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是蒙古人种还是欧罗巴人种

匈奴的人种归属在历史研究中的争讼。匈奴是历史上重要的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它兴起于公元前，借助同中国的战争，冒顿单于之时建立起蒙古高原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游牧大帝国，与中国的西汉王朝南北分庭抗礼。匈奴帝国在其统一过程中，兼并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其他部族，如东部的东胡、南部的楼烦等，因此它的人种和民族构成是极为复杂的。匈奴的本体民族，即也被称作胡，匈奴单于所自命的“胡者，天之骄子也”的那一部分人，是属于蒙古人种(黄种人)还是欧罗巴人种(白种人)，曾是历史研究中长期争讼不已的一桩公案。

主张匈奴人属欧罗巴人种的主要依据是史料记载对匈奴人“形体魁梧”的体格特征的一些描述。如《汉书》中记载的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碑，身高八尺二寸，容貌威严，汉代的八尺二寸(汉一尺=23．1厘米)，接近今日1．90米，是欧罗巴人种北欧型的高大身材。但值得商榷的是，休屠王居于蒙古高原的西部，并非匈奴本部贵族。

一些相关的文物考古资料，如陕西茂陵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诺颜乌拉25号墓出土的人物绣像以及一些被认为是匈奴遗物的青铜牌饰上的人物形象，对所反映的匈奴人体貌的看法，众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或认为是欧罗巴人种，或认为是蒙古人种。既使可以确定为属于欧罗巴人种的青铜牌饰人物形象，对牌饰上人物是否即是以匈奴本部民族为原型，又是谁也无法下肯定结论的。

曾经有过一次认定匈奴人种类型的绝佳机会
上世纪二十和五十年代各经过多次发掘的蒙古国诺颜乌拉匈奴贵族墓地，为认定匈奴的人种类型提供了意义重大的人骨资料。因为这个墓地埋葬的是匈奴最主要的统治集团，是道地的匈奴人。但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发掘者体质人类学知识的匮乏，并没有能够对这些人骨作出准确的人种归属认定；与其说墓主是蒙古人种，毋宁说是欧罗巴人种，这样的结论实在是让人如堕五里雾中。最后，这批入骨资料竟辗转不知去向，成为匈奴考古学史上的悬案。

研究成果：
中国体质人类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探寻匈奴本体民族的起源及人种类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中国在建国之后，从事体质人类学的考古工作者，通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在古代人种的鉴定方面，已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独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古代人骨的性别、年龄、人种、骨骼人工变形和病理学等多个方面，近年来还引入了分子生物学上的线粒体DNA分析法，以遗传基因探讨人种的起源和迁徙等问题。其中对人种的辨识，主要是通过对颅骨的测量获得的，应用了颅长、颅宽、颅高和颅指数等大量的数据。

1．四种不同的古代蒙古人种类型
现代蒙古人种大致可分为东亚、北亚、东北亚和南亚等四个类型，而古代蒙古人种在向现代蒙古人种的演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体质类型变化则要复杂得多。在匈奴帝国建立之前的北方长城地带，体质人类学者目前至少已辨识出四种不同的古代蒙古人种类型，分别命名为古东北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和古西伯利亚类型。前三者皆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有一定的联系，而后者则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这样的研究成果，为探寻匈奴本体民族的起源及人种类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2．初步可以推断匈奴的人种属古代蒙古人种类型中之古西伯利亚类型
古华北类型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土著人种类型，从新石器时代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的原始农耕居民，一直到东周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的游牧部落，一脉相承地延续了下来。例外的是，在属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的凉城县崞县窑子墓地，出土了古西伯利亚类型的人骨，与公元前l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属民属同一类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的主体族属普遍趋同划归于戎狄系统，而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在阴山以南一带又开始出现所谓的“诸胡”。那么，崞县窑子墓地出土的“异类”人骨是否是诸胡的一支呢?如果这样的推测属实的话，结合外贝加尔和蒙古发现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匈奴属民，初步可以推断匈奴的人种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

古西伯利亚类型人骨的颅型特征是中长颅与低颅的结合，汉代以后相继从蒙古高原南下的鲜卑、契丹和蒙古等北方诸族，普遍是以低颅、短颅、高面、阔面相结合为显著特征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与现代的北亚蒙古人种已十分接近。体质人类学者推测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可能是古西伯利亚类型的一种“短颅化”的地方性变体。鲜卑、契丹和蒙古皆属于东胡系统民族，鲜卑在早期形成过程中糅合了大量的匈奴人，如宇文鲜卑本身就是鲜卑化的匈奴人。鲜卑及其后继东胡系民族的人种类型与古西伯利亚类型之间的联系，显然与来自匈奴人的混血基因有关。

3．支持匈奴蒙古人种说的佐证及古代资料
公元4世纪下半叶，从里海附近草原出发、向欧洲掀起了入侵大浪潮的匈人(Huns)，被认为即是公元91年从蒙古高原西迁的北匈奴的后裔。匈人以大匈牙利平原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到5世纪上半叶阿提拉王统冶时期达到了辉煌，其强大的对外攻击力使日耳曼人丧胆，令罗马人蒙羞，他们称阿提拉和他的铁骑为“ 上帝之鞭”。匈人墓葬出土的人骨材料确实属于蒙古人种，这无疑为匈妨蒙古人种说又提供了一条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有力佐证。

实际上，古代史料的记载也更多地支持匈奴蒙古人种说。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开篇第一句即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虽未必正确，但至少其中透漏出的信息是匈奴人与华夏人无明显差异。而且，生活在与匈奴兵戎相争时代的司马迁，在他的整部《史记》里并无对匈奴特别体貌的描述，这种史书的“无记载”，隐匿于其中的也正是一种“无差别”。

结束语
现今的一些文人和学者，不知是出于何样的心理，利用历史记载的模糊性，总是倾向于将匈奴人描绘为欧罗巴人种，甚至不惜为之加上种种臆想。在1993年 “陕军进京”的文学浪潮中，陕籍作家高建群的长篇大作《最后一个匈奴》，写到北匈奴西迁时，一个受伤的士兵留了下来，在当地繁衍生息出一支具有白种人血统的后裔，男子多生得高大威猛，他们家族最显著的标志是脚上小指的指甲是平滑的，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小指指甲重叠生涩相区别。文学作品的创作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也要忠实于历史事实，历史研究则不容加入丝毫个人的感情色彩。在对于匈奴人的人种归属这个历史问题的探讨日趋明朗之际，我们更多地期冀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能够早目为它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