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的事迹中被隐瞒一个事实

导读：当年的作品中，都极力颂扬这对儿童的能力和她们的思想，最主要的是，隐瞒一个事实———救她们的并非贫苦牧民，而是当时一个“管制分子”哈斯朝禄。

草原英雄小姐妹（资料图）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人们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讲的是内蒙古草原上一对小姐妹，为保护集体的羊群与风雪搏斗的事迹。当年的作品中，都极力颂扬这对儿童的能力和她们的思想，最主要的是，隐瞒一个事实———救她们的并非贫苦牧民，而是当时一个“管制分子”哈斯朝禄。 　　

哈斯朝禄小时候家境贫困，为了活命到处流浪，后来上了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在这所日本人办的学校里，接受日本人的教育是不消说的。但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1946年2月，他参加了共产党革命，共产党政权成立前，已经是副团职干部，后来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因为过于耿直，得罪了领导，被定为“反动分子”、“内控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被管制起来。1962年，他被下放到达茂旗新宝力格公社劳动改造。 　　

媒体报道龙梅和玉荣姐妹俩事迹时，遵循的是“哈斯朝禄将功折罪，不见报不表扬”的原则。问题是，此后在一些戏剧中，他渐渐地从一般的“管制分子”升格为舞台上的“偷羊贼”、“反动牧主巴音”（巴音为蒙古语，意为地主、牧主），他“偷偷把羊赶了出去，还想杀死姐妹俩”！ 　　

1979年，哈的儿子给中共的《人民日报》写了澄清事实的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看到了，把文章批示给内蒙古党委。1985年1月，调查组得出结论：哈斯朝禄是第一个发现并抢救龙梅、玉荣的人，并建议通过一定手段消除对哈的儿子的影响，给予一定奖励。2005年，哈斯朝禄离世。

草原小姐妹龙梅和玉荣的画册小时候不知看过多少遍，那时觉得她们为了保卫公家财产，真是了不起。然而，几十年后，当我了解了事件背后的真相时，我只有一声叹息。

当年的报纸是这样报导的：1964年2月9日早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飘着雪花，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代父出门放牧。快到中午，天气突变。西北风卷起大雪漫天狂舞。羊群顺着风拚命逃窜，姐妹俩拦堵不住，只好跟着羊群奔跑，越跑越远。因极度疲乏，姐妹俩在冰天雪地里睡着了。深夜，龙梅冻醒一看，羊群、妹妹都不见了。她爬起来，一路走一路喊，走了两三里，才找到玉荣和羊群。姐妹俩跟着羊群继续前进。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已走出了70多里。

第二天拂晓，她们离白云鄂博车站不远了。这时玉荣丢了一只毡靴，光着左脚。姐姐刚要脱下自己的毡靴给她穿上，玉荣却颤抖着催促：“羊又走远啦，我在这儿等着，你快去拦羊呀。”这时龙梅也快冻僵了，她挣扎着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往车站方向走去。

在白云鄂博火车站，出来迎接客车的扳道员王福臣，看见了龙梅连忙把她带进板道房，用雪替她搓揉两只冻僵的手。龙梅渐渐暖和一些，断断续续吐几个字来：“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经没靴子了……”张仁贞立即电话通知值班员，接着铁路职工们便四处去寻找孩子。张仁贞、王振山越过两座雪坡，在离乱石坡不远处发现了俯伏在雪地里的小玉荣。两人急忙轮换背着玉荣跑回车站。接着她俩又被送到矿区医院急救。

经过一场抢救，两人终于醒了。龙梅立即问矿区党委书记：“我的羊还在不在？”书记回答说：“羊没事，你放心吧!”

此后龙梅和玉荣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她们的故事不仅在各类报导、小学课本中时常见到，而且还被编成了京剧、舞剧、动画片等。她们的人生也随即发生了改变，目前龙梅是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政协主席，玉荣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

不过，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报导中所叙述的那样。事实上，龙梅、玉荣的父亲那天跑去喝酒，把羊交给了两个小孩，才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

而事隔多年后，在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蒙古写意》一书中还原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发现并营救龙梅和玉容的不是别人，正是牧民哈斯朝禄（原来是文化人，在那个年代成了“管制分子”）和儿子那仁满都拉。当时被救过来的龙梅还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可以说，如果姐妹俩没有遇上哈斯朝禄，那么生命能否保全都是个未知数。

然而，由于哈斯朝禄属于“管制分子”，在报导时就将目睹了这一切的铁道工人王福臣作为解救小姐妹的功臣，而哈斯朝禄则是将功折罪，建议不见报不表扬。但是，随着文人的臆想，艺术化的草原小姐妹的故事融入了阶级斗争的内涵，哈斯朝禄从一般“管制分子”升格为舞台上的“偷羊者”、“杀人未遂”、“反动牧主白音”了（白音，蒙语地主、富农、老板），而英雄人物当然是姐妹俩了。

在文革中，哈斯朝禄为此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他要强奸龙梅和偷公社的羊。龙梅甚至还在万人批斗大会上指控她的救命恩人，玉荣却觉得这样做愧对良心而选择了沉默。而当时的知情人士都怕被打成反革命而不敢说出实情。

直到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区团委才下文将哈斯朝禄确认为抢救小姐妹第一人，并将所有强加于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全部去掉，建议奖励、表彰。

这样颠倒黑白、诬陷好人的例子又岂止这一起呢？！草原小姐妹遇险和被救的真相。

蒙古人和满族人 -- 谁将成为中国的犹太人？

一 满族
在美国，有这样一个少数族裔，其人均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他们在科技文化领域，金融领域，大众传媒领域，政治外交领域的影响力极大。甚至掌控了媒体的舆论导向。这就是犹太人。他们的精神纽带是犹太教和犹太人史，他们的精神祖国是以色列，他们的现实祖国是美国。他们具有强烈的双重爱国情结，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把这两种爱国情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与以色列的坚不可摧的同盟。

在中国也有一个少数族裔，其人均受教育程度高出汉族达12倍左右，完全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也就是说，在同样数量的人群里，如果汉人有100个大学生，他们却会有1200个。因此，他们在科技文化领域影响巨大，甚至具有控制媒体和舆论导向的丰厚实力。然而，中国并不是美国那样照搬西方式民主和自由的国家，所以，他们的潜在的巨大影响力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个民族就是满族。他们的精神纽带是民族历史，比犹太人少了一项：宗教。他们的现实祖国是中国，也比犹太人少了一项：精神祖国以色列。因此，他们没有双重爱国情结，他们的祖国百分之百是中国。他们与汉族的矛盾和分歧仅限于对大清王朝的历史评价。去年，因为对清朝的评价不同，一个普通青年殴打了一位七旬学者，把这种矛盾和分歧显露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暴露出汉族在学术与媒体领域的相对脆弱，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满族作为少数族裔所面临的强大主流族裔的愤怒与蛮横。值得注意的是，对殴打阎崇年事件的反应，在汉族中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舆论。一方面是令高层学者们羞愧难当的异口同声的口诛笔伐，另一方面却是让底层网民们幸灾乐祸的此起彼伏的欢呼雀跃。我们不得不惊叹，在中国拼搏了几千年的士大夫文化与草寇文化，居然在现代西方科技的互联网上找到了新战场。一群会打字的陈胜吴广，不是坐到图书馆里勤学苦读，而是在网上满山遍野地呼喊：“凭什么不让我到百家讲坛主讲？”，翻译成古代汉语大概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法制的不断健全，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满族将来会做什么？满族将来能做什么？这只能让后人拭目以待了。“女真满万，天下无敌”这句辽人古训，从满族高于汉族近12倍的人口素质就可以看出。他们能把一千万人当一亿两千万人来用。另外，无论是对汉族还是对少数民族来说，将来的中国，是草寇夺权，还是士大夫掌政，将深刻影响每一个中国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环境。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满族在汉族中的潜在盟友，只能是士大夫阶层。就像美国犹太人的盟友是学术文化界，财界金融界，政治外交领域里的精英阶层一样，满族只能期盼出现更多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如果说已经不是“剿灭草寇”的时代了，那么至少得设法用理性来说服他们，用法制来压服他们。这意味着，中国能否建立起一个真正高度的文明社会。

二 蒙古人
中国蒙古族的双重爱国情结几乎尽人皆知。蒙古国是他们精神与心灵的神圣祖国，他们做梦都在期盼着蒙古国的繁荣与昌盛。来自蒙古国的任何一个哪怕是小小的喜讯，都回勾起他们发自心底的喜悦和自豪。当电视上出现蒙古选手获得奥运会金牌的影像时，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相反，有关蒙古国的任何负面消息，都回引发他们心灵深处的隐隐作痛。在别人津津乐道地贴出栖息在乌兰巴托地下热水管道上的流浪儿童的照片时，他们却会默默地对着照片而湿润了双眼。

但是，他们对于现实祖国中国的爱国热情，却经常遭到主流民族的伤害。美国人不会天天在网上叫嚣“颠覆并占领以色列”，而很多中国“网上草寇”却在永无休止地高喊“收复外蒙古”。蒙古国的任何负面消息，都被这些“草寇们”幸灾乐祸地无限夸大和广为传播。蒙古国的任何成就都被他们轻蔑地贬斥和恶意地歪曲。这就让人想到，即使中国和蒙古国不会成为像美国和以色列那样坚不可摧的盟友，至少这两个国家可以在民众舆论上变成友好邻邦。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相为对方的成就喝彩。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草寇文化”对国家和民族的伤害。对内，它破坏了族际团结；对外，它破坏了国际信赖。在英特网上，面对满山遍野并四处游击的激情草寇们，我们只能努力呼唤理性与法制，期盼汉族中能有更多理性而正义的人们勇敢地站出来，为了国家的利益，将这些人晓之以理，或绳之以法。

中国蒙古族所特有的双重爱国情结，还有待于建设性的结合，以便走向良性发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双赢”吧。这种双赢，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蒙古族民族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蒙古族的人均教育程度高出汉族很多，但远远低于满族。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最近几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们的人均教育水准的增长速度也大大高于汉族和全国平均。因此，我们正在急行军的路上，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民族将跻身于中国的高层，就像美国的犹太人一样。而且，蒙古人在政府机关担任官员的人均比例高于汉族和满族。有人说蒙古人爱当官，不是个好习惯，我却不这么认为。我们在政府里人越多，就越能影响政策的决定与走向。别忘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蒙古人的努力和汉人妥协的结果。将来，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捍卫蒙古民族的权益，取决于我们跻身政权领域和媒体领域的程度，取决于我们与汉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合作的程度，也取决于我们与满族的合作程度。《狼图腾》作者姜戎，生态学家刘书润，“草原恋合唱团”的原北京知青们，这些理性而正义的汉人盟友越多越好。另外，对于满蒙两族的关系，历史已经过去，我们没必要揪住往日的恩怨情仇不放。我们要着眼民族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而满族强大的潜在能量，将是我们首选的同盟对象。满蒙两族之间，在可预见的未来，已经不存在互相伤害的可能性了。最喜欢泰戈尔的一句名言：“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这句话就是对满蒙两族如何看待对方历史的启发。不要低头为昨日的太阳而流泪，我们需要抬头仰望今夜的群星。如果你会看星相，你就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满蒙联手团结汉族精英，共创一个理想的未来。这才是中国蒙古族要走的民族振兴之路，也是国家振兴之路。

什么是蒙古？

冷静的史学家说，蒙古是一团永恒的火焰，曾经点燃过这颗星球，也点燃过一群骑士的犀利眼神。热情的诗人说，蒙古是一条无尽的长河，曾经流淌在被娇艳的晚霞迷醉了的黄昏，也曾经流淌在被粗暴的黑暗劫持了的夜晚，还会流淌在被第一声鸟鸣唤醒的又一个黎明。

爷爷对我说，蒙古是一匹青色的狼，带着上天赐予的使命，披着风雪勇猛的扑向旷野。奶奶对我说，蒙古是一只白色的鹿，带着大地馈赠的温柔，踩着四季优雅的走向草原。爸爸对我说，蒙古是文革噩梦中撕裂心肺的嚎叫，同时被撕裂的还有我们的灵魂。妈妈对我说，蒙古是一壶宽容与坚韧酿成的烈酒，用来揉平所有的创伤。
格鲁塞对我说，蒙古是一个世界皇族，众汗之汗。丘吉尔对我说，世界上人口最少的人为世界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普希金对我说，蒙古是一堆马粪，于是我便知道了诗人生气时也会说粗话。李白对我说，胡无人，汉道昌，于是我知道了李白的作品不可能全都编入教科书里。

小学老师对我说，蒙古是那悠悠回荡的长调，还有为它伴奏的马头琴。初中老师对我说，蒙古是俯视华北江南的忽必烈，也是马踏多瑙河的拔都汗。高中老师对我说，蒙古是抛尸卫拉特的戈尔丹，也是血殉科尔沁的嘎达梅林。大学老师对我说，蒙古是你肩上的一副重担，你可以扔掉她第一个跑过去领奖，也可以背负着她慢慢走到终点。云秀梅对我说，蒙古是一群迷路的孩子，等着你去在茫茫人海中把他们找回来。


对你来说，蒙古究竟是什么？ 是索云博飘起在奥运会场时的一次心动？是席慕容慨叹“虽然我不能用母语来述说”后的一段惆怅？ 是成吉思汗这个名字带给你的一种自豪？是看到孙中山“驱逐鞑虏”之后的一阵狂怒？

也许，“蒙古”是在你降生之际腾格里烙在你灵魂上的一块印记。这烙印，曾经带给你欢乐，曾经带给你自豪，曾经带给你痛苦，曾经带给你沮丧，曾经带给你期待，曾经带给你愤怒，曾经带给你希望••••。 也许，你到死都摆脱不了这烙印带给你的一切。它将驾驶着你的一生穿过这世界。当你终于有一天要寿终正寝的时候，回顾人生，快乐几多？烦恼几多？你会听到腾格里的声音：“所有的烦恼和快乐都是我恩赐给你的，因为，你是蒙古”。于是，你便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天命难违。

个体幸福与民族存亡

在现代社会里，作为一个“个体”，所谓追求幸福，已经不能只以银行存折里的数额与汽车洋房来衡量了。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简单道理。有位汉族网友劝说我们：民族平等应该强调的是“个体”的对等而不是抽象到“族”的对等。 还有人说“大家还是多想想民生的问题吧”。如果他所说的“民生问题”是指所有个体的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这倒让我想起英国著名经济学家Colin Grant Clark对幸福的定义。他是第一个启用GN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质量的。在解释所谓“个体幸福”的时候，他首先认为“必须能够持续获得足够的货币收入以购买生活必需品”。也许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吧。接下来，他认为“必须保持足够的财产来满足并发展其兴趣爱好的欲望”。暂且可理解为读书看报，上网交流等娱乐文化活动吧。但是，Colin Grant Clark还强调：“必须满足其传承并延续传统的欲望，即承接并使用祖先之传统的欲望，以及将这些传统传授给子孙后代的欲望”。他认为这是“个体幸福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边这一段，是以前一个帖子里的一节。那么，我们该怎么理解那些劝说我们放弃民族主义而去专心追求“个人幸福”的汉人的心理呢？如果他是一个“非民族主义者”，也就是说，他自己也放弃了汉民族主义，那么至少他还是有资格来劝说我们的。相反，如果他自己并没有放弃汉民族主义，而只是找了个中华国家主义（其实这种中华主义仅仅是汉民族主义的翻版而已）来作为最高的群体价值，要求我们放弃他认为是下位的蒙古民族主义，那么这种“己所不欲，却施与人”的做法本身就在逻辑上和道义上是讲不通的。

退一步说，即使他真是个世界大同主义者，他的主张也未必站得住脚。英国著名政治学家Isaiah Berlin曾经批判“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承认并且尊重个人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从而使其以价值（文化）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成为90年代兴盛起来的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重要精神资源。

Berlin在这一点上基本秉承了德国哲学家Herde的观点。Herde拒绝把功利的标准作为衡量每一个社会的惟一标准，他要求根据每个社会“自身的内部标准”对该社会作出判断。在Herde看来，“文化的多样性”表明，通过共同的语言，通过历史的记忆、习惯、传统、情感等纽带而归属于某个社群，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并构成相互理解的保障。Herde和Berlin认为，抽象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个人观念的世界公民主义是空洞的。群体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对Berlin来说，个人的幸福不能与所属的共同文化形式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所选择的目标、追求的幸福均由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构成，这些文化形式破损的程度也是与个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对应的。

社会是要向理性的公正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任何大民族企图以国家利益来压抑小民族的做法，越来越无法在道义上和理性上自圆其说。过不了几年，我们会有机会与汉族坐下来认真谈谈，该怎么把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化的永久生存和繁荣昌盛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吻合起来，找到一条双赢的方法。而不是每天在那里把中华的利益凌驾于我们蒙古民族利益之上。

当然，其他民族也是一样的，中国必须走向文化多元，这是维持中国长久稳定与和谐的唯一道路。从而做到你满意，我满意，他也满意，大家都满意。而决不是你满意，却对我说，你就忍着点吧，你要不忍着点，小心我动用政府力量收拾你。

那么，这种运用政府力量的强制压服，是否能继续维持下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看看世界与中国的发展趋势，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我们不妨做个换位思考，站在中国官方角度看一下民族问题。曾经，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把民族问题的主要特性描述为以下五点的连锁：“积累性，突发性，扩大性，变异性，沉淀性的相互连锁”。

1.积累性：量的不满如果不及时得到解决和疏导，会慢慢积累后最终发生质的变异；

2.突发性：偶发事件如果处理不当，会迅速发展为骚乱；

3.扩大性：民族意识与文化宗教的保护心理如不能够得到满足和引导，会蔓延扩大为难以调和的族群对抗；

4.变异性：民族关系如果处理不好，人民内部矛盾会变异为敌我矛盾；

5.沉淀性：民族问题一旦发展到扩大性•变异性阶段，就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强力解决。但这种手段只会在表面上暂时把问题压下去，反而在民族心理上形成厚重的沉淀，一旦条件成熟极有可能再次发生新的连锁，从而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体制。

中国的民族问题已经接近临界点，必须设法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以便把各民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技巧性地结合起来，让大家都满意，从而消除国家与社会的隐患。具体政策与方法，还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探讨。总而言之，我们将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暴力压服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你问我答蒙古国 - 一个汉人留学生

蒙古国地广人稀到什么程度？

蒙古人常说蒙古国7成以上的地方是无人区，起码5成的地方人类从来没有涉足过。蒙古国东部大草原的腹地有三个县 matad、erdentsagaan、 halh gol，这三个县的面积+起来大概有个河南省那么大，但是人口只有不到7000，他们大部分还都生活在苏木所在地，再往下走基本上就是一望无际的无人大草原了，那里的草原就像被尺子拉出来的一样，那么平整和辽阔，据说有一个司机在那开车赶路时睡着了，睡着了以后还踩着油门，等几个小时醒了以后车还在走着....

听说蒙古国是徒步旅行者的天堂？

我想说更多的时候是地狱，你真的会很容易死在野外的。

在蒙古国进行户外探险需要注意什么？

除了夏天基本不要考虑出去，在这里5月份也可以冻死人。而且这里的狼和狗熊之多绝对会超乎你的想象，所以防身物品必须一应俱全。还有就是在蒙古国开车旅游一般走到当地的苏木所在地就不要再往下开车了。首先再往下一般连自然路也没有了，你总不想在蒙古的野外出现诸如爆胎之类的事故吧？之后的旅程往往骑马要比坐车安全快捷，一是蒙古国的路况极其糟糕，二是这里大部分可玩的地方都在山区。

在蒙古国不能吃什么？

永远不要跟着蒙古人吃旱獭子。外国人因没有抵抗力而患上鼠疫病故的事情太多了。

我想穿越大戈壁！

蒙古人是这世界上最能适应极端自然条件的族群之一，但即使如此绝大部分戈壁蒙古人也只不过生活在大戈壁的边缘地区，而不是腹地。要知道大戈壁里到处都是想征服它而留下的骷髅架子。

听说蒙古人滥交！

蒙古的年轻人的确普遍滥交，但你是不会傻到去那么做的。

我要非要滥交呢？

你会死的很惨。但如果你是留学生，恭喜你~相信我这里是全世界最容易把到金发妹的地方，而且她们都很寂寞。

但蒙古女孩老勾引我，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男人啊~

到时候你会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割掉自己的JJ。

蒙古国早婚早孕很普遍？

我们班18个女生，其中将近3\1毕业前结了婚，有3个生了BABY。

蒙古国的人口增长超快？

蒙古国的第一复产院因为没有足够的床位，致使很多孕妇在走廊里生BABY。

蒙古国号称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度？

蒙古国将近一半的人口都是未成年人，走在UB大街上很少能看到中年以上的人。

蒙古国是一个女多男少的国家？

因为蒙古家庭通常会把男孩送出国（相当普遍），而把女孩儿基本都留在国内，因此流传说UB16-35岁之间的男女比例接近1\3。

蒙古家家都有车？

对，不过大部分是从欧美市场淘汰下来的二手车。这样说吧，UB市民拥有新车的比例大概相当于北京市民所拥有的私家车比例，而北京拥有自行车的市民比例则相当于UB市民的旧车比例。

蒙古国老外很多？

夏天在UB的老外据说能达到UB市民的一半规模。蒙古国现在是全球背包客的主要集散地之一。

蒙古人脏么？

如果是住在贫民窟的，那很脏。如果是住在市区里的市民则跟欧美无异。

蒙古人直来直去么？

没错，而且你太过客套，他们会直爽到让你没有台阶下。

蒙古人很真诚么？

除非你能成为他的朋友，记住是真正的朋友，而不是“朋友”。当你有了蒙古朋友以后，你会发现你以前交的那些人根本不能叫做朋友。

说三件在蒙古国不能做的事~

1.不要去惹任何蒙古人~
2.绝对不能给他们借钱~
3.同时远离蒙古女人！你要记住的是，如果在中国女人意味着毒药，那在蒙古女人则往往意味着死亡。

说三件在蒙古国需要主要的事项~

1.外面基本没有公厕，所以千万不要在外面大吃大喝，每天请如厕完毕以后再出门，要知道在这里随地大小便是要罚30-50RMB的，而且往往还会被警察叔叔顺便打一顿。
2.尽量不要喝酒，因为如果你喝醉后被警察抓到，你会被扔进看守所，我说看守所了么？其实那里是水牢，而且即使冬天也会把你扒的精光扔进去，不爽了还要用高压水枪帮你醒酒呢。其后你的酒鬼室友很有可能还要强奸你，起码被羞辱、欺凌是肯定逃脱不了的。
3.在蒙古国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激动而干要被扔到大牢里的事。如果你要被扔到监狱里，哪怕仅仅几天，你也很有可能会选择在里面自杀——不是没有先例。顺便说一下蒙古妓女超便宜，但是你要被警察叔叔逮到，不久以后就要轮到你被人干了，请时刻铭记OZ里那些最让人蛋疼的事情。

UB交通方便么？

UB 大街上所有的私家车几乎都是黑车。基本上没有起步价，所以即使只有200米的距离你也可以打的。公共汽车很便宜，而且由于UB是一个狭长的城市，你会发现虽然这个城市不大，其实你还是需要代步工具的。我给你的建议是如果你打算常驻，那花个1-2万RMB买辆二手日本车是很好的选择。

在蒙古国最可笑的是什么事？

除非蒙古国公民叛国，要不然在这里是没有死刑的。没错即使你连环杀人轮奸了好几十个未成年人，你最多也只会被判20年，因为20年是蒙古国有期徒刑的上线。而且这还不是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因为你根本不可能能在他们的监狱里活过20年。

听说蒙古人长的很丑~

当你来到UB以后你会发现大街上到处都能见到超级漂亮的欧亚混血儿，但不得不说蒙古国是全亚洲至今唯一还保留着古典亚洲审美观的地方，所以蒙古的偶像派巨星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看起来都很像唐宋时期画的壁画人物。

蒙古国的治安不好？

UB是地狱，一出UB就是天堂。晚上是地狱，一到白天就是天堂。车下是地狱，一到车上就是天堂。

蒙古人打架都很厉害么？

据说以前在共产时期，蒙古人是唯一可以在俄罗斯明着欺负俄罗斯人的外国人。

蒙古人的素质高吗？

一般来说在大扎哈里卖菜的蒙古人起码都有大学文凭，硕士、博士也不少，留样海归一片片。

蒙古民风很彪悍？

听说过成吉思汗么~喔耶。

我是说我去那会不会挨打？

如果你决定呆3个月以上，除非你不接触社会，要不然挨打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蒙古人自己对掐的更厉害,而且这个绝对不是只针对中国人的。

如果挨打了要不要报警？

你想在被打第二遍吗？


华人在那里不安全吗？

确切的说只要你是外国人，你就不会很安全。当然你要是中国人的话，偶尔在公共场合里的确会受到白眼。但现实当中因为你可以鱼目混珠，所以你会比白种人安全得多。

如果在大街上碰到新纳粹怎么办？

我在蒙古生活了快9年，在留学生圈里我也算是经常出去转得人。即使如此我也没有遇到过任何新纳粹，在UB市民的眼里他们的社会地位跟跳梁小丑差不多，往往你在蒙古国呆了很多年以后，非但没能有幸见到他们，最后发现你还记住了一大堆关于他们的缎子。在蒙古真正的民族极端主义者都是羞于和他们相提并论的。——起码留学生碰到的情况基本是这样。

听说蒙古国议员要求回归中国~

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在蒙古提这个事....

