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乐河汗
各位苍狼和白鹿的传人的蒙古子孙，我们的同胞，全世界的蒙古人：
我们蒙古人有过世界上最辉煌的历史：我们蒙古人的祖先一起征服了金国，西夏，宋朝，大理，越南，俄罗斯，欧洲，西亚。从太平洋到地中海沿岸，蒙古铁骑跨过任何天险，畅通无阻。大蒙古帝国所覆盖地域从西伯利亚的冻土到印度洋沿海，从朝鲜半岛到巴尔干半岛，今天世界的三十亿多人口的三十多个国家都被蒙古人所征服。蒙古人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罗马人花费四百年时间征服的还多，成吉思汗的征服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的征服者的成果的总和还多出两倍以上。大蒙古帝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成吉思汗是世界的征服者。我们的征服有意为世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开放之门，让世界空前趋于一体化，同时世界的各种文明进行了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欧洲的工匠到了西亚，大大地推进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这是我们蒙古人的贡献。成吉思汗的后裔统治各式的大小帝国长达七个世纪，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到1857年才结束，而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埃米尔（阿里可汗）到1920年被罢黜。这些辉煌是先人所创造的，作为蒙古人我们从内心里感到自豪。圣主成吉思汗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天骄，是当之无愧的全人类的帝王。
而让我爱恨交夹的同胞兄弟，蒙古国。爱是因为，我们是同宗兄弟，亲同手足，一脉相承是亲情的爱。恨是兄弟曾寄人强盛，依人威严，沦为附属国，无主权，无民主，陷入共产主义的红色“陷阱”。苏俄的大兵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中苏危机时期，一度引兵压至中蒙边界。为了进一步掌控蒙古俄罗斯人封锁了圣山，对崇拜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血腥镇压，三万多人遭此杀害。斯拉夫人不但对蒙古国的主权领土践踏，经济垄断和政治高压，还进行文化侵略，他们强迫蒙古国把文字改为斯拉夫文。而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独立存在的标志，是表达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思维方式。改文犹如精神上的改种，是对这个民族最大的侮辱。我们的文字字势典雅而宏伟，竖行书写流畅，是世界独特的文字一种。把祖宗留下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的屏弃是败家子的行为，作为一个蒙古子孙深感惭愧。恨是恨铁不成钢的恨。
当今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而现在我们蒙古人是在被动地强制享受世界先进的文明成果，如果我们拒绝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终究被社会淘汰，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教条地随着别人，就永远达不到最大限度的享受权，永远也创造不出来顶尖的东西。东西是别人的，别人让我们看的前提条件是对他有利或不侵犯他的利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蒙古热门自己创造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那才是自己的，像我们的先辈征服世界一样。
要振兴我们民族，首先从文化入手，而文化要从教育做起。让蒙古人从骨子里尊重文化，重视教育，提高民族的综合素质。我们还要反思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民族是天生的歌喉和舞者，却没有腿向世界，韩国弹丸之地，在娱乐方面却能独领风骚，为什么？
为大蒙古的复兴，每个蒙古人都有责任。把先祖的英灵继承下来，没什么困难可以难得住我们蒙古人，不管是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体育我们都不会落后别人的。
我们相信自己再给世界创造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在长生天的保佑下，一定会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民族之一，因为我们是狼的传人，因为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因为我们是蒙古人！！
2010年5月30日星期日
托忒蒙古文历史文献
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倡导史源学研究。史源学的要义，是追寻史学论著的史料来源，检验立论的依据，考证其中的讹误。半个世纪以来，史源学不但在历史学界享有盛誉，而且扬起学术规范化的风帆，驶向邻近学科的学术港湾，产生广泛的影响。当然这主要讲的是对汉族文献研究的影响。对于蒙古族文献的研究上，采用史源学方法的为数不多。
1978年蒙古国学者沙·比拉在他的专著《蒙古史学史》中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在研究“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十三——十四世纪）”的有关著述《圣武亲征录》、《元史》时就断言，它们的资料来源中有不少蒙古文资料，蒙古人的历史知识影响着这些汉文史籍的编纂。[ii]在托忒文历史文献的研究上，学者们也同样很少关注“史源”这一问题。
史源学的核心是个源字，强调追本穷源。本文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源字。不过，笔者的研究可能与陈垣先生倡导的不尽相同。我们寻求的“源”主要不是“追寻前人史学论著的依据，找出其中史料征引、判断、推理等方面的失误，并分析其致误之由”，而是探讨两大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有关卫拉特历史的史料文献的“源”。即清朝的文献与托忒文历史文献之间的源流关系。
一、 清朝有关托忒文的机构
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1599—1662）于“鼠年（1648）冬创制了‘明了的文字’”——托忒文。[iii]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世纪托忒文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卫拉特蒙古的几个政权以及中亚诸多民族在与清朝的交往中曾把托忒文作为外交文字使用。这些使得清朝政府在对外事务当中不得不重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托忒文。清廷需要懂得托忒文的人才去解读、翻译这些托忒文信函。如他们在与这些部落交往中，也使用托忒文转译谕旨。清廷不仅需要有官员解读托忒文信函，而且需要有人专门将谕旨等翻译成托忒文，以便与这些政权进行交往。而这样一种职责显然是由内阁担当起来了。
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又一个重要部门，与托忒文有关的主要是蒙古房。《清会典》中记载到：
蒙古房，侍读学士，蒙古二人；侍读，蒙古二人，掌翻译外藩各部文字。内扎萨克及喀尔喀四部落、阿拉善、额济纳、青海蒙古用蒙古字。科布多伊犁之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用托忒字。回部用回子字。西藏用唐古特字。遇有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其颁发诰敕及敕赐碑文匾额，武英殿蒙古字长方书签并各体印文，及奉旨特交事件，皆翻出缮写。
中书，蒙古十有六人；贴写中书，蒙古六人。掌习竹笔字以供译写。蒙古字以朱笔书之，其托忒字、回子字、唐古特字各传该馆人至蒙古房译写[iv]。
内阁除了需要懂得托忒文的人才翻译来自卫拉特各部的托忒文文书之外，还承担着缮写托忒文文书、碑文、牌匾等职责。例如在乾隆朝解决了准噶尔事务以后，在承德避暑山庄立了《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此碑就是汉、托忒、满、藏文几种文字合璧的[v]。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设在故宫东华门和西华门的下马碑上所刻的六种文字之一就有托忒文。在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奏将伊犁等处碑文内蒙古文均改为托忒文[vi]。
下面的奏折，就反映内阁的这种职能的：
第一份：
“吏部为移事会事文选司,案呈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内阁抄出 大学士忠勇公传等奏称,为请旨事查从前缮写托忒字样、谕旨及奉内庭交出托特字样、书章。其鄂勒忒侍卫巴朗缮写不及者，是令内阁蒙古堂中书常有协同缮写。常有在阁年久出派仓差，此际奉有内庭交出托特字样、书章及所降哈萨克阿布赖等托特字样、谕旨。因常有无暇，令伊子候补贴写笔帖式开泰缮写。臣等看得开泰所写托特字画尚属洁正，开泰现今既系候补贴写笔帖式，请将开泰即授为内阁额外贴写中书，行走几日应行缮写托特字者均令伊协同巴朗缮写。遇有缺出坐补贴写中书等因于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vii]
第二份：
方略馆为知会事，奉总裁中堂大人谕：嗣后凡有应行纂入方略之托忒及蒙古等字奏折，并所降谕旨各件，俱交与蒙古堂音译，奉此为此知会署收。掌官·安庆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注册来文并存前件[viii]
以上就是清廷内阁处理有关托忒文方面的情形。根据《清会典》以及上面所引奏折文书档案，内阁蒙古房主要承担的是缮写托忒文文书、碑文、牌匾等职责。即他们主要承担的是有关托忒文方面的技术性的工作。前面我们在讲到军机处的职掌时讲到军机处有关哈萨克等中亚及西域诸族所拟写的不少托忒文敕谕。而这项具体工作却是由内阁办的。
“查得颁发哈萨克、布鲁特及外部落敕书缮写托忒字之处甚多，俱由内阁承办，臣等恳将现考一等之候补笔帖式塔番布量加鼓舞作为中书,暂不给予俸禄仍食本身钱粮分在内阁行走三年，期满，如果行走优善，缺出俱行坐补。考列二等之德尔格楞圭酌成作为笔帖式，仍食本身钱粮，在理藩院学习行走三年，期满，遇有本旗缺出再行坐补伊等之缺，交该学照例挑选少年聪敏者顶补其余。……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七日[ix]。
军机处还兼管方略馆与内翻书房。军机处的方略馆纂修方略等书，以军机处档案为基本材料，军机处全部档案均存方略馆库中。清朝在与准噶尔的战争每告一段落后，为了标榜武功专修了几部有关这一战争的方略类史书。如《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这些都需要托忒文方面的人才。上述第二份奏折即是明证。
此外，几部重要的官修史书的编纂均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对此我们在第二个问题中将进一步阐述。
而内翻书房，掌谕旨、书、文翻译事物。……自设翻书房后（设置军机处后或乾隆初年成立的。）凡各衙门由内阁抄出之谕旨须译汉文或翻满文者都送翻书房翻译。[x]这就是说托忒文的翻译工作是由内阁蒙古房完成的。
以上清朝有关托忒文方面事务的开展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清朝政府为了处理与卫拉特蒙古及中亚地区诸民族的事务。第二，编纂史籍。[xi]
统治的需求使得清朝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托忒文方面的专业人才，而这一任务就成了理藩院的职责。清王朝特设理藩院来管理蒙、回、藏各族事务，其中也包括卫拉特蒙古。咸安宫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及托忒学就是理藩院（部）培养译才的学校，一般也被称为“咸安宫三学”。张德泽及赵云田、张永江在他们的专著或论文中都谈到过蒙古学、唐古特学[xii]，在此就不赘述了。但是就“托忒学”方面研究的还未见到。托忒学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就已经开始托忒文的教学工作了[xiii]。这样到嘉庆朝《大清会典》有关理藩院的资料当中就有了有关托忒学的记载：如“蒙古房，员外郎，蒙古一人，掌蒙古翻译（如托忒字、回字、唐古特字、俄罗斯字，则由各馆各学翻译）。”[xiv]托忒学学员定为八名，产生于察哈尔八旗，每旗一名。如果人数不够，托忒学可由八旗举人、贡生、监生、生员、咸安宫学生、国子监官学生、亲军、护军、前锋、领催、马甲内挑选。让他们学习托忒文文义。学习年限是五年。
二、 清朝有关卫拉特蒙古的几部清朝官方史籍的编纂
笔者认为清朝为了编纂史书，在有关卫拉特历史信息、托忒文历史文献的搜集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通过采集文献、探访知情者，清朝建立起了纂修卫拉特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库。其中，有些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有些则从托忒文翻译成了满文、汉文。不管如何，这部分史料来源详实可靠，并且通过祁韵士这些重要文献史料被宫廷之外的史学家所获，像张穆这样的史学家就得以利用这些宫廷档案为资料的史籍。“祁韵士曾经担任过乾隆时国史馆纂修官，又精通满文，能见到国家所藏满文档案。他的著作历来为治史家所重视。尽管对一些问题，如哈布图哈萨尔到阿克萨噶勒代之间的世系，他也未说清楚，但土尔扈特、和硕特与准噶尔、杜尔伯特并非同出瓦剌脱欢之后这一点，则是明确的。以后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赵尔巽主持撰修的《清史稿》，都是采用这种说法。[xv]”
所以，有清一代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记载在世界卫拉特历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绝非偶然。像伯希和的研究就是以清代几部官修史籍为研究对象考察卫拉特历史中的一些问题，他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其中《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这三部史籍可以说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官修史籍。
《西域图志》，傅恒等奉赐撰。始纂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二十七年完成初稿。其中乾隆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等文章尤为学术界称赞。是书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十九年和二十九年石印本。
《西域同文志》，此书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由于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影响，使得西域地区尤其是天山北路的地名、山川名无不打有卫拉特蒙古方言的烙印，所以用托忒文来标记这些地名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就系谱方面而言，《西域同文志》用包括托忒文在内的六种文字对卫拉特等部世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从《西域同文志》的内容及形式看可以说它是一部词典类的史籍，它的编撰应该是在为此后大规模方略等类书籍的编纂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此后，有关卫拉特内容的史籍编纂中的人名、地名应该都是以此书的翻译为准绳的，如《平定准噶尔方略》等。《西域同文志》中有关卫拉特蒙古史的内容包括天山南北路准噶尔部人名，包括绰罗斯、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等卫拉特各部的人名，以及受蒙古语影响的西域地名。尤其详细罗列了卫拉特各部的世系。《同文志》对卫拉特蒙古的世系具奏最详，所以学术性很强。不像《表传》等只是列入了投靠清朝被封官加爵的卫拉特人的世系。对此，学者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认为这部分的资料来源是对搜集上来的用托忒文撰写的系谱等的缮写，而不是转译。缮写托忒文字的就是反复出现于前面奏折中的中书成泰。这本身就说明其资料来源属托忒文档案文献无疑。此外，清代文献资料的内容也说明对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利用。如山西大学师道刚先生也认为，祁韵士负责编辑《西域同文志》，新疆各地送来的资料由他“总司校核”[xvi]。就系谱方面而言，《西域同文志》用包括托忒文在内的六种文字对卫拉特等部世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在写到辉特部世系时讲道：“辉特属，为阿睦尔撒纳扰乱，谱系失传，远派莫考。所收仅阿勒达尔和硕齐、额尔克台吉以下两支，其旧驻青海之扎萨克辅国公公格一支”[xvii]。这就是说，辉特部的谱系资料由于战乱遗失，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清朝拥有其他卫拉特部落的谱系资料。据此可以相信在此书中作者利用了托忒文系谱材料。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全书一百二十卷，其中与卫拉特蒙古关系最密切的有三十四卷。即阿拉善厄鲁特部总传、青海厄鲁特部总传，西藏总传、杜尔伯特部总传、和硕特部总传。《表传》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祁韵士主纂。续修表传为嘉庆十七年撰。是书以部落立传。每一部落为一表传，记其建功端委，传派之亲疏。取材以库贮红本及《实录》为准，参酌理藩院所存世谱。部落地界，则据皇舆全图。书成后，以满、蒙、汉三种文体刊印。该书因材料来源可靠，体例严谨，备受中外学术界重视。
《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祁韵士撰，刊行于道光十九年。书以年、月、日编次，条其归附先后，叛服之始终，封爵之次第，然后分标各藩事迹。由于作者曾为国史馆纂修，主持过《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编纂工作，因此使他有机会涉猎大量宫廷档案。是故书中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论述多别具一格。其中有关厄鲁特史的记载，主要集中在第九卷——十四卷、十七——十八卷。但其余各卷也有不少记述。
三、卫拉特蒙古历史知识对清朝官方史籍编纂的影响
我们在研读了上述几部文献后可以发现它们有关卫拉特蒙古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均以叙述卫拉特蒙古各部溯源为主线。其中重点介绍各部的系谱。并且各种系谱之间具有一致性。
系谱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系谱，历史研究只能是乱麻一团。可以说，系谱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我们在构筑王朝史以及政治史时，尤为如此。在研究卫拉特历史时也是这样。通过系谱，我们才能构建卫拉特几大汗国的历史，如果不清楚系谱世系，历史学家们就会显得手足无措。即使有一大堆资料，也只能望洋兴叹。就拿卫拉特而言，我们对于十七世纪以前的卫拉特历史——瓦剌史研究至今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阐述，这就在于卫拉特蒙古没有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自己的这段时期的系谱建立起来，有的只是一些传说。到了托忒文产生以后，系谱的记述流传成为可能，这样在乾隆统一西域后才有可能通过托忒文文献的记述及卫拉特蒙古人的口述对卫拉特蒙古人历史进行了解。
《西域图志》中写道“由是博采前文，旁搜古籍，溯乌林之世，裔绪不坠于脱欢。”如乾隆在《西域图志》序中还写道：“准噶尔回部之人皆在廷执事，而国语切音译外番语又甚便且易。我诸臣驰驱往来其间目睹身历，非若耳闻口传者比，俾司校勘而正其讹传，其正较仆婢耕织之间为尤详，且厄鲁特语朕亦因暇而习焉……” [xviii]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对卫拉特方言之重视，此书的撰成应该利用过某些托忒文历史文献。 乾隆在其御制的收入《西域图志》中的《准噶尔全部纪略》一文这样写道：“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xix]
而《王公表传》取材以库贮红本及《实录》为准，参酌理藩院所存世谱。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些官方史籍其实在有关卫拉特历史的纂修中毫无疑问会充分利用当时清朝所拥有的卫拉特历史方面的资源。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获取这些资料信息的呢？
1634年（天聪八年）林丹汗去世以后，后金爱新国成功地招抚了林丹汗所统察哈尔本部，持续四个多世纪的蒙古汗统遂告终止。1636年（崇德元年）漠南蒙古诸部首领汇聚盛京，奉后金皇帝皇太极为天聪可汗，接受了满清的统治。而对卫拉特人的统一却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告罄的。清朝对于卫拉特人了解的愿望也是在这以后才付诸于行动的。其标志就是一系列著作的问世。而在这以前由于卫拉特蒙古人在西域的统治，清朝一直无法问津这一地区，由此也限制了对这一地区历史现状的了解。对于清朝早期对于卫拉特人的历史知识，我们可以从《清实录》中了解到，清前期对于卫拉特人的历史知识很欠缺。从部落名的变化就可反映出。“厄鲁特——俄一鲁特——厄鲁特”、“厄鲁特四部——四俄一鲁特——厄鲁特四部”。就是说，起初交往中也碰到了如何称呼的问题。后来就以“厄鲁特”称呼。当然这种称呼并不准确。到了崇德四年已卯（1639），就没有“俄一鲁特”的称呼，开始有了“厄鲁【特/得】”的不同写法。[xx]随后代之而起的是“准噶尔”这一称呼。不过，这两个称谓一直用到“平定”准噶尔部。
《清实录》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九月壬午，军机大臣等，遵旨将准噶尔家谱进呈。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文曰：“自古无不志外夷，而实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语不通耶，得什一于千百，加以鱼鲁亥豕，其堪信者鲜矣。兹者平定准部，止封达瓦齐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驻将军镇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准噶尔四卫拉特者，绰罗斯部、都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是其辉特一部本附庸于都尔伯特，后土尔扈特窜归俄罗斯，故别辉特为一部，仍称四卫拉特云。……”[xxi]
乾隆这篇“准噶尔全部纪略”的完成，标志着清朝有关卫拉特蒙古人的认识——历史知识的扩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纪略中叙述四卫拉特的历史变迁，其中主要叙述了准噶尔部的起源到灭亡的历史。对于卫拉特的称谓及其组成的记载都反映了卫拉特人的客观现实。即告别了由“厄鲁特”或“准噶尔”来统称四卫拉特各部的状况。由于这篇纪略价值很高，所以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对此进行了注释[xxii]。而他的著作也对西方学者研究卫拉特历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我们依然要问乾隆是如何获取这些信息的？其信息的最初文本是什么呢？
清朝在乾隆二十三年把西域纳入其版图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修史活动。王俊义、黄爱萍谈到，“提起清代的边疆史地学，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道光、咸丰年间乃至延续整个晚清历史时期伴随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而盛行的‘显学’。但实际上，边疆史地学虽然大盛于晚清时期，其发轫却在乾隆、嘉庆年间。十八世纪中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前后一百余年的努力，清朝统治者终于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治理相应提上议事日程。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了解边疆、认识边疆，以便更好的管理边疆，巩固边防。乾嘉时期兴起的边疆史地学，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xxiii]由于准噶尔汗国在西域地区统治，清朝在叙述这段历史必然要谈及卫拉特的历史，这样就需要有关的资料。此外，在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期间还有一些卫拉特王公贵族投靠清朝并被封官加爵，官爵得以世系，清朝把他们编入了钦定的史书中。这样就需要有关他们的部落及家族的资料，清朝的档案文献告诉我们，清朝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下面的几篇档案就告诉我们乾隆获取卫拉特历史资料的途径。
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请在伊犁地方查找厄鲁特史籍片
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听说在札噶斯台埋藏有厄鲁特人的经文史籍，派去苏成、海春阿两人去询查，但是没有找到。以后还要多加留意，注意在伊犁地区继续查找厄鲁特经文、史籍。
皇帝批：知道了[xxiv]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奏遵旨询问根达锡等厄鲁特源流折
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奏遵旨询问了驻察哈尔及呼伦贝尔厄鲁特旧部的根达锡及丹毕有关事宜。巴尔品问：“你们是否会写托忒文，你们是厄鲁特旧部，应该知道厄鲁特的起源，会托忒文最好写好呈上。如果保留有旧的有关厄鲁特起源的史籍就呈上来。”根达锡回答：原来有一部，但是已在伊犁遗失。我们不会写托忒文，但是冒陀略懂托忒文。这样冒陀就写了有关厄鲁特起源的史籍呈上。[xxv]
以上的档案明确说明了清朝官吏奉皇帝之命在伊犁札噶斯台搜寻托忒文历史史籍的情况，遗憾的是没有搜寻到。第二条奏折是清朝在驻扎察哈尔与呼伦贝尔的厄鲁特旧部中搜寻有关卫拉特史籍的情形，其结果也是没有收获，不过却有一位名叫冒陀的卫拉特部人用托忒文写了一部有关厄鲁特历史的史籍呈上。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比较明确的有关清朝搜集托忒文史籍的记载。
“准噶尔全部纪略”开篇也说明“军机大臣等，遵旨将准噶尔家谱进呈”。[xxvi]这种时间上的一致，以及乾隆在文中的“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的说明，可以说乾隆利用了卫拉特蒙古人用托忒文撰写的家谱等资料。除了搜寻卫拉特蒙古的书面历史文献以外，他们还注意记录卫拉特蒙古人的口述资料。
当清朝接受归降、招抚卫拉特部时都会询问卫拉特诺颜有关其部的起源及家族世系，其中应该不乏用托忒文记录在档加以利用的资料。例如，下面这份奏折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奴才除将查询土尔扈特等脱出俄罗斯之大略缘由谨具奏闻外，并向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一一询问，将土尔扈特家谱绘制一份，一并恭谨奏览，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奉朱批：真是如此，一善事也，无可置疑，知道了。钦此。（月折档）
附：阿玉奇后世之系谱[xxvii]。
庆桂奏有关绰罗斯台吉系谱事宜折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侍郎、副都统臣庆桂等谨奏，遵旨询问绰罗斯台吉散达克，尔原居于准噶尔何地，噶尔丹策零、达瓦齐、达什达瓦等，如何排背？谁与谁近？散达克告曰：“我始祖哈喇忽剌，哈喇忽剌有三子，长子巴图鲁浑台吉，次子墨尔根岱青，三子楚库尔。楚库尔之子阿南达，阿南达之子色布腾，色布腾之子巴彦珠尔，巴彦珠尔之子散达克我自己。我高祖楚库尔与巴图鲁浑台吉、墨尔根岱青为同胞兄弟，噶尔丹策凌则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噶尔藏多尔济，亦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矣。计算辈分，噶尔丹策凌、噶尔藏多尔济，为我叔辈，达瓦齐、达什达瓦与我同辈。我原住沙喇伯勒，我妻因系巴图鲁浑台吉之髻。虎年我与舍楞、沙喇扣肯一同进入俄罗斯，住于土尔扈特游牧，前年冬天，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往此前来之时，我等一同前来矣。噶尔丹策凌、达瓦齐等辈分近。另将辈分疏者造册，一并恭呈御览。谕曰：抵达京师后，对照绰罗斯家谱而奏之。
钦此。
（土尔扈特档）[xxviii]
福隆安奏渥巴锡等讲述土部历史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xxix]
从上面罗列的档案摘抄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种信息：
第一， 拉特蒙古人的历史知识无疑影响着清朝。由于前朝“明朝”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资料，所以清朝只有依靠卫拉特人才能获取有关他们的资料，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信息。
第二， 清朝获取到了卫拉特蒙古人的不少口述资料，主要是系谱资料。而由于卫拉特蒙古自古以来就有口述传承自己部落家族系谱的传统，所以这些资料非常珍贵可信。
第三， 命令通晓托忒文并且了解部落历史的卫拉特人记载他们自己的历史。
由于厄鲁特人，即准噶尔部以及辉特部在清朝的统一战争中损失惨重，不仅其人员所剩无几，而且文化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包括其部有关历史史籍。所以在清朝档案中多次出现搜寻厄鲁特部史籍，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像杜尔伯特部由于归附清朝免于杀戮、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则是在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回归故土的，他们与准噶尔、辉特之间的不同经历，使得清朝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取到他们的系谱或其它有关史籍。上述档案记载无疑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总之，清朝官方史书的编纂受到了卫拉特蒙古人历史知识的影响。而这些史籍近现代乃至现在依然是卫拉特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来源，并且通过翻译介绍给了世界各国热衷于研究清史或卫拉特蒙古史的学者。所以，探讨这两大史学系统之间的关系，对推动学术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i] 《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转引自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
[ii]【蒙古】 沙·比拉著、陈弘法译：《蒙古史学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第103页。
[iii] 拉德纳博哈德拉著，西.诺尔布校注：《札雅班第达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6页。
[iv] 《清会典》卷二，第18页，中华书局，1991年。
[v]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14页。
[vi]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第六册，【新疆卷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vii]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来文档： 房2826。
[viii]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来文档： 房3376。
[ix]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行文档：3390——3407号。
[x] 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 29页。
[xi] 有关此部分内容请参看拙作：《托忒学——清朝有关边疆民族的专门教育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已采稿）。
[xii]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16页；赵云田：《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永江：《清代八旗蒙古官学》，载《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
[xiii] 内阁各房各馆蒙古堂行文档：3390—3407号。
[xiv]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朝理藩部（档）一五二三，卷42，《钦定理藩部则例》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xv] 而且，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所认同。如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巴·乌云《青海蒙古部落袭位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2期。冯锡时《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世系考订》，《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2期。周轩《关于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世系的初探》，《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0年第2期。马汝珩、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xvi] 钦定四库全书会要史部，钦定《西域同文志》。
[xvii] 《西域同文志》，同上。
[xviii] 《西域图志》，第5页。
[xix] 《西域图志》，第6页。
[xx]《西域图志》，第489页。
[xxi]《西域图志》，第9页。
[xxii] 伯希和著，耿昇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中华书局，1994年。
[xxiii] 王俊义、黄爱萍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乾嘉时期边疆史地学述论》，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11月，第265页。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文津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八十三年，第71页。
[xxiv]军机处满文月折包，1978—018 065—0152。
[xxv]军机处满文月折包，2007－009 066－0999。
[xxvi] 《清实录》，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壬午条。
[xxvii]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 第113页。
[xxviii]摘自《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xxix]摘自《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稿件来源：《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978年蒙古国学者沙·比拉在他的专著《蒙古史学史》中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在研究“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十三——十四世纪）”的有关著述《圣武亲征录》、《元史》时就断言，它们的资料来源中有不少蒙古文资料，蒙古人的历史知识影响着这些汉文史籍的编纂。[ii]在托忒文历史文献的研究上，学者们也同样很少关注“史源”这一问题。
史源学的核心是个源字，强调追本穷源。本文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源字。不过，笔者的研究可能与陈垣先生倡导的不尽相同。我们寻求的“源”主要不是“追寻前人史学论著的依据，找出其中史料征引、判断、推理等方面的失误，并分析其致误之由”，而是探讨两大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有关卫拉特历史的史料文献的“源”。即清朝的文献与托忒文历史文献之间的源流关系。
一、 清朝有关托忒文的机构
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1599—1662）于“鼠年（1648）冬创制了‘明了的文字’”——托忒文。[iii]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世纪托忒文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卫拉特蒙古的几个政权以及中亚诸多民族在与清朝的交往中曾把托忒文作为外交文字使用。这些使得清朝政府在对外事务当中不得不重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托忒文。清廷需要懂得托忒文的人才去解读、翻译这些托忒文信函。如他们在与这些部落交往中，也使用托忒文转译谕旨。清廷不仅需要有官员解读托忒文信函，而且需要有人专门将谕旨等翻译成托忒文，以便与这些政权进行交往。而这样一种职责显然是由内阁担当起来了。
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又一个重要部门，与托忒文有关的主要是蒙古房。《清会典》中记载到：
蒙古房，侍读学士，蒙古二人；侍读，蒙古二人，掌翻译外藩各部文字。内扎萨克及喀尔喀四部落、阿拉善、额济纳、青海蒙古用蒙古字。科布多伊犁之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用托忒字。回部用回子字。西藏用唐古特字。遇有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其颁发诰敕及敕赐碑文匾额，武英殿蒙古字长方书签并各体印文，及奉旨特交事件，皆翻出缮写。
中书，蒙古十有六人；贴写中书，蒙古六人。掌习竹笔字以供译写。蒙古字以朱笔书之，其托忒字、回子字、唐古特字各传该馆人至蒙古房译写[iv]。
内阁除了需要懂得托忒文的人才翻译来自卫拉特各部的托忒文文书之外，还承担着缮写托忒文文书、碑文、牌匾等职责。例如在乾隆朝解决了准噶尔事务以后，在承德避暑山庄立了《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此碑就是汉、托忒、满、藏文几种文字合璧的[v]。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设在故宫东华门和西华门的下马碑上所刻的六种文字之一就有托忒文。在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奏将伊犁等处碑文内蒙古文均改为托忒文[vi]。
下面的奏折，就反映内阁的这种职能的：
第一份：
“吏部为移事会事文选司,案呈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内阁抄出 大学士忠勇公传等奏称,为请旨事查从前缮写托忒字样、谕旨及奉内庭交出托特字样、书章。其鄂勒忒侍卫巴朗缮写不及者，是令内阁蒙古堂中书常有协同缮写。常有在阁年久出派仓差，此际奉有内庭交出托特字样、书章及所降哈萨克阿布赖等托特字样、谕旨。因常有无暇，令伊子候补贴写笔帖式开泰缮写。臣等看得开泰所写托特字画尚属洁正，开泰现今既系候补贴写笔帖式，请将开泰即授为内阁额外贴写中书，行走几日应行缮写托特字者均令伊协同巴朗缮写。遇有缺出坐补贴写中书等因于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vii]
第二份：
方略馆为知会事，奉总裁中堂大人谕：嗣后凡有应行纂入方略之托忒及蒙古等字奏折，并所降谕旨各件，俱交与蒙古堂音译，奉此为此知会署收。掌官·安庆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注册来文并存前件[viii]
以上就是清廷内阁处理有关托忒文方面的情形。根据《清会典》以及上面所引奏折文书档案，内阁蒙古房主要承担的是缮写托忒文文书、碑文、牌匾等职责。即他们主要承担的是有关托忒文方面的技术性的工作。前面我们在讲到军机处的职掌时讲到军机处有关哈萨克等中亚及西域诸族所拟写的不少托忒文敕谕。而这项具体工作却是由内阁办的。
“查得颁发哈萨克、布鲁特及外部落敕书缮写托忒字之处甚多，俱由内阁承办，臣等恳将现考一等之候补笔帖式塔番布量加鼓舞作为中书,暂不给予俸禄仍食本身钱粮分在内阁行走三年，期满，如果行走优善，缺出俱行坐补。考列二等之德尔格楞圭酌成作为笔帖式，仍食本身钱粮，在理藩院学习行走三年，期满，遇有本旗缺出再行坐补伊等之缺，交该学照例挑选少年聪敏者顶补其余。……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七日[ix]。
军机处还兼管方略馆与内翻书房。军机处的方略馆纂修方略等书，以军机处档案为基本材料，军机处全部档案均存方略馆库中。清朝在与准噶尔的战争每告一段落后，为了标榜武功专修了几部有关这一战争的方略类史书。如《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这些都需要托忒文方面的人才。上述第二份奏折即是明证。
此外，几部重要的官修史书的编纂均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对此我们在第二个问题中将进一步阐述。
而内翻书房，掌谕旨、书、文翻译事物。……自设翻书房后（设置军机处后或乾隆初年成立的。）凡各衙门由内阁抄出之谕旨须译汉文或翻满文者都送翻书房翻译。[x]这就是说托忒文的翻译工作是由内阁蒙古房完成的。
以上清朝有关托忒文方面事务的开展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清朝政府为了处理与卫拉特蒙古及中亚地区诸民族的事务。第二，编纂史籍。[xi]
统治的需求使得清朝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托忒文方面的专业人才，而这一任务就成了理藩院的职责。清王朝特设理藩院来管理蒙、回、藏各族事务，其中也包括卫拉特蒙古。咸安宫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及托忒学就是理藩院（部）培养译才的学校，一般也被称为“咸安宫三学”。张德泽及赵云田、张永江在他们的专著或论文中都谈到过蒙古学、唐古特学[xii]，在此就不赘述了。但是就“托忒学”方面研究的还未见到。托忒学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就已经开始托忒文的教学工作了[xiii]。这样到嘉庆朝《大清会典》有关理藩院的资料当中就有了有关托忒学的记载：如“蒙古房，员外郎，蒙古一人，掌蒙古翻译（如托忒字、回字、唐古特字、俄罗斯字，则由各馆各学翻译）。”[xiv]托忒学学员定为八名，产生于察哈尔八旗，每旗一名。如果人数不够，托忒学可由八旗举人、贡生、监生、生员、咸安宫学生、国子监官学生、亲军、护军、前锋、领催、马甲内挑选。让他们学习托忒文文义。学习年限是五年。
二、 清朝有关卫拉特蒙古的几部清朝官方史籍的编纂
笔者认为清朝为了编纂史书，在有关卫拉特历史信息、托忒文历史文献的搜集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通过采集文献、探访知情者，清朝建立起了纂修卫拉特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库。其中，有些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有些则从托忒文翻译成了满文、汉文。不管如何，这部分史料来源详实可靠，并且通过祁韵士这些重要文献史料被宫廷之外的史学家所获，像张穆这样的史学家就得以利用这些宫廷档案为资料的史籍。“祁韵士曾经担任过乾隆时国史馆纂修官，又精通满文，能见到国家所藏满文档案。他的著作历来为治史家所重视。尽管对一些问题，如哈布图哈萨尔到阿克萨噶勒代之间的世系，他也未说清楚，但土尔扈特、和硕特与准噶尔、杜尔伯特并非同出瓦剌脱欢之后这一点，则是明确的。以后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赵尔巽主持撰修的《清史稿》，都是采用这种说法。[xv]”
所以，有清一代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记载在世界卫拉特历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绝非偶然。像伯希和的研究就是以清代几部官修史籍为研究对象考察卫拉特历史中的一些问题，他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其中《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这三部史籍可以说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官修史籍。
《西域图志》，傅恒等奉赐撰。始纂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二十七年完成初稿。其中乾隆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等文章尤为学术界称赞。是书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十九年和二十九年石印本。
《西域同文志》，此书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由于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影响，使得西域地区尤其是天山北路的地名、山川名无不打有卫拉特蒙古方言的烙印，所以用托忒文来标记这些地名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就系谱方面而言，《西域同文志》用包括托忒文在内的六种文字对卫拉特等部世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从《西域同文志》的内容及形式看可以说它是一部词典类的史籍，它的编撰应该是在为此后大规模方略等类书籍的编纂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此后，有关卫拉特内容的史籍编纂中的人名、地名应该都是以此书的翻译为准绳的，如《平定准噶尔方略》等。《西域同文志》中有关卫拉特蒙古史的内容包括天山南北路准噶尔部人名，包括绰罗斯、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等卫拉特各部的人名，以及受蒙古语影响的西域地名。尤其详细罗列了卫拉特各部的世系。《同文志》对卫拉特蒙古的世系具奏最详，所以学术性很强。不像《表传》等只是列入了投靠清朝被封官加爵的卫拉特人的世系。对此，学者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认为这部分的资料来源是对搜集上来的用托忒文撰写的系谱等的缮写，而不是转译。缮写托忒文字的就是反复出现于前面奏折中的中书成泰。这本身就说明其资料来源属托忒文档案文献无疑。此外，清代文献资料的内容也说明对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利用。如山西大学师道刚先生也认为，祁韵士负责编辑《西域同文志》，新疆各地送来的资料由他“总司校核”[xvi]。就系谱方面而言，《西域同文志》用包括托忒文在内的六种文字对卫拉特等部世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在写到辉特部世系时讲道：“辉特属，为阿睦尔撒纳扰乱，谱系失传，远派莫考。所收仅阿勒达尔和硕齐、额尔克台吉以下两支，其旧驻青海之扎萨克辅国公公格一支”[xvii]。这就是说，辉特部的谱系资料由于战乱遗失，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清朝拥有其他卫拉特部落的谱系资料。据此可以相信在此书中作者利用了托忒文系谱材料。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全书一百二十卷，其中与卫拉特蒙古关系最密切的有三十四卷。即阿拉善厄鲁特部总传、青海厄鲁特部总传，西藏总传、杜尔伯特部总传、和硕特部总传。《表传》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祁韵士主纂。续修表传为嘉庆十七年撰。是书以部落立传。每一部落为一表传，记其建功端委，传派之亲疏。取材以库贮红本及《实录》为准，参酌理藩院所存世谱。部落地界，则据皇舆全图。书成后，以满、蒙、汉三种文体刊印。该书因材料来源可靠，体例严谨，备受中外学术界重视。
《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祁韵士撰，刊行于道光十九年。书以年、月、日编次，条其归附先后，叛服之始终，封爵之次第，然后分标各藩事迹。由于作者曾为国史馆纂修，主持过《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编纂工作，因此使他有机会涉猎大量宫廷档案。是故书中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论述多别具一格。其中有关厄鲁特史的记载，主要集中在第九卷——十四卷、十七——十八卷。但其余各卷也有不少记述。
三、卫拉特蒙古历史知识对清朝官方史籍编纂的影响
我们在研读了上述几部文献后可以发现它们有关卫拉特蒙古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均以叙述卫拉特蒙古各部溯源为主线。其中重点介绍各部的系谱。并且各种系谱之间具有一致性。
系谱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系谱，历史研究只能是乱麻一团。可以说，系谱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我们在构筑王朝史以及政治史时，尤为如此。在研究卫拉特历史时也是这样。通过系谱，我们才能构建卫拉特几大汗国的历史，如果不清楚系谱世系，历史学家们就会显得手足无措。即使有一大堆资料，也只能望洋兴叹。就拿卫拉特而言，我们对于十七世纪以前的卫拉特历史——瓦剌史研究至今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阐述，这就在于卫拉特蒙古没有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自己的这段时期的系谱建立起来，有的只是一些传说。到了托忒文产生以后，系谱的记述流传成为可能，这样在乾隆统一西域后才有可能通过托忒文文献的记述及卫拉特蒙古人的口述对卫拉特蒙古人历史进行了解。
《西域图志》中写道“由是博采前文，旁搜古籍，溯乌林之世，裔绪不坠于脱欢。”如乾隆在《西域图志》序中还写道：“准噶尔回部之人皆在廷执事，而国语切音译外番语又甚便且易。我诸臣驰驱往来其间目睹身历，非若耳闻口传者比，俾司校勘而正其讹传，其正较仆婢耕织之间为尤详，且厄鲁特语朕亦因暇而习焉……” [xviii]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对卫拉特方言之重视，此书的撰成应该利用过某些托忒文历史文献。 乾隆在其御制的收入《西域图志》中的《准噶尔全部纪略》一文这样写道：“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xix]
而《王公表传》取材以库贮红本及《实录》为准，参酌理藩院所存世谱。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些官方史籍其实在有关卫拉特历史的纂修中毫无疑问会充分利用当时清朝所拥有的卫拉特历史方面的资源。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获取这些资料信息的呢？
1634年（天聪八年）林丹汗去世以后，后金爱新国成功地招抚了林丹汗所统察哈尔本部，持续四个多世纪的蒙古汗统遂告终止。1636年（崇德元年）漠南蒙古诸部首领汇聚盛京，奉后金皇帝皇太极为天聪可汗，接受了满清的统治。而对卫拉特人的统一却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告罄的。清朝对于卫拉特人了解的愿望也是在这以后才付诸于行动的。其标志就是一系列著作的问世。而在这以前由于卫拉特蒙古人在西域的统治，清朝一直无法问津这一地区，由此也限制了对这一地区历史现状的了解。对于清朝早期对于卫拉特人的历史知识，我们可以从《清实录》中了解到，清前期对于卫拉特人的历史知识很欠缺。从部落名的变化就可反映出。“厄鲁特——俄一鲁特——厄鲁特”、“厄鲁特四部——四俄一鲁特——厄鲁特四部”。就是说，起初交往中也碰到了如何称呼的问题。后来就以“厄鲁特”称呼。当然这种称呼并不准确。到了崇德四年已卯（1639），就没有“俄一鲁特”的称呼，开始有了“厄鲁【特/得】”的不同写法。[xx]随后代之而起的是“准噶尔”这一称呼。不过，这两个称谓一直用到“平定”准噶尔部。
《清实录》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九月壬午，军机大臣等，遵旨将准噶尔家谱进呈。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文曰：“自古无不志外夷，而实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语不通耶，得什一于千百，加以鱼鲁亥豕，其堪信者鲜矣。兹者平定准部，止封达瓦齐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驻将军镇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准噶尔四卫拉特者，绰罗斯部、都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是其辉特一部本附庸于都尔伯特，后土尔扈特窜归俄罗斯，故别辉特为一部，仍称四卫拉特云。……”[xxi]
乾隆这篇“准噶尔全部纪略”的完成，标志着清朝有关卫拉特蒙古人的认识——历史知识的扩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纪略中叙述四卫拉特的历史变迁，其中主要叙述了准噶尔部的起源到灭亡的历史。对于卫拉特的称谓及其组成的记载都反映了卫拉特人的客观现实。即告别了由“厄鲁特”或“准噶尔”来统称四卫拉特各部的状况。由于这篇纪略价值很高，所以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对此进行了注释[xxii]。而他的著作也对西方学者研究卫拉特历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我们依然要问乾隆是如何获取这些信息的？其信息的最初文本是什么呢？
