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不再希望对中共谈判

2008年11月01日

德国之声
上周六，73岁的达赖喇嘛在其流亡地印度达兰萨拉宣布，他对与中国政府的谈判已不再抱有希望。每日镜报写道：
达赖喇嘛对中国的非暴力路线受到了世界的欢迎和敬重，但这一切并没有给六百万藏人带来任何成果。从西藏逃亡印度近五十年后，达赖喇嘛看来已承认自己的政策遭到失败。他将召集三百名流亡藏人代表于11月17日至22日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聚会，为今后争取自由西藏的斗争做出决策，这是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会后可能出现历史性转折。

非暴力形式不容讨论

迄今为止，达赖喇嘛促成了流亡藏人把西藏自治定为软性目标。他认为，面对战略力量对比，这是唯一现实的做法。但现在藏人代表可能会背离这一路线，提出使这个山地国家完全独立的要求。达赖喇嘛通过其发言人说，'圣上认为，必须考虑其它选项，十一月的会议将做出决定。'但有一点，达赖喇嘛今后也不会动摇：西藏自由运动将保持非暴力的形式，这一前提不容讨论。

年轻藏人反对均衡和妥协路线

许多流亡藏人把北京奥运视为使全世界注视西藏冲突、敦促中国做出让步的最后一次机遇。由于中国咬牙切齿地最终同意会谈，藏人在奥运期间表现平静。双方代表会面七次，但没有任何进展。如果本星期的会谈仍然没有结果，藏人的首领也许将把西藏问题的领导权交给藏族人民。

年轻藏人反对均衡和妥协的路线，他们说，软性路线白费时间，有利于正在消灭西藏文化和语言的中国政府。部分青年怀着政治上无能为力的伤感，考虑暴力和打游击的做法。

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居高临下

南德意志报报道说，"上周周末，达赖喇嘛公开转入攻势，此后北京宣布将举行新一轮会谈。"该报认为：

"宣布消息的口气没有外交特色，很不客气、甚至傲慢。新华社援引一名未提及姓名的政府代表的话说，尽管今年三月拉萨发生动乱、一小撮分裂分子严重干扰破坏奥运，会谈仍将进行。北京官方训导说，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应该'懂得利用这一机会'。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以政府居高临下的态度说，达赖喇嘛应在'有生之年为西藏人民做些好事。

达赖喇嘛"看不到诚实"

今年春季动乱之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压力下被迫与达赖喇嘛的代表重开谈判。但今年七月的最后一次会谈、即2002年以来的第七次会谈同样以无具体结果告终。中国方面只是利用这一场合辱骂藏人、重申其已为人知的原有立场。如此看来，最近公开宣布消息时使用的口气与这一情景很吻合。

现在达赖喇嘛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地表明，他对中国人做样子的谈判感到失望。他说，他可以与'任何诚实说话的人'打交道，'但我们在这里看不到诚实'。

日外务省中国课改名中蒙课

日本“产经新闻”今天报道，日本外务省（外交部）亚洲大洋州局中国课掌管中国大陆、蒙古、台湾事务，明天将正名为“中国．蒙古课”以示对友邦蒙古的重视。蒙古政府在获知此事之后，感到很欣慰。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明天将公布政令，将外务省亚洲大洋州局中国课改名为“中国．蒙古课”，并从发布政令日起正式实施。

　　报道说，日本外务省中国课掌管中国、蒙古、台湾的事务，以前该课的名称仅冠上单一国家“中国”的国名，早已备受指责。明天起正名的作法是符合各国外交部的标准作法，而且也能藉此显示对友邦蒙古的重视。

　　去年一月，蒙古总统恩克巴雅尔致电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蒙古原已有意参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但决定退出参选，改为支持日本。如此一来，今年秋天的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日本很有希望当选。为此，日本认为应重视与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

　　日本政府将这次决定将中国课名称“正名”一事告知蒙古政府之后，据说蒙古方面相当欣慰地表示：“终于一偿宿愿”。

　　报道引述外务省官员的话指出，外务省的中国课对外的称呼英文是“China and Mongolia Division”，但在日本国内只以“中国”单一国家国名称之，主要以前只要有人提议应正名时，就有亲中派政治人物反对。

　　报道也说，这次要正名的举动，也有执政党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曾担心地说：“但愿不要刺激中国”，但据说中国方面的反应是：“这是日本的内政问题”。

俄罗斯对蒙古实施的经济敲诈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撰文说，美国一如既往地深陷在伊拉克不能自拔，而日渐强大的俄罗斯却利用“经济敲诈”的手段渐渐扩大其在中亚的影响。如果新任美国总统不能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在世界矿产资源集中的中亚地区，美国将不得不面对来自俄罗斯的挑战。

据俄新网24日报道，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文章作者认为现在俄罗斯的主要锁定的目标是“民主进程极具活力”的蒙古。文章作者是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亚洲部的研究员，他援引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的数据说，蒙古90%的石油消耗都来自俄国家石油公司。而且，该公司近3个月两次提高石油价格，每次几乎都是20%。现在，俄国家石油公司告诉蒙古政府说，如果想要降价其条件就是交出“国家石油工业管理权”。作者说：“莫斯科想在蒙古建100个汽车加油站，这样可以压缩消费者对能源载体的选择空间。”

文章说，类似做法也涉及到蒙古国经济的其他领域，比如铁路交通。俄罗斯拥有蒙古国有铁路49%的股份，在炼铜和黄金加工领域俄罗斯公司也是老大。

文章说：“蒙古官方自己表示愿意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但私下却表示是俄罗斯在给他们施加压力，蒙古还后悔地表示没有吸引足够的西方投资。”

最后，该文章作者认为，如果俄罗斯用“敲诈”手段让蒙古“屈服”，那么随后俄罗斯还会将这一策略用到其他中亚国家身上。结果就是，蒙古和其他中亚国家为“保护”俄罗斯投资而不得不向俄罗斯安全力量做出战略让步。作者认为，这样俄罗斯会获得新的扩张其域外军力的机会。

对此，文章作者认为：美国应扩大与蒙古的贸易往来，大力宣传俄罗斯的这种“野心和强迫计谋”。同时，要推进布什总统2007年提出的“亚太地区民主合作思想”。此外，文章建议美国和蒙古可以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进行联合军演，维和演习。

俄罗斯土尔扈特蒙古人命运

1771年1月16日，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反抗俄国压迫，举行起义回归祖国时，由于伏尔加河一直没有封冻，无法把回归祖国的消息及时传给西岸的卡尔梅克人，这些卡尔梅克人就留居在俄国。

“当时在西岸没有东归祖国的卡尔梅克人(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21页，莫斯科，1967年版。)”有4700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10000多人，土尔扈特部落8000多人，和硕特部落3000多人。为了防止他们东归祖国，沙皇军队一直包围了他们十几年，不准他们离开伏尔加河沿岸。自1771年至1775年有2000多人小规模的、分散的，巧妙利用游牧的方式回到祖国，清朝政府都很好地给予了安置。1775年以后，俄国政府对留居的人严禁四处游牧，使这批卫拉特人至今留居俄国。

土尔扈特人回归祖国以后，留居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也在酝酿回归，准备冬季到来举事。1771年10月19日，俄国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赶紧下令取消土尔扈特汗国，成立了卡尔梅克管理处，由阿斯特拉罕省务厅直辖管理，省长作为最高监督，选派了一大批俄国警官去卡尔梅克部维持治安。

1772年，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管理处又下设了札尔固法庭，由3个主要部落——土尔扈特部落、和硕特部落和杜尔伯特部落推选3名代表组成，按古代的卡尔梅克人法典和法规审理，法庭裁决由省长批准。又把鼓动群众回归的3大部落的领袖:杜尔伯特的台吉策伯克乌巴什、和硕特的台吉杨德克、土尔扈特的台吉阿沙尔瑚召集到彼得堡，女沙皇又用各种宴请规劝并耐心说服他们。但这3位台吉软禁威胁不了，好言利诱哄骗不了。“1774年4月，俄国政府的官员将杨德克和阿沙尔瑚在一次聚会上毒死了，策伯克乌巴什侥幸逃脱(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8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鼓动东归祖国的首领们给镇压下去了，但是激起了卡尔梅克人的更大不满。

1774年，俄国农民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蔓延到卡尔梅克人的驻地，8月15日，俄军首领阿·敦杜科夫公爵，让卡尔梅克领主车臣多尔济率军联合去镇压普加乔夫农民起义。

车臣多尔济不但不援助俄军，反而和卡尔梅克长老及首领们商量后，派出代表和普加乔夫联合起来反对俄国政府，普加乔夫亲自接见卡尔梅克的各路王公和卡尔梅克人，他们联合起来打败了俄军，并占领了不少俄军的城镇。8月25日，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军不幸兵败撤走，俄国政府追问卡尔梅克首领和普加乔夫共同进攻俄军的原因，“卡尔梅克首领以‘诈降’的原因搪塞过去(《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78页，1774年案卷，第246号，96捆。))，”使俄国政府毫无办法。

1786年，“阿斯特拉罕总督波焦金下命令撤消了阿斯特拉罕的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和卡尔梅克管理处，卡尔梅克人的诉讼案件转交县级法庭处理。（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人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9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只是在阿斯特拉罕设立了卡尔梅克军需处，由一名俄国政府官员任主要负责人，还有3名卡尔梅克领导和3名宰桑为办事员，主要是征收赋税和征兵。军需处遭到卡尔梅克人强烈的反对，军需处被迫撤消。波焦金的命令落空，1788年又成立了卡尔梅克办事处，并搬到阿斯特拉罕，以利省长控制。这个机构，还是遭到卡尔梅克人的普遍不满，俄国政府再次变换花样，于1797年又撤消了卡尔梅克办事处而成立了卡尔梅克公署。

“1801年10月26日，任命杜尔伯特首领丘切伊·通杜托夫为卡尔梅克公署的总督，并赐给了旗子、马刀、铠甲、貂皮大衣和帽子。（《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第56页，1801年案卷，第211号，82捆）”并任命索宾为卡尔梅克人首席喇嘛，恢复了卡尔梅克法庭札尔固。在总督之下，由8位民众代表——宰桑组成，并发出特别指令:卡尔梅克藏传佛教僧侣，允许有宗教仪式的自由，赐给卡尔梅克人权力和特权，规定在职务需要时，才允许干涉卡尔梅克人的事务，任命卡尔梅克人警察总长，为卡尔梅克事务的领导者，马卡罗夫被任命为第一任警察总长，各兀鲁思维持治安的警察区长听其指挥。卡尔梅克人除受俄国阿斯特拉罕省警务厅管理外，还受俄国政府外务委员会管辖。俄国政府对卡尔梅克人控制进一步增强了，卡尔梅克人几乎失去了一切卡尔梅克汗国的权力。

由于俄国政府直接插手札尔固的审判工作并且规定用俄国的法律进行审判，而且在卡尔梅克人驻地俄国警察遍地，他们随意捉拿拘捕人，使人民感到现在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10页。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到了“最痛苦的深渊中”(《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档案》1821案卷，第1045号，第131卷)。由于人民有冤无处诉，是非得不到分辨，草原法庭混乱不堪，而卡尔梅克人又不能根据自己的法律予以审判。俄国人对卡尔梅克人的法律不了解，而且态度冷酷无情，不理不睬。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为了平息卡尔梅克人的众怒，1821年撤消了马卡罗夫的警察总长，又任命了卡哈诺夫为警务总长。他上台之后，在1822年3月20日，在阿斯特拉罕以南一百俄里的里海岸边津齐林村召开会议，制定了一部法规。签字的有土尔扈特领主阿木哈，氏族的首领翰齐尔，兀鲁思首领莫库先，喇嘛根库藏巴格素尔，宰桑佐德巴、藏巴和巴克萨尔德木奇；和硕特王爷车尔贝丘缅涅夫，宰桑巴图尔；杜尔伯特领主额尔得尼台吉，宰桑巴德巴、杨德克、兀鲁思女领主纳德木特，额尔德尼巴克夏喇嘛，宰桑乌巴什等16人。《津齐林法规》经过几天酝酿，于3月31日，有39人签字、按手印、盖图章进行了所谓的多数卡尔梅克领主通过的程序。《津齐林法规》却遭到土尔扈特青年领主策凌乌巴什和杜尔伯特领主翰齐尔·哈布楚科夫坚决反对。一是认为应当彻底恢复《卫拉特法典》和《敦多克达什法规》。二是认为这个法规不适合卡尔梅克人。三是它通过警务总长念了一遍，就强迫签了字、按了手印、盖了图章了事。四是卡哈诺夫因为策凌乌巴什和翰齐尔·哈布楚科夫迟到污辱他们，说策凌乌巴什18岁结婚，像小骚狗。因当时俄国的法律规定是20岁结婚，而《卫拉特法典》规定结婚年龄是16岁。策凌乌巴什认为卡哈诺夫不尊重古老的《卫拉特法典》，而警务总长卡哈诺夫不但不听意见，反而污蔑两位青年首领的母亲是“行为放荡的女领主(策凌乌巴什的岳母是翰齐尔·哈布楚科夫的生母)，他们是受其母巴克乌什的挑唆来胡闹的”。俄国警务总长无耻地对女首领巴克乌什的诽谤和人格侮辱，激怒了卡尔梅克人。“1822年10月，巴克乌什带领一千多人袭击了警务总长，他狼狈溃逃(《阿斯特拉罕卡尔梅克案卷》第3-4页，1822年案卷，第1054号，133捆，第4卷。)，”巴克乌什又捉住了卡哈诺夫并予以毒打，洗劫了他的办事处，并把他交给总督。俄国阿斯特拉罕总督波波夫不但没有指责女首领巴克乌什半句，反而表扬了她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行为。立即给俄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和俄国政府写信，请求撤掉卡哈诺夫的警务总长职务，以平息卡尔梅克人的愤怒。这件事传遍了整个草原。卡哈诺夫向俄国政府阿斯特拉罕边区总长官叶尔莫洛夫报告事件的经过，以及波波夫的偏袒，请求派专员予以调查。经过调查，1823年10月25日叶尔莫洛夫解除了卡哈诺夫卡尔梅克警务总长的职务。“由于他怂恿卡尔梅克人中间的骚乱和风波，应交付法庭”。叶尔莫洛夫派人于1823年和1824年，在卡尔梅克草原进行《津齐林法规》情况的调查。1825年3月11日，公布了《卡尔梅克族管理条例》，俄国政府提都没敢提《津齐林法规》中的一个字，只是1825年卡尔梅克管理事务委员会内部编写的《卫拉特蒙古法规条令汇编》，附着津齐林会议的决议，于1827年报到俄国政府，俄国政府未敢批准。1834年和1847年，俄国政府关于《卡尔梅克管理条例》也没有提到这部法规(N·列昂托维奇著《论俄国异族人的法律史》第31—34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卡尔梅克人参加了红军，组建了卡尔梅克骑兵团，为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浴血奋战，参加了著名的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918年8月10日和1919年2月，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3次打退了盘踞顿河地区的克拉斯诺夫白匪军对交通枢纽察里津的围攻。这次战役，卡尔梅克骑兵团总是奋马疾驰，冲锋在前，杀入敌阵，东拼西搏，使敌军无法实施围攻，狼狈而逃，从而保障了中央地区的粮食肉食的后勤供应，稳定南方战线，保护了卡尔梅克游牧民不受侵扰。1920年，卡尔梅克骑兵团解甲归牧，官兵回到家乡继续放牧牛羊，捕鱼晒盐。1920年，卡尔梅克建立了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改为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0页)。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卡尔梅克两万多子弟组成骑兵团参加著名的基辅保卫战。1941年7月7日，德国法西斯南方集团突破苏军西南方面的防御，苏军顽强抵抗，卡尔梅克子弟也英勇出击，重创敌人不少，并多次实施反突击，反包围，打击敌人，阻击敌军进攻。8月13日苏军反包围，将希特勒的两个方面军全歼，歼灭敌军达6万多人。8月14日德军中央集团军从莫斯科南下，威胁苏军西南方面军侧后，8月19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奉命撤至第聂伯河东岸设防，9月15日陷入重围。9月19日放弃基辅城，9月20日苏军被歼，这个战役中苏军损失约70万人。卡尔梅克子弟1万多人壮烈战死，近万人被俘。在斯大林格勒(察里津)战役、高加索战役、第聂伯河战役中，卡尔梅克人民积极支援红军，送去无数的牛羊、毡靴、粮食，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出过不少力。同时，卡尔梅克人在克里木、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敌人，骚扰敌人，重创敌人，和德国法西斯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史迹。1943年12月，苏军在第聂伯河战役胜利后，不幸的是全体卡尔梅克族人被扣上了通敌罪的大帽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撤消，全民族不分老少被迁移到中亚、西伯利亚等地(亚·涅克里奇著，沈江译《被流放的民族》第101页)。原因:一是卡尔梅克3位主要领导人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投降了德国，并组织了伪政府。二是三大战役胜利后，苏军清理被俘人员时发现有两千多卡尔梅克子弟。这些子弟是德国法西斯看他们身体悍，百般威胁利诱，并被伪卡尔梅克政府以雇佣军的名义征用的。正是由于这些人在苏联红军进攻时，往往是消极，或者逃跑，或者速降，使苏军取得了某些不可缺少的胜利，促成了战役的全胜。但当时苏联的极左政策，打击面过宽的株连政策，凡是被俘的苏联人无论怎样情况，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罪，凡是投降的人被定为叛国罪，杀的杀，判的判，关的关。他们的家属、子女基本上都被扣上了通敌叛国罪，备受极左政策的折磨。像这样全民族全地区的人不问青红皂白扣上通敌罪有好几起大案。甚至许多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战士，老布尔什维克都无一幸免。卡尔梅克人不服，成千上万的人起诉、上访、控告，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要求给予平反。在国际上，中国、美国、德国许多反法西斯的老战士和知名人士都作证，声援，要求苏联澄清事实。在苏联国内，伏罗希洛夫公开站出来为受株连的红军老战士、老布尔什维克讲话，请求予以平反。他们反法西斯的行为应该受到尊重，经过长达15年的调查取证，苏联政府在1958年5月才平反这起卡尔梅克人的冤案，卡尔梅克人的民族声誉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得以恢复，大多数人得以返回伏尔加河两岸的原籍，1958年11月7日重新建立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据1978年统计，卡尔梅克人达174000人(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域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中土尔扈特人65000人。他们的后裔讲蒙语，使用中国的蒙文托忒文，少数人信仰东正教，大部分人信仰藏传佛教，有自己的喇嘛庙，多数人已经不从事畜牧业，而是从事石油、铁路、机器制造业。

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俄国境内，少部分聚居在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居住在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生活在法国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自动联络，聚居到巴黎定居的。1990年有3400多人(其它部落有2000多人)，法国卫拉特蒙古人有5400多人，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越，文化素质较高，大部分使用法语、法文，不少人会蒙语、蒙文和汉语、汉文。主要从事经商、法律、金融、制造业。***民占百分之四十，信仰藏传佛教仍占多数，并在法国巴黎市有自己的喇嘛庙，不时有人到西藏班禅活佛处熬茶礼佛。

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原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卫拉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既没有能力参加苏联红军同法西斯作战，也不想在纳粹德国法西斯统治压迫下生活，只好到西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居在斯德哥尔摩，这就是现在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他们陆续将自己的不少亲人从苏联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接到瑞典一同定居。苏联对卡尔梅克人也予以放行(实际上驱逐出境)，“因1943年12月，苏联政府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了通敌叛国罪(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城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除名，全体卡尔梅克人不分老幼，不予甄别，不分是非，强制迁到西伯利亚劳改，或者驱逐到外国，瑞典有亲戚的万幸放行到了瑞典。瑞典政府同情他们，也乐意接收。1990年人口2000多人(其它部落有1700多人，瑞典的卫拉特蒙古人共计3700多人)，他们在家庭中至今讲蒙语，在外讲瑞典话，知识分子占了二分之一，许多人除了学官方文字瑞典文以外，还自学蒙古托忒文和汉文，不少人还是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专家。所有的卫拉特人都能背出自己十几代祖先的名字，信仰佛教占多数，建有喇嘛昭(尼玛·道尔森著《瑞典卫拉特人的生活》第3页)，时常去供佛，生活习俗还保持着许多卫拉特的习俗。信仰天主教的占百分之十，瑞典政府给予他们信仰宗教的充分自由，不予干涉，也不强迫他们信仰哪种宗教。

生活在美国的土尔扈特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土尔扈特青壮年被纳粹德国法西斯军队胁迫，参加了法西斯德国组织的反对苏联的伪军，并参加了防御美军和英军的战役，英、美军胜利后被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不敢回到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是乡亲们因为他们的原因，全民族扣上了通敌叛国罪，怕乡亲们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奸细和叛徒。二是被苏军俘虏的卡尔梅克人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他们担心回去后要遭到更坏的待遇。他们请求回到中国的伊犁或焉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将这一要求转告了中国政府，竟然遭到拒绝。他们心灰意冷，要求留在德国，而苏、美、英3国代表又不同意，担心增加纳粹的势力。后来美、英代表私自商议，建议他们迁往美国。他们接受了建议，但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他们的一点要求，全部的人聚居在一个城市生活。美国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全部聚集于旧金山市。他们迁往美国时，都是男性青年，当时有一千多人，多半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他们后来大部分人和黑人妇女结了婚，少部分人和白人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和后裔知识分子较少，仅占百分之十，他们的后裔中，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现在约有3200多人，***民占百分之三十，大部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旧金山市有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昭和敖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铁路和机器制造业，少部分人从事畜养业和种植业，有的开垦了不少美国西部土地，成了种植园主。

