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突厥化进程

刘正寅
一、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国号“也客蒙古兀鲁思”（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国”。其后随着蒙古的对外扩张，西域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蒙古统治时代。

按照游牧民族的传统，整个大蒙古兀鲁思都是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的共同家产。成吉思汗建国后，即按照传统在家族中分配民户，并划定了一定的范围作为封地。后来随着对外扩张，又进行了多次分配。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术赤的封地为从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区扩展至撒克辛和不里阿耳极远地方，以及在这一方向蒙古马蹄所至之地；察合台封地为东起畏兀儿之边，向西经伊犁河流域一直延伸至河中的草原地区，以阿力麻里为其统治中心；窝阔台封地为阿勒台山原乃蛮之地及叶迷立、霍博等处，以叶迷立为其统治中心[1]。不过，察合台等诸王在西域的封地仅限于草原地带，而最为富庶的绿洲农耕城郭之地，按蒙古人古老的习惯，由成吉思汗氏族成员共同分享。其统治权则掌握在蒙古大汗手中，由大汗直接派官员管理。

成吉思汗西征后，察合台受命镇守西域[2]。由于察合台的封地在其所戍守范围之内，故在西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势力。这必然与大汗派驻西域的行政管理系统发生矛盾。随着其势力的日益坐大与大汗权威的衰落，察合台汗国逐渐侵夺大汗在西域的辖地，将天山以南地区与河中地区农耕区并入版图，又兼并了窝阔台汗国领地。这样，除东部的哈剌火州、哈密外，西域基本上处于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之下。

据《元朝秘史》记载，察合台分得8个千户的属民，窝阔台分得5个千户[3]。而据《史集》记载，“分给第二子察合台汗的军队，有4千人”，其中包括一个巴鲁剌思千户和一个弘吉剌忒千户；“分给第三子窝阔台合罕的军队有4千人”，其中包括亦剌黑—秃阿千户和带儿千户[4]。二者记载分配的属民数目不一致，大概《元朝秘史》记载的是最初的分配，而《史集》反映的是成吉思汗晚期的情况[5]。这些蒙古部众被迁往察合台、窝阔台等诸王封地，游牧于西域各地。但是迁往西域的蒙古部众应该远不止这些。后来由于对西方用兵等原因，又先后有不少蒙古部众被签发往西域。至14世纪，西域蒙古游牧民中已出现有更多的部族名称。由此可以推断，后来有很多蒙古人陆续迁入西域[6]。

蒙古诸部初迁西域，沿袭蒙古游牧传统，不可避免地与西域当地以伊斯兰文明为特点的突厥语民族在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冲突。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令“次子察合台掌札撒和法律，既管它的实施，又管对那些犯法者的征处”[7]。察合台在西域穆斯林中强制推选蒙古习惯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与反对。术扎尼说：“可恶的察合台是蒙古成吉思汗的次子，他是一个专横的人，残忍且凶暴无礼，又是一个干坏事的人……在整个[以他为首的]诸部中，甚至曾经不许可按伊斯兰教的训令去杀一只羊，这样所有的羊都搞得不洁。”[8]志费尼也说，因为害怕察合台“的札撒和惩罚，他的臣民秩序井然……他制定了精密的札撒……人们不可以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屠宰牲畜，不得白天入流水中沐浴等等。他把禁止按照合法方式杀羊的札撒颁发到各地，因而一度没有人公开在呼罗珊杀羊，穆斯林被迫吃腐肉”[9]。

迁入西域的蒙古诸部，虽然顽固地保留着蒙古传统习惯，但客观上还是无法避免发达的当地文化的影响，不自觉地开始了他们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这种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5世纪前半期的阿拉伯作家乌马儿（‘Omari）这样描述了蒙古人与突厥语民族钦察人相混合的过程：“……钦察人变成了他们（即蒙古人）的臣民。后来，他们（鞑靼人）与他们（钦察人）接近了，混合了，由于蒙古人（及鞑靼人）移住到钦察人的土地上，与他们通婚并留在他们的土地上生活，于是土地就征服了他们（鞑靼人）的自然的和种族的性质，他们全都变成了钦察人，好象他们（与钦察人）是一个氏族一样”[10]。