在UB出门，怎么样才能最有效的保护自己？

买辆车。

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

平常碰到警察、混混、酒鬼摸样的人，千万要躲着走，如果他们叫你，千万不要过去，你逃跑的话在99%的情况下他们会懒得追你，但不跑的话你肯定会很惨。要知道，如果你不幸被逮到，你很有可能会死的.....

那平常应该做什么预防措施？

如果你要打算在蒙古国常住，一定要在家里买一个跑步机经常练习，不仅仅是因为你的健康，要知道如果你跑得快，在蒙古有时它所拯救的会是你的小命（所以女孩子最好平常不要穿高跟鞋出去）。何况你总不至于傻到出去晨跑吧，要知道就连人家蒙古人都不敢的。还有就是最好找人合租，多多益善，更不要贪图几百RMB的便宜而选择较偏远的小区。同时身上最好带防身物品，但在蒙古国带刀出去是违法的。

如果伤的很严重怎么办？

千万不要在蒙古国医治。如果伤得的确很严重，请在医院做完一些必要的包扎后，买一张日期最近的回国机票。

蒙古国的医疗条件那么差吗?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一外国人在蒙古国犯了胃病，去了几次医院都被医生敷衍了事。到最后实在疼得不行再去医院时，医生也急了，握着病人的手激动的说道，你快回国吧，要不然你会死在这的。

听说蒙古国穷？

300万人坐有着150万平方公里，而且还到处都是富矿。

但我听说他们的生活水平很低。

蒙古国普通百姓的收入低是因为蒙古人很懒。这样说吧，在蒙古国工地里非法打工的中国工人一个月可以挣6000RMB,而且还包吃住。如果一个蒙古人够勤奋，在这个国家是很容易出人头地的。什么你是外国人？那就别想了。

蒙古国有兵役？

蒙古国有义务兵役，大部分男性青年都不可避免的要在军队里服役几年，蒙古人戏称2年兵役下来除了战斗机以外，只要是陆地上的～什么大炮、唐克都绝对都能运用自如，光炼枪用的子弹在这两年里就不知道要打掉多少梭子，甚至我的那些蒙古朋友，用洗发液之类的家用化工品就能很轻松的做出各种炸药来。因此在08年因不满大选结果引起的骚动上，据说光平民就杀死了至少30多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平民死了6人，军人没报），基本都是爆头～枪法极好。同时蒙古国的军队氛围深受作风粗野的苏俄兵役文化的冲击，所以大部分服役过的年轻人不但更加坚定了民族、国家主义的思想，对暴力行为自然也是习以为常，在遇到不满和冲动时也容易付之于武力。

蒙古国很西化么？

确切的说是俄化，蒙古人的俄化程度之高，以至于蒙古人去俄罗斯生活都没有多大的文化隔阂。但是年轻一代的蒙古人却大部分不会说俄语，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彻底的西化。蒙古人的实用主义精神简直淋淋尽致的体现在了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上。事实上即使是“传统的蒙古文化”和大蒙古帝国时期的萨满蒙古文化也已经是很不一样了，由于“传统蒙古文化”的藏化程度之高，使得不少文化人类学家干脆把传统蒙古文化划到了喜马拉雅文化圈内，要知道在以前几乎所有的蒙古人都起的是藏名（尤其蒙古国）。

蒙古国的蔬菜粮食不能自给？

不得不说蒙古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前总理BAYAR说我们不能在进口粮食了！结果蒙古国作为一个6成多粮食需要进口的国家，在第二年不但完成了粮食的自给自足，而且甚至还在出口，现在唯一还在进口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精蔬菜和少量水果罢了。这就是神奇的蒙古国，你会经常惊叹他们早干嘛去了。

蒙古国的食物价格很高吧？

牛羊肉价格大概只相当于国内的一半，秋季只相当于3\1，据说还可以便宜。土豆洋葱之类蒙古人常吃的蔬菜价格比国内要便宜，而且绝对纯天然没有任何农药。每年所需的大部分食材，蒙古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农场或乡下的亲戚来解决。

蒙古人不用筷子？

确切的说很少的老人会用，大部分城市蒙古人的饮食习惯已经完全西化了。他们用刀叉的娴熟程度和西方人没有区别，可以不出任何响声的把一个鸡腿上的肉剔除的干干净净。

蒙古人爱吃中餐吗？

这地球上有人不爱吃吗？但是蒙古国的中餐馆，大部分从老板到厨子都是蒙古人，所以很多中餐馆的饭做的超难吃。

去蒙古国看来只能在家做饭了~

你正说错了。在UB印度饭、中亚饭、俄罗斯饭、阿拉伯饭、南美饭、朝鲜饭、日餐、中餐、各种西餐都一应俱全，而且绝对做得都非常地道，绝对家乡味~且价格并不昂贵，一般4-5个人花个100多块钱就能吃好，花个200多就能吃的很爽了。如果就你自己的话更便宜，但是具体餐厅在哪就要费心思找了。

蒙古国的日用品很贵？

在这里的超市卖的都是洋货。举个例子，我在蒙古买的美产洗碗海绵已经用了4年，它的价格相当于国产货的3倍。但我至今还在用它，而要是在国内的话，4年里我可能已经换了上百块儿了，所以最终你会发现在蒙古的日用品开销其实并不贵。

蒙古国的福利怎么样？

看病基本不花钱，房价超便宜，甚至还有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作为蒙古公民可以在政府指定的区域里自由选择一片面积相当于一公顷的土地，且所有权是永久的。除此以外蒙古国政府热衷于现金分红，比如蒙古国未成年孩童每个月都可到银行领钱，年轻人结婚送钱，老年人得病后还给抚恤金等等等等。碰到竞选更是满大街送钱，不论哪一个党在上台以后都会给所有蒙古公民发一笔价值相当于1000美金左右的奖金。

蒙古人不存钱？

见上面~人家没有存钱的必要，人家也没有后顾之忧。

UB的人口集中了全国的一半？

是可以这么说吧。UB的常住市民110万，流动人口20万，还有30多万市民基本都生活在欧美.......

UB的污染很严重么？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光UB城郊就有3个国家公园，而且还是那种真的有很多狗熊、驼鹿、狼....的国家公园。15年前市中心有野鹿穿行，现在偶尔狗熊还会闯进郊区的民宅。但与此同时在UB市里的有些地方一年里大部分时间能见度大概只有10米。

蒙古国的高等教育和留学政策怎么样？

四大国立大学里的教员几乎都是清一色西方名校毕业，甚至在一些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排名比中国要高。蒙古国相当一部分高校的教育质量都要比中国的二线大学要好。而且蒙古国公民的大学学费大概只有3000RMB，还不包括各种减免，甚至现在蒙古国政府还在计划取消大学学费。最让人羡慕的是在这里哈佛、牛津绝对不是梦，你会发现邻家小妹拿的是剑桥的PHD。

在蒙古国蔬菜的价格很高吗，种类齐全么？

去蒙古国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BARS上，其蔬菜水果的价格几乎和国内无异。种类也非常齐全，甚至可以很便宜的买到高加索地区产的高质水果。但你要是在街边小摊和超市买的话，会贵出不少。

蒙古国很冷吗？

记的天气预报上常说的那句话吗——在蒙古国和西伯利亚形成的冷空气....

有多冷.....

蒙古国的西部地区被阿勒泰山脉和萨延龄包围着——天然的制冷罐。虽然纬度没有西伯利亚高，但是海拔却比前者高得多，因此在蒙古国西部地区，不少地方每年都会有1-2个星期，气温会在-60度左右。可以说它的气温要比南西伯利亚冷，和西伯利亚的通古斯高原是看齐的。至于UB和东部地区虽然比中西部暖和不少，但一年里-40度左右的天气也能有将近1个月。

在蒙古国出门在外保暖效果最好的衣服是什么？

一般我会建议你穿蒙古袍.....UB在冬天最冷的时候一般没风却潮气很重，所以此时毛纺品永远是最好的选择。一定要多穿一层当地的驼毛或牦牛毛的袜子，事实上款式还是蛮好看的。买鞋一定要买可以隔寒的厚底儿鞋，皮鞋最好。如果你怕冷，尤其你还是女性的话，强烈建议你买皮草-请暂时先忘掉那些可爱的小生灵吧。买大衣的话一定要本着越长越好的原则，毛呢类大衣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什么？棉衣？相信我，如果你要穿着那玩意儿在冬季UB逛的话，你真的会冻死在外面的。还有在有风的日子，外面必须穿冲锋衣或风衣、夹克。

UB的夜生活如何？

UB的夜生活是相当丰富多彩，那真可谓是金钱与肉欲横流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外国人千万不要在10点以后去任何繁华地段，或者说天黑以后别出门永远是最好的选择。

我朋友在蒙古国很多年，从来没出过事，你在危言耸听吧？

我在留学生紧急援助中心当过义工。相信我，你的朋友不过是走运罢了。

蒙古包在南部蒙古重新回归草原

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草原上的年轻牧民都仁桑刚刚乔迁新居。他的这座斥资10万元、历时两年打造的新居不是砖瓦房，而是一座装有地暖、处处雕刻着蒙古族吉祥图案的豪华蒙古包。

“我家的蒙古包是专门请蒙古国工匠制作的，是方圆百里最漂亮的蒙古包，城里的婚纱影楼也看中了我的蒙古包，想作为拍摄外景。”这位生活在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的年轻牧民自豪地说。

近年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呼伦贝尔等大草原上，越来越多牧民的砖瓦房旁边出现了蒙古包，这个有着千百年历史的蒙古族民居在沉寂了十几年之后，开始重新回归牧人的生活。

蒙古包是蒙古族牧民居住的一种房子，建造和搬迁都很方便，适合于游牧生活。蒙古包呈圆形，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较大，而且室内空气流通，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

虽然蒙古包伴随着蒙古民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草原上的牧民们为了进一步改善居住条件，纷纷盖起砖瓦房，随之，蒙古包渐渐淡出了牧人的生活。

和草原上的很多蒙古族牧民一样，都仁桑家十几年前也盖起了舒适的砖瓦房，过起定居的生活。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始终留恋着那个可以在草原上随意“流动”的家。

近两年，通过养殖苏尼特羊，家庭收入明显提高之后，都仁桑就开始盘算着建一座漂亮舒适的蒙古包，重新搬进蒙古包生活。

“普通的蒙古包造价也就一两万元钱，10万元钱在草原上足以盖一座两间砖瓦房，但我就是喜欢蒙古包。”都仁桑说。

除了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还有一个原因也促使都仁桑花大钱建蒙古包而不盖砖瓦房。

“城市里的老房子是值钱的，可是在草原上，再好的房子，只要主人搬离，就会被废弃。”都仁桑说，他生活的这片草原近年来连年干旱，等有一天不适合放牧了，他们就得举家进城务工，这时，蒙古包就可以拆下来带走，而砖瓦房只能被废弃。

近两年物价的普遍上涨似乎也在推动着蒙古包回归草原的步伐。这个冬季，在内蒙古镶黄旗草原上，蒙古族牧民斯琴夫妇俩搬进了新搭建的蒙古包过冬。

“现在煤价上涨，如果在砖瓦房烧土暖气过冬需要5000块钱的煤，要是在蒙古包过冬，就可以烧牛羊粪，没有取暖成本。”斯琴说，因为孩子在外上学，家里就剩下夫妻俩，蒙古包里的空间足够他俩生活。

1470年，黄金家族重新称霸欧亚草原

达延汗是蒙古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大汗，从1470年到1543年整整73年。在1481年亲政之后，达延汗镇压了右翼土默特人、兀良哈人的叛乱。并从1497年到1505年间，他对从辽东到甘肃的明朝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攻击，使得汉明朝无法与卫拉特人联系。

元朝的结束，只是使蒙古帝国失去了中国的领土，而蒙古帝国依然存在。

1368年，元朝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不同，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没有战死，而是率领着王族和所剩的军队撤退到了自己祖先曾经兴起的故地蒙古高原，完成了一次外来政权整体搬迁，全身而退的奇迹。这得归功于从成吉思汗开始的扩张，使得蒙古帝国幅员辽阔，汗国、部落林立，而元朝的版图只算蒙古帝国的一小部分。元朝的皇帝又是大蒙古帝国的大汗，对于蒙古各大汗国和部落享有宗主权。元朝的灭亡，只是使蒙古帝国失去了东亚临海的一小部分领土，而大蒙古帝国依然存在，并且一直维持到今天。

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里达腊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便在哈拉和林继位，他将残元政权又维持了八年，并厉兵秣马希望着有朝一日重登中国皇位。1378年，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继位。

1399年，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乞儿吉斯部首领贵力赤取得了统治各部的霸权。

老挝国会主席巴妮・亚托杜访问蒙古展开农业和养殖业合作

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会）主席登贝尔勒２７日在国家宫会见到访的老挝国会主席巴妮・亚托杜，双方就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与农牧业合作达成共识。

登贝尔勒说，老挝国会代表团访问蒙古国，将对扩大两国议会间合作和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作出重要贡献。蒙老两国国情相似之处较多，合作前景广阔。蒙古国不仅要大力发展采矿业，也要发展传统的畜牧业和种植业。他表示，蒙方有意在老挝租种１万公顷水稻和５０００公顷树木，而老挝可在蒙古国开办养殖场，养殖肉用绵羊、山羊和马。

巴妮・亚托杜表示，在两国建交５０周年之际，老挝代表团访蒙对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当天，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和总理巴特包勒德也分别会见了巴妮・亚托杜一行。巴妮・亚托杜一行于２６日抵达乌兰巴托，拟在蒙古国访问４天。

新疆电台蒙古语独立频道正式开播

2月27日上午，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蒙古语综合广播、柯尔克孜语综合广播正式分频播出，结束了蒙柯语长达30年共用一个频率播出的历史。

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现有维、汉、哈、蒙、柯五种语言11套广播。此前，蒙语、柯语共用一个频率，其中蒙语播出14小时30分钟，柯语播出4小时，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蒙古族听众和柯尔克孜听众日益增长的收听需求。今天（2月27日），新疆蒙柯语广播实现正式分频播出，蒙古语综合广播的播出时间从2011年的14小时30分钟增加到18小时30分钟，新增4小时，柯尔克孜语综合广播的播出时间从2011年的4小时增加到18小时30分钟，新增14小时30分。两个频率共新增18小时30分钟。

蒙语听众娜仁高娃说，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蒙语广播在贴近生活,受到蒙古族听众的喜爱。但遗憾的是过去由于两种语言共用一个频率，不能持续完整地收听好本民族语言广播。从今天起，蒙柯语广大听众终于实现了蒙柯语广播分频播出的美好愿望。

自焚藏人被污名化 / 唯色

回溯境内藏人的自焚，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第一起，2011年3月16日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第二起这之后。人数与日递增，多达二十多位；地点涉及多处，包括安多和康，以致我不敢在文章中写下明确的自焚人数，因为又有可能发生。

对于境内藏人的自焚，中国政府尴尬至极，因为一直以来，它总是宣称它“解放”了西藏的“翻身农奴”，让藏族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可是这么多境内藏人自焚，从17岁到41岁，有男僧有女尼也有仁波切，有农民有牧人也有孩子的父亲，难道不都是被伟大的共产党“解放”了的“翻身农奴”的后代吗？那么，他们怎会不顾一切地自焚呢？

为了抹黑藏人的自焚是对殖民暴政的反抗，为了掩盖境内藏地遭到空前高压的事实，中国政府及其喉舌新华社采取污名化的手段，对自焚藏人进行道德上的毁损，企图使他们的形象沾上污点。比如，指自焚藏人或患有“癫痫病”、“精神方面有问题”，或是小偷，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夫妻之间有矛盾，等等。甚至很恶毒地诽谤藏人自焚是“达赖集团给钱买尸”。新华社还煞有介事地声称自焚藏人已“被治安民警及时施救”、“伤势稳定”，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被他们“施救”的自焚者生还。

有网友反问：共产党说自焚的人，1、是受邪教摆布了，我只想问所有党员一句话，假设共产党拥有无限的魅力而其本身非邪教，你愿意为它自焚吗？2、是受金钱刺激了，我只想问所有党员一句话，假设共产党用金钱鼓动你，你愿意为它自焚吗？

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共喉舌的无耻行径，他们对自焚藏人不遗余力地污名化，只是为了继续欺骗自己国家的人民，继续欺骗全世界。这倒也有效果，如中国个别维权人士就参与其中，讥讽说“自焚的藏人为中国汉人做了什么？”但也有清醒之人，如中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就在推特上批评：“藏人自焚这件事上，除了极少数几个例外，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们集体哑火、装聋作哑。房间里的大象，沉默的共谋。他们和行凶者一样无耻。”

当然，中国政府很清楚这样的污名化对于藏人不会有效，为此拉萨各单位开会传达“上面”的指示：自焚已从四川藏区蔓延到了我区的昌都地区，蔓延到了青海藏区，离藏区的中心拉萨是越来越近了，必须动员所有力量，严防在拉萨发生类似自焚事件。

而在全藏地的许多城市、村庄和寺院，都在为民族的英雄儿女祈祷。甚至许多寺院和僧舍，许多藏人家里，都供奉着自焚藏人的一张张照片。当我在博客上贴出他们的照片，写下他们的生平和自焚经过，一位年轻藏人这样留言：“我把每一位自焚同胞的名字、背景和事迹都记在我的日记本里，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要铭记我们民族的英雄儿女，要为他们供油灯、念心咒，表达由衷的敬仰和尊崇。”2012/2/19

二木博史著，呼斯勒譯《蒙古的歷史與文化─蒙古學論集》

評介者：藍美華（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二木博史（Futaki Hiroshi）生於1951年，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一橋大學求學時踏入了蒙古研究領域，目前為東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系教授，精通日、蒙、滿、藏、俄、英、德、法、漢、韓等多種語言，是日本知名蒙古學專家，著作相當豐富，內容涉及蒙古法制史、社會史、近現代蒙古史、宗教、文學等領域。本書收入二木博史教授二十篇論文之中譯，分為四編，均是作者過去二十年間以日文發表的重要學術著作。譯者呼斯勒畢業於北京大學，任教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近十年，1998年赴日留學，師從二木教授研讀蒙古近代史。

在第一編的四篇論文中，作者討論了中世紀蒙古的法律與社會制度。《白樺法典》是1970年在外蒙古發現的喀爾喀法典，編纂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書寫於白樺樹皮，經作者作此命名，已廣為接受。該法典比《喀爾喀‧濟魯姆》（Khalkha Jirum）早百年問世，是喀爾喀尚未歸順清朝、仍是獨立狀態下形成的法典，保持蒙古固有的法律體系與風格。作者在「關於白樺法典」一文中對該法典的時代以及其呈現之刑法體系和社會構造做了分析介紹，有助於學界對當時喀爾喀的歷史、社會、法律的進一步理解。
在「《喀爾喀‧濟魯姆》的形成過程」一文中，作者比較了該法典的七種抄本，並探討其形成時期與地點。作者認為，必須改變該法典是十八世紀法律的觀點，因為它至少包含有十七世紀制定的法令條文一或二篇，其形成時期應在1770年至1821年之間，而大庫倫本在1840年以前也已形成。作者並指出，《喀爾喀‧濟魯姆》主要是以沙比（shabi，寺院屬民）為對象，在商卓特巴（Shangjudba，大沙比的最高主管）衙門編纂而成；雖然其文體絕大部分是以與《白樺法典》共通的傳統法律文書的文體寫成，但也有一部分法令則是按照清代公文特有的文體書寫而成。

