经留学日本的人员组成，以“加强会员之间的修养及亲睦，为后进者留学日本作为后援，进而为研究和介绍日本文化，创造疆内新文化做贡献，参与蒙疆建设为目的”。[47]该会由政务院院长吴鹤龄任会长，还设有副会长、评议员、干事等，从事有关学术、技术的调查、研究、发表以及日蒙文化交流、向留学生提供各种协助等事业。

对于该会事业的具体实施情况，目前还缺乏相应史料能够说明。但据有关学者研究，该会曾经编印两期蒙古文《复兴之蒙古》杂志。该杂志创刊于1945 年4 月10 日，由“蒙古自治邦”政府主席府出版所出版，由杭锦·官布扎布、赛春嘎（即纳·赛音朝克图）、朝克巴达尔呼（陈国藩）和特木尔都希等人主持编辑，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这样的需要，尤其是为蒙古祖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一些贡献”。[26]该杂志内容包括文学作品、历史、经济、科学和卫生等实用知识以及会议记录等。该杂志第二期印刷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装订，由于苏联和蒙古对日宣战，被搁置在印刷厂里。后来经美国人塞瑞斯（当时在张家口）之手送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亚细亚研究所图书馆。[26]

三、结语
日本在占领内蒙古地区期间（1931——1945 年），十分重视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舆论宣传工作，由官方出资创办了一些报社和杂志社。同时，蒙古族一些开明上层及广大知识分
子也为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事业，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机会，也创办了一些新闻、出版机构。这些新闻、出版机构和团体，先后编辑发行各种报刊，出版了相当数量与蒙古历史、语言、文化有关的书籍。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新闻、出版活动相对于军阀统治时代有了较快的发展，报纸、杂志和图书出版数量明显增多，其中用蒙古文（包括蒙汉合璧）出版的报刊、图书占绝大多数，同时还有个别汉文及日文报刊。

新闻出版机构和团体及其出版物由官办、民办和官民合办等三种形式并存。其中官办的有兴安总署、蒙政部、兴安局所编印发行的《兴安总署汇刊》、《蒙政部汇刊》、《蒙古报》、《蒙古新闻》，蒙古会馆及其《蒙古新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主办的《政府公报》、《蒙古周刊》，蒙疆新闻社及其《蒙古新报》、《蒙古新闻》、蒙古文化研究所及其《文化专刊》和《蒙古文化》、主席府出版所等；蒙文学会及其《丙寅》、蒙民厚生会及其《蒙民厚生会留学生会报》、蒙古文化会及其《复兴蒙古之声》、留日蒙古同乡会及其《祖国》、《漠声》、《新蒙古》和蒙古留日同学会及其《复兴之蒙古》等属于民办性质；而《青旗》报社及其《青旗》、《儿童新闻》、《大青旗》以及蒙文编译馆等则属于官民合办性质。

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文报纸的办报主体均为政府机构或由政府特许的新闻垄断机构，所以其政治倾向极为明显，即体现的是日本的傀儡——“满洲国”和蒙疆政权的政治意志，成为各该政府向蒙古人宣扬日本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等政策、措施的工具；从新闻报道的内容看，绝大多数是从当时的汉文和日文报纸翻译过来的。

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文杂志（包括一部分蒙汉合璧）的办刊主体则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即官办、民办、官民合办形式并存，而且民间团体居多数。从内容看，民办或官民合办的杂志所刊载的各种文章，大多为蒙古族各阶层人士所撰写，更多地反映了当时蒙古人的各种主张，所以更具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

从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文图书的出版主体看，由官办、民办及官民合办的机构和团体都参与了图书出版活动；从出版的蒙古文图书种类和内容来看，除了教科书之外，大多数属于有关蒙古历史、文学、语言文字方面的蒙古文古典文献、著作；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著作，其中大部分是译自汉文，还有一部分是译自日文和英文等，内容大多也集中在蒙古历史、文化等方面。这一特点说明，当时的蒙古族知识阶层通过宣传蒙古民族过去的辉煌历史，为唤醒蒙古人的民族自信心，振兴蒙古民族所做的努力。

日本占领时期蒙古族新闻、出版活动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占领者为其殖民统治需要加强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宣传所采取的措施，同时也反映了蒙古族各界人士为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事业所做的各种努力的结果。所以说，日本占领时期是蒙古族新闻、出版事业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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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ccount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of Mongolian nationalit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JIN Hai
(Research Center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chief research bas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Nation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ner Mongolia Huhhot 010021) Abstract: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1931-1945) was an important stage in the history of Press and
13 Publication of Mongolian nationality. A lots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organizations and groups established in Inner Mongolia, which edited and issued regular or irregular magazines, and published lots of books related Mongolian histor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mpared with the period of warlord rule, the Press and Publication enterprise of Mongolian nationality was had quick development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he quantity of newspaper, magazine and books publication increased obviously, in which the Mongolian magazines and books
occup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These press and publication groups were organized by government or non-government, also jointly managed by government and private. The Mongolian national press and publication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had reflected the Japanese occupiers need to strengthen its colonial rule in ideological field such as press and publication circles, simultaneously it also had reflected Mongolian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d made great effort to develop their own national culture enterprise. key word: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Mongolian nationality; Press and Publication
收稿日期:2008-03-25;

作者简介: 金海（1955—2011），男，蒙古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现代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