这种影响和变化在统治者阶层更为显著，因为他们比一般部众更多地接触到当地文化。在察合台亲信的大臣中就有一些穆斯林官员，“这些人是中亚土著，也是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他们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1]。至13世纪下半期，察合台汗国统治者木八剌沙（Mubārak Shāh）等即表现出对定居生活的明显倾向性，并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史集》记载，察合台汗国“军队仍按旧习在地方上抢劫和为非作歹。因为木八剌沙是个伊斯兰教徒，所以他不允许欺凌臣民。”[12]木八剌沙（Mubārak Shāh）在波斯语中意为“吉祥之王”，其名称就反映出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继木八剌沙之后，八剌（Boraq）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宏达迷儿记述，“当他回到不花剌，他成了木速鲁蛮，并接受了黑牙思丁（Ghaiats-eddin）算端的教名”[13]。《突厥世系》也说：八剌“在即位两年之后信奉了伊斯兰教，并获得乞牙兀的的称号”[14]。

至14世纪初，这种倾向就更加强烈。察合台后王都哇（Doua）死后，子也先不花（Isan Buqa）在其弟怯别（Kebek）的支持下登上汗位。也先不花是维护蒙古习惯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坚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而其弟怯别则表现出对定居生活的向往。1320年也先不花卒，怯别继立[15]。在其统治时期，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中心逐渐西移河中。怯别在河中南部地区的那黑沙不附近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宫殿，称为哈儿昔（Qarshī）。后来成为一座城镇，“这座城以哈儿昔闻名的理由是这样：怯别汗在离那识波（Nasaf）或那黑沙不二个法拉散（farasang）之地建了宫殿，而蒙古人把宫殿这类[建筑物]是称为哈儿昔的”[16]。怯别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按照当地传统，铸造印有汗的名字的货币，在这在西域蒙古统治者中是第一次。怯别还实行了统一集权的行政制度来代替过去那种地方自治制度。为了征税方便，怯别将其领地分为一些行政单位，称为土绵。怯别本人虽然并不是伊斯兰教徒，却受到了西域穆斯林史家的赞，被他同时代或以后的穆斯林史家加上了“公正的”（‘Adil）统治者的头衔。瓦撒夫把怯别称为“公正的诸王怯别”（Shāhzāda Kabak ‘Adil）[17]，怯别死后不久访问河中的伊本·白图泰也说：“（怯别）也是一位异教徒，但他执法公正，为受害人伸冤，优待和敬重穆斯林。”[18]当然，迁居河中和修建宫殿并不意味着放弃游牧传统，而且怯别本人也没有成为伊斯兰教徒。

在怯别之后，经过其弟燕只吉带和笃来帖木儿的短暂统治，怯别的另一个兄弟答儿麻失里（Tarmashirin）继承汗位（1331-1334）。在他统治时期，西域蒙古诸部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进一步加强。他是西域蒙古诸汗中第一个公开宣布接受并推广伊斯兰教的。据乌马里记载，“当王位传至答儿麻失里时，他接受了伊斯兰教，并从上到下地在全国推而广之。”[19]《突厥世系》也说：“答儿麻失里这位君主成了一个穆斯林，河中地区所有的兀鲁思都效仿他的榜样信奉了伊斯兰教。我们在上文中曾说过八剌汗信奉了伊斯兰教，但在他死后，所有那些在其统治期间成为穆斯林的人终于又恢复了原来的信仰，而所有那些随同答儿麻失里信奉了伊斯兰教的人对他们新的信仰却始终不渝。”[20]这反映了答儿麻失里在蒙古诸部伊斯兰化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以及当时西域西部地区蒙古诸部突厥化伊斯兰化的程度。

蒙古诸部突厥化还反应在语言上。很难说这时居于河中的察合台后王还通晓蒙古语言。伊本·白图泰说，当他见到答儿麻失里汗时，后者是用突厥语向他问候；又说答儿麻失里用突厥语念赞词[21]。