「和碩內平民的貢租和賦役負擔──以清代喀爾喀蒙古為例」一文對蒙古例進行分析後指出，蒙古例從最初就包含許多與現實不相符合的內容，在各旗中幾乎未加以執行。清代的喀爾喀蒙古，札薩克逐漸確立其在旗裡的絕對統治地位，所屬屬民間的差異逐漸縮小，貢租和賦役的性質也產生種種變化。因此，作者提醒，不應該把清代蒙古社會視為固定不變而進行論述。在「論清代喀爾喀蒙古的奴隸解放文書」一文中，作者介紹了此類文書，並對奴隸化的原因及其解放進行分析，指出除了刑法、買賣之外，出生也是成為奴隸的原因之一；而解放奴隸的原因除了經濟因素外，也有宗教性的動機。

第二編的八篇論文探討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蒙古民族史。在「『大蒙古國』臨時政府之成立」一文中，二木博史仔細分析了布里雅特國民議會的成立、赤塔大會以及泛蒙古主義的各種表現，並指出，1919年泛蒙古運動失敗的原因除了日本政策改變、外蒙古拒絕參加外，作為運動主體的布里雅特、內蒙古、呼倫貝爾的民族主義者之間也存有意見分歧。

「蒙古人民黨成立史的再探討」一文以都克索穆（Doghsom）的回憶資料為基礎，說明丹增（S. Danzan）為首的「官吏黨」的成立以及1919年末與波多（博多，D. Bodoo）為首的「人民黨」合流後的活動（包括採納「蒙古人民黨」名稱、通過黨員誓詞及選出領導核心），並指出，千篇一律地使用「人民革命」一詞來概括1921年革命的性質是不妥當的。此外，作者在仔細剖析後，糾正「蒙古人民黨成立於6月25日」一說之錯誤，認為應是成立於1920年仲春之日。作者還指出，喬巴山（Kh. Choibalsan）、羅索爾（Losol）、德米特（Demid）三人合著、1934年出版的資料集《蒙古人民民族革命的開端與成就小史》（Mongghol arad-un ündüsün-ü qubisqal-un angq-a egüschü bayighulughdaghsan tobchi teüke）是對蒙古現代史的歪曲，是將蘇赫巴托神話化的最初的里程碑性的著作。

「仁欽諾與蒙古革命」一文描繪了仁欽諾（倫琴諾，El’bekdorji Rinchino）在外蒙古的活動，指出來自布里雅特的仁欽諾是與丹增、波多並列的1921年蒙古革命的最高領導者之一，後二人只以蒙古獨立為目標，而仁欽諾卻更高層次地思考著蒙古、西伯利亞、中亞、中國等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他事實上並未盲目遵從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指揮，曾經抵抗、捍衛自己的思想，絕非「共產國際的走狗」。作者還指出，1921年的蒙古革命並不僅限於外蒙古，而是作為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事業而進行的。

「對《蒙古真理》報內容的再探討」一文表示，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在伊爾庫茲克出版的六期《蒙古真理報》是在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努力下出版發行的，也證明上述1921年革命的性質；作者對於1971年外蒙古以息利爾蒙文出版的資料集中，因為政治因素，部份或全部刪除了該報中那些肯定成吉思汗的文章或反映蒙古人民黨擁護佛教這一面向的諷刺畫、插畫的做法有所批評，認為有礙學術利用價值。

在「蒙古人民黨第1次代表大會與布里雅特革命家」一文中，作者探討了蘇俄對蒙活動機構的變遷、恩琴男爵軍隊侵入後的狀況及人民黨首次代表大會。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布里雅特的革命家一方面在為實現布里雅特人的統一與自治而戰，一方面也為外蒙古的獨立（自治）而奮鬥，此一目的所以可能，共產國際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之一；當時蘇俄、俄共與蒙古、布里雅特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尚未顯現，對布里雅特革命家的活動而言是相當有利的。

本書中有關1924-1928年間外蒙古黨政領導人丹巴道爾吉（丹巴多爾濟，Ts. Dambadorj）的兩篇論文中，一篇描述了外蒙古在國際環境許可下、基於民族主義主動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提供援助的經過，另一篇分析了1927-1928年間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內鬥爭、與共產國際的衝突以及左派勝利、丹巴道爾吉下台的過程。作者指出，丹巴道爾吉在1928年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失勢代表了以共產國際、蘇聯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者打敗了以蒙古利益為優先的共產主義者，使得蒙古政府自此失去了自主性，國際地位變得脆弱，是蒙古現代史的一個轉折點。「迪魯瓦‧呼圖克圖的回憶錄」是對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和磯野富士子（Isono Fujiko）同名著作的介紹。

第三編是關於蒙古文化與社會的五篇文章。「蒙古的神話傳說」一文說明了蒙古神話傳說產生的背景，並介紹了許多外蒙古與布里雅特的神話傳說。作者在「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中先介紹了白老翁星經的類型，再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十二種，指出有些附加成分在梅力更‧格根創作當時並不存在，而原先作為寺院內誦讀的經卷在民間廣泛流傳後，性質也改變了。「新發現的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的作品」一文中，作者介紹分析了20世紀40年代中期內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鮮為人知的戲劇、散文、詩歌作品，認為額爾德木特古斯以年僅二十歲的熱情去挑戰各類文學題材，必將在內蒙古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其詩歌作品，但他對於日軍的肯定以及親日的態度也將受到批判。「瑪爾藏‧錫拉布的世界」一文簡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外蒙古傑出的畫家錫拉布。「復活了的成吉思汗─對其評價的歷史」描述了外蒙古過去數十年對成吉思汗的各種形象，並說明1989-1991年間成吉思汗在外蒙古復活、甚至神格化的情形。

第四編中關於日蒙關係史的三篇文章雖是小品，但也非常有意思，值得一讀。「流傳在蒙古的『鐵道歌』」一文指出，外蒙古女性愛唱的「女性之歌」和日本的「鐵道歌」旋律幾乎完全相同。作者探討了「女性之歌」產生的背景、庫倫的日本人團體以及俄國二月革命後從西伯利亞來到庫倫的日本賣淫女子（唐行桑，karayukisan），發現當時在庫倫滯留時間最長的日本人即是唐行桑們，而鐵道歌是否是經由她們而傳到蒙古則無法證實。「日軍的對蒙工作－諾門罕戰爭的真相」一文中，作者質疑了經常被引用來研究1939年諾門罕戰爭、由賓巴大尉所寫的《外蒙古逃脫記》的真實性，並表示，正當日本為侵略蒙古而努力尋找正當理由時，此書正可作為日本軍的宣傳工具。本書最後，作者在「東京外國語大學蒙古學科的誕生與發展」一文中介紹了蒙古語專業在其母校設立、發展的情形及其學生昔日在滿蒙工作、戰爭及情報中的表現。

這本書中所收入的論文雖然內容深淺不一，但足以呈現二木博史教授對蒙古學的興趣與功力。前兩編的論文展現了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力，尤其第二編中的論文對筆者這類對蒙古近現代史有濃厚興趣的人而言，更是字字珠璣，具有高度啟發性，彌足珍貴。作者精緻的研究手法，再次證明日本學界在蒙古學研究上不可取代的地位，值得吾人效法。本書唯一缺點是，譯者受限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檢查，在徵得作者同意下，刪節了書中部分表述。因此，想獲得原汁原味的內容，還是得閱讀原文。然而，對無法閱讀日文的中文讀者而言，本書的出版的確是適時且具有重大意義的。作者另以蒙、英、俄等文字發表的論文也於2002年由烏蘭巴托Interpress公司結集出版，有興趣者亦可參考。

蒙藏現況雙月報第十四卷第一期

卡尔梅克蒙古语正式成为卡尔梅克蒙古共和国官方语言

呼斯勒博士的新著《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对内蒙古政策（1945－49年）》

《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族主义运动与国家建设的冲突》

作者：博尔只锦·呼斯勒（日本昭和女子大学）著
出版日期：2011、02、20
ISBN 9784894891722
规格：A5，360页
价格：5000日元 + 税

2011年5月30日，内蒙古人在蒙古国中共大使馆前、苏和巴特尔广场的示威抗议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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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30日，世界蒙古人在中共驻蒙古国大使馆前以及前往蒙古国议会大厦前的苏和巴特尔广场举行的示威抗议

http://smglnc.blogspot.com/2012/02/oemnod-mongoliig-oemgoolson-jagsaal-ub_5552.html

http://smglnc.blogspot.com/2012/02/oemnod-mongoliig-oemgoolson-jagsaal-ub_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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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glnc.blogspot.com/2011/08/20110529-ub-mglpartc.html

Oemnod Mongoliig oemgoolson jagsaal. UB 11.05.29. Eagle

Oemnod Mongoliig oemgoolson jagsaal. UB 11.05.29. TV5

Oemnod Mongoliig oemgoolson jagsaal. UB 11.05.29. TV9

身份证不写民族之建议引起不同解读 -VOA

一家印度报纸星期五(2月24日) 说，中国藏区接连发生近20起自焚事件后，中共高官发表文章，建议完全取消藏人的少数民族身份，这是试图淡化达赖喇嘛对藏区的影响。

《印度时报》所指的文章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日前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朱维群提出，当前的中国的教育和行政措施强调民族意识，弱化了国家观念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这不利于民族团结，甚至会导致民族分裂。

朱维群建议，在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朱维群的这篇文章发表前，中国藏区接连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朱维群作为中共西藏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他的论点引起诸多解读，甚至有人猜测中共高层可能对西藏政策作出调整。

*达瓦次仁：取消民族是赤裸裸的同化*

西藏流亡政府台湾办公室主任达瓦次仁认为，朱维群提出最根本的意思就是要取消民族政策，搞民族同化。 他说： “如果没有民族的存在，就不存在所谓的民族政策。如果没有民族政策，以及学校混淆，不让学藏文，或者是唯吾尔文等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的话，等于是取消了民族教育，所以这是一种赤裸裸地提倡民族同化的政策。”

达瓦次仁认为，朱维群提出的中华民族意识将很难得到藏人的认同。他说，这样一种认同感需要在历史中形成。但中国和西藏的历史是各自平行发展的，几乎没有什么交集。在宗教信仰方面，西藏的佛教是中国人不熟悉的信仰，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对于藏人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

达瓦次仁认为，认同感的前提之一是民族平等。 而在青海藏区长大的经历让达瓦次仁从小就有这样一种感受：汉人总是高人一等的。 他说，小时候他就觉得“汉人代表官，藏人就是被统治的”。

1992年，时年28岁的达瓦次仁出走印度，想要为藏人谋求更多的平等和自由。但是他说，直到今天，中共对待藏人的政策都是为了强调藏汉之间的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所谓的中华民族认同是不可能的。

*邱泽奇：建国之初的民族工作有利有弊*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邱泽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建国之初，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缺乏经验，现行的民族政策其实是照搬前苏联斯大林搞的民族区域自治。既然要搞民族管理，就得先分清都有哪些民族。于是50年代，民族识别就变成了一项政府工作。邱泽奇的老师、已故人类学家费孝通当年就负责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

邱泽奇说，但是中国很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比如西南的瑶族地区、苗族地区、新疆的北疆地区实际上都是一个个的小族群、小部落。每个族群和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传统、信仰，因为长期不交往，彼此并没有认同自己是哪个民族。

邱泽奇说，当年搞的民族工作现在看来其实有利有弊：“利的一面，就是我们当初保留了一些小的族群的语言、文化、风俗、甚至民间宗教；弊的一面是强化了原本就不存在的所谓认同问题。这就使各个民族之间在关系上出现一些障碍。”

*邱泽奇：国家认同是大趋势*

北京大学的邱泽奇教授说，国家后来又把民族跟身份、跟国家福利关联在一起，使得民族变成了携带社会福利的身份制度。 他说： “这个制度实际上就把一个原本只是属于人群的文化认同、属性认同、宗教的认同变成了一个利益认同，因为你背后有一个利益分配机制，把各种问题搅在一块儿，最后只要在利益上出现冲突，就把它归结到民族问题上去了，只要一出现冲突，就理解到宗教上去了。”

邱泽奇认为，这些对于社会整体的交往和融合都会起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他看来， 朱维群的文章其实代表了当今中国学界中一派的观点，那就是主张利益的分配是在国家范围内，而不是在群体之间；对国家的认同高于对小族群的认同。

邱泽奇对美国之音说，他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因为这是国际上的大潮流和大趋势，比如在美国，就不能把一个人的种族写在驾照(相当于美国的身份证)上 ，那样就成为一种歧视。

邱泽奇认为，国家认同在全球化的今天应该是有利于每个国民的。

中共高官建议调整民族政策引关注
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近日撰文建议对中国的民族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取消居民身份证中的“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等，引来媒体关注。海外中文媒体普遍刊登和评论此举。

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朱维群长达4千余字的文章，题为《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

朱维群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弱化了国家观念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地域流动，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融。

因此，他建议中国的民族政策应该顺应这一趋势，不再过份强调对特定民族的经济支持，转而加强对贫困地区和当地所有民族群众的支持，比如“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计划”等。

他在文章中提到的具体民族政策调整包括：防止大民族主义；取消身份证“民族”一栏；不要突出民族身份，给予超市民待遇；毫不手软地整治敌对势力等。

在朱维群看来，与其用行政手段强推民族融合，不如在自觉、自愿和自动的基础上融合，通过各民族学生混校、取消民族自治区、市等弱化民族差异，以包容性促进民族交往与融合。

这篇文章出台的背景是， 中国藏区不断发生藏人自焚事件，导致西南地区动荡不安，引起国际间的关注。

朱维群从政前曾担任《人民日报》的记者和编辑，1991年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1998年进入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2006年起任常务副部长。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20120225-CPP-Solving-Ethnic-Conflicts-140418173.html

中国需解决少数民族因名字遇到的麻烦

大家都知道，维吾尔族、藏族和蒙古族等中国很多少数民族人的名字可能会很长，有时中间还会有一个点的符号。在数字化越来越普及的时代，这种长名字或者含有一点的名字有时会给少数民族带来很多麻烦。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是涉及到电脑输入的技术问题，也是一种民族歧视。

这几天，在新浪网上，有一些网友在诉说因为名字而无法办理银行卡等各种手续的经历。一个叫“库尔班江赛买提”的网友说，最让人郁闷的是，有些银行工作人员打不出“•”这个中间点，很多杂志社给我汇稿费，我都无法取。还有一个叫“嘟噜鹿鹿”的网友表示，我今天特地问了隔壁宿舍的新疆同学，她说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姓名总共九个字中间带点无法办银行卡，学校名单系统也只能打入四个字，所以很多证件和身份证无法对应。这种情况引起北京民间组织爱知行研究所的注意。该组织创办人、现在加拿大的万延海先生说：

“它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本来银行不应该由公安部门来管。现在公安部门又设了全国公安情报系统，所有各行各业收集到的公民个人信息全部在公安部门的情报系统里面。这个点它不是一个常用的点。所以你要是按一般的电脑里的操作符号来点的话你又点不了。”

爱知行研究所星期五就此问题发表致中国公安部的建议信。该信引用《中国民法通则》的规定说，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冒用。该组织呼吁公安部门采取措施，保证少数民族顺利使用各种社会服务。万延海先生表示：

“公安部设置了这个符号之后它应该对全国各样各业进行培训，怎么用那个点。更严重的就是公安部门不应该设置这个情报系统。应该由各行各业自己建自己的电子网络就行了。如果公安部门需要一些公民的个人信息，它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去调取。现在公安部建立了国家的一个电子情报系统。各行各业所有的信息公安部第一时间掌握。这个对公民个人的隐私恐怕是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些少数民族人在办理身份证和护照时，不能按照自己的真实姓名来办。海外的蒙族人团体南蒙古联盟负责人、现在纽约的恩和巴图先生说,在中国蒙族人的护照上，他们的名字往往被搞得一团糟：

“因为这个蒙古人的名字有的是很长，很多情况下包括官方的身份证，这些文件里面都不让用。你如果看蒙古人护照的话，所有人的护照都是他们的名字变成姓， 姓就是3个XXX。这很奇怪。”

这种跟少数民族人的名字有关的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保险、医疗、民航、互联网服务等各个系统。有人认为，这只是电脑输入方面的技术问题。恩和巴图先生有不同观点。他认为，这也是一种歧视：

“电脑系统是个借口，电脑现在什么都做，只不过是政府不把这个当回事儿，不提供这种方便。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权利，是不尊重蒙古人、维吾尔人、藏人的这种基本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污辱。”

记者星期五致电北京一家新疆饭店，恰好这是一家会打少数民族人名字中间一点的饭店。该饭店前台服务人员表示，没出现打不出维族客人正确名字的问题：

“他们中间的那个点儿我们一般都可以打出来。”

但是，很多有不愉快经历的网友呼吁，现在中国数字化越来越普及，政府应该重视解决少数民族有时在名字上遇到的问题。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in-02252012010842.html

库恰失守后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

1921年2月3日，旧俄恩琴匪帮攻陷外蒙古首府库伦，北京政府任命的外蒙古最高军政长官陈毅率领残军逃往恰克图。3月18日，恰克图又被苏俄红军所支持的外蒙古人民党武装夺占，北京政府在外蒙古的统治就此土崩瓦解。库伦、恰克图失守后北京政府就外蒙古问题有哪些考虑？它曾采取了什么行动试图解决此问题？关于这些问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吕秋文先生在《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版）中有过片段的论述，只有四五百字。大陆学者中尚无人对这些问题作过研究。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库伦失陷的消息传来，中国社会各界十分震惊，纷纷要求北京政府收复失地。全国和平联合会3月13日致电北京政府领导人和报界公会称：“果南北本息争御侮之初心，统一告成，力图振作，则不惟库不至失，区区俄匪亦何敢横行。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今我各省当局，邦人君子，倘乘此速谋统一，近者出兵，远者出饷，全国一心，共谋复库，以雪国耻，而扬国威。则今之失库，正天之所以警我，而玉我也。”①湖南长沙人王隆中4月1日发出一则通电，致电的对象从大总统到全国各部队的营长、从各省议会到各报馆，电报中慷慨激昂地说：“万里河山，泱旬变色，政府竟坐以待毙，日断断于文电告援，腾笑全球，何颜立国。目今南北虽分，疆土与共，削北即所以侵南，息内宜先事御外。苟非天良丧尽。罔不怒发冲冠，公等或膺重寄，或总戎行，望一德一心，共歼丑类，人心不死，中国不亡，我百万同袍，其速剑及履及以从事，隆中当立马燕支，作闯阵拔旗之急先锋矣，午夜枕戈，伫候明教。②江苏武进商人徐冠军呈文北京政府，请求任命他为商界代表，“前赴库伦，陈述中央之威信，劝伊速改前非。”③

当时中国统治集团一些人也要求北京政府重视外蒙问题，尽快采取措施收复库伦。新疆督军杨增新4月3日致电北京政府说：“此次库伦之役，应请政府视为重大问题，力图恢复，否则后患无穷，恐有不可收

拾之日。” ①北京政府外交部附设的俄事委员会在一份“说帖”中说：“溯自库伦告警，已经数月，……今乱势延蔓，牵动边局，各国亦咸为注目，若不速筹平定之策，日本或以满蒙利益问题，有所举动，则以后外交之困难，更在意中。” ②

中国此时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直系、奉系两大军阀集团各控制几个省区，其他各省分别有较大或较小的军阀。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各霸一方，争权夺利。另外，孙中山于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再度揭起护法的旗帜。北京政府是直奉两大军阀集团的傀儡，权威甚小。

北京政府也认识到外蒙问题的严重性，也想采取有力手段尽快解决问题，但是力不从心。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东北近接外蒙，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任命张作霖的心腹、察哈尔都统张景惠为援库部队司令官。1921年2月中旬，中国驻法、驻英公使致电外交部，请求电示库伦失守详情。英、法、日、美等国驻华公使纷纷来中国外交部探问库伦失陷情形，北京政府向中国驻外使节和外国驻华公使说明：库伦确已失陷，中国政府已决定派张景惠为援军总司令，“前往规复”。③但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张作霖、张景惠的部队没有一点儿动静。直系将领曹锟、吴佩孚、冯玉祥都曾声明愿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战，但都口惠而实不至。无论奉系、直系将领，都说兵力不成问题，只是缺乏军费军械，只要中央政府拨给大笔军费，他们一定能够收复库伦，底定蒙疆。财政竭蹶的北京政府哪里去筹这笔款项？军阀们也就继续装聋作哑。5月，直系首领曹锟、奉系首领张作霖、两湖巡阅使王占元都来到北京。北京政府连日开会，想乘此机会解决出兵外蒙问题，但仍无结果。当5月28日英国驻华公使询问“何日可以出师”时，外交总长颜惠庆只能作出如下答复：“须以天时是否合宜，准备是否充实为定。”④ 1921年4月9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评论文章说：“当库伦陷落警报到达之时，无论奉之张作霖，或河南之吴佩孚，虽皆声明出兵之旨，昨今以来竟寂无声息，其理由谓不在兵力之不足，而在粮食军械之缺乏，殊为难信。据吾人之所想像，无论张氏、吴氏，不过以今日如遽舍其根据地而去，或致其部下兵力单薄，则将因蒙古问题，而危及自己地位耳。”⑤日本报刊文章的分析基本正确。以奉系、直系军队的实力，对付丧家之犬恩琴匪帮，可谓胜券在握，如果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军费问题也有解决之法。军阀们不愿因用兵外蒙古削弱了自己集团的实力，不

愿为国家整体利益牺牲自己团体的利益，这才是症结所在。

统治新疆的军阀杨增新拒绝出兵外蒙古则另当别论。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失守以后，北京政府在请求奉直将领出兵库伦的同时，要求杨增新负责科布多、阿尔泰两处防务，出兵外蒙西部。杨增新于4月23日复电北京政府说：“自古用兵不外饷械两途，……合计全疆岁入，以纸币折合现金，不及百万之数，若入内地伟人之手，不足养一旅之师，而全疆政费、军费，皆取给于此。幸增新对于蒙哈回疆，向无苛政，联络感情，不至发生内变，故能维持以至于今，非新疆之兵力，足以压制人民使之畏威，而不敢叛也。现虽民心固结，而外蒙乱事，俄国党争，以及伊塔逃来之俄旧党败兵，皆为新疆外患，此实意料之所不及，其饷械两绌之新疆，支持今日之危局，已为困难。至若乌里雅苏台，向隶外蒙 ，远在数千里之外，增新度德量力，实属万难兼顾。总之，政府若有恢复库伦之能力，虽乌里雅苏台不驻一兵，亦完全为中国之领土，