生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尔扈特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1月30日)，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政府的怂恿下，乘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之机，宣布外蒙古独立，即派人到科布多和阿尔泰游说，均被当地卫拉特蒙古人扭送中国官府查处斩首示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怒，派兵进攻科布多，胁迫卫拉特蒙古人1万多人到了外蒙，“其中土尔扈特人达5000多人(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民国三年一月十三日)。”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坚决反对哲布尊丹巴分裂祖国的行为，于1913年5月16日毅然举行起义，要求南迁吉木萨尔县，中国政府即予支持慰勉。1913年8月20日，密亲王只带回了土尔扈特部2000多人回来，以后又陆续通过各种渠道逃回2000多人，其余仍被羁留。他们曾多次要求回到中国。由于当时沙俄政府干涉，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至今仍留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后裔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从事和畜牧业有关的手工业。信仰藏传佛教，至今讲托忒蒙语，使用托忒蒙文，许多风俗习惯至今和中国的土尔扈特人相同。

零星居住在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有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末期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有的借口回到祖国亲人那儿去，取得签证出苏联的(见A多尔济著《卡尔梅克人概略》第3页)。

当时中国新疆伊犁正在进行三区革命，国内抗日战争到了最后最艰苦阶段，以后中国内战又起，他们就没有回到中国，而是怀揣签证，到了德国慕尼黑难民营，这些难民，以后辗转到了各国，成了这些国家的新移民。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已经成了所在国的一员，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一些零星散居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很少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究其原因，一是怕忘掉了祖宗，二是怕祖国的神忘掉了他们。在这种心理中，他们一般在家供佛念经，有条件的还自建喇嘛昭供佛。零散居住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一般从事经商。散居的土尔扈特人为3000多人。

从当今土尔扈特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称其为世界性的民族，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总数为80000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的喇嘛昭，大部分已经不从事畜牧业。

新疆的历史风云

在一本名叫《一个突厥的记忆》的书中(有待证实的作者是十八世纪末荷兰旅行家伊泰诺·奥雷尔)，记载了旅行者马可·波罗与忽必烈大帝在一座密室中漫长的对话，前者谈到了他跋涉生涯中诸多隐秘的细节。当进行到谈话的中间部分，沉默的皇帝打断了前者，由听者转换成讲述者，向马可·波罗历述他幻想中到过的世界。相同的是，两个人的讲述都对同一个地区给予了极大的热情。

　　那是一个被称作“东突厥斯坦”的地方——大概在19世纪以后，人们称它为新疆。

　　在那里，每座城市都从它所面对的沙漠和山脉取得形状。

　　珐琅塔楼、卖瓜的摊子、隐士和储存货物的窝巢、铸造、植物、刻凿的痕迹、涂鸦的痕迹组成了这些城市的日常生活。马可·波罗准备再次访问这些城市，可是办不到：“为了让人记住，他们被迫永远静止并且保持不变，于是衰萎了，崩溃了，消失了。大地已经把它忘掉。”

　　这是一个旅行者眼中的目的地，他希望这些地方保持静止和不变，以维持他的梦想。

　　他的对话者——出身于显赫的征服者家族的帝国大汗则是变化的化身：“你的那些地方是子虚乌有的。也许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将来也不会存在。我比你——比你们这些自命为旅行者的人更是一个探索者，我只要一个手势，就会让你的那些河流、草原、沙漠、倒影一样美好而不真实的城镇变成一个新的帝国，让你们为之兴奋的那些庞大、多切面的透明山峦变作无可置疑的集市和堡垒。”

　　这就是新疆历史的两极，一方面是众多外来的理想主义者眼中的梦想，一方面是历史动荡带来的民族迁移和彼此流动所产生的变化，这两种成分共同造就了新疆的历史。

　　在过去的时间里，新疆这一地区使“旅行”这一人类的特殊事业产生了一些无与伦比的成果和该行业最卓越的人，这些着迷于新疆历史的外来人参与并成为了新疆历史的一部分。他们也会经常出现在这本书中。

　　要详细地展示新疆历史在这里是不适宜的，因为这涉及的内容将极为庞大和多元，这个在中国古代史中被频繁谈论的“西域”之地，从周穆王西行开始，经由汉唐，经历了漫长世纪中种种奇特而复杂的因素，最终成为了中国西部的重要构成。这里还必需提到的是出生于陕西省城固县的外交官员和旅行家张骞，他显著的才干和功绩促成了“丝绸之路”`的流通、以及“西域三十六国”与西汉王朝的结盟。对于新疆近五十个民族极富魅力的历史，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游历、在各个目的地和景点中去具体接触。在这里，我们可以试着简要地做以下几种分类型的了解，也许可以获得新疆历史的一个轮廓：

　　古代西域史

　　你如果对古代西域史怀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接触的典籍有——《法显传》(作者法显，晋，最早出国游学的中国僧人之一。书又名《佛国记》，以风格极为优秀的文体历述中亚地区的人、事物和自然。)

　　《西域图籍》(作者裴矩，隋，隋炀帝的经济官员。这本书中有关于丝绸之路变迁的重要记载，)

　　《大唐西域记》(作者玄奘，唐，伟大的徒步旅行者、佛学家和僧人。这是一部世界范围内的经典著作，中亚的百科全书。)

　　《往五天竺国传》(作者慧超，唐，僧人和佛学家，出海到过印度。这是亚洲历史的重要文献，手稿抄本于1908年被伯希和从莫高窟藏经洞带到欧洲。)

　　《西游录》(作者耶律楚材，元，成吉思汗的高级谋士。这是他的回忆录和对长春真人丘处机的抨击，1926年由于日本学者神田信畅的发现才重现世上。)

　　《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者丘处机，元，道士和成吉思汗长生术方面的老师。这是他的日记，其中有13世纪新疆的许多细节。)

　　《天山客话》(作者洪亮吉，清，被乾隆贬谪到伊犁的政治犯。这是一个文人富于才气的游记和对清代西北地区社会的观察。)

　　西域三十六国：西汉时分布在新疆地区的三十六个城郭国和游牧部落政权的总称，它们分别是：女若羌(今若羌)、楼兰、且末、小宛、精绝(今尼雅遗址)、戎卢、扞弥、渠勒、于阗(今和田县西南)、皮山、乌禾乇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大宛、桃槐、休循、捐毒、莎车、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今库车)、尉犁、危须、焉耆、姑师、墨山、劫、狐胡、渠犁、乌垒。

　　三个人

至少有三个人是了解新疆历史的重要途径——

　鸠摩罗什

直到今天，他的塑像仍坐落在克孜尔千佛洞红色的山峦面前，追溯他的活动，整个龟兹地的全部佛教遗迹会因此连成一体。这位7岁出家的僧人不到20岁就成了西域诸国的佛教领袖，每逢说法，西域王们会长跪于地，让鸠摩罗什踩着他们的膝登上法坛。鸠摩罗什是公元4世纪中亚佛学的一个代表。

　　更重要的是，围绕着鸠摩罗什的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僧人群体，由于他作为一个中心起到的作用，这个群体随着他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对那个时代的文化产生了种种影响。这个僧人群体中有众多身世奇异的学者、苦行大师、徒步旅行家。4世纪末龟兹败于前凉元帅吕光，鸠摩罗什被携至凉州(以后到了长安)，他们便纷纷因为寻访鸠摩罗什的下落而取道中原，他们的际遇与命运各不相同，但却从此改变了中原佛学的局面。没有人写过他们的历史，这些人是那个时代最孤独的人，他们的知识、智慧和身体一起消逝了，“但精神将蒙绕着灰土”。

斯文·赫定

　　“我们把斯文·赫定看作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作为一个探险者、科学家，他在中亚地区的探险考察活动持续了半个世纪”；“他的书对世界作了令人激奋有时候使你魂不附体的叙述……他是那种怀有罕见的崇高感和对一个地域的神奇感受力的人，他的勇气、品格和才华是美丽的。”(贡纳尔·雅林)

　　对这位伟人不需要作更多的介绍，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和梦想都消逝在新疆这“古典的大地”上。他不但是众多旅行者和学者的导师，而且是一位内在的诗人。他在战乱频仍中与复杂的政治格局周旋，几经生死，穿越过新藏地带众多的无人区，发现了楼兰并且是考察塔里木河杂乱水系的第一人，他到70高龄仍然成为了罗布泊的重要实地研究者之一并提出了“游移湖”的论断，他留下的数十部著作中布满了中亚各个地区的黎明和黑夜。

　　斯文·赫定的探险考察生涯和著作是中亚近代史和野外考古的一个巅峰。

　　马仲英

这位难以定论的人物是新疆近现代史上的传奇之一。1931年5月马仲英作为国民党骑兵36师师长率军进疆，加入推翻金树仁——当时新疆的掌权官僚，施政恶劣——的战争，使当时新疆的战乱局势更加复杂，接下来又向新的新疆掌权者盛世才开战。他所率领的孤独军团最终被一支奇异的军队击溃：一支游荡到新疆的苏联红军与白俄的联军！这以后他开始逃亡，关于马仲英的逃亡生涯众说纷纭，这位中亚昙花一现的好战之徒，梦想建立中亚乌托邦的军阀，浑身散发火和血的亮光的形象自此以后变得沉默和神秘，并成为这个时代的残酷、痛苦和希望的一个象征。

　　在马仲英最活跃——也是新疆战局最混乱的时期，有一个瑞典人时而被作为人质劫持，时而被驱逐，在炽热的战火中命运飘摇不定，他就是重回新疆的老年的斯文·赫定——这一切他都写在了见证性的《马仲英逃亡记》中。

　　两个迁徙民族

　　两个迁徙民族——土尔扈特和锡伯族。

　　迁徙是过去新疆民族命运的一种血色素。相对于长久定居在这里——更富于享乐主义倾向的其它民族，迁徙民族的记忆常常蕴涵一种深邃的孤独感。

　　近二十年来，土尔扈特部落——西蒙古四部之一——的故事已经成为写作或其它艺术方式常见的题材，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土尔扈特部落于200年前在沙俄的粗暴统治下由伏尔加河、行程万里东归故土的过程，这次伟大的部落集体行为被与圣经中“出埃及记”相比。这次迁徙共17万人，首领渥巴锡，于1771年1月5日动身，1771年6月抵达伊犁河畔时只剩下7万余人，其中的死亡、光荣与梦想成为新疆近代史最动人的部分。

　　1935年，丹麦学者和中亚探险家亨宁·哈士伦出版了他的探险记《蒙古的人和神》(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2.00元北京、乌鲁木齐均有售)，这是目前最成功的关于土尔扈特部落的书——“认识和了解一个民族，唯一的办法是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亨宁做到了这一点，他和我的人民一起在大草原上游荡、迁徙、冒险和幻想。”(土尔扈特公主尼尔吉德玛)

　　与土尔扈特东归相映衬的是18世纪中叶锡伯族的西迁，他们在清政府的边防政策下西迁，这支千余人的军队，连同家属2000多人移驻到伊犁河南岸，从此在新疆繁衍。同样，这个民族的历程也被写入了

　　不一样的定居感

　　在这个铺展着辽阔荒漠的地方，就象为了一种平衡，几乎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的服饰和建筑选择明亮、强烈的颜色。在中国其它地区，再没有一个民族象他们这样——在贫瘠的背景中——几乎是永恒的沉醉于这样的定居感：真主的花园。

　　它的消失的部分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写过一本名叫《隐形的城市》的书，讲述那些存在于人类意识盲点里、有形城市的地底下、记忆等范畴中的奇特城市。同样，你也面对一个隐形的新疆，它从物质的空间中消失，凸入了另一个空间：历史和我们的虚构。它已经成为一种海市蜃楼，它的名字是公元4世纪隐去的楼兰、3世纪前后在战火中褪色的尼雅、20世纪70年代彻底消失的罗布泊……

　　一个建议

　　最后，我想再次谈到的是，新疆除了它美丽莫测的自然——这也是通常被旅行视为主要目的的部分——它还拥有另外一种也许更富魅力的景观：它的极富于史诗特征的文化和历史，这其中涵盖的东西——一种奇迹感和震撼的可能——也许会从一个更有价值的方面改变你生活的内在部分。请相信我，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旅行者或者比我更懂得这种优秀的含义，你会意识到——对这块土地的历史的了解和尊重，不是别的，是这块土地本身的要求。

放弃中间道路不排除藏独

达赖发最后通牒：放弃中间道路不排除藏独

2008-10-26 14:35:28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前日(25日)暗示，他将放弃不寻求西藏独立而只求更大自治权的中间道路。他在讲话中指出，他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建立在汉藏人民互利双赢的基础，但这种真诚呼吁和希望一直未得到北京重视，使得他对北京当局的信心愈来愈淡薄，因此他决定将未来西藏的前途问题交全体藏人决定。

美联社引述总部设在挪威的西藏之声电台报道，达赖喇嘛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一个公开活动上表示，他虽然并没有对中国人民失去信心，但是对中国政府的信心愈来愈淡薄，因此，建议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下月召开西藏前途特别大会，收集民众的意见。

指扩自治权呼吁未得北京重视

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私人代表的新一轮会谈将在本月底进行，达赖喇嘛的发言人表示，达赖言论不会影响会谈。不过，其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本月1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曾表示，如果今次会谈如同前几轮会谈一样，没有任何实质进展，西藏流亡政府有可能中断双方的接触和对话。因为，“谁也没有权力强制藏人接受‘中间道路’政策……如果绝大多数西藏人民希望西藏独立，就应该追求独立，这是谁也不能阻止的。”

大藏区不被接受对京信心淡薄

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就是在不脱离中国的架构下，让西藏及其他藏区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行政区。外交与国防交由中央政府负责，其他事务则自治处理。但北京指他的“大藏区”计划就是分裂国家。

新一轮会谈前发“最后通牒”

达赖喇嘛表示，流亡藏人被迫离开家园将近50周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5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问题才成为难民，而是为了西藏民族的前途问题曾全力与中方谈判无果，才被迫选择了流亡之路。”

另外，据共同社报道，应日本福冈县佛教联合会邀请，达赖喇嘛将于本周五(31日)出发到日本，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并订于下月3、4日分别在东京和北九州举行演讲。

令人触目惊心的塔尔寺

布达拉宫的明天：塔尔寺似乎已经是个有名的“导游寺”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为首要国策中大力倡导的“提高国民经济收入”和“西部大开发”等政策下，位于西部的精神文化重地———西藏（大家一定明白西藏这个概念不以现今的“西藏自治区”来概括，比如对西藏文化有重大贡献的、西藏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宗喀巴大师就诞生于青海塔尔寺）的塔尔寺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和影响。

而这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开发，继续以后果不堪设想的状态“开放”下去的话，那么，这对西藏文化的重要窗口所起的作用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由以下方面来做笼统的解析：

一、对塔尔寺的环境污染作用

在所剩无几的藏族老人里，一个老喇嘛用手掌遮着快要落山的太阳光，充满感情的眯着他历经沧桑的眼睛说塔尔寺原先“在一个大坑坑里，前面那里，现在那个大房子‘宗喀宾馆’的卡玛（注：藏语位置的意思）上以前是个大那滩（注：那滩是青海话，是指一种水草丰茂，花开树密的山谷），果洛呀、旺德海呀等地的施主信众们赶着牛来了，就在那里下帐篷，一排一排的，大家把牛赶在那个大那滩里让它们吃草。以前塔尔寺有很多黄牛，哎呀，大呀，很大的，后来大概62年底大饥荒的时候就吃光了，没有了，现在这样的大牛根本找不到了……”我听着听着，感觉自己也回到了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里，我哪里知道现在这个整天在欺骗游客的宗喀宾馆位置上原来是一副不可思议的大自然景色之图画呀。

让我们就从这个“宗喀宾馆”说起吧，宗喀宾馆是属于私人的一塔尔寺山门附近的宾馆，宾馆老板是一个从来都对塔尔寺没有做过任何贡献的汉族人。 宾馆的后面是塔尔寺的前山，《塔尔寺志》上称其为大象山，藏传佛教特别着重依山靠山这个风水原则，所以对前山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然而现在在前山的“大象鼻子”被从西宁通向塔尔寺的高速公路给切断了，年纪大一点的喇嘛们都视之为非常的不吉利的征兆，感觉对佛法的再一次劫难即将来临。大象山顶上也新修建了一很大的停车场，不过如果游客从大象山顶俯瞰全寺（以前那里是喇嘛们修行观赏远处山沟里看得见的大金瓦殿的地方）的话，会看到塔尔寺的美丑两个面貌；早已经分不清楚哪里是寺院哪里不是寺院了。我的一个汉族朋友说：这哪里像个寺呀？哪里是庙哪里是商场或者什么的都分不清楚了。说我有一张塔尔寺原先的旧照片，看那个照片你就会知道，其实你不用来塔尔寺，它都能加持你吉祥如意，可现在不是了。 大象山的一只耳朵，也就是朝寺院这边的山坡也被削掉了很大的一块土地。去年我看见那里有人正在大兴土木，后又被拆走，原因听说是有一内地老板在那里盖“超市”，后来因800万元的纠纷而撤走了，现在留下了种了稀疏谷草的一块荒地，远远看上去，就像是喇嘛们经常在那里“挖土”了一样。 旁边是塔尔寺正月十五晒佛节晒佛像大唐喀的台子，那里也被居住在附近的回族村庄给挖土、砍柴、拔屎、撒尿等污染不堪，可以说已经无法晒佛了。

大象山鼻子上的高速公路左面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消防中队”，每天早晚练兵喊口号，高唱军歌升国旗，打篮球搞演习等弄得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影响极大。有些胆子小的喇嘛，看到部队整天的扬武耀威的，看得出他们其实是很害怕旁边的武警中队的。 中队旁边一个比较大的院子，是“湟中县风采驾驶学校车辆驾驶练习场”，那些破烂的解放车一整天都扛着尘土，满山野里一片妖风。 那里还有一个高高的铁塔，但那是跟塔尔寺的佛塔很不相称的“中国联通”通讯信号台，那里原先是准备新修建“湟中县清真大寺”的，但后来肯定是清真寺的财力比不上中国联通的而只好放弃了。虽然性质上都一样，而且样子也有点像，但喇嘛都庆幸幸好那里没有修建清真寺，要不然远处那每天早晨都和塔尔寺的清晨钟声喊唱对台戏的清真喊话声音就更加“深入人心”的了。 “汽车练习场”的前面是新修建的“塔尔寺市场”和“塔尔寺广场”，那里经常举行一些如“模特比赛”、“青海国际自行车大赛开幕仪式”、“青海藏獒展览”这样的活动，很多喇嘛不学习经文而经常去那样的场合凑热闹，他们是非常喜欢看那种“节目”的，也说明了这样的纯经济开放的活动严重干扰寺院的程度。市场里面买的几乎全是不符合佛经所讲的佛像和奇形怪状的唐喀画等，跟佛教毫无关联的劣质工艺品，更严重的是那里倒卖珍惜动物皮毛和被命名为“康巴藏刀”的阿拉伯弯刀，其实你在佛门净土买凶器归家，你的家庭、工作、事业等会非常的不顺利的。门口是骑着不纯种藏马的马、挎着剑、穿着像大陆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样子的“藏服”的照相处，和到处都是头上戴着黑盖头布的买鸡蛋、买袜子、买包谷这样的回族妇女的小摊子。

再往南边就是寺院的山门，门口总是贴着“招聘导游”、“包治性病，一针见效”、“寻人启事”、“上海江南服装展览会”等等五花八门的广告早就掩盖了门槛两边的藏传佛教八吉祥图。再往里走就是寺院内部了，但是到处飞扬的塑料袋和烟盒，干枯的树根上残留的枝条，被愚昧的藏族人抹酥油抹成黑糊糊脏兮兮的，而且在吵杂的人群里显得无精打采的“八塔”，拖拉在垃圾堆里的哈达和半个拴着半个凋落的经幡。旁边是打着“寺院商店”旗号的商店，里面的买的全是“见活佛为了表示尊敬的哈达”（导游吃回扣的，一般三百元一条，说成三代表三宝，八十是活佛祝福你发大财的意思的哈达，本来的价钱是两块五一条。）和冬虫夏草呀、雪莲花呀等等，还有“塔尔寺玉石”，塔尔寺周围有哪里生产玉石啊？“寺院商店”周围是早已经填满了垃圾并发着很大的臭味道的垃圾箱和被践踏的花草，再加上穿着不是藏服的藏服，而且没上过学，学过文化的小商贩们叼着烟翘二郎腿注视寻找着欺骗对象的样子，如果你头脑清醒，你就根本不会感觉到佛门静地或佛门净土这个感觉的。

再往里走就是塔尔寺的东山和南山了，但是这些地方都早已经成了割草人给家里的牛挖草和西宁人上来休闲吃野餐的地方，成群结队的人，总是在那里污染着环境，主要是吃羊肉、西瓜、瓜子、泡泡糖，喝啤酒饮料，然后到处都撒尿拉屎，擤鼻子，吐吐沫。 看上去青青绿绿的草木里暗藏着捕杀山鸟的网罗，污秽里苍蝇乱飞，散发的粪便的味道，一直飘到寺院的上空。 绕寺修行的转经道上，也到处都是买酿皮和格桑牌汽水的回族妇女，你看切酿皮的菜刀口和汽水瓶口，就知道非常的肮脏不卫生的。听说他们的家里墙角上都是吐沫吐的痰迹，我有点相信了。

再绕过来就是塔尔寺的北面了，紧靠着回族村庄，北风吹过的时候，那里有一种血腥的气味真是浓厚的吹进塔尔寺里。经常屠宰成性的地方和人身上，你不用闻都能闻到一股让人感觉很恐惧的味道，再怎么样“干净”也有这个味道。