与怯别一样，答儿麻失里也定居于河中地区。据伊本·白图泰说，按照成吉思汗札撒的规定，蒙古诸王大臣每年要聚会一次，以监督汗权；而答儿麻失里废弃了这一规定。另外，按照惯例，汗每年要到汗国东部地区去巡游，因为“王权的根源是在那里”，那里的阿力麻里城一直被认为是汗的牙帐所在；然而答儿麻失里却连续四年都滞留在靠近呼罗珊的河中农耕区。答儿麻失里的行为被认为有违札撒，遭到了蒙古贵族中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驻守在汗国东部草原地区，拥立答儿麻失里汗的堂兄弟不赞·斡兀立（Buzun Oghly），起兵反叛，攻杀答儿麻失里。[22]答儿麻失里接受伊斯兰教，变革蒙古旧习，使汗国西部的蒙古部族进一步融入西域伊斯兰文化中，但遭受到了居于汗国东部草原地区的蒙古贵族的反对，结果兵败被杀。这说明西域蒙古诸部中的守旧势力还很强大，特别是在东部地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随着河中地区蒙古诸部突厥化进一步深入，察合台汗国西部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是汗国最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社会基础。

不赞夺取汗权后不久被杀，汗国陷于混乱与分裂状态。在诸王争夺汗位的混战中，非成吉思汗系的蒙古军事贵族势力日渐增强。1346年，控制河中的蒙古巴鲁剌思部（Barlas）贵族合札罕（Qazghan）杀死察合台汗合赞算端（Qazan Sultan Khan），另立窝阔台系海都之子答失蛮（Dashman）为汗。合札罕家族控制了汗国的西部，独断专行。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贵族的反对。各部贵族纷纷裂土割据，“在各个地方，各部落都拥立了他们自己的汗，这样就出现了众多的部落王”[23]。汗沦为异密贵族手中的工具，就象走马灯似的一个个被扶上汗位，又一个个被废被杀，汗国陷于混乱、割据之中。

在汗国西部河中地区异密贵族割据混战之际，朵豁剌惕部（Dughlāt）异密家族崛起于汗国东部地区。该家族宣布找到了也先不花汗之子秃黑鲁帖木儿（Tughluk Timur）[24]，并于伊斯兰历748年（1347-1348）在阿克苏将其拥上汗位[25]。秃黑鲁帖木儿汗及其继承者曾致力于恢复汗国的统一，但终归于失败，只能保持其在东部的统治。察合台汗国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人们习惯上把秃黑鲁帖木儿及其后裔统治下的地域称为“东察合台汗国”。西部地区则由巴鲁剌思部异密帖木儿（Amir Timur）及其后裔统治，史称“帖木儿帝国”或“帖木儿王朝”。

二
帖木儿1336年出生于撒马尔罕南面的渴石（Kesh，今沙赫里夏勃兹Shahr-i Sabz），属蒙古巴鲁剌思部氏族。河中动乱为帖木儿的崛起创造了良机，他乘乱收集部属，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挫败了东察合台汗统一河中的企图后，帖木儿又消灭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军事贵族，于1370年统一河中之地。此后，帖木儿以撒马儿罕为中心，积极向外拓展，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在短暂的时间内，建立起了一个兼有中亚、西亚的庞大帝国。

帖木儿政权的主要支撑是河中地区尚武的游牧和半游牧的蒙古部族，特别是巴鲁剌思家族。这些已基本上突厥化了的蒙古部族自称为察合台人（Chaghatay），而将东部草原地区的蒙古部众篾称为Jatah （意为“抢劫者”）；而东部蒙古部族以保持蒙古传统为荣，反而轻蔑地称察合台人为quraunas（意为“杂种”）[26]。亲历帖木儿帝国的西班牙公使克拉维约（Ruy González de Clavijo）这样写道：“察合台人，因帖木儿之扶植，遂在一般人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可以随地牧放牛羊，到处可占地耕种，无分冬夏，随意迁徒各地，不受任何限制。此族人邀免各种赋税，但是有服军役的义务。他们大多数任职于帖木儿之侍为军，负保为他个人的安全、防御外方袭击的责任。此族人尚有一特色，即男子虽在服军役之际，仍可挈携家小，保有自己的牲畜，不离身边。遇有战事，则妇女儿童，追随大军之后而行。其族妇女往往胳幼儿效在马驮内，而马驮则紧系在马鞍上。妇女乘马随大军之后，毫不以为苦。骑坐自如，甚至有携儿同乘之时，贫苦之家，多搭乘骆驼，则不免受苦。”[27]