若库伦无恢复之望，仅由新疆派少数之兵，冒险深入，置之死地，而不能复生，置之危地，而不能复存，实为兵家大忌。” ① 4月28日，杨增新就北京政府要他负责科布多防务一事复电说：“新省地阔防多，只屯军队一万数千人，在平时尚苦不敷分布，当此俄乱影响于我边界，……计沿边七八千里，无一处不戒严，即无一处不添兵。今又加以蒙防，……计沿边四五千里，又无一处不戒严，即无一处不添兵。……以新省防务而论，纵如何竭尽心力，求能保境安民，尚无十分把握，断难以全力担任科布多军务，此种艰难处，蒙政府鉴谅。”电报末尾附了一笔：数月前北京政府承诺拨给新疆增援科布多军费5万元，至今分厘未发。②杨增新所言确属实情。当时新疆财政入不敷出，全疆军队只一万余人；1920年到1921年，相继窜入新疆的旧俄败兵数以万计，四处滋扰；几年间相继逃入新疆的俄国难民达二三十万。杨增新于艰难之中妥当应付，保全了领土，维护了新疆的稳定，十分不易。再要他出兵遥远的外蒙古西部，真是强人所难。北京政府是万般无奈才出此策，杨增新拒绝也是理所当然。

为了削弱恩琴匪帮的力量，北京政府要求邻接外蒙古的东北地区防止军械粮食输入外蒙古，黑龙江省当局会同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遵照指示于4月份制定了中东铁路检查货车办法，派遣专人在满洲里等车站查扣违禁品。③

北京政府对和平解决的机会紧抓不放。恩琴匪帮扶持哲布尊丹巴重登“大汗”之位宣布“自治”后，希望北京政府予以承认。4月，哲布尊丹巴派遣使者来到北京，送给北京政府一件呈文，内称“仍望恢复外蒙前有之情形”，“恢复自治，决不过存奢望”。北京政府打算与库伦当局谈判，要求库伦当局“对于所表示之

和平志愿，给与切实凭证。” ④

对于苏俄红党援助蒙古人民党攻夺恰克图的行为，北京政府向远东共和国进行了交涉。1921年春，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前来北京谈判与中国订约之事，北京政府外交部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于4月30日会见了优林。刘镜人对苏俄和远东共和国军队援助蒙古人民党攻占恰克图一事提出质问：“两国之间，正图亲善，乃竟有此意外之举动，未知执事看法以为如何。”优林称：“此事绝无所闻，且与本国迭次宣言本旨不符，色楞格河旁为劳农政府驻军之地，阁下所谓红军，或系劳农政府之军队。”刘镜人要求优林查明示复，优林答应照办，同时强调旧俄白党在中国边境活动频繁，且有种种阴谋，责备中国驻外蒙官吏对旧俄白党未切实取缔，“至有今日之结果。”刘镜人说明中国对旧俄白党是尽力取缔的，并举新疆解除旧俄败兵武装之事为证。刘镜人再次要求远东共和国政府切实查明恰克图之事，并指出“双方办事须有诚意。” ①

1921年5月初，苏俄驻英国代表致函中国驻英国公使顾维均称：日本现正煽动恩琴匪帮和哲布尊丹巴搞外蒙古独立，要把外蒙从中国分裂出去；蒙古人民党的宗旨“在使蒙自治，不受日本拘束，仍为中华民国一部分，受治 中国主权之下。”该代表继称：苏俄同情蒙古人民党，中国如不欲放弃外蒙古，应立即与蒙古人民党接洽，并与蒙古人民党共同反对哲布尊丹巴集团。苏俄代表要求与顾维均讨论此项问题，以便将中国政府的意见转达苏俄政府。②

北京政府接到顾维均的请示报告，在内部商讨了应付之策。外交部所属俄事委员会于5月12日提出一份《说帖》，认为“蒙人内部虽分新旧两派，然其实则皆为外人所利用，是以此次蒙乱，于事实上已不能视同匪党内乱，其得失盈虚，动关外交地位，影响国土主权。惟在我总以认为国内事件，不容外界公然之干预为上策。”俄事委员会诸人仍想保持中国对外蒙的有效管辖，恐怕通过苏俄与蒙古人民党联系，重蹈从前《中俄蒙协约》的覆辙，主张拒绝苏俄出面干预外蒙事务，同时向苏俄声明，中国将派官员到恰克图查明情况，然后酌情处理。③国务会议采纳了俄事委员会的建议。外交部于5月18日指示顾维均：“俄蒙合谋袭恰情事益显。若更与俄接洽蒙事，非特蒙人听其播弄，易蹈从前覆辙。此辈民党究系少数，难操胜算。且虑传播赤化，政府对蒙只认为国内事件，不欲外界公然干预。对该代表可告以蒙事正力图平定，对恰蒙人当派员前往抚辑，并办理善后事宜。所请接洽之处，应俟华员到恰查核办理。希本此意酌复，俟派定人员，再电达。” 顾维均于5月21日将北京政府的答复当面告知了苏俄驻英国代表。④

北京政府对苏俄扶植外蒙古人民党控制外蒙的前景缺乏正确的估计，不能采取武力手段迅速消灭恩琴

匪帮，又拒绝与苏俄及外蒙古人民党正面接触，通过谈判解决恰克图被占问题。在外蒙局势面临巨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北京政府仍无明确方针和有力措施，这使苏俄获得了按照它的意愿主导外蒙古政治发展方向的良机。

①《收全国和平联合会电》，民国10年3月15日，《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外蒙古》，民国10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75年台北出版。按：下文凡只标档案件名而未注其他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②《收长沙王隆中电》，民国10年4月1日（4月1日发）。

③《收商人徐冠军呈》，民国10年5月6日。

①《收院交抄府秘书厅函》，民国10年4月12日

②《外交部说帖》，民国10年4月2日。

③《收驻法公使陈 电》，民国10年2月18日，《收驻英顾［维均］公使电》，民国10年2月19日，《收

英馆问答》，民国10年2月19日，《收法馆问答》，民国10年2月19日，《收日本馆问答》，民国10年2月19日，《发驻法陈［］公使电》，民国10年2月19日，《发驻英顾［维均］公使电》，民国10年2月21日，《收美馆问答》，民国10年2月28日。

④《收总长［颜惠庆］会晤英使问答》，民国10年5月28日。

⑤《收驻日本使馆函》，民国10年4月16日；《收驻日本大使馆函》，民国10年4月20日。

①《收院抄交杨增新来电》，民国10年4月23日。

②《收新疆省长［杨增新］电》，民国10年4月28日。

③《收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咨》，民国10年4月27日。

④《收总长［颜惠庆］会晤英克参议问答》，民国10年4月16日;《收院抄交致迪化杨［增新］督军电》，民国10年4月22日。

①《收优林会晤刘［镜人］会长问答》，民国10年4月30日。

②《收驻英顾［维均］公使电》，民国10年5月8日

③《俄事委员会说帖》，民国10年5月12日。

④《收国务院函》，民国10年5月17日；《发驻英顾［维均］公使电》，民国10年5月18日；《收驻英顾［维均］公使电》，民国1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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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蒙古问题的论点

[俄]Е. А. 别洛夫 С. Г. 卢加宁 著， 陈春华* 译
《蒙古史研究》9（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页352－362。
陈春华先生惠允放在《欧亚学研究》网上《蒙古人民共和国史》是苏联和蒙古历史学家共同撰写的一部专著，其蒙古文和俄文第一版于1954 年分别在乌兰巴托和莫斯科出版，1967 年出版了第二版（修订补充版），1983 年出版了第三版（修订补充版）。我们不打算对苏联和蒙古学者阐述从古至今（1981
年）蒙古历史的这部主要著作发表评论，我们只想着重研究1911 年蒙古人发动反华解放运动时产生的，到1945 年一直存在的所谓蒙古问题。

蒙古问题的论点主要是苏联著名的蒙古学学者И.Я.兹拉特金（Златкин）提出的。苏联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和一系列重要档案史料的不开放，使И.Я.兹拉特金及其同行们无法对蒙古问题作深入的揭示和应有的阐述。我们对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指出关于这一问题论点的不足之处，并试图在当今俄罗斯蒙古学的背景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请同行们交换意见。

1911 年至1919年期间是蒙古争取脱离中国政权的重要阶段。当时情况是，俄国参与了这一斗争并站在了蒙古人一边。在蒙古人与中国对抗中，俄国给予了蒙古人外交、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援助。这种援助是以俄国在北蒙（喀尔喀）和西蒙（科布多和阿尔泰）地方取得战略和经济利益为条件的。当1911 年12 月喀尔喀王公和上层喇嘛宣布蒙古独立时，沙皇政府便确定了在北蒙和西蒙建立缓冲国的方针。在缓冲国内中国不得驻军，汉人不得移居蒙古土地。沙皇政府实现了这一任务。根据1915 年在恰克图签订的俄中蒙协约，外蒙古（即喀尔喀和科布多地方）获得了广泛的自治，正式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俄国内战时期俄国对外蒙古的影响急剧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大大加强。1919 年北京政府出兵库伦，撤销了外蒙古自治，一笔勾销了恰克图协约。

从整体看《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对如此重大的问题研究得很不够，有不少“空白”。比如，1911 年至1915 年期间俄蒙中关系中的呼伦贝尔问题、1912 年至1915 年期间俄中两国对西蒙古的政策、1911年至1915年期间的泛蒙古运动、与此相关的由喀尔喀引发的内蒙古哲里木盟乌泰王的反华起事、1913 年外蒙古军队进犯内蒙古、因1912 年签订俄蒙协约而引发的中国反俄运动、1915 年至1916 年期间巴布扎布的反华起事等1。该书对俄蒙中关系中的乌梁海（图瓦）问题、1919 年的泛蒙古运动、外蒙古撤治的原因，也研究得很薄弱，没有充分揭示俄蒙间的矛盾，对蒙中关系的阐述过于不完整，夸大了1905 年俄国革命对1911 年蒙古人解放运动的兴起，夸大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1918年至
1919 年期间蒙古的影响。照我们的看法，对1912 年的俄蒙协约、1915 的俄中蒙恰克图协约做出了不准确的，甚至错误的评价，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关于蒙古问题论点中最大的缺陷。

关于1912 年的俄蒙协约，《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莫斯科，1983 年）谈及：“（俄蒙）谈判过程中十分激烈的争论险些导致谈判破裂。最后双方达成了协约，在协约的两种文本中蒙古国政治独立用不同的文词表述，在蒙古文本中用“完全独立”表述，在俄文本中用“自治”表述（见第268—269 页）。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载有外蒙古获得“完全独立”字样的协约蒙古文本。1912 年11 月3 日，俄方的И.Я.廓索维慈（Коростовец）和蒙方的蒙古政府全体大臣在库伦签订了俄蒙协约，其俄文本和蒙古文本原件现存放在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两种文本是“一致的”，即完全相同的。上述协约第四条也证明两
种文本是完全相同的2。兹援引如下：“……双方代表对业已拟定的本协约俄文和蒙古文两份同等的文本作了比较，认为两份文件是一致的，于是在每份文本上签了字，盖了印，互换了文本。”3与1912 年签订俄蒙协约相关的已公布和未公布的俄国档案文件,并未提供任何一点证据证明：И.Я.廓索维慈可能同意将关于外蒙古完全独立的条款列入蒙古文本中。

在操纵1912 年俄蒙谈判的外交大臣以及廓索维慈的电报中甚至也未暗示,他们准备在外蒙古地位这种原则问题上向蒙古人让步。沙皇政府和沙皇外交认真地遵循早在1911年底制定的让外蒙古在中国版图内获得广泛的自治而不是独立的方针。

在俄国外交的环境下,于1912 年11 月3 日签订了（俄蒙）协约,让外蒙古自治,而不是独立。据廓索维慈说,有权威的蒙古政治家库伦政府内务大臣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对不承认蒙古独立的俄蒙协约不满。”他甚至认为，此项协约“只不过是便于奴役蒙古和建立俄国保护国的工具”1。俄蒙协约签订后，库伦政府不止一次向沙皇政府提出蒙古独立的问题。不过每一次库伦政府都遭到了拒绝。

令人奇怪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作者们甚至不想援引什么证据来充实俄方于1912 年似乎已承认外蒙古“完全独立”的论点。这种疏忽大意在史学界中是不能容许的。作者们不仅在该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对使外蒙古获得在中国宗主权下广泛自治的1915 年恰克图条约也做出了错误的评价。他们认为该协约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方面，因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俄国签署该协约似乎放弃了据说容许蒙古独立，而不是自治的1912俄蒙协约。

不过沙皇俄国在蒙古问题上根本没有放弃自己的方针。沙皇俄国于1911 年确定了建立自治外蒙古的方针，以后直到签订对外蒙古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1915 年恰克图协约时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方针。因为签订了这个协约，不准许中国军队和中国移民进入外蒙古境内，外蒙古有权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自己民族管理机构。这样一来，外蒙古就免除了汉化的威胁，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民族风俗习惯。

在外蒙古争取独立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道路上，恰克图协约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夸大了牧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照作者们的看法，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是受了俄国1905 年革命的影响。尚未公布和业已公布的俄国档案文件证明，俄国1905 年革命其实对蒙古人并无影响。这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在没有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国家是不可能接受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蒙古王公、喇嘛和官员是坚定的帝制派，他们与1905年革命的思想格格不入。因为俄国1905 年革命的思想与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是抵触的。牧民不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发起者，他们是参加了以博克多格根为首的世俗和宗教封建主所领导的运动，后者是争取蒙古脱离中国的发起者。

实际上《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作者们回避了俄军进驻北蒙和西蒙的问题。诚然书中提到了“1913 年夏沙俄政府派俄军进驻科布多地方”（见第271 页）。然而俄军不只进驻了科布多，而且还进驻了库伦、乌里雅苏台和阿尔泰的行政中心沙拉苏默，以防中国军队进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写道，1914 年春俄军撤离了外蒙古。

然而这是不真实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认为，俄军驻扎蒙古是俄蒙中三方谈判期间对中国施加压力的手段2。只是在1915 年6 月恰克图三方谈判顺利结束后，即在当年秋天，沙皇政府才撤离驻在库伦和乌里雅苏台的俄军，而在科布多和沙拉苏默的俄军一直驻到1917年2 月革命时。

没有俄国的帮助，外蒙古就不能获得自治。可以尽情地说牧民是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略去像俄军进驻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沙拉苏默这样重要的“情节”就可以了，于是对这一运动的描述就是不完全的、片面的。库伦政府在宣布蒙古独立时期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库伦政府的武装力量是俄国军事教官在晚些时候才组建的。若不是俄军驻扎在外蒙古领土上，北京政府只要派一个镇的兵力就足以取消蒙古人的独立。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没有详细介绍中国人对蒙古问题的立场，忽略了中国人认为蒙古是自己国家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中国政府当然主张自己国家领土完整，不愿意蒙古被分离出去，或变成俄国的保护国。书中实际上并未谈及漫长而复杂的，有时很紧张的俄中两国谈判蒙古问题的经过，对沙俄与蒙古封建主间的矛盾、蒙古封建主的摇摆不定、他们企图就外蒙古回归中国同北京进行秘密谈判，也讲得不充分。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指出，由于在1912 年签订了俄蒙协约，俄国“实际上已承认蒙古国的存在”，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在蒙古奉行的政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第269—270 页）。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准确的。沙皇政府从未在形式上承认和在事实上承认外蒙古独立。早在1911 年沙皇政府就明确确定了其对蒙古问题的立场：蒙古人应在中国版图内在广泛自治的范围内维持“自己的独特性（самобытность）”。而蒙古人却想获得独立。

因此，蒙古人与沙皇外交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一直持续到1915 年在恰克图签订俄中蒙协约的时候。至于列强对俄国的“尖锐批评”，那是没有的事。英、法、美、日、德政府对沙俄在蒙古问题上奉行的政策甚至连微不足道的批评也未曾做过。

从我们的观点出发，对俄中关系、蒙中关系、俄蒙关系中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也要作更准确、更清楚的阐述。比如，《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援引了外蒙古的分离只在中国反动营垒中引起了不满和愤怒的观点。实际上以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及其政党国民党反对外蒙古分离最坚决。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爆发了相当广泛的反对沙俄的人民运动，我们的蒙古学学者和汉学家却未作论述。城市居民各阶层代表——官员、军人、商人、手工业者、学生，甚至妇女都参加了这一运动。1

关于谈判缔结1913 年俄中两国关于蒙古的声明文件，《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写道：“沙皇俄国和中华民国竭力达到互利之目的，竭力背着蒙古人解决蒙古问题。”（第272 页）。照我们的看法，不能说俄中两国在蒙古问题上力求达到互利之目的。对俄国有利的，对中国就不利。俄国在外蒙古获得声望和影响，将外蒙古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国就失去对外蒙古的权力。这是怎样的“互利条件”！中国并不愿背着蒙古人解决蒙古问题，中国随时准备同库伦进行谈判，但沙皇外交并不容许中国同库伦谈判。苏联的历史学家——蒙古学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对外蒙古和西藏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影响。不过应注意到辛亥革命仅对当时中国在外蒙古和西藏的驻军产生了影响。他们支持革命，拒绝保护满清政权。这只是促使蒙古人在1911 年11 月底12 月初在库伦迅速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但不能说革命、革命思想对蒙古人和西藏人产生了影响。蒙古人和西藏人不可能接受，也接受不了中国革命的共和等思想。孙逸仙呼吁蒙古王公派代表前往南京，他们拒绝了。库伦封建主曾批评中国的共和制度。然而，蒙古人也好，西藏人也好，却利用革命、中国内战和北京政府的困境，在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外蒙古和西藏实际独立之目的。

其实，《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并未揭示1919 年外蒙古撤治的原因。书中写道，“可怜的蒙古封建主上层”害怕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外蒙古的影响，于1919 年同意取消外蒙古自治（见第299—300 页）。然而实际上一切情况要复杂得多。蒙古封建主害怕十月革命的影响，决不是外蒙古撤治的主要原因。

外蒙古自治是1915 年恰克图三方协约规定的。恰克图条约是在沙俄对中国施加相当强大压力的情况下签订的。当时俄国是强国，恰克图协约被严格执行着。1918 年俄国爆发了内战，中国和蒙古的北方邻国大大削弱了。北京政府借此机会违背恰克图协约，于1919 年夏派军队进驻了库伦。此前外蒙古局势已发生重大改变。蒙古上层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多数王公不满意喇嘛教神职人员的恶势力，投向了中国，拥护外蒙古撤治。

1920 年至1921 年期间，受蒙古的邻国苏俄和中国发生的事件的影响，新的蒙古国诞生了。1921 年蒙古革命吸取了许多世纪以来争取主权、独立以及联合蒙古各部落的经验。

蒙古革命实际上把下述彼此矛盾的两方面结合了起来：
一、传统的泛蒙古主义及其将蒙古各部分土地联合起来的思想（所联合的土地仅限于从“旧的”神权政治领导下转向新的蒙古革命政府领导下的蒙古各部分土地）；
二、在蒙古已感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强烈影响，把蒙古视为革命政策的合适的目标，包括通过蒙古使整个远东走向革命道路。1921 年11 月5 日苏俄与蒙古签订的协定是建立苏蒙同盟的第一个国际文件。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作者们，避而不谈20 年代苏蒙中关系史，特别是1924年5 月31 日苏中协定（即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译者）中出现了第五条这样关键性的问题，根据该条外蒙古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苏俄还允诺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全部主权。

20 年代初，蒙古问题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实际上是由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所决定的。实际上莫斯科已把蒙古革命者（1920 年、1921 年）最初几次访问莫斯科、1921 年蒙古革命、1921 年11 月5日苏蒙协定，视为中国革命运动未来的前景。在莫斯科起草苏蒙协定期间，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赞同协定和反对协定的人爆发了激烈的斗争。而反对者的理由与中国问题（事务）密切相关——莫斯科所奉行的积极对蒙政策会不会疏远革命的中国和官方的中国。

苏维埃政府对华外交策略，既与蒙古问题密切相关，也服从于帮助中国革命这一主要战略任务，《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却避而不谈此事。在И.А.优林（Юрин）代表远东共和国（1920 年7 月至1921 年3 月，1921 年7—8月），А.К.巴伊开斯（Пайкес）代表苏维埃政府（1921 年12 月至1922 年6 月）出使北京期间，苏维埃外交企图同中国官方解决蒙古问题，其原则是在中国版图内恢复外蒙古的自治地位。中国拒绝了。在А.А.越飞（Иоффе）（1922 年6 月至1923 年8月）和Л.М.加拉罕（Карахан)）出使中国期间，苏联的立场发生了改变，莫斯科无条件同意承认外蒙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1924 年5 月31 日签订了苏中协定，在法律上确定了这一点。

苏联领导人在与北京官方保持正常关系的同时，想加快中国革命进程，并且也不想疏远坚决反对外蒙古自治，尤其是反对外蒙古独立的中国革命者，苏联领导人的这一愿望为解决蒙古问题奠定了基础。可以进一步说，在中国大革命这场赌博中，对莫斯科来说，蒙古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张重要的“可兑换的牌”。为了证明这一论点，可以援引说服莫斯科放弃蒙古的А.А.越飞的意见。他在1922 年写道：“放弃蒙古对中国革命运动有利，中国把苏联支持蒙古自治理解为支持反革命反对孙中山。”

苏联政府使蒙古的地位完成国际法程序的另一个动机，与中国革命胜利后可能修订，或取消苏中协定的第五条有关，当时莫斯科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为时不远了。不过，革命失败了会使外蒙古的地位“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1924 年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事实上的独立发展造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地位的两重性和自相矛盾：一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依附于苏联，却是作为主权国家而存在的；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又是中国的“一部分”。

20—40 年代蒙古的民族区域政策，《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并没有反映。蒙古领导人独自来到比邻的民族地区图瓦、布里亚特、阿尔泰地方、内蒙古和呼伦贝尔的过程和在那里推行披上新的革命外衣的积极的泛蒙古主义政策是这里的关键所在。20 年代初，蒙古政府出现了至少将蒙古土地的某一部分与讲蒙语的一些部落（呼伦贝尔、内蒙古、图瓦）统一在乌兰巴托周围的现实可能性。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了独自行动的可能，成了蒙古领导人另一个动因。

1925 年夏，蒙古政府大部分成员主张将蒙古各部落统一起来，并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扩展到内蒙古。对此，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并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片山潜（Сэн Катаяма）认为，蒙古的全部土地应该联合成“联邦共和国，最近应奉行苏维埃化的方针……前景是加入苏联”4。相反，前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Э.Д.林启诺（Ринчино）坚持建立包括统一的蒙古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联邦共和国的思想。