然后，我们就到了塔尔寺山门，山门里是商店和AMT自动取款机，商店里买“活佛加持过的塔尔寺护身礼品”，多半不了解情况的内地人一想也合算，自己“没有缘分见活佛”，来一趟青海得到活佛的祝福这不是好事吗？于是就‘请’了这一袋子‘塔尔寺礼物’，殊不知里面全是虚假的东西，这东西拿到家里会不吉祥的。塔尔寺山门里面还有买自制的唐喀画和阿拉伯弯刀。到了傍晚，有人还装成藏族人对稀疏的游客敲诈勒索，抽出刀子半个说“我们藏族人的习惯是刀子看了就要买，不买就是不尊重”，内地人很害怕，破刀子给了几十，几百元就走了，心里还庆幸自己还没有“被藏族人杀害”。

好了，咱们跟着我的阐述绕了一圈塔尔寺，希望这算是一趟不错的绕佛修行。 现在让我们再谈谈下面的问题。

二、对塔尔寺的人文环境污染作用

由于旅游的人、导游和狼毒花和塑料袋越来越多了，塔尔寺好一点的修行人实在待不下去了，他们没办法正统的好好修行，就走了。 去了西藏人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心灵归宿———圣地拉萨。 剩下了像我一样的烂和尚喇嘛们四海为家；不过现在的四海是钱海、权海、色海和迷海。 本来散发着醉人的香味的沉香树，美丽吉祥的格桑花，四月份里鸣叫着清脆动人声音的杜鹃鸟和带来希望的和平鸽子们都不见了，去了不知去向的地方，再也看不到了。山上有几个没处去的山鸡，整天都在提心吊胆的飞来飞去，飞行的样子很不自然，眼神很恐惧，失去了平稳的自然状态。 到底有什么原因致使塔尔寺的环境遭到了如此严重的破坏呢？答案应该是每一个有心情的人都很明白的。

人文精神的流失，导致了净土不为净土，人心不为快乐的状态。 塔尔寺有修为的活佛和喇嘛并不多了，加上很多高一级别的修行人离开了塔尔寺之后，出现很严重的精神缺陷状态，到处都是死气沉沉，很多人一点也看不到佛的光明与人的舒畅的微笑了。 有人给我留言：“有好几次机会去塔尔寺，但是都放弃了，原因是听说那里的喇嘛很没有修养的。”这是一句很经典的话语。但这些都是内部因素，相信在大家的帮助和批评压力下有所改观。重要的是现今这种外部的因素，在五一期间，塔尔寺常住的四百多名导游（注：不包括出家人导游，塔尔寺无出家导游，出家人也不应该当导游。 里面只有十多个人是‘半个藏族’）外加上二百多名“青海师大旅游专业班”的实习生，导游人数远远超过了塔尔寺的喇嘛总计（四百五十名喇嘛）。这样看来，塔尔寺已经不是喇嘛寺院了，而是成了导游寺，只是他们只想赚钱，不会也不想修行而已。

吾人身心平安，而世道悲乎哀哉也。

看着塔尔寺上空阴沉的天气，坚参随笔于五月十九日傍晚（附照片，今日塔尔寺山门口又在举办“歌舞展览会”）

蒙藏源远流长的情谊- 唯色

伟大佛法维系藏蒙源远流长的情谊
——蒙古、俄佛教徒为达赖喇嘛供奉法会、在达然萨拉举办文化节

11月10日，蒙古共和国和俄罗斯卡尔梅克、图瓦、布里亚特的官方与非官方组织代表数百人，在印度北部达然萨拉大乘法苑，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供奉永住长寿祈愿法会。

达赖喇嘛向蒙古、俄罗斯佛教徒和世界许多地方的佛教徒以及达然萨拉僧俗民众等一万多人，讲授了西藏格鲁派创始者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圣道三要》，传授了无量寿佛长寿灌顶和菩提戒。

达赖喇嘛开示信众：每个人需要长命百岁，首先必须要注意日常的言行举止，注重卫生健康，不做任何危害他人利益的事情，在这样的基础上祈求三宝将会得殊胜的加持。达赖喇嘛表示，西藏和蒙古、中国、韩国、以及日本等国家中都有密乘教法的传承，因此，在学习密乘教法时利用实际行动认真修行是至关重要的。

达赖喇嘛强调：今天在这里能够见到虔诚的蒙古以及蒙古族裔信徒感到非常高兴，与此同时，蒙古信众对护法神要有正确的信仰和认识，特别是要辨别所谓多杰秀丹的本质和对未来事业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很多格鲁派高僧大德按照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指引，一致决定停止供奉所谓的多杰秀丹，在此方面，藏传佛教信徒要认真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法会结束后，蒙古共和国和俄罗斯艺术表演团在大乘法苑献上精彩的传统歌舞节目。

达赖喇嘛向蒙古和俄罗斯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图瓦四个共和国代表团抵达印度表示欢迎，表示这些国家与西藏在有关宗教与文化等方面有着上百年友好历史关系，但在过去上百年里，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各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西藏与蒙古之间的关系渐渐疏远。达赖喇嘛强调虽然我们正处于流亡状态，但值得高兴的是在流亡生涯中重新恢复了蒙藏关系，自1979年通过莫斯科首次访问蒙古后，先后多次到访蒙古和俄罗斯，蒙古人民为了继承和弘扬佛法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因此希望在将来有更多的蒙古人到印度学习有关宗教知识。

达赖喇嘛还指出，俄罗斯位于亚洲和欧洲之间，它对亚洲各项事务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对能够重新恢复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与俄罗斯之间建立过的友好关系感到非常高兴。

俄罗斯佛教领袖戴罗珠古仁波切也表示，蒙古和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全体佛教徒是藏人的孪生兄弟，始终会支持藏人。另外，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柳姆日诺夫先生也借此机会到印北拜见了一些高僧大德。

蒙古共和国与俄罗斯佛教徒为达赖喇嘛举行的永住长寿祈愿法会，是2007年蒙古和俄罗斯佛教文化节的主要内容之一。从11月6日开始的蒙俄佛教文化节在艺术表演团的精彩表演中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增进了蒙藏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与互动。

（图文转自于西藏之页和嘴毒虫的博客，图片摄影桑杰嘉，感谢！另见VOA藏语电视节目http://www.voanews.com/tibetan/2007-11-14-voa10.cfm）

图1：VOA藏语电视节目http://www.voanews.com/tibetan/2007-11-14-voa10.cfm
图2：蒙俄信众手捧哈达迎请达赖喇嘛到大乘法苑。
图3：手持哈达恭候尊者的蒙古艺术团。
图4：达赖喇嘛在接受蒙俄信众供奉的永住长寿祈愿法会。
图5-图6：蒙俄信众向达赖喇嘛供奉永住长寿佛事仪轨。
图7：来自世界许多地方和达然萨拉的佛教徒参加法会。
图8-图9：蒙古、卡尔梅克、图瓦国旗飘扬在大乘法苑。
图10：在大乘法苑奉献传统歌舞的蒙古艺术团。
图11：11月6日，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蒙俄佛教文化节进行揭幕，并讲话：过去西藏是学习和继承佛法的重要基地，但现在西藏人民处于艰难时期，因此，居住在蒙古和俄罗斯的佛教徒有责任保护和发扬藏传佛教事业而付出努力是非常重要，为了全球实现和平，以及加强保护和继承佛法事业，希望未来在蒙古共和国能够成立国际佛教组织。
图12：文化节上展出了上百幅具有民族特色的油画和艺术照片，并播放有关介绍佛教文化的影片。
图13：蒙古与俄罗斯三个联邦政府的艺术表演团，先后分别在西藏歌剧院和达萨上下西藏儿童村中奉献了精彩的蒙古传统歌舞节目。
图14：蒙古共和国艺术家表演传统歌舞。
图15：卡尔梅克共和国艺术团的表演。
图16：布里亚特共和国艺术团的一对夫妇歌唱演员。
图17：演奏马头琴的图瓦歌手。

蒙古人看中国

蒙古人看中国：回归已经没有可能
“回归，是100%没有可能的。”无论是蒙古人，还是在蒙古的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容置喙。关于蒙古大呼拉尔第43次讨论回归中国的议题，也纯粹是好事之徒的画饼充饥。现实情形是，蒙古人拒中国千里之外尚且不及，又何谈投怀送抱呢？
蒙古人看中国：回归已经没有可能

中国人对蒙古特殊的情感，全因我们的“海棠叶”情节。而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种种不友好，也起源于这片“海棠叶”。不同的是，中国人对这片海棠叶充满向往，蒙古则充满厌恶。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中国将蒙古建国看作国家分裂与领土缺失，蒙古则看作是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看成自己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彻底摆脱了中国将近300年的“殖民统治”。

然而今天的情况却刚好反了过来。如今，中国已经连续9年成为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蒙贸易额占蒙古贸易总额的50%，用驻蒙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文睿的话说就是，过去蒙古是反华但不反华人，而现在蒙古人却比较反感中国人。

蒙古现在的民族心态，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浮躁。

苏联统治时期对藏传佛教的禁绝，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造成信仰上的真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外部势力的介入，造成不知所措。蒙古人还没有做好准备，还不能用一种发展中国家的、上升中国家的平和心态来对待外来冲击。
蒙古人看中国：回归已经没有可能

否极泰来，事分两面。

在蒙古国旗里有一个中国道家的阴阳图案，这表明蒙古人也相信阴阳转换的道理。中蒙民间的友好往来，虽说任重道远，但在某些地方，这种转换已经悄然发生。蒙古人对中国人的缺乏善意，从另一面分析，正是中蒙民间交往不断加深的表现。我接触到的蒙古人中，凡是去过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对中国的态度便明显积极。据统计，去年一年蒙古公民赴华人数已经达到60万人次。

《独立宣言》给蒙古人的启示

巴赫
今天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1776年7月4日，诞生于费城的《独立宣言》宣称，美国独立的原因在于实现“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争取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等等不可转让的权利。《独立宣言》因此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人权宣言”。

美国独立战争，消灭了殖民主义者在北美13个殖民地的统治。1787年，召开于费城的制宪会议，通过了美国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寿命最长、至今一直有效的一部宪法。美国独立战争，反对的不是本国的专制统治，而是外国的殖民统治。这与蒙古人今天所进行的斗争性质有着相似之处。在人类历史上，蒙古人曾建立过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统治中国近一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伙同苏联瓜分蒙古领土。

1950年，中共的军队打败了德王（成吉思汗第31世孙）后，中国开始在蒙古南部地区（即所谓的“内蒙古自治区”）进行殖民统治。他们以大量移民中国人和大军驻守的方式，镇压内蒙古的“分离意识”和“独立运动”。但是，蒙古人并没有被压屈服。20世纪末，是大国分裂、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建国的时代，即使连大俄罗斯帝国，也证明分裂才是有利。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抱着大中华帝国的“神主牌”不放，公然镇压和屠杀反抗它的统治的蒙古、西藏、维吾尔等人民。世界各国不敢得罪中国，对于这种行径，也仅仅发出微弱的人道呼声，大体上还是熟视无赌。今天的内蒙古约有30%的人不会讲蒙古话，几乎有一半的人不会使用蒙古语文书写。这是中国政府极力推行“大汉族主义”同化政策的结果。中国殖民统治者专制腐败、愚昧骄横。半个世纪以来，向内蒙古移民中国人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

现在，中国人与蒙古人的比例为：4比1；而在1950年以前，蒙古人占有绝对优势，那时，蒙古人与中国人的比例是5比1。仅以1960年代末“挖肃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运动为例。这个运动是在大中华帝国主义的精神驱使下，起自毛泽东的“一句话”。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劫难”中，致死、致残和受牵连的人达130万之多。由此可见，一个民族千百万人的头颅，只维系在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上，只取决于这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

可悲！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殖民统治下，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内蒙古的政治形势具有“官逼民反”的潜在可能。蒙古人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创建了“内蒙古人民党”，竖起一面反抗殖民压迫、争取内蒙古独立的旗帜。如果出现大规模的独立运动，中国殖民者一定会施加更残暴的镇压。但是，镇压是非正义的，人民的反抗才是正义的。饱受压迫的蒙古人有权利推翻殖民统治。当殖民者进行军事镇压时，蒙古人也有使用权利使用暴力，因为这正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抗争有理。我们应当继承并发扬美国人民反抗外来殖民压迫的传统，勇敢地站出来与残暴的统治者进行斗争。浴火重生的蒙古人民，唯有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才能争取民族独立和幸福生活。一个残暴的政府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人民的沉默和容忍。只有站起来的人民，才能推翻残暴的政府。可见，推翻残暴的政府，首先要改变人民；而改变人民，不能靠“救星”，只能靠人民自己。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

一、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几个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但是，近年来，有些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以及有的教课书中解释民族区域自治的观点，使我难以理解和苟同。

(一)区域自治是不是地方自治?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治就是地方自治，换句话说，不是民族自治。言外之意，不同意把民族区域自治说成是少数民族的自治。从而，认为“自治权不能由自治的民族行使”等等。这种观点，显然否定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我认为，区域自治和地方自治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区域自治就是不同民族的区域自治，地方自治就是同一民族的一般地方自治。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少数民族的自治。这在解放前，早就定了的。1945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毛主席《论联合政府》里，就明确指出：“要求改善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权利。”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贯彻执行了“中共七大”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一条规定：“备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着重点是笔者注的)1954 年公布的我国第一部宪法总纲第三条又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可见，区域自治就是少数民族的自治。但是，主张区域自治就是地方自治的同志，还搬出周恩来总理说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为依据，说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有区别，不能把区域自治说成是民族自治等，这是未能正确理解周总理的话所致。实际上，只引用周总理的前半句话，没有全部引用整句的片面观点。周总理的上述两个结合论，出自周总理在1957 年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其整句话是：“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不仅使聚居的民族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而且使杂居的民族也能够享受到自治权利。”这就很清楚，周总理说的两个结合，不仅没有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少数民族自治的性质，而且还说明通过两个正确结合实现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并且，周总理在其同一报告中又明确指出：“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或者民族乡，使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或者杂居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可见，区域自治就是少数民族的自治。仅根据周总理说的两个结合，这前半句，断定区域自治就是地方自治，未免断章取义了。至于周总理说的前一个结合问题说明什么呢?我的理解是：根据中共“七大”决议。我国少数民族都有自治权，都应该实行自治。但是，如果无一定的区域，自治就是空中楼阁，不利于行使自治权。因此，我国《宪法》和法律都规定在民族聚居区域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种自治，显然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了。实际上，就是有聚居区的少数民族的自治。至于周总理说的后一个结合问题，本文在第二部分里再谈。那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自治的性质，有无改变呢?也没有。把周总理的报告《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向社会公开的时间，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 年1 月1 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江泽民总书记也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证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在庆祝建国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因此，区域自治就是少数民族的自治，这个政治原则，始终没有改变，在民族自治地方，由自治的民族行使自治权是无可非议的，把区域自治说成地方自治是错误的。

(二)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问题“自治权不能由自治的民族行使”，这个意见如果指自治民族个人说的，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人民政府(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任何个人都不能独断专行。如果指自治民族的集体，那就无道理，违背国家法律了。按《宪法》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自治机关主要是指人民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常务委员会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了保障和实现自治民族的自治权利，专门写了一些条文。第十六条三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就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第十七条又规定：“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实行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负责制。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分别主持本级人民政府的工作。”第十八条还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以上规定，充分说明了自治机关适当民族化的必要性，充分保障了自治民族行使自治权的自治权利。自治权是由自治民族为主组成的自治机关行使的，实际上就是自治的民族行使了自治权。但是，不同意自治权由自治的民族行使的同志，还有一个理由说：汉族人口多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民族自治地方，不应该由自治的民族行使自治权。这也是值得商榷的。从民主原则考虑，人口多的民族在自治机关中占多数，自治机关以汉族为主组成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这样以来，少数民族实行自治也就是一句空话了。再说，我国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除西藏以外，全部都是汉族人口多于自治民族的人口。如果自治机关以汉族为主组成，就等于取消了所有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自治权，从根本上否定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很不妥当，也不利于民族团结。在这里回忆推行民族区域岛治当初遇到的一些阻力，可能是有意义的。只要翻阅50 年代初的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及有关领导的讲话，就很清楚。当时的阻力就是因汉族人口多引起的。

一方面，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划分区域界线的时候，少数民族干部怕汉族人口多不好办，不同意把汉族居民区划进来。但是，如果依了这个意见。势必把经济发达的汉族居民区都划出去，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建设很不利。这就是周恩来总理所说的“经济因素”。特别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杂居的情况，很难把汉族和少数民族划分开。因此，中央民委的负责同志耐心地说服教育少数民族干部接受了一部分汉族居民区。另一方面，有些汉族干部还有意见。他们认为我国各民族都是杂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是汉族人口多于少数民族人口，还叫少数民族自治，叫他们当家作主不合理等，不同意少数民族自治。但是，如果依了这个意见，就很难保证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权利。这就是周总理说的“政治因素”。再说，汉族在我国本来就是主体民族，在中央人民政府里本来就占主导地位，还要在民族自治地方占主导地位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当时，毛泽东主席就曾指出：“我们说的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要认真做到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为辅。这个正确的原则，必须坚持。”①因此，借口汉族人口多，否定自治的民族行使自治权的权利，是错误的。总之，不论用什么借口，不同意自治的民族行使自治权的言行，都是不符合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违法的。

二、论真自治，还是假自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据1990 年统计，已经成立了五个自治区，30 个自治州，119 个自治县。自治的民族都担任了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因此，有些领导，认为少数民族在本地方已经当家作主实现了民族自治权。从而认为已经建立了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等盲目乐观起来，开始广泛宣传和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不大承认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差别了。这是把民族工作成绩，过于扩大化的一种危险倾向，不利于民族团结。只有实事求是，经常注意克服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才能加强民族团结，消除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隔阂和不信任。现在，我国还存在55 个少数民族和汉族还有很大的差别，并没有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只要存在差别，就存在矛盾，今天解决了一个矛盾，明天还会产生矛盾，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情况来看，还没有完全实现真正的自治。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②的要求并未实现。什么是“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呢?1980 年1 月1 日《人民日报》公布的周恩来总理的青岛讲话，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少数民族的自治。自治权，就是少数民族自治权个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如人民政府应当以自治民族为主要成份组战，实现了民族化，才算真正自制了。否则，以汉族为主要成份组成，就等于汉族自治了，根据这个标准衡量，现在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绝大多数都没有实现民族化，很难说是真正自治了，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问题，更严重，他们在历史上自已奋斗争取到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现在基本上被取消了。只要回顾内蒙自治的历史过程．对照现在情况就一目了然。

(一)内蒙自治的历史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帝统治终于告一段落。反映人类历史进步的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思想在神州大地上开始广为传播。孙中山基于民主、自由思想提出的民族平等，“扶植弱小民族使之能自决自治”的正确主张，很受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深受民族压迫之苦的蒙古民族人民，受孙中山的民主、自由、民族平等思想的影响，积极开展了复兴蒙古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为争取民族自决自治而斗争。上至喀喇沁右旗郡王贡桑诺尔布，下至农牧民出身的锡尼喇嘛以及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的蒙族学生，还有在国内外求学的蒙族知识分子，都积极投入了复兴蒙古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经过长期酝酿，1925 年10 月12 日于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共产国际派遣布里雅特蒙古人奥其洛夫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江浩，蒙古国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丹巴道尔吉和中国国民党代表及冯玉祥国民军代表均到会祝贺。大会选举白云梯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郭道甫为秘书长，白云梯、郭道甫、金永昌、福明泰、乐景涛、包悦卿、李丹山为中央常务委员，旺丹尼玛、锡尼喇嘛以及共产党员吴文献、吉雅泰、李裕智等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了成立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的决议和宣言，制定了党的纲领，规定了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要求实现民族平等，废除王公，扎萨克的封建特权制度，建立人民的民主自治政府；反对封建军阀对内蒙土地的掠夺，反对旅蒙商人的重利盘剥等等。1927 年8 月，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在乌兰巴托召开特别会议，检讨了该党过去一段时间的得失和教训，改选了领导。选举孟和乌力吉为委员长，白云龙为秘书长。并把党改名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为“内人党”)。该党受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三种势力的影响，领导分裂，并遇到难以想象的各种曲折和困难，但是始终坚持复兴蒙古民族的宗旨，积极开展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日本侵略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以后，该党在伪满兴安四省转入地下活动，打进了伪政府和伪兴安军发展党员。

1932 年春，“内人党”党员特木尔巴根、朋斯克在科左中旗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如哈丰阿、阿思根、齐国栋、乌云达来、桑杰扎布、仁亲模德格、包明顺(包彦)、包明德、包玉昆、王海峰(自音布鲁格)、那钦双合尔等20 余人。1935 年红军长征到陕北，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于1935 年12 月20 日发出_『《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简称《三五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满蒙政策”，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地区设置县，抢占蒙古民族的土地、牧场，压迫和消灭蒙古民族的罪行。《宣言》阐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红军要为解放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宣言》同意内蒙古实行民族自决。1945 年4 月24 日《中共七大》通过公布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也明确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改善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等等。并郑重声明同意孙中山提出的各民族有民族自决权。《三五宣言》和《论联合政府》的民主、民族纲领和政策对于内蒙复兴蒙古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自决自治要求，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945 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倒台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公开活动，8 月18 日，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等人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部本部名义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主张内外蒙合并。八月下旬在王爷庙召开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会议，到会党员有27 人，这次会议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部党部，推选哈丰阿为东部党部秘书长，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博彦满都(老内人党)萨嘎拉扎布、阿恩根、乌云达来等16 人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东部党部制定了临时党章，在纲领中规定：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下，建立内蒙古人民民主政权；经过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为贫苦的工人、农民谋幸福，实现人民参与政治，管理经济；实行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等等。这年lO 月5 日，“内人党”领导下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把汇集在王爷庙的广大蒙族知识青年组织起来。特木尔巴根兼任“内入团”东蒙本部秘书长，鲍荫扎布任组织部长，哈斯额尔德尼任宣传部长。并且“内人党”和“内人团”立即向东蒙各盟及部分旗派出工作组，进行“内外蒙合并”的宣传和签名活动。同时，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宝彦满都率团前往乌兰巴托商讨“合并”事宜。但是，二战期间，因有美、英、苏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维持内外蒙现状等国际协议，难以违背，蒙方拒绝了“合并”的要求。蒙方说：“内蒙古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不宜提出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应向中国共产党寻求领导和帮助”等等。1945 年12 月，哈丰阿一行从乌兰巴托回来后。放弃了“内外蒙合并”的主张，决定召开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东蒙古自治政府。一个多月以后，东蒙36 个旗的代表云集王爷庙附近的小镇葛根庙。1946 年1 月15 目，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葛根庙召开。大会通过东蒙古人民自治法，选举成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发表了施政纲领，博彦满都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当选为秘书长。这是一个进步的亲向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共的政府。所以一经成立便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公开承认和苏联驻军的默许。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都发来贺电，支持。共产党干部胡秉权、朱继先、黄文飞等人还作为中共的代表应邀参加了成立大会。笔者曾列席这次会议，在会上听到胡秉权同志代表中共发言：祝贺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并谴责了蒋介石不允许东蒙自治，特派吴焕章任兴安总省省长等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罪行。1945 年8 月15 日，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委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乌兰夫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归绥市长。