清朝在乾隆二十三年把西域纳入其版图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修史活动。王俊义、黄爱萍谈到，“提起清代的边疆史地学，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道光、咸丰年间乃至延续整个晚清历史时期伴随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而盛行的‘显学’。但实际上，边疆史地学虽然大盛于晚清时期，其发轫却在乾隆、嘉庆年间。十八世纪中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前后一百余年的努力，清朝统治者终于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治理相应提上议事日程。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了解边疆、认识边疆，以便更好的管理边疆，巩固边防。乾嘉时期兴起的边疆史地学，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xxiii]由于准噶尔汗国在西域地区统治，清朝在叙述这段历史必然要谈及卫拉特的历史，这样就需要有关的资料。此外，在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期间还有一些卫拉特王公贵族投靠清朝并被封官加爵，官爵得以世系，清朝把他们编入了钦定的史书中。这样就需要有关他们的部落及家族的资料，清朝的档案文献告诉我们，清朝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下面的几篇档案就告诉我们乾隆获取卫拉特历史资料的途径。
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请在伊犁地方查找厄鲁特史籍片
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听说在札噶斯台埋藏有厄鲁特人的经文史籍，派去苏成、海春阿两人去询查，但是没有找到。以后还要多加留意，注意在伊犁地区继续查找厄鲁特经文、史籍。
皇帝批：知道了[xxiv]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奏遵旨询问根达锡等厄鲁特源流折
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奏遵旨询问了驻察哈尔及呼伦贝尔厄鲁特旧部的根达锡及丹毕有关事宜。巴尔品问：“你们是否会写托忒文，你们是厄鲁特旧部，应该知道厄鲁特的起源，会托忒文最好写好呈上。如果保留有旧的有关厄鲁特起源的史籍就呈上来。”根达锡回答：原来有一部，但是已在伊犁遗失。我们不会写托忒文，但是冒陀略懂托忒文。这样冒陀就写了有关厄鲁特起源的史籍呈上。[xxv]
以上的档案明确说明了清朝官吏奉皇帝之命在伊犁札噶斯台搜寻托忒文历史史籍的情况，遗憾的是没有搜寻到。第二条奏折是清朝在驻扎察哈尔与呼伦贝尔的厄鲁特旧部中搜寻有关卫拉特史籍的情形，其结果也是没有收获，不过却有一位名叫冒陀的卫拉特部人用托忒文写了一部有关厄鲁特历史的史籍呈上。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比较明确的有关清朝搜集托忒文史籍的记载。
“准噶尔全部纪略”开篇也说明“军机大臣等，遵旨将准噶尔家谱进呈”。[xxvi]这种时间上的一致，以及乾隆在文中的“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的说明，可以说乾隆利用了卫拉特蒙古人用托忒文撰写的家谱等资料。除了搜寻卫拉特蒙古的书面历史文献以外，他们还注意记录卫拉特蒙古人的口述资料。
当清朝接受归降、招抚卫拉特部时都会询问卫拉特诺颜有关其部的起源及家族世系，其中应该不乏用托忒文记录在档加以利用的资料。例如，下面这份奏折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奴才除将查询土尔扈特等脱出俄罗斯之大略缘由谨具奏闻外，并向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一一询问，将土尔扈特家谱绘制一份，一并恭谨奏览，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奉朱批：真是如此，一善事也，无可置疑，知道了。钦此。（月折档）
附：阿玉奇后世之系谱[xxvii]。
庆桂奏有关绰罗斯台吉系谱事宜折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侍郎、副都统臣庆桂等谨奏，遵旨询问绰罗斯台吉散达克，尔原居于准噶尔何地，噶尔丹策零、达瓦齐、达什达瓦等，如何排背？谁与谁近？散达克告曰：“我始祖哈喇忽剌，哈喇忽剌有三子，长子巴图鲁浑台吉，次子墨尔根岱青，三子楚库尔。楚库尔之子阿南达，阿南达之子色布腾，色布腾之子巴彦珠尔，巴彦珠尔之子散达克我自己。我高祖楚库尔与巴图鲁浑台吉、墨尔根岱青为同胞兄弟，噶尔丹策凌则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噶尔藏多尔济，亦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矣。计算辈分，噶尔丹策凌、噶尔藏多尔济，为我叔辈，达瓦齐、达什达瓦与我同辈。我原住沙喇伯勒，我妻因系巴图鲁浑台吉之髻。虎年我与舍楞、沙喇扣肯一同进入俄罗斯，住于土尔扈特游牧，前年冬天，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往此前来之时，我等一同前来矣。噶尔丹策凌、达瓦齐等辈分近。另将辈分疏者造册，一并恭呈御览。谕曰：抵达京师后，对照绰罗斯家谱而奏之。
钦此。
（土尔扈特档）[xxviii]
福隆安奏渥巴锡等讲述土部历史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xxix]
从上面罗列的档案摘抄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种信息：
第一， 拉特蒙古人的历史知识无疑影响着清朝。由于前朝“明朝”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资料，所以清朝只有依靠卫拉特人才能获取有关他们的资料，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信息。
第二， 清朝获取到了卫拉特蒙古人的不少口述资料，主要是系谱资料。而由于卫拉特蒙古自古以来就有口述传承自己部落家族系谱的传统，所以这些资料非常珍贵可信。
第三， 命令通晓托忒文并且了解部落历史的卫拉特人记载他们自己的历史。
由于厄鲁特人，即准噶尔部以及辉特部在清朝的统一战争中损失惨重，不仅其人员所剩无几，而且文化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包括其部有关历史史籍。所以在清朝档案中多次出现搜寻厄鲁特部史籍，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像杜尔伯特部由于归附清朝免于杀戮、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则是在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回归故土的，他们与准噶尔、辉特之间的不同经历，使得清朝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取到他们的系谱或其它有关史籍。上述档案记载无疑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总之，清朝官方史书的编纂受到了卫拉特蒙古人历史知识的影响。而这些史籍近现代乃至现在依然是卫拉特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来源，并且通过翻译介绍给了世界各国热衷于研究清史或卫拉特蒙古史的学者。所以，探讨这两大史学系统之间的关系，对推动学术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i] 《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转引自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
[ii]【蒙古】 沙·比拉著、陈弘法译：《蒙古史学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第103页。
[iii] 拉德纳博哈德拉著，西.诺尔布校注：《札雅班第达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6页。
[iv] 《清会典》卷二，第18页，中华书局，1991年。
[v]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14页。
[vi]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第六册，【新疆卷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vii]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来文档： 房2826。
[viii]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来文档： 房3376。
[ix]内阁 各房各馆 蒙古堂行文档：3390——3407号。
[x] 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 29页。
[xi] 有关此部分内容请参看拙作：《托忒学——清朝有关边疆民族的专门教育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已采稿）。
[xii] 《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16页；赵云田：《清代治理边陲的枢纽——理藩院》，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永江：《清代八旗蒙古官学》，载《民族研究》，1990年第6期。
[xiii] 内阁各房各馆蒙古堂行文档：3390—3407号。
[xiv]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朝理藩部（档）一五二三，卷42，《钦定理藩部则例》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xv] 而且，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所认同。如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巴·乌云《青海蒙古部落袭位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2期。冯锡时《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世系考订》，《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2期。周轩《关于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世系的初探》，《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0年第2期。马汝珩、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
[xvi] 钦定四库全书会要史部，钦定《西域同文志》。
[xvii] 《西域同文志》，同上。
[xviii] 《西域图志》，第5页。
[xix] 《西域图志》，第6页。
[xx]《西域图志》，第489页。
[xxi]《西域图志》，第9页。
[xxii] 伯希和著，耿昇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中华书局，1994年。
[xxiii] 王俊义、黄爱萍著：《清代学术文化史论·乾嘉时期边疆史地学述论》，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11月，第265页。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文津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八十三年，第71页。
[xxiv]军机处满文月折包，1978—018 065—0152。
[xxv]军机处满文月折包，2007－009 066－0999。
[xxvi] 《清实录》，乾隆二十八年九月壬午条。
[xxvii]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 第113页。
[xxviii]摘自《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xxix]摘自《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稿件来源：《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内蒙古阿左旗档案馆清代档案调研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以下简称阿左旗）档案馆，收藏了较大数量的清代阿拉善档案，内容丰富，对清史研究与纂修具有较大参考价值，戴逸主任在多次会议上都谈到过这部分档案。经过充分联络与协调，2005年8月中旬，统计阿左旗档案馆档案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阿左旗馆藏档案概况：阿左旗档案馆所藏清代阿拉善档案，是馆藏历史档案中的前半部分。由于阿拉善历代王爷对文书工作都较为重视，设有专人管理，因而形成了较大数量的档案资料。阿左旗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共6990卷，为阿拉善建旗以来札萨克王府处理各类公务中形成的档案，始自清康熙年间，一直到1949年，其间赓续不断。这些历史档案，大体以时间划分为清代与民国两个时期。其中清代档案现编为一号全宗，计2497卷，约43400件，24.5万页（张）。
现存清代阿拉善档案，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6），下至清末宣统三年（1911），主要有折子和档册两部分。单独成件的折子，包括清朝皇帝以及六部、理藩院、陕甘总督、宁夏部院等各级机构发给阿拉善旗的各种公文，还有本旗各处职员、僧俗人众等致王爷、旗府的呈文。档册主要包括阿拉善发往以上各处的公文底稿簿册，旗王爷及协理人员关于旗内事务的传谕指令，处理旗内各类事务的公文摘要，本旗职员及在旗府轮班受职人员名单，旗府及王府的财务帐册、牲畜（骆驼、马群）头数帐册，以及收文抄册等。
清代阿拉善档案所用文字，有蒙、汉、满、藏四种。其中以蒙文件最多，约占到总数的70%；其次是汉文件，大部分属于蒙汉合璧，最早见于乾隆二十四年，乾隆三十年以后增多；再次是满文件，大部分属于清前期或中期的文档，基本上也是满蒙合璧；此外还有14件藏文件。档案形制丰富，文种多样，包括谕旨、册文、呈文、咨文、饬令、批示、清册、合同，还有地图、印章实物等等。档案自康熙二十四年开始，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一直至清朝灭亡。其中康熙和雍正年间数量相对较少，到乾隆一朝，则开始显著增加。尤其是嘉庆之后，所存档案年均数量，基本上以比较平稳的速度增长，各朝呈现出匀称合理分布的态势。现据档案馆的初步统计，将各个时期所存档案的具体数量列表如下：
档案内容所属朝代
康熙朝 雍正朝 乾隆朝 嘉庆朝 道光朝 咸丰朝 同治朝 光绪朝 宣统朝
档案卷数
4 12 302 312 442 174 392 727 126
档案件数
5 126 6766 6475 7984 3272 6934 10451 1428
每年均件
0.1 10 113 260 266 297 533 307 476
清代康雍年间阿拉善档案所存数量较少，主要缘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康熙三十六年阿拉善建旗后，阿拉善蒙古先后参与了清军征讨噶尔丹与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事，此后又至青海护送七世达赖入藏坐床，在西藏驻牧三年之久。二三十年之间，阿拉善蒙古始终移牧于青海、西藏等地，没有相对固定的牧地，直到雍正七年，方得旨准定牧于阿拉善之地，从此相对安定下来。此期频繁流动的迁徙生活，使形成和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相对就要少一些。二是同治年间，陕甘回民暴动，一万多名被击溃的散民阑入阿拉善旗，攻打定远营城未能得手，就在城外大肆抢掠，并烧毁了阿拉善王府西花园。当时有部分档案来不及抢救，随同毁于大火之中，其中就有关于阿拉善前期的档案，尤其是康雍时期的档案。幸运的是，当时大部分的档案，还是度过此劫，得以保存下来。另外建国后据说乌盟也曾经调用过一定数量的清代阿拉善档案，但由于至今不明下落，具体数量和内容已无法清楚。除了上述两次较大规模的损失，以及其他零星的散佚外，清代阿拉善旗档案，则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清代阿拉善档案由于历时久远，兼之保存条件的限制，部分已有油渍、鼠啃、破烂等现象，亟待抢救。但绝大部分的档案，品相仍较为整齐，字迹清晰可辨，可以有效地提供利用。
经过数年的初步整理，清代阿拉善档案现已立有案卷级目录2497条，基本上以蒙文著录，只有极少数为汉文。由于档案尚未形成文件级目录，而案卷级目录标注又较为简单，远不能揭示卷内档案的丰富内容，兼之藏档地点偏僻，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者对该部分档案的查阅与利用。近十多年来，阿左旗档案馆曾组织馆内人员，陆续汇编了“历史人物”、“盐务”、“征讨准噶尔”、“边界问题”、“喇嘛教”、“驿站—乌拉”、“矿产”等十多个专题，但限于资金、人力等多方面的因素，除“阿拉善历史人物档案”、“阿拉善盐务档案”打印成册，供内部使用外，其他汇编，目前均仅为手稿。可以说，所有的清代阿拉善档案，到目前为止，从未公开出版发行过。而查阅利用的研究人员，除内蒙古盐业公司牧仁撰写《阿拉善盐业志》、兰州大学博士生梁丽霞较为集中地利用过3000多件汉文档案撰写毕业论文，以及本馆人员撰写一些零星的论文及简略的介绍外，可说是寥若晨星。从整体而言，这批档案远未能得到外界相应的重视与利用，其间潜藏着较为重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二、档案主要内容：阿左旗所藏清代阿拉善档案，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系统的蒙古旗县档案，具有较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档案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康熙二十四年至清末阿拉善旗近220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教育、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的历史演变，生动具体地展现了阿拉善旗在清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在维护边疆安定与国家统一等诸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阿拉善档案主要内容包括：
（1）军政类档案。其中有为该旗赐划牧地、编旗设札萨克、袭授爵位，及旗内官员任免与奖惩的记录；有历朝备战、派兵出征、士兵伤亡与赏恤，以及为清军置办、转运军需等方面的文件；有关于阿拉善亲王年班、围班及驻京期间活动的材料；有札萨克官员治理地方事务的案卷；有反映富裕牧户以牲畜和财产来取得“达尔罕”身份并免除贡赋和差役的文件。以上这些档案，在各个朝代都有较大数量，内容重要。如关于王公台吉的晋升、承袭和降职处罪及其它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中，有康熙三十六年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的记录；有康熙四十八年和罗理之子阿宝承袭贝勒爵位，后因功晋升为郡王的文件；有乾隆四年阿宝去世后由年方六岁的次子罗布桑道尔济袭爵，后罗布桑道尔济以功绩显著，晋升为郡王、亲王并世袭罔替的档案；还有对旗内其他有功台吉、著名僧俗人员进行封赏晋升或议过降职的记载。这些档案中，如清朝皇帝册封旗内王爷、福晋和重要官员的“诰书”；阿拉善建旗时颁发的“札萨克”印；王爷的家谱等，都是难得一见的地方档案珍品。
军政类档案中还有康熙二十四年清廷赐给阿拉善、额济纳牧地的公文，乾隆年间宁夏主事关于治理阿拉善的章程，乾隆七年划分额、阿两旗边界的文件。其他如理藩院分等级赏赐衣物用具的规定，呈报王爷家谱的饬令；宁夏部院严禁无证蒙古人入关的通知，安班大臣巡边的通知；谕令呈报成年男子名册的文件，以及寻马的启示，严禁汉人在蒙古地方打猎的告示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阿拉善在清代的演变与治理，都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关于军事方面的档案则更为丰富：有记录阿拉善多次奉命出兵前往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平息叛乱的资料，如乾隆年间统一天山南北战事时期出征与返回士兵的清册，及捐输羊群、派人解送驼马、充任向导的记录；有甘肃苏四十三回民起事时阿旗率军抵达兰州参与战斗的文件；有嘉庆四年征调阿拉善蒙古兵协剿白莲教张汉潮部的谕令，及次年开赴兰州协同“剿匪”、请求由内地协济马匹的呈文。有乾隆初年征收军马以备战用，道光年间赶办骆驼用于平定张格尔叛乱，咸丰年间设立捐局劝输，光绪初年备办驼只挽运军需的案卷等。
清末驿站档案，也是其中比较有特色的资料。同治元年，宁夏回民暴动，西北驿传受阻，清朝政府特令改由草地传递公文，即在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处设驿站，以确保西北军政讯息畅通。阿拉善档案中，保存了同治年间以阿拉善定远营（今巴彦浩特）为中心临时设置驿站（也叫台站）的系统资料。如同治二年兵部、理藩院等传旨令阿拉善设置驿站的札文，同治十年理藩院关于赏拨所用垫办台费银两的呈文，光绪四年致理藩院关于办理台站本旗自备驼马倒毙折价的呈文等。其中的“阿拉善旗台站递送公文登记”档案，详细记录了各方台站接送一切奏折公文及公差人员的情况，包括何时由何处给谁何种公文（如奏折、夹板、黄包、木箱，还是一般公文）、公文件数、有无火票、限行里数（400—800里）、接收者、递送时间和地点等。档案中还记录了公差人员姓名、级别、随行人数、骑程、护送者抵达地点，迟误或退回的原因等内容。此外还有关于驿站设置时人员配备、牲畜、银两收支等方面的档案，如同治四年阿拉善致宁夏将军关于乌兰胡都格至磴口所设台站的呈文册，同治十年、十一年与光绪四年关于驿站费用、死亡驼马及为追加驿站费用银两的各种公文、清册等案卷，对三条驿站的起止时间、各台站地名、间隔里程、所派官兵丁人数与粮饷、应配备的驮马、草料，都有明细的记载。
（2）经济类档案，包括畜牧、农业、矿产、商贸等各个方面。其中有乾隆年间宁夏部院关于互市纳税问题的文件；有嘉道年间阿旗札萨克封禁牧场的谕令，限制汉商牲畜数量的谕令；有道光三十年阿旗调查牲畜数量的帐册，鼓励旗民打狼以保护生产的规定、公告等；有报告辖地雪、旱灾情，请求清政府借拨粮食赈济的呈文；有乾隆年间关于内地商民在旗内垦种的奏件，及蒙人私自放垦与民人私相垦种情况的资料；有在阿旗租种田地的内地民人基本情况的记录；有乾隆四十五年阿拉善主动请求招募民人开垦耕地的呈文，也有光绪二十三年拒绝清政府商办蒙屯的文件；有阿拉善在内地购买粟米、木植的记录，及因此与内地发生相关交涉的案卷；有在贺兰山贸易市口使用腰牌的规定；有旅阿商贾与阿旗订立租赁商用地段的合同文约。有阿旗发给商民的商铺营业执照清册；有关于开采苁蓉甘草、挖掘煤炭等特产的案卷，等等。
阿旗境内各盐池在开采、运销、管理等方面，也形成了大量详细而系统的盐务档案。该档是比较重要的经济档案，其中有记载西部蒙古地区最大盐池吉兰泰盐池的详细资料；有内地商人组织民人在阿拉善各盐池从事生产、销售的记录，特别是西宁县回民马君选“从中渔利至四十年之久”的相关案卷；有阿盐在边界地带与内地民人“易换粮食”，以及贩运至山西、陕西等地销售的材料；有乾隆二十二年、二十八年清政府准予山西借买阿盐通融接济，乾隆四十八年查禁阿盐贩入内地，以及此后因阿拉善亲王请求解禁而阿盐得以在晋陕甘等内地大盛的记录；有嘉庆九年阿拉善亲王呈请吉盐“归国赋，充内地公用”的文件，及此后清政府进行招商办理的章程；有清后期阿拉善盐务艰难恢复的材料，如咸丰年间阿王请求解除阿盐水运禁令，及开辟行运晋西北陆路的呈文，陕甘总督乐斌建议重新“改私为官议收商税以充兵饷”的奏文，及此后拟订的擦汉盐池收税章程；有光绪三十二年甘肃厘税总局承租阿旗盐池的记录；还有盐池脚价银（即运输费用）的记录，吉盐充公后阿王呈请只能雇佣阿拉善蒙古人驮运吉盐，各商不得擅雇他人的呈文，与清政府批准的谕令等。
（3）民族关系与司法类档案。民族关系档案，有反映阿旗与其他蒙古部落往来、联姻及矛盾与争斗的档案，如与额济纳的“代管”问题、与乌特拉旗的盐池之争，及与杭锦旗的田地纠纷等的文件；有鄂尔多斯移民问题的案卷；有阿旗与其他地方地界纷争和所签订的边界协定、地图等资料。此外还有阿拉善蒙古与邻近内地府县汉、回等民族经济往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各类纠纷的文件，如反映乾嘉年间内地汉民在阿旗耕种田地、开设商铺而形成“蒙汉杂居”局面的材料；有反映康熙年间由于从征而陆续带回“回子”，此后阿旗形成的“蒙古回回”，以及陕甘回民来往阿旗贩运粮食、蒙盐，或在此从事运输、躲避战乱等方面的记录。
司法档案是地方档案中的大宗。清代阿拉善档案中，有阿旗在定远营设立“堆厅”处理蒙汉纠纷的文件；有道光年间详细规定基层“达木勒”（即边官）司法职权范围的档案；有解决各种具体纠纷如财产及土地租项纠纷，内地民人抢劫、偷盗或强行扣留蒙古人盐斤的案卷，阿旗驼户“脚价银”争论的案卷，等等。还有乾隆年间宁夏部院令从速捉拿罪犯当案之令，有押送犯人、捉拿逃犯，以及办理刑事案件、处决犯人、处理散布谣言的僧人等内容的文件。
（4）宗教类档案。其中有反映藏传佛教在阿拉善境内发展、兴盛过程的文件，如关于该旗主要寺院兴建、举办宗教活动及著名活佛、喇嘛的记录，包括乾隆年间建造广宗寺（又称“南寺”，藏文作“噶丹吉林”）、呈请御赐寺名、内地官员提出异议等过程的档案；有乾隆年间六世班禅经过阿拉善时阿旗接送及在境内诵经讲法的记录；有旗内民人崇佛拜佛的文件，如道光年间要求入关朝拜须发放路票的规定，以及众多僧俗民众为入关朝拜申请路票的记载；有道光年间汉民私修庙宇的记录，还有反映“蒙古回回”修盖清真寺、从事礼拜的档案等。
在阿左旗宗教类档案中，反映清末法国天主教在阿旗传播和发展过程，及庚子年间“教案”与善后赔偿的记载尤为详细。如光绪元年传教士德玉明等人到达定远营的记录，阿旗发布本旗蒙古人等不得入天主教的文告，此后德玉明等在阿旗汉人中私自传教并租赁土地、购置房产，以及趁灾荒之年移来教民、盖造教堂而使其教势得到迅速发展的记录；有教堂在阿旗强取豪夺土地的文件，阿王为本旗佃户土地被教民侵占致陕甘总督的呈文，及教堂私立寨子、自置枪械与地方对抗的文件；有义和团运动时期传教士与教民聚集三盛公教堂避难的详细记录，以及清廷“宣战”后理藩院传知各旗王公等“筹办边防”的谕令，神父戴天禄等请求资放其回国的信件，办理“教案”时传教士闵玉清讨价还价的来往文书，光绪三十一年最终订立的赔款“合同”等。
除了上述丰富内容外，阿拉善档案中还有关于阿旗境内人物，以及社会风俗、风土人情的资料。如人物方面，有王爷封著名蒙古族学者阿旺丹德尔为延福寺管事喇嘛的谕令，有王爷为木虎莱入京侍宴布克角力取胜予以赏赐的谕令；穿住方面，有道光年间禁止蒙人仿效汉人服饰穿戴，及禁止旗属蒙民仿照汉民建盖“板升”（即房屋）的谕令；婚嫁方面，有嘉庆年间定例不得在岳家外边搭盖“格勒”（即蒙古包）多次筵宴的谕令，有王爷准许旗下蒙民招婿养家的批复；民俗方面，有旗民“过继”风俗的记录，有旗内统一于四月十五日祭拜敖包的文件，主办乌日斯—那达慕（娱乐活动）的记载。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三、清代阿拉善与清朝的密切关系：阿拉善旗历史悠久，在清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此，研究者已多有论及。究其原因，概而言之，约有数端：
一是阿拉善蒙古在蒙古各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阿拉善蒙古部落，远溯蒙元时期著名的哈萨尔家族，近属四卫拉特联盟中的和硕特部落。自16世纪中叶起，和硕特部在较长时期内一直担任卫拉特联盟盟长之职，一度雄居各部。阿拉善蒙古始祖，为和硕特首领和罗理，其祖父是图鲁拜琥，即后来著名的顾实汗，其父巴延阿布该阿玉什，曾过继给顾实汗之兄拜巴噶斯为养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有子16人，以和罗理为长。图鲁拜琥、拜巴噶斯及其后代，又一直与卫拉特联盟中的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等保持着联姻关系。因此，阿拉善蒙古一部，与西北蒙古各部都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西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同时，和硕特部与东蒙的科尔沁部，同为哈萨尔七世孙阿克萨噶勒岱之后裔，故亦有一定的家族渊源。
二是阿拉善地理位置重要。康雍乾年间，面对咄咄逼人的准噶尔蒙古势力，阿拉善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地理分布而言，阿拉善西北，为准噶尔蒙古，东北为喀尔喀蒙古，西部为青海及西藏藏区，东南则为京师。对于阿拉善的重要地位，康熙皇帝曾精辟指出，阿拉善与喀尔喀部“互为犄角”，对牵制噶尔丹的扩张具有重要作用。兼之阿拉善始祖和罗理为顾实汗之孙，而顾实汗的其他子孙们，其中包括和罗理的四个弟弟，又驻牧青海，对藏区亦有极大的控制能力。所以雍正年间，率军平定青海的重臣年羹尧曾在“善后十三条”中特意强调“至宁夏险要，无过于贺兰山”。阿拉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清朝平定整个西北的要地之一。
三是和罗理等阿拉善蒙古首领一心归顺清廷，态度鲜明。和硕特部是卫拉特蒙古中与清政权最早建立联系的部落，早在崇德元年（1636）图鲁拜琥率军进据青海之际，即遣使向清朝进贡。此后和硕特部一直与清朝保持较友好的关系，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上站在清朝一边。特别是当准噶尔部噶尔丹强大起来、与清朝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被噶尔丹逼逃至西套避难的和罗理等人，很快作出了背靠清朝以抵抗噶尔丹、求得生存的选择。此后虽然由于清政府一度犹豫、回应淡漠，但和罗理等人内附的愿望始终坚定，态度坚决，先后拒绝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等人的分化与拉拢，并主动向清政府请缨，愿率领所部从清军征伐噶尔丹。经多年的试探、磨合与反复，清朝最终认可了和罗理的忠心。康熙三十六年（1697），阿拉善蒙古即正式建旗，史称额鲁特和硕特旗，这是额鲁特蒙古四部中最早编佐设旗的，因而一开始就受到了清廷较高的的礼遇。
四是阿拉善归顺之后，成为清朝掌控西北的中坚力量。阿拉善处于贺兰山麓之阴，紧邻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境内又有藏量丰富的盐，定牧之后，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大发展，“惟阿拉山（善）蒙古部，富强甲西陲”。建旗之后，阿拉善与清朝中央政府始终保持极其密切的关系，而阿拉善蒙古所部，又战斗力较强，所谓“披坚执锐，以为一时之盛”。有清一代，阿拉善蒙古参与了清军在西北重大的军事活动，一方面直接派兵出征，远赴边疆或内地参与作战，同时也担负组织马匹、骆驼、羊只等军事物资，以及运输、驿传等后勤保障的重要任务。可以说，清代西北重大的军事活动，几乎都离不开阿拉善的参与和配合，对于西北边陲的稳定，阿拉善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康雍时期，阿拉善先后参与了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部的战斗，在巴里坤等地驻军作战长达五年。后来又出兵护送达赖喇嘛由青海入藏坐床。乾隆年间，随清军远赴伊犁、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作战，参与平定准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及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参与平定甘肃回民起义的华林山之役、石峰堡之役。嘉庆年间，奉调协防陕西、甘肃境内的起事民间教门。道光年间，为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而捐集了大量军需物资。同光年间，出兵协助清军剿杀陕甘回民起义，并设置驿路，负责境内西北军政公文的传递。凡此等等。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阿拉善蒙古在清代享有极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清代阿拉善蒙古“所部旗一，爵三：曰札萨克和硕亲王，由贝勒晋袭；附镇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除雍正年间曾隶于短暂存在过的厄鲁特盟外，清代阿拉善旗始终以“亲王旗”的特殊身份，直接隶属于清廷理藩院，不受地方节制，享有直属中央的特殊地位（民国年间亦依其例，不属地方，直隶于蒙藏委员会）。而且，与其他外札萨克兵权统之于将军、大臣不同，阿拉善之蒙古兵，“征调如内札萨克”。所有这些，在清代外札萨克衙门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而且，阿拉善蒙古贵族，几乎历代都受到清朝的格外恩宠。自康熙朝以来，阿拉善蒙古王公、台吉多次受到清廷封赏，先后共有170多次，几乎平均每年就有一次。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的联姻，也是非常突出的。自康熙四十一年阿宝被选为额附（迎娶庄亲王博果铎第三女）始，至清末，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的联姻，共有29次之多，阿拉善多代王爷，均贵为皇家额附。阿拉善王公贵族还先后有20多人次在清朝中央或地方担任过军政要职，如乾隆时期的阿王罗卜藏多尔济和旺沁班巴尔父子，为清王朝平定西北立下过赫赫战功，因此受到乾隆的格外恩眷，罗卜藏多尔济被授以参赞大臣之职，旺沁班巴尔先后被委以宁夏副都统、宁夏将军等地方要职。其他如光绪四年多罗特色楞任御前行走，宣统元年塔旺喇布坦任乾清门行走等。
清廷之所以如此眷顾阿拉善蒙古，其出发点，当然是基于清廷对西北边疆蒙古地区以及内地沿边省份管辖与治理的需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清代阿拉善档案的重要性。可以说，清代阿拉善档案，不仅为研究阿拉善地区的历史提供了极其详细的资料，而且对于卫拉特蒙古史，以至整个蒙古史和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阿左旗馆藏档案概况：阿左旗档案馆所藏清代阿拉善档案，是馆藏历史档案中的前半部分。由于阿拉善历代王爷对文书工作都较为重视，设有专人管理，因而形成了较大数量的档案资料。阿左旗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共6990卷，为阿拉善建旗以来札萨克王府处理各类公务中形成的档案，始自清康熙年间，一直到1949年，其间赓续不断。这些历史档案，大体以时间划分为清代与民国两个时期。其中清代档案现编为一号全宗，计2497卷，约43400件，24.5万页（张）。
现存清代阿拉善档案，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6），下至清末宣统三年（1911），主要有折子和档册两部分。单独成件的折子，包括清朝皇帝以及六部、理藩院、陕甘总督、宁夏部院等各级机构发给阿拉善旗的各种公文，还有本旗各处职员、僧俗人众等致王爷、旗府的呈文。档册主要包括阿拉善发往以上各处的公文底稿簿册，旗王爷及协理人员关于旗内事务的传谕指令，处理旗内各类事务的公文摘要，本旗职员及在旗府轮班受职人员名单，旗府及王府的财务帐册、牲畜（骆驼、马群）头数帐册，以及收文抄册等。
清代阿拉善档案所用文字，有蒙、汉、满、藏四种。其中以蒙文件最多，约占到总数的70%；其次是汉文件，大部分属于蒙汉合璧，最早见于乾隆二十四年，乾隆三十年以后增多；再次是满文件，大部分属于清前期或中期的文档，基本上也是满蒙合璧；此外还有14件藏文件。档案形制丰富，文种多样，包括谕旨、册文、呈文、咨文、饬令、批示、清册、合同，还有地图、印章实物等等。档案自康熙二十四年开始，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一直至清朝灭亡。其中康熙和雍正年间数量相对较少，到乾隆一朝，则开始显著增加。尤其是嘉庆之后，所存档案年均数量，基本上以比较平稳的速度增长，各朝呈现出匀称合理分布的态势。现据档案馆的初步统计，将各个时期所存档案的具体数量列表如下：
档案内容所属朝代
康熙朝 雍正朝 乾隆朝 嘉庆朝 道光朝 咸丰朝 同治朝 光绪朝 宣统朝
档案卷数
4 12 302 312 442 174 392 727 126
档案件数
5 126 6766 6475 7984 3272 6934 10451 1428
每年均件
0.1 10 113 260 266 297 533 307 476
清代康雍年间阿拉善档案所存数量较少，主要缘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康熙三十六年阿拉善建旗后，阿拉善蒙古先后参与了清军征讨噶尔丹与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事，此后又至青海护送七世达赖入藏坐床，在西藏驻牧三年之久。二三十年之间，阿拉善蒙古始终移牧于青海、西藏等地，没有相对固定的牧地，直到雍正七年，方得旨准定牧于阿拉善之地，从此相对安定下来。此期频繁流动的迁徙生活，使形成和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相对就要少一些。二是同治年间，陕甘回民暴动，一万多名被击溃的散民阑入阿拉善旗，攻打定远营城未能得手，就在城外大肆抢掠，并烧毁了阿拉善王府西花园。当时有部分档案来不及抢救，随同毁于大火之中，其中就有关于阿拉善前期的档案，尤其是康雍时期的档案。幸运的是，当时大部分的档案，还是度过此劫，得以保存下来。另外建国后据说乌盟也曾经调用过一定数量的清代阿拉善档案，但由于至今不明下落，具体数量和内容已无法清楚。除了上述两次较大规模的损失，以及其他零星的散佚外，清代阿拉善旗档案，则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清代阿拉善档案由于历时久远，兼之保存条件的限制，部分已有油渍、鼠啃、破烂等现象，亟待抢救。但绝大部分的档案，品相仍较为整齐，字迹清晰可辨，可以有效地提供利用。
经过数年的初步整理，清代阿拉善档案现已立有案卷级目录2497条，基本上以蒙文著录，只有极少数为汉文。由于档案尚未形成文件级目录，而案卷级目录标注又较为简单，远不能揭示卷内档案的丰富内容，兼之藏档地点偏僻，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者对该部分档案的查阅与利用。近十多年来，阿左旗档案馆曾组织馆内人员，陆续汇编了“历史人物”、“盐务”、“征讨准噶尔”、“边界问题”、“喇嘛教”、“驿站—乌拉”、“矿产”等十多个专题，但限于资金、人力等多方面的因素，除“阿拉善历史人物档案”、“阿拉善盐务档案”打印成册，供内部使用外，其他汇编，目前均仅为手稿。可以说，所有的清代阿拉善档案，到目前为止，从未公开出版发行过。而查阅利用的研究人员，除内蒙古盐业公司牧仁撰写《阿拉善盐业志》、兰州大学博士生梁丽霞较为集中地利用过3000多件汉文档案撰写毕业论文，以及本馆人员撰写一些零星的论文及简略的介绍外，可说是寥若晨星。从整体而言，这批档案远未能得到外界相应的重视与利用，其间潜藏着较为重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二、档案主要内容：阿左旗所藏清代阿拉善档案，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系统的蒙古旗县档案，具有较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档案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康熙二十四年至清末阿拉善旗近220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教育、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的历史演变，生动具体地展现了阿拉善旗在清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在维护边疆安定与国家统一等诸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阿拉善档案主要内容包括：
（1）军政类档案。其中有为该旗赐划牧地、编旗设札萨克、袭授爵位，及旗内官员任免与奖惩的记录；有历朝备战、派兵出征、士兵伤亡与赏恤，以及为清军置办、转运军需等方面的文件；有关于阿拉善亲王年班、围班及驻京期间活动的材料；有札萨克官员治理地方事务的案卷；有反映富裕牧户以牲畜和财产来取得“达尔罕”身份并免除贡赋和差役的文件。以上这些档案，在各个朝代都有较大数量，内容重要。如关于王公台吉的晋升、承袭和降职处罪及其它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中，有康熙三十六年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的记录；有康熙四十八年和罗理之子阿宝承袭贝勒爵位，后因功晋升为郡王的文件；有乾隆四年阿宝去世后由年方六岁的次子罗布桑道尔济袭爵，后罗布桑道尔济以功绩显著，晋升为郡王、亲王并世袭罔替的档案；还有对旗内其他有功台吉、著名僧俗人员进行封赏晋升或议过降职的记载。这些档案中，如清朝皇帝册封旗内王爷、福晋和重要官员的“诰书”；阿拉善建旗时颁发的“札萨克”印；王爷的家谱等，都是难得一见的地方档案珍品。
军政类档案中还有康熙二十四年清廷赐给阿拉善、额济纳牧地的公文，乾隆年间宁夏主事关于治理阿拉善的章程，乾隆七年划分额、阿两旗边界的文件。其他如理藩院分等级赏赐衣物用具的规定，呈报王爷家谱的饬令；宁夏部院严禁无证蒙古人入关的通知，安班大臣巡边的通知；谕令呈报成年男子名册的文件，以及寻马的启示，严禁汉人在蒙古地方打猎的告示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阿拉善在清代的演变与治理，都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关于军事方面的档案则更为丰富：有记录阿拉善多次奉命出兵前往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平息叛乱的资料，如乾隆年间统一天山南北战事时期出征与返回士兵的清册，及捐输羊群、派人解送驼马、充任向导的记录；有甘肃苏四十三回民起事时阿旗率军抵达兰州参与战斗的文件；有嘉庆四年征调阿拉善蒙古兵协剿白莲教张汉潮部的谕令，及次年开赴兰州协同“剿匪”、请求由内地协济马匹的呈文。有乾隆初年征收军马以备战用，道光年间赶办骆驼用于平定张格尔叛乱，咸丰年间设立捐局劝输，光绪初年备办驼只挽运军需的案卷等。
清末驿站档案，也是其中比较有特色的资料。同治元年，宁夏回民暴动，西北驿传受阻，清朝政府特令改由草地传递公文，即在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处设驿站，以确保西北军政讯息畅通。阿拉善档案中，保存了同治年间以阿拉善定远营（今巴彦浩特）为中心临时设置驿站（也叫台站）的系统资料。如同治二年兵部、理藩院等传旨令阿拉善设置驿站的札文，同治十年理藩院关于赏拨所用垫办台费银两的呈文，光绪四年致理藩院关于办理台站本旗自备驼马倒毙折价的呈文等。其中的“阿拉善旗台站递送公文登记”档案，详细记录了各方台站接送一切奏折公文及公差人员的情况，包括何时由何处给谁何种公文（如奏折、夹板、黄包、木箱，还是一般公文）、公文件数、有无火票、限行里数（400—800里）、接收者、递送时间和地点等。档案中还记录了公差人员姓名、级别、随行人数、骑程、护送者抵达地点，迟误或退回的原因等内容。此外还有关于驿站设置时人员配备、牲畜、银两收支等方面的档案，如同治四年阿拉善致宁夏将军关于乌兰胡都格至磴口所设台站的呈文册，同治十年、十一年与光绪四年关于驿站费用、死亡驼马及为追加驿站费用银两的各种公文、清册等案卷，对三条驿站的起止时间、各台站地名、间隔里程、所派官兵丁人数与粮饷、应配备的驮马、草料，都有明细的记载。
（2）经济类档案，包括畜牧、农业、矿产、商贸等各个方面。其中有乾隆年间宁夏部院关于互市纳税问题的文件；有嘉道年间阿旗札萨克封禁牧场的谕令，限制汉商牲畜数量的谕令；有道光三十年阿旗调查牲畜数量的帐册，鼓励旗民打狼以保护生产的规定、公告等；有报告辖地雪、旱灾情，请求清政府借拨粮食赈济的呈文；有乾隆年间关于内地商民在旗内垦种的奏件，及蒙人私自放垦与民人私相垦种情况的资料；有在阿旗租种田地的内地民人基本情况的记录；有乾隆四十五年阿拉善主动请求招募民人开垦耕地的呈文，也有光绪二十三年拒绝清政府商办蒙屯的文件；有阿拉善在内地购买粟米、木植的记录，及因此与内地发生相关交涉的案卷；有在贺兰山贸易市口使用腰牌的规定；有旅阿商贾与阿旗订立租赁商用地段的合同文约。有阿旗发给商民的商铺营业执照清册；有关于开采苁蓉甘草、挖掘煤炭等特产的案卷，等等。
阿旗境内各盐池在开采、运销、管理等方面，也形成了大量详细而系统的盐务档案。该档是比较重要的经济档案，其中有记载西部蒙古地区最大盐池吉兰泰盐池的详细资料；有内地商人组织民人在阿拉善各盐池从事生产、销售的记录，特别是西宁县回民马君选“从中渔利至四十年之久”的相关案卷；有阿盐在边界地带与内地民人“易换粮食”，以及贩运至山西、陕西等地销售的材料；有乾隆二十二年、二十八年清政府准予山西借买阿盐通融接济，乾隆四十八年查禁阿盐贩入内地，以及此后因阿拉善亲王请求解禁而阿盐得以在晋陕甘等内地大盛的记录；有嘉庆九年阿拉善亲王呈请吉盐“归国赋，充内地公用”的文件，及此后清政府进行招商办理的章程；有清后期阿拉善盐务艰难恢复的材料，如咸丰年间阿王请求解除阿盐水运禁令，及开辟行运晋西北陆路的呈文，陕甘总督乐斌建议重新“改私为官议收商税以充兵饷”的奏文，及此后拟订的擦汉盐池收税章程；有光绪三十二年甘肃厘税总局承租阿旗盐池的记录；还有盐池脚价银（即运输费用）的记录，吉盐充公后阿王呈请只能雇佣阿拉善蒙古人驮运吉盐，各商不得擅雇他人的呈文，与清政府批准的谕令等。
（3）民族关系与司法类档案。民族关系档案，有反映阿旗与其他蒙古部落往来、联姻及矛盾与争斗的档案，如与额济纳的“代管”问题、与乌特拉旗的盐池之争，及与杭锦旗的田地纠纷等的文件；有鄂尔多斯移民问题的案卷；有阿旗与其他地方地界纷争和所签订的边界协定、地图等资料。此外还有阿拉善蒙古与邻近内地府县汉、回等民族经济往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各类纠纷的文件，如反映乾嘉年间内地汉民在阿旗耕种田地、开设商铺而形成“蒙汉杂居”局面的材料；有反映康熙年间由于从征而陆续带回“回子”，此后阿旗形成的“蒙古回回”，以及陕甘回民来往阿旗贩运粮食、蒙盐，或在此从事运输、躲避战乱等方面的记录。
司法档案是地方档案中的大宗。清代阿拉善档案中，有阿旗在定远营设立“堆厅”处理蒙汉纠纷的文件；有道光年间详细规定基层“达木勒”（即边官）司法职权范围的档案；有解决各种具体纠纷如财产及土地租项纠纷，内地民人抢劫、偷盗或强行扣留蒙古人盐斤的案卷，阿旗驼户“脚价银”争论的案卷，等等。还有乾隆年间宁夏部院令从速捉拿罪犯当案之令，有押送犯人、捉拿逃犯，以及办理刑事案件、处决犯人、处理散布谣言的僧人等内容的文件。
（4）宗教类档案。其中有反映藏传佛教在阿拉善境内发展、兴盛过程的文件，如关于该旗主要寺院兴建、举办宗教活动及著名活佛、喇嘛的记录，包括乾隆年间建造广宗寺（又称“南寺”，藏文作“噶丹吉林”）、呈请御赐寺名、内地官员提出异议等过程的档案；有乾隆年间六世班禅经过阿拉善时阿旗接送及在境内诵经讲法的记录；有旗内民人崇佛拜佛的文件，如道光年间要求入关朝拜须发放路票的规定，以及众多僧俗民众为入关朝拜申请路票的记载；有道光年间汉民私修庙宇的记录，还有反映“蒙古回回”修盖清真寺、从事礼拜的档案等。
在阿左旗宗教类档案中，反映清末法国天主教在阿旗传播和发展过程，及庚子年间“教案”与善后赔偿的记载尤为详细。如光绪元年传教士德玉明等人到达定远营的记录，阿旗发布本旗蒙古人等不得入天主教的文告，此后德玉明等在阿旗汉人中私自传教并租赁土地、购置房产，以及趁灾荒之年移来教民、盖造教堂而使其教势得到迅速发展的记录；有教堂在阿旗强取豪夺土地的文件，阿王为本旗佃户土地被教民侵占致陕甘总督的呈文，及教堂私立寨子、自置枪械与地方对抗的文件；有义和团运动时期传教士与教民聚集三盛公教堂避难的详细记录，以及清廷“宣战”后理藩院传知各旗王公等“筹办边防”的谕令，神父戴天禄等请求资放其回国的信件，办理“教案”时传教士闵玉清讨价还价的来往文书，光绪三十一年最终订立的赔款“合同”等。
除了上述丰富内容外，阿拉善档案中还有关于阿旗境内人物，以及社会风俗、风土人情的资料。如人物方面，有王爷封著名蒙古族学者阿旺丹德尔为延福寺管事喇嘛的谕令，有王爷为木虎莱入京侍宴布克角力取胜予以赏赐的谕令；穿住方面，有道光年间禁止蒙人仿效汉人服饰穿戴，及禁止旗属蒙民仿照汉民建盖“板升”（即房屋）的谕令；婚嫁方面，有嘉庆年间定例不得在岳家外边搭盖“格勒”（即蒙古包）多次筵宴的谕令，有王爷准许旗下蒙民招婿养家的批复；民俗方面，有旗民“过继”风俗的记录，有旗内统一于四月十五日祭拜敖包的文件，主办乌日斯—那达慕（娱乐活动）的记载。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三、清代阿拉善与清朝的密切关系：阿拉善旗历史悠久，在清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此，研究者已多有论及。究其原因，概而言之，约有数端：
一是阿拉善蒙古在蒙古各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阿拉善蒙古部落，远溯蒙元时期著名的哈萨尔家族，近属四卫拉特联盟中的和硕特部落。自16世纪中叶起，和硕特部在较长时期内一直担任卫拉特联盟盟长之职，一度雄居各部。阿拉善蒙古始祖，为和硕特首领和罗理，其祖父是图鲁拜琥，即后来著名的顾实汗，其父巴延阿布该阿玉什，曾过继给顾实汗之兄拜巴噶斯为养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有子16人，以和罗理为长。图鲁拜琥、拜巴噶斯及其后代，又一直与卫拉特联盟中的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等保持着联姻关系。因此，阿拉善蒙古一部，与西北蒙古各部都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西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同时，和硕特部与东蒙的科尔沁部，同为哈萨尔七世孙阿克萨噶勒岱之后裔，故亦有一定的家族渊源。
二是阿拉善地理位置重要。康雍乾年间，面对咄咄逼人的准噶尔蒙古势力，阿拉善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地理分布而言，阿拉善西北，为准噶尔蒙古，东北为喀尔喀蒙古，西部为青海及西藏藏区，东南则为京师。对于阿拉善的重要地位，康熙皇帝曾精辟指出，阿拉善与喀尔喀部“互为犄角”，对牵制噶尔丹的扩张具有重要作用。兼之阿拉善始祖和罗理为顾实汗之孙，而顾实汗的其他子孙们，其中包括和罗理的四个弟弟，又驻牧青海，对藏区亦有极大的控制能力。所以雍正年间，率军平定青海的重臣年羹尧曾在“善后十三条”中特意强调“至宁夏险要，无过于贺兰山”。阿拉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清朝平定整个西北的要地之一。
三是和罗理等阿拉善蒙古首领一心归顺清廷，态度鲜明。和硕特部是卫拉特蒙古中与清政权最早建立联系的部落，早在崇德元年（1636）图鲁拜琥率军进据青海之际，即遣使向清朝进贡。此后和硕特部一直与清朝保持较友好的关系，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上站在清朝一边。特别是当准噶尔部噶尔丹强大起来、与清朝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被噶尔丹逼逃至西套避难的和罗理等人，很快作出了背靠清朝以抵抗噶尔丹、求得生存的选择。此后虽然由于清政府一度犹豫、回应淡漠，但和罗理等人内附的愿望始终坚定，态度坚决，先后拒绝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等人的分化与拉拢，并主动向清政府请缨，愿率领所部从清军征伐噶尔丹。经多年的试探、磨合与反复，清朝最终认可了和罗理的忠心。康熙三十六年（1697），阿拉善蒙古即正式建旗，史称额鲁特和硕特旗，这是额鲁特蒙古四部中最早编佐设旗的，因而一开始就受到了清廷较高的的礼遇。
四是阿拉善归顺之后，成为清朝掌控西北的中坚力量。阿拉善处于贺兰山麓之阴，紧邻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境内又有藏量丰富的盐，定牧之后，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大发展，“惟阿拉山（善）蒙古部，富强甲西陲”。建旗之后，阿拉善与清朝中央政府始终保持极其密切的关系，而阿拉善蒙古所部，又战斗力较强，所谓“披坚执锐，以为一时之盛”。有清一代，阿拉善蒙古参与了清军在西北重大的军事活动，一方面直接派兵出征，远赴边疆或内地参与作战，同时也担负组织马匹、骆驼、羊只等军事物资，以及运输、驿传等后勤保障的重要任务。可以说，清代西北重大的军事活动，几乎都离不开阿拉善的参与和配合，对于西北边陲的稳定，阿拉善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康雍时期，阿拉善先后参与了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部的战斗，在巴里坤等地驻军作战长达五年。后来又出兵护送达赖喇嘛由青海入藏坐床。乾隆年间，随清军远赴伊犁、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作战，参与平定准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及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参与平定甘肃回民起义的华林山之役、石峰堡之役。嘉庆年间，奉调协防陕西、甘肃境内的起事民间教门。道光年间，为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而捐集了大量军需物资。同光年间，出兵协助清军剿杀陕甘回民起义，并设置驿路，负责境内西北军政公文的传递。凡此等等。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阿拉善蒙古在清代享有极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清代阿拉善蒙古“所部旗一，爵三：曰札萨克和硕亲王，由贝勒晋袭；附镇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除雍正年间曾隶于短暂存在过的厄鲁特盟外，清代阿拉善旗始终以“亲王旗”的特殊身份，直接隶属于清廷理藩院，不受地方节制，享有直属中央的特殊地位（民国年间亦依其例，不属地方，直隶于蒙藏委员会）。而且，与其他外札萨克兵权统之于将军、大臣不同，阿拉善之蒙古兵，“征调如内札萨克”。所有这些，在清代外札萨克衙门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而且，阿拉善蒙古贵族，几乎历代都受到清朝的格外恩宠。自康熙朝以来，阿拉善蒙古王公、台吉多次受到清廷封赏，先后共有170多次，几乎平均每年就有一次。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的联姻，也是非常突出的。自康熙四十一年阿宝被选为额附（迎娶庄亲王博果铎第三女）始，至清末，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的联姻，共有29次之多，阿拉善多代王爷，均贵为皇家额附。阿拉善王公贵族还先后有20多人次在清朝中央或地方担任过军政要职，如乾隆时期的阿王罗卜藏多尔济和旺沁班巴尔父子，为清王朝平定西北立下过赫赫战功，因此受到乾隆的格外恩眷，罗卜藏多尔济被授以参赞大臣之职，旺沁班巴尔先后被委以宁夏副都统、宁夏将军等地方要职。其他如光绪四年多罗特色楞任御前行走，宣统元年塔旺喇布坦任乾清门行走等。
清廷之所以如此眷顾阿拉善蒙古，其出发点，当然是基于清廷对西北边疆蒙古地区以及内地沿边省份管辖与治理的需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清代阿拉善档案的重要性。可以说，清代阿拉善档案，不仅为研究阿拉善地区的历史提供了极其详细的资料，而且对于卫拉特蒙古史，以至整个蒙古史和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2010年5月29日星期六
看看内蒙古工业大学2010年招生计划,竟没有一个蒙语授课班级....