在这种争论背景下，在内蒙古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亲国民党的白云梯派（Церен Донров）和以郭道甫（Мерсэ）为领导的呼伦贝尔派之间的斗争加剧了。到1927 年呼伦贝尔派处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共产国际的控制之下。苏联蒙古学家实际上并不了解所有这些情节，只是近来俄国新发表的文章和文件阐述了这些问题1。因此，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共产国际实际策划（подготовить）的1928年呼伦贝尔起义的历史特别引人关注。在呼伦贝尔人发动起义反对中国军阀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大革命运动已全面受挫，莫斯科和乌兰巴托拒绝支持郭道甫和他的同志们，并宣布他们是“日本间谍”，实际上未予他们丝毫帮助。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郭道甫的悲惨命运是共产国际“随机应变的”政策的突出例证，共产国际把昔日的盟友冷漠地交给了敌人。

对20 至40年代蒙古的民族区域政策进行了研究，图瓦问题就变得更清晰了，该问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也没有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关注的是图瓦在苏蒙关系中的地位。图瓦问题的发展可划分为几个相对的阶段。

20 年代初期，图瓦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之间的政治“平衡”时期。当时图瓦的国际法地位尚未确定。中国表示有权得到图瓦。蒙古政府也把图瓦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并就把图瓦的土地正式纳入蒙古版图同莫斯科进行过谈判[1921 年10 月末到11月初，С.丹赞（Данзан）率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3]。然而，蒙古人提出的图瓦问题既未载入1921 年苏蒙协定，也未载入随后的20年代前半期的苏蒙古文件。

30—40 年代，（苏联）准备把图瓦纳入苏联版图。很遗憾，关于把图瓦并入苏联的真正原因和动机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史》没有做出回答。照我们的看法，除原来国内的实用主义（即新的原料和人力资源）的打算，苏联领导人的动机与外部的，即蒙古和中国的因素，确切地说，与40 年代在国际法解决蒙古问题方面蒙古问题的发展逻辑有更密切的关系。在盟国的雅尔塔会议上或者别的会议上，公开讨论图瓦问题，对苏联，首先对И.В.斯大林不利。（他们）尤其不愿意把图瓦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相提并论。图瓦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均不为其他国家所承认（苏联除外），均处在莫斯科严厉的庇护之下，中国有
权得到他们。苏联领导人有十分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雅尔塔会议前，图瓦成了苏联的一部分，那么，作为对莫斯科参加对日作战的让步和补偿，西方盟国就不能从图瓦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间做出选择了。另一方面，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和作用，可保证西方国家对改变图瓦的地位和将图瓦纳入苏联版图持平静的心态。худон 对30—40 年代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三角关系形成的问题，特别是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及中国战略的演化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根本未作研究。

众所周知，斯大林对国际政策，包括对东方政策的立场是：以民族国家的安全取代世界革命的意义，对20 年代初期和中期（特别是作为布尔什维克燃起世界“大火”最后希望的1925 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苏联领导人来说，世界革命的意义是重要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30—40 年代意识形态方面唯一的同盟者，不由自主地纳入了斯大林政策总的轨道，在远东起着自己的作用。这种作用仅限于两个主要方面：一、特别是1928年以后[在1928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10月全会和随后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团强行解除了作风民主的领导人Ц.丹巴多尔济（Дамбадорж）的权力，组建了由所谓“胡东反对派”（худон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组成的政府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亲苏的领导班子，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了东方其他国家从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典范”；二、由于中国和日本的威胁在增强，对苏联远东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起着缓冲作用。从国际角度观察，这种作用完全符合蒙古领导人的愿望，因为这种作用使（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可能在苏联支持下保持自己的政治和国家的重要性（значимость）。

20 年代末日本公布了侵略计划（1927 年7 月25 日田中备忘录）。日本的活动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安的因素。然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对该问题的研究有些简单化。

应该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周边的情况作更广泛、更系统的研究。首先，蒙古人民共和国面临日本和中国两方面的威胁。只是到1937年日本开始公开侵略中国后，中国的威胁才消失。

其次，应当研究日本对蒙古的威胁，因为与那个时期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1932 年日本建立的）满洲国—中国所形成的国家间的地区结构的各个部分密切相关。

照我们的看法，这种结构是由两个矛盾的基本集团所组成。这两种矛盾是：一、无意中引起蒙满关系紧张的苏日矛盾；二、日中矛盾。前一种矛盾自古以来就有两种发展形式：即和平的发展形式，随之而来的是苏日两国（按照类似于1907—1917 年俄日同盟条约）在蒙满地区划分“势力范围”，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间的关系有可能正常化和彼此在外交上予以承认；军事的发展形式，苏日两“大”盟国发生冲突。和平的发展形式完全符合现实情况，主要大国和苏联在外交上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业已解决（苏联建议美国率先承认）。不过，众所周知，当时采用了第二种历史“形式”，哈勒欣河之战以日本及其盟国满洲国的失败而告终是必然的。1941 年4 月13 日苏日中立条约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互不侵犯的声明只不过确立了地区的某种政治均势，并未解决全部矛盾。

泛蒙古主义问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实际上没有被谈及。照我们的看法，泛蒙古主义是历史上讲蒙古语的各族人民于20 世纪初形成的并非偶然的运动，目的是联合内蒙古、外蒙古、呼伦贝尔、阿尔泰地方、图瓦和布里亚特，建立统一、独立的蒙古国。

鉴于历史情况或别的原因，联合的蒙古国成员可能不同，但联合，首先是内蒙古与外蒙古的联合这一主要思想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的这种思想常常具有反华（或反满）的性质。

首先泛蒙古主义作为现实的政治运动，在1911—1912年事件进程中已有所表现。实际上这是蒙古的杰出人物充分实现泛蒙古主义口号的第一次尝试。1919 年采取了这一方针的第二步骤，但当时联合的主动权掌握在日本和谢苗诺夫的手里1。在1921 年革命进程中和革命以后，在1925—1927 年中国大革命时期，蒙古革命者进行了新的尝试。
在这些年代里具有神权政治基础和反满倾向的传统的泛蒙古思想体系奇怪地同革命口号结合了起来，变成了独特的“革命的泛蒙古主义”（以某种方式将两个蒙古联合起来）。中国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失败，共产国际在中国和中国讲蒙古语地区的优先地位被取代，是蒙古领导人这一尝试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

《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对1945 年从国际法方面解决蒙古问题也作了概括的、肤浅的阐述。第448 页写道，1945 年国民党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对既成事实迟到的确认”。对这种评价须作极重要的修正和补充，因为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完成必要的国际法程序是很复杂的，要经过很多阶段，谈不到1945年7—8 月“迟到的确认”。

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我们要对这一问题作更详细地阐述。1943 年底，中国新疆当局对蒙古西部边界采取了一系列侵略行动。哈萨克难民滞留，中国边防军袭击蒙古领土。1943 年12 月21日，正在莫斯科的蒙古大使桑布（Санбу）把一份谈及中国军队侵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边界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致中国政府照会交给了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长Г.拉特舍夫（Латышев），请他转交中国使节，并声明说，他奉本国政府之命请求外交人民委员部采取必要措施制止新疆方面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

苏联领导人对这种请求有不同的理解。苏联政府应当支持自己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然而由于建立了反希特勒联盟和打算实现保持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中国也是苏联的盟国。因此，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发表正式声明，只限于向新疆省长递交了一份公文。

Г.拉特舍夫致函莫洛托夫，阐述了采取这一步骤的动机：“我认为，像乔巴山（Чойбалсан）所请求的那样，以蒙古政府之名义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未必适当……根据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可以同中国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进行交涉”。

1944 年3 月，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在类似的情势下，即在新疆军队再次袭击和中国军队袭击哈萨克难民之后，向中国提出了正式抗议。1944年3月31 日，苏联驻华大使А.潘友新（Панюшкин）通知中国外交部称：“倘若今后再发生新疆军队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这类事情，根据1936年3 月12日议定书，苏联政府只好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必要的帮助。4”对此中国外交部于1944 年4 月3 日向苏联大使发表声明说：“外蒙古是中国之一部分，1936 年3 月12日议定书对中国不能有效力。”

苏联就最近发生的事件提出抗议是个征兆。此前莫斯科实际上仅对日本使用过1936年苏蒙议定书（哈勒欣河），在同中国接触中只限于表面上确认1924 年苏中协定。威胁对中国使用武力以保卫蒙古人民共和国，这说明苏中关系中关于蒙古问题的新时期已经到来。苏联领导人坚信，蒙古人民共和国周边情势根本改变的时间已经到来，必须解决作为主权国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之间的矛盾。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苏联的威信和力量的增强为这种演化奠定了基础。

解决蒙古问题的主要阶段在1945 年2 月，即1945年2 月4 日—11 日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筹备和进行期间。1944 年7 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Генри Уоллес）抵达乌兰巴托，访问了6天，同蒙古领导人和苏联代表讨论了蒙中关系和国际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1945 年2 月8 日，雅尔塔会议进行过程中，斯大林在一次会见时询问Ф.罗斯福（Рузвельт）：“对维持外蒙古现状有何想法？”罗斯福回答说：“他尚未同蒋介石谈过这一问题，不过他认为应当维持外蒙古现状。”11945 年2 月11 日，苏美英三国领导人签署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的协定，其首要条件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为了阐明雅尔塔协定，1945年6 月30 日，以行政院长前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了莫斯科。蒙古问题是谈判时的中心问题之一。对中方而言，这是解决蒙古问题使之有利于自己，进而对雅尔塔协定作局部修改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中国人提出将蒙古人民共和国列入中国版图的全部尝试被斯大林的声明摧毁了。斯大林声明说：“如果不讨论外蒙古独立宣言，我们就不讨论其他问题。那我们就中止谈判吧。”3斯大林暗示中国代表，中国不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苏联就不参加对日作战。

斯大林与代表团成员蒋经国的会谈是谈判的最高潮。俄罗斯汉学家Ю.鲁道仙（Гарушянц）在《为蒙古独立而斗争》一文中援引了关于苏中莫斯科谈判，特别是斯大林与蒋经国对话的新的详细资料4。他公布的文件强调指出当时形势极度紧张以及斯大林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苏联与国民党中国或复兴的日本之间的“缓冲国”这一纯地缘政治的考虑5。结果中方只好让步，谈判才有了进展。

在苏中谈判过程中苏联政府曾邀请Х.乔巴山来莫斯科。1945年7月4日乔巴山抵达，7 月5 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会见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苏中谈判和苏蒙参加对日作战。从档案文件看，斯大林极为坦率，当时向乔巴山宣读了苏中条约草案，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的条款等文件。乔巴山听完所有这些文件之后，说：“是的，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不过我们不会同中国人友好和友好合作。中国人很坏……他们继续在欺压内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的蒙古人。我十分理解声明的意义。作为独立国，我们要向中国人提出自己的要求。”

7月6日，乔巴山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会见了苏联大使А.И.伊万诺夫（Иванов）。在交换会见斯大林的印象时，乔巴山再次谈及“中国人在内蒙古欺辱……” 2从乔巴山的行动中清楚地看出，他期望在解决内蒙古问题上，即在日后或从日本手中解放内蒙古以后立即将其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上，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1945 年7 月7 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厅宴请乔巴山元帅，苏联主要领导人出席了宴会。宴会上斯大林举杯致词说：“一段时间内蒙古人对与哪个国家，是与日本，还是与苏联，保持友谊的问题有严重分歧。许多蒙古人，比如德王，主张与日本友好。我举杯要向蒙古领导人表示祝贺。他们明白，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蒙古需要同苏联保持友谊。现在这些人领导着独立的蒙古，而那些主张与日本结盟的人，则处于满洲人和日本人的统治之下。为蒙古领导人干杯，为蒙古独立干杯！”

在乔巴山离去和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于8 月8 日）对日宣战后，苏中谈判顺利结束。1945年8 月14 日签署了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中苏两国外交部就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独立问题互换了照会。中国外交部照会内开：“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苏联照会称，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4。中国照会以公民投票为推托，与中国期望“保全面子”，把此事作为中国的一个礼物送给蒙古人民，体面地摆脱微妙的局势有关。实际上斯大林强硬的、不妥协的立场决定了一切，如果另一位比较温和的、忠实于中国的领导人处于他的地位，毫无疑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将重新踏上内蒙古的道路。

1945 年11 月12 日，小呼拉尔主席团确认了公民投票委员会的纪录，就投票结果向苏中两国政府发出了相关的照会。1946 年1月5 日，中华民国政府获悉公民投票结果后，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由于执行了雅尔塔协定，苏中进行了紧张的谈判，1945年8 月14 日签署了条约，举行了公民投票，1945年1 月5 日中国正式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获得了主权国家名副其实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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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 原文载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所刊《东方》（Восток）2000 年第4 期，由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蒙古问题专家Е.А.别洛夫（Белов）教授和他的学生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蒙古问题专家Е.А.卢加宁（Лузянин）共同撰写的。苏联解体后，他们利用解密的俄国档案文献，对清末民初的俄中关系和20 世纪的蒙古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发表过许多论著。他们在本文中对前苏联学者关于蒙古问题的一些传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俄关系中的蒙古问题是中国学者所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将本文译出，以供参考。

2、 近年来Е.А.别洛夫和С.Г 卢加宁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见Е.А.别洛夫：《俄国档案史料中的呼伦贝尔问题（1911—1915）》，载俄国《东方》杂志，1993 年第1 期；《中国对1912 年俄蒙协约的反应》，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 年第4 期；《俄中关系中的乌梁海问题（1911—1914）》，载《东方》杂志，1995 年第1 期；《俄国与1911—1919 年期间的泛蒙古运动》，载《俄国与东方：相互关系问题第三届国际会议》上册，克里雅宾斯克，1995 年；《1915—1916 年期间巴布扎布在内蒙古领导的反华起事》，载《年鉴》，第1 分册，莫斯科，1995 年；《谢苗诺夫的冒险事业（1919 年的泛蒙古运动）》，载《年鉴》第二分册，莫斯科，1995 年；《1912—1915 年的沙俄与西蒙古》，载《远东问题》杂志，1996年第1 期；《乌泰公在内蒙古的反华运动（1912）》，载《东方》杂志，1996 年第3 期；《最后一位蒙古人的“活佛”》，载《今日亚非》杂志，1996 年第3 期。С.Г.卢加宁：《俄中关系中的蒙古——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载“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第五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提要上册，莫斯科，1994 年；《1915—1919 年期间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自治蒙古》，载第三届符拉基米尔佐夫报告会——全俄学术讨论会的报告和提要，莫斯科，1995 年；《20 世纪第一个三十年的俄国、蒙古、中国：某些推断与结论》，载21 世纪中俄两国稳定发展的问题与潜力，“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第六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提要，上册，莫斯科，1996 年。

3、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条约全宗，目录：第3号，案卷：第963号，第1—2张。
4、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条约全宗，目录：第3号，案卷：第963号，第1张；《俄中关系官方文件集》，莫斯科，1958年版，第127页。
5、 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驻北京公使馆全宗，案卷：第319号，第498张。
6、 俄罗斯国家军事史档案馆，第2000号全宗，案卷：第3975号，第146张。
7、 详见Е.А.别洛夫：《中国对1912年俄蒙协约的反应》，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4期。
8、 详见Е.А.卢加宁：《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蒙古（1920—1924）》，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 年第2 期。
9、 《俄中关系文件汇编（1917—1957）》，莫斯科，1958年，第83页。
10、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5号全宗，目录：第1号，案卷：第2145号，第17张。
11、 详见Е.А.卢加宁：《共产国际、蒙古与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载俄罗斯《东方》杂志，1996年，第1期。
12、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第495号全宗，目录：第152号，案卷：第45号，第31张。
13、 详见Е.А.卢加宁：《共产国际、蒙古与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载俄罗斯《东方》杂志，1996年，第2期。
14、 详见Е.А.卢加宁：《共产国际的东方档案：苏中关系中鲜为人知的一页》，载《年鉴》第1 分册；《共产国际在蒙古与中国（1925年）》，载《年鉴》，第2 分册；《共产国际，蒙古与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载俄罗斯《东方》杂志，1996年，第1期。
15、 详见Е.А.卢加宁：《1928呼伦贝尔起事史略》（据俄国档案撰写），载第七次蒙古学学者国际会议，俄罗斯代表团报告，莫斯科，1997年。
16、 详见Е.А.卢加宁：《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蒙古（1920—1924）》，载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995 年第2期。
18、 详见E.A.别洛夫：《俄国与1911—1919年期间的泛蒙古运动》，载《俄国与东方：相互关系问题第三届国际会议》上册，克里雅宾斯克，1995年。
19、 详见Е.А.卢加宁：《共产国际、蒙古与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载俄罗斯《东方》杂志，1996年，第2期。
20、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洛托夫秘书处全宗，目录：第25号，文件夹：第1号，夹：第184号，案卷：第2号，第54张。
21、 同上。
22、 同上。目录：第7号，文件夹：557，夹：第38号，案卷：蒙古人民共和国—020，第14张。
23、 同上，第14—15张。
24、 《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国际会议上的苏联——1945年2月4—11日苏美英三国领导人克里米亚会议文件汇编》第4卷，莫斯科，1984年，第130页。
25、 关于雅尔塔谈判的更详细的情况，见Е.А.卢加宁：《雅尔塔与蒙古问题——伟大胜利50周年与东方》，莫斯科，1996年，第9章；《雅尔塔会议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完成国际法程序问题》，载《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6期。
26、 援引Т.勒哈格瓦（Лхагва）的文章《斯大林对蒙古人有什么考虑？》，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 年第3 期。
27、 Ю.鲁道仙：《为蒙古独立而斗争》，载《远东问题》杂志，1997年第2期，第112—123页。
28、 同上第119页。
29、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洛托夫秘书处全宗，目录：7，第560号，第38页。案卷：第110号，第7张。
30、 同上，第8张。
31、 同上，第10张。
32、 М.С.卡皮察（Капица） В.И.伊万年科（Иваненко）：《在斗争中获得的友谊（苏蒙关系）》，莫斯科，1965年，第145页。

《西蒙古史研究》

内容介绍:
本书按不同朝代的专题研究，收入有关蒙元时期斡亦刺的文章四篇、明代瓦刺十一篇、清代准噶尔三篇及典章制度四篇，共计二十二篇，约二十八万字。重点放在元明时期，内容包括族源分布、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人物评价、与中原地区及周围诸族关系等等。各篇虽独立成章，但又有内在联系，基本勾画出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脉络。对一些众说纷纭、久悬难解之重大问题，笔者尽可能地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搜遗辑佚，综汇诸家，钩沉剔微，据实考述，略抒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目录:
厄鲁特族源初探
斡亦剌十三、十四世纪政治经济的变化
斡亦剌贵族与成吉思汗系联姻考述
斡亦刺与周围诸族之关系
瓦剌王猛可帖木儿杂考
明初猛可帖木儿及太平史事钩沉
从经济交流看瓦剌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土木之役与景泰和议
论脱欢、也先与脱脱不花的联盟
也先称汗及其败亡
大同马市与蒙汉关系刍议
东西蒙古纷争及瓦剌西迁
也先之后瓦剌与明廷的联系
明代蒙古和西域关系述略
明前期蒙古与女真
论卫拉特法典
卫拉特法典与噶尔丹洪台吉敕令之比较研究
十五至十八世纪卫拉特社会组织和统治机构
卫拉特蒙古官制演变考述
论准噶尔分布地域的变迁
关于准噶尔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准噶尔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1916》

1911年我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对我国的两百多年封建统治。沙皇俄国趁我国新旧政权交替之机，乘虚而入，对蒙古等我国北部边疆地区进行了疯狂的侵略。我国政府为捍卫领土主权完整曾同沙皇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斗争。自辛亥革命以来，蒙古问题一直是世人瞩目的问题，有关该问题的著作海内外已出版过许多种，但反映中俄两国围绕该问题进行外交斗争的全面而系统的外交档案资料尚未出版过。为了填补这个空白，译者特编译了本书。

本书所收俄国外交文书，译自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于三十年代出版的沙皇政府与临时政府档案文件汇编《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二辑、第三辑，俄国外交部于1914年出版的橙皮书《关于蒙古问题的外交文件集》，以及苏联《红档》杂志总第18期和第37期。这些文件包括1911年7月至1916年3月俄国外交大臣及代理外交大臣给俄国驻华公使、驻库伦领事及俄国派往库伦的对蒙谈判全权代表、俄国驻蒙古外交代表的训令及来往电报，俄国外交大臣及代理外交大臣与内阁总理大臣、财政大臣及陆军大臣的来往密函，内阁会议记录及外交大臣给沙皇的奏折等，共三百六十余件。这些文件反映了沙皇俄国为了吞并我国外蒙古地区，精心策划了外蒙古呼图克图及封建王公“独立”并向他们提供大批武器弹药、巨额贷款、并以武力支持他们的反叛活动。外蒙古“独立”后，沙俄为了进一步控制外蒙古，派对蒙谈判全权代表廓索维慈前往库伦，以威胁利诱手段迫使外蒙古于1912年11月3日签订了俄蒙协约及商务专条。俄蒙协约签订后，激起我国强烈抗议。我国方面为维护自己的主权，同沙俄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斗争，但迫于俄国压力，于1913年11月5日中俄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声明文件，于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签署了中俄蒙协约。沙皇俄国通过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蒙协约迫使中国承认了外蒙古自治，沙俄并通过这些协约以及铁道条约，电线条约，修改税则，派驻蒙外交代表、军事教官、财政顾问，在外蒙古开办银行，帮助组建蒙古旅等，在外蒙古攫取了政治、军事、经济等特权，加速了外蒙古全面殖民地化。沙俄在策划外蒙古“独立”的同时，还策划了呼伦贝尔“独立”，乌泰叛乱，指挥外蒙古军队窜犯内蒙古，吞并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等。此外，本时期的一些文件还反映了俄日两国关系，美日两国的对蒙政策和活动等。总之，本选译向读者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俄国外交档案材料，对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外关系史，特别是我国北部边疆地区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供这方面的学者研究参考。