11 月6 日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乌兰夫任主席。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出的东蒙工作团于1946年2 月底到达王爷庙。他们同东蒙自治政府领导人几经商谈，决定尽早互派代表，举行谈判。3 月底，乌兰夫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团一路向东，来到热河省的承德，与从王爷庙南下而来的东蒙自治政府代表团会合在一起，开始了谈判。这就是著名的承德会议(简称《四三》会议)。会议经过激烈辩论，于1946 年4 月3日终于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哈丰阿等人决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停止活动。以后自动解散。从此，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经过酝酿筹备，1947 年4 月23 日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张平化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亲临祝贺。会议选举成立了参议会(即议会)再由议会选举自治政府组成人员。乌兰夫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哈丰阿为副主席。特木尔巴根、奎壁、阿思根等十二人为政府委员，宝彦满都被选为参议长。这是我国少数民族成立的第一个自治政府。加强了蒙汉团结，巩固了祖国统一。当时，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内蒙民族问题、尊重蒙古民族的自治权。这里顺便说说笔者的一个经历，也能说明这个问题。1946 年我参加中国共产党，1947 年7月1 日任科右中旗中共旗委组织部长。当时要求上级发给旗委印章时，内蒙领导发给我们的印章明确写有“内蒙古共产党科右中旗工作委员会”。但这个印章只使用了两个月，以后不准用。改用“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工作委员会科右中旗工委”之章了。这说明中共中央或中共中央东北局曾经允许乌兰夫成立过内蒙古共产党。可见当时多么重视内蒙民族问题，多么重视蒙古民族的自治权。但是，进入第三次革命战争节节胜利的1949 年，事情开始有变化。1949 年6 月30 日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重要文章，强调需要专政和独裁，不再强调民主、自由之后，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自决权也开始不被重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变化更快。

(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变化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组织数千群众上街游行庆祝祖国的这一伟大节日。新中国成立了政务院领导下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起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简称《纲要》)，于1952 年毛主席签署公布了。《纲要》规定：有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没有提政治自治权，但仍保留了少数民族的行政自治权。如《纲要》第十二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区(即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份组成。”这就保障了自治机关民族化，保障了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地方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了。自从《纲要》公布之日起，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施政纲领、自治旗都停止使用，参议会也不再存在了。内蒙自卫军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了。不过，中共内蒙党委和内蒙自治政府，仍以蒙古人为主要成份组成，保持了自治机关民族化，蒙占人在内蒙仍然行使着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但是，1954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实施纲要》第十二条改写为：自治机关中各民族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之后不再保障自治机关民族化了。

1982 年12 月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仍保持了1954 年《宪法》精神在第113 条明确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这一条，不仅未提自治机关以自治民族为主要成份组成问题，而且人大常委主任这个重要职务也没有硬性规定由自治的民族担任。换句话说，汉族可以担任人大常委主任了。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十七、十八两条中虽然说在自治机关中“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也很难贯彻落实了，并且，《自治法》用的是“尽量配备”等意向语言，没有用“必须”或“应当”等法律语言，以致无人重视《自治法》了。由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了《实施纲领》第十二条规定的“自治机关应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份组成”，不再保障自治机关民族化，以致所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绝大部分都没有实现民族化。除西藏自治区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稍好以外，其他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基本上以汉族为主要成份组成了。所有民族自治地方的中共党委第一书记全是汉族(少数民族不能担任第一书记)。党是一元化领导的，少数民族的事务都由汉族作主和领导。从而，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自治权也就不存在了。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问题更为突出。例一，内蒙古自治区至今还没有一个“自治条例”。1980 年4 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即31 号文件，明确指出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有自主权。从此，内蒙开始起草“自治条例”，蒙族干部想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多写自治、自主权，汉族领导不同意，以致“自治条例”难产，至今未能出台。例二，不仅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是汉族，人大常委主任也是汉族，甚至人民政协这个无权组织的主席也是汉族。例三，中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韵第一把手都是汉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重要部门，如人事厅、财政厅、公安厅的第一把手也都是汉族，至于汉族干部和蒙族干部的人数比例来说，在党政经文教各机关中汉族都占了绝对多数。因此，自治区主席这个职务虽然由蒙族担任着，已成为光杆司令，形式上蒙族似乎当家，实际上完全由汉族作主，汉族自治了。例四，由于自治机关不能民族化，对于蒙古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也无人重视和尊重了。

l、蒙古民族是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民族。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蒙语文和汉语文为自治机关的通用的语言文字，并且，因蒙族实行自治，蒙古语文为第一通用的语言文字，但经过五十多年的自治，现在自治机关发布的文件公文等等多以汉语文为主，很少使用蒙语文了。蒙语文授课的学校也日益减少了，从蒙语文学校毕业的蒙古族学生就业难上加难。1997 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 周年大庆的庆典大会上，自治区主席乌力吉即使精通蒙语，不用蒙语讲话丽用汉语讲话了。这种现象不论出于什么理由也是一种不正常现象，是给党的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政策，抹黑的一种倾向。乌力吉主席也可能为了保护乌纱帽不得已而为之，但在蒙古民族等少数民族看来，经过50 年的自治，蒙族在群众大会上用自己蒙语讲话的权利也没有了．

2、内蒙电视台曾经用过“飞腾白马”为民族形式的标记，深受蒙族等少数民族人民的喜爱。白马在蒙古人来说，就像龙是代表汉人的象征一样代表蒙古人的象征。但是汉族领导认为这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等，不准使用，改用内地汉族养鸟人好玩儿的百灵鸟为电视台标记了。这种改变，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是不尊重蒙古民族的民族形式的一种倾向。

3、内蒙电视台原来用蒙汉文两种文字书写台名。现在蒙文被取消，只用汉文书写台名了。综上所述，不用再多举例就可以看出，内蒙的蒙古民族没有真正自治。内蒙如此，其他民族自治地方也差不多少。我国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未能真正自治。

邓小平同志说的“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至今远未实现。2001年2 月28 日江主席签署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决定》把原《自治法》第十七、十八两条规定的自治机关和自治机关所属部门中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修改为“应当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这说明，在自治机关及其所属部门中尽量配备自治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不合理了。既然在自治机关及其所属部门中不配备自治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只有配备汉族干部才合理了。自治机关不以自治民族为主要成份组成，都以汉族为主要成份组成，这能说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吗?还不如说是汉族的自治更合理了吗?!很明显，这次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实际上进一步取消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这不能不是大汉族主义的一次胜利。以上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取消少数民族的自治权，给人的印象是：取消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似乎早已预谋之中了。又如，法律规定有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自治不自治的关键在于有无聚居区了。所谓聚居区，在少数民族看来，就是自古以来自己管辖的地区。例如，云南西双版纳，自古以来就是傣族自己管理的地方；云南大理就是白族自己管辖地区；大小凉山就是彝族自己管辖区域；西藏就是藏族统治地区；内蒙各旗是蒙古王爷统治地区。因此，要取消少数民族的自治，光取消自治机关民族化还不够，还必须在取消少数民族的土地所有权上作文章才行。以内蒙为例，又是十分典型了。《三五宣言》承认内蒙土地归蒙古民族所有，明确谴责国民党在内蒙设县抢占蒙族土地的罪行。

1947 年5月1 日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施政纲领”明确宣布内蒙古土地为蒙古民族所有。自治政府成立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联名来电祝贺过。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施政纲领不存在了，但是内蒙地区自古以来属于蒙古民族管辖这个历史，谁也否定不了。从法律上人为的否定是很难的，也许这个难度太大，高明的汉族领导想出了在人口问题上作文章，用起人海战术，移民开荒了。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内蒙大批移人汉族移民开垦草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掺沙子”(移民)都可能是为了更换内蒙土地的主人采取的具体措施亦未可知。由于移民“掺沙子”的成功，内蒙古人口机械增长过快，蒙古民族人口由原来的占百分之十五。很快下降到百分之十。各旗汉族人口猛增。也许因为这种大好形势的出现，促使内蒙古领导忘乎所以，起草28 号文件，经中央批准于1981 年下达。结果发生了内蒙古各大学蒙古民族大学生数千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收回28号文件的事件。28 号文件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无限制的允许“盲流”来内蒙(实际是变相的移民)；二是28 号文件规定：各旗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应由汉族当旗长，实际就是借口汉族人口占多数，取消蒙族自治了。以苏尼特右旗为例，解放当初全旗有两千多人，其中，只有汉族牧民二人。到八十年代，全旗汉族人口已占多数了。用这个办法取消蒙族当旗长，取消自治，实际上是以多压少，以大压小，蒙古民族能心服口服吗?所以，28 号文件遭到蒙族等少数民族强烈反对是必然的。但是，对于因28号文件发生的事件至今没有认真总结，也没有吸取教训，仍然允许大批“盲流”进内蒙。现在又强调西部大开发，不知又有多少汉族移民进少数民族地区?看来，以移民占领少数民族地区，更换土地主人来取消自治可能是既定方针亦未可知。但是，对于邓小平同志说的“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又如何交待呢?

(三)民族问题的理论问题?关于斯大林的理论问题1952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十二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份组成”，保障了自治机关民族化，保障了少数民族的行政自治权。但是，事隔仅一年，从1953年开始起草并于1954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实施纲要》十二条改写为“自治机关中各民族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这是不再保障自治机关民族化的主要原因，是和斯大林的理论有密切关系。1953 年我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一书。书中斯大林说：“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中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中的一部分”。①把民族问题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局部问题，不重视，并且强调民族利益应服从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等，不再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自决权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把斯大林信奉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的伟大革命导师，毫无分析的接受了他的理论。诸如“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等中国民族理论都是从斯大林的理论派生出来的，或是从斯大林的理论发展起来的。那末，斯大林的理论对不对呢?我认为完全不对。但是，中国还把斯大林的理论，当成马列主义理论，发展成为“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局部问题，以此指导民族工作。不重视民族问题，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权。这和斯大林大俄罗斯主义错误一样，也犯了大汉族主义错误。为了搞清这个理论问题，本书下一章里曾写有“关于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反思”等文，详细论证了斯大林的理论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错误理论。

<2>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问题1956 年4 月毛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重要文章，1957 年2 月27 日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哲学著作。这两篇哲学著作中都有专题讲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文中很重视民族团结问题，他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只字未提民族平等问题。专门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时，不讲坚持民族平等原则问题，有意或无意的背离了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纲领，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列宁说：“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联合起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导给工人的民族问题纲领。”②“民族压迫就是民族分裂”，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民族平等，不讲民族平等，怎么能加强民族团结。由于《宪法》修改了《实施纲要》十二条，不再保障自治机关民族化。加上毛主席不讲民族平等，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和意见。他们纷纷写信要求自治机关民族化，要求民族平等。为此，1957 年在青岛召开了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会上周恩来总理做了重要报告《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简称青岛讲话)回答了少数民族提出的所有问题和意见要求。周总理明确指出：既要民族圃结又要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地方要民族化，并强调说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少数民族的自治等，基本上反映了少数民族的意见和要求，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周总理的“青岛讲话”只发到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做参考，未能公开发表，一被扣压就是22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 年1 月1 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并且1980 年4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强调说：民族自治地方有自主权等。为时太晚了。正如1981 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公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过去工作中犯了“尊重少数民族自治权利不够”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巩固汉族同藏族、维族、蒙族和其他边疆以及内地的各少数民族的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这就已经认识到我国民族问题具有战略性全局问题，并不是一部分局部问题。但是，由于斯大林理论的影响根深蒂固，人们对于31 号文件的理论意义并不重视，仍然把民族问题看成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局部问题。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时期，都抓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问题，无人重视民族地区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权问题。以致“尊重少数民族自治权利不够”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改正，很明显，民族区域自治是假的。

中共对蒙古人的大屠杀

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他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数字更被当局控制。近年则有一些资料出现，值得专项介绍。

据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图们（蒙古人，曾参与审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祝东力合写的《康生和“内人党”冤案》一书引用1980年11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34万6千多人遭迫害，1万6 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该书举例说，“1969年内蒙古图克公社有2千9百61人，被打成内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 409人，严重伤残270人。”（该书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随后被当局查禁）。

据旅居纽约的蒙古学者清格尔图（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写的长达20页的研究报告《中共对蒙古人的大屠杀》（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The Asia Watch）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数字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流亡意味着什么？- 唯色

作者：唯色

所有的人，我指的是中国大陆的人，都比流亡藏人更有出入西藏的权利和自由。想去哪就去哪，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坐飞机，坐火车，坐汽车，或者自己开车自驾游，或者骑摩托车骑自行车，要不干脆走路。不需要护照。不需要进藏批准函。不需要港台通行证。总之不需要任何手续。有钱就行。我曾在回拉萨的火车上遇见一个西安女子，因为和丈夫怄气，只带一张银行卡就去拉萨旅游了。甚至没钱也行。这个国家笑贫不笑娼，两把菜刀就可以闹革命。

长期在西藏谋生的，好听点的叫“藏漂”，其实都是“包工队”；短期在西藏旅行的，跟旅游团的叫“游客”，自己走的叫“散客”。不想呆西藏了，想去邻近的尼泊尔，可以到紧挨着罗布尔卡的尼泊尔领事馆办签证，轻而易举就能拿到，让别说签证连护照都难办的藏人，虽然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有寄人篱下的感受。

而流亡在外的藏人们，哪怕年迈的父母在家乡苦苦等候，哪怕妻子和儿女或者丈夫和儿女都在西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终其此生，也没有一次回西藏的机会。必须等待；等待时局有转机的一天，他们才可能回到故乡。许多人就在等待中耗尽了这一世的生命，踏上了通往来世的轮回之路，而来世，他们还会是如此不幸的藏人吗？还不如转世成汉人算了，这样就可以大摇大摆地重返西藏了。曾经一度，似乎转机出现了，北京高抬贵手，允许流亡的藏人回家看看。但也只是很少的人，还得有条件有名额有限制。如今，居住世界许多国家的藏人每去中国使馆办签证，不但要接受个人身世的调查，还要对在藏期间的行为立下保证，即使受够怀疑和折磨，仍有可能无果。今年西藏自治区的春节、藏历新年晚会上，主持人说“向旅居海外的爱国藏胞们拜年”，听上去热情洋溢，事实上虚情假意，因为十多万流亡藏人中，被中共赏赐“爱国藏胞”之称的寥寥无几；即便是这寥寥无几的“爱国藏胞”，也不可能畅通无阻地回到家乡，需要付出良心的代价。

听说过流亡藏人的很多故事，如居住挪威的琼达科伦，1959年与母亲逃离西藏后再没回过故土，即使她花高价准备加入从尼泊尔去西藏的旅游团队，可还是不获批准，不让她跨过边界，与唯一的亲人见最后一面。如居住达兰萨拉的德吉，离开拉萨时是青春少女，从此与“政治犯”的父亲生死两茫茫。即使可以回来，如居住在美国的旺秋，在拉萨和母亲相伴期间，门前停着警车，出门有人监视；如居住在英国的嘉措，原本早就预订的火车票，因为他是来自境外的藏人竟不允许他上火车……有一部纪录片中，一位流亡异乡几十年的老喇嘛，孤独地站在边境线上另一侧的山顶，遥望西藏的广阔山河，忍不住放声痛哭……

流亡意味着什么？流亡意味着没有回家的自由，没有与亲人团聚的自由。流亡意味着你的家乡已经成了别人的乐园，而你却没有和别人同样平等、享受自由的权利！

2008-2-15，北京

科索沃独立对民族分离影响

科索沃独立对中国民族分离势力的影响
2008.02.18
原来属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上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科索沃已于2月17号宣布独立。目前美国、英国、法国等北约国家都已表示支持，俄罗斯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18号说，中国对科索沃宣布独立表示严重关切。刘建超说，科索沃的行为可能会给巴尔干地区和平与稳定以及在科索沃实现建立多族裔社会的目标造成负面影响，中方对此深感担忧。那么，中国真的是为巴尔干半岛的和平担忧，还是为中国的民族分离势力担忧？请听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在纽约的中国政治分析人士方觉就此展开讨论。本台记者申铧主持。

---------科索沃---------

概况

科索沃共和国，原是塞尔维亚共和国东南部的一个自治省，南部与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毗邻。面积10887平方公里，首都普里什蒂纳，人口约200万，其中90％为阿尔巴尼亚族人，塞尔维亚族人，克罗地亚族人，土耳其族人和黑山族人不足10％。由于种族冲突等原因，大量少数民族（如塞尔维亚族）离开科索沃，使得阿族比例不断上升。自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结束以来，科索沃仅在名义上为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实际上则由联合国管辖。境内多丘陵山地。温带大陆性气候，年降水量700毫米。农业以谷物、烟草、葡萄种植为主。山地饲养牛、羊。有占全国一半的铅、锌矿和60％的煤矿。工业以采矿、电力、有色金属冶炼为主。城乡手工艺和手工业普遍。重要城市还有佩奇和普里兹伦。

人口与经济
　　科索沃有200多万居民，其中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和马其顿族等。科索沃的人口出生率极高，因而人口增长非常快。1988年科索沃人口增长率为2．4％，而同年南斯拉夫全国人口增长率只有0．62％，其出生率之高，可称得上南斯拉夫乃至整个欧洲的“冠军”。 1948年科索沃自治省只有73．3万人，只相当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50％，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44％，但到了1990年，科索沃人口已远远超过了斯洛文尼亚和伏伊伏丁那。

　在科索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信仰伊斯兰教，特别在农村，有许多虔诚的穆斯林。目前在科索沃农村阿尔巴尼亚族聚居区，—夫多妻制还很盛行，有的男人可以娶四、五个妻子，生育几乎没有节制，有的家庭四代、五代同堂，这也是造成科索沃经济十分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科索沃人口占原南斯拉夫的7．9％，但社会生产总值只占南斯拉夫的2．2％，出口只占1．4％，是原南斯拉夫经济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科索沃是一个内陆省，是南斯拉夫最贫穷的省之一，也是欧洲最穷的地区之一。科索沃碳、铅、锌、铬和银含量丰富。战争中，大部分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只有农业有望收获。

历史
　科索沃的历史悠久，据克罗地亚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斯迪帕切维奇考证，最早生活在科索沃地区的是40多个伊科里．特拉切好战的游牧部落，他们就是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在公元前4~5世纪就在科索沃居住．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大批斯拉夫移民越过多瑙河到达巴尔干并定居下来。他们修建城堡、教堂，开垦荒地，把从事放牧的伊利里人赶向丘陵、山地。公元9世纪，南斯拉夫人中的塞尔维亚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到公元14世纪，在艾蒂安杜尚大公的统治下，塞尔维亚王国进入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一度扩大到马其顿和希腊，而科索沃则是王国的中心。当时的地缘政治学认为，统治科索沃就统治了巴尔干，可见科索沃地理位置的重要性。1389年6月28日，土耳其苏丹穆拉特率领奥斯曼大军，在科索沃的梅尔勒平原同塞尔维亚王子拉萨尔率领的基督教联盟军队进行决战，结果，穆拉特与拉萨尔双双战死，科索沃从此被土耳其人占领，整个巴尔干地区逐渐被奥斯曼化。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军队攻占，1456年雅典陷落，1459年贝尔格莱德落人土耳其手中，塞尔维亚王国正式灭亡。

　土耳其的占领导致巴尔干地区一分为二，南方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和一部分波斯尼亚人，北方是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拉渥尼亚人和伏伊伏丁那人。当时奥地利的维也纳是欧洲文化的中心，而土耳其的亚洲专制主义则是愚昧、腐败、混乱和暴戾的同义词。许多塞尔维亚人不堪忍受奥斯曼帝国的奴役，纷纷逃往北方和西方，特别是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则移居科索沃，填补了塞尔维亚人留下的空缺。在科索沃，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实施一种改变当地居民宗教信仰的政策，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在此之前，当地塞尔维亚人信仰东正教，阿尔巴尼亚人则贩依天主教。奥斯曼帝国虽然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来改变当地居民的信仰，这些教徒没有规定非信伊斯兰教不可，他们允许东正教、天主教的存在，但教徒必须向当地政府缴纳人头税，而这种税款相当高，几乎使一般东正教、天主教教徒无力承担得起。而如果有谁皈依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就可以免交此项税款。故而许多阿尔巴尼亚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塞尔维亚人纷纷迁徙到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地区，这种长途跋涉在17世纪达到高潮。历史资料表明，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约有三、四万塞尔维亚人移居到哈布斯堡帝国的匈牙利地区或亚得里亚海的克罗地亚地区。土耳其统治者将流亡者留下来的土地与房屋分给了改变了宗教信仰的阿尔巴尼亚人，并把居住在相邻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迁入科索沃。到18世纪，科索沃已成为阿尔巴尼亚人占多数的地区。据土耳其1910年人口普查，当时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人已占当地人口的60％以上，其余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