据伊本·阿拉伯沙（Ibn Arabshah）的记载，察合台人中间有四个重要的氏族，即阿尔拉特（Arlat）、扎拉伊儿尔（Jalayir）、忽钦（Qāuchīn）和巴鲁剌思（Barlas）。忽钦一词原来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氏族或部落的名称，而是指军队中享有特权的那一部分的名称。按照撒剌甫丁（Sharaf al-Din）的说法，汗自己的千人团(近卫军)也是用这一名称的。其他三个氏族，都是已突厥化了的蒙古部族。其中阿尔拉特人居住在阿富汗的北部，札剌伊儿人居住在锡尔河附近的忽毡之旁，巴鲁剌思人居住在喀什卡达利亚的岸边。[28]

据克拉维约记载，河中地区“仍保存着蒙古境内所通用的名称与语言，与阿姆河南岸所用者，迥乎不同，南岸所用为波斯语，而此处通用蒙古语；兼晓两种语言之人，为数极少。再者撒马尔罕境内流行之文字为蒙古文，亦为南岸之人所不识，因之帖木儿政府中，雇用若干深悉蒙古语之官吏书记，以处理政务”[29]。王治来认为“这一叙述是不确切的”，“当时河中地区的居民，主要是突厥语族和古代遗留下来的伊朗语族。成吉思汗以后留在中亚的蒙古征服者，基本上已经突厥化，即使有保留了蒙古语的也不会很多。撒马尔罕等城的伊朗语族，不可能不懂波斯语文，又由于长期同突厥人生活在一起并受其统治，也是不可能不懂突厥语的。”因此，王治来推测说：“克拉维约接触的可能主要是一些察合台人。察合台人使用的语言无疑是突厥语，所以这位使者是把突厥语误作为蒙古语了。”[30]如上所述，早在14世纪前半期答儿麻失里汗就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突厥语，并用这种语言来念诵赞词，很难想象在帖木儿时代蒙古语还能有大的影响。

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帖木儿积极寻求当地土地贵族、城市上层和穆斯林宗教人士的支持。作为一个穆斯林，帖木儿特别尊敬所谓的赛义德族即所谓圣裔，并选择先知的后裔赛义德·巴拉喀（Sayyid Baraka）为自己的精神顾问。帖木儿曾将社会分为十二个等级，赛义德、谢赫、乌勒马等宗教领袖人特被列为第一等级。他对待穆斯林宗教人士的代表，甚至是被征服地区的宗教代表，都很慷慨。每当攻陷一座城池，他总是禁止抢劫伊斯兰机构的财物，严厉处罚任何类似违纪行为。巴托尔德认为“帖木儿除了突厥语外还通晓波斯语，不但对作为宗教的伊斯兰教，而见对于伊斯兰教的科学和艺术也有一定的了解”[31]。帖木儿虽出身于游牧的突厥化的蒙古人，但倾心于农业地区的文化。在所征服的一切地方，他总是把那些文人、学者、艺术家、工匠通通保护起来，并把他们送到撒马尔罕，让他们从事建筑艺术，开展学术活动。