目录:
1.驻库伦代理领事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1年7月15日〔28日〕
2.代理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1年7月17日〔30日〕
3.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4日〔17日〕
4.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1年8月16日〔29日〕
5.内阁总理大臣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函1911年8月21日〔9月3日〕
6.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1年8月25日〔9月7日〕
7.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廓维慈电1911年8月27日〔9月9日〕
8.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1年9月10日〔23日〕
9.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电1911年9月30日〔10月13日〕
10.俄国驻北京使署致中国外务部备忘录1911年10月6日〔19日〕
11.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1年11月16日〔29日〕
12.驻库伦代理领事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1年11月18日〔12月1日〕
13.驻库伦代理领事致远东司司长科扎科夫报告1911年11月28日〔12月11日〕
14.外交大臣致驻北京代办世清电1911年12月10日〔23日〕
15.外交大臣致驻北京代办世清电1911年1月2日〔15日〕
16.外交大臣上沙皇奏1912年2月15日〔28日〕于圣彼得堡
17.驻北京代办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3月20日〔4月2日〕
18.驻北京代办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2年3月22日〔4月4日〕
19.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4月9日〔22日〕
20.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2年4月10日〔23日〕
21.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2年5月1日〔14日〕
22.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2年5月6日〔19日〕
23.外交大臣致内阁总理大臣兼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2年5月16日〔29日〕
24.驻库伦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5月25日〔6月7日〕
25.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2年6月9日〔22日〕
26.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2年7月20日〔8月2日〕
27.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2年7月20日〔8月2日〕
28.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2年7月24日〔8月6日〕
29.代理外交大臣致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2年7月25日〔8月7日〕
30.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2年7月27日〔8月9日〕
31.远东司司长致驻库伦领事吕巴电1912年7月30日〔8月12日〕
32.内阁会议记录1912年8月12日〔15日〕
33.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2年8月6日〔19日〕
34.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2年8月14日〔27日〕
35.远东司司长致驻库伦总领事吕巴电1912年8月18日〔31日〕
36.外交大臣上尼古拉二世奏1912年8月21日〔9月3日〕
37.外交大臣致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2年8月23日〔9月5日〕
38.外交大臣致对蒙谈判全权代表函1912年8月23日〔9月5日〕
39.远东司司长致外交大臣函1912年8月25日〔9月7日〕
40.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8月30日〔9月12日〕
41.外交大臣致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函1912年9月4日〔17日〕
42.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2年9月8日〔21日〕
43.代理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2年9月10日〔23日〕
44.代理外交大臣致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函1912年9月14日〔27日〕
45.远东司司长致驻库伦总领事吕巴电1912年9月16日〔29日〕
46.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及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电1912年9月18日〔10月1日〕
47.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2年9月20日〔10月3日〕
48.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2年9月20日〔10月3日〕
49.对蒙谈判全权代理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9月23日〔10月6日〕
50.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2年9月23日〔10月6日〕
51.对蒙谈判全权代理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2年9月24日〔10月7日〕
52.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9月25日〔10月8日〕
53.远东司司长致对蒙谈判全权代表廓索维慈电1912年9月25日〔10月8日〕
54.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2年9月25日〔10月8日〕
55.代理外交大臣致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2年9月26日〔10月9日〕
56.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9月27日〔10月10日〕
57.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2年9月27日〔10月10日〕
58.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9月28日〔10月11日〕
59.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9月28日〔10月11日〕
60.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函1912年9月28日〔10月11日〕
61.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9月29日〔10月12日〕
62.外交大臣致对蒙谈判全权代表廓索维慈电1912年9月29日〔10月12日〕
63.外交大臣致对蒙谈判全权代表电1912年9月29日〔10月12日〕
64.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的9月30日〔10月13日〕
65.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0月1日〔14日〕
66.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2年10月2日〔15日〕
67.外交大臣致对蒙谈判全权代表廓索维慈电1912年10月3日〔16日〕
68.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8日〕
69.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0月9日〔22日〕
70.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0月11日〔24日〕
71.外交大臣致对蒙谈判全权代表电1912年10月14日〔27日〕
72.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0月16日〔29日〕
73.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0月16日〔29日〕
74.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0月17日〔30日〕
75.外交大臣致对蒙谈判全权代表电1912年10月18日〔31日〕
76.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0月19日〔11月1日〕
77.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0月21日〔11月3日〕
78.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0月21日〔11月3日〕
79.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0月22日〔11月4日〕
80.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0月24日〔11月6日〕
81.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0月25日〔11月7日〕
82.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0月26日〔11月8日〕
83.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0月27日〔11月9日〕
84.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3日〔16日〕
85.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1月6日〔19日〕
86.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7日〔20日〕
87.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1月9日〔22日〕
88.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10日〔23日〕
89.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1月11日〔24日〕
90.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12日〔25日〕
91.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12日〔25日〕
92.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13日〔26日〕
93.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1月14日〔27日〕
94.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17日〔30日〕
95.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24日〔12月7日〕
96.外交大臣致对蒙谈判全权代表电1912年11月25日〔12月8日〕
97.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1月26日〔12月9日〕
98.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28日〔12月11日〕
99.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报告1912年11月30日〔12月13日〕
100.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2月5日〔18日〕
101.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2月5日〔18日〕
102.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2月10日〔23日〕
103.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2月18日〔31日〕
104.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2月29日〔1913年1月11日〕
105.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1月3日〔16日〕
106.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1月5日〔18日〕
107.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1月8日〔21日〕
108.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1月16日〔29日〕
109.外交大臣致对蒙谈判全权代表电1913年1月22日〔2月4日〕
110.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1月23日〔2月5日〕
111.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2月4日〔17日〕
112.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2月6日〔19日〕
113.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3月10日〔23日〕
114.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3月12日〔25日〕
115.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4月3日〔16日〕
116.外交大臣致对蒙谈判全权代表电1913年4月5日〔18日〕
117.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4月9日〔22日〕
118.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4月10日〔23日〕
119.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4月21日〔5月4日〕
120.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4月24日〔5月7日〕
121.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4月26日〔5月9日〕
122.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4月30日〔5月13日〕
123.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5月22日〔6月4日〕
124.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5月25日〔6月7日〕
125.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5月29日〔6月11日〕
126.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6月4日〔17日〕
127.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6月6日〔19日〕
128.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6月20日〔7月3日〕
129.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6月28日〔7月11日〕
130.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6月30日〔7月13日〕
131.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7月1日〔14日〕
132.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电1913年7月1日〔14日〕
133.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7月6日〔19日〕
134.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7月11日〔24日〕
135.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8月13日〔29日〕
136.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8月15日〔28日〕
137.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8月23日〔9月5日〕
138.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8月24日〔9月6日〕
139.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电1913年8月30日〔9月12日〕
140.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8月31日〔9月14日〕
141.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9月5日〔18日〕
142.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9月6日〔19日〕
143.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9月11日〔24日〕
144.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9月13日〔26日〕
145.驻华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电1913年9月16日〔29日〕
146.驻华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电1913年9月18日〔9月1日〕
147.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9月22日〔10月5日〕
148.驻华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电1913年9月25日〔10月8日〕
149.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9月28日〔10月11日〕
150.驻华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电1913年10月2日〔15日〕
151.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10月5日〔18日〕
152.驻华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电1913年10月10日〔23日〕
153.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10月11日〔24日〕
154.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10月14日〔27日〕
155.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10月15日〔28日〕
156.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10月16日〔29日〕
157.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3年10月19日〔11月1日〕
158.驻蒙古外交代表紧急报告1913年10月19日〔11月1日〕
159.外交部日志1913年10月21日〔11月3日〕
160.驻北京公使密电1913年10月23日〔11月5日〕
161.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10月23日〔11月5日〕
162.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10月23日〔11月5日〕
163.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电1913年10月25日〔11月7日〕
164.代理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0月28日〔11月10日〕
165.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密电1913年10月28日〔11月10日〕
166.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0月28日〔11月10日〕
167.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0月28日〔11月10日〕
168.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0月28日〔11月10日〕
169.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0月31日〔11月13日〕
170.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密电1913年10月31日〔11月13日〕
171.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1月2日〔15日〕
172.驻北京公使密电1913年11月2日〔15日〕
173.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1月3日〔16日〕
174.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密电1913年11月5日〔18日〕
175.驻北京公使密电1913年11月5日〔18日〕
176.外交副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密电1913年11月6日〔19日〕
177.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1月7日〔20日〕
178.代理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1月8日〔21日〕
179.驻蒙古外交代表紧急报告1913年11月8日〔21日〕
180.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1月12日〔25日〕
181.驻蒙古外交代表电1913年11月13日〔26日〕
182.驻蒙古外交代表紧急报告1913年11月18日〔12月2日〕
183.驻蒙古外交代表紧急报告1913年11月19日〔12月2日〕
184.奏折草稿
185.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函稿
186.外交副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1月26日〔12月9日〕
187.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密电1913年11月30日〔12月13日〕
188.蒙古特使蒙古内阁总理大臣致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函(译文)1913年12月3日16日〕
189.蒙古特使蒙古内阁总理大臣致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函(译文)1913年12月3日〔16日〕
190.驻柏林大使紧急报告1913年12月4日〔17〕
191.蒙古特使致中国驻彼得堡公使照会抄件(译文)1913年12月4日〔17日〕
192.蒙古特使致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函(译文)1913年12月6日〔19日〕
193.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2月7日〔20日〕
194.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密电1913年12月10日〔23日〕
195.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2月14日〔27日〕
196.驻北京公使密电1913年12月15日〔28日〕
197.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密电1913年12月16日〔29日〕
198. 驻蒙古外交代表紧急报告1913年12月16日〔29日〕
199.驻蒙古外交代表紧急报告1913年12月16日〔29日〕
200.外交部致蒙古特使三音诺彦汗照会1913年12月21日〔1914年1月4日〕
201.巴德马耶夫医生致尼古拉·罗曼诺夫函1913年12月23日〔1914年1月5日〕
202.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2月23日〔1914年1月5日〕
203.蒙古特使致外交部照会抄件(译文)1913年12月25日〔1914年1月7日〕
204.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3年12月29日〔1914年1月11日〕
205.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4年1月2日〔15日〕
206.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函1914年1月2日〔15日〕
207.驻东京大使密电1914年1月2日〔15日〕
208.驻东京大使密电1914年1月3日〔16日〕
209.外交大臣沙查诺夫致驻东京大使电1914年1月5日〔18日〕
210.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4年1月5日〔18日〕
211.外交大臣上沙皇奏1914年1月6日〔19日〕
212.驻北京公使致驻海拉尔副领事吴萨谛公函1914年1月7日〔20日〕
213.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4年1月10日〔23日〕
214.驻东京大使密电1914年1月10日〔23日〕
215.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4年1月11日〔24日〕
216.外交大臣上沙皇奏1914年1月12日〔25日〕
217.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4年1月16日〔29日〕
218.驻蒙古外交代表密电1914年1月16日〔29日〕
219.科扎科夫致驻海拉尔副领事密电1914年1月16日〔29日〕
220.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函1914年1月17日〔30日〕
221.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1月24日〔2月6日〕
222.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4年1月28日〔2月10日〕
223.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4年2月6日〔19日〕
224.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4年2月6日〔19日〕
225.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4年2月6日〔19日〕
226.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2月10日〔23日〕
227.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4年2月17日 〔3月2日〕
228.英国驻彼得堡大使馆致外交大臣备忘录1914年2月18日〔3月3日〕
229.1914年2月25日〔3月10日〕外交部就竭力为外国对蒙贸易确立制度问题所召开的各部联席会议记录
230.外交大臣致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及土地规划与农业总管理局副局长伊格纳切夫函1914年2月25日〔3月10日〕
231.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4年2月27日〔3月12日〕
232.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2月27日〔3月12日〕
233.外交大臣致驻东京大使马列夫斯基电1914年2月28日〔3月13日〕
234.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3月1日〔14日〕
235.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4年3月3日〔16日〕
236.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4年3月3日〔16日〕
237.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4年3月3日〔16日〕
238.俄国驻北京公使馆致外交总长孙宝琦备忘录1914年3月7日〔20日〕
239.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4年3月7日〔20日〕
240.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4年3月9日〔22日〕
241.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3月10日〔23日〕
242.中国外交部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备忘录1914年3月11日〔24日〕
243.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3月12日〔25日〕
244.驻东京大使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3月14日〔27日〕
245.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3月18日〔31日〕
246.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3月18日〔31日〕
247.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4年3月18日〔31日〕
248.驻北京公使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4年3月21日〔4月3日〕
249.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3月21日〔4月3日〕
250.内阁总理大臣致外交大臣函1914年3月21日〔4月3日〕
251.外交大臣致内阁总理大臣戈列梅金函1914年3月25日〔4月7日〕
252.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4年3月26日〔4月8日〕
253.外交大臣上尼古拉二世奏1914年3月29日〔4月11日〕
254.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3月31日〔4月13日〕
255.外交大臣致驻库伦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4年4月9日〔22日〕
256.内阁会议特别议事录1914年4月24日〔5月7日〕
257.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4月26日〔5月9日〕
258.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4年4月30日〔5月13日〕
259.外交大臣致英国驻彼得堡布坎南备忘录1914年5月8日〔21日〕
260.外交大臣致北京代办格拉卫函1914年5月14日〔27日〕
261.驻北京代办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5月20日〔6月2日〕
262.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5月20日〔6月2日〕
263.外交副大臣致驻北京代办电1914年5月22日〔6月4日〕
264.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5月28日〔6月10日〕
265.外交部一等参事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1914年5月30日〔6月12日〕
266.外交部一等参事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4年6月2日〔15日〕
267.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紧急报告1914年6月2日〔15日〕
268.外交部一等参事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4年6月4日〔17日〕
269.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4年6月9日〔22日〕
270.驻北京代办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6月18日〔7月1日〕
271.外交大臣致驻北京代办格拉卫电1914年6月23日〔7月6日〕
272.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巴尔克函1914年6月23日〔7月6日〕
273.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函 1914年6月23日〔7月6日〕
274.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函 1914年6月23日〔7月6日〕
275.驻北京代办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6月26日〔7月9日〕
276.驻蒙古外交代表兼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6月26日〔7月9日〕
277.远东司代理司长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密勒尔电 1914年6月28日〔7月11日〕
278.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副大臣尼拉托夫函 1914年6月29日〔7月12日〕
279.外交大臣致驻北京代办格拉卫电1914年6月1日〔14日〕
280.关于在蒙古开办俄国信贷机构问题1914年7月2日〔15日〕各部联席会议记录
281.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7月4日〔17日〕
282.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7月4日〔17日〕
283.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7月4日〔17日〕
284.向大总管贡布多尔济宣布的皇帝旨意本文1914年7月4日〔17日〕
285.大总管贡布多尔济保证书1914年7月4日〔17日〕
286.第四政治司代理司长致驻北京代办格拉卫电1914年7月6日〔19日〕
287.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密勒尔电1914年7月6日〔19日〕
288.外交大臣致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函1914年7月8日〔21日〕
289.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7月8日〔21日〕
290.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7月10日〔23日〕
291.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7月11日24日〕
292.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密勒尔电1914年7月16日〔29日〕
293.陆军大臣致外交大臣函1914年7月16日〔29日〕
294.内阁会议特别议事录1914年7月17日〔30日〕
295.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密勒尔电1914年7月18日〔31日〕
296.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大臣函1914年7月19日〔8月1日〕
297.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7月22日〔8月4日〕
298.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7月22日〔8月4日〕
299.外交大臣致驻北京代办格拉卫电1914年7月26日〔8月8日〕
300.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4年10月15日〔28日〕
301.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4年11月25日〔12月8日〕
302.恰克图三方谈判俄国全权专使致中国政府全权专使备忘录(译文)1914年12月11日〔24日〕
303.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4年12月16日〔29日〕
304.中国驻彼得格勒公使馆致外交大臣备忘录1914年12月17日〔30日〕
305.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1月2日〔1月15日〕
306.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1月3日〔16日〕
307.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月7日〔1月20日〕
308.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1月8日〔21日〕
309.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1月9日〔22日〕
310.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月9日〔22日〕
311.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1月17日〔30日〕
312.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1月20日〔2月2日〕
313.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1月30日〔2月12日〕
314.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2月13日〔26日〕
315.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2月19日〔3月4日〕
316.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2月28日〔3月13日〕
317.外交副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3月2日〔3月15日〕
318.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3月4日〔3月17日〕
319.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3月10日〔23日〕
320.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3月16日〔29日〕
321.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3月21日〔4月3日〕
322.驻海拉尔副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3月31日〔4月13日〕
323.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4月8日〔21日〕
324.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5年4月10日〔23日〕
325.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4月25日〔5月8日〕
326.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5月4日〔17日〕
327.驻北京公使致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照会1915年5月25日〔6月7日〕
328.中国外交总长致俄国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照会1915年5月25日〔6月7日〕
329.外交大臣致财政大臣巴尔克函1915年6月22日〔7月5日〕
330.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6月26日〔7月9日〕
331.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7月6日〔19日〕
332.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电1915年8月28日〔9月10日〕
333.驻海拉尔副领事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报告1915年9月5日〔18日〕
334.驻海拉尔副领事致帝国驻北京公使馆报告1915年9月29日〔10月12日〕
335.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5年10月9日〔22日〕
336.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0月15日〔28日〕
337.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10月20日〔11月20日〕
338.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10月24日〔11月6日〕
339.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0月25日〔11月7日〕
340.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5年10月28日〔11月10日〕
341.驻海拉尔副领事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1日〔14日〕
342.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2日〔15日〕
343.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5年11月12日〔25日〕
344.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15日〔28日〕
345.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18日〔12月1日〕
346.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21日〔12月4日〕
347.外交副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5年11月24日〔12月7日〕
348.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5年11月25日〔12月8日〕
349.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1月27日〔12月10日〕
350.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函1915年12月5日〔18日〕
351.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5年12月7日〔20日〕
352.驻海拉尔副领事致外交部第四政治司报告1915的12月14日〔27日〕
353.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2月21日〔1916年1月3日〕
354.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报告1915年12月29日〔1916年1月11日〕
355.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5年12月30日〔1916年1月12日〕
356.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5年12月31日〔1916年1月13日〕
357.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6年1月3日〔16日〕
358.外交副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6年1月8日〔21日〕
359.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6年2月10日〔23日〕
360.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6年2月17日〔3月1日〕
361.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6年2月17日〔3月1日〕
362.驻北京公使致外交总长函1916年2月24日〔3月8日〕
363.外交副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1916年3月5日〔18日〕
364.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6年3月30日〔4月12日〕

藏人自焚是分裂活动吗？

中国警告藏民不要搞分裂活动
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在藏历新年期间来到四川阿坝、甘孜等地区，警告藏人要遵守法律，反对分裂活动。这一地区是过去多次发生藏人自焚事件的中心。

《四川日报》周五（24日）的报道说，刘奇葆在本周初访问该地区时告诉藏民和僧侣要支持中国共产党。刘奇葆表示，今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因为要召开十八大，同时还要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实现科学发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加快藏区发展、维护藏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刘奇葆说，要坚决打击分裂破坏和其他犯罪活动，他说，“既没有法外之寺，也没有法外之人，寺庙和僧尼要服从政府的管理。”

自从阿坝和甘孜地区发生多起自焚事件之后，中共在当地部署了更多的保安警察，当地的僧侣和当局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中国政府指责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鼓动藏人自焚。但西藏流亡政府说，是中国的西藏政策导致藏人自焚抗议。

北纬28度的愤怒 (2011年5月30日 星期一)

新浪微博上说今天在北纬28和47度上发生了两件事情，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声音解释到底发生了那两件事情，到底又是那两个地方的声音被屏蔽了。人们在微博上匆忙的奔走，却不再相告。有意思的是，作为同样身在外地的我，看着这两个坐标，眼睛里面依旧出现的迷雾一样的无知无觉。尽管这双眼睛已经看见了墙外的无助，压迫，激动和愤怒。

莫日根，一切的事情开始的时侯是从这样的一个点展开的，然后是牧民的愤怒，他们的身体在自由的地方，同时恶劣的天气，不断沙化的草原，和不断更迭的政策充斥在这里，不快乐是不快乐，但是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又有谁是快乐的呢。自由在不远处，拥有权利的人一时鞭长莫及，触摸着和自由相隔的薄膜，依旧能感受到自由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卡车开过的时候，我们如此的愤怒，这种愤怒本来可以被无限期的延迟，在早已失去的领土界限里面，还可以继续之前平静艰苦的生活，早已失去自己的语言，却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去更好的地方接受教育，失去的信仰，虽然只能静静的压在心底，但我们漫不经心的表情让外面的人以为我们早已被同化，早已没有了坚守。愤怒在这个时候是面对卡车的入侵时这个民族最后的表情。

现在的莫日根连尸首都不在了，在蒙族人的葬礼里面没有尸首，没有喇嘛们的祈祷，没有家人的围绕，这是我们能想到最可怕的死亡，但是在这个国家，和权力的操纵者得眼里这些东西轻微的不值一提，就像汉族司机为我们牧民的生命标上了加码，一个人40万，在包头这样的三线将二线的小城市连个90平米的房子都买不起，然后他们希望我们放弃整个草原，谢谢，我们放弃的够过的了，现在轮到你们了，在我们牧民，我们蒙族人的愤怒中看是放弃你们的盔甲，放弃你们虚伪而高高在上的微笑，放弃你们自以为的和平和无止境的侵扰的欲望，谢谢，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在以一个民族和你对话，不是在一个受到伤害的群体和你对话，我们是在以站在正义一方讨伐你们非正义的立场，杨佳说，如果你不给我一个说法，那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好吧，现在如过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带着我们的牲畜土地，自由和重新打包好的愤怒离开你们的国家，现在就是渴求独立，你不要再扣我们帽子了，你口中一切非正义的词汇，现在都变的无比的正义和合理.