　从18世纪末起，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塞尔维亚经过两次起义，于1815年成立了公国，1852年黑山公国建立。1876~1878年塞土战争后，阿尔巴尼亚的民族复兴运动不断高涨。日益没落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由于担心塞尔维亚的强大而开始支持阿尔巴尼亚人了。在1880~1889年间，有6万科索沃塞尔维亚人移居北方。1912年，巴尔干国家联盟向土耳其宣战，推翻了土耳其的统治，处于奥斯曼帝国奴役下达5个世纪之久的科索沃重新并入塞尔维亚，而它的大部分居民已经是阿尔巴尼亚人了。为了恢复多种族的平衡，1918年建立的南斯拉夫王国没收了土耳其大地主的庄园，将土地优先分给有战功的塞尔维亚士兵，大批在庄园种地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一起移居土耳其，这样，定居在这里的阿尔巴尼亚族人急剧减少。到1929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约50万，占科索沃总入口的39％左右。

　1941年，南斯拉夫被轴心国瓜分，科索沃被墨索里尼拼凑的“大阿尔巴尼亚”并吞，有近10万塞尔维亚人被迫逃离家园。由于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以致于在法西斯入侵科索沃的时期，占领者并未遭到阿尔巴尼
亚人的反抗，相反当地居民对于加入统一的大阿尔巴尼亚感到格外兴奋。

　当时并肩抗击法西斯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两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对科索沃的归属各执己见。1943年底1944年初，在阿尔巴尼亚举行的科索沃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将科索沃并入阿尔巴尼亚，但该决定随即被南共中央反对。1944年 l1月，南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科索沃。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阿尔巴尼亚族起义者在科索沃成立了军政府。3月16日，军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原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返回科索沃，称他们是大塞尔维亚专制政权的拥护者。4万名南斯拉夫军人同1万名阿族军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是塞尔维亚重新控制了科索沃，成千上万名阿族穆斯林被流放到土耳其。

　1945年7月，科索沃人民议会决定将科索沃并入塞尔维亚共和国。这样，战后科索沃又回到了当时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的版图。不过，虽然阿尔巴尼亚族在南斯拉夫是第五大民族，但阿族聚居的科索沃并没有像塞尔维亚、黑山等一样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1946年南斯拉夫宪法将科索沃规定为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省，隶属塞尔维亚共和国。塞尔维亚人对阿尔巴尼亚人中的亲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清洗，但这又激起了阿尔巴尼亚人的反抗，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正因为上述如此长期复杂的历史变迁，使得塞尔维亚族人与阿尔巴亚族人都认为自己是科索沃地区的主人，没能成为南斯拉夫第七自治共和国更使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认为自己在南斯拉夫受到了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曾多次举行要求独立的游行示威活动。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立后，强调“独立、平等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自决权”，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内建立了一个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省。在60年代，大约有7-30万阿尔巴尼亚人逃到科索沃来。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倾向逐渐抬头，发达地区要求取消国家控制，而塞尔维亚则坚持中央集权和联邦掌握投资基金。由于历史的原因，科索沃是南斯拉夫最贫穷的地区，1953年科索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南平均水平的53％，文盲占总人口的40．4％，而前哈布斯堡统治的发达地区的文盲率只有 19．1％。占科索沃人口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塞尔维亚人，但出生率却大大高于塞族人，人口过多又反过来加剧了贫困状况。到1957年科索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42％。1966年，科索沃的人口增长率为3．79％，阿尔巴尼亚族的人数增加到 100万，而南斯拉夫全国的人口增长率仅为1％。1968年，科索沃的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首次要求自治，并喊出了成立科索沃共和国的要求。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同意让科索沃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到1971年，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占了总人口的73．7％，阿族人的民族自决要求日益强烈。 1974年南斯拉夫的新宪法赋予科索沃广泛的自治权，它享有同南斯拉夫其他共和国差不多的权利，阿族人有了用自己母语教学的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大量的阿族知识分子。由于科索沃地区经济文化的落后，许多塞尔维亚族人纷纷离开科索沃到其它地区寻找好的出路，而留在科索沃的阿族知识分子因无法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而心怀不满，成为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核心。

　1980年5月，铁托逝世，南斯拉夫失去了具有个人权威的领袖，各共和国的分离倾向不断加强。1981年3月至4月，由阿尔巴尼亚交流教授在普里什蒂纳大学培养出来的阿族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建立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示威群众首先同警察发生冲突，许多学生被捕，塞尔维亚当局派军队对科索沃临时实行军事管制。这样导致科索沃的塞族同阿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常常酝酿成流血冲突。塞尔维亚人认为，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圣地，是塞族文明的摇篮，出于历史的原因和民族的感情，塞尔维亚不能放弃科索沃。而从种族的角度来看，科索沃已越来越阿尔巴尼亚化了。到1991年，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只占总人口的11％，而1961年时塞尔维亚人的比例尚占 27．4％。1987年米洛舍维奇访问科索沃时，呼吁当地塞族居民不要因为生活困难而离开这块土地。

　占人口少数的塞族人日益感到孤立和受排斥，阿族人则努力争取政治上的支配地位，民族矛盾不断加剧。

　1988年，6000多名居住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指责阿族人对他们进行骚扰，并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废除宪法，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 80年代末的南斯拉夫由于民族矛盾和经济危机而走向四分五裂，塞尔维亚共产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利用民族主义情结来争取群众，提高自己的威望。塞尔维亚无力阻止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从南斯拉夫联邦分离出去，但它决心不借一切代价阻止科索沃的独立。之所以如此，从民族感情上说：“科索沃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塞尔维亚王国的诞生地，谁放弃了它，谁就会在塞尔维亚人心目中成为千古罪人”。米洛舍维奇正是利用了塞尔维亚人的这种民族感情，支持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提出了“大塞尔维亚”的口号。 1989年2月27日，米洛舍维奇不顾阿族人的示威和抗议活动，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派军队平息阿族矿工的罢工和学生示威，修改了1974年的宪法，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阿族人的学校被取消，阿族人的组织机构，包括新闻机构都被取缔。阿族人同警方发生了暴力冲突和枪战，20多人死亡，许多人被捕。 1990年1月，塞尔维亚警察用催泪弹、警棍和高压水龙头镇压阿族示威者。面临着塞族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阿族人在南斯拉夫联邦内部建立科索沃共和国的希望破灭了，塞、阿两族之间的对抗情绪越来越激烈，骚乱越来越严重。南斯拉夫向科索沃派驻军队、警察、坦克和飞机，并在科索沃实行宵禁。但此举并未消灭阿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塞、阿之间的冲突日益升级，矛盾日益恶化了。

　由此可见，科索沃问题是历史形成的一个难题，它既经历了上下两干多年的曲折演变，又遭受过列强的蓄意摆布，至今在许多争端上仍难辨是非。关于科索沃的归属问题，塞尔维亚族和阿族各有各的说法。塞视科索沃为塞尔维亚民族的发祥地和文化摇篮，因为塞在12世纪就在这里建立了自己最强盛的国家，而阿族人只是在奥斯曼帝国入侵和塞军败退北方后才大量迁入的。阿族人则坚持认为，公元前4—5世纪在科索沃居住的原始部落伊利里亚人是阿族人的祖先，因此，科索沃自古以来就是阿族的领土。这样，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要求真正的自治独立，而塞尔维亚人又不会轻意舍弃他们十分珍爱的“故土”。科索沃这颗巴尔干的“定时炸弹”时刻存在着爆炸危险！

科索沃危机

1998年10月13日，科索沃危机爆发。

　　科索沃原来是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省，人口200万，其中90%为阿尔巴尼亚族人。阿族人于1991年单方面成立了“科索沃共和国”，近两年又组建了“科索沃解放军”，试图通过暴力手段独立，当然南联盟是不会接受的。1998年2月28日，阿族武装分子同塞族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从此，阿塞两族的矛盾升级，武装冲突不断。

　　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急了，他们认为，如果科索沃局势失去控制，将在巴尔干地区引发一场比波黑战争更可怕的战争，从而甚至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安全，因此，西方国家介入了科索沃危机。 7月5日，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与科索沃阿族政治领导人鲁戈瓦会谈，表明美国政府坚持科索沃在不独立的前提下恢复自治权的主张，然而，南联盟在北约军事威胁面前并未罢手，反而加强了武装打击和围剿。

　　有战争就有难民。到了8月，科索沃难民已达20多万，西方国家担心会引发难民潮。安理会再次要求科索沃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北约甚至威胁要对南联盟动武。10月11日，迫于北约的军事压力，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宣布全面履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南联盟将从科索沃撤军，由国际社会派员监督，并尽早与科索沃阿族人就自治问题开展谈判。10月27日，北约宣布暂缓对南斯拉夫发动空中攻击。
科索沃战争
　　当1996年建立的科索沃解放军向塞尔维亚官员和阿尔巴尼亚人发动攻击时，冲突开始白热化，塞尔维亚警察在1998年3月开始大肆搜捕德雷尼察地区的科索沃解放军，冲突更加激烈，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包括科索沃实行武器禁运，但境况愈演愈烈，直至爆发战争。

　　1999年3月，在向南斯拉夫提出警告并在科索沃塞尔维亚人进行进攻的情况下，北约对南斯拉夫实行空袭轰炸，秘书长说这是外交失败造成的悲剧，虽然有时候“为了和平而使用武力是合法的”，但安理会在任何这样的情况下都必须参与进去。
　　南斯拉夫对科索沃解放军进行大规模攻击并开始大量驱逐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造成了史无前例的85万难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在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对难民进行多方面的帮助。

联合国维和
　　在六月，南斯拉夫接受了由八国集团提出的一个和平计划（八国集团包含七个西方工业国和俄罗斯）。安全理事会支持这一计划，授权南斯拉夫各加盟成员国建立安全存在以制止敌意、解除科索沃解放军的武装、促进难民的回返。计划还请求了秘书长建立暂时的国际平民行政局，使人们可以享受实质上的自治，拥有自治政府。在南斯拉夫军队从科索沃省撤退之后，北约中止了它的爆炸行动，有50万驻科索沃国际安全部队进入了该省保障安全。

　　在科索沃省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立刻建立了一个安全存在。该任务的复杂性和其范围之广是空前的。安全理事会授予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科索沃省享有特权：包括所有的立法和行政权力，以及司法管理权。该任务有四个主要方面：联合国直属的民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负责的人道主义者援助、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引导的民主化和机构组建、以及由欧盟管理的经济重建问题。在联合国的名义下，这是一个独特的团队合作，也使四个国际组织走到了一起。

　　在战争期间逃亡的85万难民中至少有84.1万人回了家，首要问题是帮助他们度过严冬。完成这项任务以后，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重建正常生活，确保长期经济重建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特派团颁发了一系列法令，涉及到法官的任命和罢免，银行业，许可证发放，建立一个财政权力中心和科索沃预算中心等等。同时，特派团还与族裔社团的领导建立了对话关系，重建公共设施，开办学校。

　　一个联合临时行政结构成立，成员包括各民族团体的代表。在整个区域，布置了3000来名特派团警官，建立了一个包括所有科索沃少数民族代表的科索沃警察服务局。科索沃解放军于1999年9月全部解散，人员编入民间社会。停火后的几个月中，约有21万非阿尔巴尼亚族的科索沃人离开了科索沃去塞尔维亚和黑山（现已独立成为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两个国家），一个联合委员会确保他们的安全返回。

　　在2000年6月底，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逐渐被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所替代，尽管该组织在当地起了积极的作用。2001年5月，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用以强化他的警察和司法能力——原先从属于民事管理部门。新的“警察和司法”机构直接受联合国的领导。

　　对非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安全保护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进展虽然巨大，但总体局势尚为紧张，对非阿尔巴尼亚人的威吓、谋杀、暴力在继续进行，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在驻科索沃国际安全部队的保护中被隔离开来，为了打破有罪不受惩罚的圈子，鉴于司法系统的恶化，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开始任命国际法官和检察官。

　　在2001年4月，针对前南斯拉夫的国际刑事法庭控告前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其他4人在“对科索沃地区的阿尔巴尼亚平民进行一系列攻击”中犯有反人道罪，并在6月被送上了法庭。9月，安理会取消了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武器制裁。11月，举行了全科索沃选举，选出了120名立法大会成员。2002年3月，大会选举了该省的首任总统和首相。

　　尽管如此，在发展临时民主机构，确保和平正常生活方面仍有很多事情要做。在两个议题，联合国特使团领导觉得被迫否决科索沃大会的议案——一次是关于边境问题；另一次是他们未能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安理会完全支持这些决定。

　　近2003年底，高级官员为联合国协管的科索沃制定了一套标准，包括自由、公平、正常的选举活动；自由新闻媒体报道；公正高效的司法系统。12月30 日，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把一些特别责权转交给地方临时政府，保留了一些权力，包括安全、外交、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能源等。

正式回复主权
科索沃于2008年2月17日正式宣布独立。

科索沃独立虽然在国际社会的预料之中，但依然让人惊爆眼球。因为科索沃的独立打破了1999年科索沃战争所形成的由联合国和北约联合托管（由联合国特派团管理，北约领导的维和部队提供安全保障）的脆弱平衡，使巴尔干地区再次成为欧、美、俄各方势力拉锯角力的热点，不啻于激活了这个休眠多年的欧洲火药桶。

科索沃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留下的政治畸胎，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打着“防止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的旗号，以武装打击逼迫前南政府签订城下之盟的结果。科索沃战争也击碎了俄罗斯以拥抱资本主义回到欧洲大家庭的梦想。所以，科索沃战争表面看去是美欧为首的北约和塞尔维亚的直面交锋，实际上是北约对俄威慑性地杀鸡儆猴。科索沃战争之后，俄罗斯面临着北约东扩、欧洲TMD、颜色革命等连番挑战，逼迫普京总统直接同美欧摊牌。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造成了俄罗斯和美欧的尖锐对立，一个分裂的欧洲和危险的欧洲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

一方面，美欧对决使欧洲内部的民族宗教矛盾明朗化。一般认为，白种人的欧洲同属于基督教文明。其实不然，俄罗斯之所以和塞尔维亚站在一起，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共属于斯拉夫民族，科索沃是斯拉夫民族的文化摇篮。因而两国同仇敌忾地坚守科索沃底线有文化和民族情感在内。另一方面，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同属于东正教。前南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属于天主教的克罗地亚就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而在科索沃独立的过程中，同属于东正教的塞浦路斯和希腊也表达反对之意。因此，科索沃独立的负面效应已经开始逐渐发酵，欧盟内部也出现了民族、宗教冲突的苗头。这给致力于欧盟全面整合的欧洲人敲响了警钟。更重要的是，由于普京总统调整了全球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和美欧展开了直面交接的政策，美俄开始惊呼“冷战”重来。由于俄罗斯能源对欧洲的战略制约作用，欧盟对俄罗斯处于又惊又怕的矛盾心态中。为了化解俄罗斯的忧虑，北约已经考虑让俄罗斯加入TMD的计划。总之，俄罗斯的国力和1999年相比已是天壤之别。此外，俄罗斯反对科索沃独立的现实因素还包括，眼下美国正酝酿同属斯拉夫民族的乌克兰加入欧盟，而乌克兰则是俄罗斯文化的发祥地。因此，俄罗斯支持塞尔维亚，其实也是对本国命运的惺惺相惜。

科索沃独立其实也激活了美欧之间的矛盾。虽然美欧都支持科索沃独立，但在独立进程和方式上却存在不同。美国主张急独，认为“关于时间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布什总统语）。欧洲则希望同时吸收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加入欧盟的方式温和解决科索沃独立问题。这一矛盾其实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就有所体现。一方面惊惧于美国军事力量对北约的主导控制，欧洲开始警醒建立独立防卫力量的重要性。在科索沃战争的当年12月份，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就作出了推动欧洲独立防务建设决定。欧盟计划组建一支５万至６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以使欧盟有能力在北约不参与的情况下独立实施危机控制、维和以及救援行动。法国前国防部长就认为，科索沃战争是“欧洲觉醒的一个起点，它使欧洲意识到如果想要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自己所在的大陆上维护自己的政治存在的话，那它就必须拥有自己的防务。” 另一方面，厌倦战争的欧洲人不愿意在欧洲本土和俄罗斯发生直接对抗。尤其美国在欧洲做出部署导弹防御计划（TMD）的决定之后，欧洲各国尤其北欧国家对于深陷美欧冷战式对抗颇为不满。现在的问题是，欧盟的算盘落空，因为亲西方的如亲西方的塔迪奇(Boris Tadic)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后，虽然对加入欧盟充满期待，但是对于科索沃独立却表达出不容置疑的坚定，不仅反对科索沃对立还将降低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联想到此前和俄罗斯签署的能源合作协议，以及俄罗斯警告乌克兰亲欧将其视作导弹打击目标的信息，俄罗斯不惜和欧盟死掐对决的态势已经形成。因此，科索沃独立，将会造成俄欧相争，美国得利的尴尬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隐形的美欧矛盾可能就会大白于天下。

科索沃独立也并非美、欧、俄、塞、科的私事，对国际形势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首先，美欧等国以意识形态的偏见，先是绕过联合国通过武力侵凌一国主权，继而鼓励分离主义脱离母国的做法成为一种不可宽恕的违反国际法行为。这种由大国集团操纵所谓“民族自决”的做法，将会鼓励其他国家的分离主义效仿，导致全球性的动荡不安。

其次，美欧支持科索沃阿族民族自决，却又反对前南地区塞族的民族自觉，体现了美欧一贯的双重标准。这加剧了该地区擦枪走火的危险性。由于巴尔干地区激燃了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科索沃独立所引发的欧美俄多边矛盾和利益纠葛会不会引发新的冲突，让人忧虑。必须指出，科索沃独立和中国核心国益也有密切关系。在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国驻前南大使馆被“误炸”，引发中美间一场差点擦枪走火的大危机。现实是，由于中国存在着台湾难题，加之也有外部势力介入，对西方主导的“民族自决”游戏应该有足够的警惕。更重要的是，由于科索沃独立没有经过联合国达成共识，属于自行宣布独立，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也属于不妥行为。由于俄罗斯表达出在联合国内决议否决的立场，同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当慎思以对，在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争取最大利益。

科索沃总理塔奇表示，在2008年02月17日，“科索沃人民的意志”将得以实现。

　　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已出现了海报，海报呼吁人们在庆祝活动期间保持平静。一个用阿尔巴尼亚语写的海报称：“有尊严地进行庆祝，为了一个好的开始，为了科索沃。科索沃欢迎未来。”

　　与此同时，科索沃议会于2008年15日举行会议以通过一系列在独立后生效的法律，其中包括确保科索沃塞尔维亚少数民族人口安全的措施。普里什蒂纳的当地报纸称，议员们已奉命在17日呆在普里什蒂纳，以便在接到通知三小时后开会。除了在独立宣言上签名外，议员们还将批准官方印章和国旗。

科索沃问题有关各方立场
塞尔维亚

坚决反对科索沃成为独立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寸步不让，反复重申任何解决科索沃地位问题的努力都必须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按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承认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组成部分；二是科索沃不能单方面宣布独立或采取类似举动。塞尔维亚只同意给予科索沃实质性高度自治，对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行为视为非法行径。

科索沃阿族

占科索沃总人口90％的阿族人一直谋求科索沃独立。在谈判中，科索沃阿族一贯坚持除了“独立”其他一切免谈的立场，拒绝接受塞尔维亚提出的妥协方案。12 月10日，科索沃阿族谈判小组发言人斯肯德·希塞尼表示，科索沃阿族自治政府将与西方国家就科索沃独立及国际承认问题展开密集磋商，并将在明年5月之前宣布科索沃独立。

美国

支持科索沃独立，表示只有科索沃独立才能保证巴尔干地区的稳定。12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与盟国密切合作，并主张科索沃在国际社会监督下实现独立。主导科索沃问题谈判的“三驾马车”特使中的美方代表威斯纳曾表示，科索沃的唯一出路就是独立。

俄罗斯

支持塞尔维亚，坚决反对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月10日表示，一些国家支持科索沃独立是违背国际法的行为。俄罗斯外交部17日发表声明，呼吁有关各方认真考虑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后果，建议制定科索沃问题“路线图”。

欧盟

欧盟各国在科索沃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一些欧盟国家支持科索沃独立。但塞浦路斯则坚持科索沃地位问题应由联合国通过决议来决定，表示将不会承认一个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科索沃国家。意大利则主张，欧盟通过加快与塞尔维亚入盟谈判的方式使其不再反对科索沃独立。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18日表示，在科索沃问题上欧盟将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

独立

科索沃总理塔奇2008年2月17日宣布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

科索沃2008年2月17日宣布独立，俄罗斯呼吁安理会磋商。

科索沃议会2008年2月17日下午召开特别会议通过科索沃独立宣言。

会议于当地时间2008年2月17日15时（北京时间22时）左右召开，在科索沃议会议长亚库普·克拉斯尼奇、科索沃总理哈希姆·萨奇和科索沃总统法特米尔·塞伊迪乌分别上台讲话之后，萨奇再次登上主席台宣读独立宣言，要求议员们投票决定是否通过这份宣言。

　　随后，克拉斯尼奇要求议会到会的109名议员投票。议员们以举手表决形式通过宣言。克拉斯尼奇宣布，科索沃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和民主国家”。11名塞尔维亚族等少数民族议员缺席会议。

