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蒙古研究

摘 要：文章拟从八旗蒙古的建置过程，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和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以及八旗蒙古与满汉等民族的关系及其历史作用等方面，综述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概况。
关键词：三十年来；八旗蒙古；大陆学者；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广大满族史、蒙古族史、清史学者对八旗组织三足之一的八旗蒙古研究日益的深入和广泛。有关此问题的论文已有40余篇相继发表，专著也先后出版了几部，但却没有一篇关于八旗蒙古的专门性研究综述问世，因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动态做一综述。

一、八旗蒙古的建置过程
关于八旗蒙古的建置过程问题，学者们讨论颇多，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在李燕光、关捷主编的《满族通史》中明确指出，“天聪九年（1635年）编成八旗蒙古”。[1]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中认为，“一六三四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又把八旗中勇敢善战的蒙古人拨出，编成蒙古二旗。一六三五年，扩编成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也同满洲八旗一样。”[2]阎崇年更为具体的分析了这一过程，“天命六年（1621年）始设蒙古牛录，天命七年（1622年），始分设蒙古旗。天聪三年（1629年），已有‘蒙古二旗’。天聪九年（1635年），始设蒙古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3]赵志强认为，“蒙古八旗的主体是蒙古族。”“清太祖创业之际，将归附的蒙古人丁编为若干牛录。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天聪三年（1629年）时，已有‘蒙古右营’‘蒙古左营’。八年（1634年），分别改称‘右翼兵’‘左翼兵’。九年，清太宗在征服察哈尔蒙古后，大规模整编为数众多的蒙古壮丁，正式建立了蒙古八旗。”[4]

达力扎布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此问题，“皇太极即位后，把分隶八旗之下的蒙古台吉及其属人编为牛录，在八旗满洲左、右两翼各组成一支蒙古军，史称左、右翼蒙古二营（或二旗），分别由乌纳格巴克什和苏纳额附统领。”“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后金编审内外喀喇沁壮丁，查出壮丁16953名”，“在这些壮丁的基础上，合旧蒙古（原八旗蒙古左、右翼二营兵丁），重新编为11旗，其中古鲁思辖布（苏布地子）领喀喇沁旗，鄂木布楚琥尔洪台吉领土默特左旗，担任固山额真。这三旗是以‘在外喀喇沁壮丁’编立，不隶八旗，崇德元年成立外藩扎萨克旗，其余八旗编入八旗序列，称八旗蒙古。八旗蒙古的组织形式与八旗满洲相同，固山额真下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等。原已编入满洲和汉军佐领的蒙古人仍在原旗未编入八旗蒙古。清代八旗蒙古是旗人，享受旗人待遇，可以参加科举，出任朝廷和地方的官吏。”同时，作者还指出“清初在漠南设立了八旗察哈尔旗，平定准格尔之后，把原准格尔部降众也编为八旗。这些旗都是内属旗，形式上完全按八旗制度编旗”。文中还特别强调“八旗察哈尔与八旗蒙古不同，不能参加科举和选官，断案与宗教管理方面依《蒙古律例》，与外藩扎萨克旗相同。”[5]