蒙族的同胞们啊，请记住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这种愤怒，我们应该觉醒了，应该为离开做准备了，应该为独立做准备了，为了让我们今天被破坏的杂乱不堪的城市变成青草遍地，城中草原，草原中城，让我们的湿地和无与伦比的美景回到我们身边，让所有的民族都可以平等自由的生活在这里，自由追求自己的信仰，让义务教育真正做到义务教育，在上大学之前都不用交一分钱，每个孩子都有免费的早午餐吃，在偏远的牧区，人们用直升飞机和机动车来放羊，哪里的孩子被机动车接送到学校上课，成立无数的蒙语学校，在大学之前，无论是汉语授课还是蒙语授课的学校都将一视同仁，大学使用全英文授课，完全和国际学术接轨，汉族蒙族鄂温克，无论哪个民族都是一个民族，我们都是南蒙古人，

这些绝对不是臆想，南蒙古的丰富的矿藏和财富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并且在谨慎的开发和积极的环境治理下，整个地方会变成中亚的天堂，这里比所有地方都有资格成为世界上最富有人民最幸福的地方。我们缺少的知识民主的社会体制和对自由的尊总，请起来吧，我爱的南蒙古人民，用你们的声音为这个梦想的实现，祈祷，努力，释放我们的愤怒， 震慑这个可怕的国家吧。

蒙日春季启动两国EPA谈判

据日本共同社2月20日消息，蒙古国总理巴特包勒德日前表示计划于3月访问日本，并在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会谈中“把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作为重要议题之一”，表达了希望尽快启动EPA谈判的想法。

报道称，巴特包勒德期待通过EPA使两国间的投资额翻番，强调将在稀土等资源及核能领域加强两国合作。蒙古通过加速资源开发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2011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增长了17.3%。不过鉴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也为获得资源和提高经济活力积极开拓蒙古市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日蒙原计划最早在去年春季启动两国EPA谈判，但因日本大地震等原因而延期。日本产业界期待日蒙EPA能有利于确保中国限制出口的稀土以及煤、铀等资源。

巴特包勒德指出：“随着EPA的签署，两国间投资额有望在3-4年内翻番。”他称，“蒙古资源丰富，日本拥有尖端技术。两国可在众多领域合作以实现互惠互利。特别希望从日本引进先进技术。”巴特包勒德希望日本企业进军该国制造业和基建领域。

伊盟准格尔王爷：那森达赖

他是近代王公贵族中传奇式铁腕人物，用聪明才智取得政权；他赶走为非作歹的边官剿灭土匪，繁荣了地方；他为沙圪堵的经济发展和早期繁荣做出了贡献——

打败王位继承人赛春嘎，成了名正言顺的准旗东协理

1870年3月，那森达赖出生于准格尔旗一个没落的四等台吉家庭，青少年时代他给人揽过工受过苦，每到冬天就穿着烂皮袄赶上牛车到煤窑拉炭。他家住沙圪堵河西的杨家湾，从小失学没读过汉书，但他绝顶聪明，未曾经师就粗通蒙古文。那森达赖好赌，性格开朗又有极好的口才，成天在沙圪堵的几家小店中闲说，还能唱一口很好听的山曲（后来叫漫瀚调），常常和人们海侃神聊或对歌喝酒到次日天明。

那森达赖有一个好老婆，夫妻俩日子虽穷但很和睦。别看他在外面霸道野性十足，回到家里对老婆却是格外地恭顺。那森达赖的老婆是个聪明贤惠的蒙古族女人，丈夫每天游手好闲，她诚恳地劝丈夫做点正经事。听了老婆的忠告，那森达赖经人介绍来到了准旗南坪丹丕勒官府家帮忙做营生。在丹丕勒家，他勤快又机灵受到老官府一家人的赞赏。在丹丕勒的提携下，那森达赖于1897年冬住进了准格尔旗衙门，当了一名小先生，即给仕官们提茶倒水。准格尔旗衙门等于王爷下面一个“内阁”，东西协理等轮流值班，管理旗务。经常有大小先生负责旗内文书材料。每一个台吉的家谱档案和全旗蒙古人的户口，都在衙门里保存着。那森达赖在衙门工作，得以稍通文墨。

那森达赖身高六尺有余，长得英俊魁梧，因出生于贵族家庭，所以住进衙门以后，老少男女全叫他大汉台吉。那时候，老王爷扎那格尔迪还在世，但旗务大事尽为丹丕勒把持。那森达赖很被丹丕勒所器重，很快由一名小先生升成了大先生，即掌管了衙门的文案。他很想有一番作为，经过刻苦的自学，没用一年即锻炼得能提笔行文。

1900年秋，老王爷驾鹤西去，他的4个儿子有3个皆因酒色过度少亡。四儿子娶了皇室中最有势力的定王的女儿。可是没过几年，老王爷的四儿子也先他而去，只留下四儿媳（人称四奶奶）一人。老王爷兄弟3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只留下一个儿子叫赛春嘎，老三自幼出家当了喇嘛。按照盟旗王公制度，老大无后，老三出家，老二家的独子理应成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赛春嘎聪明外露过早，几年前曾受人鼓动，乘着老王爷在世，想把丹丕勒等仕官们侵占的旗公地全部夺回，结果被丹丕勒等人轻而易举地顶回，还引起丹丕勒对他的不满。又因他看不惯寡嫂四奶奶放荡不羁的行为，特别是那森达赖巴结勾搭上四奶奶之后，他还组织人马鸣枪警告过他们，这样又惹恼了四奶奶。果不其然，在衙门讨论谁为王位继承人的问题时，以丹丕勒为首的一方坚决主张由老王爷的三弟还俗登基；而以丹丕勒的仇人亲家、东梅林纳木达克色楞为首的另一方力主由老王爷的亲侄子赛春嘎继位。正当两方争执不下的时候，那森达赖暗中请出四奶奶，经四奶奶出面就挫败了还在做着美梦的赛春嘎。之后，旗衙门正式呈报由出家多年且年已61岁的老三爷还俗担任了札萨克。

1905年，丹丕勒因率领蒙古人武装抗垦被官军俘获，绥远城将军贻谷深知不除丹丕勒自己放垦政策难以推行，于是奏请政事堂王爷批准，先从准格尔旗开刀，杀一儆百。次年正月，丹丕勒被害于归化城。丹丕勒死后，他的遗缺由丹布林补任。在此之前，那森达赖在四奶奶的帮助下荣任了旗衙门的记名东协理。1909年，丹布林病故，那森达赖可补东协理的职位。然而，赛春嘎出面争夺职位，为此两人打官司打到绥远省将军衙门。按理说，那森达赖势单力薄，又缺少银两，打官司必输无疑。然而，他就是凭着头脑清醒、手段高明，又以四奶奶这张王牌，打败了赛春嘎。一纸理藩院的批文，那森达赖成了名正言顺的准格尔旗东协理。

收回柴炭税征收权赶走为非作歹的边官，剿灭土匪名声大震

赛春嘎不甘心争夺东协理的失利，于1911年7月花大钱雇用土默川土匪刘三林子等企图杀害那森达赖，以图代之。那森达赖组织人马对抗，把土匪们吓回了萨拉齐的双龙镇。为了不被他人杀害，那森达赖在以后的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利用赛春嘎勾结土匪的事由，说动绥远将军衙门派兵，他作为协剿者将赛春嘎击毙在家中。 辛亥革命时，阎锡山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杀了山西抚台陆钏琦，清廷立时派兵征剿，阎锡山因兵力不足向西退却，在由河曲到包头路经准格尔旗的时候，那森达赖给予殷勤厚待，并跟阎锡山磕头结拜。一个月后，阎锡山由托县返回山西，那森达赖还支援了他五十石糜米。受阎锡山影响，那森达赖立誓要在准格尔旗干出一番事业。1912年末，那森达赖与西蒙王公齐集归绥，联合发表了反对外蒙古独立的檄文，表明他的爱国立场。然后，他到京翊赞共和，以东协理的原职被大总统封为“辅国公台吉”，从此，人们称他为“那公爷”。

1913年，那森达赖叫堂弟奇文英带领人马到陕西省府谷县的古城，砸了民国政府设在那里的税卡子，收回了准格尔旗的柴炭税征收权。同时，他又将神木理事通知衙门派出的51人包围在准格尔旗境内的树林里，把所有“来宾”的衣服剥光，让他们光着身子跑回神木。从此，这些理事再也不敢到准格尔旗巡视，也不敢来伊盟收取进贡的金银财宝和汉人的烟囱税。那森达赖赶走了为非作歹欺压蒙古族人200多年的神木二府边官，真正替伊盟人出了口气。

就在这一年，那森达赖带领人马处决了格什巴图，顺应了民意，大快了准格尔旗的人心。格什巴图是东协理丹丕勒的女婿，他投靠绥远的垦务局，四处劝垦，从中获利发了横财，因为引着清兵杀害了丹丕勒，击散了抗垦斗争的队伍，罪恶深重，所以当谭胡两军撤离准格尔旗时，格什巴图深知准格尔旗的蒙古人不会饶恕他，便让五原厅的姚仁山给他留下兵丁，以保护自己。辛亥革命后，五原厅的兵撤走，那森达赖便亲自带着人马到郝召赖沟格什巴图的住宅去捉拿他。格什巴图听说那公爷上门，忙着整了整衣冠，谁料刚一开门就被那森达赖揪住了领口，不容分说拉出门外举起马棒就打。此时，格什巴图已60多岁，没用几下就打得动弹不得了。那森达赖随即令人用马把他拖回衙门，继续开庭鞭拷。第二天，格什巴图就死在了狱中。

1914年前后，绥远地区土匪蜂起司令遍地。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那森达赖派出胞弟唐森喇嘛和奇文英等人穷追猛打，土匪刘三林子、刘四林子等在平川不能立脚，跑到大青山里，凭借地势险要以保存自己，但最终还是被消灭了。那森达赖剿除了土匪后，给参战的每个官兵犒赏了用一块银元制作的功牌。此事不仅轰动了准格尔旗，也轰动了绥远、包头、萨拉齐、托克托、土默特旗。绥远城将军张绍曾报告给袁世凯，大总统府给那森达赖颁发了一枚文虎奖章，从此，那森达赖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便威名大震。

沙圪堵成了“小京都”，陕晋买卖人纷纷到准格尔旗经商

1915年，老三爷病故，他的独子阿拉腾敖齐尔刚9岁，未到继位年龄，那森达赖顺理成了护理札萨克，实际上就成了准格尔旗的最高统治者。 1916年，那森达赖被封为世袭“镇国公台吉”。1917年，他把衙门搬回杨家湾，大兴土木，修建了格局新颖、规模宏伟的国公府。他自己出资，在沙圪堵修出了一条亘古未有的街道，街的东西两面修盖起千余间铺面，可供商家经商贸易。其间，那森达赖带着人马亲自到山西各县招商，吸引来数十家大买卖。原先山西河曲和陕西府谷的商号非常殷实，做草地生意都集中在哈拉寨。那森达赖修起沙圪堵镇，还定出许多优待商人的条款，这样，山西和陕西的买卖人纷纷到准格尔旗经商，他们把那森达赖认作东家，沙圪堵发展成了繁荣的“小京都”。随后，那森达赖规定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市日”，在他的影响下，五字湾、暖水、纳林等镇先后建成，与沙圪堵并称“四大商镇”。那森达赖则成了人们公认的晋绥陕三省边区第一个大地主和大财主。在他统治期间，没有破坏生产力，而是保护了各种行业的正常经营，特别是商业的兴盛和四大商镇的形成，更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和蒙汉人民的往来。

1922年，绥远地区哥老会的大龙头杨万桢策动各地的哥老会，给绥远都统马福祥来了一个“海水大潮”，刹那间，哥老会有了取代县衙署之势。他们到处设香堂开山，用各种刑罚整治会内吃混水的派外分子和会外的“白头牛”，特别是萨托二县和后套各地以及伊盟的梁外，哥老会的活动十分猖獗，普通百姓大多受到勒索刁抢，搞得马福祥焦头烂额毫无办法。情急之中，马福祥想到那森达赖是个铁腕人物，除了他无人能对付得了哥老会，于是将那森达赖请到归绥商讨对策，并委任他为绥西“剿匪司令”。那森达赖回到准格尔旗先将东胜、达拉特旗梁外的哥老会挫败，又率领他的巡防马队到了河套川的将军窑子，对萨托二县的哥老会成员展开大肆的搜捕。他坐镇将军窑子亲自提审人犯现场作出判决，有钱的罚款，无钱的砍头，整整用了两个半月，终于用重典把哥老会的活动给压了下去。马福祥对那森达赖能在短期内压服哥老会给了很厚的奖赏。那森达赖撤回时从将军窑子满满拉了几十车财物，尽数充实了他的银窖。

贿买盟长落空，儿子仗义疏财心怀大志创办第一所蒙旗学校

那森达赖有二子二女，其中二儿子奇子俊自幼聪明，17岁就已通晓蒙汉两种语言。1923年末，奇子俊到苏联求学，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直接影响，他是乌兰夫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的同学。乌兰夫、李森等在土默特川搞革命遭受迫害时，曾受到奇子俊的掩护而转危为安。

1924年，伊盟盟长职位出现空缺，那森达赖派奇子俊带着24万银元，到北京为他活动盟长之位。奇子俊到京后，谎称父亲已经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伊盟盟长。可是当时想攫取伊盟盟长职务的各旗札萨克还大有人在，他们揭露那森达赖不是王爷，根本没资格当盟长，因而奇子俊的活动没有成功，那森达赖的希望化为泡影。

买盟长的钱没多花出去，却给奇子俊的外交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经费。奇子俊在北京由山西著名人物赵守钰引见，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派人物于右任和孙岳，于右任到东洋时奇子俊资助其5000银元的盘缠，并电告父亲拨出糜米500石，由萨县东麦达召车站装运到了北京充了军粮。此间，奇子俊还通过孙岳，晋谒了国民军的首脑冯玉祥。冯玉祥为了在蒙旗培植势力，委任他为“陕甘豫”剿匪司令部骑兵团团长，隶属孙岳指挥。而后他又通过冯玉祥认识了领导杭锦旗、达拉特后套地区“独贵龙”运动的领袖旺丹尼玛以及在雍和宫避难的乌审旗“独贵龙”运动的领袖席尼喇嘛。奇子俊因受旺丹尼玛和席尼喇嘛的影响，决心到外蒙古作一次实地考察。

1924年秋，奇子俊偕同席尼喇嘛等一行赴乌兰巴托。他们在乌兰巴托受到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乔巴山的热情接见。奇子俊返回祖国后，在张家口参加了进步党派“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大会，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从此，奇子俊投身到了民主革命的洪流。他认识到，要想改革蒙旗的落后面貌，必须兴办教育。于是他创办了鄂尔多斯高原上第一所蒙旗学校——同仁学校，并在北京的晚报上登出广告，招聘有为青年到准格尔旗任教。

壮大武装力量购买枪炮，经济上对地主和贵族展开吞并挤压

那森达赖执政后，冲破了清王朝不准蒙旗建立军队的禁令。他非常懂得要稳定政权必须依靠军队的道理。他说：“如果没有军队，那就会受别人的欺负，有了军队，腰杆子自会硬起来，谁只要侵犯了准格尔旗，哪怕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账记下来，到时候彻底清算。”为了换回旗里所需物资，那森达赖向山西倾销鸦片。1926年，他居然从山西弄回了大炮，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为巩固政权，那森达赖在执政的前10年，有了钱就扩充军队，购买武器，他从青岛雇回枪匠，在杨家湾设立了一个小型兵工厂。

那森达赖从来不侵犯其它蒙旗，也不空喊自治独立的口号。在经济上，他专吃大户。他的绝大部分经济，是对汉族中的地主和蒙古族中贵族们展开无情的吞并和挤压。他的方法很讲策略，办法奇特。他先把粮食寄放在地主家中，三五年不去要，专等地主动用了他的粮食才派人逼要。地主措手不及，只好把土地折价偿还。河套川大老财刘铁牛等人的好地就这样落到了那森达赖的手里。他对蒙古族贵族采用的方法是赊给鸦片，而后以七两薤片折一个50两重的元宝，向无法还债的贵族收取，让这些贵族落下打不完的“饥荒”，以致破产。用这种办法，他也曾把河曲、府谷许多地主的良田囊括手中。

准格尔旗的蒙古人在康乾盛世时有六七万人，到了民国初年仅剩下3万余人，而且还在不断外逃，直到那森达赖执政期间，蒙古族人口才逐步趋向稳定。

儿子密友为父复仇，那氏父子俩被枪杀在杨家湾国公府内

那森达赖为了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任命没有住过衙门的奇子俊为西协理，这在准格尔旗有违蒙旗旧例，惹恼了已经熬成白头本应补缺西协理的管旗章京阿拉腾扎布。阿拉腾扎布一气之下愤然辞职回了老家，之后领着侄儿到太原去告状。1928年，土匪王英带领匪军侵占准格尔旗，阿拉腾扎布则随着王英匪军回到旗里，意欲在王英的资助下执掌旗内事务。时过月余，当王英撤离准格尔旗后，那森达赖立马派“叛兵”投降了阿拉腾扎布，并乘其不备将他击毙在梦中。

阿拉腾扎布的儿子奇寿山自幼和奇子俊一起长大，两人年龄相仿，曾是要好的朋友，二人向来以兄弟称呼。阿拉腾扎布被害后，奇寿山就逃离准格尔旗四处流浪。奇子俊认为，父辈的仇恨不应当延续到下辈人。于是他在外出路过归绥时，设法找到了躲藏的奇寿山，说服奇寿山不避前嫌，与自己携起手来，共谋大业。他先保送奇寿山到河南洛阳军官学校特种兵科受训，后又保送他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学习。奇子俊的真诚感动了奇寿山，使奇寿山下决心追随奇子俊。他在奇子俊招兵建军时，入伍当了排长，后来又当了奇子俊的少校参谋，吃住在杨家湾大院里。

那森达赖见奇寿山不记父仇，与儿子结为朋友，表面上很是欢迎，背后却又算计着斩草除根。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又一次劝说儿子奇子俊要及早杀掉奇寿山，免得夜长梦多。没想到正巧被经过门外的奇寿山的身边人听到了，马上告诉了奇寿山，本来就戒心未除的奇寿山决定先下手为强。

1932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四），奇寿山伙同奇子俊的6个卫士埋伏在杨家湾的国公府里外院。奇寿山自己携带手枪走入奇子俊屋内，奇子俊正在洗脸，他回过头来和奇寿山说了几句话，奇寿山抽出手枪向奇子俊脑后射击，但子弹在弹槽内卡住了，未发。奇子俊见此危急情景，不加抵抗，反而跑向院内向父亲那森达赖呼救。这时藏在内院的奇景峰，跑到奇子俊跟前问：“怎么了？”奇子俊见是自己“心腹人”，停下脚步，正要告诉原委，想不到奇景峰从侧面向他开了一枪，奇子俊当场殒命。正在内院大厅的那森达赖听到枪声跑出来愤怒地追问：“出了什么事？”结果被奇景峰迎面一枪，接着六七个人同时向那森达赖射击，他身中6弹倒在血泊中。

那森达赖死时63岁，奇子俊年仅31岁。

蒙古人的 Huurug （鼻烟壶）文化

蒙古国腾格尔彩雕公司总经理普尔布苏伦说，吸鼻烟在蒙古国有很悠久的历史，同时也形成了蒙古国人的鼻烟壶文化。

普尔布苏伦请记者落座后，不是以茶相待，而是按传统礼仪递上白玉鼻烟壶。这种礼仪在蒙古国一些重要节庆活动中常见。人们拿出鼻烟壶取出少量鼻烟吸闻甚是享受，就连蒙古国高层领导人在出席传统节日活动时也会带上自己钟爱的鼻烟壶。

鼻烟是一种烟草制品，用干烟叶加入名贵药材，磨成粉末装入密封容器陈化而成。吸闻鼻烟时，用手指送少量到鼻孔，在蒙古国，比鼻烟更出名的是鼻烟壶。鼻烟壶种类繁多，蒙古人最喜欢用玛瑙、珊瑚、玉石、水晶、琥珀等材料制成的鼻烟壶，其中玛瑙居多。

在蒙古国，鼻烟壶一般装进荷包，揣怀里或挂在腰间。荷包做工十分讲究，亦是装饰品。鼻烟壶荷包一般用绸缎做成，上面绣上福寿吉祥图案。荷包有很多种颜色，黄色代表爱情和感激，红色代表喜庆，白色代表纯洁。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与书记的人事变动

有消息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特尔将升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党委书记胡春华将任北京市委书记。

驻阿富汗蒙古军队

2月18日，驻阿富汗蒙古部队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总部举行仪式庆祝蒙古国庆日。自2010年3月以来，100多名蒙古士兵在阿富汗部署，是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阿富汗北部地区安全，并为阿富汗国民军提供培训。图为蒙古士兵身着民族服装进行枪术演示。

巨变中的蒙古国

蒙古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要改变对蒙古落后的认识。 蒙古国资源丰富，人口少，只要政策得当，便会迸发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也是各国商人都到蒙古寻求商机的原因。

过去几年，蒙古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以前，蒙古国的食品严重依赖进口，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的面粉。而现在，首都乌兰巴托以北的地区，水量丰沛，土地肥沃，蒙古国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农业开发，由于土地广阔，可以进行轮续种植，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如今，小麦已经实现了自给。

2011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影响，国内钢材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扬。蒙古国的进口铁矿石量再创新高，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铁矿石价格的过快增长。据统计，去年1月到11月，铁矿石累计进口量为311.1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47.78%。

中国对铁矿石、煤炭等资源产品的需求有增无减，蒙古国已经成为上述产品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蒙古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对钢材、水泥等基建产品的需求量也激增。

按照这一增速，专家估计蒙古国在今后的15-20年，人均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保持持平，地大物博的蒙古国人的空间将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

因为蒙古国政府深感迅速增长的经济与现有的人口基数比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本国劳动力已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经记缺口，除引进国外劳动力别无选择。

因此，蒙古国上至总统，下至民间非政府组织共同发出号召，呼吁凡是具有纯正蒙古血统的世界蒙古人移民蒙古国寻求共同发展和建设祖国。

有消息称，政府将新建三个工业与商业城市，作为产业基地，分别置于南部与西部，将引进的移民集中安置在上述地区，形成乌兰巴托-哈拉和林-达尔罕-乔巴桑市之间的高速枢纽。

蒙古国举行摔跤大赛迎庆“白月节”

蒙古国２１日在乌兰巴托摔跤馆举行全国摔跤大赛，隆重庆祝“白月节”即蒙古国的春节，今年２月２２日是大年初一。

摔跤是蒙古民族最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之一，每逢重大节日都要举行摔跤大赛，以示隆重庆贺。来自全国各地的２５６名摔跤高手参加了此次大赛，能容纳２０００多名观众的摔跤馆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比赛开始前，先诵唱鼓舞跤手斗志的传统歌曲——“博克赞”来烘托气氛。博克赞是对优秀摔跤手之体、技、智、德全方位的赞扬歌颂，赞词着重描写冠军博克的形象、精神气质和崇高品德。

跤手入场时，以鹰飞姿态，双手挥舞，跳跃而至，其势如泰山压顶，威不可当。下午２时３０分，２５６名选手分批登场，捉对厮杀，胜者进入下一轮，败者出局。赛场上摔跤手挥汗如雨，场下的观众为自己喜欢的选手呐喊助威。

蒙古国摔跤手的运动装别具特色，运动员身着牛皮制成的坎肩，脚蹬蒙古靴，看上去煞是威风。蒙古式摔跤以巧取胜，只要身体有一处着地就算输了。获胜者要作出雄鹰展翅的姿态，庆贺自己的胜利。 冠军的奖品是一套别墅和崭新的日本越野车。

中国民族问题 -- 内蒙古抗议活动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news/special-reports/world-and-regional/Inner-mongolians-122881739.html

朱维群撰文建议调整民族政策

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在最近一期（2月13日）的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上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文章，建议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朱维群建议，将来中国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虽然由于话题敏感，对朱的文章转载讨论寥寥，但这一观点仍引来外界广泛关注。

