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奸的卫拉特历史

其实许多学者心里很清楚，自己费尽心血、熬尽灯油研究出的成果只是一个可悲的谎言。纸腐墨臭、匠气十足的汉族学者研究民族史也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满足于鸟兽虫鱼的无谓考证，而丢失了真正的历史精神。何谓历史精神？即寻求历史的本真，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历史。真实性应是历史的力量所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不容篡改”。

可在卫拉特研究中却充斥着谎言和偏见。请看下述几例：

1628年，和鄂尔勒克率土尔扈特部西迁时得到准噶尔部巴图尔浑台吉的支持和应诺，甚至将女儿嫁给了和鄂尔勒克。1636年初冬，顾实汗和巴图尔浑台吉率卫拉特联军远征青海，战争胜利后巴图尔浑台吉率军返回，顾实汗率和硕特部驻牧青海。这些历史事件在托忒蒙文文献《和鄂尔勒克史》中有明确的记载。而在《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和祁韵士著《藩部要略》、何秋涛著《朔方备乘》、魏源著《圣武记》中，把两部迁移原因说成是受准部排挤所致。这种说法被现今研究者广为引用。

1676年，准部噶尔丹率军在赛里木湖南岸战胜了小和硕特（和硕特大部已移居青海）鄂其尔图台吉，特意拨给一鄂托克人将其安置在博尔塔拉。可清朝官史中却记载噶尔丹率军在西套击杀鄂其尔图台吉。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记载过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疏报：“据云：‘噶尔丹闰三月十三日清晨得病，其晚即死，不知何症。”而在成书较晚的<<康熙实录>>中改为“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此说法也被不加分析的广为引用。

清朝官史篡改历史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要歪曲、丑化、妖魔化准部以证明其征服准部的合理性，说噶尔丹自杀无非想证明其走投无路，众叛亲离。而现在许多研究者却不加分析和批判，以清朝御用文人笔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记载为依据，杜撰出一篇又一篇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的文字垃圾，竭力为今天的版图作出历史的诠释。

土尔扈特东归有宗教和被征兵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学者一直予以回避。据托忒蒙文文献<<土尔扈特汗传>>记载：“准部舍楞和辉特部的德济特率所部逃出准噶尔，先后到达达额济勒。他们带来了由于清军的剿杀，准噶尔人已大为减少，伊犁已经空虚的消息。劝渥巴锡趁此机会，前去攻占伊犁。”舍楞的建议，得到了土尔扈特二号实权人物策伯克多尔济的大力支持。渥巴锡召开秘密会议，共同研究决定了返回准噶尔，占领伊犁的重大决策。土尔扈特东归中牺牲了十万人，到达伊犁河下游东岸时召开了“扎固尔”会议，研究是否按原计划武力攻取伊犁，反复讨论了七天。由于实力大为减弱，况且伊犁将军早有准备，故决定投顺清朝。这些都是历史的客观事实，而研究者们却在大谈什么“中华民族固有的凝聚力、强烈的向心力”，并用来为今天政治中的民族政策作注解，无中生有的赋予其巨大的政治意义。

对于清军屠杀准噶尔人民的问题，国内研究者大多予以回避，很少有专门论述这一事件的文章。有些文章即便涉及到也竭力淡化甚至予以否认。请大家来看看杜荣坤、白翠琴所著的《西蒙古史》中的几段文字：“乾隆制定了稳定的安抚政策，并在进军中严格贯彻执行，因而深得人心”。（人都没有了，得谁的心？）“在战争中发生杀害一些受裹胁或无辜百姓之事是存在的”。（一些是多少？那可是几十万条人命啊！）“那种认为清政府把厄鲁特各部人民杀尽斩绝的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由于清政府执行了安抚政策，使准噶尔人民免除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去向有了归宿，生活有了出路，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了”。知道什么是谎言吗？这就是谎言！赤裸裸的谎言！

请大家再来看看《清高宗实录》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中的几段文字；乾隆谕令前线将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此次进兵非同一般，各将厄鲁特彻底剿灭，永绝根株”乾隆对投降部众的安排：“大兵进剿，厄鲁特等自必畏罪投诚。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将伊等头目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母得稍存姑息”“如稍怀叵测，即移至巴里坤，再令移入肃州，即行诛戮”乾隆还认为：“厄鲁特俱行剪除，回众自必倾心归顺”。前线将领的报告：“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由此可见，清军屠杀不是某些人或某一部的单独随意的行为，而是整个军队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统一行动，屠杀的总指挥就是乾隆，目的就是要对准噶尔部斩尽杀绝。在这场精心策划的屠杀中，几十万准噶尔人惨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鲜血染红了卫拉特草原，准噶尔人遭到了无情的灭族之灾，“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啸亭杂录》卷3）无论怎样的借口和理由，都不会洗净历史上这罪恶的一页。这罪恶是深重的，它将穿透时间，引起一代又一代卫拉特后人的惊讶、提问和愤怒。

准噶尔部“叛乱”一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什么是叛乱？叛乱就是对自己所属的民族和国家的武装背叛。那么准噶尔部隶属于清朝吗？显然没有，众所周知准噶尔汗国是一个建国百年的独立政权。至于史籍中关于“通汞”“进贡”的记载，要实事求是的分析。准噶尔对清的“通汞”实际上是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与政治隶属无关，对于这一点，许多蒙古学者都作了有益的探索。由此可见，“叛乱”之说根本就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之上。即无归属，又何谈叛乱？“叛乱”一说严重的伤害了卫拉特人民的民族感情。强占了我们的土地，屠杀了我们的人民，最后还要污蔑我们叛乱，真是强盗的逻辑！难道蒙古人就没有捍卫民族独立的权利吗？难道蒙古人就应被奴役和屠杀吗？难道蒙古人就应是天生的奴仆吗？大中华的骨子里何时曾真正尊重过少数民族？
噶尔丹与清朝的战争，实际上就是蒙古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噶尔丹和阿睦尔撒纳永远是蒙古人民的英雄！

中国边疆史研究带有浓厚的东方强权主义的气味，竟有那么多的学者对蒙古这个主权国家的独立事实表示遗憾！手淫内蒙还要意淫外蒙！

目前史学早已蜕变为学者谋生的工具，学者群体已堕落成一个纯粹的“饭碗集团”。享受官俸的研究者们是根据权力体制的需要而进行思想校正的，从而形成了依附政治的人格。从这层意义上讲，他们与清朝的御用文人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目前的版图及民族政策作出“历史”的诠释。如果学术成为附丽于政治的趋时之作，学术还称其为学术、学者还能称其为学者吗？

我们生身于这个默默无言、受尽屈辱的民族中。这毕竟是我们的根，毕竟是生养我们的母族，毕竟是我们心灵的一笔财富和欠债。当我们愈来愈了解她的过去，了解了她的牺牲和屈辱，了解了她的无奈和悲苦，特别是了解了人们对她的无知、不尊重、极力的污蔑和诽谤之后，我们应该问问自己：难道你有权力对她不负责任吗？除了我们还有谁能为她倾诉那几百年的酸辛、光荣、折磨和不平呢？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如果我们无法安慰她坎坷过分的历史和饱创的心，我们能得到原谅和安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