　　随后，克拉斯尼奇、萨奇和塞伊迪乌轮流在一份写在羊皮纸上的独立宣言上签字。

　　签字仪式完毕之后，科索沃议会公布了国旗、国徽等标志。

　　科索沃宣布独立后，塞尔维亚方面迅速作出反应。塞尔维亚总统鲍里斯·塔迪奇说，塞尔维亚永远不会承认科索沃独立。

　　塔迪奇说，科索沃宣布独立是“单方面”和“非法”的行为，“塞尔维亚永远不会承认科索沃独立……并将竭尽全力”废除科索沃方面作出的独立宣言。

　他说：“我呼吁我们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所有公民理智行事。”

各方反应
　　
俄呼吁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
　　据新华社电 科索沃议会2008年2月17日下午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决议宣布科索沃独立。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支持塞尔维亚“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正义要求”，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就科索沃问题召开紧急会议。

　　围绕科索沃问题，有关各方近几天纷纷发表评论，表明各自立场。

支持方

美国
美国总统布什17日说：“美国将继续与盟国合作，尽全力确保那里不发生暴力事件。”他表示，支持科索沃在国际监督下实现独立的“阿赫蒂萨里方案”。
　　美国支持科索沃独立，宣称只有科索沃独立才能保证巴尔干地区稳定。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星期一表示，澳大利亚支持科索沃宣布由塞尔维亚独立。陆克文并强调说，澳大利亚很快就将给予这一全球最新国家正式外交承认。
陆克文星期一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我们已经指示我们驻全球各地的外交代表，向他们表明科索沃宣布独立将是恰当的行动途径。”
陆克文进一步阐述道：“科索沃令人遗憾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确保世界上那一地区的公民(指科索沃人民)未来可以得到有效保护。这(科索沃独立)将是一种正当途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将在外交上，尽早给予其外交承认的原因。”

英国
英国已经做好了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准备，并且表示如果需要，英国愿意提供军事援助。英国此前已经多次重申英国支持由联合国“科索沃最终地位谈判特使”阿赫蒂萨里提出的“科索沃独立监督计划”。

日本
日本官房长官町村信孝在18日上午的记者会上，就塞尔维亚科索沃自治省宣布独立一事作出回应，“日本将关注科索沃是否具备独立的必要条件，但鉴于过去的一系列情况，日本基本承认其独立”，表示日本将在关注欧美各国动向的同时研究承认科索沃独立。

国际奥委会
据法国媒体最新消息，据国际奥组委官员称，尽管科索沃不会参加2008北京奥运会，但是国际奥委会还是将承认科索沃将成为国际奥委会的一员。

国际奥委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马里奥·佩斯坎特称，科索沃已经提交了加入国际奥委会的申请。

他表示，他可以提前宣布，科索沃将会加入国际奥委会。

反对方

俄罗斯
支持塞尔维亚，坚决反对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月10日表示，一些国家支持科索沃独立是违背国际法的行为。俄罗斯外交部17日发表声明，呼吁有关各方认真考虑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后果，建议制定科索沃问题“路线图”。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埃拉托·科扎库·马尔库利斯15日告诉路透社：“我们的立场不变：我们不会承认单方面宣布的独立。”
　　欧盟2008年2月15日夜间通过了向科索沃派遣文职使团的计划。欧盟各国在科索沃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英国和德国等国家支持科索沃独立，塞浦路斯、希腊和意大利等国表示不愿支持科索沃单边宣布独立。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外长乔罗亚努５日指出，罗马尼亚反对科索沃问题的任何单方面解决方案。
乔罗亚努当天下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强调，罗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罗马尼亚并不反对科索沃的独立，而是反对不为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双方共同接受的方案。”
他说，“我们原则上支持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希望自己的立场被视为亲塞尔维亚或亲科索沃”。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新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之所以同美国和其他许多欧盟国家有所不同，主要是担心科索沃的独立会在本国中西部匈牙利族聚居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引发连锁反应。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议会一名领导人同一天表示，格鲁吉亚不会承认科索沃独立。 格鲁吉亚也存在类似问题。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在苏联解体后试图独立，并一直与格鲁吉亚中央政府处于对抗状态.

欧盟争执
有些国家短期内不会承认科索沃独立

欧盟各国在科索沃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一些欧盟国家支持科索沃独立。但塞浦路斯则坚持科索沃地位问题应由联合国通过决议来决定，表示将不会承认一个单方面宣布独立的科索沃国家。意大利则主张，欧盟通过加快与塞尔维亚入盟谈判的方式使其不再反对科索沃独立。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18日表示，在科索沃问题上欧盟将作为一个整体采取行动。

独立前景
　　恐难引发新战争
　　本报讯（记者 李明波）科索沃宣布独立后，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科索沃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请他解读科索沃独立的有关问题。

　　科索沃或成欧洲隐患
　　上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联邦的每一次领土分裂都伴随着流血冲突，甚至是战争，这一次科索沃的单方面宣布独立会不会再来一场新的科索沃战争？

　　这次我认为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更不会上升到战争的层面，但是小规模的暴力冲突和流血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科索沃还生活着10多万的塞族人，他们主要居住在科索沃北部，阿族主要居住在南部。生活在科索沃的塞族人不同意科索沃的独立，他们和阿族人之间估计还会有流血冲突，但规模不会大。

　　塔迪奇在本月早些时候再次当选塞尔维亚总统，他虽然也坚持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要比另外一位激进的总统候选人尼科利奇要温和，这也意味着塞尔维亚政府对科索沃的独立不会采取激进措施。

　　塞尔维亚一直否认会用加入欧盟为代价换取对科索沃独立的默认，总理科什图尼察表示这样的行为是有损国家尊严的。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在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真正掌握实权的不是总统，而是总理科什图尼察。

　　科索沃的独立可能会给周边局势带来更大的动荡。虽然它并入阿尔巴尼亚的可能性不大，但往后，科索沃很可能与素有“欧洲贫民窟”之称的阿尔巴尼亚一道，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安全隐患。

中国蒙族作者新书被公安没收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内蒙古一些蒙族作者出版的新书相继被政府没收或者以其他方式打压，其中包括通辽市女教师高玉莲的蒙文性情散文集《顽石无言》。高玉莲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政府没收她的书完全是“因人废书”。下面是申铧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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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玉莲的《顽石无言》中的大多数文章是曾经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过的42篇以记事抒情为主的散文。其中有游记，亲情记录，怀旧，环保以及生活感悟等。去年10月22号，通辽市公安方面在没有出示任何合法程序的情况下，把一千多本《顽石无言》没收。高玉莲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警方并没有说明没收她的书的理由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他们就是因为我的原因，因为我是蒙古人，我有寻找自由的思想，有这个意向，所以他虽然不知道这个书里头到底写的是什么，还以为这个人写的东西肯定跟他们的想法和政策不是一致的，这么想的吧。”

高玉莲还说，最初她是想让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但是没有成功：

“这本书我一开始是给文化出版社的，给的时候稿没给，先把这个书的名字报到那儿，一开始这本书应该是《哈喇哈河石魂》。然后文化出版社报到新闻出版局，新闻出版局说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样没办法，我自己从香港弄到书号以后，还没敢用原来的《哈喇哈河石魂》这个名字，我就用了《顽石无言》这个名字，但是还是被查封了。

高玉莲的《顽石无言》最后是通过香港光大出版社出版。警方在没收她的书之后，还没收了当地蒙古族中学学生已经购买的这本书。

高玉莲曾经是异见组织“南蒙古民主联盟”的成员。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哈达1996年被当局以窃取国家机密、分裂国家等罪名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还在服刑。因为她的政治追求，高玉莲在工作单位难以获得公平待遇，她现在的工资只有其他同事的一半。

其实在内蒙古，高玉莲并不是唯一被封杀的作者。内蒙古的持不同政见者新娜告诉本台，最近一段时间，先后有多本由蒙族作者撰写的书籍都受到打压：

“比如前几年有《梦幻人生》、《零点问题》，也都是这样的，什么《内人党纪实》啊，国内都对它比较敏感。（记者：这些书都是用蒙文出的？）这里头有汉文有蒙文的，像那个《零点问题》是用汉语写的，关于丙组理论方面的。《梦幻人生》用汉文写完以后，又用蒙文翻译了，也被查了，把他本人罚了两千多块钱。这都是去年的事情了。”

新娜提到的《梦幻人生》一书的作者茂奥海1950年代曾被打成右派。他在书中回忆了他的一生经历，难免涉及到历次政治运动，说了一些真话，因此也被政府所不容。新娜说，和汉族地区比较起来，内蒙古对言论自由控制得更严：

“实际上，汉族的市场很放得开。我这两天在这个摊上，像《吴法宪回忆录》《赵紫阳谈话》都能买上。在内蒙就控制得严，所以我有时觉得是内蒙落后的一种表现。至少在意识形态领域，它还是落后的，比较禁锢。”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道。

俄罗斯的影片—《MONGOL》

导 演： 谢尔盖·柏德洛夫 Sergei Bodrov
主 演： 浅野忠信 Tadanobu Asano
地 区： 德国 香港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对 白： 俄语 粤语 蒙古语
颜 色： 彩色
声 音： DTS Dolby Digital
时 长： 120 分钟

http://mongol.ctb.ru/en/

蒙古中心哈拉和林

哈拉和林曾是蒙古帝国繁荣的中心，但现在已是一片废墟，稍微有点样子的建筑都是后人重建的。

只有专为游客准备的蒙古包，才能使我们重温帝国的遥远旧梦。

　　成吉思汗有句名言：“马踏过的地方就是我的疆土。”这样豪迈的情怀，只能属于辽阔的草原。沿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我们走进了成吉思汗的故乡。虽然抛却了号令天下的权势与红烛罗帐的辉煌，英雄一去，王气不再，但策马千里的豪情依然流淌在蒙古人的骨血里，八百年，未曾改变。

　　“哈拉和林城周长约三英里，是蒙古人在遥远时代最早定居的地方。这个地方没有石头，所以只能用坚固的土垒围绕着作为城墙。在城墙附近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堡垒，里面有一座豪华的巨宅，是当地统治者的住所”——《马可波罗游记》。

　　哈拉和林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他的第三子窝阔台建立的新都城。这里曾经是蒙古帝国繁荣的中心，彪悍的蒙古铁骑从这里出发，一路烟尘滚滚、旌旗浩荡，创建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忽必烈有4个国都，大都在北京、中都在河北张北县、上都在内蒙古多伦县，旧都就在哈拉和林。

　　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数百年，一定能看到华丽的皇宫在熊熊火光中香消玉殒的惨烈画面，如今，人们只有根据专家的推测，在想像中重现皇城的风貌：哈拉和林城南北长约2500米、东西宽约1300米。宫殿遗址位于城的西南部，大约每边有255米，内有5个台基，中央台基高约2米。大型宫殿就位于中央台基上，推测面积为55×45米。宫殿正门向南，瓦屋顶闪耀过碧绿色和金黄色釉的光泽，房顶的每个部件都被烧成红色和蓝色。地面则铺设琉璃方砖。光线所至，光华夺目，精雕细刻的镂空窗子把阳光切割成金黄色的碎片，洒在满地的琉璃上，任凭远道而来的臣子们唏嘘感叹，元朝诗人陈孚来到这里后，不禁文思泉涌，充满激情地写下两句诗：“势超大地山河上，人在中天日月间。”

　　同时，哈拉和林还是名副其实的宽容之城，在西方的十字军、东方的各种教派以宗教名义打得头破血流时，这里各教派间却既无歧视，也无压迫。法国人鲁布鲁克于1254年在哈拉和林都城朝见蒙哥可汗，他在《东行记》中记载了一次宗教大会的情景，各派教徒就在可汗的准许下自由辩论，一如世界之都的风范。

　　如今，不但旧哈拉和林没有敌过漫长而凌厉的时间，新哈拉和林也未见新时代的气息，只比其他的小镇强些。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有些寺庙开始复原，但恢复的却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多数依然荒凉不堪，残存的石狮子和碑铭也是伤痕累累。据说蒙古政府曾有人建议迁都哈拉和林，重现旧时辉煌，也有人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重建，然而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和古都一起坍塌的光辉岁月，早已成为历史的名词，哈拉和林，更像是草原深处有关蒙古帝国的遥远旧梦。

哈拉和林是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他的第三子窝阔台建立的新都城。这里曾经是蒙古帝国繁荣的中心，彪悍的蒙古铁骑从这里出发，一路烟尘滚滚、旌旗浩荡，他们身后是忽必烈端坐在金帐之中召见四方使节。蒙古大军开疆扩土创建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这里一直是他们的总指挥部，直到1264年，忽必烈迁都北京。那时，忽必烈有4个国都，大都在北京、中都在河北张北县、上都在内蒙古多伦县，旧都就在哈拉和林。天高云淡，我们的车轮轧过都市尘嚣，从大都开往旧都。在蒙古国的地图上，你会看到一些国家级和省级的公路，但是真正开起车来，只是在无尽无休的草原上颠簸。听去过的人说从乌兰巴托到哈拉和林的300多公里路宛如翻滚过山车，会把人颠成一只死耗子。我听到这个评论的时候忍不住爆笑，笑声里有一半是不以为然。然而，现实无情，这一路我晕车、呕吐、不停昏睡，好像跑了整整一辈子我的旅伴多是国内的蒙古族人，草原上的路途颠簸对他们来说就像骑在马背上。他们任由我面色苍白兀自睡去，自己却在车上打开啤酒，边喝边唱起那些蒙古语的流行歌曲。蒙古的流行歌曲和民歌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虽然毫不客气地采用最时尚的风格，但是蒙古长调中迂回婉转的咏叹总是掩盖不住地从曲调中飘了出来。在歌声、乐声、风声的交响中，我睡睡醒醒，恍惚中仿佛在穿越时空隧道，沿着歌声回到800年前窝阔台汗的旧都。窗外是典型的蒙古高原风光，起伏的山峦温柔博大。虽然已经5月份，但高原上的春天还没有到，黄色的草和褐色的山林在阳光下演绎着光影变幻。静谧的山林中有地方在着火，一簇窄窄的青烟冲向天空。火静静地烧，它只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并不会有人去扑救。暮色渐渐从草原四周涌起，我们的车子进入完全没有人的地区，天空中时而有黑色的鸟飞过，乌鸦、大雁或是鹰。旷野空空的，无始无终。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在一家蒙古包组成的宾馆入住，除了房子是洁白的蒙古包，一切都和城里的宾馆一样。