专业名称 招生类别 学制 在内蒙古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3
机械电子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89
测控技术与仪器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32
工业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8
工业设计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0 只开设英语教学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8 只开设英语教学
通信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7 只开设英语教学
软件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5 只开设英语教学
金属材料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1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36
材料物理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2
冶金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4 双方政府协议，招博州蒙古族考生，汉语授课
焊接技术与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0
焊接技术与工程 蒙授理科 5 本科一批 40 招收蒙语授课高中考生，汉语授课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3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4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4
生物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0
制药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5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2
应用化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8
安全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2
交通运输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9
热能与动力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32
环境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0
环境科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0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车辆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2
建筑学 理工类 5 本科一批 43 双方政府协议，招博州蒙古族考生，汉语授课；入学后测试美术，不合格者调到其它专业
城市规划 理工类 5 本科二批 13 双方政府协议，招博州蒙古族考生，汉语授课；入学后测试美术，不合格者调到其它专业
艺术设计（室内外设计方向） 艺术类 4 本科提前A 40 艺术类
给水排水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7
土木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103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4
交通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2 双方政府协议，招博州蒙古族考生，汉语授课
工程管理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6
工商管理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8 只开设英语教学
工商管理 蒙授理科 5 本科一批 40 招收蒙语授课高中考生，汉语授课；只开设英语教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4 只开设英语教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17 只开设英语教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类 4 本科一批 33 只开设英语教学
财务管理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17 只开设英语教学
财务管理 文史类 4 本科一批 33 只开设英语教学
金融学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6 只开设英语教学
会计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7 只开设英语教学
会计学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人力资源管理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8 只开设英语教学
人力资源管理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13 只开设英语教学
英语（科技英语方向）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68 测试口语，详情见招生章程
德语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7 测试口语，详情见招生章程
工程力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8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5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5 只开设英语教学
◆2010年少数民族预科 蒙授理科 1 本科一批 230 招收蒙语授课高中考生，汉语授课
法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2
法学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28
法学 蒙授文科 5 本科一批 40 招收蒙语授课高中考生，汉语授课
社会工作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3
社会工作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28
服装设计与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8
艺术设计（服装设计方向） 艺术类 4 本科提前A 50 艺术类
纺织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7
印刷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4
市场营销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6 只开设英语教学
市场营销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33 只开设英语教学
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方向）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5 只开设英语教学
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方向）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14 只开设英语教学
电子商务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
电子商务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35 只开设英语教学
自动化（电厂热工过程控制及自动化方向）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38 只开设英语教学
自动化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3 只开设英语教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5 只开设英语教学
风能与动力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7
采矿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5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外合作办学） 文史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38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 文史类 4 本科三批 37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市场营销（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市场营销（中外合作办学） 文史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文史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物流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8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冶金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热能与动力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城市规划（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5 本科三批 35 中外合作办学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115 中外合作办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高职（专科）合计 0
财务信息管理 文史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会计电算化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煤矿开采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70 只开设英语教学
建筑工程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应用化工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竟没有一个蒙语授课班级 ....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3
机械电子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89
测控技术与仪器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32
工业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8
工业设计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0 只开设英语教学
电子信息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8 只开设英语教学
通信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7 只开设英语教学
软件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5 只开设英语教学
金属材料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1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36
材料物理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2
冶金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4 双方政府协议，招博州蒙古族考生，汉语授课
焊接技术与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0
焊接技术与工程 蒙授理科 5 本科一批 40 招收蒙语授课高中考生，汉语授课
化学工程与工艺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3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4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4
生物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0
制药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5
食品科学与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2
应用化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8
安全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2
交通运输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9
热能与动力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32
环境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0
环境科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0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车辆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2
建筑学 理工类 5 本科一批 43 双方政府协议，招博州蒙古族考生，汉语授课；入学后测试美术，不合格者调到其它专业
城市规划 理工类 5 本科二批 13 双方政府协议，招博州蒙古族考生，汉语授课；入学后测试美术，不合格者调到其它专业
艺术设计（室内外设计方向） 艺术类 4 本科提前A 40 艺术类
给水排水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7
土木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103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4
交通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2 双方政府协议，招博州蒙古族考生，汉语授课
工程管理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6
工商管理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8 只开设英语教学
工商管理 蒙授理科 5 本科一批 40 招收蒙语授课高中考生，汉语授课；只开设英语教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4 只开设英语教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17 只开设英语教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文史类 4 本科一批 33 只开设英语教学
财务管理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17 只开设英语教学
财务管理 文史类 4 本科一批 33 只开设英语教学
金融学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6 只开设英语教学
会计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7 只开设英语教学
会计学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人力资源管理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8 只开设英语教学
人力资源管理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13 只开设英语教学
英语（科技英语方向）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68 测试口语，详情见招生章程
德语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7 测试口语，详情见招生章程
工程力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8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5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5 只开设英语教学
◆2010年少数民族预科 蒙授理科 1 本科一批 230 招收蒙语授课高中考生，汉语授课
法学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2
法学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28
法学 蒙授文科 5 本科一批 40 招收蒙语授课高中考生，汉语授课
社会工作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3
社会工作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28
服装设计与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8
艺术设计（服装设计方向） 艺术类 4 本科提前A 50 艺术类
纺织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7
印刷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4
市场营销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6 只开设英语教学
市场营销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33 只开设英语教学
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方向）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15 只开设英语教学
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管理方向）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14 只开设英语教学
电子商务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
电子商务 文史类 4 本科二批 35 只开设英语教学
自动化（电厂热工过程控制及自动化方向）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38 只开设英语教学
自动化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3 只开设英语教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4 本科一批 45 只开设英语教学
风能与动力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47
采矿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二批 35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外合作办学） 文史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38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会计学（中外合作办学） 文史类 4 本科三批 37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市场营销（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市场营销（中外合作办学） 文史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工商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文史类 4 本科三批 2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物流管理（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80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冶金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化学工程与工艺（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热能与动力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中外合作办学
城市规划（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5 本科三批 35 中外合作办学
土木工程（中外合作办学）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115 中外合作办学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理工类 4 本科三批 75 只开设英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高职（专科）合计 0
财务信息管理 文史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会计电算化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煤矿开采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70 只开设英语教学
建筑工程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机电一体化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应用化工技术 理工类 3 高职高专批 30 只开设英语教学
竟没有一个蒙语授课班级 ....
蒙古国贸易联盟敦促政府停止劳务输出
鉴于蒙古国主要的矿业项目不久将会创造数以万计的国内就业机会，蒙古国贸易联盟上周请求政府不要再向韩国派遣劳务人员。
上周数千名民众在乌兰巴托市社会福利办公室门外排队，期待每月能获取韩国政府规定的最低月收入标准的工作，该标准为每月1000美元。过去的数天里已有大约20000人获得了韩国一些中小企业提供的大约3100个职位的申请。
到目前为止，蒙古国政府还没有对贸易联盟提出的把国内人力资源最大化要求做出正式回应。该联盟要求把本国的人力资源规划法律化，对未来熟练工和用工数量必须做出正确的评估。
“申请到韩国就业的蒙古公民年龄必须在18—39岁之间，而且之前没有犯罪记录。这些人6月份还会在韩国接受严格的韩语水平测试”，政府一位负责人力资源素质认证出口代理的官员表示说。
去年10月，蒙古国政府与加拿大艾芬豪公司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奥云陶勒盖铜金矿开发投资协议，根据该协议，如果这个项目于2013年顺利实现量产的话，将会为蒙古国创造大约10000个间接或直接的长期就业岗位。
去年4月该项目开发商还与乌兰巴托市政府签署了为首都民众提供3000个临时性工作岗位的有关协议，该协议主要接收的对象是缺乏基本劳动技能的无职业者和低收入人群，月薪约为30万图格里克。
不仅奥云陶勒盖铜金矿项目，而且连塔旺陶勒盖焦煤矿项目都是处在潜在投资人与政府重开有关项目谈判的边缘，而其中塔旺陶勒盖项目还包括了美国皮博迪公司在内的世界重量级投资人以及蒙古国大量企业参股新设立的蒙古人999财团。
韩国现在有大约有35000名蒙古人，他们是背井离乡的最大一个族群，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也是非法的和合法的。这些生活在韩国的蒙古人汇回国内的大量现汇占到了蒙古国外汇收入的相当比重。
乌兰巴托邮报
上周数千名民众在乌兰巴托市社会福利办公室门外排队，期待每月能获取韩国政府规定的最低月收入标准的工作，该标准为每月1000美元。过去的数天里已有大约20000人获得了韩国一些中小企业提供的大约3100个职位的申请。
到目前为止，蒙古国政府还没有对贸易联盟提出的把国内人力资源最大化要求做出正式回应。该联盟要求把本国的人力资源规划法律化，对未来熟练工和用工数量必须做出正确的评估。
“申请到韩国就业的蒙古公民年龄必须在18—39岁之间，而且之前没有犯罪记录。这些人6月份还会在韩国接受严格的韩语水平测试”，政府一位负责人力资源素质认证出口代理的官员表示说。
去年10月，蒙古国政府与加拿大艾芬豪公司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奥云陶勒盖铜金矿开发投资协议，根据该协议，如果这个项目于2013年顺利实现量产的话，将会为蒙古国创造大约10000个间接或直接的长期就业岗位。
去年4月该项目开发商还与乌兰巴托市政府签署了为首都民众提供3000个临时性工作岗位的有关协议，该协议主要接收的对象是缺乏基本劳动技能的无职业者和低收入人群，月薪约为30万图格里克。
不仅奥云陶勒盖铜金矿项目，而且连塔旺陶勒盖焦煤矿项目都是处在潜在投资人与政府重开有关项目谈判的边缘，而其中塔旺陶勒盖项目还包括了美国皮博迪公司在内的世界重量级投资人以及蒙古国大量企业参股新设立的蒙古人999财团。
韩国现在有大约有35000名蒙古人，他们是背井离乡的最大一个族群，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也是非法的和合法的。这些生活在韩国的蒙古人汇回国内的大量现汇占到了蒙古国外汇收入的相当比重。
乌兰巴托邮报
乌兰巴托市发起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高潮
乌兰巴托市政府发起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其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开工的古尔万金桥（Gurvaljin Bridge）彻底翻修工作，该工程计划于2010年8月25日完工。这座桥是乌兰巴托市的一座重要桥梁，项目竣工后将极大的缓解首都的拥挤交通状况。据悉，这座桥梁工程是连接蒙古国北部的重要交通连接点，与桥梁有关的维护工作本月即将部分完工。在该项目进行的同时，还将对乌兰巴托市西区的和平大道和伊赫脱鲁街区做部分修缮。
乌兰巴托市政府除了将采取措施应对该市急剧膨胀的人口增长之外，还将会花费总计大约7.4亿图格里克（53.5万美元）进行新的桥梁和道路工程建设。
乌兰巴托市早前取名为“鹰桥”的一座主要桥梁，由于过分拥挤将不得不进行翻新，现在应开发商的要求已重新取名为Narny Guur。该桥总长895米，是连接汗乌尔区白门（Tsagaan Khaalga ，the Khan-Uul District ）那里扎姆的重要项目，工程由日本政府资助建设，预计于2012年11月竣工，建成后会大大缓解和平桥的交通流量。和平桥是连接乌兰巴托市中心与南部各地的重要交通枢纽。
纳兰图乌尔集市西南方的纳木扬迦公路（the Namyangju street）预计将会耗资2.2亿图格里克。
乌兰巴托市政府除了将采取措施应对该市急剧膨胀的人口增长之外，还将会花费总计大约7.4亿图格里克（53.5万美元）进行新的桥梁和道路工程建设。
乌兰巴托市早前取名为“鹰桥”的一座主要桥梁，由于过分拥挤将不得不进行翻新，现在应开发商的要求已重新取名为Narny Guur。该桥总长895米，是连接汗乌尔区白门（Tsagaan Khaalga ，the Khan-Uul District ）那里扎姆的重要项目，工程由日本政府资助建设，预计于2012年11月竣工，建成后会大大缓解和平桥的交通流量。和平桥是连接乌兰巴托市中心与南部各地的重要交通枢纽。
纳兰图乌尔集市西南方的纳木扬迦公路（the Namyangju street）预计将会耗资2.2亿图格里克。
用深深的情感换取大自然的宽恕
蒙古族有个流传很久的传说。孩子问妈妈：“我们蒙古人为什么不停地搬迁？”妈妈答到：“我们要是固定一地，大地母亲就会疼痛，我们不停地搬迁，就象血液在流动，大地母亲就感到舒服。你给妈妈上下不停地锤背，妈妈就感到舒服，假如合并成一锤，固定在一处，妈妈会怎样呢？”
真的，我是个一天也羊没放过羊的城里的孩子，一个成长在阳光温室环境下的小草，对于祖先为什么总是不停的迁移，有少许感慨。父亲告诉我，说世界上第一个生态学家是“牧民”。他们在什么季节放牧，什么季节迁移草场和天气动向如何等最基本的规律掌握的非常清楚。他们更像一位通晓天地脉动的巫师。牧民把水草的平衡放在第一位，牲畜和自己的生存放在第二。为了水草能够很快恢复，牲畜能够吃到营养的牧草而费劲心思。
上了汉校的我，从小，总被同学这样质问：“为什么不在草原上盖起房子，还有高楼大厦，为什么总世代住在蒙古包？是蒙古人没有觉醒？还是蒙古人没有意识？”。不，不是这样的，说科学？蒙古人在祖先忽必列时期在攻打日本海消失的舰队中使用的武器及理念相当先进，至今使世人不可思议。还有，就在那是已经研究出来的大炮导弹，难道这终究算是个传说么？
草原人宁愿不辞辛劳，不停地搬迁。他们不是盖不起房子，也不是不想过安定的日子？难道他们不懂得生活的乐趣？也许成吉思汗的后代就因该这样在大自然规律下，克服重重艰难生存繁衍下来。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成为人类文明时代的开端。那茫茫大地上，有许许多多的生灵，大地母亲赋予了他们生命，大自然的召唤下赋予了他们朝气，生机。
我小时候学过这样一篇课文。“老鹰再教自己的幼鸟学飞”。这是非常残酷的，鹰妈妈把很多幼鸟从几十米高空往下抛。有的，在妈妈精心的“魔鬼”训练下学会了飞行，而有的却永远告别了这片蓝蓝的天空，对啊~！也许生命是很脆弱的，鹰妈妈的训练是那么的残酷。但是我们永远要记住，大自然的生存规律本来就是那么的“弱肉强食”。没什么公平不公平，在自然生态中，新的代替旧的，“适者生存”是一直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还有苍老的大雁教导它的7只小雁，适应自然，面对生活，秋去春回。人雁对话中说的是人向大雁学习顺应环境变化、四季轮回的道理。
著名诗人“海子”，说过“把石头还给石头”！对啊~！大自然赋予人类很多东西，比如，“自然生态”，“地理文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渐渐人们变了，变得贪婪毁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把石头还给石头，我们又能把什么留给子孙后代。先不提造福后代的大话，我们如果还是这样不对草原生态文明，加以保护，我们也许就再也不能把，地球还给地球了。
我们的子孙又要到那里去安息生存？地球一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摇篮。土地渐渐荒漠化，水土流失严重，我们要把荒漠枯竭留给孩子们吗？蒙古族祖先世代用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的自然效益。他们不永久占有一寸土地，用辛勤的劳动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理念来生存到至今。我们要向祖先的崇高境界而看齐，我们要向大自然的神秘规律而祈福，我们要用深深的情感换取大自然的宽恕。
真的，我是个一天也羊没放过羊的城里的孩子，一个成长在阳光温室环境下的小草，对于祖先为什么总是不停的迁移，有少许感慨。父亲告诉我，说世界上第一个生态学家是“牧民”。他们在什么季节放牧，什么季节迁移草场和天气动向如何等最基本的规律掌握的非常清楚。他们更像一位通晓天地脉动的巫师。牧民把水草的平衡放在第一位，牲畜和自己的生存放在第二。为了水草能够很快恢复，牲畜能够吃到营养的牧草而费劲心思。
上了汉校的我，从小，总被同学这样质问：“为什么不在草原上盖起房子，还有高楼大厦，为什么总世代住在蒙古包？是蒙古人没有觉醒？还是蒙古人没有意识？”。不，不是这样的，说科学？蒙古人在祖先忽必列时期在攻打日本海消失的舰队中使用的武器及理念相当先进，至今使世人不可思议。还有，就在那是已经研究出来的大炮导弹，难道这终究算是个传说么？
草原人宁愿不辞辛劳，不停地搬迁。他们不是盖不起房子，也不是不想过安定的日子？难道他们不懂得生活的乐趣？也许成吉思汗的后代就因该这样在大自然规律下，克服重重艰难生存繁衍下来。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成为人类文明时代的开端。那茫茫大地上，有许许多多的生灵，大地母亲赋予了他们生命，大自然的召唤下赋予了他们朝气，生机。
我小时候学过这样一篇课文。“老鹰再教自己的幼鸟学飞”。这是非常残酷的，鹰妈妈把很多幼鸟从几十米高空往下抛。有的，在妈妈精心的“魔鬼”训练下学会了飞行，而有的却永远告别了这片蓝蓝的天空，对啊~！也许生命是很脆弱的，鹰妈妈的训练是那么的残酷。但是我们永远要记住，大自然的生存规律本来就是那么的“弱肉强食”。没什么公平不公平，在自然生态中，新的代替旧的，“适者生存”是一直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还有苍老的大雁教导它的7只小雁，适应自然，面对生活，秋去春回。人雁对话中说的是人向大雁学习顺应环境变化、四季轮回的道理。
著名诗人“海子”，说过“把石头还给石头”！对啊~！大自然赋予人类很多东西，比如，“自然生态”，“地理文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渐渐人们变了，变得贪婪毁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把石头还给石头，我们又能把什么留给子孙后代。先不提造福后代的大话，我们如果还是这样不对草原生态文明，加以保护，我们也许就再也不能把，地球还给地球了。
我们的子孙又要到那里去安息生存？地球一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摇篮。土地渐渐荒漠化，水土流失严重，我们要把荒漠枯竭留给孩子们吗？蒙古族祖先世代用最少的投资，获得最大的自然效益。他们不永久占有一寸土地，用辛勤的劳动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理念来生存到至今。我们要向祖先的崇高境界而看齐，我们要向大自然的神秘规律而祈福，我们要用深深的情感换取大自然的宽恕。
母语的尊严
用我的母语辩论黑白人生
用我的母语为失落的权利辩护
用我的母语重温族群的足迹
用我的母语忏悔沉沦的过错
这时候母语是我锋利的弯刀
这时候母语是我登高的马镫
再有学文也不能嫌弃母语的营养
再有本事也得敬畏母语的启蒙
用我的母语喘息而起立
用我的母语哭泣而觉醒
用我的母语微笑而幸福
用我的母语歌唱而自信
母语是人生的特伦苏
母语是补身的冬虫夏草
被母语熏陶的孩子是正纯的
被母语感悟的孩子是聪明的
用母语书写民族的尊严
那才叫尊严！
用母语传承文化的传播
那才叫尊严！
融合同化的边沿上
失落的母语在枯竭
用母语的大学生
被拒之的门外塌心
被野蛮侵蚀的母语开始腐蚀
被文明净泡的母语开始掉色
明知的决策者怎么那么的无意
无知的宠儿们怎么那么的有意
牧区的学校被撤了
牧民被迫把孩子送往遥远的集校
“三语”教学没能把孩子教得入流
反而配种出一群一群的口吃
应试教育在愚弄我的母语
失落的族群迷失在交织的轨迹
赤裸的阳光下怎么会感到饥寒交迫
喧闹的环境中怎会感到孤苦伶仃
母语和母亲的哺育是同等的
不要扼杀用母语与苍天对话的渴求
那是他神圣的人生权利
那是祖先千年的誓言
伟大的时代有它伟大的历史
弱小的族群也有他高傲的尊严
让得意者去得意吧
只是把母语的天堂还给我！
伟大的时代有它伟大的历史
弱小的族群也有他高傲的尊严
让得意者去得意吧
只是把母语的天堂还给我！
台湾蒙藏委员会祭拜成吉思汗
台海网5月5日讯 台湾蒙藏委员会祭拜成吉思汗。马英九指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高思博代表主祭，在台蒙胞150人与祭，仪式遵循古礼。马英九祭文肯定元太祖雄才大略，拓土开疆，威震万国。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蒙藏委员会昨日上午举办“99年中枢祭成吉思汗大祭”典礼。马英九指派高思博以香花清酌仪式祭拜元太祖成吉思汗。
马英九祭文中，肯定元太祖雄才大略，天挺英明，拓土开疆，威震万国。
高思博担任主祭，蒙古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国民党民代洪秀柱与副会长、民代朱凤芝等人陪祭，在台蒙古同乡150人与祭。目前在台蒙胞约有400余人。
典礼安排向成吉思汗像献花、献香、献爵、献帛，并宣读“总统”祭文。相关司祭者皆穿着蒙古传统服饰，仪式遵循古礼，场面庄严隆重，全程历时约15分钟。
根据蒙藏委员会指出，传统上农历3月21日是蒙古同胞齐聚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纪念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春季大祭。内蒙古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是衣冠冢。
蒙藏委员会指出，元太祖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相传于西元1162年出生。父亲原为部落首领，在铁木真9岁时被仇敌杀害，家产也被洗劫一空，只剩下9匹马，靠着母亲拾果子、挖野菜过活。
成吉思汗虽在艰苦环境中长大，并不气馁，磨练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培养奋斗不懈的精神。
西元1227年铁木真在灭西夏后的7月12日病逝，享年66岁。他死前告诉诸臣，死后不发葬、不举哀，以免被敌人发现。他被埋的地方被万马踩过，第2年春天又长出新芽，所以没有人知道确实埋葬之地，至今还是1个谜。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蒙藏委员会昨日上午举办“99年中枢祭成吉思汗大祭”典礼。马英九指派高思博以香花清酌仪式祭拜元太祖成吉思汗。
马英九祭文中，肯定元太祖雄才大略，天挺英明，拓土开疆，威震万国。
高思博担任主祭，蒙古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会长、国民党民代洪秀柱与副会长、民代朱凤芝等人陪祭，在台蒙古同乡150人与祭。目前在台蒙胞约有400余人。
典礼安排向成吉思汗像献花、献香、献爵、献帛，并宣读“总统”祭文。相关司祭者皆穿着蒙古传统服饰，仪式遵循古礼，场面庄严隆重，全程历时约15分钟。
根据蒙藏委员会指出，传统上农历3月21日是蒙古同胞齐聚内蒙古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纪念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春季大祭。内蒙古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是衣冠冢。
蒙藏委员会指出，元太祖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相传于西元1162年出生。父亲原为部落首领，在铁木真9岁时被仇敌杀害，家产也被洗劫一空，只剩下9匹马，靠着母亲拾果子、挖野菜过活。
成吉思汗虽在艰苦环境中长大，并不气馁，磨练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培养奋斗不懈的精神。
西元1227年铁木真在灭西夏后的7月12日病逝，享年66岁。他死前告诉诸臣，死后不发葬、不举哀，以免被敌人发现。他被埋的地方被万马踩过，第2年春天又长出新芽，所以没有人知道确实埋葬之地，至今还是1个谜。
危机四伏的Skype…… 唯色
连续数日，在我的Skype上，先是来一些用藏人名字、头像的陌生人，用英文或中文给我留言，接着发送文件让我运行，这令我生疑，皆阻挡并向Skype报警过。
上图为有人冒充藏人Thubten(Sam)Samdup，给我发送文件时，与我对话的网络截图。
然而防不胜防，似有一次上过当……
昨日我出门在外，并未使用电脑，更不可能上Skyepe，可是我的Skype却以我的名义，联络我在Skype上的朋友，发送病毒文件。
下面就是盗窃我Skype号（boluoma）的阴险之徒，与我的朋友（改为XXX）之间的对话，在此公诸于众，提醒各位千万警惕Skype上的陷阱，尤其切勿轻易接收对方文件，相互联系语音为佳：
[5/28/10 4:30:57 PM] boluoma: hello
[5/28/10 4:32:00 PM] xxx: Hi Woeser, 你好吗？
[5/28/10 4:32:53 PM] boluoma: 好不错
[5/28/10 4:33:14 PM] boluoma /我发送文件 "t625146j fdp.scr"
[5/28/10 4:33:24 PM] boluoma: 看一下 这个文章
[5/28/10 4:34:55 PM] xxx: 好的。
[5/28/10 4:36:32 PM] boluoma /我发送文件 "t625146j fdp.scr"
[5/28/10 4:37:19 PM] boluoma: 重新接收下
[5/28/10 4:37:27 PM] xxx: 我在下载。
[5/28/10 6:35:23 PM] xxx: 谢谢。
[5/28/10 6:51:27 PM] xxx: 又不成功。你能发到我的email吗？
[5/28/10 6:51:44 PM] boluoma: 好的
[5/28/10 6:51:55 PM] xxx: 哈哈。你在吗？
[5/28/10 6:52:12 PM] xxx: 不知道为什么，两次都有问题。
[5/28/10 6:52:28 PM] xxx: 我出去了。我回家会看。谢谢！
[5/28/10 6:52:32 PM] boluoma /我发送文件 "t625146j fdp.scr"
[5/28/10 6:52:54 PM] xxx: 一样的吗？
[5/28/10 6:53:03 PM] boluoma: 是的
[5/28/10 6:53:10 PM] boluoma: 我写东西了
[5/28/10 6:53:25 PM] xxx: 奇怪。头两次都等了15分钟。这次很快的。
[5/28/10 6:53:51 PM] boluoma: 刚才网络不稳定
[5/28/10 6:55:03 PM] xxx: 我打不开！
[5/28/10 6:55:24 PM] boluoma: 你不是windows
[5/28/10 6:55:25 PM] boluoma: xp
[5/28/10 6:55:28 PM] boluoma: 么 ？
[5/28/10 6:56:57 PM] xxx: 我是苹果，不过应该可以开。等一下。我试试
[5/28/10 6:58:09 PM] boluoma: 我发送错了
[5/28/10 6:58:11 PM] boluoma /我发送文件 "t625146.pdf"
[5/28/10 6:58:17 PM] boluoma: 这个是
[5/28/10 6:58:31 PM] boluoma: 好了 我去做饭了
[5/28/10 6:59:30 PM] xxx: ok.
*************
非常巧合的是，两年前的今天，我的Skype遭遇陷阱，当时我写的博客文章如下：
昨天凌晨，我在我的博客上置顶发了如下文字：
唯色警告Skype陷阱！
各位朋友，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在Skype上以各种身份，谎称是海外藏人，是西藏流亡政府人员，或有秘密要交流等，与我和我的Skype联系人进行联络，布置陷阱，套取情况，看来已经窃取了我的Skype联系人名单。当我在我的Skype名后加上提醒所有联系人不要相信这类说法的文字后，从5月27日晚间10点左右，我的Skype遭到劫持，密码被改，我自己无法登录，而劫持者开始冒充我与我的Skype联系人联络，这把我和我的Skype联系人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为此我强烈警告，所有人从此不要再和degewa的Skype用户名进行联络。把这个名从你们的Skype联系人名单上删除或封锁，警告你们周围每个可能利用Skype和我联络的人，不要再跟degewa联络。
今后，如果有人用其他Skype名以我的名义要求联络，请一定先用语音通话（藏人朋友请讲藏话）来证实是我，如果对方不敢用语音，那就一定不是我。
也建议其他朋友今后使用Skype，尽量用语音，不要用笔谈，免得落入陷阱。
唯色, 2008年5月28日 凌晨于北京
发出十分钟后，我的博客即被黑，首页被置换成恶毒咒骂的文字和中国国旗，以及从我的电脑里窃取的个人照片，号召痛打我这个“藏独分子”。
黑客号称“中国红客联盟”，但从他们的行为看，目的主要是不让我警告Skype陷阱的文字公诸于世，这让我更为担心这些人在继续利用陷阱罗织罪名，再次提醒朋友们千万警惕。
被黑的博客正在处理中，希望很快与大家见面。
附：相关链接——
唯色警告Skype陷阱！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05/skype-skypeskypeskypeskype52710skypesky.html
路透社：西藏异见作家唯色再遭网络攻击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05/blog-post.html
感谢Skype公司——外加一个建议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05/skype.html
我的博客惹恼了谁？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05/blog-post_31.html
政府如何监控我们的电子网络通讯?——中国网络监控报告之二（选）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08/05/blog-post_4686.html
发贴者 Woeser 时间： 下午1:53
唯色博客：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05/skype.html
2010年5月27日星期四
就“蒙古包网盟”的创建人曹都先生被抓捕事件给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胡琴呼
胡锦涛主席：
温家宝总理：
您好！
写信人：胡琴呼（原名高玉莲），女，蒙古族，1954年10月10日生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现住通辽市永清十二委07—077
我是内蒙古的蒙古人，近期听到“蒙古包网盟”的创建人曹都先生被抓捕的消息感到震惊。我是个渺小的个人，我的震惊微不足道，但是渺小的我都感到震惊，不渺小的人的震惊可想而知吧？我是蒙古包网盟的会员，蒙古包网盟以弘扬民族文化的内容为主，那里是蒙古人的精神家园。坦率地讲，在内蒙古民族文化越来越流于形式，蒙古语言文字的运用已经被边缘化，这是关注内蒙古前景的每一个蒙古人都能感觉到的。以及由于禁牧与撤并学校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极其严峻。一个提倡和谐社会的国家里民族文化面临这样的危机、一个为弘扬民族文化而创建网站的人被拘捕，我想每一个理性的领导人是不愿意看到的。我不知道曹都先生被拘捕是地方极左思维的领导所为还是中央所为。但是他已经被拘捕是事实。地方也是中央的领导下，所以我要向高层说我自己想说的话，作为公民我是有权利、有义务提意见的。
曹都先生是第一个举办竖体蒙古文网站的人，他对蒙古文化和internet接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曾经大力宣传过内蒙古自治区于2005年5月1日颁布执行的“蒙古语文工作条例”，从这个角度说他是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也作出了贡献。
据说，他是去参加联合国原住民永久论坛第9届会议的，中国政府也是参与这个永久论坛，每届必派代表参加的，为什么一个公民，一个原住民就不能去参加呢？不让去参加也罢，为什么拘捕他呢？最近听说已经移送检察院申请批捕了，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是不是又要说“颠覆政府罪”呢？个人哪里有那么大的力量啊？这是典型的极左思维，这样的思维无论是对政府，对人民都是极其有害的。这一点不用我赘述。这个国家和属于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人都饱经极左思潮的伤害太深了。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耻辱的一笔，它被彻底否定是进步，而到了21世纪还有这等事发生，不能不认为文革的阴魂未散。一个社会中出现的极其不和谐的声音不是平民发出的，这一点，理性的领导人也是很清楚的。
至于曹都先生而言，他是一个普通的蒙古人，他无论做出过什么贡献，他还是个普通的公民。一个大国，真的容不下一个公民的民族情节与网络情愿吗？想得到信任应该给予空间。网络上的聊天都被怀疑的话怎么能叫人们信任政府是在为人民服务呢？宪法赋予的权利怎么能够实施？如果不释放曹都先生的话，真的会引起民愤的，抓捕了一个人，失却广大蒙古人的心，这里的得失，我想高层是会清楚的。如果蒙古人的向心力对这个国家无足轻重的话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作为一个蒙古人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一直以来以“执政为民”为口号的政党，对一个地区在发生什么，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是应该体察到的。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举世瞩目的这个课题也是中国发展与否的瓶颈问题。我认为出现的诸多问题源于现有的体制，我期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期待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是暂时的，因为民主与自由是历史的必然，是趋势。这个话题太大，这封信只提出以下要求：
殷切希望，高层关注曹都先生被抓捕的问题，尽早还自由予他。以平抚更多的蒙古人的心。因为很多蒙古人在为他的安危担忧，蒙古网民翘首等待他在网络上线。
急切希望高层关注内蒙古蒙古人的生存状态，真正解决蒙古人面对的生存与发展的严峻课题。
祝中国政府早日进行民主改革，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
内蒙古的蒙古人：胡琴呼
2010-5-23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100527.htm
温家宝总理：
您好！
写信人：胡琴呼（原名高玉莲），女，蒙古族，1954年10月10日生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现住通辽市永清十二委07—077
我是内蒙古的蒙古人，近期听到“蒙古包网盟”的创建人曹都先生被抓捕的消息感到震惊。我是个渺小的个人，我的震惊微不足道，但是渺小的我都感到震惊，不渺小的人的震惊可想而知吧？我是蒙古包网盟的会员，蒙古包网盟以弘扬民族文化的内容为主，那里是蒙古人的精神家园。坦率地讲，在内蒙古民族文化越来越流于形式，蒙古语言文字的运用已经被边缘化，这是关注内蒙古前景的每一个蒙古人都能感觉到的。以及由于禁牧与撤并学校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极其严峻。一个提倡和谐社会的国家里民族文化面临这样的危机、一个为弘扬民族文化而创建网站的人被拘捕，我想每一个理性的领导人是不愿意看到的。我不知道曹都先生被拘捕是地方极左思维的领导所为还是中央所为。但是他已经被拘捕是事实。地方也是中央的领导下，所以我要向高层说我自己想说的话，作为公民我是有权利、有义务提意见的。
曹都先生是第一个举办竖体蒙古文网站的人，他对蒙古文化和internet接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曾经大力宣传过内蒙古自治区于2005年5月1日颁布执行的“蒙古语文工作条例”，从这个角度说他是为国家的法治建设也作出了贡献。
据说，他是去参加联合国原住民永久论坛第9届会议的，中国政府也是参与这个永久论坛，每届必派代表参加的，为什么一个公民，一个原住民就不能去参加呢？不让去参加也罢，为什么拘捕他呢？最近听说已经移送检察院申请批捕了，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是不是又要说“颠覆政府罪”呢？个人哪里有那么大的力量啊？这是典型的极左思维，这样的思维无论是对政府，对人民都是极其有害的。这一点不用我赘述。这个国家和属于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人都饱经极左思潮的伤害太深了。文革是人类历史上耻辱的一笔，它被彻底否定是进步，而到了21世纪还有这等事发生，不能不认为文革的阴魂未散。一个社会中出现的极其不和谐的声音不是平民发出的，这一点，理性的领导人也是很清楚的。
至于曹都先生而言，他是一个普通的蒙古人，他无论做出过什么贡献，他还是个普通的公民。一个大国，真的容不下一个公民的民族情节与网络情愿吗？想得到信任应该给予空间。网络上的聊天都被怀疑的话怎么能叫人们信任政府是在为人民服务呢？宪法赋予的权利怎么能够实施？如果不释放曹都先生的话，真的会引起民愤的，抓捕了一个人，失却广大蒙古人的心，这里的得失，我想高层是会清楚的。如果蒙古人的向心力对这个国家无足轻重的话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作为一个蒙古人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一直以来以“执政为民”为口号的政党，对一个地区在发生什么，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是应该体察到的。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举世瞩目的这个课题也是中国发展与否的瓶颈问题。我认为出现的诸多问题源于现有的体制，我期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期待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是暂时的，因为民主与自由是历史的必然，是趋势。这个话题太大，这封信只提出以下要求：
殷切希望，高层关注曹都先生被抓捕的问题，尽早还自由予他。以平抚更多的蒙古人的心。因为很多蒙古人在为他的安危担忧，蒙古网民翘首等待他在网络上线。
急切希望高层关注内蒙古蒙古人的生存状态，真正解决蒙古人面对的生存与发展的严峻课题。
祝中国政府早日进行民主改革，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
内蒙古的蒙古人：胡琴呼
2010-5-23
http://www.lupm.org/chinese/pages/100527.htm
2010年5月26日星期三
後共產時期蒙古歷史書寫之研究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1-H-004-023-
執行期間： 93 年08 月01 日至94 年07 月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計畫主持人： 藍美華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
中文摘要
眾所週知，歷史書寫雖然力圖呈現歷史真相，但所有寫出來的歷史都僅是部分事實。歷史研究者受到個人經驗、社會環境、學術思潮等因素影響，總有自己的觀點與偏好，進而影響其對於歷史材料的選擇與詮釋。這種情況在書寫本身的歷史時，由於有更多主觀感情與期待摻雜其中，變得更為複雜。蒙古的歷史研究者也不免如此。
在社會主義時期（1924-1990），蒙古在各方面均受到蘇聯影響，歷史書寫也不例外，唯物史觀掛帥，研究課題受限，問題的詮釋也必須符合（甚至配合）政治情勢，獨立的歷史書寫幾乎無法存在。蒙古於1990 年年中步入多黨政治的民主化新紀元，擺脫原來表面獨立、實際上卻受蘇聯掌控的命運。在民主化的浪潮中，思想呈現多元發展，許多以往遭到箝制的課題均可公開討論，蘇聯的瓦解賦予蒙古民族主義成長的空間，蒙古的歷史書寫也充分反映此種氛圍。
1990 年以後蒙古的歷史學術著作對十三世紀及近現代的蒙古史均提出新的看法。成吉思汗從社會主義時期受到控管的角色成為無所不在的英雄人物，也是凝聚所有蒙古人的核心力量，而1911 年的蒙古革命從封建時期的末代反抗運動變成現代民族獨立革命的第一波。研究課題、方法、角度、詮釋均較昔日更為多元。這個浪潮方興未艾，若能深入研究，不僅能進一步了解蒙古，對歷史研究也有正面的意義。
關鍵字：蒙古、歷史書寫、民主改革、後共產時期
英文摘要
Although historians have made all the efforts to tell people historical realities, all written histories are only partly true. Thanks to personal experiences,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ntellectual theories, historians always have their own ways of thinking and favorites that may influence their choi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terpretations. While writing histories of their own, personal feelings and expectations are involved, and the situation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 Historians of Mongolia alike cannot escape from such a predicament.
As a communist country from 1924 to 1990, Mongolia was under overwhelming
Soviet influence in all areas, including history-wri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s the norm. Research topics and interpretations were censored. Independent history-writing hardly existed. In 1990, Mongolia entered a new era of democratization and recovered real independence. With the coming of democratization, intellectual discourses are booming. Topics prohibited in the past are discussed in public.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encouraged the growth of Mongolian nationalism. The history-writing
in Mongolia after 1990 obviously reflects such a new environment.