朱维群98年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长期分管民族、宗教事务，尤其是与西藏有关的“统战”事务，曾代表中共中央与达兰萨拉方面进行接触谈判。因此，朱维群对中共现行民族政策的建议或代表中共高层的政策思路某种转变与试探。

朱维群认为，现行的教育和行政措施有意无意弱化了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教育。比如，有些学校学生入校后狭隘民族意识反而被激发出来。每次发生掺有民族因素的事件时，这些学校不得不被列入防范重点。

因此，他在文章中建议，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首先，对目前中国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开发和扶贫措施，比如“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计划”，他建议，不再过分强调对特定民族的支持，而地域因素为主要着眼点，“有意识地向强调地域因素的方向引导”。也就是说，经济支持要更多强调以自然环境艰苦、群众生活贫困等地域因素为标准，更多强调对贫困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所有民族群众的支持。对此，他认为，“国家大部分支持仍然会落实到少数民族群众，但是其社会政治导向作用却是不一样的。”

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他建议，应使制度设计更有利于增进凝聚力，及时化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并“毫不手软地”整治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活动。

他建议，“对民族地区每一项经济投入，都要赋予增强团结、维护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意义，都要考虑到产生经济、政治两方面效果。”从而，使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过程同时成为加快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及干部的对流的过程，成为促进各民族团结交融的过程，成为巩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的过程。

朱维群表示，“不应用行政手段强推民族融合，但这并不等于无所作为，放弃引导”。他表示，建立在自觉、自愿、自动基础上的融合，应该是允许的。“有必要抓紧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的普及”，不能因为一些反对的声音就犹豫、动摇，但在实行过程中要考虑周到，比如要安排好只会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教师的出路。

对敏感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北京NGO爱知行曾对北京的维吾尔流动人群在住店、租房等方面受到的排斥和歧视做过调查并呼吁北京市公安局改善。

朱维群承认，近年中国东、中部一些服务窗口对来自西藏、新疆的客人“另眼相看”的做法很伤民族感情。他呼吁，汉族作为人口最多的民族，尤其要坚决同本民族的分裂主义分子作斗争，尤其要防止大民族主义。

朱维群建议，输入地政府要照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理要求，保护他们的权利，同时也要依法管理，不能消极应付、放任自流，不能对违法行为采取“息事宁人”态度，不能允许任何人以“民族”身份躲避或抗拒法律的实施。他建议，不要再刻意把少数民族从社会人群中区别出来，突出其民族身份，给予“超市民待遇”。要把他们的社会活动引入到城市现有的社团、社区中来，防止形成体制外的“民族村”、“民族社区”、“民族团体”。

朱维群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7年3月生，江苏建湖人，197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专业毕业，1978年进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脱产学习，毕业后担任《人民日报》记者、编辑。1991年，朱维群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宣传组，后担任中办调研室副主任；1998年进入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2006年起，任常务副部长。

去年，朱维群曾在《求是》杂志发文，强调“共产党员不能信教”，否则将劝其退党。

中共要调整民族政策吗？---简评朱维群文章（胡平）

2月13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了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众所周知，朱维群是现今中国政府在民族事务上的主要发言人，因此，他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在民族事务上的政策走向，值得关注。

文章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意味着团结、稳定的问题，尤其是反对分裂主义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决了。在这个问题上，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教训非常深刻。”朱维群的建议，概括起来说就是：淡化民族意识，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不难看出，朱维群的主张，深受北大教授马戎的影响。2009年，我从《共识网》上读到马戎的文章，当时就感到马戎的观点很重要，很可能会被政府采纳作为政策。

马戎认为，目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中共学苏联，搞民族自治，助长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分离主义。

按照马戎，民族自治这一套根本就应该取消。朱维群自然不敢走这么远。因为朱维群知道，和马戎说的正好相反，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多民族国家，包括美国，对原住民族都是实行高度自治的。

因此中国如果公开取消民族自治制度只会招致国际社会更严厉的批评。朱维群只是说今后中国不再增设民族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与此同时，朱维群又提出种种建议，进一步把现有的民族自治的内容抽空。

不错，朱维群也讲到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他特地讲到，汉族人喜欢说的“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其实并不科学。这个问题我早在八年前就讲过了。

在2004年的维吾尔人权研讨会上我就指出，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中共当局不得不乞灵于民族主义，然而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你讲你的民族主义，那就必然反过来刺激别人的民族主义；你讲你的民族传统，别人也会讲别人的民族传统；你大讲特讲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大讲特讲儒家传统，可是，象藏族维族蒙族，人家不是龙的传人，不是炎黄子孙，也不属于儒家传统，你这样讲，不是刺激人家的疏离感，刺激人家的分离意识吗？

朱维群建议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可惜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只有一百来年的历史，更由于中共拒绝普适价值，因此这个概念在中共那里尤其缺少内涵。实际上，中共所说的中华民族，往往就是大汉族主义。

例如2007年年底，中国总理颁布法令，将中国传统节日——清明、端午和中秋改为法定节假日，可是我们都知道，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都是汉人的节日；还应该加上春节，因为春节是汉族传统历法的元旦，藏人有藏历，穆斯林有伊斯兰历，他们的新年和我们的不是一个日子。官方还出版了《我们的节日》一书；中央电视台也制作播放了《我们的节日》七集电视片，其中讲的都是汉民族的传统节日，没有一个是其他民族的传统节日。

另外，两年前，2010年1月15日教育部发布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这个“拜祖国”共有六项内容：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

在这些地方，所谓“我们”，都是没想到人家少数民族的。这不是大汉族主义又是什么呢？

过去，在一些刑事案件上，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人处理比较宽。汉人对此十分不满。这次，朱维群宣布：“不要突出民族身份，给予超市民待遇”；“不能对违法行为采取‘息事宁人’态度，不能允许任何人以‘民族’身份躲避或抗拒法律的实施”；“防止形成体制外的什么‘民族村’、‘民族社区’、‘民族团体’”。看上去，这是一碗水端平，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对少数民族是小事从宽，大事从严。

同样是偷渡越境，如果是汉人，被抓住通常都不会受到特别严厉的惩罚，如果是藏人维人，就可能被当场开枪打死，有的还要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不久前，温家宝讲话，说“政府把那些少数自焚的藏人视為恐怖主义者”。可是对于汉人自焚就不会说你是恐怖主义。前年，江苏泰兴陕西南郑福建南平等地，接连发生砍杀幼儿事件，政府也没有加上恐怖主义的罪名。前年，浙江湖州织里万人暴动，不少来自安徽的民工和当地人爆发冲突；如果是少数民族民工，那就又要安上“境外势力操纵”“搞分裂”的罪名了。在西藏，地方政府强行把四位领袖的画像送进寺院，而内地的寺院教堂，政府就不敢这么干。

以上种种都说明，所谓中国政府在民族事务上的政策调整，无非是进一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强制性同化即汉化。 也许有人会说，历史上很多民族的融合即同化，也是靠强制手段才成功的。但问题是，要使强制性同化政策获得成功，必然要采取野蛮的手段，而且还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当代世界，我们还能够允许那些野蛮的做法吗？中共政权还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吗？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当局的这些做法，只会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导致更多的流血冲突，并留下无穷的后患。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什么是自治区？为什么要民族自治？（胡平）

谈到民族自治问题时，有些人表示，他们支持地方自治，但反对民族自治。他们说，等中国实现了民主，各地都实行地方自治，不能说少数民族地区就更自治或自治得更多，不能说少数民族享有的自治就该比汉人地区更大－－那不成了对汉人的歧视吗？

我认为，上述观点实际上是误解，是没弄明白自治区的意思，没弄明白民族自治的意思。

自治区是什么意思？《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是：自治区是一種行政区划名称，通常一個自治區的地方政府在內部事務方面，會擁有比其他同等級行政區來得高的自主空間。通常（但不是絕對），自治區的成立是因為其範圍內的主要居住民族在該國國內屬於少數，但也有其他的設置因素，例如一個與該國大部分土地分隔開的地區，也常常會被設置為自治區（例如西亞國家亞塞拜然的納希契凡自治共和國(Naxçivan)就是屬於此例）。

按照上面的定义和解释，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实行自治，自治区政府的自主权可以比一般的省更大。那么，这是不是对主体民族－－例如汉族－－不公平呢？

当然不是。举个例子。为了方便交流，国家通常要规定一种或两种官方语言，而最常见的做法是把主体民族的语言定为官方语言。这对于持不同语言的少数民族就很不利；因此，国家常常就允许少数民族地区还可以把自己的语言也定为那里的官方语言。如果你说，少数民族自治区有权规定自己的官方语言，而汉人的省却无权规定自己的官方语言，这说明少数民族自治区政府的自主权比汉人的省政府更大，因此这是对汉人的歧视，那岂不是很可笑吗？哈耶克说得好：“从人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将他们置于平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他们以差别待遇”。

记得50年前我上初中到时候，有段时间在学校搭伙。学校里有十来个回民同学，伙食团给他们开小灶。有汉族同学很羡慕，说你们回民真受优待呀。可是回民同学不以为然。他们说，伙食团给你们做你们喜欢吃的，给我们做我们喜欢吃的，都是一样的嘛，有什么优待呢？你要嫌不公平，转学到回民中学去吧，那里回民学生多，伙食团给汉人学生开小灶。如何？

美国也有少数民族自治区

在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问题上，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马戎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政府学苏联，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制度强化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催生了鼓励了分离主义。马戎认为，中国应该学美国；美国也是多民族国家，但美国就不搞什么民族自治。

这话不对。美国也搞民族自治。美国有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叫北坡因纽特自治区。

说起因纽特人（Inuit)，一般人可能很陌生，但要说爱斯基摩人（Eskimo），知道的人就很多了。其实，因纽特人就是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是北美洲北部的原住民，自称因纽特人，意思是“真实的人”。“爱斯基摩”是他们南部邻居印第安人给他们的称呼，意思是“吃生肉的人”。因纽特人觉得这种称呼带贬义，不喜欢别人这么称呼。他们坚持把自己叫做因纽特人。

美国阿拉斯加从北冰洋沿岸到布鲁克斯山的北坡，是美国因纽特人的主要分布区。1972年这里建立了北坡因纽特自治区，首府是巴罗。这是美国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因纽特人承认自己是美国的国民，但坚持这片土地是他们的，在上面建立军事基地或开采石油，都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事实上他们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自治区各级机关的首脑均从因纽特人中选举产生，制定的法律、法规也以维护因纽特民族利益为根本。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美国有很多民族，为什么只有因纽特自治区，没有其他民族的自治区，例如，没有西班牙人自治区，没有阿拉伯人自治区，没有黑人自治区，没有中国人或汉人自治区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因纽特人是原住民，北坡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其他各族的人不是美国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他们是从他们各自的祖国移民到美国来的。除了因纽特人和印地安人以外，美国人都是移民。当他们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自己的民族，来到新大陆，成为美国人，和其他族群的人一起生活，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自愿放弃了原来的国籍和原来的认同。因此在美国，再去搞什么民族识别，再搞什么民族自治区就不对了－－谁要是不愿意加入大熔炉而愿意保留原来的认同，谁要是只愿意和自己原来所属的民族的人在一起，谁就不要到美国来嘛，谁就回到他自己的祖国他自己的家园去嘛。

马戎说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应该学美国。然而正像我上面指出的那样，美国是移民国家，中国却不是移民国家。马戎的意思是让我们把美国对待移民的办法用来对待我们的原住民，因此大错而特错。

我们必须分清，原住民是一回事，移民是另一回事。两者不可等量齐观。中国的少数民族，例如藏区的藏人，新疆的维吾尔人，内蒙古的蒙古族人，等等，当然都是原住民。他们在中国的处境和在美国的西班牙人，阿拉伯人，黑人或华人都不一样，而和因纽特人是一样的。既然美国也让因纽特人搞民族自治，可见，让属于原住民的少数民族搞自治是一种通行的办法。中国也应该让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等在他们各自的祖居地搞民族自治。

俄国历史上的两位蒙古人沙皇

The Russian court had more than 1/3 Mongol blood after 250 years Mongolian occupation,the Russian royalty used to marry with Mongols,Ivan IV""""s mother Elena Glinskaya wa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Genghis Khan,Ivan IV even abdicated in favour of Simeon Bekbulatovich(descendant of Genghis Khan) to fight against the Mongol Cremea Khanate. Later the Russian tsar Boris Godunov was also a Tatar-Mongol.

沙皇起源“沙皇”，即“царь”（“凯撒”的俄语发音）称号来自伊凡四世（在俄罗斯又被尊称为伊凡雷帝）。早期俄罗斯人认为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是宇宙的中心。俄罗斯人尊称拜占庭的君主为“沙皇”，而俄罗斯的大公们是拜占庭沙皇的大臣，另一方面，他们也称呼圣经旧约的人物为沙皇。蒙古骇人的统治治，使俄罗斯人转而尊称蒙古大汗为“沙皇”，俄罗斯大公是蒙古沙皇（即蒙古大汗）的大臣。强盛的蒙古大汗还娶了拜占庭的公主为皇后。但随着蒙古人的衰落，俄罗斯人不乐意再尊称蒙古大汗为沙皇了，但始终不敢正式自称沙皇。1547年，伊凡雷帝发表了重要讲话，要亲政并正式自称沙皇（伊凡雷帝本身是半个蒙古人，其母亲Elena Glinskaya是金帐汗国大汗马麦的直系后裔，而马麦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从此，伊凡雷帝成了第一位沙皇，莫斯科公国改为俄罗斯沙皇国，又称沙俄。

Simeon Bekbulatovich（Симеон Бекбулатович），原名Sain-Burat（Саин-Булат），鞑靼蒙古王公，卡西莫夫汗。1573年受洗礼入东正教改名Simeon。Simeon Bekbulatovich在1575年被伊凡雷帝封为“全罗斯大公”，在1年后又让位给伊凡雷帝。伊凡雷帝这么做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成吉思汗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的正统继承人。 Simeon Bekbulatovich在让位后成为特维尔大公。后来他进入修道院当修士。1616年在莫斯科去世，葬于谢苗诺夫修道院。

Boris Godunov（Борис Федорович Годунов），俄国沙皇。鞑靼蒙古贵族出身。1604年全俄缙绅会议推举Boris Godunov为俄罗斯沙皇。他继承伊凡雷帝遗志，停止与波兰的战争，在北方向瑞典发动战争，扩大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向东继续侵略蒙古西伯利亚汗国，南方与蒙古克里米亚汗国交战，修建了一系列要塞城市。他推进俄罗斯农奴化进程，规定如果一个自由人为他人工作满六个月以上，就沦为这个人的奴仆。还公布逃亡农奴的追捕期限为五年。在位末期俄罗斯不断发生农奴起义。1605年去世。俄国文豪普希金将他的一生改编为戏剧，并由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再改编成歌剧。

欧美人称俄国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search an article on google " Russian alchoholism and Mongoloid genes" and have a look
（在google搜索“俄罗斯人的酒精中毒与蒙古基因”）


Turks Mongols share the same history,the Huns was the ancestor
of both Turks & Mongols,Turks originally came from the Mongolian
steppe.u can ask any Turk or Mongol people about this,they will tell u
exactly what i just said kelleySlaughter hours ago
（土耳其人与蒙古人分享着同一历史，匈奴人是土耳其人与蒙古人的共同祖先，土耳其人原先的故土在蒙古草原。你可以问任何一个土耳其人或者蒙古人，他们会重复我刚才说的。）

Moreover,the RUS general Mikhail Kutuzov who defeated Napoleon was Mongol&Tatar blood.Lenin was 1/4 Kalmyk Mongol.Budyonny,Brezhnev,Pavlo v,Timoshenko,Turgenev...they all have typical Mongol features on their faces.

（另外，击败了拿破仑的俄国将军Mikhail Kutuzov是蒙古人和鞑靼人血统。列宁是1/4卡尔梅克蒙古血统。布琼尼、勃日涅夫、巴普洛夫、铁木辛哥、图格涅夫，他们的脸上都有着蒙古人的特征。）

the RUS court had 1/3 + Mongol blood after 250years Mongolian occupation,the RUS royalty used to marry with Mongols.Ivan IV""""s
mother Elena Glinskaya wa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Mamai Khan(who was a
descendant of Genghis Khan).Ivan IV even abdicated in favour of Simeon
Becbulatovich(a descentand of Genghis Khan) to fight against the Mongol
Cremea Khanate.Later the RUS tsar Boris Godunov was also
Mongol&Tatar blood.u can see apparent Mongol features on Peter the
Great""""s face
kelleySlaughter 9 hours ago
（在250年的蒙古统治后俄国宫廷有大于1/3的蒙古血统，俄国皇室曾与蒙古人联姻。伊凡四世的母亲Elena Glinskaya是马迈汗的直系后代，马迈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伊凡四世甚至把皇位让给成吉思汗的子孙Simeon Becbulatovich来对抗蒙古克里米亚汗国。之后的俄国沙皇Boris Godunov也是蒙古人和鞑靼人的血统。你可以看见彼得大帝脸上的明显的蒙古人特征。）

That""""s why slavic girls own nordic girls and why Russians are so powerful on battlefield.Pure breed sometimes makes retards.
（这就是为什么斯拉夫女孩拥有游牧民族女孩(?) 也是为什么俄国人在战场上如此彪悍的原因。纯血统有时会制造出弱智。）

I am Russian and proud that my ancestors was part of the horde.
（我是俄国人，我为我的祖先是(蒙古)汗国感到自豪。）

thats why some Russians look like mongol ..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俄国人看上去像是蒙古人啊。。）

Sorry, my dears, but the TRUE.Slavs are in Ukraine, Poland and Byelorus!
（对不起，但这是事实：真正的斯拉夫人在乌克兰、波兰和白俄罗斯！）

Look at Boris Yeltzines eyes and tell once more its only propaganda ..
Genghis Khans blood run in Russian veins :))
kelRapunzel 5 months ago
（看看叶利钦的眼睛，然后再说一遍这只是宣传。。成吉思汗的血液在俄罗斯人的血管里流动。）

@anarmehtievful
Same thing happens with Mongols and Tatars ,yes Mongolians have a
diffrerent language but the exact moment of time Tatars ,Turks ,Mongols
seperated to be different nations from tribes?Appearently originated
from one land ,have same customs,same religion (Tengrism ,Shamanism)
talk similar languages /dialects ,cooked and ate same food ,fought
,allied ,abducted brides .only by migration they moved other places
,named by their neighbores usually ,we use these names now.
（同样的事在蒙古人与鞑靼人中发生，是的蒙古人与土耳其人说不同语言但鞑靼人、土耳其人、蒙古人是由一个民族分开的。他们明显地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同样的习俗、信仰(腾格里与萨满)，说着相近的语言和方言，烹饪和食用同样的食物，他们联合在一起，战斗、掠夺女人。他们只是迁移到了不同的地方，然后被邻居命名，然后就使用了这些名字。）

russians are not mongols, they have nothing with the mongols.
（俄罗斯人不是蒙古人，他们与蒙古没有任何联系。）

@RaynauddeChatillon
have a look at BBC program """"lost european tribe?"""""""" in the
deserts of Mongolia mong were found really old mummies with blond hair
blue eyes,horses were often buried with them.cloth was identical to
those of scots.dna proved they had mixed blood.In Central
Asia(Kyrgyzstan,Kazakhst) history tells that Invasions of mongols
changed that dna of scotts,irish(gallic)pols,ukrai nians r similar to
those of kyrgyz/kazakh...weird but true..
（看看BBC的纪录片“消失的欧洲部族？”一些非常古老的木乃伊在蒙古沙漠中被找到，他们有着蓝眼睛和金头发，马常常与他们埋葬在一起。衣物与苏格兰人的一样。DNA证实他们是混血。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历史中流传蒙古人的侵略改变了他们。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的基因曾与那些吉尔吉斯斯坦人与哈萨克斯坦人相似。听起来非常奇特，但却是真的。）

There are no real russians, modern russians ancestors were Mongols.
（他们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现代俄罗斯人的祖先是蒙古人。）

real russians must have a mongol blood...no matter what race are no matter what look like
（真正的俄罗斯人必定有蒙古血液。。无论他们的外貌怎样。）

@inable
THATS TRUE! THE WAY THEY INVADED EUROPE IN 1945 AND COMMITETD TERRIBLE
CRIMES ARE EQUAL THE CRIEMS COMMITTED BY THE MONFOLIAN HORDES DURING
DZSIGHIS KHAN IN 1222! RUSSIAN ARE MONGOLS.
（这是事实！他们在1945年侵略欧洲的方式与罪行与1222年的蒙古军队一模一样！俄国人是蒙古人。）

Russia itself was invaded by the Mongols, there are Slavic non-mixed
Russians and Russians mixed with Mongolians, but saying "there are no
Russians" is quite a strange statement!
（俄罗斯本身是被蒙古占领的，当然有斯拉夫俄罗斯人以及与蒙古人混血的俄罗斯人，但是说 “没有俄罗斯人”是十分奇怪的说法！）

@inable
Oh Lord......... Russians DO NOT have Mongol blood. And if you are
telling this (knowing nothing about Russian history) it will not become
this way you want or imagine.
（俄罗斯人没有蒙古血统。但如果你这么说就是对俄罗斯历史的无知，事实不会像你所想的或者所要的一样。）

@MIRACONE
Russians might be mixed with Tatars but essentially are NOT Tatars.
ethnic root origin is Slavic.
AlexGruev 1 year ago
（俄罗斯也许与鞑靼人混血但基本他们不是鞑靼人。但根源是斯拉夫人。）

Russians should be proud that without Mongol blood, Russians wounldn""""t even make an empire. All great
empires comes from Mongol people.
（俄国人应该为没有蒙古人的血统而自豪，而事实上俄罗斯人连一个帝国都没有创造过。他们所有的伟大帝国都是来自蒙古人。）

@IIIZEPHYROSIII mongols held russia for 250 years..Don""""t tell that russia has nothing with a mongol...
（蒙古控制了俄罗斯250年。。别告诉我俄罗斯和蒙古没有任何关系。。。）

@inable
Mongols made Russians to pay them money but the did NOT mix, though
sometimes it happened they took some Russians girls so they can have
some Russian genes ;-)
Very Interesting,
（非常有趣。）

the slav pepel are mixed with europen und mongols
the slavs are eurasien pupel

（斯拉夫人是欧洲人与蒙古人的混血，他们是欧亚人。）
欧洲人笔下的俄国人，头戴绒帽，配着弯弯的蒙古式马刀，留着阿尔泰人特有的长辫子，手持钢叉无情地肆虐着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