姚念慈认为，“天命六年（1621）才出现蒙古牛录的记载”，天命七年编为二旗，天聪九年，“八旗蒙古正式建立”。[6]王景泽指出，“天聪九年（1635）二月初六日，后金‘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设立八旗蒙古并三旗外藩。”[7]吴兴尧指出，“1629年（天聪三年），已有蒙古二旗，1635年（天聪九年），又扩编为八旗。”[8]傅克东、陈佳华认为，“八旗蒙古编立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633年（清天聪七年，明崇祯六年）时，先只编有‘蒙古二旗’，称为‘右营’和‘左营’。到1635年（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由于皇太征服了察哈尔，才于八旗满洲之外，将原有的蒙古牛录，再加上内外喀喇沁蒙古的众多壮丁，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编，正式成立了‘八旗蒙古’。旗制与‘八旗满洲’同。”[9]毅夫认为，“蒙古八旗，编立于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 。”[10]赵琦亦认为，“后金将最初归附来的零散蒙古人及蒙古部落编入八旗，随着归附蒙古人数的增多，到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另编蒙古八旗。”作者还指出，“出于作战的需要，天聪初期八旗蒙古合编为蒙古二旗。日本学者田中宏己考证蒙古二旗成立的确切时间是天聪二年，本文赞同这一论断。蒙古二旗中左翼固山额真是吴讷格，右翼固山额真是鄂本岱。蒙古二旗常常被称为旧蒙古二旗，或者称为左、右营，天聪八年改称蒙古左翼兵和蒙古右翼兵。”[11]张力均认为，天聪九年（1635）二月，八旗蒙古形成。“其政治地位低于满洲而高于汉军。”[12]

杜家骥在其专著中指出，“八旗蒙古即俗称的蒙古八旗（固山），建于天聪九年二月，这一年将喀喇沁蒙古壮丁编牛录，其中一部分组成外藩喀喇沁蒙古旗（后称扎萨克旗），另一部分与八旗满洲之下抽出的蒙古牛录合组成八旗蒙古。”[13]其观点基本是采纳张晋藩、郭成康的论断。郭成康认为，大约在天命、天聪年间，八旗中每旗已编制成五个蒙古牛录。天命九年（1624年），八旗下蒙古牛录在国家庆典或出征之时，就已成为独立放入一部。到天聪三年（1629年），已经组编了‘蒙古二旗’。天聪九年，由于对漠南蒙古的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把大批蒙古人编为牛录，同时抽调出原八旗（满洲）下的大部分蒙古牛录，扩建为八旗蒙古。也有一部分蒙古牛录留在八旗满洲各旗之下，属于满洲旗。[14]孙静的《“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亦从此论。[15]

关于此问题鲜有不同看法，唯王天平在《清代八旗制度》一文中认为，“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去掉汗号称帝，定国号为‘大清’，将蒙古归降兵丁人等连同喀喇沁，壮丁一起编为蒙八旗，其旗色与满八旗相同。”[16]

总体而言，关于八旗蒙古最终的建置年代问题，学界已基本趋于一致。

二、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及其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

关于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问题以及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问题，也是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

研究八旗蒙古的科举教育问题成果最丰者当属张永江先生。如其在《八旗蒙古科举初探》一文中指出，“清代，满族统治者建立了清王朝，它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集团也获得了高于其它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一地位体现在八旗蒙古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由地参加科举考试并获得较多的优待即是其中之一。八旗蒙古的科举史既是清史和蒙古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科举制度史上独具特色的课题。”文章对“八旗蒙古与清代文科考试”这一问题作了详细论述。[17]在《八旗蒙古任官初探》一文中探讨了八旗蒙古任官的情况。[18]《清代八旗蒙古官学》一文指出，“接受教育是八旗蒙古人参加科举、进而为官从政的基础，是构成八旗蒙古人全部历史活动的极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八旗蒙古人的教育史是与清王朝的兴衰史相始终的。清代，八旗蒙古人生活地区分布极广，除京师外，分散在全国各主要的战略要地。由于各地驻防情况不同，其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也各有特点。”[19]《论清代八旗蒙古子弟的普通学校教育》一文作者指出，“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清朝覆亡以来，八旗子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几同于纨绔子弟，人们进而推想清代的八旗子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至少认为他们所接受的是一种失败的教育。这实在是一种误解。有清一代，对旗人子弟的教育是相当重视的，教育规制相当完备。”作者针对这种现象，分三部分进行了论述，即“一、京师蒙古子弟进行就读的普通学校”；“个驻防地蒙古子弟就读的学校”；“有关蒙古子弟的专门和高级学校”三个方面。[20]张先生在《八旗蒙古与清代的武科及翻译科考试》一文中指出，“八旗蒙古应武试晚于文试，因为清政府认为骑射为八旗所长，无须应试。故迟至雍正元年（1723），始允旗人考试武科，也设有童生试、乡试、会试三级。”作者分别介绍了这三级考试的情况。作者还谈及了蒙古武科考试中两个问题：即“第一，雍正末年武科的停试。”“第二是八旗蒙古人举人、进士的补用问题。”作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翻译科中专门论述了“满文翻译科”；“蒙文翻译科”；“蒙古中式翻译举人、进士情况分析”等问题。就清代八旗蒙古科举的作用问题，他说：“首先，如此广阔的科举途径，为他们全面进入清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和基础，从而使他们得以在清代历史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其次，由于科举的刺激，或者说以科举为杠杆，造就了一大批蒙古族汉文著作家和满蒙文翻译家，在蒙古文化和文学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这一页占有着独特的地位。”[21]