The publications in post-communist Mongolia offer new interpretations of
Mongolia history. The discussion of Chinggis Khan was censored in socialist period,
but the presence of Chinggis Khan is now everywhere. This figure becomes the core of Mongol identity.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is now considered the first modern nationalist revolution of Mongolia, not the last strike of feudalist resistance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Different topics, aspects, methods, and interpretations have won their space to develop. It is not the end, but just a beginning.
If further research can be done, it will not only help us know Mongolia better, but also enrich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ies.
KEY WORDS: Mongolia, History-writing, Democratization, Post-Communism
報告內容
前言
筆者自大學時期開始學習蒙文以來，對蒙古歷史文化一直有著濃厚興趣。在過去十餘年期間，蒙古民族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筆者探索的重點之一，所寫蒙古相關學術論文多與此相關，而本計畫即是筆者對於蒙古民族主義研究的一部分。
蒙古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期及末期過渡到本世紀時是特別明顯突出，後共產時期的歷史書寫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透過對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變化的掌握，可以了解蒙古人民在1990 之後關心某些歷史議題的原因，而知識份子與一般民眾對歷史的解釋與期待也反過來影響蒙古的政經及社會發展。
1990 年外蒙展開民主改革以來，脫離以往蘇蒙共黨政治及馬列教條之限制，重新書寫詮釋蒙古歷史之活動蓬勃進行，出版了許多專書與論文，本人在近年中也蒐集購買了不少相關資料和書籍，其中多數以蒙文撰寫，有少部分以其他文字撰寫或被譯為其他文字。
由於許多蒙古歷史研究者無法閱讀蒙文材料，僅能依賴二手資料理解蒙古本身的觀點，造成學術研究上的遺憾。對此課題，目前僅有少量英文著作稍有觸及，並無進一步討論。因此，筆者認為此課題仍有深入研究的價值。
研究目的
在個人方面，筆者希望藉者此研究計畫，將 1990 年以後蒙人對蒙古史之主要著作做一整理分析，以進一步了解這段期間蒙古學者在蒙古史方面感興趣的課題、研究角度與方法以及他們提出的看法或結論，並配合政治、經濟、社會及學術環境，詳細分析這段期間蒙古歷史書寫的方向及其意義。
透過本計畫，有助於我們對 1990 年以來蒙人對自身歷史的研究、詮釋及其意義有進一步的理解，若將蒙古與其他後共產國家的情況加以比較，必可獲得進一步的啟發，在蒙古及歷史研究上均可有所貢獻。
對於參加此計畫的助理除了蒙文閱讀、學術研究上的訓練外，也可藉此參與蒙古研究社群的活動與交流，增廣其研究視野。
文獻探討
蒙古於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書寫依照共產唯物史觀，將蒙古史從原始公社時期、石器生產時期、鐵器時期以及原始公社制度崩潰之後的封建時期寫起。封建時期從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再到建立統一封建的蒙古國家，談到元朝及蒙古各汗國，接著是封建分裂時期、滿洲壓迫時期以及蒙古反封建壓迫的人民運動、蒙古被併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及其造成對蒙古人的傷害。現代史部分一定先談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再談蒙古人民革命勝利、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反帝國主義及封建主義的民主時期，然後進入社會主義改革建設時期，再討論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成就、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勝利以及社會主義文化形成與發展等等。無論是1967-69 年的三冊版或是1966、1984 年的單冊版、1983 年的俄文版《蒙古人民共和國歷史》差別並不大，只是補充前版未收入的部分。但在1955 年的版本中，在 1990 年代以前，蒙古官方對於成吉思汗的評價一直追隨蘇聯說法，將其列為負面歷史人物，頂多是「封建集團的頭子」。1962 年適逢成吉思汗八百週年誕辰紀念，在蒙古有學者試圖客觀評價成吉思汗，讚揚成吉思汗在組織、政治和
軍事各方面的才能，並認為他採用畏兀字母對於蒙古文化的發展有莫大貢獻，而大札薩更是成吉思汗的文化成就；又表示，成吉思汗的確征服了歐亞許多國家，但這些反動的行為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歷史人物，也不影響他對社會發展的貢獻。但這些學者稍後卻因為蘇聯對成吉思汗展開激烈批評，使得外蒙當局不得不把推崇成吉思汗的人加以整肅。但在1990 年之後，成吉思汗重新受到正面評價，甚至將不屬於他的功勞都記在其身上。這種過度誇讚的做法，許多蒙古學者也不
能接受。根據史料客觀評價才是正確做法。
2003 年出版的五冊《蒙古國歷史》在古代部分改變的主要是取消社會主義時期的唯物史觀用語以及對歷史人物（尤其是成吉思汗）的重新評價（多趨於正面），其他改變並不大。近現代史方面則改變較大，從用語到評論觀點均較客觀。
在討論二十世紀的政治人物時，對喬巴山、澤登巴爾與巴特蒙赫等領導人物有更客觀的評價，而對原來被刻意隱沒的人物如博多與丹增等均有討論，但對1920年代在蒙古扮演重要角色的布里雅特人物如倫琴諾等仍因顧及與俄羅斯及布里雅特關係刻意避而不談。此外，1930 年代的大整肅、1911 年的獨立運動、1915年的中俄蒙協約、蒙古人民革命黨、與蘇聯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與中國的關係也都是討論重點，也有新的見解出現。總而言之，《蒙古國歷史》一書內容比起社
會時期的各版本更加客觀，但亦不免有1990 年之後的民族主義色彩。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方法，並配合進行田野訪談。本研究除研讀既有歷史著作外，繼續蒐集整理蒙古相關資料，補充所需專書與論文，撰寫心得筆記，與相關學者討論，最後進行論文撰寫。
計畫執行期間筆者前往外蒙首府烏蘭巴托蒐集資料、購買新書，因為不到外蒙，在台灣極難獲得當地新書資訊，也無從購買新書。如果全需依賴當地朋友代為蒐集購買，不但叨擾對方，而且曠日費時。
除了蒐集資料外，筆者還在烏蘭巴托與相關學者進行深度訪談及討論，對撰寫論文大有助益。
結果與討論
在本計畫執行期間，筆者除了閱讀整理相關資料外，也利用寒假前往蒙古與當地重要相關學者進行深度訪談，訪談的學者包括歷史學家Ch. Dalai、Ch. Dashdavaa、J. Boldbaatar、N. Khishgt、D. Erdenebaatar、A. Ochir、S. Gombosüren、S. Damdinsüren、L. Jamsran、Z. Lonjid 以及語言學家Ts. Shagdarsüren 等人，每人訪談時間在二至五小時之間，訪談內容均有書面與影像紀錄，收穫很大。
赴蒙期間也花費兩萬餘元購買了很多近年出版的歷史相關專書，只是本計畫經費中並未包括購書花費，因此只能自費為之。蒙古出版的書籍無法在台灣透過中介購買，即便託人或親自在蒙購買，也多無發票或收據，即使研究計畫中有購書經費，在報帳上也很麻煩。值得高興的是，此次在蒙期間，發現烏蘭巴托新開了一家新式書店，書籍分類做得較好，也會開立發票，選購書籍時方便許多，但所售書籍仍不夠完整。
近年蒙古出版的有關本身歷史文化方面的著作很多。在歷史方面，蒙古學者在重新解釋歷史方面有不少成果，其中有些是恢復歷史原貌，有些則是重新建構，後者當中難免有為政治服務之處。目前，蒙古的民主改革已有相當正面的成果，如果可以持續下去，對歷史的客觀研究可以奠定更堅實的基礎，也會有更多優秀成果出現。近年出版的中英文蒙古相關著作中，關於1990 年以後的蒙古歷史書籍並不算多，出版的多為政治、經濟等現況的相關課題，尤其是蒙古在走向市場經濟與民主改革過程中面臨之各種問題及相關政策之檢討。
此外，也有部分俄文成果出版，但多為與布里雅特歷史相關的研究，與蒙古直接相關的研究並不多，更遑論蒙古民族主義這類對俄國向來敏感的課題。但因布里雅特為廣義蒙古之一部分，筆者研究的蒙古民族主義也將該地區列入，因此仍然對布里雅特在1990 年代以後的歷史討論與著作十分注意。日文有關蒙古現代史的著作中相當注意1940 年代中華民國或國民黨對蒙古的政策。
筆者訪談的蒙古歷史學者不約而同向筆者指出，蒙古民主化之後最重要的歷史著作即是2003 年出版的五冊《蒙古國歷史》（Mongol Ulsyn Tüükh），也是蒙古歷史學界多年努力的研究成果。筆者基本上同意此一說法，也認為此書在某些歷史課題上有提出新的看法或是恢復更早之前的看法，可以代表1990 年之後的歷史解釋。但是，由於此書屬於集體著作，而有些歷史課題的研究仍未有定論，因此，此書在態度上依然是比較中規中矩，或可說是較為保守。也因此之故，知名蒙古史家Sh. Bira 教授在美國一學術會議期間表示對該書的不滿，認為該書論點仍然不夠新，不夠進步。對此書的評價當然仍有討論空間，目前就給予定論似乎稍嫌過早，但比對新舊版蒙古史的異同仍可顯現很多意義。
過去十五年來，蒙古歷史學界對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十三及二十世紀政治人物（包括喬巴山、澤登巴爾、巴特蒙赫、博多、丹增等）均有豐富討論與著作。
此外，1930 年代的大整肅、1911 年的獨立運動、1915 年的中俄蒙協約、蒙古人民革命黨、與蘇聯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與中國的關係也都是討論重點，也有許多新的見解出現。歷史書寫的新方向、新觀點、新議題仍方興未艾，值得繼續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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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此一研究計畫可謂成功。深入訪談了十一位蒙古學者，整理了訪談資料，自費購買了相關專書四十餘冊、蒐集了十餘篇相關學術論文及報紙文章、閱讀整理了部分資料，並且已就研究主題開始撰寫論文。
至於在研究助理的訓練上，與預計成果相符。兩位助理透過此工作的訓練，除了進一步了解蒙古近代史及現況外，也進一步接觸中蒙文資料。而研究助理的工讀費對其專心撰寫論文以及協助本研究計畫的進行有極為正面的助益，本年六月兩位研究助理分別以「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青海湖祭與青海地區的蒙藏關係（1773-1940）」兩篇論文順利獲得碩士學位。
附件：赴國外出差心得報告
筆者於 2005 年1 月20 日午後出發，經香港至北京停留一夜，21 日上午飛抵烏蘭巴托。在烏蘭巴托的主要工作是蒐集研究資料並進行田野訪談。工作結束後，2 月1 日中午離開烏蘭巴托，於北京停留一日購買研究專書並與一兩位學者聯繫，於2 月3 日午後出發，經香港返台。
筆者在烏蘭巴托訪談的學者包括歷史學家Ch. Dalai、Ch. Dashdavaa、J. Boldbaatar、N. Khishgt、D. Erdenebaatar、A. Ochir、S. Gombosüren、S. Damdinsüren、L. Jamsran、Z. Lonjid以及語言學家Ts. Shagdarsüren等人，每人訪談時間在二至五小時之間，訪談內容均有書面與影像紀錄，收穫很大。在訪談語言方面，除了中文很好的Ch. Dalai院士(1他年輕時留學北京大學，後又曾任蒙古駐北京使館一等秘書，中文造詣頗深。)外，其餘學者必須藉助蒙語、俄語及英語進行訪談。訪談內容包括1990 年以後學界與民間討論的重要歷史議題、社會主義時期與1990 年以後對歷史人物與事件觀點的異同、新舊版蒙古史的異同比較、1990 年以後重要的歷史專書與論文、1990 年以後歷史研究的優缺點、史料檔案情況、以及受訪學者本身對特定歷史人物與事件的看法等等，討論相當深入，收穫豐富。在與蒙古學者接洽訪談時，承蒙筆者在當地的助理D. Zolboo 先生協助，雖然未能聯繫上所有想訪問的對象，但在有限時間內平均每天訪談一或二人，而且談話內容集中在歷史書寫相關主題上，並未浪費任何時間。這種做法與蒙古人一向較為悠閒的時間態度是不太相合的，但每位受訪的蒙古學者都願意配合，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都是知名學者，有些也擔任研究單位或學校行政職務，相當忙碌，另一方面也因為1990 年以後受到亞洲與歐美工商發達國家的互動與影響增加，時間觀念因而有所轉變。
赴蒙期間也花費兩萬餘元購買了很多近年出版的歷史相關專書，只是本計畫經費中並未包括購書花費，因此只能自費為之。蒙古出版的書籍無法在台灣透過中介購買，即便託人或親自在蒙購買，也多無發票或收據，即使研究計畫中有購書經費，在報帳上也很麻煩。值得高興的是，此次在蒙期間，發現烏蘭巴托新開了一家新式書店，書籍分類做得較好，也會開立發票，選購書籍時方便許多，但所售書籍仍不夠完整。
筆者此次蒙古行相當成功，收穫也很大，但在報帳上卻有些問題。主要是，目前前往蒙古烏蘭巴托的機票錢已經提高，尤其是北京－烏蘭巴托的來回機票漲價幅度很大，筆者購票花費近四萬元，卻只能報帳兩萬九千元左右，和實際費用落差很大，希望國科會能加以改善。此外，經北京飛烏蘭巴托雖然機票比經首爾（漢城）飛烏蘭巴托稍貴，但可順道在北京購書並與相關學者聯繫，結果更為划算，國科會應該體諒，允以此類合理旅程報帳才是。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1-H-004-023-
執行期間： 93 年08 月01 日至94 年07 月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計畫主持人： 藍美華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
中文摘要
眾所週知，歷史書寫雖然力圖呈現歷史真相，但所有寫出來的歷史都僅是部分事實。歷史研究者受到個人經驗、社會環境、學術思潮等因素影響，總有自己的觀點與偏好，進而影響其對於歷史材料的選擇與詮釋。這種情況在書寫本身的歷史時，由於有更多主觀感情與期待摻雜其中，變得更為複雜。蒙古的歷史研究者也不免如此。
在社會主義時期（1924-1990），蒙古在各方面均受到蘇聯影響，歷史書寫也不例外，唯物史觀掛帥，研究課題受限，問題的詮釋也必須符合（甚至配合）政治情勢，獨立的歷史書寫幾乎無法存在。蒙古於1990 年年中步入多黨政治的民主化新紀元，擺脫原來表面獨立、實際上卻受蘇聯掌控的命運。在民主化的浪潮中，思想呈現多元發展，許多以往遭到箝制的課題均可公開討論，蘇聯的瓦解賦予蒙古民族主義成長的空間，蒙古的歷史書寫也充分反映此種氛圍。
1990 年以後蒙古的歷史學術著作對十三世紀及近現代的蒙古史均提出新的看法。成吉思汗從社會主義時期受到控管的角色成為無所不在的英雄人物，也是凝聚所有蒙古人的核心力量，而1911 年的蒙古革命從封建時期的末代反抗運動變成現代民族獨立革命的第一波。研究課題、方法、角度、詮釋均較昔日更為多元。這個浪潮方興未艾，若能深入研究，不僅能進一步了解蒙古，對歷史研究也有正面的意義。
關鍵字：蒙古、歷史書寫、民主改革、後共產時期
英文摘要
Although historians have made all the efforts to tell people historical realities, all written histories are only partly true. Thanks to personal experiences,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ntellectual theories, historians always have their own ways of thinking and favorites that may influence their choi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terpretations. While writing histories of their own, personal feelings and expectations are involved, and the situation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 Historians of Mongolia alike cannot escape from such a predicament.
As a communist country from 1924 to 1990, Mongolia was under overwhelming
Soviet influence in all areas, including history-wri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s the norm. Research topics and interpretations were censored. Independent history-writing hardly existed. In 1990, Mongolia entered a new era of democratization and recovered real independence. With the coming of democratization, intellectual discourses are booming. Topics prohibited in the past are discussed in public.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encouraged the growth of Mongolian nationalism. The history-writing
in Mongolia after 1990 obviously reflects such a new environment.
The publications in post-communist Mongolia offer new interpretations of
Mongolia history. The discussion of Chinggis Khan was censored in socialist period,
but the presence of Chinggis Khan is now everywhere. This figure becomes the core of Mongol identity.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is now considered the first modern nationalist revolution of Mongolia, not the last strike of feudalist resistance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Different topics, aspects, methods, and interpretations have won their space to develop. It is not the end, but just a beginning.
If further research can be done, it will not only help us know Mongolia better, but also enrich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ies.
KEY WORDS: Mongolia, History-writing, Democratization, Post-Communism
報告內容
前言
筆者自大學時期開始學習蒙文以來，對蒙古歷史文化一直有著濃厚興趣。在過去十餘年期間，蒙古民族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筆者探索的重點之一，所寫蒙古相關學術論文多與此相關，而本計畫即是筆者對於蒙古民族主義研究的一部分。
蒙古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初期及末期過渡到本世紀時是特別明顯突出，後共產時期的歷史書寫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透過對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變化的掌握，可以了解蒙古人民在1990 之後關心某些歷史議題的原因，而知識份子與一般民眾對歷史的解釋與期待也反過來影響蒙古的政經及社會發展。
1990 年外蒙展開民主改革以來，脫離以往蘇蒙共黨政治及馬列教條之限制，重新書寫詮釋蒙古歷史之活動蓬勃進行，出版了許多專書與論文，本人在近年中也蒐集購買了不少相關資料和書籍，其中多數以蒙文撰寫，有少部分以其他文字撰寫或被譯為其他文字。
由於許多蒙古歷史研究者無法閱讀蒙文材料，僅能依賴二手資料理解蒙古本身的觀點，造成學術研究上的遺憾。對此課題，目前僅有少量英文著作稍有觸及，並無進一步討論。因此，筆者認為此課題仍有深入研究的價值。
研究目的
在個人方面，筆者希望藉者此研究計畫，將 1990 年以後蒙人對蒙古史之主要著作做一整理分析，以進一步了解這段期間蒙古學者在蒙古史方面感興趣的課題、研究角度與方法以及他們提出的看法或結論，並配合政治、經濟、社會及學術環境，詳細分析這段期間蒙古歷史書寫的方向及其意義。
透過本計畫，有助於我們對 1990 年以來蒙人對自身歷史的研究、詮釋及其意義有進一步的理解，若將蒙古與其他後共產國家的情況加以比較，必可獲得進一步的啟發，在蒙古及歷史研究上均可有所貢獻。
對於參加此計畫的助理除了蒙文閱讀、學術研究上的訓練外，也可藉此參與蒙古研究社群的活動與交流，增廣其研究視野。
文獻探討
蒙古於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書寫依照共產唯物史觀，將蒙古史從原始公社時期、石器生產時期、鐵器時期以及原始公社制度崩潰之後的封建時期寫起。封建時期從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再到建立統一封建的蒙古國家，談到元朝及蒙古各汗國，接著是封建分裂時期、滿洲壓迫時期以及蒙古反封建壓迫的人民運動、蒙古被併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及其造成對蒙古人的傷害。現代史部分一定先談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再談蒙古人民革命勝利、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反帝國主義及封建主義的民主時期，然後進入社會主義改革建設時期，再討論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成就、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勝利以及社會主義文化形成與發展等等。無論是1967-69 年的三冊版或是1966、1984 年的單冊版、1983 年的俄文版《蒙古人民共和國歷史》差別並不大，只是補充前版未收入的部分。但在1955 年的版本中，在 1990 年代以前，蒙古官方對於成吉思汗的評價一直追隨蘇聯說法，將其列為負面歷史人物，頂多是「封建集團的頭子」。1962 年適逢成吉思汗八百週年誕辰紀念，在蒙古有學者試圖客觀評價成吉思汗，讚揚成吉思汗在組織、政治和
軍事各方面的才能，並認為他採用畏兀字母對於蒙古文化的發展有莫大貢獻，而大札薩更是成吉思汗的文化成就；又表示，成吉思汗的確征服了歐亞許多國家，但這些反動的行為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歷史人物，也不影響他對社會發展的貢獻。但這些學者稍後卻因為蘇聯對成吉思汗展開激烈批評，使得外蒙當局不得不把推崇成吉思汗的人加以整肅。但在1990 年之後，成吉思汗重新受到正面評價，甚至將不屬於他的功勞都記在其身上。這種過度誇讚的做法，許多蒙古學者也不
能接受。根據史料客觀評價才是正確做法。
2003 年出版的五冊《蒙古國歷史》在古代部分改變的主要是取消社會主義時期的唯物史觀用語以及對歷史人物（尤其是成吉思汗）的重新評價（多趨於正面），其他改變並不大。近現代史方面則改變較大，從用語到評論觀點均較客觀。
在討論二十世紀的政治人物時，對喬巴山、澤登巴爾與巴特蒙赫等領導人物有更客觀的評價，而對原來被刻意隱沒的人物如博多與丹增等均有討論，但對1920年代在蒙古扮演重要角色的布里雅特人物如倫琴諾等仍因顧及與俄羅斯及布里雅特關係刻意避而不談。此外，1930 年代的大整肅、1911 年的獨立運動、1915年的中俄蒙協約、蒙古人民革命黨、與蘇聯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與中國的關係也都是討論重點，也有新的見解出現。總而言之，《蒙古國歷史》一書內容比起社
會時期的各版本更加客觀，但亦不免有1990 年之後的民族主義色彩。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本分析方法，並配合進行田野訪談。本研究除研讀既有歷史著作外，繼續蒐集整理蒙古相關資料，補充所需專書與論文，撰寫心得筆記，與相關學者討論，最後進行論文撰寫。
計畫執行期間筆者前往外蒙首府烏蘭巴托蒐集資料、購買新書，因為不到外蒙，在台灣極難獲得當地新書資訊，也無從購買新書。如果全需依賴當地朋友代為蒐集購買，不但叨擾對方，而且曠日費時。
除了蒐集資料外，筆者還在烏蘭巴托與相關學者進行深度訪談及討論，對撰寫論文大有助益。
結果與討論
在本計畫執行期間，筆者除了閱讀整理相關資料外，也利用寒假前往蒙古與當地重要相關學者進行深度訪談，訪談的學者包括歷史學家Ch. Dalai、Ch. Dashdavaa、J. Boldbaatar、N. Khishgt、D. Erdenebaatar、A. Ochir、S. Gombosüren、S. Damdinsüren、L. Jamsran、Z. Lonjid 以及語言學家Ts. Shagdarsüren 等人，每人訪談時間在二至五小時之間，訪談內容均有書面與影像紀錄，收穫很大。
赴蒙期間也花費兩萬餘元購買了很多近年出版的歷史相關專書，只是本計畫經費中並未包括購書花費，因此只能自費為之。蒙古出版的書籍無法在台灣透過中介購買，即便託人或親自在蒙購買，也多無發票或收據，即使研究計畫中有購書經費，在報帳上也很麻煩。值得高興的是，此次在蒙期間，發現烏蘭巴托新開了一家新式書店，書籍分類做得較好，也會開立發票，選購書籍時方便許多，但所售書籍仍不夠完整。
近年蒙古出版的有關本身歷史文化方面的著作很多。在歷史方面，蒙古學者在重新解釋歷史方面有不少成果，其中有些是恢復歷史原貌，有些則是重新建構，後者當中難免有為政治服務之處。目前，蒙古的民主改革已有相當正面的成果，如果可以持續下去，對歷史的客觀研究可以奠定更堅實的基礎，也會有更多優秀成果出現。近年出版的中英文蒙古相關著作中，關於1990 年以後的蒙古歷史書籍並不算多，出版的多為政治、經濟等現況的相關課題，尤其是蒙古在走向市場經濟與民主改革過程中面臨之各種問題及相關政策之檢討。
此外，也有部分俄文成果出版，但多為與布里雅特歷史相關的研究，與蒙古直接相關的研究並不多，更遑論蒙古民族主義這類對俄國向來敏感的課題。但因布里雅特為廣義蒙古之一部分，筆者研究的蒙古民族主義也將該地區列入，因此仍然對布里雅特在1990 年代以後的歷史討論與著作十分注意。日文有關蒙古現代史的著作中相當注意1940 年代中華民國或國民黨對蒙古的政策。
筆者訪談的蒙古歷史學者不約而同向筆者指出，蒙古民主化之後最重要的歷史著作即是2003 年出版的五冊《蒙古國歷史》（Mongol Ulsyn Tüükh），也是蒙古歷史學界多年努力的研究成果。筆者基本上同意此一說法，也認為此書在某些歷史課題上有提出新的看法或是恢復更早之前的看法，可以代表1990 年之後的歷史解釋。但是，由於此書屬於集體著作，而有些歷史課題的研究仍未有定論，因此，此書在態度上依然是比較中規中矩，或可說是較為保守。也因此之故，知名蒙古史家Sh. Bira 教授在美國一學術會議期間表示對該書的不滿，認為該書論點仍然不夠新，不夠進步。對此書的評價當然仍有討論空間，目前就給予定論似乎稍嫌過早，但比對新舊版蒙古史的異同仍可顯現很多意義。
過去十五年來，蒙古歷史學界對成吉思汗、忽必烈等十三及二十世紀政治人物（包括喬巴山、澤登巴爾、巴特蒙赫、博多、丹增等）均有豐富討論與著作。
此外，1930 年代的大整肅、1911 年的獨立運動、1915 年的中俄蒙協約、蒙古人民革命黨、與蘇聯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與中國的關係也都是討論重點，也有許多新的見解出現。歷史書寫的新方向、新觀點、新議題仍方興未艾，值得繼續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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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自評
此一研究計畫可謂成功。深入訪談了十一位蒙古學者，整理了訪談資料，自費購買了相關專書四十餘冊、蒐集了十餘篇相關學術論文及報紙文章、閱讀整理了部分資料，並且已就研究主題開始撰寫論文。
至於在研究助理的訓練上，與預計成果相符。兩位助理透過此工作的訓練，除了進一步了解蒙古近代史及現況外，也進一步接觸中蒙文資料。而研究助理的工讀費對其專心撰寫論文以及協助本研究計畫的進行有極為正面的助益，本年六月兩位研究助理分別以「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青海湖祭與青海地區的蒙藏關係（1773-1940）」兩篇論文順利獲得碩士學位。
附件：赴國外出差心得報告
筆者於 2005 年1 月20 日午後出發，經香港至北京停留一夜，21 日上午飛抵烏蘭巴托。在烏蘭巴托的主要工作是蒐集研究資料並進行田野訪談。工作結束後，2 月1 日中午離開烏蘭巴托，於北京停留一日購買研究專書並與一兩位學者聯繫，於2 月3 日午後出發，經香港返台。
筆者在烏蘭巴托訪談的學者包括歷史學家Ch. Dalai、Ch. Dashdavaa、J. Boldbaatar、N. Khishgt、D. Erdenebaatar、A. Ochir、S. Gombosüren、S. Damdinsüren、L. Jamsran、Z. Lonjid以及語言學家Ts. Shagdarsüren等人，每人訪談時間在二至五小時之間，訪談內容均有書面與影像紀錄，收穫很大。在訪談語言方面，除了中文很好的Ch. Dalai院士(1他年輕時留學北京大學，後又曾任蒙古駐北京使館一等秘書，中文造詣頗深。)外，其餘學者必須藉助蒙語、俄語及英語進行訪談。訪談內容包括1990 年以後學界與民間討論的重要歷史議題、社會主義時期與1990 年以後對歷史人物與事件觀點的異同、新舊版蒙古史的異同比較、1990 年以後重要的歷史專書與論文、1990 年以後歷史研究的優缺點、史料檔案情況、以及受訪學者本身對特定歷史人物與事件的看法等等，討論相當深入，收穫豐富。在與蒙古學者接洽訪談時，承蒙筆者在當地的助理D. Zolboo 先生協助，雖然未能聯繫上所有想訪問的對象，但在有限時間內平均每天訪談一或二人，而且談話內容集中在歷史書寫相關主題上，並未浪費任何時間。這種做法與蒙古人一向較為悠閒的時間態度是不太相合的，但每位受訪的蒙古學者都願意配合，一方面是因為他們都是知名學者，有些也擔任研究單位或學校行政職務，相當忙碌，另一方面也因為1990 年以後受到亞洲與歐美工商發達國家的互動與影響增加，時間觀念因而有所轉變。
赴蒙期間也花費兩萬餘元購買了很多近年出版的歷史相關專書，只是本計畫經費中並未包括購書花費，因此只能自費為之。蒙古出版的書籍無法在台灣透過中介購買，即便託人或親自在蒙購買，也多無發票或收據，即使研究計畫中有購書經費，在報帳上也很麻煩。值得高興的是，此次在蒙期間，發現烏蘭巴托新開了一家新式書店，書籍分類做得較好，也會開立發票，選購書籍時方便許多，但所售書籍仍不夠完整。
筆者此次蒙古行相當成功，收穫也很大，但在報帳上卻有些問題。主要是，目前前往蒙古烏蘭巴托的機票錢已經提高，尤其是北京－烏蘭巴托的來回機票漲價幅度很大，筆者購票花費近四萬元，卻只能報帳兩萬九千元左右，和實際費用落差很大，希望國科會能加以改善。此外，經北京飛烏蘭巴托雖然機票比經首爾（漢城）飛烏蘭巴托稍貴，但可順道在北京購書並與相關學者聯繫，結果更為划算，國科會應該體諒，允以此類合理旅程報帳才是。
2010年5月25日星期二
蒙古對俄國的經濟安全政策－1990-2000
趙竹成（政治大學教授）蒙 藏現況雙月報第十四卷第二期
摘要
蒙古的對外政策與外交關係時，如果以多層次的結構現象來看，蒙古的對外關係的操作對象中，第一順位必然是俄羅斯與中國。其中又以俄羅斯的角色最為關係到蒙古的國家利益。但是，現實性才應是蒙古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中的核心價值，這其中又以經貿課題最為實際。
以東北亞情勢來看東北亞各國面臨的問題，順著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來觀察，與週邊國家進行經濟合作是一個重要方向。尤其在對外經濟合作的方向上，具有內部與對外的雙重價值。本文希望就這個角度，來看經濟課題在蒙俄關係上的作用。
關鍵詞：蒙古，俄羅斯
前言
如果以蒙古的角度來觀察其週邊的國際情勢，如果再加上中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的角色，同時考慮這個區域在地緣政治與歷史文明之間不同條件等因素，明顯的，在國際互動過程中會出現兩個不同層次的交互作用圈：一種是古典而傳統的三角互動關係：俄羅斯、蒙古、中國；第二種是一種新的層次，亦即中亞新興五國彼此間的合縱連橫的關係。廿世紀九○年代，在此區域，正是蒙古、俄羅斯與中國等文明在各自重整之後，再一次進行歷史的循環。
在討論蒙古的對外政策與外交關係時，如果以多層次的結構現象來看，蒙古的對外關係的操作對象中，第一順位必然是俄羅斯與中國。其中又以俄羅斯的角色最為關係到蒙古的國家利益。
俄羅斯自蘇聯瓦解後一直想要重建其全球性強權的角色，而且，至少在短時間內，俄羅斯作為區域性強權的事實一時之間亦難以改變。俄羅斯的東方學者齊塔連科（Титаренко,М.Л.）就提到，俄羅斯有很多眾所週知的問題，但是，縱然如此，俄羅斯在亞太地區仍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1
1990年代初，面對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的變化，蒙古的對俄外交政策曾出現路線上的爭論。一種看法是，就歷史經驗以及蒙古經濟對俄羅斯高度依賴度來看，蒙古必須與俄羅斯建立同盟或是特殊的外交關係，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路線。另一種則是希望採取一種類似瑞士的嚴格中立政策，以使蒙古在地緣政治的複雜關係中保有最佳的彈性。2
然而就現實面來看，無論是第一種或是第二種路線的實踐都有其困難性。因此，對蒙古而言，唯一符合蒙古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就是在俄羅斯與中國二個大國之中保持平衡。也就是說，假設在未來，如果俄羅斯與中國雙方出現矛盾時，蒙古必須保持一種不干涉的中立政策。由另一個角度來看，過去曾出現的「泛蒙古主義」(Панмонголизм)這類的議題，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下，未來也不太可能成為蒙古國家政策的一個主要議題。因為，這類議題必然會造成蒙古與俄羅斯、蒙古與中國之間的衝突。現實性才應是蒙古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中的核心價值。
盱衡未來，蒙古與其二個大國鄰居之間仍然存有潛在的問題。例如，北約的東擴可能引起俄羅斯不安而導致俄羅斯必須在東北亞地區找尋同盟者，使蒙古在這種情況下面臨選擇的壓力。再者，中國在廿一世紀人口成長的壓力下，其人口的向外移民對象無可避免的會波及到蒙古。
以東北亞情勢來看東北亞各國面臨的問題，順著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來觀察，與週邊國家進行經濟合作是一個重要方向。尤其在對外經濟合作的方向上，具有內部與對外的雙重價值。本文希望就這個角度，來看經濟課題在蒙俄關係上的作用。
一、蒙古外交政策基本思維
蒙古外交政策的反應在其三個基本文件之中，包括「蒙古國家安全構想」(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нголии )，「蒙古對外政策構想」(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Монголии)以及「蒙古軍事準則」(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Монголии )。3
根據「蒙古國家安全構想」，其基本內容包括：1、國家存在的安全；2、社會與政府體制的安全；3、公民權利與自由的安全；4、經濟安全；5、科技安全；6、資訊安全；7、蒙古文明的安全；8、人口、血緣基礎(генетический фонд)的安全；9、生態安全。4在此條件下，「蒙古國家安全構想」列出了所謂威脅蒙古「國家安全」的潛在性，包括了：
1、任何一個國家以武力威脅進犯蒙古；
2、以暴力改變蒙古獨立，或是分裂蒙古民族團結；
3、以國際法原則為藉口，進行施壓，以阻礙蒙古與其它國家的自由往來；
4、組織、遂行恐怖活動或利用其他相關手段攻擊蒙古及其公民；
5、透過暴力方式在解決爭議時強迫蒙古接受其意識與利益；
6、在世界、區域或其他地區發生戰爭、矛盾與危機以致於影響到蒙古，甚至使蒙古捲入其中；
7、利用蒙古當做進行暗殺，或者推翻其它國家政府的前進基地；
8、變更國土，非法出入境，破壞邊防安全；
9、由於內部衝突而故意引起與蒙古鄰國之衝突；
10、由鄰國引進大規模移民；
11、引發自然災難以及大規模人畜傳染病。5
俄國的蒙古學學者格萊伏倫斯基(В.Грайворонский)認為，蒙古的國家安全政策最大的目的是在於，擺脫以往七十年來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的舊制關係。6再由前述的安全政策關於「威脅」所下的定義來看，蒙古意欲將其在實質上定位為一個中立國家的睦鄰政策的涵意相當明顯。
第二個重要文件是「蒙古軍事準則」(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Монголии)。
蒙古國防部戰略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所長莫洛札姆次(Л. Молормжамц)曾提到：直到九○年代，蒙古的國防政策仍然依靠集體防衛原則，以及受蘇聯軍事操作的管制。因此，現代化的蒙古軍事準則必須擺脫此種現象，而採取自主的國防政策。7
莫洛札姆次的觀點反映在「蒙古軍事準則」上所顯出的特點在於：1、不加入任何軍事集團，而強調以政治、外交手段解決衝突及爭議的優先性；2、建立自主性國防，其所有作為是依國際法的一般原則為之；3、在國防自主的原則下，蒙古不允許外國軍隊進入，駐紮在蒙古；4、蒙古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願意協助聯合國進行國際維和任務。
在「蒙古軍事準則」中把「侵略」做了一個精確的定義：「侵略」包括了：
1、任何國家以武裝力量侵入
2、由境外武裝侵入蒙古
3、任何國家攻擊蒙古軍隊
4、外國軍隊駐紮及過境時違反、破壞蒙古法律
5、任何國家利用依法屬於蒙古之領土進行侵略
6、自其他國家利用非法的武力在蒙古製造混亂，搶劫與恐怖主義8
至於「蒙古對外政策概念」(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Монголии-КВПМ )其內容基本上來自於前項的「蒙古國家安全概念」。因為，外交政策的目的在於維護其國家安全，並透過外交手段與方法完成此目的。比較特別的是，不同於「蒙古國家安全概念」，「蒙古對外政策概念」中有很大部份著墨於經濟合作層面，因為經濟安全是一個國家理想的實踐。因為，就算是在經濟高度發展以及社會穩定的國家，經濟體系仍與政治體制的穩定有著必然的聯動關係。在此原則之下，依蒙古的情形來看，經濟發展必然與其外交、國家安全兩者間有著必然的相關可能性，而就一個必須進行體質轉換，回應人民意志的新興民主國家而言，經濟的優先性更具有不可替代性。若論蒙古在經濟、外交與國家安全三者間的關聯，則可以有下列的可能：
1、蒙古的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際經濟合作緊緊相關，特別是區域的經濟合作。
2、蒙古的國家安全有賴於更廣泛的國際性經濟安全範疇。
因此，蒙古的對外經濟合作應該有二個基本原則，一是要降低意識型態的影響力，弭平社會經濟與政治上的差異以便與外國發展合作，再者，在經濟合作的基礎上，同時發展與擴大文化及人權上的交流對話。9
二、蒙俄外交簡述
俄羅斯做為獨立國協的領導者，又是美國與歐洲之間的中介，在廿一世紀無論如何都在地緣政治中扮演一個中心的角色。俄羅斯的這種角色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由俄羅斯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在與蒙古的外交關係互動中大致上仍循著蘇聯時期的原則：與蒙古發展外交關係的同時，儘可能的在各方面對蒙古提供援助及進行合作。
1990年代開始，這種情形出現根本的改變。一方面蘇聯瓦解，俄羅斯聯邦成立，蒙古亦在1992年更改國名，拋棄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
但是，俄羅斯聯邦隨著內部社經，政治問題的嚴重性，把焦點放在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建立工作上，幾乎放棄對蒙古的注意。而在冷戰時期在經濟發展上完全要靠蘇聯協助的蒙古，與古巴、越南一樣立刻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在短時間內，蒙古在經濟、科技、文化等各個方面，都面臨嚴重的危機。如果要解決紛至沓來的各種問題，就必須積極而主動的向外界進行聯繫，尤其是保持並發展與俄羅斯的關係。但是這種國家發展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會受到政治意識型態因素的干擾。例如，在蒙古直到1996年，仍然有一些政治團體試圖避免與俄羅斯過於接近。這種概念以「蒙古社會民主黨」(Монголь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及其主席巴特巴雅爾(Бат-Эрдэнийн Батбаяр)為其中代表。巴特巴雅爾認為，自蘇聯時代以來的蘇、蒙關係是一種不平等的關係，而主張蒙古更應加強與西方與日本的關係。10
自俄羅斯的立場來看，俄羅斯根據其對外政策綱領，要採取自主的及建設性的外交政策，這種外交政策是建立在連續性，預防性，互利性。實際上，此種政策要儘最大可能，在考慮其他國家的合法利益下，尋求共同解決的方案11。這種外交政策的最終目的在於確認俄羅斯國家長期的戰略目標，而強化與其週邊政府的友好關係。
因此到1991年2月12日，雙方政府在莫斯科簽署「俄蒙友好睦鄰合作宣言」(Декларация о дружбе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РСФСР с МНР)。提到雙方要在全新的國際情勢之下進行接觸合作。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中要擴大在貿易、工業、農業與科技的合作範疇，接著在1993年元月20日，當蒙古第一任總統歐契爾巴特(О.Очирбат)訪問莫斯科時雙方簽訂「俄蒙友好合作條約」(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Монголией)。
在此條約中，俄羅斯聯邦與蒙古彼此以主權獨立國家的身份根據尊重主權，獨立及主權平等的原則，不採取威脅力量，傷害領士之完整，不干涉內政，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12基本上，俄羅斯與蒙古的關係可以做以下的簡要分析。蘇聯的解體對蒙古的經濟帶來深刻的危機並且加快了以往未曾有過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過程。就結果來看，俄羅斯的蒙古政策與蒙古俄羅斯政策開始進行新的階段，雖然在進程上有時會有緩慢的跡象，但總體上來看仍然是朝著正面的方向行進。自1990年代開始，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政策在獲致政略目標的達成上出現很多困死，因此這些政策不同於傳統的歐洲中心主義(евроцентризм)，其特點在儘速地在短期內完成任務，這種情形可以透露出蒙古在九十年代初期在剛剛脫離蘇聯體系時，一方面在與俄羅斯維持其傳統外交關係時，也悄悄地出現西方路線的跡象(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13
雖然曾有如「蒙古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意見，但是大抵而言，俄羅斯與蒙古的雙邊關係仍然是朝著正面的方向發展。俄羅斯總統普丁(Путин,В.В.)在2000年訪問蒙古，正意味著俄羅斯互惠平等外交政策的推動，這也是當時蒙古恩赫巴雅爾(Н.Энхбаяр)政府在其對外政策上的調整的結果。因此，在蒙古，如果仍然有政治勢力嘗試利用過去不愉快來遂行自已的政治目的，則在蒙古政治生態中不可能會發生太大的作用。烏蘭巴托會繼續堅持一種務實的政策，全面的與俄國進行合作，而莫斯科亦會把蒙古視為其外交體系中特別的一環。
自1990年代初，俄羅斯與蒙古兩國在歷史轉變過程中都在建立政治民主與自由市場經濟的機制。俄羅斯與蒙古的關係在這段時間不只是以目標的共同性來確定，也要視俄羅斯與蒙古經濟發展的穩定程度而定，因為雙方的經濟發展此時都不具有穩定性。因此，當俄羅斯發生經濟危機時，就在同的時間削減了對蒙古的在實際上的財政與物資的供應。在此情形下，蒙古在社會經濟層面上快速的損壞，但是，當俄羅斯與蒙古在經濟況趨於穩定的時候，又會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尋找對雙方有利的互助模式。
三、蒙俄外交中的經濟因素
1993年的「俄蒙友好合作條約」基本上仍根基於1991年簽訂的「俄蒙友互助宣言」的精神，亦即雙方根據長久以來的歷史情誼，保持並鞏固兩國的人民的和平與安定，並在亞太地區營造互信與合作的氣氛，開展更進一步在政治、經濟與人文方面的合作與接觸。
在保持外交，安全自主的前提下，與俄羅斯發展全方位的合作關係，自然是一種符合蒙古國家利益的作為，因此，蒙古的方向在於，第一，由於與俄羅斯的地緣關係向來構成蒙古國家安全的一環，因此，利用俄羅斯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以確保蒙古北界的安定，是一不得不然的方向。第二、就現實面來看，蒙古在與東、西方國家建立更廣泛的不同層面關係的發展時，仍然應理性的選擇俄羅斯作為重要的夥伴，尤其是需要俄羅斯提供能源，以及其他許多民生上的必需品(如糖、食用油等等)。第三、蒙古可以利用俄羅斯在歐亞大陸上的角色，建立起通向歐洲極大價值。對蒙古而言，此點非常重要，特別是九○年代以後蒙古與歐盟(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建立起了穩定的聯繫後，此種角色的重要性益形明顯。
若是就經濟發展課題來看，以九○年代末期到2000年初的蒙古經濟情勢總體來看，在1997年，大致上是往樂觀的方向進行。在1997年比前一年工業產值增加了4.5%。特別是在私有化之後在資金取得上特別困難的農業部門，糧食生產在1997年比1990年增產了10%。而畜牧業在當年達到31.3百萬頭。通貨膨脹情形也由1996年的53.2%降到1997年的17.5%。
就2000年蒙古的經濟情勢來看，在2000年時，其國家生產總值和1999年比較下，只增加了1.1%15，國家統計資料也顯出，消費者物價指數(Индекс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их цен)增加了8.1%，包括了製造上升5.2%，家用品上升2.7%，房租、電暖氣費上升了32%16，至於其他如交通通訊、文化支出、生活保持(бытов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都上升增加。而外債更高達一千四百億騰格17。
就現代國際情勢的趨勢來看，區域性經濟合作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在這原則下，蒙古的對外貿易活動中的對俄貿易無疑的必須做觀察。首先，原東歐集團在冷戰結束後，對蒙古的貿易額衰退的非常厲害，一方面是因為東歐各國經濟體系必須重整的結果，明顯對蒙古的國貿行為產生排擠。第二，東歐國家在退出蒙古主要貿易國行列後，西歐國家雖然得以進入蒙古市場，但是一時之間仍然無法將原來東歐國家的貿易項目進行取代，反而是中國透過地理優勢，在1999年後，取代俄羅斯成為蒙古最大的貿易夥伴。
此外，明顯的，蒙古的經濟生產項目決定了蒙古對外貿易的進出口項目。
根據統計18，2000年時，蒙古出口大宗分別是鉬礦石3028.2公噸，大型牲畜、綿羊、針織品以及成衣。而進口的大宗則是卡車、公車、小汽車、燃油、車用汽油、電力設備。基本上，五十年冷戰時期，蒙古被定位在原料供應基地的角色，雖然經過十年的自由化過程，這種角色在短期間內恐一時無法擺脫。
俄羅斯與蒙古彼此間對外貿易水準，在2000年初時基本上反映了當時在經濟轉型過時期的共同趨勢：政治上民主化發展過程的同時，在經濟上則是走向市場自由，並逐漸的進行國際經濟與科技合作。在此大環境下，俄蒙雙邊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必須考慮遠東地區國際關係的發展狀況，包括了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蒙古與中國的關係，以及俄羅斯、蒙古、中國三國在此區域中關於邊界，外交與經濟安全的各種課題。
四、需要面對解決的課題
雖然蒙古與俄羅斯雙方在貿易合作方面嘗試提升其能量，以俄羅斯的角度來看，仍然存在一些必須面對的問題。
首先，俄羅斯對蒙古的外貿的主力迄今仍是以地區政府為主力(州及共和國)，因此其終究要受到中央政府整體經貿政策的節制，特別是仍然要了解俄羅斯外交政策中對蒙古的態度與立場；第二，俄蒙雙方經濟基本結構中間落差仍可能會造成貿易發展上的失衡；第三，俄羅斯中央與地方之間關於對蒙古貿易發展的腳步難以同調。例如，自1980年代開始，俄羅斯急劇的減少對蒙古的投資，1991年至1996年間，俄羅斯對蒙古的借款是3880萬美元，只達其承諾的4.3%，也只佔蒙古外資中的7.7%19。甚至自此以後，俄羅斯幾乎沒有再對蒙古提出投資的計劃。
由另一方面來看，經貿關係在二國之間，以區域性來看，發展的並不平衡。九○年代雙方大部份的貿易發生在布里雅特共和國，伊爾庫次克州，阿爾泰邊區以及赤塔州。這種貿易成功與否，很大部份又取決於俄羅斯內部在政治上的地方—中央關係變化，以及俄羅斯與蒙古各自的地方政府中政治的變化。
不過，一般而言，雙方經貿合作的步驟是以「雙邊經貿及科技合作委員會」(Меж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и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ву)的形式開始運作，在此架構下再設各個次級委員會或小組進行運作20。這類組織的目的大抵是以協調地方政府的行動為主。1997年6月9~10日在烏蘭烏德就啟動了「俄蒙區域及邊界合作計劃」(Программ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и пригра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Монголией)。
