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试图建立由日本扶持的蒙古僧侣组成的蒙古国

对反对派的清洗 Purges of the Opposition 1928—1932

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场生死较量发生于1928年10月底至12月10日召开的第七次党代会上，在经过48天的激烈争论后，党主席丹巴多济被放逐到莫斯科，而其余的右派分子则被排挤出左派所掌控的党中央和政府。随着这些人在党和政府高层位置权力上的巩固与加强，他们的主要政策目标也趋向一致，于是左派分子加快了对右派分子的大清洗步伐。

由于得到了约·维·斯大林(Josef Stalin)的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这时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已经取得了对其政治对手(his political foes)的巨大胜利，不止于此，自1927年后苏维埃政府对来自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早已经忘乎所以，斯大林不再受蒋介石(Chiang Kai-Shek)的国民党政府(Guomindang’s government)的有关中苏关系条约的约束。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党）只不过是一个跛脚的、还不成熟的中国政府，由于有中国共产党(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的存在，蒋介石的政府事实上只能有效的统治起自南京的中国东部地区。这样一种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蒙古左派分子可以放开手脚进行激进的所谓革命(free Mongolian leftists for radical changes)。

1928年12月举行的第五届呼拉尔大会正式批准了由蒙古人革党提出的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noncapitalist lines)发展的总路线。由于保守派分子被排挤出了政府，乔巴山被选为小呼拉尔主席。左派领袖们号召立即剥夺封建地主和喇嘛僧侣的所有财产，进行五年发展规划，开展对畜禽所有者的集体合作化运动(the collectivization of stockbreeders)，驱逐中国商人和实行完成苏维埃式的贸易垄断(the ouster of Chinese trade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viet trade monopoly)。这些极端化的措施完全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然而在缺少成熟经济模式的蒙古，经济形势似乎完全跟既定的计划目标完全不合拍。基本的农牧业社会大体上是文盲式的和漫无边际的，甚至根本没有工业无产者(there was no industrial proletariat)。贵族和宗教机构掌握着国家的大量财富，普通民众对传统权势阶层的顺从和恭敬依然广为存在(the aristocracy and the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held a large share of the country’s wealth, popular obedience to traditional authorities continuede to be widespread)。人革党依然缺乏广大草根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政府仅仅拥有小规模的组织机构和很少的执政经验。还有，人革党完全受制于莫斯科，它犯了和莫斯科一样的对革命过分狂热、对反对派过于压制和执政时过于草率鲁莽的错误(the Mongolian revolutionaries made mistakes similar to these of the soviets through an excess of zeal, intolerance and inexperience)。

对反对派的第一次严厉大清洗(the first harsh repression of opposition)始于1929年，在乔巴山的授意下，600多名封建地主（feudal estate，herds and fixed prosperity, 农牧主和贵族）的财产被充公(confiscate)，而这些人的财产被分发给离开寺院的普通僧俗(the laity and monks)。1931年和1932年，800多名宗教社团和机构领袖的财产被充公，而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被投入监狱并惨遭屠杀。反宗教运动(the antireligious campaign)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般普通僧侣和喇嘛(ordinary monks)被强迫离开寺庙，他们被送进军队或者经济产业部门接受改造；中层和尚和僧侣(monks of middle status)被投入监狱或者集中营；最高层大喇嘛和僧侣(those of highest rank were killed)则被直接处决。到193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畜禽拥有者家庭被迫参加了公社化运动。

粗暴的普通农牧民的集体合作化运动是迅速的，但是这引发了血腥的暴力反抗事件(The brutal collectivization of herdsmen was rapid, and it caused bloody uprisings)。尽管1930年4月的第八次党代会已经承认国家在实现整个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准备不充分，但人革党对反对派的镇压和清洗一点也没有减弱的迹象，从私营产业到集体合作化社以及公社化运动都在加速推进。蒙古人革党然后大肆攻击整个宗教僧俗阶层、王公贵族、普通农牧业主和国内民族主义者，甚至在自己阵营内不断制造悲剧和惨案(the party then deeply attacked the entire monastic class, the nobility, the nomads, and the nationalists, while purging its own ranks)。政府致力于强化高积累和高度无差别化(high indiscrimination)，没收私有财产，禁止进行任何私营活动，强迫手工业者加入农牧业互助合作社，对外国和国内资本与贸易实行国有化。

这些极端措施造成了几乎灾难性的后果(Extremism produced near-disaster)，僧侣喇嘛和封建贵族的权力被剥夺了，中国商人和其他外国资本家被驱逐了，对苏联的依赖已成为必然。一场全国性的准备不充分的圈地牧羊运动和畜禽产业化运动在3年内导致了700多万头牲畜死亡，从而引发了广大农牧民的极端不满情绪和暴力反抗事件。蒙古经济依然停留于原始农业--畜禽业阶段，这场运动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合作化运动的失败，对私有产业的草率破坏和苏联政府援助上的不足最终导致了瘟疫和疾病的流行。1931年和1932年，成千上万的人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这种情形和普通大众的暴力反抗交织在一起，已经把整个国家推向了内战的边缘(By 1931 and 1932, thousands were suffering severe food shortage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s reaction to terror, had brought the nation to the verge of civil war)。最终政府被迫开动军队和坦克大炮，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无情的、毫不手软的残酷镇压了蒙古西部地区的反对人革党统治的广大反抗事件。

1932年5月，在平息了蒙古西部地区的暴力反抗事件之后一个月，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指示蒙古人革党结束这种极端路线。6月，人革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左倾化路线优先的政策，同时开除了几名犯有左倾冒险主义(leftwing adventure)错误的高级领导人。乔巴山宣布我们国家的整个发展阶段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在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照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it is wrong to copy Soviet experience in every single thing)，整个社会经济模式必须调整。集体农业合作化运动停滞，工人合作化运动被抛弃，畜业税降低，牧民和农民允许拥有私有财产。但是对外贸易仍然主要面向苏联，而且继续由国家控制。由于有持续的苏联的保护和包庇，蒙古得以度过一个惨淡的社会转折期(Under continuing Soviet protection and domination, Mongolia now settled down to a period of gradual social change)。

对在莫斯科庇护下的蒙古共产主义分子来说，一股潜在威胁蒙古和苏维埃政府的因素正在日益增长，它就是日本。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和先前的皇姑屯事件）打开了日本建立满洲国的大门，面对日本试图建立由日本扶持的蒙古僧侣组成的蒙古国的企图，蒙古人不能独善其身。
（本文作者2008年2月译自美国国会山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