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杜家骥在《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一书中也有涉及。他认为，“对八旗旗人实施教育，则始于天命六年七月。”“天聪八年四月，后金举行科举考试，八旗下的满洲、蒙古、汉军旗人子弟共十六人考取举人可见自天命六年兴办八旗教育以来，已取得初步成效。”“顺治十四年，又设唐古特学，选蒙古八旗子弟入学，专学藏文。该学隶于理藩院。”“康熙三十年设立八旗义学，以扩大对八旗幼童的教育，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每旗下的各佐领皆各自施教，教本佐领下幼童学习满文满语及骑射，蒙古八旗各佐领下幼童还兼习蒙古文、蒙古语。”后又兴办“八旗蒙古学。设于雍正元年，是在蒙古八旗中设立的每旗一所专门教授蒙古语言、文字的学校。学生选自蒙古八旗各佐领，每佐领一名。”乾隆朝，京师增设旗人官学。“蒙古官学。乾隆十二年，于咸安宫官学内增设蒙古学房，于八旗蒙古官学生中每旗选三名，共二十四名入学，专学蒙古文经书及蒙文翻译。该学之教务及管理均归理藩院。”作者还例举了八旗军在各驻防城市的教育情况。同时，还说明了旗人的私家教育和八旗教育的特点。就“清代旗人教育的政治作用与影响。”问题他认为：“首先，是培养了大批直接服务于统治的行政人才。”“清朝边疆辽阔，对蒙、藏、回部等少数民族实行直接性深入统治，为此而培养蒙、藏及回部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翻译人才，派忍于各相关机构，从事文字、行政工作，适应了这一重要行政需要，对经营、治理边疆民族，发挥了作用。”“八旗官学教育，又培养了一些专业技能方面的行政人才。”作者还指出了八旗教育存在的一些局限性问题。[22]唐群在《八旗蒙古科举小史》一文中指出，“清王朝建立后，它的主要同盟者八旗蒙古集团便获得了高于其他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这种特权表现在各个方面，特设蒙古科举即其中之一。蒙古族参加科举并非始于清朝，元代就已开设蒙古科，但由于元统治者尚武轻文，所以蒙古科就其规模和水平都远不能与清代相比。清朝，在其入关的当年(公元1644年)即开科取士，直到1651年(顺治八年)才允许驻京的蒙古子弟应试，1799年(嘉庆四年）扩大到全国各地，考试是按照传统的三级制（童生试、乡试、会试）并分别的给予一定的优待。”作者还述说了翻译科考试和录取情况。就清代八旗蒙古科举的历史作用问题，作者指出，“在八旗蒙古科举的刺激下，不少人研习蒙古文、蒙古语，从而造就了一大批蒙古族学者，蒙古族汉文著作家和满蒙文翻译家，他们的著作涉及历史、文学、科技等各个方面，丰富了蒙古族传统文化。其次，广阔的科举途径，为蒙古族子弟全面进入清代政治生活，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和基础，从而使他们得以在清代历史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再次，对八旗蒙古子弟应试特权的取缔，加速了蒙古族吸收、消化汉文化和蒙汉、满汉文化交流的进程。因此，八旗蒙古科举在蒙古族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23]张杰指出，“清代沿袭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参加科举考试的满洲、蒙古旗人不断增多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八旗满洲、蒙古科举世家”，文章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举例 ，并且说明“八旗子弟入仕的主要途径不仅是侍卫与笔帖式 ，科举功名是重要途径之一 ，许多满洲、蒙古八旗家族入仕为官，名声显赫，就是通过参加科举取得的。”[24]