1997年蒙古的地質學機關和俄羅斯的公司「俄羅斯鑽石—薩哈」進行在蒙古開採鑽石礦的談判。最後，雙方決議在蒙古北部地區共同合作進行開採與加工21。而蒙古對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卡梅洛夫州、新西伯利亞、土瓦共和國，卡爾梅克共和國的合作都表示高度興趣。
在未來雙邊發展過程中，蒙古可以利用其優勢部份。首先，蒙古已經證實有非常豐富的礦藏，如黃金、銅、鉬(молибден)及氟石(флюорит)，配合著蒙古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蒙古正可以取得一種主導權以吸引外資。而在這種情形下，西伯利亞地區在地緣上與蒙古的合作開發就具有相對的優勢條件。此外，雙方可以透過勞動資源的交換，簡化出入境手續，加速資本及人力的流通22。
俄羅斯與蒙古雖然有其在關係發展上的樂觀之處，但是，仍然有待克服的歧異。首先，就是雙邊合資公司「額爾德內塔」(Эрдэнэта)的問題。
「額爾德內塔公司」一直是蒙古經濟上的主力(стержень)，該公司的股份結構中政府投資占了60%23，雙方政府持有股份分配比例則是蒙古占51%，而俄羅斯占49%。該公司自1994年起進行私有化，但在1995年發生財務危機後，迫使該公司對外尋求「長期信貸」(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кредиты)24。此事吸引了週邊國家的高度興趣，包括中國、日本、美國皆透過中介者尋求購入的行動。若以蒙古的立場做出發點，則自然是以賣掉俄羅斯所有持股，並引入中國、日本以及南韓的資本，以增加其國際投資中介機構的功能，最為有利。
第二，是蒙古的債務問題。目前蒙古積欠前蘇聯的外債約100億盧布。關於外債償付的問題，俄蒙雙方就此自1988年就開始談判，但是在短期內仍沒有辦法解決。其中，蒙古對俄羅斯到1999年仍然有1350萬美金的經常性外債部份，蒙古自1999年4月起，以貨物抵償其中的500萬美金，另外的850萬美元則由蒙古在倫敦基金股市(Лонднская фондовая биржа)購買俄羅斯的政府發行的長期債券相抵25。
第三個是關於「科維克塔計畫」(Ковыктинский проект)。
俄羅斯伊爾庫次克州北部的科維克塔區在1987年發現大量天然氣，中國總理朱鎔基於1999年2月訪問莫斯科時曾與俄羅斯簽訂天然氣輸送管到中國的雙邊協議。但是，這個計畫卻是要將天然氣管線借道蒙古，也因此，這個計劃就蒙古立場來看，對其國內經濟復甦有其正面意義。關於詳細的天然氣路線，中、俄正在密集商議。但是，參與商討的「薩哈石油天然氣公司(Саханефтьгаз)，認為天然氣管路應該由雅庫特到中國境內，而不應該經過蒙古境內，中國方面亦支持此方案，這對蒙古的方案有著一定的影響。
第四，另外一個比較廣泛的課題，則是俄羅斯、蒙古以及中國西藏三者佛教信徒聯繫、交流的問題26。雖然宗教交流是一種文化交流的事務，但是以西藏地位的敏感性而言，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間的互動也會影響到俄蒙中之間的三邊關係27。
第五，就區域性的經濟合作來看，仍然存在許多未知的風險。如由於相關各國在社會政治經濟基礎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性，使各國在此區域整合中是否一定有樂觀的互補效果仍待觀察。
面對全球化的局勢，區域性的經濟整合仍然面臨其位於下一層次的小規模問題。
發展雙邊貿易的時候，仍然有許多非貿易經濟問題必須面對。
例如，朝鮮半島的核武與彈導飛彈問題，俄日間關於北方四島歸屬問題，南韓必須面對由中國所引起的酸雨污染，俄羅斯聯邦與蒙古和中國間，以及中國與北韓間存在著非法與越界問題等。
這些非經濟障礙若不解決，難免衝擊到區域經濟合作的可預測性及成員間的互信。
因此，就實踐的面向而言，仍然有一段遙遠的路要走。因為就現實情況而言，蒙古社會內部在配合其外交，國家安全政策的實踐過程中，仍有其他內在條件需要配合，例如法治化與民主化進程，社會經濟情勢的改善等等問題。
以目前的情形來看，俄羅斯在蒙古的利益主要是包括以下幾個部份：
第一，自蘇聯軍隊自蒙古撤離以後，蒙古就中止了做為蘇聯軍事戰略環節中的一個部份，但蒙古也同時不能避免的仍是俄羅斯聯邦在亞太地區最近的鄰國，雖然俄羅斯軍隊亦不會再駐進蒙古，蒙古在俄羅斯的東界上仍然是僅次於中國的大國。俄羅斯與蒙古以歷史的縱深來看仍然有著許多共同點。
第二，俄羅斯的政治藍圖將不完整，如果俄羅斯的角色被中國、日本或是美國完全取代，這種情況如果發生，意味著俄羅斯在蒙古影響力的下降，也意味著俄羅斯在遠東地區的地位不若以往。而蒙古在俄羅斯的亞太區域政策中應該保持其做為重要管道的意義，通過蒙古，俄羅斯可以不只是強化自已在亞太地區的地位，也可以成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轉型過程中的範例。
第三，俄羅斯在蒙古的經濟利益，目前看來還不太明顯，不過這明顯的是與雙方政府在經濟上仍然有很多困難要克服的現況有關。同時，對俄羅斯比較重要的在於在蒙古建立合資企業以使在蒙古境內繼續正常運作，製造利潤及外資行為。俄羅斯方面最大的興趣是發展運輸系統以有助於俄羅斯、蒙古、中國三邊在未來經濟合作議題的展開。
五、結語
經濟作為國家目標實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項目，對蒙古這個經過民主化過程的新興民主國家而言，更是具有不同的意義。因為歷史的因素，或是因為經濟轉型發展上的困難性，就蒙古來說，保持與俄羅斯在經濟貿易範疇內一種緊密的合作是一個不得不然的方向。但是，因為俄羅斯國內的政治經濟問題亦有其很多亟待處理的項目，長遠來看，蒙古必須有一套更為主動積極的對外經濟政策才足以應付其需要。一般而言，在民主化之後，蒙古應可更積極的朝「法治國」的方向前進，形塑一個開放透明的社會環境以建立更堅強的外資條件。再者，應該積極的投入區域整合與合作計畫，在國際合作的大環境下發揮蒙古的經濟基本優勢。目前可見的東亞地區各種區域經濟組織與計畫，鮮少看見蒙古的身影，容或蒙古的地理條件有其限制，但是更積極的參與，不僅是國際成員的重要工作，也是蒙古必須走的方向。
（本文業於94年1月24日蒙藏現況研討會討論；94年2月14日修正完成）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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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Титаренко,М.Л.,Пусто на Восток без России. //Труд, 28.10.1998
2 Болд,Р., Монголын аюулгуй байдлын орчин, батлан хамгаалах бодлогын зарим асуудалд（Состояни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облемы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онголии）. Улан-Батор,1996, С.71-73 轉引自 Яскина,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2002, с.68
3 Яскина,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63
4 там же с.64-65
5 там же с.66-67
6 Грайворонский,В.,Нов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нголия- акту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б.ст. Москва, 1998, с.38
7 Моломжамц,Л., Военные вопросы Концепй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 Монголия- Актуа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б.ст. с.22
8 Fundamentаls of the Military Doctrine of Mongolia. // The Mongo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No.3,p.89
9 Яскина,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с.72
10 Баабар,Б., ХХ зууны Монгол. Нуудэл, суудал,гарз,олзол（Монголия ХХ века,Кочевые,оседлость,потери,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Улан-Батор, 1996,с.448轉引自Яскина,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145
11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0, № 8,с.5
12 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Монголией 1993 г.,//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94, № 3-4
13 Яскина, 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145
14 Mongolian Statistical Yearbook-1997, Ulan-Bator, 1998, p.101
15 Mongolian Statistical Yearbook-2000, Ulan-Bator, 2001 p.81
16 Mongolian Statistical Yearbook-2000, p.83
17 Яскина, 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144
18 Mongolian Statistical Yearbook-2000, Ulan-Bator, 2001,pp.182-183
19 Яскина, 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142
20 Яскина, 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137
21 Яскина, 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137
22 Яскина,Г.С., там же с.138
23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 с.314
24 Новости Монголии,29.мая.1999,№21
25 Кимай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с.315
26 俄羅斯境內藏傳佛教大抵分布在卡爾梅克共和國，布里雅特共和國，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四地)
27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с.316
Mongolian Economic Security Policies toward Russia, 1990 – 2000 19
摘要
蒙古的對外政策與外交關係時，如果以多層次的結構現象來看，蒙古的對外關係的操作對象中，第一順位必然是俄羅斯與中國。其中又以俄羅斯的角色最為關係到蒙古的國家利益。但是，現實性才應是蒙古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中的核心價值，這其中又以經貿課題最為實際。
以東北亞情勢來看東北亞各國面臨的問題，順著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來觀察，與週邊國家進行經濟合作是一個重要方向。尤其在對外經濟合作的方向上，具有內部與對外的雙重價值。本文希望就這個角度，來看經濟課題在蒙俄關係上的作用。
關鍵詞：蒙古，俄羅斯
前言
如果以蒙古的角度來觀察其週邊的國際情勢，如果再加上中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的角色，同時考慮這個區域在地緣政治與歷史文明之間不同條件等因素，明顯的，在國際互動過程中會出現兩個不同層次的交互作用圈：一種是古典而傳統的三角互動關係：俄羅斯、蒙古、中國；第二種是一種新的層次，亦即中亞新興五國彼此間的合縱連橫的關係。廿世紀九○年代，在此區域，正是蒙古、俄羅斯與中國等文明在各自重整之後，再一次進行歷史的循環。
在討論蒙古的對外政策與外交關係時，如果以多層次的結構現象來看，蒙古的對外關係的操作對象中，第一順位必然是俄羅斯與中國。其中又以俄羅斯的角色最為關係到蒙古的國家利益。
俄羅斯自蘇聯瓦解後一直想要重建其全球性強權的角色，而且，至少在短時間內，俄羅斯作為區域性強權的事實一時之間亦難以改變。俄羅斯的東方學者齊塔連科（Титаренко,М.Л.）就提到，俄羅斯有很多眾所週知的問題，但是，縱然如此，俄羅斯在亞太地區仍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1
1990年代初，面對冷戰結束，蘇聯解體的變化，蒙古的對俄外交政策曾出現路線上的爭論。一種看法是，就歷史經驗以及蒙古經濟對俄羅斯高度依賴度來看，蒙古必須與俄羅斯建立同盟或是特殊的外交關係，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路線。另一種則是希望採取一種類似瑞士的嚴格中立政策，以使蒙古在地緣政治的複雜關係中保有最佳的彈性。2
然而就現實面來看，無論是第一種或是第二種路線的實踐都有其困難性。因此，對蒙古而言，唯一符合蒙古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就是在俄羅斯與中國二個大國之中保持平衡。也就是說，假設在未來，如果俄羅斯與中國雙方出現矛盾時，蒙古必須保持一種不干涉的中立政策。由另一個角度來看，過去曾出現的「泛蒙古主義」(Панмонголизм)這類的議題，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下，未來也不太可能成為蒙古國家政策的一個主要議題。因為，這類議題必然會造成蒙古與俄羅斯、蒙古與中國之間的衝突。現實性才應是蒙古外交政策與國家安全中的核心價值。
盱衡未來，蒙古與其二個大國鄰居之間仍然存有潛在的問題。例如，北約的東擴可能引起俄羅斯不安而導致俄羅斯必須在東北亞地區找尋同盟者，使蒙古在這種情況下面臨選擇的壓力。再者，中國在廿一世紀人口成長的壓力下，其人口的向外移民對象無可避免的會波及到蒙古。
以東北亞情勢來看東北亞各國面臨的問題，順著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來觀察，與週邊國家進行經濟合作是一個重要方向。尤其在對外經濟合作的方向上，具有內部與對外的雙重價值。本文希望就這個角度，來看經濟課題在蒙俄關係上的作用。
一、蒙古外交政策基本思維
蒙古外交政策的反應在其三個基本文件之中，包括「蒙古國家安全構想」(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онголии )，「蒙古對外政策構想」(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Монголии)以及「蒙古軍事準則」( 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Монголии )。3
根據「蒙古國家安全構想」，其基本內容包括：1、國家存在的安全；2、社會與政府體制的安全；3、公民權利與自由的安全；4、經濟安全；5、科技安全；6、資訊安全；7、蒙古文明的安全；8、人口、血緣基礎(генетический фонд)的安全；9、生態安全。4在此條件下，「蒙古國家安全構想」列出了所謂威脅蒙古「國家安全」的潛在性，包括了：
1、任何一個國家以武力威脅進犯蒙古；
2、以暴力改變蒙古獨立，或是分裂蒙古民族團結；
3、以國際法原則為藉口，進行施壓，以阻礙蒙古與其它國家的自由往來；
4、組織、遂行恐怖活動或利用其他相關手段攻擊蒙古及其公民；
5、透過暴力方式在解決爭議時強迫蒙古接受其意識與利益；
6、在世界、區域或其他地區發生戰爭、矛盾與危機以致於影響到蒙古，甚至使蒙古捲入其中；
7、利用蒙古當做進行暗殺，或者推翻其它國家政府的前進基地；
8、變更國土，非法出入境，破壞邊防安全；
9、由於內部衝突而故意引起與蒙古鄰國之衝突；
10、由鄰國引進大規模移民；
11、引發自然災難以及大規模人畜傳染病。5
俄國的蒙古學學者格萊伏倫斯基(В.Грайворонский)認為，蒙古的國家安全政策最大的目的是在於，擺脫以往七十年來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的舊制關係。6再由前述的安全政策關於「威脅」所下的定義來看，蒙古意欲將其在實質上定位為一個中立國家的睦鄰政策的涵意相當明顯。
第二個重要文件是「蒙古軍事準則」(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Монголии)。
蒙古國防部戰略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所長莫洛札姆次(Л. Молормжамц)曾提到：直到九○年代，蒙古的國防政策仍然依靠集體防衛原則，以及受蘇聯軍事操作的管制。因此，現代化的蒙古軍事準則必須擺脫此種現象，而採取自主的國防政策。7
莫洛札姆次的觀點反映在「蒙古軍事準則」上所顯出的特點在於：1、不加入任何軍事集團，而強調以政治、外交手段解決衝突及爭議的優先性；2、建立自主性國防，其所有作為是依國際法的一般原則為之；3、在國防自主的原則下，蒙古不允許外國軍隊進入，駐紮在蒙古；4、蒙古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願意協助聯合國進行國際維和任務。
在「蒙古軍事準則」中把「侵略」做了一個精確的定義：「侵略」包括了：
1、任何國家以武裝力量侵入
2、由境外武裝侵入蒙古
3、任何國家攻擊蒙古軍隊
4、外國軍隊駐紮及過境時違反、破壞蒙古法律
5、任何國家利用依法屬於蒙古之領土進行侵略
6、自其他國家利用非法的武力在蒙古製造混亂，搶劫與恐怖主義8
至於「蒙古對外政策概念」(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Монголии-КВПМ )其內容基本上來自於前項的「蒙古國家安全概念」。因為，外交政策的目的在於維護其國家安全，並透過外交手段與方法完成此目的。比較特別的是，不同於「蒙古國家安全概念」，「蒙古對外政策概念」中有很大部份著墨於經濟合作層面，因為經濟安全是一個國家理想的實踐。因為，就算是在經濟高度發展以及社會穩定的國家，經濟體系仍與政治體制的穩定有著必然的聯動關係。在此原則之下，依蒙古的情形來看，經濟發展必然與其外交、國家安全兩者間有著必然的相關可能性，而就一個必須進行體質轉換，回應人民意志的新興民主國家而言，經濟的優先性更具有不可替代性。若論蒙古在經濟、外交與國家安全三者間的關聯，則可以有下列的可能：
1、蒙古的國家經濟安全和國際經濟合作緊緊相關，特別是區域的經濟合作。
2、蒙古的國家安全有賴於更廣泛的國際性經濟安全範疇。
因此，蒙古的對外經濟合作應該有二個基本原則，一是要降低意識型態的影響力，弭平社會經濟與政治上的差異以便與外國發展合作，再者，在經濟合作的基礎上，同時發展與擴大文化及人權上的交流對話。9
二、蒙俄外交簡述
俄羅斯做為獨立國協的領導者，又是美國與歐洲之間的中介，在廿一世紀無論如何都在地緣政治中扮演一個中心的角色。俄羅斯的這種角色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由俄羅斯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在與蒙古的外交關係互動中大致上仍循著蘇聯時期的原則：與蒙古發展外交關係的同時，儘可能的在各方面對蒙古提供援助及進行合作。
1990年代開始，這種情形出現根本的改變。一方面蘇聯瓦解，俄羅斯聯邦成立，蒙古亦在1992年更改國名，拋棄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
但是，俄羅斯聯邦隨著內部社經，政治問題的嚴重性，把焦點放在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建立工作上，幾乎放棄對蒙古的注意。而在冷戰時期在經濟發展上完全要靠蘇聯協助的蒙古，與古巴、越南一樣立刻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在短時間內，蒙古在經濟、科技、文化等各個方面，都面臨嚴重的危機。如果要解決紛至沓來的各種問題，就必須積極而主動的向外界進行聯繫，尤其是保持並發展與俄羅斯的關係。但是這種國家發展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會受到政治意識型態因素的干擾。例如，在蒙古直到1996年，仍然有一些政治團體試圖避免與俄羅斯過於接近。這種概念以「蒙古社會民主黨」(Монголь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及其主席巴特巴雅爾(Бат-Эрдэнийн Батбаяр)為其中代表。巴特巴雅爾認為，自蘇聯時代以來的蘇、蒙關係是一種不平等的關係，而主張蒙古更應加強與西方與日本的關係。10
自俄羅斯的立場來看，俄羅斯根據其對外政策綱領，要採取自主的及建設性的外交政策，這種外交政策是建立在連續性，預防性，互利性。實際上，此種政策要儘最大可能，在考慮其他國家的合法利益下，尋求共同解決的方案11。這種外交政策的最終目的在於確認俄羅斯國家長期的戰略目標，而強化與其週邊政府的友好關係。
因此到1991年2月12日，雙方政府在莫斯科簽署「俄蒙友好睦鄰合作宣言」(Декларация о дружбе и добрососед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РСФСР с МНР)。提到雙方要在全新的國際情勢之下進行接觸合作。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中要擴大在貿易、工業、農業與科技的合作範疇，接著在1993年元月20日，當蒙古第一任總統歐契爾巴特(О.Очирбат)訪問莫斯科時雙方簽訂「俄蒙友好合作條約」(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Монголией)。
在此條約中，俄羅斯聯邦與蒙古彼此以主權獨立國家的身份根據尊重主權，獨立及主權平等的原則，不採取威脅力量，傷害領士之完整，不干涉內政，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12基本上，俄羅斯與蒙古的關係可以做以下的簡要分析。蘇聯的解體對蒙古的經濟帶來深刻的危機並且加快了以往未曾有過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過程。就結果來看，俄羅斯的蒙古政策與蒙古俄羅斯政策開始進行新的階段，雖然在進程上有時會有緩慢的跡象，但總體上來看仍然是朝著正面的方向行進。自1990年代開始，俄羅斯在亞太地區的政策在獲致政略目標的達成上出現很多困死，因此這些政策不同於傳統的歐洲中心主義(евроцентризм)，其特點在儘速地在短期內完成任務，這種情形可以透露出蒙古在九十年代初期在剛剛脫離蘇聯體系時，一方面在與俄羅斯維持其傳統外交關係時，也悄悄地出現西方路線的跡象(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13
雖然曾有如「蒙古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意見，但是大抵而言，俄羅斯與蒙古的雙邊關係仍然是朝著正面的方向發展。俄羅斯總統普丁(Путин,В.В.)在2000年訪問蒙古，正意味著俄羅斯互惠平等外交政策的推動，這也是當時蒙古恩赫巴雅爾(Н.Энхбаяр)政府在其對外政策上的調整的結果。因此，在蒙古，如果仍然有政治勢力嘗試利用過去不愉快來遂行自已的政治目的，則在蒙古政治生態中不可能會發生太大的作用。烏蘭巴托會繼續堅持一種務實的政策，全面的與俄國進行合作，而莫斯科亦會把蒙古視為其外交體系中特別的一環。
自1990年代初，俄羅斯與蒙古兩國在歷史轉變過程中都在建立政治民主與自由市場經濟的機制。俄羅斯與蒙古的關係在這段時間不只是以目標的共同性來確定，也要視俄羅斯與蒙古經濟發展的穩定程度而定，因為雙方的經濟發展此時都不具有穩定性。因此，當俄羅斯發生經濟危機時，就在同的時間削減了對蒙古的在實際上的財政與物資的供應。在此情形下，蒙古在社會經濟層面上快速的損壞，但是，當俄羅斯與蒙古在經濟況趨於穩定的時候，又會在維護國家利益的前提下，尋找對雙方有利的互助模式。
三、蒙俄外交中的經濟因素
1993年的「俄蒙友好合作條約」基本上仍根基於1991年簽訂的「俄蒙友互助宣言」的精神，亦即雙方根據長久以來的歷史情誼，保持並鞏固兩國的人民的和平與安定，並在亞太地區營造互信與合作的氣氛，開展更進一步在政治、經濟與人文方面的合作與接觸。
在保持外交，安全自主的前提下，與俄羅斯發展全方位的合作關係，自然是一種符合蒙古國家利益的作為，因此，蒙古的方向在於，第一，由於與俄羅斯的地緣關係向來構成蒙古國家安全的一環，因此，利用俄羅斯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以確保蒙古北界的安定，是一不得不然的方向。第二、就現實面來看，蒙古在與東、西方國家建立更廣泛的不同層面關係的發展時，仍然應理性的選擇俄羅斯作為重要的夥伴，尤其是需要俄羅斯提供能源，以及其他許多民生上的必需品(如糖、食用油等等)。第三、蒙古可以利用俄羅斯在歐亞大陸上的角色，建立起通向歐洲極大價值。對蒙古而言，此點非常重要，特別是九○年代以後蒙古與歐盟(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建立起了穩定的聯繫後，此種角色的重要性益形明顯。
若是就經濟發展課題來看，以九○年代末期到2000年初的蒙古經濟情勢總體來看，在1997年，大致上是往樂觀的方向進行。在1997年比前一年工業產值增加了4.5%。特別是在私有化之後在資金取得上特別困難的農業部門，糧食生產在1997年比1990年增產了10%。而畜牧業在當年達到31.3百萬頭。通貨膨脹情形也由1996年的53.2%降到1997年的17.5%。
就2000年蒙古的經濟情勢來看，在2000年時，其國家生產總值和1999年比較下，只增加了1.1%15，國家統計資料也顯出，消費者物價指數(Индекс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их цен)增加了8.1%，包括了製造上升5.2%，家用品上升2.7%，房租、電暖氣費上升了32%16，至於其他如交通通訊、文化支出、生活保持(бытовое обслуживание)都上升增加。而外債更高達一千四百億騰格17。
就現代國際情勢的趨勢來看，區域性經濟合作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在這原則下，蒙古的對外貿易活動中的對俄貿易無疑的必須做觀察。首先，原東歐集團在冷戰結束後，對蒙古的貿易額衰退的非常厲害，一方面是因為東歐各國經濟體系必須重整的結果，明顯對蒙古的國貿行為產生排擠。第二，東歐國家在退出蒙古主要貿易國行列後，西歐國家雖然得以進入蒙古市場，但是一時之間仍然無法將原來東歐國家的貿易項目進行取代，反而是中國透過地理優勢，在1999年後，取代俄羅斯成為蒙古最大的貿易夥伴。
此外，明顯的，蒙古的經濟生產項目決定了蒙古對外貿易的進出口項目。
根據統計18，2000年時，蒙古出口大宗分別是鉬礦石3028.2公噸，大型牲畜、綿羊、針織品以及成衣。而進口的大宗則是卡車、公車、小汽車、燃油、車用汽油、電力設備。基本上，五十年冷戰時期，蒙古被定位在原料供應基地的角色，雖然經過十年的自由化過程，這種角色在短期間內恐一時無法擺脫。
俄羅斯與蒙古彼此間對外貿易水準，在2000年初時基本上反映了當時在經濟轉型過時期的共同趨勢：政治上民主化發展過程的同時，在經濟上則是走向市場自由，並逐漸的進行國際經濟與科技合作。在此大環境下，俄蒙雙邊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必須考慮遠東地區國際關係的發展狀況，包括了俄羅斯與中國的關係，蒙古與中國的關係，以及俄羅斯、蒙古、中國三國在此區域中關於邊界，外交與經濟安全的各種課題。
四、需要面對解決的課題
雖然蒙古與俄羅斯雙方在貿易合作方面嘗試提升其能量，以俄羅斯的角度來看，仍然存在一些必須面對的問題。
首先，俄羅斯對蒙古的外貿的主力迄今仍是以地區政府為主力(州及共和國)，因此其終究要受到中央政府整體經貿政策的節制，特別是仍然要了解俄羅斯外交政策中對蒙古的態度與立場；第二，俄蒙雙方經濟基本結構中間落差仍可能會造成貿易發展上的失衡；第三，俄羅斯中央與地方之間關於對蒙古貿易發展的腳步難以同調。例如，自1980年代開始，俄羅斯急劇的減少對蒙古的投資，1991年至1996年間，俄羅斯對蒙古的借款是3880萬美元，只達其承諾的4.3%，也只佔蒙古外資中的7.7%19。甚至自此以後，俄羅斯幾乎沒有再對蒙古提出投資的計劃。
由另一方面來看，經貿關係在二國之間，以區域性來看，發展的並不平衡。九○年代雙方大部份的貿易發生在布里雅特共和國，伊爾庫次克州，阿爾泰邊區以及赤塔州。這種貿易成功與否，很大部份又取決於俄羅斯內部在政治上的地方—中央關係變化，以及俄羅斯與蒙古各自的地方政府中政治的變化。
不過，一般而言，雙方經貿合作的步驟是以「雙邊經貿及科技合作委員會」(Меж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и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ву)的形式開始運作，在此架構下再設各個次級委員會或小組進行運作20。這類組織的目的大抵是以協調地方政府的行動為主。1997年6月9~10日在烏蘭烏德就啟動了「俄蒙區域及邊界合作計劃」(Программ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и пригра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Монголией)。
1997年蒙古的地質學機關和俄羅斯的公司「俄羅斯鑽石—薩哈」進行在蒙古開採鑽石礦的談判。最後，雙方決議在蒙古北部地區共同合作進行開採與加工21。而蒙古對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卡梅洛夫州、新西伯利亞、土瓦共和國，卡爾梅克共和國的合作都表示高度興趣。
在未來雙邊發展過程中，蒙古可以利用其優勢部份。首先，蒙古已經證實有非常豐富的礦藏，如黃金、銅、鉬(молибден)及氟石(флюорит)，配合著蒙古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蒙古正可以取得一種主導權以吸引外資。而在這種情形下，西伯利亞地區在地緣上與蒙古的合作開發就具有相對的優勢條件。此外，雙方可以透過勞動資源的交換，簡化出入境手續，加速資本及人力的流通22。
俄羅斯與蒙古雖然有其在關係發展上的樂觀之處，但是，仍然有待克服的歧異。首先，就是雙邊合資公司「額爾德內塔」(Эрдэнэта)的問題。
「額爾德內塔公司」一直是蒙古經濟上的主力(стержень)，該公司的股份結構中政府投資占了60%23，雙方政府持有股份分配比例則是蒙古占51%，而俄羅斯占49%。該公司自1994年起進行私有化，但在1995年發生財務危機後，迫使該公司對外尋求「長期信貸」(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кредиты)24。此事吸引了週邊國家的高度興趣，包括中國、日本、美國皆透過中介者尋求購入的行動。若以蒙古的立場做出發點，則自然是以賣掉俄羅斯所有持股，並引入中國、日本以及南韓的資本，以增加其國際投資中介機構的功能，最為有利。
第二，是蒙古的債務問題。目前蒙古積欠前蘇聯的外債約100億盧布。關於外債償付的問題，俄蒙雙方就此自1988年就開始談判，但是在短期內仍沒有辦法解決。其中，蒙古對俄羅斯到1999年仍然有1350萬美金的經常性外債部份，蒙古自1999年4月起，以貨物抵償其中的500萬美金，另外的850萬美元則由蒙古在倫敦基金股市(Лонднская фондовая биржа)購買俄羅斯的政府發行的長期債券相抵25。
第三個是關於「科維克塔計畫」(Ковыктинский проект)。
俄羅斯伊爾庫次克州北部的科維克塔區在1987年發現大量天然氣，中國總理朱鎔基於1999年2月訪問莫斯科時曾與俄羅斯簽訂天然氣輸送管到中國的雙邊協議。但是，這個計畫卻是要將天然氣管線借道蒙古，也因此，這個計劃就蒙古立場來看，對其國內經濟復甦有其正面意義。關於詳細的天然氣路線，中、俄正在密集商議。但是，參與商討的「薩哈石油天然氣公司(Саханефтьгаз)，認為天然氣管路應該由雅庫特到中國境內，而不應該經過蒙古境內，中國方面亦支持此方案，這對蒙古的方案有著一定的影響。
第四，另外一個比較廣泛的課題，則是俄羅斯、蒙古以及中國西藏三者佛教信徒聯繫、交流的問題26。雖然宗教交流是一種文化交流的事務，但是以西藏地位的敏感性而言，達賴喇嘛與中國政府間的互動也會影響到俄蒙中之間的三邊關係27。
第五，就區域性的經濟合作來看，仍然存在許多未知的風險。如由於相關各國在社會政治經濟基礎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性，使各國在此區域整合中是否一定有樂觀的互補效果仍待觀察。
面對全球化的局勢，區域性的經濟整合仍然面臨其位於下一層次的小規模問題。
發展雙邊貿易的時候，仍然有許多非貿易經濟問題必須面對。
例如，朝鮮半島的核武與彈導飛彈問題，俄日間關於北方四島歸屬問題，南韓必須面對由中國所引起的酸雨污染，俄羅斯聯邦與蒙古和中國間，以及中國與北韓間存在著非法與越界問題等。
這些非經濟障礙若不解決，難免衝擊到區域經濟合作的可預測性及成員間的互信。
因此，就實踐的面向而言，仍然有一段遙遠的路要走。因為就現實情況而言，蒙古社會內部在配合其外交，國家安全政策的實踐過程中，仍有其他內在條件需要配合，例如法治化與民主化進程，社會經濟情勢的改善等等問題。
以目前的情形來看，俄羅斯在蒙古的利益主要是包括以下幾個部份：
第一，自蘇聯軍隊自蒙古撤離以後，蒙古就中止了做為蘇聯軍事戰略環節中的一個部份，但蒙古也同時不能避免的仍是俄羅斯聯邦在亞太地區最近的鄰國，雖然俄羅斯軍隊亦不會再駐進蒙古，蒙古在俄羅斯的東界上仍然是僅次於中國的大國。俄羅斯與蒙古以歷史的縱深來看仍然有著許多共同點。
第二，俄羅斯的政治藍圖將不完整，如果俄羅斯的角色被中國、日本或是美國完全取代，這種情況如果發生，意味著俄羅斯在蒙古影響力的下降，也意味著俄羅斯在遠東地區的地位不若以往。而蒙古在俄羅斯的亞太區域政策中應該保持其做為重要管道的意義，通過蒙古，俄羅斯可以不只是強化自已在亞太地區的地位，也可以成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轉型過程中的範例。
第三，俄羅斯在蒙古的經濟利益，目前看來還不太明顯，不過這明顯的是與雙方政府在經濟上仍然有很多困難要克服的現況有關。同時，對俄羅斯比較重要的在於在蒙古建立合資企業以使在蒙古境內繼續正常運作，製造利潤及外資行為。俄羅斯方面最大的興趣是發展運輸系統以有助於俄羅斯、蒙古、中國三邊在未來經濟合作議題的展開。
五、結語
經濟作為國家目標實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項目，對蒙古這個經過民主化過程的新興民主國家而言，更是具有不同的意義。因為歷史的因素，或是因為經濟轉型發展上的困難性，就蒙古來說，保持與俄羅斯在經濟貿易範疇內一種緊密的合作是一個不得不然的方向。但是，因為俄羅斯國內的政治經濟問題亦有其很多亟待處理的項目，長遠來看，蒙古必須有一套更為主動積極的對外經濟政策才足以應付其需要。一般而言，在民主化之後，蒙古應可更積極的朝「法治國」的方向前進，形塑一個開放透明的社會環境以建立更堅強的外資條件。再者，應該積極的投入區域整合與合作計畫，在國際合作的大環境下發揮蒙古的經濟基本優勢。目前可見的東亞地區各種區域經濟組織與計畫，鮮少看見蒙古的身影，容或蒙古的地理條件有其限制，但是更積極的參與，不僅是國際成員的重要工作，也是蒙古必須走的方向。
（本文業於94年1月24日蒙藏現況研討會討論；94年2月14日修正完成）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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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Титаренко,М.Л.,Пусто на Восток без России. //Труд, 28.1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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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Яскина,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63
4 там же с.64-65
5 там же с.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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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undamentаls of the Military Doctrine of Mongolia. // The Mongo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No.3,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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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0, № 8,с.5
12 Договор о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Монголией 1993 г.,//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94, № 3-4
13 Яскина, 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145
14 Mongolian Statistical Yearbook-1997, Ulan-Bator, 1998, p.101
15 Mongolian Statistical Yearbook-2000, Ulan-Bator, 2001 p.81
16 Mongolian Statistical Yearbook-2000, p.83
17 Яскина, 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144
18 Mongolian Statistical Yearbook-2000, Ulan-Bator, 2001,pp.182-183
19 Яскина, 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142
20 Яскина, 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137
21 Яскина, Г.С., Монголия и внешний мир с.137
22 Яскина,Г.С., там же с.138
23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 с.314
24 Новости Монголии,29.мая.1999,№21
25 Кимай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с.315
26 俄羅斯境內藏傳佛教大抵分布在卡爾梅克共和國，布里雅特共和國，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四地)
27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с.316
Mongolian Economic Security Policies toward Russia, 1990 – 2000 19
《蒙古的歷史與文化─蒙古學論集》
二木博史著，呼斯勒譯
二木博史（Futaki Hiroshi）生於1951年，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一橋大學求學時踏入了蒙古研究領域，目前為東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系教授，精通日、蒙、滿、藏、俄、英、德、法、漢、韓等多種語言，是日本知名蒙古學專家，著作相當豐富，內容涉及蒙古法制史、社會史、近現代蒙古史、宗教、文學等領域。本書收入二木博史教授二十篇論文之中譯，分為四編，均是作者過去二十年間以日文發表的重要學術著作。譯者呼斯勒畢業於北京大學，任教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近十年，1998年赴日留學，師從二木教授研讀蒙古近代史。
在第一編的四篇論文中，作者討論了中世紀蒙古的法律與社會制度。《白樺法典》是1970年在外蒙古發現的喀爾喀法典，編纂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書寫於白樺樹皮，經作者作此命名，已廣為接受。該法典比《喀爾喀‧濟魯姆》（Khalkha Jirum）早百年問世，是喀爾喀尚未歸順清朝、仍是獨立狀態下形成的法典，保持蒙古固有的法律體系與風格。作者在「關於白樺法典」一文中對該法典的時代以及其呈現之刑法體系和社會構造做了分析介紹，有助於學界對當時喀爾喀的歷史、社會、法律的進一步理解。
在「《喀爾喀‧濟魯姆》的形成過程」一文中，作者比較了該法典的七種抄本，並探討其形成時期與地點。作者認為，必須改變該法典是十八世紀法律的觀點，因為它至少包含有十七世紀制定的法令條文一或二篇，其形成時期應在1770年至1821年之間，而大庫倫本在1840年以前也已形成。作者並指出，《喀爾喀‧濟魯姆》主要是以沙比（shabi，寺院屬民）為對象，在商卓特巴（Shangjudba，大沙比的最高主管）衙門編纂而成；雖然其文體絕大部分是以與《白樺法典》共通的傳統法律文書的文體寫成，但也有一部分法令則是按照清代公文特有的文體書寫而成。
「和碩內平民的貢租和賦役負擔──以清代喀爾喀蒙古為例」一文對蒙古例進行分析後指出，蒙古例從最初就包含許多與現實不相符合的內容，在各旗中幾乎未加以執行。清代的喀爾喀蒙古，札薩克逐漸確立其在旗裡的絕對統治地位，所屬屬民間的差異逐漸縮小，貢租和賦役的性質也產生種種變化。因此，作者提醒，不應該把清代蒙古社會視為固定不變而進行論述。在「論清代喀爾喀蒙古的奴隸解放文書」一文中，作者介紹了此類文書，並對奴隸化的原因及其解放進行分析，指出除了刑法、買賣之外，出生也是成為奴隸的原因之一；而解放奴隸的原因除了經濟因素外，也有宗教性的動機。
第二編的八篇論文探討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蒙古民族史。在「『大蒙古國』臨時政府之成立」一文中，二木博史仔細分析了布里雅特國民議會的成立、赤塔大會以及泛蒙古主義的各種表現，並指出，1919年泛蒙古運動失敗的原因除了日本政策改變、外蒙古拒絕參加外，作為運動主體的布里雅特、內蒙古、呼倫貝爾的民族主義者之間也存有意見分歧。
「蒙古人民黨成立史的再探討」一文以都克索穆（Doghsom）的回憶資料為基礎，說明丹增（S. Danzan）為首的「官吏黨」的成立以及1919年末與波多（博多，D. Bodoo）為首的「人民黨」合流後的活動（包括採納「蒙古人民黨」名稱、通過黨員誓詞及選出領導核心），並指出，千篇一律地使用「人民革命」一詞來概括1921年革命的性質是不妥當的。此外，作者在仔細剖析後，糾正「蒙古人民黨成立於6月25日」一說之錯誤，認為應是成立於1920年仲春之日。作者還指出，喬巴山（Kh. Choibalsan）、羅索爾（Losol）、德米特（Demid）三人合著、1934年出版的資料集《蒙古人民民族革命的開端與成就小史》（Mongghol arad-un ündüsün-ü qubisqal-un angq-a egüschü bayighulughdaghsan tobchi teüke）是對蒙古現代史的歪曲，是將蘇赫巴托神話化的最初的里程碑性的著作。
「仁欽諾與蒙古革命」一文描繪了仁欽諾（倫琴諾，El’bekdorji Rinchino）在外蒙古的活動，指出來自布里雅特的仁欽諾是與丹增、波多並列的1921年蒙古革命的最高領導者之一，後二人只以蒙古獨立為目標，而仁欽諾卻更高層次地思考著蒙古、西伯利亞、中亞、中國等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他事實上並未盲目遵從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指揮，曾經抵抗、捍衛自己的思想，絕非「共產國際的走狗」。作者還指出，1921年的蒙古革命並不僅限於外蒙古，而是作為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事業而進行的。
「對《蒙古真理》報內容的再探討」一文表示，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在伊爾庫茲克出版的六期《蒙古真理報》是在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努力下出版發行的，也證明上述1921年革命的性質；作者對於1971年外蒙古以息利爾蒙文出版的資料集中，因為政治因素，部份或全部刪除了該報中那些肯定成吉思汗的文章或反映蒙古人民黨擁護佛教這一面向的諷刺畫、插畫的做法有所批評，認為有礙學術利用價值。
在「蒙古人民黨第1次代表大會與布里雅特革命家」一文中，作者探討了蘇俄對蒙活動機構的變遷、恩琴男爵軍隊侵入後的狀況及人民黨首次代表大會。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布里雅特的革命家一方面在為實現布里雅特人的統一與自治而戰，一方面也為外蒙古的獨立（自治）而奮鬥，此一目的所以可能，共產國際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之一；當時蘇俄、俄共與蒙古、布里雅特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尚未顯現，對布里雅特革命家的活動而言是相當有利的。
本書中有關1924-1928年間外蒙古黨政領導人丹巴道爾吉（丹巴多爾濟，Ts. Dambadorj）的兩篇論文中，一篇描述了外蒙古在國際環境許可下、基於民族主義主動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提供援助的經過，另一篇分析了1927-1928年間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內鬥爭、與共產國際的衝突以及左派勝利、丹巴道爾吉下台的過程。作者指出，丹巴道爾吉在1928年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失勢代表了以共產國際、蘇聯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者打敗了以蒙古利益為優先的共產主義者，使得蒙古政府自此失去了自主性，國際地位變得脆弱，是蒙古現代史的一個轉折點。「迪魯瓦‧呼圖克圖的回憶錄」是對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和磯野富士子（Isono Fujiko）同名著作的介紹。
第三編是關於蒙古文化與社會的五篇文章。「蒙古的神話傳說」一文說明了蒙古神話傳說產生的背景，並介紹了許多外蒙古與布里雅特的神話傳說。作者在「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中先介紹了白老翁星經的類型，再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十二種，指出有些附加成分在梅力更‧格根創作當時並不存在，而原先作為寺院內誦讀的經卷在民間廣泛流傳後，性質也改變了。「新發現的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的作品」一文中，作者介紹分析了20世紀40年代中期內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鮮為人知的戲劇、散文、詩歌作品，認為額爾德木特古斯以年僅二十歲的熱情去挑戰各類文學題材，必將在內蒙古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其詩歌作品，但他對於日軍的肯定以及親日的態度也將受到批判。「瑪爾藏‧錫拉布的世界」一文簡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外蒙古傑出的畫家錫拉布。「復活了的成吉思汗─對其評價的歷史」描述了外蒙古過去數十年對成吉思汗的各種形象，並說明1989-1991年間成吉思汗在外蒙古復活、甚至神格化的情形。
第四編中關於日蒙關係史的三篇文章雖是小品，但也非常有意思，值得一讀。「流傳在蒙古的『鐵道歌』」一文指出，外蒙古女性愛唱的「女性之歌」和日本的「鐵道歌」旋律幾乎完全相同。作者探討了「女性之歌」產生的背景、庫倫的日本人團體以及俄國二月革命後從西伯利亞來到庫倫的日本賣淫女子（唐行桑，karayukisan），發現當時在庫倫滯留時間最長的日本人即是唐行桑們，而鐵道歌是否是經由她們而傳到蒙古則無法證實。「日軍的對蒙工作－諾門罕戰爭的真相」一文中，作者質疑了經常被引用來研究1939年諾門罕戰爭、由賓巴大尉所寫的《外蒙古逃脫記》的真實性，並表示，正當日本為侵略蒙古而努力尋找正當理由時，此書正可作為日本軍的宣傳工具。本書最後，作者在「東京外國語大學蒙古學科的誕生與發展」一文中介紹了蒙古語專業在其母校設立、發展的情形及其學生昔日在滿蒙工作、戰爭及情報中的表現。
這本書中所收入的論文雖然內容深淺不一，但足以呈現二木博史教授對蒙古學的興趣與功力。前兩編的論文展現了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力，尤其第二編中的論文對筆者這類對蒙古近現代史有濃厚興趣的人而言，更是字字珠璣，具有高度啟發性，彌足珍貴。作者精緻的研究手法，再次證明日本學界在蒙古學研究上不可取代的地位，值得吾人效法。本書唯一缺點是，譯者受限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檢查，在徵得作者同意下，刪節了書中部分表述。因此，想獲得原汁原味的內容，還是得閱讀原文。然而，對無法閱讀日文的中文讀者而言，本書的出版的確是適時且具有重大意義的。作者另以蒙、英、俄等文字發表的論文也於2002年由烏蘭巴托Interpress公司結集出版，有興趣者亦可參考。
二木博史（Futaki Hiroshi）生於1951年，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一橋大學求學時踏入了蒙古研究領域，目前為東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系教授，精通日、蒙、滿、藏、俄、英、德、法、漢、韓等多種語言，是日本知名蒙古學專家，著作相當豐富，內容涉及蒙古法制史、社會史、近現代蒙古史、宗教、文學等領域。本書收入二木博史教授二十篇論文之中譯，分為四編，均是作者過去二十年間以日文發表的重要學術著作。譯者呼斯勒畢業於北京大學，任教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近十年，1998年赴日留學，師從二木教授研讀蒙古近代史。