虽然这些察合台人已经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了，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蒙古游牧文化的传统。据克拉维约说：“察合台人，至今仍过游牧生活，终年居于帐幕之内；冬夏迁徙各地，常择一安全而易于防守之地，张立帐幕。夏季多居于近河滩而平坦之地，在该地播种麦、棉，栽培瓜类。……冬季，察合台人移居到气候温暖之草地。”[32]帖木儿仍认为自己是蒙古传统的继承者。他不得不拥立一个成吉思汗的后裔为汗，并以自己与成吉思汗家族结为婚姻而得冠曲烈干（gūrkān）[33]称号为荣。在制度方面，帖木儿似乎还保存和实行着怯别汗以来中亚的行政管理系统，即将地方分为一个个的“土绵”作为进行管理的单位。而在军事方面，帖木儿采用了蒙古人传统的十进制制度，虽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作为游牧民习惯法，成吉思汗的札撒仍起着重要作用，甚至于凌架于伊斯兰教法之上，因此遭到了当时的神学权威的谴责，他们甚至不承认帖木儿和他的臣属是伊斯兰教徒。这些被称作察合台人的蒙古人与西域其他伊斯兰教徒的显著的外表区别是按照蒙古的习惯留辫子。[34]

1405年帖木儿卒，遗命其孙皮儿·马黑麻（Pir Muhammad）继位。然在其死后，子孙争立，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建立在帖木儿军事征服之上的帝国立即开始解体。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Shahrukh）以哈烈（Heart）为首府，统治呼罗珊地区，明史称为哈烈国；以其子兀鲁伯（Ulugh Beg）统治河中地区。在沙哈鲁和兀鲁伯时期，河中等地的蒙古部族完全融合于当地民族中，最终完成了其突厥化的进程。沙哈鲁与穆斯林宗教人士特别是纳合什班底（Naqshbandiyya）苏非派长老们的关系密切，被穆斯林史家誉为一个理想的统治者。在帖木儿时代仍在执行的蒙古习惯法的札撒，到沙哈鲁时期被完全遗弃，伊斯兰教法的规定取得了至高无上地位。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突厥语文学有了重要的发展。以波斯文字母拼写突厥语而形成的所谓“察合台文”，在帖木儿王朝时期广为流传，并取代了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成为西域操突厥语民族的书面语言。已经突厥化的蒙古部众和其他说突厥语的民族一样，使用察合台文写作。帖木儿后人巴布尔（Babur）就是最优秀的代表，其传记作品《巴布尔回忆录》（Bābur-nāma）堪称察合台文作品的最优秀代表之一。他还长于诗作，其诗集也是16世纪产生的察合台文学作品的杰出典范。《拉失德史》这样评价说：“巴布尔秉性纯良，品德高尚，尤以英勇仁慈过人。在写突厥语诗歌方面，他仅次于异密·阿里·失儿。他曾用最纯粹和最流畅的突厥语写过一部《诗集》(Divan)。他创立了一种诗体，名叫穆拜扬(Mubaiyan)，他还写了一部极为实用的法律论文，现已被人们普遍采用。他还写过一篇优美无比的突厥诗体论，并将圣者大毛拉的Rasala-i-Vālidiyyah转写成诗体。他还有一部《突厥史》[35]，写得平易自然，清新质朴。”[36]

三
如前所述，在察合台汗国后期蒙古各部军事贵族混战、割据中，汗国东部的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拥立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发展成为东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大致包括三部分：（一）蒙古斯坦（Moghulistan），东起阿尔泰山，西到塔拉斯河之东的沙漠，北界塔尔巴哈台山至巴尔喀什湖一线，南包天山山脉。这里是察合台汗国蒙古诸部的传统游牧地，保持着蒙古传统习俗。（二）向阳地（Mangalai Suyah），基本上是西辽时期东部喀喇汗王朝的领地，这时是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世袭领地，包括葱岭以东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六城地区和葱岭以西的费尔干地区，有时也把塔什干地区包括进来。这里主要是农业地区和一些半耕半牧地区，居民多为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部族，早已经伊斯兰化了。（三）畏兀儿地（Uighuristan），基本上是西辽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天山以南的领地，包括吐鲁番、焉耆两个地区，有时把库车和哈密两地区也包括进来。[37]