就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政治思想问题研究较深入的学者为张力均先生，关于此问题作者已有专著问世。在《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政治思想研究》一书中作者指出，“本文力求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八旗蒙古接纳汉文化的原因和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政治思想进行分析、归纳、整理，运用历史分析法，将其接纳汉文化的原因和政治思想的形成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去考察，得出某些带有历史规律性的结论。”“关于八旗蒙古接纳汉文化的原因，本书认为：生存环境的变化无疑起到了基础作用；清朝政府所推行的基本国策以及科举教育制度起到了关键的导向和催生作用；时代条件的变化也对八旗蒙古接纳汉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书中还指出，在接纳汉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八旗蒙古人并没有因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丢掉自己的根。”“在学习和掌握汉文化的过程中，八旗蒙古人士保留了本民族诸多特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清代蒙古族文化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八旗蒙古人士接纳汉文化，不仅丰富了蒙古族传统思想文化，而且为中华文化的多元组合融入了新的内容。”“关于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政治思想，本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归纳、整理。第一，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第二，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吏治思想及其实践。”“第三，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与清代的边疆治理及其守边、治理思想。”“第四，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实践。”[25]张先生在《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吏治思想初探》一文专门论述了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吏治思想问题，他指出：“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人数众多，著述颇丰。他们对清朝中后期吏治败坏、政治危机加剧的社会状况忧心如焚。为此，或者向最高统治者献言献策，或者亲身实践，力求整顿吏治，挽救颓风。在他们的各类作品中所阐述的官德意识、政绩观和执法理念，虽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不乏许多颇有价值之论蕴涵其中，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26]在《浅析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一文又详细论述了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具体的实践问题。[27]

通过上述两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可以看出现在学者们对八旗蒙古问题的研究愈来愈细致和具体。所以说研究问题如果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也许可以得出新颖的结论。

三、八旗蒙古与满汉等民族的关系问题

八旗蒙古与满汉等民族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一个方面。在这里研究最为集中的就是满蒙汉之间的联姻问题。因此下文中着重叙述一下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兼论一些有关民族融合的问题。