在第一編的四篇論文中，作者討論了中世紀蒙古的法律與社會制度。《白樺法典》是1970年在外蒙古發現的喀爾喀法典，編纂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書寫於白樺樹皮，經作者作此命名，已廣為接受。該法典比《喀爾喀‧濟魯姆》（Khalkha Jirum）早百年問世，是喀爾喀尚未歸順清朝、仍是獨立狀態下形成的法典，保持蒙古固有的法律體系與風格。作者在「關於白樺法典」一文中對該法典的時代以及其呈現之刑法體系和社會構造做了分析介紹，有助於學界對當時喀爾喀的歷史、社會、法律的進一步理解。
在「《喀爾喀‧濟魯姆》的形成過程」一文中，作者比較了該法典的七種抄本，並探討其形成時期與地點。作者認為，必須改變該法典是十八世紀法律的觀點，因為它至少包含有十七世紀制定的法令條文一或二篇，其形成時期應在1770年至1821年之間，而大庫倫本在1840年以前也已形成。作者並指出，《喀爾喀‧濟魯姆》主要是以沙比（shabi，寺院屬民）為對象，在商卓特巴（Shangjudba，大沙比的最高主管）衙門編纂而成；雖然其文體絕大部分是以與《白樺法典》共通的傳統法律文書的文體寫成，但也有一部分法令則是按照清代公文特有的文體書寫而成。
「和碩內平民的貢租和賦役負擔──以清代喀爾喀蒙古為例」一文對蒙古例進行分析後指出，蒙古例從最初就包含許多與現實不相符合的內容，在各旗中幾乎未加以執行。清代的喀爾喀蒙古，札薩克逐漸確立其在旗裡的絕對統治地位，所屬屬民間的差異逐漸縮小，貢租和賦役的性質也產生種種變化。因此，作者提醒，不應該把清代蒙古社會視為固定不變而進行論述。在「論清代喀爾喀蒙古的奴隸解放文書」一文中，作者介紹了此類文書，並對奴隸化的原因及其解放進行分析，指出除了刑法、買賣之外，出生也是成為奴隸的原因之一；而解放奴隸的原因除了經濟因素外，也有宗教性的動機。
第二編的八篇論文探討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蒙古民族史。在「『大蒙古國』臨時政府之成立」一文中，二木博史仔細分析了布里雅特國民議會的成立、赤塔大會以及泛蒙古主義的各種表現，並指出，1919年泛蒙古運動失敗的原因除了日本政策改變、外蒙古拒絕參加外，作為運動主體的布里雅特、內蒙古、呼倫貝爾的民族主義者之間也存有意見分歧。
「蒙古人民黨成立史的再探討」一文以都克索穆（Doghsom）的回憶資料為基礎，說明丹增（S. Danzan）為首的「官吏黨」的成立以及1919年末與波多（博多，D. Bodoo）為首的「人民黨」合流後的活動（包括採納「蒙古人民黨」名稱、通過黨員誓詞及選出領導核心），並指出，千篇一律地使用「人民革命」一詞來概括1921年革命的性質是不妥當的。此外，作者在仔細剖析後，糾正「蒙古人民黨成立於6月25日」一說之錯誤，認為應是成立於1920年仲春之日。作者還指出，喬巴山（Kh. Choibalsan）、羅索爾（Losol）、德米特（Demid）三人合著、1934年出版的資料集《蒙古人民民族革命的開端與成就小史》（Mongghol arad-un ündüsün-ü qubisqal-un angq-a egüschü bayighulughdaghsan tobchi teüke）是對蒙古現代史的歪曲，是將蘇赫巴托神話化的最初的里程碑性的著作。
「仁欽諾與蒙古革命」一文描繪了仁欽諾（倫琴諾，El’bekdorji Rinchino）在外蒙古的活動，指出來自布里雅特的仁欽諾是與丹增、波多並列的1921年蒙古革命的最高領導者之一，後二人只以蒙古獨立為目標，而仁欽諾卻更高層次地思考著蒙古、西伯利亞、中亞、中國等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他事實上並未盲目遵從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指揮，曾經抵抗、捍衛自己的思想，絕非「共產國際的走狗」。作者還指出，1921年的蒙古革命並不僅限於外蒙古，而是作為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事業而進行的。
「對《蒙古真理》報內容的再探討」一文表示，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在伊爾庫茲克出版的六期《蒙古真理報》是在喀爾喀蒙古人與布里雅特蒙古人的共同努力下出版發行的，也證明上述1921年革命的性質；作者對於1971年外蒙古以息利爾蒙文出版的資料集中，因為政治因素，部份或全部刪除了該報中那些肯定成吉思汗的文章或反映蒙古人民黨擁護佛教這一面向的諷刺畫、插畫的做法有所批評，認為有礙學術利用價值。
在「蒙古人民黨第1次代表大會與布里雅特革命家」一文中，作者探討了蘇俄對蒙活動機構的變遷、恩琴男爵軍隊侵入後的狀況及人民黨首次代表大會。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布里雅特的革命家一方面在為實現布里雅特人的統一與自治而戰，一方面也為外蒙古的獨立（自治）而奮鬥，此一目的所以可能，共產國際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之一；當時蘇俄、俄共與蒙古、布里雅特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尚未顯現，對布里雅特革命家的活動而言是相當有利的。
本書中有關1924-1928年間外蒙古黨政領導人丹巴道爾吉（丹巴多爾濟，Ts. Dambadorj）的兩篇論文中，一篇描述了外蒙古在國際環境許可下、基於民族主義主動對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提供援助的經過，另一篇分析了1927-1928年間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內鬥爭、與共產國際的衝突以及左派勝利、丹巴道爾吉下台的過程。作者指出，丹巴道爾吉在1928年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失勢代表了以共產國際、蘇聯為中心的國際共產主義者打敗了以蒙古利益為優先的共產主義者，使得蒙古政府自此失去了自主性，國際地位變得脆弱，是蒙古現代史的一個轉折點。「迪魯瓦‧呼圖克圖的回憶錄」是對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和磯野富士子（Isono Fujiko）同名著作的介紹。
第三編是關於蒙古文化與社會的五篇文章。「蒙古的神話傳說」一文說明了蒙古神話傳說產生的背景，並介紹了許多外蒙古與布里雅特的神話傳說。作者在「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中先介紹了白老翁星經的類型，再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梅力更‧格根所作的白老翁星獻香經十二種，指出有些附加成分在梅力更‧格根創作當時並不存在，而原先作為寺院內誦讀的經卷在民間廣泛流傳後，性質也改變了。「新發現的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的作品」一文中，作者介紹分析了20世紀40年代中期內蒙古文學家額爾德木特古斯鮮為人知的戲劇、散文、詩歌作品，認為額爾德木特古斯以年僅二十歲的熱情去挑戰各類文學題材，必將在內蒙古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其詩歌作品，但他對於日軍的肯定以及親日的態度也將受到批判。「瑪爾藏‧錫拉布的世界」一文簡介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外蒙古傑出的畫家錫拉布。「復活了的成吉思汗─對其評價的歷史」描述了外蒙古過去數十年對成吉思汗的各種形象，並說明1989-1991年間成吉思汗在外蒙古復活、甚至神格化的情形。
第四編中關於日蒙關係史的三篇文章雖是小品，但也非常有意思，值得一讀。「流傳在蒙古的『鐵道歌』」一文指出，外蒙古女性愛唱的「女性之歌」和日本的「鐵道歌」旋律幾乎完全相同。作者探討了「女性之歌」產生的背景、庫倫的日本人團體以及俄國二月革命後從西伯利亞來到庫倫的日本賣淫女子（唐行桑，karayukisan），發現當時在庫倫滯留時間最長的日本人即是唐行桑們，而鐵道歌是否是經由她們而傳到蒙古則無法證實。「日軍的對蒙工作－諾門罕戰爭的真相」一文中，作者質疑了經常被引用來研究1939年諾門罕戰爭、由賓巴大尉所寫的《外蒙古逃脫記》的真實性，並表示，正當日本為侵略蒙古而努力尋找正當理由時，此書正可作為日本軍的宣傳工具。本書最後，作者在「東京外國語大學蒙古學科的誕生與發展」一文中介紹了蒙古語專業在其母校設立、發展的情形及其學生昔日在滿蒙工作、戰爭及情報中的表現。
這本書中所收入的論文雖然內容深淺不一，但足以呈現二木博史教授對蒙古學的興趣與功力。前兩編的論文展現了作者深厚的研究功力，尤其第二編中的論文對筆者這類對蒙古近現代史有濃厚興趣的人而言，更是字字珠璣，具有高度啟發性，彌足珍貴。作者精緻的研究手法，再次證明日本學界在蒙古學研究上不可取代的地位，值得吾人效法。本書唯一缺點是，譯者受限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檢查，在徵得作者同意下，刪節了書中部分表述。因此，想獲得原汁原味的內容，還是得閱讀原文。然而，對無法閱讀日文的中文讀者而言，本書的出版的確是適時且具有重大意義的。作者另以蒙、英、俄等文字發表的論文也於2002年由烏蘭巴托Interpress公司結集出版，有興趣者亦可參考。
大汉族主义是整个亚太地区的最大威胁
汉民族，古称华夏民族。自从汉朝建立后，华夏民族就开始称为汉民族。汉人自古以来就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汉人把自己居住的区域称为中原，中华，中土或中国。总之带有一个“中”字。因为汉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央。他们把东面的非汉民族称为夷，南面的称为蛮，西面的称为戎，北面称为狄。其中，西面和北面又可以统称为胡。汉人把自己称为“中国人”。历代汉人所建立的王朝都通过侵占其他民族的领土，并把其他民族同化，杀害或迫使其迁移。满洲自古以来就不属于汉人，但随着满清的垮台，大量汉人纷纷涌入满洲，同化了满人。如今，会说满语的满洲人还不到100人。内蒙古和新疆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地方原来并不属于汉人，是属于蒙古人和维吾尔人的土地，但汉人入侵并实行同化政策。目前，汉人又把目光盯上了西藏，西藏自古就是藏民族的家园，与汉人无关。但自1956年西藏被汉人侵占以来，藏人就一直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中华民族原本是汉民族对自身的尊称，但是，汉人侵占了其他民族的土地，便把中华民族这个称呼扩展为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共同的称呼。真是用心险恶。汉人企图用这种手段永远占有其他民族的土地。
现在，汉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中国”。真是狂妄自大。世界上其他民族也许曾经也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但还没有一个民族像汉人这么狂妄，明目张胆的把自己国家的国号称为“中国”。所以，我觉得英文CHINA的汉语翻译应该是支那，而不是“中国”。在支那，汉人的人口占绝对优势，所以，他们压迫其他民族。现在不少汉人提倡恢复汉服。我认为恢复汉服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为什么其他民族也要被迫接受汉民族的服饰。
最后，说一下台湾问题。台湾的主体民族虽然也是汉民族。但是，为什么台湾就一定要是支那的一个省？支那与台湾在社会制度，经济，政治，价值观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而且，就算台湾人的祖先来自支那大陆，但在政治上支那与台湾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就像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文化上原本是一家，但政治上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与支那的关系也应该如此。
我希望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都能够摆脱支那的殖民统治。也希望支那早日实现民主政治。
现在，汉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中国”。真是狂妄自大。世界上其他民族也许曾经也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但还没有一个民族像汉人这么狂妄，明目张胆的把自己国家的国号称为“中国”。所以，我觉得英文CHINA的汉语翻译应该是支那，而不是“中国”。在支那，汉人的人口占绝对优势，所以，他们压迫其他民族。现在不少汉人提倡恢复汉服。我认为恢复汉服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为什么其他民族也要被迫接受汉民族的服饰。
最后，说一下台湾问题。台湾的主体民族虽然也是汉民族。但是，为什么台湾就一定要是支那的一个省？支那与台湾在社会制度，经济，政治，价值观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而且，就算台湾人的祖先来自支那大陆，但在政治上支那与台湾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就像美国和英国的关系，文化上原本是一家，但政治上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与支那的关系也应该如此。
我希望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都能够摆脱支那的殖民统治。也希望支那早日实现民主政治。
建立民主的制度与民族问题
汪：从政治制度上，现在有些问题我们看不太清。19世纪中国大转变的时候，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看，路怎幺走，我们要学什幺。连慈禧新政时五大臣出洋考察都看到西洋各国在政治体制上的区别。刚才涉及的主要是社会内部的制度和民主问题。在多民族国家民主化过程常常和民族问题密切相关。苏联解体了，南斯拉夫解体了，俄罗斯仍然面临车臣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不能不考虑。你要用什幺政治结构维持各民族的平等共处？中国与西欧民族国家的状况是很不相同的。如何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关于美国的联邦制，这是从清代中期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讨论的问题，例如魏源就曾认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民族国家的情况不一样，而与美国更相似，他指的是幅员广大、民族众多。但结果这条路被否决了。在中国，联邦制和美国的含义完全不同，因为中国是在旧帝国的基础上，不是美国式的移民社会，民族与地域的重迭关系不同于美国。在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杂居程度很高，这个问题怎幺解决？中国知识分子多从汉族中心的视野出发考虑问题，对于各民族平等共存的制度构想考虑得很少。我们今天讨论民主，不可能不讨论中国还要不要一个统一的完整国家，如果要的话我们用什幺样的制度去构建，即一个多元的、平等的和和平共存的民主结构。
温：客观说中国只考虑汉族地区联邦制是一个可选择方案，但是考虑到你的水资源在青藏高原，油气资源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中国在21世纪又不能走这条路。
秦：我觉得中国将来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是下一个层次的问题。重要的是无论单一制还是联邦制都要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单一制不是秦始皇式的大一统，联邦制也不能搞成诸侯制、领主林立或者土司称霸。
汪：没有那幺简单！民主化的问题可能会带来分裂问题，要对民主作一个构想是不能不想这个问题的。不管是出于道德考虑还是政治考虑。
温：吉尔吉思斯坦杀了一个中国人，罪犯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通过西气东输你把新疆的资源剥夺走了。这就是他的一个民主诉求，他们没有得到利益分配，最终的要求就是资源是我们的，我们要独立。这个资源构不构成独立的资源呢？你没发现之前，不构成，它只有传统农业，需要你的工业去覆盖它；当它构成一个地区的资源的时候，就要以一个独立民族的主权，来完成本民族资源向资本的转化，获得资本收益。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秦：在这个问题上我虽然赞成民主，但是不赞成民族主义，包括汉族的民族主义。
汪：我也反对汉族民族主义，但这不是表态赞成不赞成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民主构想和如何汲取历史经验的问题。
温：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目前执政者看到的国际经验就是普京采取的对内的民族主义，这成为他建立自己政治权威的重要资源，那幺将来一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受到影响的时候，对于政治家来说成本最低的就是民族主义。无论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主义，当它构成能够形成政权合法性的资源的时候，就不是学者要选择什幺，而是国家的执政者要选择什幺。
秦：现在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中的利益主体，有意义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现存的宪政民主制度也是以国家为治理单元，不是治理“民族”的，也不是治理国际事务的。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下政府既必须对选民负服务责任，又不得对选民滥用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是相对好的、坏处最少的、值得学习的制度。但是美国选民的范围是美国公民，而不是哪个民族的人。美国华人有投票权，美国政府也代表他们。而放弃了美国籍的白人，哪怕是正宗WASP，美国政府也不代表他们。美国公民以外的人，包括中国人，他称赞美国的民主也罢，讨厌美国的民主也罢，都不能指望美国政府代表自己的利益。因为美国政府是美国人（哪怕是不喜欢美国制度的美国人）选出来的，而不是中国人（哪怕是喜欢美国制度的中国人）选出来的。美国政府权受限而责可问，那是对他们的选民而言，不是对我们。赞成这种制度的中国公民不能指望美国政府来维护中国国民的利益，但他们当然希望在中国建立类似的（不会完全雷同）制度，使中国人的人权得到尊重，使中国人民拥有对他们负责的政府，这与爱国丝毫不矛盾。正如当年社会主义者希望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以实现平等、中国基督徒祈祷上帝保佑中国人也是出于爱国心一样。
为什幺主张民主的中国人希望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却不能指望美国的民主政府代表中国人的利益？那不是因为美国官员的良心比中国官员坏，也不是因为“文化隔阂”，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为中美国人之间必然有什幺不同的价值观等等，更不是因为人种、族属与血缘的区别。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今世界存在着主权国家这一制度，存在着国界，因而不能自由移民，也不存在跨国界的公民权。中国人除非得到准许作为移民加入美籍，就没有美国的投票权。而美国选民选出的政府如果不是对他们、而是对我们负责，那这个“民主”倒真是有点“虚伪”了。所以美国的民主政府再好也是人家的政府，而中国人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包括国民整体的权益即所谓国家利益）只能在中国国界以内设法解决。
换言之，“国家利益”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存在国界，其它的什幺文化认同等等都是虚的。而主张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人当然也不能不考虑国家利益的问题，包括在存在国内民族矛盾的情况下如何整合国家利益的问题。但是如果把国家利益理解为每个国民利益的总和，而不是理解为统治者的利益的话，那幺宪政民主制在处理有关国家利益的问题包括民族问题上也应该是最有效的。所谓最有效并不是没有困难，更不是说民主国家在民族矛盾问题上不会出错或者没有失败，而是说，不能认为只有专制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因为从长远看，专制政治处理民族问题更失败也更易出错。在历史上，以专制统治维持的多民族帝国尽管不乏其例，但是不仅这种维持要付出惨重代价（对统治族与被统治族都是如此），而且由于这种维持完全以专制本身的稳固为条件，而历史上又没有一种专制是万世不朽的，专制一动摇，帝国也就解体了，从古代的亚述、波斯到当今的苏联莫不如此。而且往往解体得十分惨酷，苏联解体只有车臣这一局部战事，应当算是幸运的了。当然，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就此会有截然相反的总结：有人因此认为千万不能动摇专制，有人则因此认为专制不可取，应该寻求更好的整合方式。
相反地，以宪政民主维系的多民族国家尽管也有失败之例——这些失败多发生在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过程中，因此它到底是专制的失败还是民主的失败，不同立场的人会各自解释。但是成功之例也是明摆着的：小国有瑞士，大而富的有美国，大而穷的有印度，不大不小有南非。
瑞士的德法意三语裔在没有明显的优势统治族裔、三族又都有强大“祖国”相邻构成吸引力的情况下，靠民主联邦制度建立了稳固的国家认同，和睦团结几百年，哪个专制体制能够做到？
美国这个种族、文化的大熔炉吸引五洲移民，两百年来其建国族裔即所谓WASP(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比例不断缩小，至今占人口已不到一成，但国家认同稳固，种族矛盾不以分裂、而以平等为诉求，种族平等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在承认“爱国”为不能强制的情感问题（在美国极少有谁刻意标榜“爱国”并动辄指责他人“不爱国”）的情况下，超种族爱国主义却十分发达。
如果说美国因为是超级富强而有吸引力，那幺印度是个民族－语言－文化－宗教构成极其复杂、没有明显优势族群而且经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历史上统一帝国短暂，诸邦林立是常态，号称“只有印度文化，没有印度国家”。其国家认同只是在英属时代才发展起来，但是独立后在宪政民主联邦体制下多民族国家稳定发展。印度联邦中央与邦的权限分明，各邦民主竞选，执政者或左或右，与中央执政者常常有异，一国X制而不失统一。虽有民族矛盾，却比周边那些比较专制的、军人政权的和君主制的邻国（巴、缅、尼等）稳固得多。
而南非更是在种族对立尖锐、历史积怨极深的状态下，在民主化转型中成功实现民族和解、排除“黑独”“白独”，维持国家在宪政民主体制下统一的成功典型。
因此，民族矛盾不能搞民主、实行宪政国家一定分裂之类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温：在今后中国的发展当中如果形成另外一套制度，首先要考虑的是能不能够维系它的存在。第一，你不能不占有资源，要占有就不得不控制新疆西藏地区；第二，当海上石油信道受的威胁的时候，对于南海和马六甲海峡不能不有一定的保护措施。那幺中国的发展模式就要考虑，以什幺来保证自己的石油信道？如果海上信道以我们的力量保不住，那幺惟一的方法就是对内加强控制。这种情况下怎幺能够构成另外一种选择，也就是体现自由理念的社会制度？
秦：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采取民主制度能不能实现一个有凝聚力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不太确定的问题。但是专制制度就一定能产生多民族凝聚力？说不定连单个民族的凝聚都难长久。我国历史上光是汉族就“合久必分”多少次，与民主有什幺关系？
温：对于转轨国家的现实经验来说民族分裂几乎是一个既成事实。
秦：你说的是东欧吗？是的，东欧民主化过程中苏联、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制国家都分裂了。这三国分裂的性质有所不同：捷克与斯洛伐克友好分家未必就是坏事，但苏、南分裂确实代价惨重，不仅社会动荡乃至发生战乱，而且在一些地区民族主义膨胀还导致专制复归。但是三国也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第一，三国的核心民族（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在原联邦人口构成中并不占绝对优势；第二，更重要的是三国在旧体制下就是联邦制，联邦成员主体性较强，法律上有自愿联合、退出权之类的规定。过去三国主要靠一党专政下党的集中统一来维系联邦，并使上述法律规定流为具文。但是剧变后“党国”体制消失，那些规定就不是具文而已了。
然而恰恰在这两个基本点上中国与它们完全不同：第一，汉族占中国人口95％左右，占绝对优势。第二，中国并非联邦制国家。而东欧的非联邦制多民族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都维持了统一，这是似乎尚未引起关注的现象。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境内有三分之一的领土是匈牙利人聚居的特兰西瓦尼亚。历史上的罗马尼亚主体是由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合并而成，特兰西瓦尼亚本来不在其中，它是奥匈帝国匈牙利部分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解体，凡尔赛体系把特兰西瓦尼亚划给了战胜国之一的罗马尼亚，这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两个多民族国家建立的背景类似。后来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问题、特兰西瓦尼亚独立或者重归匈牙利运动也一直很严重。导致齐奥塞斯库垮台的“十二月革命”就是从特兰西瓦尼亚匈族人反抗的蒂米什瓦拉事件引发的。后来的转轨进程中匈族问题也一度闹的很厉害，以至使罗匈两国关系都一度紧张。但是罗马尼亚最终还是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通过匈族自治解决了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并没有导致国家分裂。
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和马其顿少数民族问题也很突出，尤其是土族本身政治凝聚力颇强，土族党经常是转轨时期左右对决中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第三党。但是保加利亚同样也以自治方式解决了土族问题，维持了转轨中国家的统一。
这些例子倒是提示我们：虽然联邦制不失为多民族国家民主整合的一种有效形式，历史上颇多成功之例，中国如今也有不少提倡者。但是对于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转轨国家而言，即使联邦制不失为一种选择，先联邦后民主还是先民主后联邦也值得慎重考虑。如今许多人主张通过联邦制走向民主，但是从东欧的经验看，通过民主走向联邦可能更有利于维持国家统一。这是由于联邦成员比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政府有更强的自立推动，在转轨时期，民主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慢于联邦主体自我意识的发展，国家分裂就难以避免。因此在民主国家凝聚力形成以后再考虑联邦制，可能更为有利。中国目前并非联邦制，而且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还小，完全不同于苏、南、捷三国主体民族占人口只有半数左右的状况。所以讲转轨国家民族问题，中国应该比比罗、保，不能胡乱套用苏联、南斯拉夫的例子。
建立民主的制度的难题？（3）“算帐”问题
温：不能套的原因尤其是现在已经形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国内的反抗无论什幺形式已经客观形成，那幺一旦民主，人们就要算帐。
秦：这就是中国民主滞后产生的一个难解的结。这就不是民族问题了，民主如果会导致算账，那就是“分家不公”的结果，和民族矛盾没有多大关系。我过去一直提醒世人注意“先私有化后民主”所蕴含的巨大风险，遗憾的是许多人沉醉于所谓靠专制来减少私有化过程中交易费用的理论而充耳不闻，如今造成这样的结果却反而倒过来作为不能民主化的理由？
温：所以这就是刚才说的有没有另一条路可走。经济上不可能，政治上就可能吗？
秦：首先你要承认这种结果本身就是民主滞后造成的。我觉得对于这种矛盾只能走一种所谓低调的社会民主的道路。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采取力度很大的二次分配，这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张。但是有一个例外，自由主义者，包括最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也承认所谓的“矫正正义”，诺齐克反对一切形式的福利国家，但是他认为照顾黑人和印第安人是有理由的，因为政府以前欠了人家的。那幺一旦“矫正正义”要幺采取剥夺的办法，要幺采取二次分配的办法，我相信不管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会选取后者。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本来就是他们所追求的，而对于自由主义者他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过去不公正的弥补，而不是理解为通往未来平等理想的大门。自由主义者对于过去不公正的补偿在实践中也是有的。所以我称之为低调社会民主，这不是说二次分配的力度很低（相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力度很高），而是对于二次分配的功能预期比较低调。按照自由主义理论，随着矫正的渐渐到位，力度应该是逐渐降低的。
汪：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民主制度的问题。发展主义的国家模式本身可能滋生内部压迫和外部侵略——当然不一定是传统帝国主义式的侵略。英国在它的议会投票辩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自由主义的理念解决不了我们这里谈论的民族问题。
秦：我这里讲的是解决汉族内部的问题。至于解决汉族与其它民族的矛盾问题，只有承认两个原则，否则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无法走出这个轮回：第一，在解决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普世的观念，不能以国家主权为由任意欺负少数民族，民族问题根本是一个人权问题，应该普世化；第二，人权问题不该构成民族分立的理由，既然民族国家不能解决人权问题，那幺多增加几个民族国家照样不能解决。这两者是同时成立的——如果主权国家可以“关起门来打狗”那样对待某一弱势民族而别人不得过问，弱势民族还有什幺指望？还有什幺理由对这个国家抱有希望？而反过来说，如果民族压迫能够在超越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在普世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又有什幺必要分离出去？
建立民主的制度的难题？（4）国际秩序
汪：但是，什幺样的政治构架能够让这两者同时成立？
秦：可悲的正是：在现今的主权国家构架中这两者都不成立。于是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我们看到的只有恶性循环：先是民族压迫作为“内政”在国际上没人管，结果弱势民族要末一直忍气吞声下去，要末就只能不顾一切争取独立：因为既然在这个主权国家中我们受欺负没人管，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脱离这个国家，让我们自己也拥有主权。其实这两个“要末”到头来可能还是一个：因为任何强权都不可能万世不易，今天忍气吞声，到哪天强权出现危机，分裂运动还是会乘机而起（转轨国家出现分裂的根源就在于此）。但是在今天的军事技术条件下，抵抗强权是代价惨重的，而且往往导致不择手段。结果是在这过程中只有残忍者才可能出头，等到他真有可能独立建国，又会以主权国家的名义欺负新国家中的弱小者。尤其是如果原先母国优势民族有成员留在这个新国家成了新的弱小者，欺弱加上报复，他们在这个血海中打杀出来的残忍者建立的新国家中还有活路吗？到时国际社会是否又因为这是“内政”而坐视不管呢？这样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下去，全世界有一天非都“卢旺达化”了不可！
例如伊拉克的库尔德人，90年代初被萨达姆残酷屠杀，几十个村镇被毒气灭绝，数万人惨遭灭门。外界不管，他们的苦难什幺时候是个头？美国人基于自己的考虑这时不管，后来又以所谓藏匿“大杀武”的查无实据的理由在反对声中出兵倒萨，是应该受到指责的。但指责的理由不应是“干涉内政”，而是当管不管，管得不当。但不管怎幺样，萨达姆终于垮台了。这时如果让库尔德人“独立”（他们一直这样要求），库尔德地区的阿拉伯人（萨达姆所属民族）怎幺活？库尔德人在长期的反萨武装斗争中也是杀红了眼的，他们自己的内讧都很血腥，一旦有了“不得干涉”的“主权”，能善待当年的仇族？好在作恶的萨达姆既然终究有人管（尽管管的方式可以指责）了，库尔德人也就没理由非独立不可，现在他们已经接受了自治原则。
因此我既反对“主权国家关门打狗人不管”，也反对民族分离闹独立。而且我不能只反对其中的一个。这里必须指出：“主权国家关门打狗人不管”的理论基础是所谓“主权高于人权”。我们过去一直把这作为“主旋律”，据说是因为怕别人借人权为理由“干涉内政”损害我们的主权和国家完整。这里我姑且不谈人权如何重要的大道理，只想指出：即使从维护主权的角度讲这个说法也是“双刃剑”，因为正如上面证明的：“主权国家关门打狗人不管”与“民族分离闹独立” 恰恰是互相促进的，前者为后者既提供了利害激励，也提供了道义合法性。到头来这种所谓维护主权的理论很可能对中国主权与国家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
至于害怕人权干预成为国际政治中强国任意干预弱国的借口，我要问“人权至上”为什幺就不可以作为反对这种非法干预的道义原则呢？人权至上既意味着反对国内强权，当然也意味着反对国际强权。美国出兵伊拉克如果应该指责，难道除了“干涉内政”就没有别的指责理由？美国人有没有侵犯伊拉克人的人权？如果有，人们不是照样可以对此进行谴责吗？如果没有，而萨达姆则侵犯了，那幺不管所谓“大杀武”的出兵理由成不成立（如果不成立，也可以提出公信力指责），这次出兵本身对伊拉克人民来说难道是一件坏事吗？据我看事实可能是：美国人是把保护其公民（在当时就是参战的美军官兵）的人权放置于伊拉克人的人权之上的，为保护美军安全他们伤害了包括无辜平民在内的不少伊拉克人，为此应该谴责美国人。当然，同样根据人权原则，萨达姆杀害了多得多的伊拉克（以及伊朗、科威特等）人，所以应当受到更严厉的谴责。我们不是常常指责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吗？为此我们自己当然应该在人权问题上一碗水端平，谁侵犯人权我们就批评谁，谁侵犯的更厉害，我们对他的谴责也更厉害。
当然这里讲的是主张。你刚才问道：什幺样的政治构架能够让这些主张成立？我认为，这就需要改革现今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全球政治构架。既不能允许暴君们以“主权”的名义随便欺负人，也不能允许以受到欺负为理由随意割裂原来的国家建立新的“主权”。前述的伊拉克－库尔德之例是由美国充当“国际警察”来实现了这两者，这当然弊病不少。因为“警察”需要得到授权才有合法性，而且行为须有约束，防止其可能以权谋私。
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约束了统治者使其不能对美国公民滥权妄为，但国内民主能否约束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国际行为？应当说，不是完全没有约束。小布什出兵伊拉克比之当年萨达姆出兵科威特、苏联出兵匈牙利、捷克和阿富汗，受到的掣肘无疑大得多。这并非因为美国人民比他们的总统高尚，能够更公正地为他国人民着想，而是因为这些“国际义务”的代价要由美国选民承担，仅仅自利的动机也会使他们约束自己的政府必须谨慎行事。萨达姆可以一意孤行发动两伊战争不惜伤亡100万人，布什在伊拉克如果伤亡三千他就得撤退，尽管伊拉克人口比美国少得多。因此民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虽然可能为己国利益（即民主制下本国选民的利益）而损害非美国选民的他国人民的利益，即所谓“称霸”，但是这种威胁要比同等实力的专制强国小得多。
最典型的例子是：古巴革命后从亲美转为反美，作为苏联盟国在美国鼻子底下几十年屹立至今，当年加勒比海危机中还部署苏联核武，险些成为对美国的封喉剑。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战略利益讲，美国无疑都非常希望拔掉这颗眼中钉。美国敌视古巴对不对，这个价值判断我们先不管，但事实是古巴脱离美国的势力范围投奔苏联的势力范围，它做到了。然而当年匈牙利、捷克也在苏联鼻子底下，他们想走自己的路——还不是投奔西方阵营，匈牙利只是想中立，而捷克甚至连中立都不奢望，只想在内政方面有所改革，实行“人道的社会主义”，苏联说灭就把他们给灭了。（只是在苏联出现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才有了我们官方所说的 “人民的选择”）你别跟我说什幺华沙条约、苏联驻军，当年美国与古巴亲美的巴蒂斯塔政府也是订约的，美国在古巴也有驻军——现在美军还在古巴拥有著名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美国难道不想象苏联对付匈捷那样对付古巴？但就是做不到。冷战时可以说是因为古巴有苏联撑腰，冷战后苏联因素消失，古巴经济破产，武备衰败，人民叛逃了五分之一，内部危机不可谓不严重。就这样美国还是奈何他不得。为什幺？
是卡斯特罗特别英雄？有些人是这样说。的确老卡是条汉子。然而同为共产党人，同是与强国为邻而企图走自己的路，匈牙利的纳吉、捷克的杜布切克难道不英雄？特别是纳吉后来慷慨就义，他的骨头决不比卡斯特罗、格瓦拉软。
可是不幸的是，纳吉们碰上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苏联论国力不如美国，可是拿人命做赌博的本领比美国强何止千倍！尽管匈牙利对苏还只是要求退出华沙条约而中立，不像古巴对美是公然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然而匈牙利人惹恼了克里姆林宫里的巨头，他们的“魄力”可比白宫那班人大得太多，只要几个人一碰头，死上几十万人谁又敢吭一声？而白宫尽管恨死了卡斯特罗，可是所谓吉隆滩登陆，也就是一千多名古巴流亡者回去送死而已，美国支持他们，但只是提供了后勤帮助，连海空掩护都不肯。与老卡赌美国公民的命，“胆小如鼠”的白宫敢吗？！像苏联那样以飞机坦克导弹齐备的几十万精锐主力对匈捷一举灭顶，白宫哪有这个 “气魄”？另一方面，纳吉的骨头虽硬，“魄力”可比老卡小多了。老卡有权力拿古巴一千万人命与美国豪赌，而拿匈牙利的芸芸众生与杀人不眨眼的苏军硬碰，纳吉下不了这个狠，于是他只好看着苏联坦克碾碎匈牙利人的希望，自己喊句口号上绞架去也。
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来一直有人怀疑罗斯福总统事先曾得到情报，但是他置之不理，有意让日本得逞，来激怒美国人民支持参战。这当然只是怀疑，不能当真，但它涉及的逻辑却是存在的：除非遇到珍珠港、9.11这类把美国人真正激怒了的打击，美国政府要说服选民付出较大代价来达成其国际目标很不容易。说服之后代价一旦“超标”，也必须知难而退，人民不允许政府豪赌下去。十余年越战美国总共阵亡5万人，反战就成了“政治正确”而导致撤军。越共的奋战和中苏的援助竞赛当然作用巨大，然而不是国内民主，这种规模的伤亡能使一个超级大国的军头收手？须知中国内战中仅两个月的淮海战役双方就阵亡20万！所以在越战中真正打败了美国的，不是北越，也不是中苏，而是美国的国内民主。
所以，出兵格林纳达、巴拿马这样代价极小的行动美国能够玩上一把，出兵古巴就不好玩了。咫尺之间的古巴尚且如此，何况远隔太平洋的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就算如毛泽东时代的套话所言，“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亡我之胆未生。只要美国还是个民主国家，我们就用不着怕它。（如果中国也是个民主国家，那就更用不着怕它。）倒是苏联如果不发生“剧变”，它要有了美国那种国力，中国变成匈牙利第二的危险就大了。毛泽东后来不顾意识形态的禁忌走向联美反苏，甚至不断批评西方对苏软弱退让，他是懂得真正的危险何在的。
总之，美国的国内民主对其国际行为是有制约的。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制约主要是一种“成本制约”，简单地说就是民主国家死不起人，美国人的命金贵，政府很难拿它去冒险。甚至美国纳税人的钱也沉，政府很难擅自开支它去“输出革命”——回想当年的“伊朗门事件”：美国政府想资助尼加拉瓜反对派，国会不给钱，政府官员偷着把卖武器给伊朗的钱挪用了区区300万元，却马上被国会抓住，当事人诺斯等尽管也是为了美国，并无任何个人私利，却都因违法而被判了刑。窝囊的美国！想当年斯大林同志就不用说了，咱中国穷到饿死人的地步，毛主席输出革命照样花钱如水，谁敢说个不字？
可见国内民主虽然不能避免美国在国际上“以权谋私”，但是它的确能使美国在国际上“以权谋私”的能力远远低于国力相仿又可以任意驱使人民当炮灰的专制国家。这可谓之“成本制约”，即民主国家为其国际自私行为付出代价的能力比同等国力的专制国家小得多。
但是光有这种制约当然是不够的。作为“国际警察”，他需要的首先是公义制约。即维护公义的事，成本再大也必须干。而不公不义的事，成本再小也不能干。民主制度对统治者国内行为的制约就是这种性质的制约（在这方面民主制当然也有局限性，这里姑且不论）。但是对其国际行为，由于国内民主不可能使统治者对国外人民负责，这种制约是不大能够指望的。
而只有“成本制约”没有公义制约，作为“国际警察”而言就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维护公义的事如果成本太高他就可能不做——例如90年代初美国在索马里的人道与维和行动因地方军阀袭击造成十余名美军丧生而中断，另一方面，不公不义的事如果成本低微他也可能做。这当然不是说美国没有在国际上做好事，平心而论，至少自威尔逊时代起，美国的国际行为，包括它对中国的行为，总的说来是好事多于坏事。美国外交传统中的“道义外交”（所谓威尔逊主义）和“利益外交”（所谓汉密尔顿主义）两种成分都是客观存在。然而，如果说美国政府在国内尽责，是制度制约的结果，那幺它在国际上倘若做了好事，却只是出于美国人民良好的愿望，以及这些好事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正如权力不受制约的君主在国内也可能有贤明善政一样。但是，作为“公权力”只靠善良愿望是靠不住的。即便美国这次伊拉克行动的结局可以让人接受，只有“成本制约”而没有公义制约的“国际警察”的未来行为也难免让人生疑。只是与连“成本制约”也没有的专制极权国际霸王，与萨达姆这样的暴君可以为所欲为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相比，这应当可以说是不算最坏的选择。
那幺，既要让“这两者同时成立”又要避免单边主义的“国际警察”，怎幺办？
这就需要一种国家之上的全球治理结构。欧盟在这方面的实践很值得注意。实际上，欧洲处理科索沃问题遵循的也是上述两个原则：对于塞尔维亚当局迫害科索沃阿族人，国际社会要出面制止，不能让米洛舍维奇以“主权”为借口为所欲为。但是国际社会既然出面制止了这种民族迫害，阿族再坚持非独立不可就不合理了。他们得到“主权”后很可能反过来报复与迫害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因此欧洲仍让科索沃留在塞尔维亚但处在国际管理状态下。未来科索沃的前途无非两种可能：或者塞阿两族温和派成长，最终实现和解、共处与自治，或者一直拖到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化解“主权”问题，在“大欧洲”框架下求得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巴尔干地区各种民族冲突的最终解决。
伊拉克－库尔德与塞尔维亚－科索沃之例都表明：民族问题人权化、既非“关门打狗”也非民族分离的解决方式是一种方向。“能够让这两者同时成立”的“政治构架”过去确实没有，但如今已见端倪：如果说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如今还是靠令人怀疑的“国际警察”来解决的话，那幺塞尔维亚－科索沃问题将来无疑是在欧洲一体化即欧盟基础上来解决的。欧盟不同于联合国这样不分民主与专制一国一票、同时又缺乏实际约束能力的“统治者俱乐部”，它有全欧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能够代表跨国家的欧洲民意，它有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申根条约等为基础的初具雏形的“欧洲公民权”。虽然欧洲一体化机制如今仍然很不完善，虽然欧洲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同质化，“欧洲认同”与族群特性认同其实都在发展（在爱丁堡我们就看到了新出现的的苏格兰议会），虽然欧洲仍然存在着局部的民族问题（如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加太罗尼亚、比利时的双语问题等）——但是今天在欧洲一体化涉及的地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关起国门搞民族镇压，也不会有哪个民族随意闹分裂了，甚至已经分裂的国土，例如塞浦路斯，也有了破镜重圆的趋势。
当然欧洲一体化是需要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文化（比方说基督教）吗？在一体化开始波及波黑、阿尔巴尼亚、北塞浦路斯及土耳其等伊斯兰地区后已经不能这样说。实际上，这个基础就是宪政民主。欧盟不同于联合国之处就在于它完全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联合。而宪政民主原则扩大到超国家的领域，也许就是汪晖问的“能够使这两者同时成立”的“政治构架”。我希望欧洲的明天会比今天更接近于这个前景，更希望欧洲的今天能为世界的明天提供启示——如果不说“欧洲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的话。当然，现实世界距离这一切还很远，而接近这一切的必要条件首先就是各主权国家内宪政民主原则的实现。
实际上，当今被批评得很厉害的“全球化之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单纯经济全球化之弊。没有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全球化，那些问题——不止是民族问题——是难以解决的。例如90年代初我就提出发展中国家与其徒劳地抵制确有弊病的单纯全球贸易自由与投资自由，不如进一步要求劳动与信息的全球自由流动，以实现全球要素回报率（不仅仅是利润率）平均化。当时“全球化”一词尚未流行，我可能是国内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之一。其实哪怕仅仅从真正的“经济全球化”角度讲，在逻辑上它也应当意味着各种经济要素（而不仅仅是商品和资本）的全方位自由流动。物流自由而人身壁垒，资本家可以满世界赚钱而劳动者却不能满世界打工，只有资本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而劳动回报率却依然悬殊，这即使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讲也是不公平的而且损害效率的。
几年后“全球化问题”热闹起来，国内一些“左派经济学家”（当然，这是中国式的“左派”，其中有些人在私有化问题上恰恰是“极右”的，主张国家应当把国有股白送给他们）也用这个观点去“抵抗全球化”，他们声称富国如果不同意开放自由移民，穷国就不应当允许自由通商。在逻辑上我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想推动自由移民，那就不但在国内应当实现自由迁徙，取消城乡壁垒和户口歧视，而且应当实现宪政民主。道理很简单：如果某个国家不受制约的强权可以为所欲为地把你抢得精光然后踢出国门，别国不得干涉“内政”但却必须承担安置、救济责任，这不等于奖励强盗吗？本来他还顾忌把你抢得太光走投无路你可能造反，这下好，有人不能制止抢劫却必须承担救济，那他尽可以放手大抢了！所以，自由移民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公民权全球化”。只有本国政府可以限权问责，才能要求别国对你出去的人负责。当然这也要抗争，即使同为宪政民主国家，出于国民自利富国也不愿向穷国开放移民。但那时再提出你不开放移民我就不开放贸易和投资，才是理直气壮了。
汪：我们在世界上看到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一种是欧洲国家内部形成的，一个是欧洲国家和外部世界之间形成的，尽管它内部没有解决好，但是由于民族国家和民主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关系，它已经构筑起来了。当然还有很多没有构筑起来的，比如俄罗斯不行，印度也不行。印度搞了这幺多年民主，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国从传统历史到近代历史来看民族问题有很多不好的经验，也有不错的经验，可是在每个不同时期这个问题都会发生到完全不同的变化。假定我们承认民主是我们的理想……假定我们要把这些问题都构想到民主制度里来，这个民主制度应该有中国特色。
