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栏”、“舍饲”，“草畜到户”等手段不能给内蒙古牧区找到出路

夏季的锡林郭勒草原太阳升起早，落下完。对于这片草原，感到陌生，感到惶惑。某种程度上，在来到牧区之前，我已有“成见”，这些观点主要来自去年年底的“全国牧区发展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来自基层的干部、学界专家、还有环保人士对“草畜到户”、“围栏”、“牧民定居”等政策表示反对，认为是将农区政策强加于牧区，后果严重。而代表官方出席，来“听取意见”的官员则拒绝对在牧区实行的“草畜到户”等政策进行讨论，只允许在既有政策框架下，就“多户联营”和“专业合作社”等进行技术层面的讨论。直到会议结束，双方的意见也未能接近。

但到达锡林郭勒的首府锡林浩特之后，我从基层官员那里听到另外的观点。他们对我引用的专家观点只表示非常有限的认同，甚至对某些观点表示了轻蔑。

在锡林浩特的官员群体中，弥漫着两种情绪：一是，通过挖掘地下的煤炭迅速发展的渴望；二是，对于经济实力增强之后，解决问题的信心。寄希望于能源产业对草原的“反哺”。他们提到“不会走鄂尔多斯的老路”，“有保护的开发”等等，但其主旨始终是要开发。实际上，无论是牧民、地方政府、甚至整个国家都无法抵御绿草之下“黑金”的诱惑。锡林郭勒的矿产开发箭已离弦。至于如何平衡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答案。

关于草原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方面未被充分讨论：一是人口，二是水资源。草原生态环境脆弱，承载力低，在人口和水资源等根本性问题没有找到答案之前，“围栏”、“舍饲”，甚至“草畜到户”等技术层面的手段恐怕不能给内蒙古牧区找到出路。

迅速增加的人口对于草原各个方面的影响，民间和官方虽都有提及，但未做进一步讨论。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对蒙古族牧民限制较宽，但牧民家庭普遍子女数量不多，很少有超过2个的，只是处于维持更替的水平。人口的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移民，根据一位蒙古族官员的介绍，满清以来，至少三波较大的移民潮进入内蒙古地区。移民决定性地改变了草原。在锡林郭勒全盟的103.6万人口中，蒙古族人口只占30%，牧民只有约20万。

草原还是那片草原，挤进更多人口之后，维持生活需要放牧的牲畜数量自然也就增加，草场变得不够用了。迫不得已在更小的草场上放牧更多的牲畜，加之连续近10年的干旱，草场怎么可能不退化？在锡林郭勒，南部人口密集地区，人均草场面积小（只有200~300亩），已经无法采用放牧的生产方式。即使在北部人均草场面积较大，因退化等原因，也仅仅能让牧民维持生活而已。

在草场严重退化之后，实行了“草畜平衡”的政策，要求根据草场的情况，限制放牧牲畜的数量，就又造成牧民的生活下降。在草场面积有限的条件下，牲畜品种改良等技术对生产效率的拉升作用有限。只能采取“奖补”政策（“草畜平衡”奖励和禁牧补贴）。据锡盟农牧局的官员称，今年全盟有约8亿资金将用于“奖补”。

移民带来的不仅仅是人口增加，人均草场面积减少，还有对传统游牧文化和价值观的破坏。蒙古族官员有时会隐晦地提及农区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一位蒙古族司机就直接举例说明，“牧民也真可怜，把羊卖给汉人，结果拿回来的钱全是假币。”牧民生活居住很分散，社会组织化程度低，行为规范主要依赖价值观和风俗而不是行政机器。面对外来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免不了要吃亏。“现在，牧民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在以前，像我们这样（登门），会给我们倒茶，拿吃的东西”，而现在只是在门前应对几句。那位蒙古族司机感叹。

锡盟也提出了要转移人口进入城镇，减轻草原的人口压力。但城市化需要工业发展，工业和城市人口都需要大量的水资源，而内蒙古是缺水干旱地区。根据内地城市发展的负面经验，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将是对城市发展最严厉的硬约束。

无疑，内蒙古官方已经意识到了水资源的限制，甚至专门在自治区发改委中设立了海水办，计划利用海水，但似乎过于飘渺。基层官员对于水资源的限制没有概念。问及城市发展“水从哪来？”答“自来水。”解释之后，回答完全一致“地下水”。牧民定居之后，同样依赖用机井取地下水。但对于锡林郭勒水资源的承载力和利用规划，未能找到明确的信息。

实际上，传统游牧早已成为传说，马和骆驼等以往的生产工具已日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机动车，汽油已经成为牧民日常开销中的重要一项。牧民虽然定居了，但生活条件依然简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低。牧民的房子普遍小而简陋，室内几无陈设，用电用水困难，电靠风力发电储存在铅酸电池中，有的地方甚至需要购买桶装水。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适度地集中定居，则又与放牧的生产方式相抵触。

牧区的人口转移政策实际上就是动员牧民不在做牧民。对此，当地政府和牧民未必有本质的分歧，属于“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重点在于如何进行二次分配和给予牧民充分的选择，保障公平性。对于传统游牧方式的固守怕只是一些人浪漫的一厢情愿而已，急于发展的当地政府和生活亟待改善的牧民都无暇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