杜家骥在《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一书通过对旗人家谱的分析来研究八旗旗人的婚姻及其与政治相关内容。作者从“1.满洲旗人的通婚范围，他们与本满洲旗人及八旗蒙古旗人、八旗汉军旗人的不同通婚比例，了解其在结婚对象上的选择去向。”“2.汉军旗人与本汉军旗人及八旗满洲旗人、蒙古旗人的通婚状况、不同比例，他们在结姻对象的选择上有何特点。”“3.八旗宦官世家之间联姻所形成的姻亲关系问题”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作者还指出，“汉军旗人主要与汉族血统之人结亲，与他们在根源上同为汉人，感情及风习上比较接近有关。而在旗人内部，绝大多数人又是在汉军旗人之间通婚，与满洲、蒙古旗人结婚者少，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满洲、蒙古旗人与汉军旗人结婚较少，而倾向于本满洲、蒙古旗人，这与双方在传统的民族感情、风习有某种隔阂不无关系，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内部双方地位不平等，汉军旗人地位较低。这两个汉军旗人家族与满、蒙、汉军这三种旗人通婚的人数、比例上的数据，对上述情况作了一些揭示。”[28]在其《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主要讨论了清朝满蒙联姻的相关事宜。应该说该书是国内研究此问题比较全面系统的一部专著。但该书没有专门讨论八旗蒙古与满族等民族的联姻情况，只是将其放在蒙古整个民族范围之内进行研究。[29]傅克东、陈佳华认为，“对蒙古，更是过之而无不及，满蒙两族一向被看成是同服俗、同骑射，经济和文化生活更为接近。在历次战役中，满蒙都是并肩作战，休戚相关。入关前，清统治者对蒙古各部来归者，赏赐尤厚。皇室的女子下嫁蒙古者最多。”“这些充分说明满、蒙两族从上层到中下层，通过联姻方式，加强了两族之间荣辱与共、密切合作的关系。”[30]王春强、阳灿飞在《清代皇室婚姻制度刍议》的第三大点“清代皇室婚姻中的政治因素”中专门讨论了满蒙联姻的概况，以及“清廷满蒙联姻的目的动机”和“清廷满蒙联姻的实施效果。清廷满蒙联姻总的说来是比较成功的。”同时作者还指出了这种现象的作用：“由上可知，清代皇室与蒙古贵族的联姻，作为清朝理藩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对笼络蒙古贵族的感情，加强他们对清朝效忠方面，作用仍然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于这种联姻，才使得清代皇室与蒙古贵族“中外一体”，不仅使历朝汉族统治者头痛的北方边患问题得以较好的解决，而且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蒙古贵族紧紧隶为清朝皇室的世代臣仆，为清朝开疆扩土，捍卫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31]

应该指出的是学界关于研究满蒙联姻的专著和文章甚多，但是在这其中很少有人将八旗蒙古单独提出来讨论，都是将其作为清朝蒙古的一个部分，整体进行研究。诸如这样的研究有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及《清代皇族与蒙汉贵族联姻的制度和作用》、《清朝的满蒙联姻》两篇文章；陈京的《试论清朝满蒙联姻政策的特点及其积极影响》；华立的《清代的满蒙联姻》；赵之恒的《满蒙联姻》；刘玉萍的《浅析满蒙联姻的发展过程和作用》；牛海桢的《简论清王朝的满蒙联姻政策》；李铁的《清朝入关前后满蒙联姻及满族婚俗新变化》等文章。

同时还有一些研究民族融合问题的文章，如张力均《清代八旗蒙古汉化初探》一文指出，“八旗蒙古是清代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各地任官，携眷驻防，接触汉文化条件极为便利，因此，他们无论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还是心理状态都逐渐与汉民族相融合。在八旗蒙古汉化的历史进程中，生存环境的变化无疑起到了基础作用，而清朝政府所推行的基本国策以及科举教育等制度，也对其汉化起到了关键的导向和催生作用。”[32]在《浅析清代八旗蒙古汉文著作家的民本思想及其实践》一文中也谈论了此问题，观点基本相同。[33]傅克东、陈佳华在《八旗制度中的满蒙汉关系》一文中还讨论了满洲八旗中的蒙汉成分以及蒙古八旗中的满汉成分问题。同时还专门分析了驻防八旗中的满、蒙、汉关系问题。最后作者还就满蒙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评价，他认为：(1)八旗制度既是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所以要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包括在内，满洲、蒙古、汉军三部分也不例外。（2）八旗制度中的满洲、蒙古、汉军，无论在同一旗分、或不同旗分中，其成员都有改旗和抬旗等互相穿插交错的事实存在。（3）八旗制度经历了三个世纪除具有积极一面外，作为充当镇压、控制全国各族人民的一根支柱，束缚、限制了八旗成员从事生产劳动的职能，还有它消极的一面。（4）八旗制度中的满洲、蒙古、汉军，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上日益接近和日益趋于一致。（5）风俗习惯方面，互相影响，互相学习和互相吸收。（6）八旗制度中的满蒙汉关系基本上是和睦相处、融洽的。[34]