秦：你说到印度，我上面提到：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印度算是够不错的了。如果不是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何止是“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已？看看印度的历史，看看她的周边，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哪里还能有国家认同？恐怕也就像历史上通常那样，“只有印度教，没有印度国”了。印度不像中国，中国的汉族历史上是既有民族认同也有国家认同的。而印度，有孟加拉人，有旁遮普人，马拉地人……唯独没有“印度人”。今天的印地语和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一样都是由于根本不存在优势语言而人为设定的一种“官方中立语”。自笈多王朝之后一千多年来印度本地各族在历史上几乎只有大小土邦，范围稍大的帝国都是少数外来人所建，从德里苏丹、穆斯林蒙古人到英国人莫不如此。今天本地人能够建立统一的印度共和国，可以说全赖宪政民主之赐！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幺尽管“三代甘地”都死于民族－宗教极端分子的刺杀，而历届印度中央政府仍然能不受影响地坚持宪政下的平衡政策，为什幺像印度人民党那样意识形态基础颇有些宗教极端色彩的政治势力，一旦执政也能循规蹈矩，不越宪政民主的雷池半步。我们有些人嘲笑印度穷一点也就罢了，嘲笑她的民族问题，有资格吗？说什幺一民主国家就会分裂，不富得流油就不配搞民主，请看看印度的例子吧。
至于说到特色，我前面说过，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具体有些什幺建议不妨直接讲，空谈“特点”有什幺意思呢？
建立民主的制度的难题？（5）资源约束
汪：我们确实应该向西方国家和其它国家学习民主经验。但我们不能有一个幻觉，就是觉得西方已经真的解决了民主问题。从来没有，美国民主面临着危机，欧洲的社会体制也面临着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寻求新道路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课题。
秦：“应该向西方国家和其它国家学习民主经验”，这样我们就有“共同的底线”了。至于你说的“幻觉”我想不是问题。“底线”不过是避免最坏，真的解决了一切问题那就到“顶线”了。谁说过西方民主尽善尽美了？至少我没有说过。包括马克思在内，人们批评西方民主的许多东西是不无道理的，这方面我自己也有一些可能还算独到的看法，也许将来可以写成英文作品跟他们论理。但我们现在是用中文对国人说话，在这个语境中我认为有三条底线：第一，不能借批评民主来宣扬那些比民主更坏、往往坏得太多太多的东西。第二，在没有找到比现行宪政民主更好的办法之前，即使批评民主也必须有这样的“但书”：“尽管如此，民主的缺点仍然最少，因此首先应当推进它。”而不是反过来，先全盘否定“西方民主”然后来个“但书”：“尽管如此，他们的个别经验还有点意思。”第三，即便自以为找到了比宪政民主更好的药方，也只能像当年的欧文等人那样，首先在自愿者中实行，而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不许人批评。我无条件地相信：不完美但可以批评的宪政民主制度无论如何也比那些自诩完美而不许批评的制度强得多。
也许将来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后，我仍然会对那时的宪政中国批评甚多，就像东欧、台湾不少当年的民主知识分子现今仍然是反对派与批判者一样，这一点不奇怪。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不会后悔当年推动了民主，我们同样也不会放弃如今的推动。
温：所以最后我们讨论到另外一种选择也就是第三条道路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超越全部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经验累积的另外一条路。那幺我们大胆一点来看今后的发展，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不可能按照路径依赖去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因为资源紧约束、人口扩大、内部矛盾等等。那幺必须有一种经济发展的选择，比如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可持续是会弱化还是激化现有矛盾？我的看法是：可能会使矛盾更尖锐。因此可能导致更大的经济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
第二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按照现在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理念来构建中国在现在这样一种国情之下的民主制度呢？我同意秦晖的两种并存，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比如说21世纪我们必须靠青藏高原的那条水和塔里木盆地的那碗油才能过日子，即使你“可持续”，你也至少要“有”，否则就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可言。这是毫无选择的。所以恐怕这种社会制度的安排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它能不能走得出去，现在还很难说。我们再看，由于中国事实上在80年代形成了资本异化于劳动，90年代形成了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垄断资本的形成从来不会因为国家的兴亡而放弃自己的垄断利益，这样谈判的过程就尤其困难。所以对于前景的预测很难乐观。
那幺未来中国会有什幺样的前景呢？第一，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对内以民族主义为动员工具，同时会严格控制你的资源地，尤其是水资源和油气资源，因此不平等的剥夺依然照旧，乃至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还不得不对土地进行剥夺，因此矛盾会加剧。那幺总的看来社会将出现什幺问题？当垄断部门不出让自己一分一毫的利益的时候剥夺会加重，矛盾会加剧。
秦：从宿命论逻辑角度出发，不管从汉族内部还是从民族关系分析都容易得出一个天下必将大乱的结论。但是我觉得历史的发展很多环节都还有选择的余地。我是不相信宿命论的。
温：就像把中国解决农业问题寄希望于技术的发展。
秦：任何一种决定论都是不完整的，不管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还是资源决定论。
温：但是最有可能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资源决定论。
秦：真要这幺“最关键”，那日本、台湾这些无资源地区早该完蛋了。而且就算“最关键”，人们想从这里得出什幺结论呢？无限推迟宪政民主，就能解决资源危机？
汪：虽然困难重重，但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问题是重要的。
秦：而且所谓“青藏高原的这盆水和新疆的这碗油”是什幺意思呢？是说一旦启动了宪政民主，西藏新疆就会分裂出去，我们就会没了水和油？而如果失去了青藏高原的这盆水和新疆的这碗油，中国或汉族就会灭亡了吗？我觉得这每一步推论都太过大胆。这种性质的问题恐怕不宜这样大胆断言。所谓一民主国家就会分裂，我的不同意见上面已经讲了许多。我当然不赞成分裂，但你后边这种渲染恐怕值得商榷。青藏高原的水如果是指目前的江河源，它与所谓的分裂有什幺关系？即使西藏不幸分裂出去，难道江河也随之改道不向东流了？如果下游国家必须据有上游才有水喝，否则就不能生存，那多瑙河下游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必须灭了德国和奥地利，莱茵河下游的荷兰必须灭了德国，而德国必须灭了瑞士。至于亚洲，湄公河下游的越、柬必须占领我们的云南乃至西藏才能生存了。或者也许你指的是现在有些人宣传的“藏水东调”设想，西藏如分裂，这一设想也许会难于实现，但是这一设想本身科学吗？据我所知不少人根本认为这是天方夜谈。我倒不认为这种否定是对的，但是这个“再造中国”工程之复杂，涉及问题之多，恐怕比“宪政民主的中国如何留住西藏”还要更甚。简单地否定后者而肯定前者，太轻率了吧。
至于说到新疆的油，据我所知它可预期的产出本身就远不足以改变我国缺油的局面，如果我国经济走势与石油勘探不发生戏剧性突破，中国未来的石油供应只能靠多方向进口来解决。更何况，新疆三大油区中准噶尔、吐哈两个都位于如今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北疆，塔里木油区所在的南疆巴、库两地州维吾尔人也是少数，而维吾尔族占人口超过半数的全部五个地州都并无大油田。即便维族闹分裂，它就能把油田闹走吗？我们不能想当然说新疆有石油又有维族，因此石油就在维族手里，再想当然说一民主就分裂，一分裂他们就把油拿走，我们就玩完。
对民主的前景我并不盲目乐观，但把事情说得如此可怕有什幺根据？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走着瞧。有些人对民主盲目乐观，似乎一民主什幺问题都迎刃而解，这种人需要批评。但有些人对民主盲目恐怖，似乎一民主什幺灾难都来了。不能工业化是民主的罪过，工业化高消费了也是民主的罪过。资源多了不能民主，因为一民主他们就高消费。资源少了更不能民主，因为一民主他们就把资源拿跑了。这种简单化恐怕更过分吧。
温：因此当我们有这样一种合乎逻辑的最终结论的时候，所有的主义之争就不重要了。
秦：你是说不管什幺主义我们都是个死？如果真是这样，有尊严地死也比窝囊死强吧。这当然是开玩笑。我觉得争论还是很重要的。比如我就认为如今我们这样的困境正是因为民主滞后造成的。
汪：我和你的分析方式不同，倒不是在是不是自由主义上。我也认为民主滞后是一个问题，但认为单因地考虑问题恐怕于事无补。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来源很多，但是在做历史分析的时候，必须把自己的东西先放在一边。你说这是由民主滞后造成的，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我们不如分析为什幺会有这种滞后，然后促成问题的解决。这才是个问题。
秦：这两个问题可以同时存在嘛！
温：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已经很深入了，也就是谁也不可能给中国找到一条独特的道路。
汪：但是寻找一条不同道路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
秦：这种“不同”的意义何在？尤其是不同于所谓的“西方”，什幺叫做“西方”？谁又能自称代表“东方”呢？什幺叫做“不同道路”？难道什幺地方曾经有过“相同的道路”？美国与法国走的是“相同的”西方道路吗？或者中国与印度在走着一条相同的“东方道路”？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用不着强调什幺同与不同，任意两个民族，甚至任意两个人所走过的路，昨天、今天与明天都肯定是不同的。但是，这不能成为否定人类一些最基本的普世价值的理由。
汪：西方也在寻找新的道路。这个不同并不是在东方和西方的二元论中界定的。我已经说过多次了。没有人反对学习西方，但如果西方走过了一条殖民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学吗？工业化过程造成的严重的环境危机正在全世界漫延，中国的环境危机已经如此严重，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反省吗？寻找一条“不同的”道路是全世界面临的课题，并不仅仅是中国的课题。但我们的讨论至少说明的特殊的历史境遇，这个境遇也决定了我们在借鉴别人的时候照抄别人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存在着“独特性”，只不过不要将这个独特性看成是与其它社会完全隔绝的独特性。
温：东方西方问题不大，其实100多年来我们不是都在寻找道路吗？我们能不能就把今晚建构的逻辑作为一个框架来考虑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构问题，我们已经不再按照过去的那套语言方式来分析问题了，我们已经非常现实地看到我们要走一条什幺路，包括对历史书里的分析也包括对现状的预测都是要解构这些东西，但是在解构之后能不能再建构，我觉得还没到这个时候。
汪：我赞成，但我认为在说到一个问题时要先把它从历史从澄清出来。
秦：我认为有两点，第一要讲求事实，第二要符合逻辑，不管什幺左派右派。
汪：我赞成。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先要说出你的分析和道理，了解别人的逻辑和出发点，然后再谈什幺左派右派。不然，我们连这个左右是如何分的都不清楚。
温：今天最大的好处就是放弃了派别之争。也就是我们对二三十年代的发展基本梳理清楚了，而对今后的预测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描述，但是逻辑已经形成了。
温：客观说中国只考虑汉族地区联邦制是一个可选择方案，但是考虑到你的水资源在青藏高原，油气资源在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中国在21世纪又不能走这条路。
秦：我觉得中国将来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是下一个层次的问题。重要的是无论单一制还是联邦制都要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单一制不是秦始皇式的大一统，联邦制也不能搞成诸侯制、领主林立或者土司称霸。
汪：没有那幺简单！民主化的问题可能会带来分裂问题，要对民主作一个构想是不能不想这个问题的。不管是出于道德考虑还是政治考虑。
温：吉尔吉思斯坦杀了一个中国人，罪犯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通过西气东输你把新疆的资源剥夺走了。这就是他的一个民主诉求，他们没有得到利益分配，最终的要求就是资源是我们的，我们要独立。这个资源构不构成独立的资源呢？你没发现之前，不构成，它只有传统农业，需要你的工业去覆盖它；当它构成一个地区的资源的时候，就要以一个独立民族的主权，来完成本民族资源向资本的转化，获得资本收益。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秦：在这个问题上我虽然赞成民主，但是不赞成民族主义，包括汉族的民族主义。
汪：我也反对汉族民族主义，但这不是表态赞成不赞成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民主构想和如何汲取历史经验的问题。
温：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目前执政者看到的国际经验就是普京采取的对内的民族主义，这成为他建立自己政治权威的重要资源，那幺将来一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受到影响的时候，对于政治家来说成本最低的就是民族主义。无论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主义，当它构成能够形成政权合法性的资源的时候，就不是学者要选择什幺，而是国家的执政者要选择什幺。
秦：现在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中的利益主体，有意义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现存的宪政民主制度也是以国家为治理单元，不是治理“民族”的，也不是治理国际事务的。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下政府既必须对选民负服务责任，又不得对选民滥用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是相对好的、坏处最少的、值得学习的制度。但是美国选民的范围是美国公民，而不是哪个民族的人。美国华人有投票权，美国政府也代表他们。而放弃了美国籍的白人，哪怕是正宗WASP，美国政府也不代表他们。美国公民以外的人，包括中国人，他称赞美国的民主也罢，讨厌美国的民主也罢，都不能指望美国政府代表自己的利益。因为美国政府是美国人（哪怕是不喜欢美国制度的美国人）选出来的，而不是中国人（哪怕是喜欢美国制度的中国人）选出来的。美国政府权受限而责可问，那是对他们的选民而言，不是对我们。赞成这种制度的中国公民不能指望美国政府来维护中国国民的利益，但他们当然希望在中国建立类似的（不会完全雷同）制度，使中国人的人权得到尊重，使中国人民拥有对他们负责的政府，这与爱国丝毫不矛盾。正如当年社会主义者希望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以实现平等、中国基督徒祈祷上帝保佑中国人也是出于爱国心一样。
为什幺主张民主的中国人希望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却不能指望美国的民主政府代表中国人的利益？那不是因为美国官员的良心比中国官员坏，也不是因为“文化隔阂”，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为中美国人之间必然有什幺不同的价值观等等，更不是因为人种、族属与血缘的区别。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今世界存在着主权国家这一制度，存在着国界，因而不能自由移民，也不存在跨国界的公民权。中国人除非得到准许作为移民加入美籍，就没有美国的投票权。而美国选民选出的政府如果不是对他们、而是对我们负责，那这个“民主”倒真是有点“虚伪”了。所以美国的民主政府再好也是人家的政府，而中国人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包括国民整体的权益即所谓国家利益）只能在中国国界以内设法解决。
换言之，“国家利益”存在的惟一理由就是存在国界，其它的什幺文化认同等等都是虚的。而主张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人当然也不能不考虑国家利益的问题，包括在存在国内民族矛盾的情况下如何整合国家利益的问题。但是如果把国家利益理解为每个国民利益的总和，而不是理解为统治者的利益的话，那幺宪政民主制在处理有关国家利益的问题包括民族问题上也应该是最有效的。所谓最有效并不是没有困难，更不是说民主国家在民族矛盾问题上不会出错或者没有失败，而是说，不能认为只有专制才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因为从长远看，专制政治处理民族问题更失败也更易出错。在历史上，以专制统治维持的多民族帝国尽管不乏其例，但是不仅这种维持要付出惨重代价（对统治族与被统治族都是如此），而且由于这种维持完全以专制本身的稳固为条件，而历史上又没有一种专制是万世不朽的，专制一动摇，帝国也就解体了，从古代的亚述、波斯到当今的苏联莫不如此。而且往往解体得十分惨酷，苏联解体只有车臣这一局部战事，应当算是幸运的了。当然，不同价值观的人们就此会有截然相反的总结：有人因此认为千万不能动摇专制，有人则因此认为专制不可取，应该寻求更好的整合方式。
相反地，以宪政民主维系的多民族国家尽管也有失败之例——这些失败多发生在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过程中，因此它到底是专制的失败还是民主的失败，不同立场的人会各自解释。但是成功之例也是明摆着的：小国有瑞士，大而富的有美国，大而穷的有印度，不大不小有南非。
瑞士的德法意三语裔在没有明显的优势统治族裔、三族又都有强大“祖国”相邻构成吸引力的情况下，靠民主联邦制度建立了稳固的国家认同，和睦团结几百年，哪个专制体制能够做到？
美国这个种族、文化的大熔炉吸引五洲移民，两百年来其建国族裔即所谓WASP(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比例不断缩小，至今占人口已不到一成，但国家认同稳固，种族矛盾不以分裂、而以平等为诉求，种族平等成为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在承认“爱国”为不能强制的情感问题（在美国极少有谁刻意标榜“爱国”并动辄指责他人“不爱国”）的情况下，超种族爱国主义却十分发达。
如果说美国因为是超级富强而有吸引力，那幺印度是个民族－语言－文化－宗教构成极其复杂、没有明显优势族群而且经济贫穷的不发达国家，历史上统一帝国短暂，诸邦林立是常态，号称“只有印度文化，没有印度国家”。其国家认同只是在英属时代才发展起来，但是独立后在宪政民主联邦体制下多民族国家稳定发展。印度联邦中央与邦的权限分明，各邦民主竞选，执政者或左或右，与中央执政者常常有异，一国X制而不失统一。虽有民族矛盾，却比周边那些比较专制的、军人政权的和君主制的邻国（巴、缅、尼等）稳固得多。
而南非更是在种族对立尖锐、历史积怨极深的状态下，在民主化转型中成功实现民族和解、排除“黑独”“白独”，维持国家在宪政民主体制下统一的成功典型。
因此，民族矛盾不能搞民主、实行宪政国家一定分裂之类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温：在今后中国的发展当中如果形成另外一套制度，首先要考虑的是能不能够维系它的存在。第一，你不能不占有资源，要占有就不得不控制新疆西藏地区；第二，当海上石油信道受的威胁的时候，对于南海和马六甲海峡不能不有一定的保护措施。那幺中国的发展模式就要考虑，以什幺来保证自己的石油信道？如果海上信道以我们的力量保不住，那幺惟一的方法就是对内加强控制。这种情况下怎幺能够构成另外一种选择，也就是体现自由理念的社会制度？
秦：这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采取民主制度能不能实现一个有凝聚力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不太确定的问题。但是专制制度就一定能产生多民族凝聚力？说不定连单个民族的凝聚都难长久。我国历史上光是汉族就“合久必分”多少次，与民主有什幺关系？
温：对于转轨国家的现实经验来说民族分裂几乎是一个既成事实。
秦：你说的是东欧吗？是的，东欧民主化过程中苏联、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制国家都分裂了。这三国分裂的性质有所不同：捷克与斯洛伐克友好分家未必就是坏事，但苏、南分裂确实代价惨重，不仅社会动荡乃至发生战乱，而且在一些地区民族主义膨胀还导致专制复归。但是三国也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第一，三国的核心民族（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在原联邦人口构成中并不占绝对优势；第二，更重要的是三国在旧体制下就是联邦制，联邦成员主体性较强，法律上有自愿联合、退出权之类的规定。过去三国主要靠一党专政下党的集中统一来维系联邦，并使上述法律规定流为具文。但是剧变后“党国”体制消失，那些规定就不是具文而已了。
然而恰恰在这两个基本点上中国与它们完全不同：第一，汉族占中国人口95％左右，占绝对优势。第二，中国并非联邦制国家。而东欧的非联邦制多民族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都维持了统一，这是似乎尚未引起关注的现象。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境内有三分之一的领土是匈牙利人聚居的特兰西瓦尼亚。历史上的罗马尼亚主体是由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合并而成，特兰西瓦尼亚本来不在其中，它是奥匈帝国匈牙利部分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解体，凡尔赛体系把特兰西瓦尼亚划给了战胜国之一的罗马尼亚，这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这两个多民族国家建立的背景类似。后来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问题、特兰西瓦尼亚独立或者重归匈牙利运动也一直很严重。导致齐奥塞斯库垮台的“十二月革命”就是从特兰西瓦尼亚匈族人反抗的蒂米什瓦拉事件引发的。后来的转轨进程中匈族问题也一度闹的很厉害，以至使罗匈两国关系都一度紧张。但是罗马尼亚最终还是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通过匈族自治解决了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并没有导致国家分裂。
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和马其顿少数民族问题也很突出，尤其是土族本身政治凝聚力颇强，土族党经常是转轨时期左右对决中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第三党。但是保加利亚同样也以自治方式解决了土族问题，维持了转轨中国家的统一。
这些例子倒是提示我们：虽然联邦制不失为多民族国家民主整合的一种有效形式，历史上颇多成功之例，中国如今也有不少提倡者。但是对于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转轨国家而言，即使联邦制不失为一种选择，先联邦后民主还是先民主后联邦也值得慎重考虑。如今许多人主张通过联邦制走向民主，但是从东欧的经验看，通过民主走向联邦可能更有利于维持国家统一。这是由于联邦成员比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政府有更强的自立推动，在转轨时期，民主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慢于联邦主体自我意识的发展，国家分裂就难以避免。因此在民主国家凝聚力形成以后再考虑联邦制，可能更为有利。中国目前并非联邦制，而且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还小，完全不同于苏、南、捷三国主体民族占人口只有半数左右的状况。所以讲转轨国家民族问题，中国应该比比罗、保，不能胡乱套用苏联、南斯拉夫的例子。
建立民主的制度的难题？（3）“算帐”问题
温：不能套的原因尤其是现在已经形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国内的反抗无论什幺形式已经客观形成，那幺一旦民主，人们就要算帐。
秦：这就是中国民主滞后产生的一个难解的结。这就不是民族问题了，民主如果会导致算账，那就是“分家不公”的结果，和民族矛盾没有多大关系。我过去一直提醒世人注意“先私有化后民主”所蕴含的巨大风险，遗憾的是许多人沉醉于所谓靠专制来减少私有化过程中交易费用的理论而充耳不闻，如今造成这样的结果却反而倒过来作为不能民主化的理由？
温：所以这就是刚才说的有没有另一条路可走。经济上不可能，政治上就可能吗？
秦：首先你要承认这种结果本身就是民主滞后造成的。我觉得对于这种矛盾只能走一种所谓低调的社会民主的道路。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采取力度很大的二次分配，这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张。但是有一个例外，自由主义者，包括最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也承认所谓的“矫正正义”，诺齐克反对一切形式的福利国家，但是他认为照顾黑人和印第安人是有理由的，因为政府以前欠了人家的。那幺一旦“矫正正义”要幺采取剥夺的办法，要幺采取二次分配的办法，我相信不管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会选取后者。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本来就是他们所追求的，而对于自由主义者他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过去不公正的弥补，而不是理解为通往未来平等理想的大门。自由主义者对于过去不公正的补偿在实践中也是有的。所以我称之为低调社会民主，这不是说二次分配的力度很低（相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力度很高），而是对于二次分配的功能预期比较低调。按照自由主义理论，随着矫正的渐渐到位，力度应该是逐渐降低的。
汪：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民主制度的问题。发展主义的国家模式本身可能滋生内部压迫和外部侵略——当然不一定是传统帝国主义式的侵略。英国在它的议会投票辩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自由主义的理念解决不了我们这里谈论的民族问题。
秦：我这里讲的是解决汉族内部的问题。至于解决汉族与其它民族的矛盾问题，只有承认两个原则，否则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无法走出这个轮回：第一，在解决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普世的观念，不能以国家主权为由任意欺负少数民族，民族问题根本是一个人权问题，应该普世化；第二，人权问题不该构成民族分立的理由，既然民族国家不能解决人权问题，那幺多增加几个民族国家照样不能解决。这两者是同时成立的——如果主权国家可以“关起门来打狗”那样对待某一弱势民族而别人不得过问，弱势民族还有什幺指望？还有什幺理由对这个国家抱有希望？而反过来说，如果民族压迫能够在超越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在普世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又有什幺必要分离出去？
建立民主的制度的难题？（4）国际秩序
汪：但是，什幺样的政治构架能够让这两者同时成立？
秦：可悲的正是：在现今的主权国家构架中这两者都不成立。于是这个问题根本无解。我们看到的只有恶性循环：先是民族压迫作为“内政”在国际上没人管，结果弱势民族要末一直忍气吞声下去，要末就只能不顾一切争取独立：因为既然在这个主权国家中我们受欺负没人管，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脱离这个国家，让我们自己也拥有主权。其实这两个“要末”到头来可能还是一个：因为任何强权都不可能万世不易，今天忍气吞声，到哪天强权出现危机，分裂运动还是会乘机而起（转轨国家出现分裂的根源就在于此）。但是在今天的军事技术条件下，抵抗强权是代价惨重的，而且往往导致不择手段。结果是在这过程中只有残忍者才可能出头，等到他真有可能独立建国，又会以主权国家的名义欺负新国家中的弱小者。尤其是如果原先母国优势民族有成员留在这个新国家成了新的弱小者，欺弱加上报复，他们在这个血海中打杀出来的残忍者建立的新国家中还有活路吗？到时国际社会是否又因为这是“内政”而坐视不管呢？这样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下去，全世界有一天非都“卢旺达化”了不可！
例如伊拉克的库尔德人，90年代初被萨达姆残酷屠杀，几十个村镇被毒气灭绝，数万人惨遭灭门。外界不管，他们的苦难什幺时候是个头？美国人基于自己的考虑这时不管，后来又以所谓藏匿“大杀武”的查无实据的理由在反对声中出兵倒萨，是应该受到指责的。但指责的理由不应是“干涉内政”，而是当管不管，管得不当。但不管怎幺样，萨达姆终于垮台了。这时如果让库尔德人“独立”（他们一直这样要求），库尔德地区的阿拉伯人（萨达姆所属民族）怎幺活？库尔德人在长期的反萨武装斗争中也是杀红了眼的，他们自己的内讧都很血腥，一旦有了“不得干涉”的“主权”，能善待当年的仇族？好在作恶的萨达姆既然终究有人管（尽管管的方式可以指责）了，库尔德人也就没理由非独立不可，现在他们已经接受了自治原则。
因此我既反对“主权国家关门打狗人不管”，也反对民族分离闹独立。而且我不能只反对其中的一个。这里必须指出：“主权国家关门打狗人不管”的理论基础是所谓“主权高于人权”。我们过去一直把这作为“主旋律”，据说是因为怕别人借人权为理由“干涉内政”损害我们的主权和国家完整。这里我姑且不谈人权如何重要的大道理，只想指出：即使从维护主权的角度讲这个说法也是“双刃剑”，因为正如上面证明的：“主权国家关门打狗人不管”与“民族分离闹独立” 恰恰是互相促进的，前者为后者既提供了利害激励，也提供了道义合法性。到头来这种所谓维护主权的理论很可能对中国主权与国家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
至于害怕人权干预成为国际政治中强国任意干预弱国的借口，我要问“人权至上”为什幺就不可以作为反对这种非法干预的道义原则呢？人权至上既意味着反对国内强权，当然也意味着反对国际强权。美国出兵伊拉克如果应该指责，难道除了“干涉内政”就没有别的指责理由？美国人有没有侵犯伊拉克人的人权？如果有，人们不是照样可以对此进行谴责吗？如果没有，而萨达姆则侵犯了，那幺不管所谓“大杀武”的出兵理由成不成立（如果不成立，也可以提出公信力指责），这次出兵本身对伊拉克人民来说难道是一件坏事吗？据我看事实可能是：美国人是把保护其公民（在当时就是参战的美军官兵）的人权放置于伊拉克人的人权之上的，为保护美军安全他们伤害了包括无辜平民在内的不少伊拉克人，为此应该谴责美国人。当然，同样根据人权原则，萨达姆杀害了多得多的伊拉克（以及伊朗、科威特等）人，所以应当受到更严厉的谴责。我们不是常常指责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吗？为此我们自己当然应该在人权问题上一碗水端平，谁侵犯人权我们就批评谁，谁侵犯的更厉害，我们对他的谴责也更厉害。
当然这里讲的是主张。你刚才问道：什幺样的政治构架能够让这些主张成立？我认为，这就需要改革现今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全球政治构架。既不能允许暴君们以“主权”的名义随便欺负人，也不能允许以受到欺负为理由随意割裂原来的国家建立新的“主权”。前述的伊拉克－库尔德之例是由美国充当“国际警察”来实现了这两者，这当然弊病不少。因为“警察”需要得到授权才有合法性，而且行为须有约束，防止其可能以权谋私。
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约束了统治者使其不能对美国公民滥权妄为，但国内民主能否约束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国际行为？应当说，不是完全没有约束。小布什出兵伊拉克比之当年萨达姆出兵科威特、苏联出兵匈牙利、捷克和阿富汗，受到的掣肘无疑大得多。这并非因为美国人民比他们的总统高尚，能够更公正地为他国人民着想，而是因为这些“国际义务”的代价要由美国选民承担，仅仅自利的动机也会使他们约束自己的政府必须谨慎行事。萨达姆可以一意孤行发动两伊战争不惜伤亡100万人，布什在伊拉克如果伤亡三千他就得撤退，尽管伊拉克人口比美国少得多。因此民主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虽然可能为己国利益（即民主制下本国选民的利益）而损害非美国选民的他国人民的利益，即所谓“称霸”，但是这种威胁要比同等实力的专制强国小得多。
最典型的例子是：古巴革命后从亲美转为反美，作为苏联盟国在美国鼻子底下几十年屹立至今，当年加勒比海危机中还部署苏联核武，险些成为对美国的封喉剑。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战略利益讲，美国无疑都非常希望拔掉这颗眼中钉。美国敌视古巴对不对，这个价值判断我们先不管，但事实是古巴脱离美国的势力范围投奔苏联的势力范围，它做到了。然而当年匈牙利、捷克也在苏联鼻子底下，他们想走自己的路——还不是投奔西方阵营，匈牙利只是想中立，而捷克甚至连中立都不奢望，只想在内政方面有所改革，实行“人道的社会主义”，苏联说灭就把他们给灭了。（只是在苏联出现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才有了我们官方所说的 “人民的选择”）你别跟我说什幺华沙条约、苏联驻军，当年美国与古巴亲美的巴蒂斯塔政府也是订约的，美国在古巴也有驻军——现在美军还在古巴拥有著名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美国难道不想象苏联对付匈捷那样对付古巴？但就是做不到。冷战时可以说是因为古巴有苏联撑腰，冷战后苏联因素消失，古巴经济破产，武备衰败，人民叛逃了五分之一，内部危机不可谓不严重。就这样美国还是奈何他不得。为什幺？
是卡斯特罗特别英雄？有些人是这样说。的确老卡是条汉子。然而同为共产党人，同是与强国为邻而企图走自己的路，匈牙利的纳吉、捷克的杜布切克难道不英雄？特别是纳吉后来慷慨就义，他的骨头决不比卡斯特罗、格瓦拉软。
可是不幸的是，纳吉们碰上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苏联论国力不如美国，可是拿人命做赌博的本领比美国强何止千倍！尽管匈牙利对苏还只是要求退出华沙条约而中立，不像古巴对美是公然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然而匈牙利人惹恼了克里姆林宫里的巨头，他们的“魄力”可比白宫那班人大得太多，只要几个人一碰头，死上几十万人谁又敢吭一声？而白宫尽管恨死了卡斯特罗，可是所谓吉隆滩登陆，也就是一千多名古巴流亡者回去送死而已，美国支持他们，但只是提供了后勤帮助，连海空掩护都不肯。与老卡赌美国公民的命，“胆小如鼠”的白宫敢吗？！像苏联那样以飞机坦克导弹齐备的几十万精锐主力对匈捷一举灭顶，白宫哪有这个 “气魄”？另一方面，纳吉的骨头虽硬，“魄力”可比老卡小多了。老卡有权力拿古巴一千万人命与美国豪赌，而拿匈牙利的芸芸众生与杀人不眨眼的苏军硬碰，纳吉下不了这个狠，于是他只好看着苏联坦克碾碎匈牙利人的希望，自己喊句口号上绞架去也。
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来一直有人怀疑罗斯福总统事先曾得到情报，但是他置之不理，有意让日本得逞，来激怒美国人民支持参战。这当然只是怀疑，不能当真，但它涉及的逻辑却是存在的：除非遇到珍珠港、9.11这类把美国人真正激怒了的打击，美国政府要说服选民付出较大代价来达成其国际目标很不容易。说服之后代价一旦“超标”，也必须知难而退，人民不允许政府豪赌下去。十余年越战美国总共阵亡5万人，反战就成了“政治正确”而导致撤军。越共的奋战和中苏的援助竞赛当然作用巨大，然而不是国内民主，这种规模的伤亡能使一个超级大国的军头收手？须知中国内战中仅两个月的淮海战役双方就阵亡20万！所以在越战中真正打败了美国的，不是北越，也不是中苏，而是美国的国内民主。
所以，出兵格林纳达、巴拿马这样代价极小的行动美国能够玩上一把，出兵古巴就不好玩了。咫尺之间的古巴尚且如此，何况远隔太平洋的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就算如毛泽东时代的套话所言，“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亡我之胆未生。只要美国还是个民主国家，我们就用不着怕它。（如果中国也是个民主国家，那就更用不着怕它。）倒是苏联如果不发生“剧变”，它要有了美国那种国力，中国变成匈牙利第二的危险就大了。毛泽东后来不顾意识形态的禁忌走向联美反苏，甚至不断批评西方对苏软弱退让，他是懂得真正的危险何在的。
总之，美国的国内民主对其国际行为是有制约的。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制约主要是一种“成本制约”，简单地说就是民主国家死不起人，美国人的命金贵，政府很难拿它去冒险。甚至美国纳税人的钱也沉，政府很难擅自开支它去“输出革命”——回想当年的“伊朗门事件”：美国政府想资助尼加拉瓜反对派，国会不给钱，政府官员偷着把卖武器给伊朗的钱挪用了区区300万元，却马上被国会抓住，当事人诺斯等尽管也是为了美国，并无任何个人私利，却都因违法而被判了刑。窝囊的美国！想当年斯大林同志就不用说了，咱中国穷到饿死人的地步，毛主席输出革命照样花钱如水，谁敢说个不字？
可见国内民主虽然不能避免美国在国际上“以权谋私”，但是它的确能使美国在国际上“以权谋私”的能力远远低于国力相仿又可以任意驱使人民当炮灰的专制国家。这可谓之“成本制约”，即民主国家为其国际自私行为付出代价的能力比同等国力的专制国家小得多。
但是光有这种制约当然是不够的。作为“国际警察”，他需要的首先是公义制约。即维护公义的事，成本再大也必须干。而不公不义的事，成本再小也不能干。民主制度对统治者国内行为的制约就是这种性质的制约（在这方面民主制当然也有局限性，这里姑且不论）。但是对其国际行为，由于国内民主不可能使统治者对国外人民负责，这种制约是不大能够指望的。
而只有“成本制约”没有公义制约，作为“国际警察”而言就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维护公义的事如果成本太高他就可能不做——例如90年代初美国在索马里的人道与维和行动因地方军阀袭击造成十余名美军丧生而中断，另一方面，不公不义的事如果成本低微他也可能做。这当然不是说美国没有在国际上做好事，平心而论，至少自威尔逊时代起，美国的国际行为，包括它对中国的行为，总的说来是好事多于坏事。美国外交传统中的“道义外交”（所谓威尔逊主义）和“利益外交”（所谓汉密尔顿主义）两种成分都是客观存在。然而，如果说美国政府在国内尽责，是制度制约的结果，那幺它在国际上倘若做了好事，却只是出于美国人民良好的愿望，以及这些好事符合他们的利益。这正如权力不受制约的君主在国内也可能有贤明善政一样。但是，作为“公权力”只靠善良愿望是靠不住的。即便美国这次伊拉克行动的结局可以让人接受，只有“成本制约”而没有公义制约的“国际警察”的未来行为也难免让人生疑。只是与连“成本制约”也没有的专制极权国际霸王，与萨达姆这样的暴君可以为所欲为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相比，这应当可以说是不算最坏的选择。
那幺，既要让“这两者同时成立”又要避免单边主义的“国际警察”，怎幺办？
这就需要一种国家之上的全球治理结构。欧盟在这方面的实践很值得注意。实际上，欧洲处理科索沃问题遵循的也是上述两个原则：对于塞尔维亚当局迫害科索沃阿族人，国际社会要出面制止，不能让米洛舍维奇以“主权”为借口为所欲为。但是国际社会既然出面制止了这种民族迫害，阿族再坚持非独立不可就不合理了。他们得到“主权”后很可能反过来报复与迫害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因此欧洲仍让科索沃留在塞尔维亚但处在国际管理状态下。未来科索沃的前途无非两种可能：或者塞阿两族温和派成长，最终实现和解、共处与自治，或者一直拖到未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化解“主权”问题，在“大欧洲”框架下求得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巴尔干地区各种民族冲突的最终解决。
伊拉克－库尔德与塞尔维亚－科索沃之例都表明：民族问题人权化、既非“关门打狗”也非民族分离的解决方式是一种方向。“能够让这两者同时成立”的“政治构架”过去确实没有，但如今已见端倪：如果说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如今还是靠令人怀疑的“国际警察”来解决的话，那幺塞尔维亚－科索沃问题将来无疑是在欧洲一体化即欧盟基础上来解决的。欧盟不同于联合国这样不分民主与专制一国一票、同时又缺乏实际约束能力的“统治者俱乐部”，它有全欧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能够代表跨国家的欧洲民意，它有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申根条约等为基础的初具雏形的“欧洲公民权”。虽然欧洲一体化机制如今仍然很不完善，虽然欧洲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同质化，“欧洲认同”与族群特性认同其实都在发展（在爱丁堡我们就看到了新出现的的苏格兰议会），虽然欧洲仍然存在着局部的民族问题（如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加太罗尼亚、比利时的双语问题等）——但是今天在欧洲一体化涉及的地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关起国门搞民族镇压，也不会有哪个民族随意闹分裂了，甚至已经分裂的国土，例如塞浦路斯，也有了破镜重圆的趋势。
当然欧洲一体化是需要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文化（比方说基督教）吗？在一体化开始波及波黑、阿尔巴尼亚、北塞浦路斯及土耳其等伊斯兰地区后已经不能这样说。实际上，这个基础就是宪政民主。欧盟不同于联合国之处就在于它完全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联合。而宪政民主原则扩大到超国家的领域，也许就是汪晖问的“能够使这两者同时成立”的“政治构架”。我希望欧洲的明天会比今天更接近于这个前景，更希望欧洲的今天能为世界的明天提供启示——如果不说“欧洲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的话。当然，现实世界距离这一切还很远，而接近这一切的必要条件首先就是各主权国家内宪政民主原则的实现。
实际上，当今被批评得很厉害的“全球化之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单纯经济全球化之弊。没有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全球化，那些问题——不止是民族问题——是难以解决的。例如90年代初我就提出发展中国家与其徒劳地抵制确有弊病的单纯全球贸易自由与投资自由，不如进一步要求劳动与信息的全球自由流动，以实现全球要素回报率（不仅仅是利润率）平均化。当时“全球化”一词尚未流行，我可能是国内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之一。其实哪怕仅仅从真正的“经济全球化”角度讲，在逻辑上它也应当意味着各种经济要素（而不仅仅是商品和资本）的全方位自由流动。物流自由而人身壁垒，资本家可以满世界赚钱而劳动者却不能满世界打工，只有资本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而劳动回报率却依然悬殊，这即使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讲也是不公平的而且损害效率的。
几年后“全球化问题”热闹起来，国内一些“左派经济学家”（当然，这是中国式的“左派”，其中有些人在私有化问题上恰恰是“极右”的，主张国家应当把国有股白送给他们）也用这个观点去“抵抗全球化”，他们声称富国如果不同意开放自由移民，穷国就不应当允许自由通商。在逻辑上我不反对这个说法。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想推动自由移民，那就不但在国内应当实现自由迁徙，取消城乡壁垒和户口歧视，而且应当实现宪政民主。道理很简单：如果某个国家不受制约的强权可以为所欲为地把你抢得精光然后踢出国门，别国不得干涉“内政”但却必须承担安置、救济责任，这不等于奖励强盗吗？本来他还顾忌把你抢得太光走投无路你可能造反，这下好，有人不能制止抢劫却必须承担救济，那他尽可以放手大抢了！所以，自由移民在很大程度上等于“公民权全球化”。只有本国政府可以限权问责，才能要求别国对你出去的人负责。当然这也要抗争，即使同为宪政民主国家，出于国民自利富国也不愿向穷国开放移民。但那时再提出你不开放移民我就不开放贸易和投资，才是理直气壮了。
汪：我们在世界上看到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一种是欧洲国家内部形成的，一个是欧洲国家和外部世界之间形成的，尽管它内部没有解决好，但是由于民族国家和民主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关系，它已经构筑起来了。当然还有很多没有构筑起来的，比如俄罗斯不行，印度也不行。印度搞了这幺多年民主，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国从传统历史到近代历史来看民族问题有很多不好的经验，也有不错的经验，可是在每个不同时期这个问题都会发生到完全不同的变化。假定我们承认民主是我们的理想……假定我们要把这些问题都构想到民主制度里来，这个民主制度应该有中国特色。
秦：你说到印度，我上面提到：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印度算是够不错的了。如果不是印度的宪政民主制度，何止是“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已？看看印度的历史，看看她的周边，如果没有宪政民主，哪里还能有国家认同？恐怕也就像历史上通常那样，“只有印度教，没有印度国”了。印度不像中国，中国的汉族历史上是既有民族认同也有国家认同的。而印度，有孟加拉人，有旁遮普人，马拉地人……唯独没有“印度人”。今天的印地语和巴基斯坦的乌尔都语一样都是由于根本不存在优势语言而人为设定的一种“官方中立语”。自笈多王朝之后一千多年来印度本地各族在历史上几乎只有大小土邦，范围稍大的帝国都是少数外来人所建，从德里苏丹、穆斯林蒙古人到英国人莫不如此。今天本地人能够建立统一的印度共和国，可以说全赖宪政民主之赐！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幺尽管“三代甘地”都死于民族－宗教极端分子的刺杀，而历届印度中央政府仍然能不受影响地坚持宪政下的平衡政策，为什幺像印度人民党那样意识形态基础颇有些宗教极端色彩的政治势力，一旦执政也能循规蹈矩，不越宪政民主的雷池半步。我们有些人嘲笑印度穷一点也就罢了，嘲笑她的民族问题，有资格吗？说什幺一民主国家就会分裂，不富得流油就不配搞民主，请看看印度的例子吧。
至于说到特色，我前面说过，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具体有些什幺建议不妨直接讲，空谈“特点”有什幺意思呢？
建立民主的制度的难题？（5）资源约束
汪：我们确实应该向西方国家和其它国家学习民主经验。但我们不能有一个幻觉，就是觉得西方已经真的解决了民主问题。从来没有，美国民主面临着危机，欧洲的社会体制也面临着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寻求新道路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课题。
秦：“应该向西方国家和其它国家学习民主经验”，这样我们就有“共同的底线”了。至于你说的“幻觉”我想不是问题。“底线”不过是避免最坏，真的解决了一切问题那就到“顶线”了。谁说过西方民主尽善尽美了？至少我没有说过。包括马克思在内，人们批评西方民主的许多东西是不无道理的，这方面我自己也有一些可能还算独到的看法，也许将来可以写成英文作品跟他们论理。但我们现在是用中文对国人说话，在这个语境中我认为有三条底线：第一，不能借批评民主来宣扬那些比民主更坏、往往坏得太多太多的东西。第二，在没有找到比现行宪政民主更好的办法之前，即使批评民主也必须有这样的“但书”：“尽管如此，民主的缺点仍然最少，因此首先应当推进它。”而不是反过来，先全盘否定“西方民主”然后来个“但书”：“尽管如此，他们的个别经验还有点意思。”第三，即便自以为找到了比宪政民主更好的药方，也只能像当年的欧文等人那样，首先在自愿者中实行，而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不许人批评。我无条件地相信：不完美但可以批评的宪政民主制度无论如何也比那些自诩完美而不许批评的制度强得多。
也许将来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后，我仍然会对那时的宪政中国批评甚多，就像东欧、台湾不少当年的民主知识分子现今仍然是反对派与批判者一样，这一点不奇怪。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不会后悔当年推动了民主，我们同样也不会放弃如今的推动。