扶立秃黑鲁帖木儿汗后，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权势进一步膨胀。但秃黑鲁帖木儿也不甘于当傀儡汗，为了扩大汗的权力，他不得不寻求自己的支持者。伊斯兰教在当时已是一种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南部农耕地区地，居民大都是操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徒。于是他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并在统治下的汗国东部地区大力推行。这一行动马上得到了朵豁剌惕部异密家族的支持。作为塔里木盆地的统治者，朵豁剌惕部蒙古贵族不可能不受到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为了争取到广大穆斯林的支持，牢固地控制住汗国大权，朵豁剌惕部贵族也需要这样做。据《拉失德史》记载，朵豁剌惕部异密图列克对秃黑鲁帖木儿汗说：“三年前我在哈实哈儿的时候，就遵从一个圣者皈依了伊斯兰教，只是由于害怕你，我才没有公开宣读信仰真主的祷词。”[38]并积极辅佐秃黑鲁帖木儿汗在蒙古诸部中推行伊斯兰教。推行伊斯兰教的活动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那些守旧的蒙古部族的反对。《拉失德史》说，蒙古楚剌思部（Churās）曾表示反对，后来经过激烈的较量，反对者失败，“人们大声欢呼，当天就有十六万人剪掉长发皈依了伊斯兰教”，从此“伊斯兰教在察合台汗国的这一整个地区传布开来”[39]。

秃黑鲁帖木儿汗皈依伊斯兰教，仅仅是东察合台汗国蒙古部族信奉伊斯兰教的开始，伊斯兰教只在王公贵族中得以推行，而基本群众并未能马上接受它。这种情况直到秃黑鲁帖木儿汗之孙马哈麻汗（Muhammad Khan）在位时期（1407～1416）才有较明显的改变。据《拉失德史》记载，马哈麻汗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在汗国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蒙古人“如不缠头巾，他就要用马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头中，这种作法是司空见惯的”，“所以当他在位的吉祥时期，大多数蒙古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40]明永乐十二年（1414）陈诚西使哈烈，路经东察合台汗国，“马哈木王遣人来接”[41]，曾见到这位马合木汗。据陈诚记载，“其王戴小罩剌帽，簪鹚鹆翎，衣秃袖衫，削发贯耳。妇女以白布裹首缠项，衣窄袖袖衣”[42]。陈诚在描述鲁陈（位于今吐鲁番地区）的情景时说：“有为回回体例者，则男子削发，戴小罩剌帽，妇女以白布裹头。”[43]当时明朝人称西域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等民族为“回回”。从衣着装束上看，马哈麻汗及其身边的蒙古贵族已与天山以南农耕区的穆斯林居民没有区别了。

蒙古各部尽管信奉了伊斯兰教，但是仍然保持着非常显著的以游牧为特点的蒙古传统文化。陈诚描述当时的东察合汗国说：“今为马哈木氏王子主之，马哈木盖胡元之余裔，前世锡封于此。不建城郭宫室，居无定向，惟顺天时，逐趁水草，牧牛马以度岁月，故所居随处设帐房，铺毡罽，不避寒暑，坐卧于地……饮食惟肉酪，间食米面，希有菜蔬，少酿酒醴，惟饮乳汁。不树桑麻，不务耕织，间种穄麦，及为毛布。” 并称其所部为“蒙古部落也”[44]。尽管马哈麻汗已是“回回”装束，陈诚仍不称其为“回回”，可见这时的蒙古部众还与西域农耕区的穆斯林居民有着明显的区别。

歪思汗（Vais Khan）时期（1417-1432），瓦剌势力从蒙古高原进入天山以北地区的东部。歪思汗无力抵挡住瓦剌的压迫，统治重心开始向天山以南地区转移。据《拉失德史》载，歪思汗每年都到塔里木、吐鲁木番、罗卜等地狩猎，并参与农业生产，“土鲁番异常缺水，歪思汗却亲自灌溉土地。他不从河里汲水，而是掘一口深井，从井中汲水灌田。……他所耕种的田地非常小，产品从未够上一驮货的价值；但却是他一年的口粮”[45]。这样就使蒙古部众与农耕定居文化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从这时起，汗国内的蒙古部族开始了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过渡”[46]。