在蒙古人的信念里，至高无上的权力应该由天神蒙哥腾格里（汉译为“长生天”），也就是草原游牧部落的主神授予一位地上首领。作为天神选定的代表，铁木真受到长生天的保护和扶植，保证他军事与政治上的永久成功。 由于铁木真控制了鄂尔浑河河谷及其在突厥铭文中称为于都斤山的四周山脉，控制了东部草原所有的以前游牧政治中心地区，故而他的实力大增。公元1206年的春天，成功统一了蒙古高原诸部的铁木真在渥难河源头，也就是传说中的有苍狼和白鹿的地方大会诸部，根据波斯史书的记载，萨满教的首领帖卜·腾格里把成吉思汗的称号授予铁木真。 蒙古人本来有自己的圣山布尔罕·合勒敦，但当成吉思汗选择帝国首都的地点时，他选择了位于于都斤山心脏地带的哈剌和林。究其原因从匈奴开始到突厥、回纥都把这里当成政治中心，其地理位置也正好在蒙古高原的中部。根据《元史》的记载，成吉思汗确定哈剌和林为都城是在1220年，但是兴建宫殿却是到了窝阔台当政时期的1235年才开始的。 771年后的2006年春天，胡人怀着对游牧圣地的虔诚的崇拜来到了哈剌和林，寻找那传说中漂亮的草原。这次活动是蒙古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组织的考察活动之一，主要成员有蒙学院的外籍教师、外籍访问学者和部分外国留学生。 出发之前胡人查阅了哈剌和林的相关资料，并提前一天把掌上电脑、照相机、GPS和其他相关生活用品装到背包里。国立大学为我们提供了一辆现代大巴，胡人怀着忐忑的心情在5月16日早晨上路了。长生天！大巴车还没有离开乌兰巴托天就下起了雪，而且越下越大，还有360多公里漫长的路程该怎样走？
（二）、西行漫记 5月16日上午北京时间9点，我们在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楼门前上了西行的大巴车。太阳躲起来了，天阴冷阴冷的，大巴车上的人穿什么的都有，胡人穿的是夹克，更多的人穿的是过冬时穿的防寒服。眼看着有零星的雪花飘落下来，胡人有点后悔，但回公寓加衣服时间来不及了。快离开市区的时候，大巴车在乌兰巴托三区的一家超市停下来购买食物，这时候雪下大了，车窗外白茫茫的一片。 照例进入草原的汽车都要消毒，在茫茫白雪中沿着笔直的有点失真的公路，我们向草原深处行进。在雪天行车车速不会太快，碰到一个敖包，司机停下车来，在风雪中人们开始了简单的祭奠：为敖包添加一些石头然后顺时针绕敖包三圈。关于敖包的由来和功用，有许多种解释，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敖包是蒙古人承袭了游牧民族的一贯传统，在这里祭奠天地、圣山，祈求平安吉祥的地方。所以司机在草原上行车，遇有大一点的敖包都会停下车转上三圈，祈求旅途平安。 天究竟是春天，雪下得很大但是路上的积雪并不多，下午一点多雪又大了，白雪和羊群已经很难分清除了。在风雪交加的草原上是没有地方吃饭的，司机停下车来，我们就在车上简单的吃了点东西。当我们又出发的时候，雪停了，而且太阳很快就出来了，蓝蓝的天是那样的美，胡人见到了漂亮的杭盖草原，那是一种广博而且动人心弦的美。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游览了笔架山，那里已经成了蒙古的影视基地。像内蒙古的阿斯哈图石林一样，这里也有大自然留下来的奇迹，胡人拍了几张照片，的确很美。只要一出太阳，草原很快就回到了春天，回到车上后年轻的学生们多了许多欢声笑语，这场风雪成了大草原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 夕阳残照，山峰灿若丹霞。晚上六点多钟，我们到了哈拉和林。汽车离开公路向南进入了鄂嫩河谷，紧挨着鄂嫩河有一个旅游度假村，我们就住在那里。啊！游牧圣地，我们来了！
（三）、营地炊烟 我们要在哈拉和林住上两宿，据介绍接待我们的这家度假村是涉外旅馆，条件是当地最好的。服务员开了蒙古包的门，里面暖烘烘的，有点家的味道。考察团不管职位高低，一律每三人一个蒙古包，和我同住的除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硕士研究生，还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学生。 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的创举，大约早在匈奴时代就有了雏形，契丹人将其完善为现在的格局。这是一种便于携带的毡帐，能伸缩的墙和能收起来的顶，加上牛羊毛擀成的毡子，就是一户人家。蒙古包的门一般朝向东南方向，见有窗户的作用，蒙古包的顶子是可以敞开的，用来散去屋内的烟。一般的蒙古包正中间是火塘，用来烧茶、煮肉和取暖。现在真正的草原蒙古包，一般烧的是牛粪，但我们住的地方烧的却是上好的松木。 第二天，我们考察文物古迹时看到的哈拉和林不象是草原城镇，倒像是到了林区，镇上没有楼房，每户人家都有一个园墙，无一例外都是松木围成的。镇里到处都是全木结构的房子，当然了住的还是蒙古包。很多人家取暖做饭不是用牛粪，而是烧松木，山已经秃了，树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 蒙古高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两大经济形态（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中，唯一保持原生游牧形态的地区，近年来环境恶化加速，乱砍乱伐是重要原因。胡人大体上算了一下，我们住的这一天晚上，至少烧了两棵大树，因为晚餐是鹅卵石烤羊肉。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羊肉非常香，但要烧掉很多的松木才能把鹅卵石烧红，把羊肉煲熟。 这天晚上，在一个大蒙古包里我们观看了蒙古族传统的马头琴、鸿嘎路琴和长调、乎麦表演，一直到凌晨一两点钟，大家才陆续睡去。
（四）、哈拉和林的早晨 早些年胡人曾经非凡羡慕欧洲中世纪城堡的独特格调，非凡是客厅里的壁炉，简直就是城堡的灵魂。在严寒的冬季，随着噼啪作响的劈柴燃烧声，加上低沉的风琴声，再加上一个丘比特的故事，是多么的舒服。当胡人在春寒料峭的高原上，真的守在壁炉前的时候，才知道现实是多么的残酷。你假如不断的往壁炉里加柴，屋里会热得穿不住衣服，假如不加柴屋里又凉的呆不下去。 凌晨，我们加足了劈柴沉沉的睡去了，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就冻醒了。起床一看，炉子里早就过火了，只好回到床上挨着。北京时间五点多钟，服务员就来生火了，我们也没有心思再睡了。营地的东面有一座山，胡人拿起相机开始爬山。 胡人慢慢的爬到了山顶上，太阳也从东方的地平线上慢慢的升起来了。山顶上有一个敖包，胡人按传统捡了几块石头加上，并绕敖包三圈。这是一个伸入鄂尔浑河的一个山角，逼迫由南向北的鄂尔浑河绕了一个大弯。站在山上北望山下，哈拉和林在晨光中升起了缕缕炊烟，胡人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 欣赏完霞光中的哈拉和林，胡人没有急于回营地，向南下山进入了鄂尔浑河河谷。胡人估计营地的蒙古包中重新升起炉火，客人又进入了梦乡。所以河谷之中没有更多的人，胡人慢慢的走着，恐怕打搅了河里的鱼儿和早起的鸟儿。让其它人羡慕不已的是，胡人用长焦相机欣赏了戏水的天鹅、野鸭和不知名的小鸟。这种和谐的画面，是都市里永远也看不到的。 等游人多了的时候，这些鸟儿也飞走了。他们为了看天鹅又走了很远的路，最终也没能如愿。更多的人回到国立大学后，从胡人的相机中拷贝了白天鹅的画面。
（五）、帝都废墟 哈拉和林因为有13世纪蒙古帝国首都遗址和漠北第一喇嘛教寺庙，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蒙古唯一人类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当年的哈拉和林是陆地贸易很发达的国际大都市，这里聚集了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东征西讨获得的珍奇异宝，也是中亚甚至与欧洲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云集的地方。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应该还残存着高大的城墙、废弃的宫殿……。实际上地表上除了花岗岩柱础和残砖断瓦，什么都没有了，这里几度遭到严重破坏。1368年毁于明朝军队扫荡北元势力，放火烧了哈拉和林。二百多年后，为了修寺庙又把残存的砖石全都用去了，帝都在地表上消失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极左势力又在这里进行了一次扫荡，毁坏了用城砖石修建的寺庙。到四十年代末苏联人在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但是并没有进行有效的保护，可能也带走了出土文物，现在这里连一个像样的博物馆也没有。 哈拉和林城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长约2500米、东西宽约1300米。采用夯土筑成的方式修起城墙，有四座城门。宫殿遗址位于城的西南部呈不规则方形，大约每边有255米，内有5个台基，中心台基高约2米。大型宫殿就位于中心台基上，现在还能看见花岗岩柱础，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有75个之多，据此推测宫殿面积为：55X45米。宫殿正门南向，地面铺设琉璃方砖，豪华气势非一般建筑能比。 在帝都废弃二百多年后，现在的额尔徳尼召于 1586年是用哈勒和林遗址上的石头筑成了。额尔德尼召是蒙古国第一个喇嘛教寺庙，僧众最多时有 108 座房屋住有 1000多名喇嘛僧侣。可惜的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遭受严重破坏，现重新修建并向游人开放。额尔德尼召四周的 108 塔举世闻名，是蒙古高原上独树一帜的建筑。 目前，寺庙复原修建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已经恢复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整个寺院显得荒凉不堪，残存的石狮子和碑铭也是伤痕累累。胡人在这里驻留了很长时间，更多的不是在看，而是在思考。 （六）、本性的呼唤 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有更强烈的宗教意识，那是因为游牧民族直面大自然几乎没有选择的空间，风雨雷电都可能是生存的直接威胁，渺小的人只能虔诚的祈祷。艰苦的生存条件，较低的婴儿成活率，较低的平均寿命，使人口繁衍成了游牧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务。性崇拜，做为祈求人口繁衍的方式，是游牧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自东胡、匈奴之后，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先后立国，他们的性崇拜不再是原始时代以女性为主，改为以男性为核心。在哈拉和林的北山坡，现在还保留着一处石刻的男根，从刻石的手法上看年代已经很长了，胡人估计可能是突厥人留下来的东西。石刻是简单的写实手法，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但又有夸张的成分，究竟这是宗教的圣物。 石刻男根的旁边还有一个敖包，那是蒙古人现在还在流行的一种崇拜。也许是听导师介绍说摸一摸这个东西可以多子多福，几个留学的女孩子嘻笑着拍照留念。这几个人除了两个越南女生外，还都是游牧民族的后裔（日耳曼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不知道她们是思想开放还是真正理解了性崇拜的本质含义？ 从山上下来，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前后，还有一段时间才天黑，胡人想去离哈拉和林40多公里的回纥古城看一看，终因路况太差而告吹。第二天我们踏上归途，中午在一家韩国人开的旅游景点我们休息并吃了午饭，这是一家以沙漠为特色的旅游景点。路上大巴车的减震出现故障，我们小心着走到晚上十点多钟，才看见乌兰巴托的灯光。提起哈拉和林，也许大家都从未听说过它，而它在蒙古国的地位就像西安在中国的地位一样重要，它是蒙古国的故都。蒙古帝国时的首都就设在这里，我们熟悉的中国元朝皇帝--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称汗时，也是在这里登基。现在蒙古国纸币上经常出现的那棵神树，就在哈拉和林的皇宫中。
哈拉和林位于蒙古国首都以西384公里的地方，它就是我们车队今天的目的地。也许是它特殊的地位，从乌兰巴托到哈拉和林竟然有一条修好的公路，我想今天我们会很顺利地到达，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是中午1：00钟才出发，用时9个多小时，晚上22：36分到达哈拉和林，由于时差的关系，当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之所以拖到今天中午才能出发，是由于那仁父亲的热情。蒙古人的热情和酒文化，我们这几天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几乎每个蒙古人车里都放着成吉思汗牌的伏特加白酒和酒杯，每次我们出发前，都会被盛情地敬酒，每5公里停下车敬一次，直到送出本地界为止，所以，我们每次都是晕晕忽忽地上路，蒙古警察好象对此并不在意。这次，那仁的父亲特别高兴，盛情邀请我们去它家做客，当然少不了酒，不过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仁的父亲拿出他两年前，他在西部打猎时亲手射杀的一条狼皮送给了我，我知道蒙古人是崇拜狼的，猎手们都以向人展示自己猎获的狼皮为荣，但从不轻易地送人，我坚决推辞，但那仁的父亲一定要我收下，我激动得不得了，我知道这是我这次来蒙古收到的最有意义，最珍贵的礼物。
中午1：00我们终于出发了，沿途都是去郊外看那达慕赛马的车辆，维持秩序的警察也很多，听说总统车队也要去赛马现场。出乌兰巴托向西行驶了大约20公里，我们就被强行拦下了，只允许下道去那达慕赛马终点，不允许任何车辆继续前行，因为公路和草原上的比赛路线平行，怕我们这些车辆干扰正在比赛的马匹。可是，想继续前行的车辆很多，焦急的司机都下车围攻警察，有的车辆就趁乱闯了过去，警察不得已将警车横在路中间作为路障，这时来了一辆显然很有来头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冲到警车跟前，要求过关。那仁告诉我车上坐的是前任旅游部长，我一听是部长，就拿起相机拍照，这可惹恼了这位前部长的保镖，跳下车，嘴里喊着我根本听不懂的蒙语，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相机，想夺过去，我当然不能给他，嘴里也大喊着他也听不懂的汉语，他一听我是外国人，这才松手，又怒气冲冲地转向倒霉的警察，我仔细一看这位足有1米9以上，高大强壮，留着胡子，很有型，也很酷，典型的保镖。警察最后也妥协了，答应让他们过去，周围的司机一片嘘声，临走那个保镖还从车里恶狠狠地盯着我。这辆车走后，其他司机更不干了，团团围住作为路障的警车，群情激愤，就差把警车掀翻了，警察在车内拼命用对讲机请示上级，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也许总统车队快到了，最后不得不同意大家通行，司机们一片欢呼，跑向自己的车。这几次与警察的接触，让我有些纳闷，在蒙古怎么大家都不怕警察，也许我的感受并不真实。
我们是在黄昏时分赶到蒙古国的故都—哈拉和林的，虽然有路，但有时路况太差，还不如在草原上舒服。我睁大眼睛，四处搜寻我想象中的巍峨建筑，向导告诉我，当年的皇宫早就湮灭了，现在留存的最完整的是清代统治时期的遗迹。金色的晚霞中，一坐中国传统式的古城出现在我们眼前，有完整的城墙和城门，向导却告送我们这是当年一座喇嘛庙，占地如此大巨大的庙宇在国内还是未曾见过，布局也和中国的完全不一样，它是中原的城池与西藏的寺院二者结合的产物，可惜的是我们到的太晚，许多院落都已经关门了。不过在异国的土地上见到中国2-300年前的遗迹，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由于有关蒙古的史料太少，有许多事情说不清楚，弄不明白，这段历史实在是尘封的太久了，那么多专家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它了，该有人把它揭开。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几个人还站在这个中国式的古城中，也许明天，天亮了，我们还能了解更多的东西……

可汗探索08多国军演在蒙古

“可汗探索－２００８”多国维和军事演习２１日在蒙古国武装力量培训中心落下帷幕，来自蒙古国、美国、泰国、印度和尼泊尔的３６０名士兵参加了演习。

蒙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陶高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说，本次演习从４日开始，参与士兵进行了巡逻、物资分发、物资护送和收缴武器等６个课目的维和演练，达到了预期效果。

他表示，演习不仅有助于提高参演国家士兵的维和能力，也将提高蒙古国的声誉，为巩固地区军事互信作出贡献。

蒙古国与美国于２００３年举行第一次“可汗探索”双边军演。２００６年，“可汗探索”演习扩展为多国演习，７个国家派兵参加。

蒙古国组建联合政府

9月19日夜，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议会）召开全会，通过了新政府成员的任命决议，14名政府成员中，人民革命党（人革党）8名，民主党6名，民主党主席诺罗布·阿勒坦呼亚格任第一副总理，米耶贡布·恩赫包勒德任副总理。至此，6月29日国家大呼拉尔选举后，以人革党主席桑吉·巴亚尔任总理，人革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新一届政府正式成立。人革党在获得多数席位的有利条件下选择与民主党联合执政，这是蒙古国1992年实行议会制以来第一次。

人革党在本次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全部76个席位的44个（尚有1个选区的4个议席未予公布），超过了半数。根据蒙古国有关法律，人革党有权单独组阁。这也是人革党在本次国家大呼拉尔选举前制定的目标，即争取获得过半数的议席，最终实现单独组阁。

8月28日，经蒙古国两大主要政党人革党和民主党协商，新当选国家大呼拉尔委员在国家宫宣誓就职，新议会开始履行职权。至此，因6月29日蒙古国家大呼拉尔换届选举引发的政治僵局最终被打破。蒙古新政府组建工作随即提到议事日程。9月3日，人革党召开党的会议，决定与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民主党新主席阿勒坦呼亚格对人革党的决定予以积极回应，民主党在9月5日党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参与人革党主导的新政府的决定。

人革党在可以单独组阁的条件下，提出与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这的确出人意料。分析人士认为，人革党之所以做出此举，其主要原因与今年7月1日因议会选举引发的骚乱事件有关。骚乱事件是蒙古国18年民主历程中的第一次，其背后原因与汉人混血儿占据议会多数形成帮派利益集团、官僚主义、腐败以及贫困不无关系。人革党虽获得多数席位却提出与民主党联合执政，目的在于加强两党间团结，化解矛盾，以发展经济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推动蒙古国经济向前发展。

内蒙乳业双巨头遭弃

9月23日，停牌5天的蒙牛集团在香港交易所复牌，开盘即暴跌60％以上，以停牌前的20港元直接开在6.85港元，当天收盘大跌12.05元，收于7.95港元，大跌60.25％。

　　与蒙牛集团稍有不同的是，国内上市的伊利股份因为涨跌停板的限制，三聚氢胺事件以来已经遭遇三个跌停板，股价由16日的13.43元跌至23日的9.93元，与其4年前的股价相当。

　　不可否认的是，9月12日曝光的三聚氢胺事件，给两家公司带来很大的冲击，投资者也饱受池鱼之殃，以市值而论，损失总数在100亿元以上。

　　在两家公司股价已经深度调整的情况下，研究机构的负面评级报告仍在不断推出。最大的可能是，噩梦刚刚开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蒙牛集团和伊利股份不得不扮演着乳业“双熊”的角色。

　　伊利全面停产

　　9月23日，本报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伊利股份，看到了伊利股份大部分生产线均处于停产状态，而此前一天，伊利方面还向本报记者表示，公司生产经营处于正常状态。

　　本报记者获得的确切信息是，伊利股份早在9月17日，在有关方面的督促下，就已经全线停产。伊利股份董秘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解释道，公司的生产线停产，并不是公司停止了运转，而是将重点放到了奶源的监督上面。

　　他介绍，目前伊利股份的每个奶站都有一个公司“特派员”，运送鲜奶都有专人全程监督，这些人员全部是从生产车间调过来，因此，生产线停了后，“我们仍在工作”。

　　他还解释道，全面停产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到三聚氰胺事件影响，短期内奶粉和其他奶制品需求减少，二是质监局已经进驻公司，为了配合他们的工作。

　　此前，9月14日，国家质检总局要求各地质监部门彻底检查所有乳制品企业和所有乳制品，不合格的企业将立即停止生产。

　　9月22日，蒙牛集团亦向外界否认了停产传闻。截至当日发稿时止，本报记者正在赶往蒙牛集团途中，相关事项尚需要进一步核实。

　　双巨头跌落

　　天相投资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王爽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三聚氰胺事件对蒙牛集团和伊利股份短期有很大的影响，公司的销售收入和经营业绩，都将受到连累，从长期来看，取决于消费者信心恢复程度和国家对奶业政策的变化。

　　她认为，从产品结构上分析，伊利奶粉业务占主营业务比重较大，2008年上半年，伊利奶粉收入达到了21亿元，占主营收入比重18％，占营业利润比重在20％以上。根据2007年年报数据，蒙牛集团液态奶占89.8％，冷饮产品9.4％，包括奶粉在内的其他产品占比例为0.8％。

　　王爽指出，从最新情况发展看，液态奶中也被检查出含有三聚氰胺，虽然含量不大，但也将对液态奶的销售和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蒙牛集团主要业务收入均来自于液态奶，对其未来销售和业绩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此前，相关市场机构纷纷调低了对两家公司的评级。瑞银将伊利股份目标价自15.5元下调至12.0元，主要是因为公司将出现销量增长放缓、平均售价涨幅降低、销售费用升高以及中期增长下滑等。

　　里昂证券近日发表研究报告，也将蒙牛乳业（行情,资讯,评论）的评级由“逊于大市”降至“沽售”，并将其目标价由18.85港元降至6.59港元，相当预期2009年市盈率的10倍。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这次三聚氰胺事件中，对伊利股份的影响，要远超过蒙牛集团。

　　他认为，这次突发性事件打乱了伊利股份战略调整的步骤。按照伊利股份的计划，将逐步加大奶粉制品在业务结构中的比重，而事实上，这一计划的此次事件前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上半年，在乳制品产量同比增长13.21％,液体乳产量同比增长9.37％情况下，上半年奶粉产量增速13.21％,产值增速达到了28.2％,奶粉呈现量价齐升的势头状态。

　　目前，伊利奶粉产能约8万吨,在金山项目建成后产能达到14万吨，分析师普遍预计，奶粉业务将是伊利股份2008年下半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亮点。但现在看来，变数较大。

　　近年来，虽然伊利股份的市场表现远逊于其他蓝筹股，但公司流通股股东中，却是基金云集。即使2007年底，由于高管股权激励费用计提导致当年亏损，众基金仍不离不弃，当年底，共有数十家基金持有伊利股份流通股11443万股，占流通股比例为18％左右。

　　2008年，在亏损的阴影渐渐散去之后，基金持仓比例骤然上升至17328万股，持股比例攀升到了28％以上。

　　但此次的三聚氰胺事件，却使众基金在几个跌停板之后，就开始大难临头各自飞了。

　　据TOPVIEW数据统计，9月22日，伊利股份卖出前5名全是机构专用席位，金额从5300万至8185万元，相当于每家机构卖出了500万股至800万股。

日本右翼入主麻生内阁

日本自民党总裁麻生太郎24日经过议会表决程序，就任第92任日本首相。

当天，麻生太郎更换了17名内阁成员中的12名，组建新内阁，其中包括任命前文部科学省相中曾根弘文为外相等。

但是，为了实施众议院总选举，麻生太郎很有可能于下月上旬或中旬让内阁成员集体辞职并解散众议院。如果在拟于11月上旬举行的此次选举中获胜，麻生太郎将连任第93任首相，但如果失败，麻生太郎可能会成为历来最短命的首相。

当天公布的新内阁成员中包括主张在教科书中宣示独岛主权并一直否认军队慰安妇存在的前文部科学省相中山成彬（国土交通相）和主张日本进行核武装的前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财务相）等，右翼人士大举入主内阁。

另外，前首相小渊惠三的次女、今年34岁的小渊优子议员被提拔为少子化担当相，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内阁成员。

自民党和公明党决定继续维持联合政权，并就推进最多达2万亿日元（约21.7万亿韩元）的所得税及居民税减税方案达成了协议。

另外，麻生太郎将于25日下午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以日本的反恐对策和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为主题发表演讲。

外蒙古现状

一、外蒙古独立以来长期处于苏联沙文恐怖主义统治之下痛受劣等斯拉夫殖民文化之毒害，彻底放弃传统蒙古文字，竟然编制出富有殖民色彩的斯拉夫文字，培植了大批蒙奸，甘心充当苏俄走狗，差点要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与内蒙古人民制造了民族文化分裂，公开批判成吉思汗为历史罪人，禁止崇拜成吉思汗的民间活动，时时攻击责骂中华统一大势所趋。外蒙古本来属于亚洲典型蒙古人种，也属于东方东亚文化类型，但是目前严重被斯拉夫异化，变成了非欧非亚的怪蛋，外蒙古经济非常贫穷，人口还没有增长，反而不断减少，现在才200万人。

历史上成吉思汗忽必然带领蒙古人首次消灭中原各分裂势力，统一建立了特殊时代的元朝，和中原大陆联成一体，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近代外蒙古分裂独立，但是内蒙古人民仍然拥护中华统一大势。现在我们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更好承继蒙古文化，尊敬成吉思汗为中华民族英雄，经常举办纪念成吉思汗的民间活动，受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支持。普通内蒙古学校实行蒙文教育，兼学汉语，内蒙古各城市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蒙文标语。我们蒙古族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口稳定增长，已增到五百多万人啊！

二、据外蒙古有关部门统计，近４０余年来，外蒙古土面积的４２．５％已经不同程度地荒漠化，而且正以每年１３％——１８％的速度增长。在蒙古许多地区，即使夏季也难见到绿洲，森林大量减少，草原植被遭到破坏，降雨和降雪减少，土地荒漠化，这一切已在蒙古媒体中得到反映。但是外蒙古经济困难重重，目前还无力治理生态环境荒漠恶化的局面。

目前，一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绿色生态屏障正呈现在内蒙古的大地上。从1998年到2003年，内蒙古森林面积从2．8亿亩增加到3．2亿亩，森林覆盖率从14．82％提高到17．5％，平均年增加森林覆盖率0．56％，是上世纪80年代的10倍。1998年开始，先后在这里实施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土保持、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试点和天然林资源保护等八大生态建设工程，到2010年之前总投资将达120亿元。采取措施保护现在的沙区植被，严禁乱砍滥伐，乱采滥挖和乱垦滥牧，重点建设以水为中心、林网配套的高产饲料基地，实行围栏封育、划区轮牧、季节性休牧和舍饲禁牧等方式，合理利用草场，建立起遏制沙漠推进的生态屏障，沙尘暴由治理前年最高的20多次降低到今年的10多次，风沙源治理成就显著。

三、外蒙古是内陆地区，脱离中国而分裂独立以来，仍是以牧业为主，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还是处在俄债权或外资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经济发展极为缓慢，目前外蒙古人民生活非常贫穷。苏联解体以来，外蒙古在国际上非常孤立，对中国还存恐惧感，设法讨好美国日本。但外蒙古人民念念不忘中华祖国故乡……

经过50多年特别是近20年以来的经济建设，内蒙古已经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商品粮、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基地，并正在成为中国跨世纪能源工业战略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能源、矿产优势快速发展的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具有巨大的发展后劲，航天、军工、重型汽车和装备工业在全国居重要地位，稀土、绿色食品、绒毛纺织等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产业更具有广阔前景。西部大开发，必将进一步发挥内蒙的现有优势，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再造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使内蒙古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

如少数蒙独分子想否认这些铁证事实，还能说什么呢？

　　唐努乌梁海地处外蒙古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唐努乌梁海实际上应分为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蒙古“库苏古尔省”。但由于后两部分事实上已没有了“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因此，通常所指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对于唐努乌梁海，由于目前事实上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她的人口资料。民族：由于俄罗斯的殖民统治，目前唐努乌梁海的主体民族是俄罗斯族，图瓦即乌梁海人已成为少数民族。图瓦人系蒙古族的一支，明代称兀良哈人，后来迁徙至唐努乌梁海地区，改称为图瓦或土瓦人。

历史：唐努乌梁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早在汉代就有中华民族活动的痕迹。唐代为都播地，归安北都护府管辖，已被正式纳入我国版图。北宋时属辖嘎斯地，南宋时属西辽政权，称谦谦州。元朝时属岭北行省，称益兰州。明代属蒙古瓦剌部（当时的兀良哈部还远在石勒喀河流域）。清代才被称为唐努乌梁海，为外蒙古扎萨克图汗辖地。根据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中俄在此以萨彦岭为界。清政府在此地设置5旗46佐领，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

沙俄从17实际开始，一直妄图吞并我包括唐努乌梁海的蒙古地区，但直到19世纪中叶，由于大清王朝的强大。它的侵略和吞并阴谋都未能得逞。作为边界条约的一部分，《布连斯奇条约》基本上是一个平等条约，它规定了中俄（俄国人称为“俄清”）中段边界的走向。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开始腐败和衰落，而西方列强却蒸蒸日上（相比之下，沙俄却也是比较腐败和野蛮的）。1860年，由于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沙俄以“调停”为名，强迫清朝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不但强迫清政府承认了《中俄瑷珲条约》的合法性，而且将乌苏里江以东中俄“共管“之地全部吞并。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沙俄莫名其妙地提出要堪分中俄西北边界事宜。1864年10月7日，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通过欺骗、恫吓、武力占领等手段，侵占中国西北新疆和外蒙古地区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根据这个条约，沙俄侵占了西北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乌梁海十佐领及科布多所属阿尔泰淖尔乌梁海二旗，这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以后签订的《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苏台界约》进一步完善了沙俄对这些地区的侵占！