通观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颇下力度的，成果也是最为可观的。

四、八旗蒙古的历史作用

八旗蒙古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清朝历史上，究竟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学者们也有相关论述，只是专门性的成果相对少些而已，多是对八旗制度整体性的评价。

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对此问题有专门分析，他们指出，“1.蒙古八旗是融合内附零散蒙古的最好社会组织形式”；“2.蒙古八旗的建立增强了八旗的军力”；“总而言之，天聪九年二月编立的蒙古八旗从社会组织方面讲，解决了旗下蒙古的生计问题，为战争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兵员、武装和给养；从军事组织方面讲，蒙古八旗不仅战斗力迅速接近满洲八旗的水平，而且在战争中还常常担负向导全军的特殊任务。编立蒙古八旗是满洲统治集团稳定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增强国家实力的一项重要决策。蒙古八旗的创建史，是清王朝入关前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建设上饶有特色的一页。”[35]

佟佳江对此也进行了专门论述，他指出，“清朝将蒙古族划分为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内属蒙古三种管辖体制，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以及不同的法规。因此，它们呈现不同的社会风貌和发展趋势。在清朝，由于外藩蒙古活动的地域辽阔，几乎占半个中国之大，其人口占蒙古族总数的绝大多数；由于外藩蒙古保持了蒙古族固有的尚武精神、游牧业生产和传统风俗习惯，成为蒙古族的象征。因此往往引起误会，认为实行了外藩蒙古的盟旗制度、王公制度和扎萨克制度，是清朝统治蒙古的唯一的政治制度，从而忽略了八旗蒙古和内属蒙古两种体制，并由此产生许多误解。”作者针对此项现象进行了分析。最后他指出，“清代蒙古族中，在政治上地位显赫，在军事上功勋卓著，在学术上和文学艺术上造诣深邃的，大多是八旗蒙古。总之，清朝统治者引为股肱列在亲信的是八旗蒙古。”[36]

张力均认为：“它的建立和发展，对满族入关和清廷统治秩序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清朝长达二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八旗蒙古人才辈出，他们在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民族事务、边疆的开发与治理等方面，为清朝建功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作者还指出“清朝建立全国统治后，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和八旗汉军一样，都受八旗系统的官员，如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管辖，驻防八旗还受地方的将军、都统、大臣管辖。”“八旗是清朝统治的命脉所在。清代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享受广泛封建特权的首先是皇族，其次就是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作者还例举了一些八旗蒙古人在衙门任职以及在各地所任重要职位的人数情况，进而说明八旗蒙古政治地位。[37]在《八旗蒙古人物的治边理念》一文中作者从“熟悉境内外状况，维护国家安全”；“刚柔相济，以德服人”；“尊重民族习俗，兴办教育文化”；“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协调民族之间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松筠、锡良、富俊等八旗蒙古人物的治边理念和各自贡献。最后说，“作为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八旗蒙古人士以其特有的优势长期为清廷守边治边，较好地贯彻了清政府所制定的边疆民族政策，在维护边疆稳定、促进边疆开发、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在实践基础上所阐发的边疆治理思想，仍值得后人批判地继承。”[38]

除此之外，一些通论性的满族史或民族史著作中，也对八旗蒙古进行了散杂的评述，如李燕光、关捷主编的《满族通史》等。

八旗蒙古在中古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对清朝的发展和壮大更是突出，也是研究者不容忽视的。

纵观笔者对上述诸方面的简要综述，可以看出八旗蒙古是八旗组织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是清朝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重要元素，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替代的。故此对八旗制度相关问题的深入剖析仍将是国内外学者面临的重点研究课题。由于笔者能力和条件所限，此文仅就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做一粗浅综述，并未涉及港澳台及国外的研究成果，此乃本文之一大遗憾，还望众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赤峰学院（汉文版）》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