这时期伊斯兰教已为蒙古部族普遍接受，特别是在蒙古上层贵族中，伊斯兰文化逐渐深入人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准则。《拉失德史》记载说：“歪思汗即位以后，对宗教非常热忱，而且英武过人。因为他禁止蒙兀儿人攻击穆斯林，所以便用兵征讨异教徒喀耳木人，虽然他屡遭挫败，但却坚持与之为敌，决不愿意放弃圣战（Jalad）。他曾两度被喀耳木人俘获。第一次是在明拉克战役中，被俘后，他被押解到也先大石之前。也先大石思付：‘如果他真正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就不会向我行觐见礼，而会把我看成下等人。’当歪思汗被带进来的时候，他下了马（因为他是骑着马的），（也先大石）恭谨（俯首）地迎上前来。但是，这位汗却转过脸去，连手也不抬。于是，也先大石就确信歪思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并以优礼相待，将他释放。后来有人问这位汗为什么不向（也先大石）行臣下之礼，他回答说：‘假如也先大石威风凛凛地对待我，我倒会对他表示恭敬，以便保全性命。但是他却低首下气地迎上前来，我想自己必将就义了；一个穆斯林是不能屈服于异教徒或容忍其行为的，因此我就没理他。’这位汗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使自己免于死难。”[47]不管这里的也先大石是谁[48]，这一事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自13世纪蒙古兴起以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高贵”世系及其正统地位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瓦剌人按照蒙古社会的传统观念，对身为俘虏的歪思汗也表示出了应有的恭敬，对歪思汗的傲慢表现，理解为身为成吉思汗后裔的所应有的高贵。而歪思汗则是从伊斯兰文化方面来思考，将其行为解释为一个穆斯林对异教徒的不屈服。

《拉失德史》的另一记载也显示了伊斯兰文化在这一时期东察合台汗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歪思汗时期，东察合台汗国大员异密忽歹达（Amir Khudāidad）西投河中的统治者兀鲁伯，“当他们来到撒马儿罕的时候，米儿咱·兀鲁伯对异密·忽歹达说：‘你之精通成吉思汗的图剌[49]，是独步一时的，何妨把其中所有的条格都告诉我，我极想窥见其全豹。’这位异密回答说：‘我们早己完全抛弃了成吉思汗那恶劣的图剌，而改遵伊斯兰教教律（Shaziat）了。但是如果米儿咱·兀鲁伯纵有英明卓见，也仍然赞成成吉思汗的图剌，我自然要教给他，让他放弃伊斯兰教教律而改遵成吉思汗的法令。’米儿咱听了这些话非常不安，因而就没有学习图剌”[50]。忽歹达是朵豁剌惕部异密贵族，把持东察合台汗国朝政几十年，晚年为歪思汗所迫，以朝圣为名出逃。这一记载显示：东察合台汗国已放弃成吉思汗札撒，改遵伊斯兰教法，并且以行蒙古习惯法为耻。

歪思汗死后，大多数异密拥立歪思汗次子也先不花为汗，长子羽奴思（Yunus）被迫率少数拥护者投奔撒马尔罕的兀鲁伯，结果被兀鲁伯作为俘虏送给哈烈的沙哈鲁。此后羽奴思流浪于呼罗珊地区，并得以师从耶思德人大毛拉舍剌甫丁(Sharaf al-Din)。15世纪中叶，羽奴思在帖木儿后王的支持下，统治东察合台汗国西部地区，后又击败东部势力而成为全国的汗。羽奴思汗“喜爱城镇与农耕”[51]，认为“除非他们安身定居于农村或城镇中，否则就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52]，因此又率部返回塔什干农业区。羽奴思深受伊斯兰文化和定居生活的影响，并得到了宗教界的支持。河中伊斯兰教首领火者阿合剌尔（Khwāja Ahrār）曾这样夸赞羽奴思汗：“一个部落的领袖是这样好的一位穆所林而我们却欺凌他们，这是伊斯兰教法所不允许的。”[53]