帝俄对唐努乌梁海的第二次侵略和吞并出现在1911-1944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长期受到沙俄威逼利诱的外蒙古王公乘机宣布“独立”，自立“大蒙古国”。本来叛乱集团准备占领包括唐努乌梁海的整个外蒙古地区，但沙俄却将唐努乌梁海排除在“大蒙古国”之外，声称沙俄在唐努乌梁海有特殊利益，必须对该地区进行直接控制。这样，外蒙古叛乱集团在脱离祖国的罪恶活动中，又出卖了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下面来看一看沙俄吞并唐努乌梁海“时刻表”：

1860-1911，沙俄以探险、采矿为名，对唐努乌梁海进行殖民和经济侵略。唐努乌梁海地区已有大量俄国移民，并对当地中国居民实行血泪的“种族灭绝”（见师博主编《外蒙古独立内幕》）！这一时期也是沙俄侵占唐努乌梁海的关键时期之一。
1912年，乘外蒙古叛乱之机，沙俄直接吞并了唐努乌梁海。
1916年12月28日，由于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政府决定由乌里雅苏台佐领专员兼管唐努乌梁海事务，恢复对该地区行使主权。
1918-1919年，中国政府派兵驱逐了盘踞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沙俄残匪余部，重新将唐努乌梁海纳入中国版图。
1920年，白匪、苏俄相继窜入该地，唐努乌梁海从此落入苏俄之手。
1921年，“土瓦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政府不予承认，再次叛乱的外蒙古政权非常不满。
1941年，苏联未通知中国，指示“土瓦人民共和国”参加苏德战争。
1944年10月，“土瓦人民共和国”苏维埃通过决议“加入”苏联，改名“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后记
1992年，“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通过“主权宣言”，宣布该“国”为主权国家，并更名为“图瓦共和国”。由于俄罗斯并未最终解体，该国最后仍为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名为“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关于蒙古“库苏古尔省”：该地本是唐努乌梁海地区之一部分。也许由于该地蒙古人居多吧，《苏蒙边界条约》将该地划归了蒙古。但随着从1911年-1945年的外蒙古独立历程，该地最终当然也脱离了中国，成为“独立”的“蒙古国”之一省。

日中争夺蒙古矿产

日本为争夺蒙古矿产开发权离间中蒙关系

为争夺蒙古国的矿产开发权，日本正在千方百计拉拢蒙古，并利用媒体诋毁中蒙关系

　近年来，日本政府对外开发援助日趋减少，但对蒙援助却在增加。8月10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将访问蒙古国，与蒙古国签署继续援助协议。

　　据统计，蒙古国和日本于1996年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后，日本已连续10年成为蒙古国的最大援助国。日本平均每年对蒙援助1亿美元，其中3000万至3500万美元为无偿援助，另有约1000万美元为技术合作援助。仅日本政府援蒙的“草根计划”一项，2005年共资助了20多个项目，投入近200万美元。

　　专家分析，日本正在争取蒙古国支持其向政治大国迈进，并希望从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中分得一杯羹。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蒙古国的一些做法已经超出了两国关系的范畴，有些做法甚至直指中国。

　　争夺蒙古矿产开发权

　　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蒙古国，矿产资源种类众多、储量丰富，已探明的有80多种矿产和6000多个矿点，主要有煤、铜、铁、银、钼、锌、金矿等。据蒙专家预计，蒙古煤炭总贮量约500亿吨，铁矿石总储量超过15亿吨，金矿总储量约为3100吨。

　　据了解，中国企业主要投资在铁、铅、锌、煤炭、黄金、石灰石、石油等矿藏，投资企业有30多家，其中石油领域被两家中资企业包揽。日本企业主要集中在黄金开采业，投资额度不大，但日本已开始努力争取参与蒙古最大的塔温陶拉盖煤田项目，与中国企业竞争开发权。

　　蒙古国在发展与中国和俄罗斯经贸合作的同时，把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实际经济利益引入国内，使这些国家的企业参与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蒙古国则从中获利。

　　日本媒体恶意报道

　　日本不仅争夺蒙古国矿产开发权，还利用媒体妄谈蒙日、蒙中关系。日本共同社7月底报道说，蒙古国总理恩赫包勒德今年3月访问日本时，“邀请日本助蒙古国矿产开发一臂之力”。这实际是在夸大渲染蒙日关系，因为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并不缺乏投资者，日本投资者也不具备最有利的条件。专家分析，蒙古国的矿产资源开发无论是开采还是运输，都需要具有运距短、技术适应性强、劳动成本低优势的中国企业支持。

　　日本《读卖新闻》7月27日报道称，许多蒙古人袭击中国在蒙宾馆、饭店等设施，迫使这些实体不敢再用汉字招牌，如今“汉字招牌逐步在乌兰巴托消失”。实际情况是，这些人是蒙古国的一些青年流氓，他们受到了个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利用。同时，乌兰巴托汉字招牌也没有减少，中资餐馆、宾馆仍十分红火。

　　文章还借用蒙古人的话说，“中国人抢走了蒙古国人的工作”。事实上，在当地，蒙古国的公司甚至是日本的公司都喜欢用中国工人。中国工人的吃苦耐劳和守纪律，是他们所看重的。

　　中蒙关系一如既往

　　中国与蒙古国于1949年建交，最近1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迅速。中国已分别连续6年和8年成为蒙古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一大投资国。根据蒙方统计，贸易额和投资额分别达到6.6亿美元和4.8亿美元。

　　目前，中资500多家企业已成为蒙古工业的生力军，主要涉足纺织服装、建筑、建材、畜产品加工、服务业和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直接提供就业岗位5万多个。特别是一些大的“正规企业”落足蒙古国市场，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公司在蒙古苏赫巴托省与蒙方合资建设的图木尔廷敖包锌矿，于去年8月28日举行竣工投产典礼，蒙古国总统还亲自出席并给予高度评价。另外，神华、鲁能等大型国有企业在蒙古国投资开发的大型煤矿项目，均已有了相当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活跃的民间经贸为拓展中蒙经贸注入强劲动力。品种丰富、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更适合蒙古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据了解，目前蒙古人的吃、穿、住、用等方面的“中国货”比比皆是，不少蒙古商人进货已不满足于二连浩特等口岸，还深入到河北、北京、深圳等地去“扛包”。

谁说蒙古矿产资源贫乏？

蒙古国是矿产资源大国，其矿产蕴藏量居世界前二十位。已发现和确定了80多种矿产，目前有800多个矿区和8000多个采矿点。主要有煤、石油、铜、锰、钨、钼、铝、铅、锌、汞、锡、金、萤石、岩松石、磷、石棉、石墨、云母等矿产资源。

铜：探明和确定的铜矿5个。蒙古国铜的储藏量居亚洲第一，除已开采的额尔登特铜钼矿外，又探明两处大的铜矿。一是八十年代前苏联帮助探明的东戈壁省满都胡县境内的查干苏布日嘎铜矿（相当于额尔特铜矿），2001年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投资勘探，在南戈壁省汗博格达县境内的奥云陶拉盖地区发现特大型铜矿。探明储量为7.5亿吨，比额尔登特铜矿大二倍。此矿距中蒙边境甘其毛道口岸100公里。蒙古国的铜矿开发已初具规模，铜精粉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0%，其产值占蒙古国GDP的25%。额尔登特铜钼矿系原苏联援建的。目前，该铜矿蒙古国股份占51%，俄罗斯股份占49%。2001年该厂生产48.76万吨铜钼矿粉，生产纯铜1475.9吨。该矿生产的铜钼精粉的９５%销往中国。

黄金：蒙古国的黄金总储量为3100吨。分为脉金矿、散金矿和沙金矿，有181个金矿。从事黄金开采的企业有117家。虽然私营企业资金雄厚，但由于技术设备落后，有30%—50%的细金被流失，如果技术设备得到改善，蒙古的黄金年产量可达50吨左右。2001年企业上交蒙古银行黄金12059公斤；2002年前八个月蒙古银行收购黄金7684公斤。主要产金区位于中央省扎玛尔地区，中央省色尔格林县，是世界上最大的沙金产区之一。还有距乌兰巴托700多公里的保办脉金矿、塔布特脉搏金矿、布木巴特脉金矿等贮量也很丰富。

煤；据有关专家估计，蒙古国煤储藏量有500亿吨，但目前蒙古17家煤矿总产量不到500万吨。煤矿2/3的产煤供热电厂使用。

1、已开采的巴嘎诺尔煤矿，设计年产能力600万吨，第三大煤矿是中戈壁的新乌苏煤矿设计生产能力和年产原煤240万吨，此矿已探明贮量为20亿吨。

2、蒙古最大未开采的煤矿位于南戈壁省塔旺陶勒盖煤田，生产潜力为50亿吨。

萤石：蒙古国萤石储量仅次于中国和墨西哥，有42个萤石矿床。目前蒙古有20多家萤石采矿企业，其中最大蒙萤石矿——包尔温都萤石矿，年产50万吨萤石，该矿储量为1500万吨，可开采30年。开采的萤石主要销往俄罗斯和乌克兰。

石油：蒙古国石油资源也很丰富，主要石油产区有东方省、东戈壁省、中央省等地区，总储量未探明。仅东方省塔木察宝 鲁地储量就有15亿吨，东戈壁省东巴彦储量为7亿多吨。据蒙方新闻媒体报到，蒙古现有22个油田，南部省份的油田与我国北部油田相连。目前蒙古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合资进行开采，2001年投资1.2亿美元，向中国出口石油3万吨左右，上缴利润5.5亿图。

除此而外，蒙古国还发现锡矿54个，铝矿1个、铁矿11个、银矿4个、石墨矿4个、盐矿12个、芒硝矿10个、水晶矿9个，建筑材料与原料矿205种。

《中国蒙古语新闻网》

http://www.mgyxw.net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8-28演讲稿

2008年8月26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法令，承认格鲁吉亚两个分离省份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共和国独立，以下中译文。

我亲爱的同胞们，俄罗斯公民们！

你们无疑都已了解了南奥塞梯的悲剧。格鲁吉亚军队利用夜幕对茨欣瓦利行刑式的狂轰滥炸造成我国数百名平民阵亡，阵亡者当中还有俄罗斯的维和士兵，他们为执行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职责而捐躯了。

格鲁吉亚领导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背离了理性的声音，悍然发动了武装冲突，使众多无辜平民遭殃。同样的命运也等待着阿布哈兹。很显然，他们在第比利斯期盼着利用闪击战在国际社会面前制造既成事实。他们选择了最不人道的方式来实现其目的，即通过屠杀整个民族来吞并南奥塞梯。

这已不是其第一次的企图了。早在1991，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就宣示了他的座右铭：“格鲁吉亚为格鲁吉亚人所有”，想想这句话的含义吧！他命令进攻苏枯木和茨欣瓦利，造成数千人死亡、几万人成为难民，村庄毁为瓦砾。此刻，正是我们俄罗斯结束了对阿布哈兹和奥塞梯人民的全面屠杀行为。我国挺身而出进行调解和维和，坚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争端。同时，我们一如既往地以承认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但是，格鲁吉亚领导人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干扰谈判进程、无视已经达成的协议、不断进行政治和军事挑衅、攻击维和部队，凡此种种严重损害了在联合国和欧安组织支持下在冲突地区所建立的机制。

俄罗斯一直显示着平静和耐心。我们再三呼吁各方回到谈判桌上，即便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我们都没有偏离这一立场。然而，我们坚持不懈地向格鲁吉亚方面提出的关于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签署不使用武力协议的建议却始终得不到回答。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在北约和联合国也被人置之不理。

现在已十分清楚了：第比利斯毫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之意。格鲁吉亚领导人正在精心准备战争，其外国保护者给予的政治和物质支持仅仅使其产生可以为所欲为的认识。

第比利斯在2008年8月8日晚做出了选择。萨卡什维利选择以屠杀来完成其政治目标。如此一来，他自己把奥塞梯人、阿布哈兹人与格鲁吉亚人共同生活于一个国家的所有希望打碎了。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人民已经几次通过全民公决喊出了建立独立共和国的心声。我们认为，在茨欣瓦利悲剧发生和格对阿布哈兹有所图谋之后，两地的人民有权自己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总统根据这两个共和国的全民公决结果和议会决议呼吁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国家主权。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投票支持其呼吁。

时局要求我做出如下决定：鉴于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并遵照《联合国宪章》规定、1970年《关于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75年欧洲安全合作会议《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与其他基本国际文书，我签署了俄联邦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的法令。

俄罗斯呼吁其他国家做出同样的决定。这并非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但为拯救生命，这却是可以做出的唯一决定。

以下是梅德韦杰夫演讲英文原稿：
Text of Medvedev's Georgia announcement
Russian President Dmitry Medvedev announced Tuesday that Moscow has recognized the Georgian separatist regions of South Ossetia and Abkhazia as independent. The following is the Kremlin translation of Medvedev's televised address:
My dear fellow countrymen, citizens of Russia!

You are no doubt well aware of the tragedy of South Ossetia. The nighttime execution-style bombardment of Tskhinval by the Georgian troop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hundreds of our civilians. Among the dead were the Russian peacekeepers, who gave their lives in fulfilling their duty to protect women,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The Georgian leadership, in violation of the UN Charter and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contrary to the voice of reason, unleashed an armed conflict victimizing innocent civilians. The same fate lay in store for Abkhazia. Obviously, they in Tbilisi hoped for a blitzkrieg that would have confronted the world community with an accomplished fact. The most inhuman way was chosen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 annexing South Ossetia trough the annihilation of a whole people.

That was not the first attempt to do this. In 1991, President Gamsahourdia of Georgia, having proclaimed the motto "Georgia for Georgians" - just think about it! - ordered attacks on the cities of Sukhum and Tskhinval. The result then was thousands of killed people, dozens of thousands of refugees and devastated villages. And it was Russia who at that time put an end to the eradication of the Abkhaz and Ossetian peoples. Our country came forward as a mediator and peacekeeper insisting on a political settlement. In doing so we were invariably guided by the recognition of Georgi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Georgian leadership chose another way. Disrupting the negotiating process, ignoring the agreements achieved, committing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rovocations, attacking the peacekeepers - all these actions grossly violated the regime established in conflict zone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SCE.

Russia continually displayed calm and patience. We repeatedly called for returning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d did not deviate from this position of ours even after the unilateral proclamation of Kosovo's independence. However our persistent proposals to the Georgian side to conclude agreements with Abkhazia and South Ossetia on the nonuse of force remained unanswered. Regrettably, they were ignored also by NATO and even at the United Nations.

It stands quite clear now: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was not part of Tbilisi's plan. The Georgian leadership was methodically preparing for war, while the political and materi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ir foreign guardians only served to reinforce the perception of their own impunity.

Tbilisi made its choice during the night of August 8, 2008. Saakashvili opted for genocide to accomplish his political objectives. By doing so he himself dashed all the hopes for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of Ossetians, Abkhazians and Georgians in a single state. The peoples of South Ossetia and Abkhazia have several times spoken out at referendums in favor of independence for their republics. It is our understanding that after what has happened in Tskhinval and what has been planned for Abkhazia they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their destiny by themselves.

The Presidents of South Ossetia and Abkhazia,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referendums conducted and on the decisions taken by the Parliaments of the two republics, appealed to Russia to recognize the state sovereignty of South Ossetia and Abkhazia. The Federation Council and the State Duma voted in support of those appeals.

A decision needs to be taken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Considering the freely expressed will of the Ossetian and Abkhaz peoples and being guided by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 Charter, the 1970 Declaration o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Governing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the CSCE Helsinki Final Act of 1975 and other fundamental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I signed Decrees on the recognition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f South Ossetia's and Abkhazia's independence.

Russia calls on other states to follow its example. This is not an easy choice to make, but it represents the only possibility to save human lives.

土耳其副总理访问蒙古国

蒙古国总理桑吉·巴亚尔和议长达木丁·登贝尔勒６日分别会见了到访的土耳其副总理兼国务部长哈亚特·亚泽哲。双方表示将深化两国各领域的合作。

巴亚尔说，目前蒙土两国政治、经济和文教等方面的合作发展良好。蒙古国支持土耳其于２００９年竞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

亚泽哲表示，土耳其今后将继续增加对蒙投资和援助。此外，２００９年是土蒙建交４０周年，双方应举行相应的庆祝活动。

亚泽哲是５日抵达这里开始为期２天的访问的。由于土耳其发生库尔德工人党武装袭击事件，土总理埃尔多安取消了原定对蒙古国进行的访问。

蒙古矿产资源及外商投资情况

（一）基本情况

蒙古国国土面积为156.65万平方公里，人口256.28万人，行政区划包括首都乌兰巴托和21个省。蒙古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藏80多种，矿点60000多个，主要有铜、煤、铁、金、铅、锡、锌等，另外锰、银、铬、钨、钼、铝、磷矿、萤石、石棉、石墨、石油等也储量丰富。

目前，蒙已开采并具有一定经济规模的矿产主要有铜、煤、铁等有色金属以及黄金和萤石等。其中，70年代建立的额尔登特铜钼矿是蒙古的最大企业和经济支柱，位居世界十大铜矿之列，年产铜精矿40万吨，钼精矿4000吨左右，该矿产值约占蒙全国GDP的25%，出口约占全国出口总值的40%。

此外，蒙还拥有奥云陶勒盖铜矿及查干苏布拉格铜矿，其中奥云陶勒盖铜矿位于南戈壁省，距我国边境约80公里，矿区铜矿石储量约20亿吨，矿石的含铜品位和黄金含量较高，据估计铜储量为2000多万吨，黄金700多吨。蒙古铁矿点很多，主要有靠近铁路沿线的两个矿带：位于乌兰巴托北部240公里的达尔汗地区和色楞格省的图木尔陶勒盖、图木尔泰、巴彦格勒三个矿区和位于乌兰巴托西南300公里处的宝日温都尔地区的额仁、洪格尔、都尔乌仁、巴日根勒特等四个矿区，七个矿区储量为7.3亿吨，全国铁的地质储量约为20亿吨左右。蒙古的铅锌矿主要分布在东北和东南，其中图木尔廷敖包锌矿矿石储量约755万吨，锌品位为14%左右。蒙古的黄金金矿主要有砂金矿、脉金矿、散生金矿三大类，总储量约为3100吨，目前年产黄金产品约10吨。另据有关专家估计，蒙古煤炭的总储量约500亿吨，而目前开采的17处煤矿的年总产量不足500万吨；蒙古石油总储量约在60亿桶左右，主要分布在与我国接壤的东方、东戈壁、南戈壁、巴音洪格尔、戈壁阿尔泰、科布多和肯特等省。

（二）我国投资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情况

近年来，我国企业在蒙古国的投资持续增长，两国经济贸易活动不断升温，对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是中资企业投资额最大的行业，到蒙古国投资开发矿业的中国企业，大部分来自北京、河北、山东、黑龙江、甘肃、内蒙等蒙古周边地区，投资亿元以上的企业有10家，主要包括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图木尔廷敖包锌矿、首钢投资10多亿元在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开发铁矿资源、胜利油田投资1000多万美元开发蒙古国的宗巴音油田、大庆油田投资9000多万美元开发蒙古的汤姆茨克油田以及山东祥龙投资500多万美元开发铅锌矿等。另外，我们在蒙停留期间，山东鲁能集团也派员对蒙进行考察。

内蒙古自治区的企业在蒙古国投资矿产开发的主要有：内蒙古庆华集团开采蒙古国那林苏海特煤矿（合资）、包钢开发图木尔泰铁矿、神华集团开发塔旺陶勒盖煤田、海拉尔一私企投资7000多万元开发铅锌矿等。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2003年-2005年三年间我国在蒙古国矿产勘探开发投资额达3.6亿美元，占三年间在蒙各行业投资总额的53%。

（三）与蒙古国矿关资源合作开发面临的问题

一是矿产开发可能变脸。蒙古现行的《矿产资源法》是1997年颁布的。根据规定，外国公民、法人同蒙古公民一样有权申请并获得矿产资源勘探证和开发许可证。而在去年的蒙古国总统大选中，矿产法问题成了蒙政治角力的一个法码。目前，矿产法的修改仍是蒙新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据了解，蒙政府正提出了较为温和的修改方案，该方案维持现行法律基本原则不变，主要就完善许可证管理、取消外国企业部分优惠待遇、提高对环保要求等进行部分修改和完善。但此方案和个别议员提出的将矿权收归国有、外方股份不能超过20%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从目前形势看蒙政府何时能完成矿产法修改还有待观察。

二是许可证问题复杂。除了蒙古即将修改《矿产资源法》以外，许可证这一关也成为主要问题。目前，蒙古国内矿权主要掌握在个人手中，投资者首先要向“矿主”购买许可证。但由于许可证管理制度混乱，很多人登记矿权只是为了炒作，与前两年相比，开出的价格上涨几十倍或几百倍，获得许可证成为投资者的一大问题。

三是自然条件较差。蒙基础设施落后，运输不足瓶颈严重制约着资源开发与合作。蒙目前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单线铁路和三、四条与干线连接的支线铁路，年设计货运能力约2000万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据了解，目前蒙古投资开发的大部分项目分布在与我国接壤的南戈壁、苏赫巴托、东方等省，既无铁路，也无公路，其产品均通过草原或简易公路运输，运量受到限制、成本高。另外，蒙政策“灵活性”较大，政策法规连续性没有保障，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蒙投资的主要问题。

尽管目前与蒙古国开展矿产开发投资面临许多的问题，但是，从总体来看，蒙古国仍是个待开发的、生机勃勃而又商机无限的国家。因此，与蒙古国经济合作前景乐观，但是这种合作要从长远利益出发，特别是矿产资源的开发，要在注意观察蒙政府矿产法修改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考察研究，对蒙矿点的勘探、交通、水、电以及运输能力等进行进一步的考察了解和论证。对投资方式要尽量考虑多边合作，比如，与蒙方企业合资合作，或与一些西方国家企业合资合作等，以降低投资风险，获取投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