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贺扬灵著)是商务印书馆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一月出版的一部调查实录性著作。这部书今天仍有可读性,其可读性在于它的“实录”性质、在于今日开发西北。
贺扬灵,1901年生,1947年7月病逝。国民党早期政要人物。江西永新人。曾就读武昌师范大学,1926年底随北伐军进驻南昌。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秘书、内政部编审、绍兴县县长、浙西行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第五处处长等职。
《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写作和出版前后,正值(1931)“九一八”,日本进一步虎视中国,缘于察绥(今内蒙古中西部部分地区)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富饶的物质资源,这里为侵略者垂涎。察绥地区面临危亡,一心御外侮,抗日烽火燃遍察绥大地。1933年一年里,大事迭出。傅作义令华北军第59军218旅开往多伦,阻击由热河进犯独石口及多伦的日伪军队。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为日本侵犯榆热,宣化抗击祈祷胜利”的通电。
日本关东军加紧侵略步伐,提出《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纲要案》,以挑拨察北“蒙汉”民族感情,煽动民族分离。在内蒙古东部策划蒙汉分离,操纵自治瓦解“中华民”族后,又诱惑内蒙古西部封建王公搞“高度自治”。此时的国民政府早已抛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所倡导的“民族平等”主张。这年10月国民政府派内政部长黄绍竑率员到察绥地区视察,贺扬灵就是作为随员与黄绍竑一起到察绥进行调查的。
贺扬灵在《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的“自序”中说“去秋随黄部长入蒙巡视,我是奉命主持经济调查的”。黄绍竑到察绥作了很多事,但最主要的是与德王、云王在百灵庙就“高度自治”问题进行谈判。国民政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里不论,但成就了贺扬灵对察绥地区所作的诸多调查,并完成了《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一书的写作和出版。
这部书写作仅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而用于调查的时间却很长,计算一下约一年多的时间,即1933年10月至1934年底。贺扬灵自己说是经历了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南京至天津再至北京,摄取的对象是旅居内地的蒙古人中的优秀知识分子、平津间的舆论界和教育界。第二个阶段是由北平至张家口再至绥远。摄取的对象是察绥省府,了解省县与盟旗间的经济关系及当时所构成蒙汉间的冲突等。第三个阶段由绥远至百灵庙,摄取的对象是各王公代表对于各盟旗间的经济状况及其本身生活,这个阶段所采取的方法是与王公代表谈话。第四个阶段是由百灵庙出发分两组到锡盟、乌盟两地,摄取的资料是盟旗间的财政收入,蒙民的生活现状及生产数量等。第五个阶段由百灵庙至绥远,摄取的资料是对伊克昭盟、土默特旗、察哈尔进行抽查,对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张家口各市场的商业状况调查。第六个阶段是次年(1934年)春天再次来绥远,活动多在平绥、包绥线上,作实地考察。由此可见调查有宽度和深度,可知书中描述的现状和汇集的各种数字的可信度。
书中很多章节是用数表形式表现,比如第四章“蒙古行商的市场关系及其交易状态”、第五章“察绥蒙民的生产量”、第九章“河套的渠务状况”等。作者最终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由于是对“经济的解剖”,因此少有政论,而对“民族”这个敏感问题作者侧重挖掘历史上的关系和社会进程中的关系。全书虽然字数不多,但参考书目达一百多种,如中文著作有绥远民众教育馆出版的杨增之等编辑的《绥远省各县调查概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正旺译的《中国西北部之经济状况》、平绥铁路车务处编印的《平绥铁路沿线特产调查》等63种,日文著作有《蒙古地誌》《蒙古通志》《蒙古经济统计表图》《内蒙古诸部落之缘起》等22种,报纸杂志49种,如《西北问题季刊》《东方杂志》《地学杂志》《新亚细亚》《大公报》等刊发的有关文章,另有英法文书刊46种。为写一部约21万字的书而去阅读如此浩繁的图书典籍,且花费大量时间到实地考察,可见作者治学之认真、严谨。
读这样的书,对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应该有所了解。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文中提到贺扬灵,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持中文系讲现代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而又活跃的青年作家。”铁竹伟《我心中的周恩来》记述贺扬灵升为国民党浙西行署主任后,在长兴政工队员大会上训政时说过的一段话:“国民党的主义好,但不如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强,纪律好,不如共产党那样会做群众工作。”他举出了陪同周恩来绍兴视察的例子后说“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从《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的序言中也可了解作者的一些情况。该书共有4篇序言,除作者自序外另有“黄(绍竑)序”、“甘(乃光)序”、“傅(汝霖)序”。其中“黄序”为首序。黄绍竑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信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1949年曾与四十三名国民党知名人士联名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至三届委员等职。他在该书“序言”中说贺扬灵“擅长史地,究心边政”,“赴绥作实地考察,殚心探究,凡与蒙疆经济、政治、社会、宗教诸问题有关资料,周咨博访,搜罗宏富。归来勾稽史实,参证自己调查实录,纂成《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一书,详加浏览,则条分理析,纲举目张,立论持平,无偏无倚,且全书悉本历史眼光,作客观剖析,犀利精辟,尤多独到之处”,对“政治、宗教、与社会问题皆能独具慧眼,发掘其特得之知,无一语踏袭前人,在边疆史地专著中,可谓生而别开。……文笔之生动,词旨之畅达”。时任内政部政务次长甘乃光在序中称此书“精辟无伦,启蒙疆之秘钥,开远略於来兹,匪特史地之良著,抑亦边事之导师也。”傅汝霖序中亦有“专研边疆史地,搜罗宏富,方法严密”等评价。
民国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古今中外学术的整合、调适、创新时期,在学术研究方法上其交流渗透和融合也是空前的,贺扬灵无疑受时代与环境的熏陶,在编著《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一书时体现了创新,也能看出作者忧国忧民、关注蒙疆、注重祖国西北的一面。从学术资料的角度讲,为后人留下的是财富。
《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版本记录为“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初版”,但检索有关古今书目,未见其他再版版本。《内蒙古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