然而蒙古部族中的守旧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坚持游牧，不满于定居生活。歪思汗早年就曾“逃出宫廷而从事掠夺生涯”，“许多优秀的蒙兀儿青年都自愿去追随他”[54]。尽管羽奴思汗喜欢城镇与定居生活，“但是蒙兀儿斯坦的异密和士卒却非常厌恶城镇，为此，这位汗大部分时间都驻节在蒙兀儿斯坦”；他希望能设牙帐于阿克苏，因为“与蒙兀儿斯坦比较起来，阿克苏更像一个城镇，但是他根据蒙兀儿人的风俗习惯推断，如果他在这里留得太久，这些蒙兀儿便便统统会”离他而去，“因此他不得不召集部众，一同返回蒙兀儿斯坦”[55]。后来当羽奴思汗因向往定居生活而“带领这些蒙兀儿人往达失干的时候，有一批人不愿意去，他们劫持了汗的幼子速檀·阿黑麻汗（Sultān Ahmad Khan），离开了羽奴思汗的队伍，继续留在蒙兀儿斯坦”[56]。速檀阿黑麻在部分蒙古部众的拥戴下返回蒙古斯坦，继续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他多次与瓦剌交锋，被称为“阿剌札（Ālācha）汗”（蒙古语，意为“嗜杀之汗”）[57]。他的外甥巴布儿（Babur）在1502年曾见过他和他的军队，他们“全都是蒙兀儿式的打扮：戴蒙兀儿帽子，穿中国锦缎制的绣花长袍。他们带着蒙兀儿的箭袋，用绿革制的马鞍子，骑蒙兀儿马。全都配有特别的装饰”[58]。

这种情况到叶尔羌汗国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514年阿黑麻汗次子萨亦德汗（Sa‘īd Khan）在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建立政权，东察合台汗国演变为叶尔羌汗国（1514—1680）。这时期蒙古斯坦已为瓦剌、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民族占据，察后台后王所统蒙古诸部被迫退往天山以南绿洲农耕区。随着由游牧生活方式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蒙古诸部迅速突厥化，逐渐融入今维吾尔族中，成为维吾尔族的一部分，甚至连自己的历史都要忘记了。所以叶尔羌汗国史学家马黑麻·海答儿忧心忡忡地写道：“现在——希吉来历951年（1544），蒙兀儿人中间连一个了解这些（自己历史）传说的人都没有了，我所以敢于不揣冒昧，想把这一艰巨的工作担当起来，是因为考虑到如果我不大胆来写这历史，世界历史的篇幅中，将会看不到蒙兀儿诸汗的史实了。”[59]“这些人的踪迹已经消失，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因为经过这段漫长的时间以后，大家都已不再熟识从前的风俗习惯和治学方式。”[60]巴托尔德认为，有若干征象表明，东察合台汗国蒙古人的语言在16世纪初还是属于蒙古语的[61]。但据《拉失德史》记载，叶尔羌汗国创建者萨亦德汗是用突厥语和波斯语写作，并且长于写诗。其诗作多用突厥语写诗，据作者所知“他只写过一次波斯文诗”[62]。萨亦德汗之子阿布都·拉失德汗（‘Abd al-Rashid Khan）亦擅长诗作，成书于叶尔羌汗国后期的楚剌思《编年史》保留了他的两首诗作，一首用突厥语，一首用波斯语写成[63]。也是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卓势力兴起，渗透进汗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促进了蒙古部众与维吾尔民族的融合。

至叶尔羌汗国后期，察合台后王所统蒙古部众完全溶入当地维吾尔居民中，西域蒙古诸部突厥化最终完成。虽然汗国还保持着蒙古国的名义（自称蒙古国）[64]，但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维吾尔政权。因此清代文献也不再像明朝前期那样把它称作“蒙古部落”，而是称其为“回回”、“回部”[65]；清朝统一西域后编纂的《西域图志》，更把“青吉斯汗族属”（即在西域的成吉思汗后裔）列入“回部世系”中，并明确指出为回部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