温：所以最后我们讨论到另外一种选择也就是第三条道路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超越全部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经验累积的另外一条路。那幺我们大胆一点来看今后的发展，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不可能按照路径依赖去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因为资源紧约束、人口扩大、内部矛盾等等。那幺必须有一种经济发展的选择，比如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可持续是会弱化还是激化现有矛盾？我的看法是：可能会使矛盾更尖锐。因此可能导致更大的经济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
第二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按照现在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理念来构建中国在现在这样一种国情之下的民主制度呢？我同意秦晖的两种并存，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比如说21世纪我们必须靠青藏高原的那条水和塔里木盆地的那碗油才能过日子，即使你“可持续”，你也至少要“有”，否则就没有起码的生活条件可言。这是毫无选择的。所以恐怕这种社会制度的安排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它能不能走得出去，现在还很难说。我们再看，由于中国事实上在80年代形成了资本异化于劳动，90年代形成了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垄断资本的形成从来不会因为国家的兴亡而放弃自己的垄断利益，这样谈判的过程就尤其困难。所以对于前景的预测很难乐观。
那幺未来中国会有什幺样的前景呢？第一，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对内以民族主义为动员工具，同时会严格控制你的资源地，尤其是水资源和油气资源，因此不平等的剥夺依然照旧，乃至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还不得不对土地进行剥夺，因此矛盾会加剧。那幺总的看来社会将出现什幺问题？当垄断部门不出让自己一分一毫的利益的时候剥夺会加重，矛盾会加剧。
秦：从宿命论逻辑角度出发，不管从汉族内部还是从民族关系分析都容易得出一个天下必将大乱的结论。但是我觉得历史的发展很多环节都还有选择的余地。我是不相信宿命论的。
温：就像把中国解决农业问题寄希望于技术的发展。
秦：任何一种决定论都是不完整的，不管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还是资源决定论。
温：但是最有可能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资源决定论。
秦：真要这幺“最关键”，那日本、台湾这些无资源地区早该完蛋了。而且就算“最关键”，人们想从这里得出什幺结论呢？无限推迟宪政民主，就能解决资源危机？
汪：虽然困难重重，但重新思考发展模式的问题是重要的。
秦：而且所谓“青藏高原的这盆水和新疆的这碗油”是什幺意思呢？是说一旦启动了宪政民主，西藏新疆就会分裂出去，我们就会没了水和油？而如果失去了青藏高原的这盆水和新疆的这碗油，中国或汉族就会灭亡了吗？我觉得这每一步推论都太过大胆。这种性质的问题恐怕不宜这样大胆断言。所谓一民主国家就会分裂，我的不同意见上面已经讲了许多。我当然不赞成分裂，但你后边这种渲染恐怕值得商榷。青藏高原的水如果是指目前的江河源，它与所谓的分裂有什幺关系？即使西藏不幸分裂出去，难道江河也随之改道不向东流了？如果下游国家必须据有上游才有水喝，否则就不能生存，那多瑙河下游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必须灭了德国和奥地利，莱茵河下游的荷兰必须灭了德国，而德国必须灭了瑞士。至于亚洲，湄公河下游的越、柬必须占领我们的云南乃至西藏才能生存了。或者也许你指的是现在有些人宣传的“藏水东调”设想，西藏如分裂，这一设想也许会难于实现，但是这一设想本身科学吗？据我所知不少人根本认为这是天方夜谈。我倒不认为这种否定是对的，但是这个“再造中国”工程之复杂，涉及问题之多，恐怕比“宪政民主的中国如何留住西藏”还要更甚。简单地否定后者而肯定前者，太轻率了吧。
至于说到新疆的油，据我所知它可预期的产出本身就远不足以改变我国缺油的局面，如果我国经济走势与石油勘探不发生戏剧性突破，中国未来的石油供应只能靠多方向进口来解决。更何况，新疆三大油区中准噶尔、吐哈两个都位于如今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北疆，塔里木油区所在的南疆巴、库两地州维吾尔人也是少数，而维吾尔族占人口超过半数的全部五个地州都并无大油田。即便维族闹分裂，它就能把油田闹走吗？我们不能想当然说新疆有石油又有维族，因此石油就在维族手里，再想当然说一民主就分裂，一分裂他们就把油拿走，我们就玩完。
对民主的前景我并不盲目乐观，但把事情说得如此可怕有什幺根据？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走着瞧。有些人对民主盲目乐观，似乎一民主什幺问题都迎刃而解，这种人需要批评。但有些人对民主盲目恐怖，似乎一民主什幺灾难都来了。不能工业化是民主的罪过，工业化高消费了也是民主的罪过。资源多了不能民主，因为一民主他们就高消费。资源少了更不能民主，因为一民主他们就把资源拿跑了。这种简单化恐怕更过分吧。
温：因此当我们有这样一种合乎逻辑的最终结论的时候，所有的主义之争就不重要了。
秦：你是说不管什幺主义我们都是个死？如果真是这样，有尊严地死也比窝囊死强吧。这当然是开玩笑。我觉得争论还是很重要的。比如我就认为如今我们这样的困境正是因为民主滞后造成的。
汪：我和你的分析方式不同，倒不是在是不是自由主义上。我也认为民主滞后是一个问题，但认为单因地考虑问题恐怕于事无补。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来源很多，但是在做历史分析的时候，必须把自己的东西先放在一边。你说这是由民主滞后造成的，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我们不如分析为什幺会有这种滞后，然后促成问题的解决。这才是个问题。
秦：这两个问题可以同时存在嘛！
温：我觉得今天的讨论已经很深入了，也就是谁也不可能给中国找到一条独特的道路。
汪：但是寻找一条不同道路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
秦：这种“不同”的意义何在？尤其是不同于所谓的“西方”，什幺叫做“西方”？谁又能自称代表“东方”呢？什幺叫做“不同道路”？难道什幺地方曾经有过“相同的道路”？美国与法国走的是“相同的”西方道路吗？或者中国与印度在走着一条相同的“东方道路”？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用不着强调什幺同与不同，任意两个民族，甚至任意两个人所走过的路，昨天、今天与明天都肯定是不同的。但是，这不能成为否定人类一些最基本的普世价值的理由。
汪：西方也在寻找新的道路。这个不同并不是在东方和西方的二元论中界定的。我已经说过多次了。没有人反对学习西方，但如果西方走过了一条殖民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学吗？工业化过程造成的严重的环境危机正在全世界漫延，中国的环境危机已经如此严重，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反省吗？寻找一条“不同的”道路是全世界面临的课题，并不仅仅是中国的课题。但我们的讨论至少说明的特殊的历史境遇，这个境遇也决定了我们在借鉴别人的时候照抄别人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存在着“独特性”，只不过不要将这个独特性看成是与其它社会完全隔绝的独特性。
温：东方西方问题不大，其实100多年来我们不是都在寻找道路吗？我们能不能就把今晚建构的逻辑作为一个框架来考虑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构问题，我们已经不再按照过去的那套语言方式来分析问题了，我们已经非常现实地看到我们要走一条什幺路，包括对历史书里的分析也包括对现状的预测都是要解构这些东西，但是在解构之后能不能再建构，我觉得还没到这个时候。
汪：我赞成，但我认为在说到一个问题时要先把它从历史从澄清出来。
秦：我认为有两点，第一要讲求事实，第二要符合逻辑，不管什幺左派右派。
汪：我赞成。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先要说出你的分析和道理，了解别人的逻辑和出发点，然后再谈什幺左派右派。不然，我们连这个左右是如何分的都不清楚。
温：今天最大的好处就是放弃了派别之争。也就是我们对二三十年代的发展基本梳理清楚了，而对今后的预测我觉得很难有一个描述，但是逻辑已经形成了。
鲜为人知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大土耳其案”
——昔日“冤案”的定名和今日“铁案”的命定 巴雅古特
一、新疆有个若羌县
若羌县（原作“婼羌县”）位于新疆东南部的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该县初于清光绪25年（1899）设县丞，29年（1903）升为若羌县。县名沿自其境内的若羌河。
今若羌县总面积199,222平方公里，是新疆县域面积第一大县。县城若羌镇，距乌鲁木齐市894公里（公路里程）。
本地住民原来都是维吾尔族，自共产党中国成立后不久即，由汉族组成的军事化的移民集团即“生产建设兵团”就来驻屯若羌县。这个始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集团殖民活动，一直继续了五十多年，到目前它早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如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米兰36团”依然还在本县，所谓的“师、团”是移民集团，他们的团场就是农场。
1985年末，若羌地区总人口为26,852人（2004年总人口3万人）。其中，维吾尔族10,130人，占37.72%；汉族16,189人，占 60.29%；其余回族等占1.97%。即使这样，全县平均第平方公里0.13人，为新疆面积最大而人口密度最小的县。
若羌县是古“丝绸之路”通道的一站，也是近代探险的必经之路。早在清光绪二年（1876），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翻越天山抵达罗布诺尔，继而涉足若羌县旧土城，当时全城仅有21户人家。其后，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人的探险队都曾先后光顾若羌县。若羌县境内的罗布诺尔和东昆仑山木孜塔格峰（海拔6,973米）等都曾是举世闻名的地理景观。
若羌维吾尔人能歌善舞，若羌的“麦西莱甫”，男女成双成对翩翩起舞，独具特色。还有“若羌赛乃姆”、“艾莱姆赛乃姆”等民间歌舞，是为维吾尔民众所喜爱的草根艺术。
在若羌县的现代历史上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末，胡赛音等人的武装马队曾经新疆、甘肃、青海三省边界交接处“占山为王”，把米兰和若羌东南的铁木力克一带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并掌控了在那里放牧的阿革延和唐吐烈等部落牧民4,000余众，事且长达10年之久。共产党中国成立之初，这种小部武装割据现象在维吾尔、蒙古等地曾经普遍地出现并一度短暂地生存过，他们一般被共产党政府等“官方”称做“土匪”或“匪帮”。
二、小地方的“大案子”
就是在这样一个若羌县内，距今50多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个大案子，案名全称叫做“新疆省婼羌县‘大土耳其’案”。
其实，所谓的“大案”是子虚乌有，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若羌县公安局一手导演的“政治游戏”，是共产党治下制造的上千上万个名目繁多的所谓的“冤、假、错案”之中的普通的一个。
事情发生在“镇反运动”期间的1951年5月，县公安局认为若羌县有维吾尔人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在活动，并且他们与山里的“土匪”胡赛音暗中有联系。于是他们秘密地逮捕了当地“维文会”（维吾尔文化学会？）主任伊明克和艾里阿吉等7人，并认定这些人就是“武装组织”。公安局立即对他们采取了诱供骗供的方法，进行了“强大的心理攻势”，并通过捆绑吊打等折磨人的酷刑，硬逼供出了一个“大土耳其”案。
此案何以冠之如此怪名？笔者无法看到判案全部材料，所以不能详知。但根据“我国”常例，那无非就是为了宣判那些维吾尔人是“勾结”了胡赛音等“土匪”而“妄图”建立“大土耳其共和国”之类的罪名，以示本案的“重大”和公安们的“功大”而已。
在本案的办案过程中，据说共有423人受到了牵连，这个人数已占全县男子总数的百分之十八。而且，县公安局一共逮捕了107人，并在逮捕者中处决了6名，无期徒刑3名，有期徒刑40名，管制（略等于“监外执行”之类）5名。这样，被判刑者共达54名之多（详见下附资料：《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一文）。
1952年10月，大案处理完毕后已经过了近一年半。直到此时，经新疆公安厅派人复查后，发现了此案是子虚乌有的荒唐案，当地根本没有什么“大土耳其”之类的维吾尔人武装组织。然而此时，杀的也杀了、伤的也伤了，什么都无法挽回了。
新疆公安厅否定此案后，进行了一些善后工作，以作为纠正措施。而当时能够做到的就是：“召开了各种会议，宣传政策，访问死难家属，认错道歉；发还了破案中没收的群众财产；县委和公安局作深刻检讨。党委给予了县委某部长、公安局长、区委书记、区长等严重违反政策的人员以处分；省公安厅因缺乏认真研究，草率承转处决人犯材料，亦作了检讨。”（见下附文）
对错判冤案而误杀6人之多的公安局长、区委书记等人没有追究任何法律责任，而只做了一些处分就了事，这显然是不够的，对维吾尔人死伤者是极不公平的。
三、从“大土耳其”到“东土耳其斯坦”
对这个案子的所谓的“错判”，实际上是陷害。若羌区委书记和公安局把维吾尔“民族的宗教活动和民间风俗‘过乃再’和‘买西力甫’等当作反革命活动作为确定案件的根据，这样就无中生有的大量捕人”。（见下附文）
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维吾尔人呢？
《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中是这样做总结的：“婼羌假案的教训是：第一，在少数民族区域中的反奸工作，必须绝对遵守党中央的指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主观臆断，刑讯逼供，就是大汉民族主义思想的十足表现”。（见下附文）
从这些措辞看，此案主要办案人员都是汉族，他们对当地维吾尔人根本缺乏基本的信任感，维吾尔人那些有异于汉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都成了公安的怀疑对象。有了这个大前提，发生“错判”或“陷害”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时的五十年代，中共党政、公安部门内还是有一些良知者在，他们知错就改，杀错了就认错、道歉。从当时举国上下搞“镇反”的政治环境来说，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许还是很不容易和满不错的。
今日中国，在全面打击“东土分裂分子”的口号下，是否也还会发生类似这样的冤假错案呢？假如这个案件如果是在今日发生，是否还能够得到纠正呢？
今日，共产党执政下的法制体系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根本改善，反而趋向恶化；体制造成的“逆向淘汰”下，正派的司法干部都受到排挤，他们的正义感和良知没有生存余地。
在今日中国这种恶劣的执法环境下，类似这样的假案假如再发生，那它肯定被戴上“东土耳其斯坦恐怖分子武装组织暴动案”之类的吓人的大帽子了。而再假的案子也一旦有了对这种吓人的“大帽子”，那肯定没人再敢碰它而为它查个水落石出，这样一个假案也可能变成“铁案”一个的了。
[注]：本文主要资料来源：《新疆婼羌县“大土耳其”案》一文，见《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小册子），中央公安部编印，1953年11月，北京。
[附]：《新疆省婼羌县“大土耳其”案》（原文）
婼羌县公安局于一九五一年五月镇反期间，仅根据过去一些谣言材料（如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要没收私人财产”、“买（卖）公债、骗钱”等），以及公安局收到的一张“要求开放宗教自由”的匿名状子，即认定是反革命有组织的活动，并决定先由机关着手破案。有一个教员库尔班可马力，在整干会上被迫供出其岳父买提保长曾说过不满政府的怪话，县委当即迫令其于两日内交清有关反革命组织、人物、粮食、枪支、会议决议以及何时暴动等情况。库遂于其岳父等商量捏造了些情况报公安局。县公安局听了库的假情况报告后即信以为真，密捕了所谓“地主狗腿造谣分子”吐尔逊，吊打逼供后，又于五月十七日逮捕了“首要分子”伊明克（维文会主任）、艾里阿吉等七人。伊经吊打被迫承认“想要逃到山内联络土匪胡赛因”。与此同时，公安局竟异想天开的将管训队的犯人编组搞“坦白竞赛活动 ”，使犯人互相检举，公开编供、串供，开犯人斗争会。并准许“积极分子”在会上检举和吊打其他犯人。县、区干部则普遍地进行刑讯逼供、如前县公安局长、县委某部长、区长和区委书记等都带头打人，公安队指导员将犯人吊了三天三夜，二区农会主任也随便将不“坦白”的委员吊起来审问。此时县委便发动群众登记。县委某部长在库、吐两人的“典型坦白示范”会上以手枪威胁群众，指名登记。开展“规劝运动”，并宣传“登记就是好公民，不登记要镇压”。“地富和保甲长都要登记”。这样乱追乱逼的结果，共牵连了四百一十三人（占全县男子总数的百分之十八），内逮捕一百零七人，其中处决六名、无期徒刑三名、有期徒刑四十名、管制五名。处决之六名全系错杀。因此群众反映说：“现在共产党的真理没有了，假坦白获得了宽大，说实话反被扣押、杀头”。
由于县委和公安局的负责干部在破案前没有认真分析情况和调查研究，未掌握确实的材料，单凭主观臆断，特别是普遍刑讯逼供，发动所谓“犯人坦白竞赛”和“群众规劝运动”，以及错误地将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和民间风俗“过乃再”“买西力甫”等当作反革命活动作为确定案件的根据，这样就无中生有的大量捕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
一九五二年十月新疆省公安厅派专人复查，作出结论，进行了善后工作。召开了各种会议，宣传政策，访问死难家属，认错道歉；发还了破案中没收的群众财产；县委和公安局作深刻检讨。党委给予了县委某部长、公安局长、区委书记、区长等严重违反政策的人员以处分；省公安厅因缺乏认真研究，草率承转处决人犯材料，亦作了检讨。
婼羌假案的教训是：第一，在少数民族区域中的反奸工作，必须绝对遵守党中央的指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主观臆断，刑讯逼供，就是大汉民族主义思想的十足表现，都会严重破坏民族团结，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第二，发动犯人“坦白竞赛”是完全错误的办法，即在任何地区也是必须严厉禁止的。
（转载自《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小册子），中央公安部编印，1953年11月，北京。pp.31-32）
一、新疆有个若羌县
若羌县（原作“婼羌县”）位于新疆东南部的塔里木盆地东部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该县初于清光绪25年（1899）设县丞，29年（1903）升为若羌县。县名沿自其境内的若羌河。
今若羌县总面积199,222平方公里，是新疆县域面积第一大县。县城若羌镇，距乌鲁木齐市894公里（公路里程）。
本地住民原来都是维吾尔族，自共产党中国成立后不久即，由汉族组成的军事化的移民集团即“生产建设兵团”就来驻屯若羌县。这个始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集团殖民活动，一直继续了五十多年，到目前它早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如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米兰36团”依然还在本县，所谓的“师、团”是移民集团，他们的团场就是农场。
1985年末，若羌地区总人口为26,852人（2004年总人口3万人）。其中，维吾尔族10,130人，占37.72%；汉族16,189人，占 60.29%；其余回族等占1.97%。即使这样，全县平均第平方公里0.13人，为新疆面积最大而人口密度最小的县。
若羌县是古“丝绸之路”通道的一站，也是近代探险的必经之路。早在清光绪二年（1876），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翻越天山抵达罗布诺尔，继而涉足若羌县旧土城，当时全城仅有21户人家。其后，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人的探险队都曾先后光顾若羌县。若羌县境内的罗布诺尔和东昆仑山木孜塔格峰（海拔6,973米）等都曾是举世闻名的地理景观。
若羌维吾尔人能歌善舞，若羌的“麦西莱甫”，男女成双成对翩翩起舞，独具特色。还有“若羌赛乃姆”、“艾莱姆赛乃姆”等民间歌舞，是为维吾尔民众所喜爱的草根艺术。
在若羌县的现代历史上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末，胡赛音等人的武装马队曾经新疆、甘肃、青海三省边界交接处“占山为王”，把米兰和若羌东南的铁木力克一带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并掌控了在那里放牧的阿革延和唐吐烈等部落牧民4,000余众，事且长达10年之久。共产党中国成立之初，这种小部武装割据现象在维吾尔、蒙古等地曾经普遍地出现并一度短暂地生存过，他们一般被共产党政府等“官方”称做“土匪”或“匪帮”。
二、小地方的“大案子”
就是在这样一个若羌县内，距今50多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个大案子，案名全称叫做“新疆省婼羌县‘大土耳其’案”。
其实，所谓的“大案”是子虚乌有，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若羌县公安局一手导演的“政治游戏”，是共产党治下制造的上千上万个名目繁多的所谓的“冤、假、错案”之中的普通的一个。
事情发生在“镇反运动”期间的1951年5月，县公安局认为若羌县有维吾尔人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在活动，并且他们与山里的“土匪”胡赛音暗中有联系。于是他们秘密地逮捕了当地“维文会”（维吾尔文化学会？）主任伊明克和艾里阿吉等7人，并认定这些人就是“武装组织”。公安局立即对他们采取了诱供骗供的方法，进行了“强大的心理攻势”，并通过捆绑吊打等折磨人的酷刑，硬逼供出了一个“大土耳其”案。
此案何以冠之如此怪名？笔者无法看到判案全部材料，所以不能详知。但根据“我国”常例，那无非就是为了宣判那些维吾尔人是“勾结”了胡赛音等“土匪”而“妄图”建立“大土耳其共和国”之类的罪名，以示本案的“重大”和公安们的“功大”而已。
在本案的办案过程中，据说共有423人受到了牵连，这个人数已占全县男子总数的百分之十八。而且，县公安局一共逮捕了107人，并在逮捕者中处决了6名，无期徒刑3名，有期徒刑40名，管制（略等于“监外执行”之类）5名。这样，被判刑者共达54名之多（详见下附资料：《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一文）。
1952年10月，大案处理完毕后已经过了近一年半。直到此时，经新疆公安厅派人复查后，发现了此案是子虚乌有的荒唐案，当地根本没有什么“大土耳其”之类的维吾尔人武装组织。然而此时，杀的也杀了、伤的也伤了，什么都无法挽回了。
新疆公安厅否定此案后，进行了一些善后工作，以作为纠正措施。而当时能够做到的就是：“召开了各种会议，宣传政策，访问死难家属，认错道歉；发还了破案中没收的群众财产；县委和公安局作深刻检讨。党委给予了县委某部长、公安局长、区委书记、区长等严重违反政策的人员以处分；省公安厅因缺乏认真研究，草率承转处决人犯材料，亦作了检讨。”（见下附文）
对错判冤案而误杀6人之多的公安局长、区委书记等人没有追究任何法律责任，而只做了一些处分就了事，这显然是不够的，对维吾尔人死伤者是极不公平的。
三、从“大土耳其”到“东土耳其斯坦”
对这个案子的所谓的“错判”，实际上是陷害。若羌区委书记和公安局把维吾尔“民族的宗教活动和民间风俗‘过乃再’和‘买西力甫’等当作反革命活动作为确定案件的根据，这样就无中生有的大量捕人”。（见下附文）
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维吾尔人呢？
《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中是这样做总结的：“婼羌假案的教训是：第一，在少数民族区域中的反奸工作，必须绝对遵守党中央的指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主观臆断，刑讯逼供，就是大汉民族主义思想的十足表现”。（见下附文）
从这些措辞看，此案主要办案人员都是汉族，他们对当地维吾尔人根本缺乏基本的信任感，维吾尔人那些有异于汉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都成了公安的怀疑对象。有了这个大前提，发生“错判”或“陷害”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时的五十年代，中共党政、公安部门内还是有一些良知者在，他们知错就改，杀错了就认错、道歉。从当时举国上下搞“镇反”的政治环境来说，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许还是很不容易和满不错的。
今日中国，在全面打击“东土分裂分子”的口号下，是否也还会发生类似这样的冤假错案呢？假如这个案件如果是在今日发生，是否还能够得到纠正呢？
今日，共产党执政下的法制体系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根本改善，反而趋向恶化；体制造成的“逆向淘汰”下，正派的司法干部都受到排挤，他们的正义感和良知没有生存余地。
在今日中国这种恶劣的执法环境下，类似这样的假案假如再发生，那它肯定被戴上“东土耳其斯坦恐怖分子武装组织暴动案”之类的吓人的大帽子了。而再假的案子也一旦有了对这种吓人的“大帽子”，那肯定没人再敢碰它而为它查个水落石出，这样一个假案也可能变成“铁案”一个的了。
[注]：本文主要资料来源：《新疆婼羌县“大土耳其”案》一文，见《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小册子），中央公安部编印，1953年11月，北京。
[附]：《新疆省婼羌县“大土耳其”案》（原文）
婼羌县公安局于一九五一年五月镇反期间，仅根据过去一些谣言材料（如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要没收私人财产”、“买（卖）公债、骗钱”等），以及公安局收到的一张“要求开放宗教自由”的匿名状子，即认定是反革命有组织的活动，并决定先由机关着手破案。有一个教员库尔班可马力，在整干会上被迫供出其岳父买提保长曾说过不满政府的怪话，县委当即迫令其于两日内交清有关反革命组织、人物、粮食、枪支、会议决议以及何时暴动等情况。库遂于其岳父等商量捏造了些情况报公安局。县公安局听了库的假情况报告后即信以为真，密捕了所谓“地主狗腿造谣分子”吐尔逊，吊打逼供后，又于五月十七日逮捕了“首要分子”伊明克（维文会主任）、艾里阿吉等七人。伊经吊打被迫承认“想要逃到山内联络土匪胡赛因”。与此同时，公安局竟异想天开的将管训队的犯人编组搞“坦白竞赛活动 ”，使犯人互相检举，公开编供、串供，开犯人斗争会。并准许“积极分子”在会上检举和吊打其他犯人。县、区干部则普遍地进行刑讯逼供、如前县公安局长、县委某部长、区长和区委书记等都带头打人，公安队指导员将犯人吊了三天三夜，二区农会主任也随便将不“坦白”的委员吊起来审问。此时县委便发动群众登记。县委某部长在库、吐两人的“典型坦白示范”会上以手枪威胁群众，指名登记。开展“规劝运动”，并宣传“登记就是好公民，不登记要镇压”。“地富和保甲长都要登记”。这样乱追乱逼的结果，共牵连了四百一十三人（占全县男子总数的百分之十八），内逮捕一百零七人，其中处决六名、无期徒刑三名、有期徒刑四十名、管制五名。处决之六名全系错杀。因此群众反映说：“现在共产党的真理没有了，假坦白获得了宽大，说实话反被扣押、杀头”。
由于县委和公安局的负责干部在破案前没有认真分析情况和调查研究，未掌握确实的材料，单凭主观臆断，特别是普遍刑讯逼供，发动所谓“犯人坦白竞赛”和“群众规劝运动”，以及错误地将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和民间风俗“过乃再”“买西力甫”等当作反革命活动作为确定案件的根据，这样就无中生有的大量捕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
一九五二年十月新疆省公安厅派专人复查，作出结论，进行了善后工作。召开了各种会议，宣传政策，访问死难家属，认错道歉；发还了破案中没收的群众财产；县委和公安局作深刻检讨。党委给予了县委某部长、公安局长、区委书记、区长等严重违反政策的人员以处分；省公安厅因缺乏认真研究，草率承转处决人犯材料，亦作了检讨。
婼羌假案的教训是：第一，在少数民族区域中的反奸工作，必须绝对遵守党中央的指示，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主观臆断，刑讯逼供，就是大汉民族主义思想的十足表现，都会严重破坏民族团结，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第二，发动犯人“坦白竞赛”是完全错误的办法，即在任何地区也是必须严厉禁止的。
（转载自《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小册子），中央公安部编印，1953年11月，北京。pp.31-32）
“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
今天跟读者们谈的这个问题，人人皆知既极端重要，又高度复杂和异常敏感，是个一旦把它敞开讨论就会让很多人血压陡然升高的话题。不过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不是因为2009年7月乌鲁木齐市发生了暴乱死伤了很多民众，而是源于十几年前我在西方参加的好几个有关苏联大帝国历史和莫斯科档案馆相关资料部分解密的研讨会。对苏联的资料读得越多，越是在它那面镜子上看到中国的曲折反光——注意：是曲折的而非直接的反光。
1997年初夏，我从就职的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经香港回中国内地。当时由于香港的主权马上要从英国回归中国，所以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领土完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在中国国内几次非正式的小型讨论会上，我提出了两个观察要点，当时国内的参会者听后多半神情凝重。
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苏联是如何解体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引发了无数的讨论，谈及各种各样的原因，举不胜举。根据我所读到的信息，中国国内在当时较少谈论的一点，就是民族政策的失败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是苏联走向解体的最基本原因之一，至少是位列原因的前两条。我说，苏联这方面的经历和教训极其沉重，尤其是它施行的民族区域行政体系，即以各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体系。对这些，中国必须重视和反思，走出一条非苏联式的新路子，从现在起采取积极前瞻的措施。
我谈到的第二个观察要点是，对中国而言，未来十多年内，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爆发点，或者说危险度相对而言最高的地方，不是西藏，而是新疆，并且有可能是以暴力的方式爆发。那时，中国官方对民族问题是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西藏上，天天集中火力批判“达赖分裂主义小集团”。而当时我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新疆自治区才是潜在的头号麻烦。
在座的人听了我讲的第二点更感震惊，那时很多人以为，中国的民族政策非常优越，没有什么大问题。另外一方面，大家认为民族地区如果说有头痛的事发生，也主要体现在西藏问题上，只要解决了“那个老喇嘛的麻烦”，大局就定了。我的观察显然与这些不一致。
十二年后的今年7月，乌鲁木齐发生令人悲哀的暴乱后——新疆是我在全中国最喜爱的两个区域之一，那里结交的诸多民族的友人不少——我翻出1997年初夏在那几次小型会议上我的发言草稿，再读一遍，自己都觉得非常震撼，原话里的危机感和忧患语气依然鲜活。
当时我解释，为什么说今后十多年里，新疆是中国民族问题发生危险的首要地方，危险性要高过西藏呢？我那时的论据主要是：
第一，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后，宗教组织基本上都逐渐与国家政体分离，也就是说，政教合一的国家越来越少，大多数宗教成为远离政治过程的精神信仰。大的宗教教派中，相比而言，伊斯兰教却是继续紧密联系现实的政治过程，许多地方依然存在政教合一的体制。许多教徒并不承认他们居住地的世俗国家政权，而是企图建立超越世俗主权国家范围的“泛伊斯兰信仰者政治体”，这类运动在中亚、西亚、东南亚都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地区很多世俗政权与这类运动的组织经常冲突动武。同时，在伊斯兰教教义中，“战斗性”的因素比较强烈——这里的“战斗性”是个中性词（足迹遍亚洲的民族关系史大家Owen Lattimore 对此早有论述）。虽然地域不同，语言各异，但在伊斯兰教兴盛的广大范围内，具有强烈“战斗性”的中小规模的团体不少。相比之下，佛教基本上不与现实政治过程紧密结合，更不具有“战斗性”，佛教反对杀生，远离刀枪。
第二，从地理方面看，西藏南部有喜马拉雅山脉，高大到很少有人能翻山而过，青藏高原是个高出周边很多的巨大板块，天然地制约了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境内外相互呼应稀少。但新疆却全然不同，那里主要是大范围的平地和沙漠，自古是中亚和东亚交往的大通道，西边过去就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区域，各地区人员的流动和相互影响十分方便和迅捷。
当然，1997年初夏我提出的新疆极可能成为未来十几年里中国民族问题最险要的区域、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的观点，还有其它的重要理由支撑，我们将在后文中更详细谈到。
这几个月来，中国国内有人也在讨论民族自治区体制是否要改，我发现迄今他们谈得相当片面，视野局限，思路也较狭窄陈旧。我担心，照他们的那个路子做政策研究和设计，会适得其反，把事情弄得越发糟糕。在下一篇文章里，围绕上面的核心论点，我将结合我在国际上参加相关的研讨会，和自己以前到苏联考察的亲身体会，梳理它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萌芽、出台、强化、低效、衰落和分解的过程及根源，特别是讨论该体制在实际生活中究竟有怎样出乎意料的后果。不理清楚这个体制难节，就没办法拓展视野、开启思路，探索当前及今后中国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该怎么走。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学良，（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博士撰写的《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系列评论之一。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1997年初夏，我从就职的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经香港回中国内地。当时由于香港的主权马上要从英国回归中国，所以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领土完整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在中国国内几次非正式的小型讨论会上，我提出了两个观察要点，当时国内的参会者听后多半神情凝重。
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苏联是如何解体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引发了无数的讨论，谈及各种各样的原因，举不胜举。根据我所读到的信息，中国国内在当时较少谈论的一点，就是民族政策的失败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是苏联走向解体的最基本原因之一，至少是位列原因的前两条。我说，苏联这方面的经历和教训极其沉重，尤其是它施行的民族区域行政体系，即以各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体系。对这些，中国必须重视和反思，走出一条非苏联式的新路子，从现在起采取积极前瞻的措施。
我谈到的第二个观察要点是，对中国而言，未来十多年内，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爆发点，或者说危险度相对而言最高的地方，不是西藏，而是新疆，并且有可能是以暴力的方式爆发。那时，中国官方对民族问题是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西藏上，天天集中火力批判“达赖分裂主义小集团”。而当时我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新疆自治区才是潜在的头号麻烦。
在座的人听了我讲的第二点更感震惊，那时很多人以为，中国的民族政策非常优越，没有什么大问题。另外一方面，大家认为民族地区如果说有头痛的事发生，也主要体现在西藏问题上，只要解决了“那个老喇嘛的麻烦”，大局就定了。我的观察显然与这些不一致。
十二年后的今年7月，乌鲁木齐发生令人悲哀的暴乱后——新疆是我在全中国最喜爱的两个区域之一，那里结交的诸多民族的友人不少——我翻出1997年初夏在那几次小型会议上我的发言草稿，再读一遍，自己都觉得非常震撼，原话里的危机感和忧患语气依然鲜活。
当时我解释，为什么说今后十多年里，新疆是中国民族问题发生危险的首要地方，危险性要高过西藏呢？我那时的论据主要是：
第一，宗教和政治的关系。进入现代社会后，宗教组织基本上都逐渐与国家政体分离，也就是说，政教合一的国家越来越少，大多数宗教成为远离政治过程的精神信仰。大的宗教教派中，相比而言，伊斯兰教却是继续紧密联系现实的政治过程，许多地方依然存在政教合一的体制。许多教徒并不承认他们居住地的世俗国家政权，而是企图建立超越世俗主权国家范围的“泛伊斯兰信仰者政治体”，这类运动在中亚、西亚、东南亚都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地区很多世俗政权与这类运动的组织经常冲突动武。同时，在伊斯兰教教义中，“战斗性”的因素比较强烈——这里的“战斗性”是个中性词（足迹遍亚洲的民族关系史大家Owen Lattimore 对此早有论述）。虽然地域不同，语言各异，但在伊斯兰教兴盛的广大范围内，具有强烈“战斗性”的中小规模的团体不少。相比之下，佛教基本上不与现实政治过程紧密结合，更不具有“战斗性”，佛教反对杀生，远离刀枪。
第二，从地理方面看，西藏南部有喜马拉雅山脉，高大到很少有人能翻山而过，青藏高原是个高出周边很多的巨大板块，天然地制约了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境内外相互呼应稀少。但新疆却全然不同，那里主要是大范围的平地和沙漠，自古是中亚和东亚交往的大通道，西边过去就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区域，各地区人员的流动和相互影响十分方便和迅捷。
当然，1997年初夏我提出的新疆极可能成为未来十几年里中国民族问题最险要的区域、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的观点，还有其它的重要理由支撑，我们将在后文中更详细谈到。
这几个月来，中国国内有人也在讨论民族自治区体制是否要改，我发现迄今他们谈得相当片面，视野局限，思路也较狭窄陈旧。我担心，照他们的那个路子做政策研究和设计，会适得其反，把事情弄得越发糟糕。在下一篇文章里，围绕上面的核心论点，我将结合我在国际上参加相关的研讨会，和自己以前到苏联考察的亲身体会，梳理它的“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萌芽、出台、强化、低效、衰落和分解的过程及根源，特别是讨论该体制在实际生活中究竟有怎样出乎意料的后果。不理清楚这个体制难节，就没办法拓展视野、开启思路，探索当前及今后中国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尤其是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该怎么走。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学良，（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博士撰写的《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系列评论之一。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极端主义管治不可持续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学良（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博士《“民族区域自治”与“分裂主义”：中国边疆治理的难题试解》的第五部分。）
“以专政的办法管治民族关系”是斯大林体制的核心。这个极端主义体制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斯大林让那么多人掉脑袋还能毫无效果？全党全国人人恐怖就是重要成果。但这种体制的代价越来越大，到后来变得实在太大，连执政党自己都扛它不动了。
主要代价之一就是具体操作专政机器的人——最高领袖本人总不能亲自来操作，得要布置手下人去干活——不久又被这机器给吞噬进去，绞得粉碎。还记得斯大林小时候的铁哥们、当众动手打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耳光的奥尔忠尼奇泽吗？到了1937年春斯大林发动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高潮中，老奥的副手和他所有的亲信都被抓起来了，最后他的亲哥哥也进了大牢。他去跟斯大林讨说法，最高领袖回答：那是“组织上的措施”。老奥回家后，半夜里卧室枪响，一命归天。当年说是自杀，多年后披露的证据显示老奥是“被自杀”的：克格勃（那时叫内务部）首脑叶若夫（Nikolai Yezhov）派人从他的后门进去，完成了任务（Radzinsky, Stalin; 新华中译本第411-412页）。老奥的亲属和助手大多数被处决或囚监。叶若夫是负责操作那部专政机器的主管，他在“肃反运动”任务基本完成后，被斯大林下令处决，罪名是“叛徒、间谍”。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即Cheka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其领导班子共13人，除了第一任首脑捷尔任斯基和第二任首脑缅任斯基（V. R. Menzhinsky）是自然死亡的，其余11位领导以后全部被杀。连克格勃系统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所有亲属都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为这帮人立传的俄罗斯作者写道：斯大林于1934年7月中旬精心挑选了缅任斯基的接班人，这是专政机关领导人最后一次的平稳接替。“此后该机关的每一位新的领导人都不仅要消灭自己的前任，还要消灭其手下的鹰犬”（列·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中译本第1-2、218-220页）。
所以，用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办法管治社会（管治民族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具有它自己不可抗拒的加速力量。它开始的时候是无情地辗碎挡在它前面的人，最后滚动得越来越快，就把左右后边操作它的人们也给席卷轮下，辗得粉碎。那些至今热情推崇以斯大林“先杀了再说”的极端主义解决问题的人——中国一出什么事，他们一片喊杀声就在互联网上高亢猛飙——不妨花点时间读读苏联操作那部机器的人的历史。可惜中国国内发表的这类书不多见，原因不是20世纪中国这类事件太少，而是太多，所以才不让在国内出版。比如，燕京大学毕业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1957年被毛泽东钦点为“极右”分子的李慎之，世纪之交多次总结“革命吞噬自己的亲子”的中国人经历教训，其书稿早就被国内禁发。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民族政策的首次认真修补是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主要是从极端主义高度退下来，少杀人、少抓人、抓捕后少判几年。加盟共和国、民族共和国、自治州有了问题，稍微先注意是不是经济社会事务没办好，而不是立马上纲到“主权”最高度，归咎于“分裂主义势力破坏”，四处挖掘“间谍、特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恐怖主义分子”。比如，1956年春格鲁吉亚闹事，部队打死打伤了22人，较之以往要少；1962年6月初哈萨克斯坦民众为抗议物价上涨集会示威，政府基本上没大动武力（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译本，第163-164、501-502页）。
这段政策修补时期，苏共中央也从组织措施、文化教育、经济布局三大方面，做了系统的努力以保障“联盟牢不可破”。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一把手是本地人，二把手必须由莫斯科直接派来；产业结构各区域互相交叉，不至于导致某地区的经济体系完备独立；宗教活动受到官方多层次多方面监控，不许苏联中亚地区与邻近的土耳其交往，也不许在干部队伍和未成年人里传教；本地区的兵员不得在本地区服役；在全苏联推广俄语教学，俄语差的人得不到提拔和好的工作，等等（C. Linden and D. Simes, eds.,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A Soviet Dilemma; N. Glazer and D. Moynihan, eds., Ethnicity）。
然而，在修补民族政策的同时，苏联新统治阶层的思路相当僵硬、视野非常狭窄、措施追求表面功夫。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别出事，只要民族区域的“当家人”把本地区的老百姓管压住不上街、不集会、不闹事，莫斯科就对当家人们的行为不约束。而当家人们越往后，越吃准了这一点。到了1970年代，事情已经腐化到这种地步：“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设法在执政党内发展自己的‘黑手党'。只要他们通过贿赂而使其莫斯科上司高兴……就可以慷国家之慨去营建自己的领地”。他们已经变成了中世纪贵族般的大领主，只对莫斯科的国王负责（Jack Matlock, Jr., Autopsy on an Empire，参阅世界知识出版社译本第43-44页）。
红色沙皇斯大林给后任留下了一个红色帝国。这个帝国的疆域之广，对俄罗斯而言史无前例；这个帝国内部的矛盾冲突之深，同样是史无前例。斯大林在扩张这个帝国的同时，把很多烈性炸药包都埋进了它的夹缝隔层，使得他的后任们不易妙手回春。1990年初在苏联崩裂前夕，在美国首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召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终身研究苏联的布热津斯基（Z. Brzezinski，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评论道，斯大林对共产主义的道德损毁、对苏维埃制度（原本是海选出来的民意代表结构）的破坏、对居民中优秀分子的杀虐，很少有人比得上，他才是苏联主要的掘墓人之一。我当场听了一震，往后所读资料越多，越是感受良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后来以《新阶级》一书轰动世界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回顾说，他最早对崇拜到顶的斯大林发生怀疑，就是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南斯拉夫，到处抢劫财物、强奸妇女。他向斯大林当面控诉，反倒惹得最高领袖反感（G. R. Urban, ed.Stalinism: 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pp. 216-217）。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中国：中国左派学生最早上街游行抗议苏联的风波，源于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在整个苏军占领期间，他们对老百姓的野蛮行为……抢劫、谋杀、强奸妇女、打架斗殴，经常发生。”“苏联在占领满洲后把大批工业设备拆运到了苏联……被拆卸的设备价值达九亿美元，而因拆卸造成的破坏则高达该数字的十倍，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公众舆论面前尽量缩小被抢劫物资的价值”（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译本第147-148、179、213页）。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苏联当年的恶劣行为又被一些中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提及批判，他们自以为这是爱国言论，合情合理，却被打成右派。在缺乏公民权的土地上，自作主张去爱国是件危险的事。上面允许你爱你才能爱，不让你爱你非去爱，那就得收拾你。
在下一篇里，我们将讨论对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第二次修补，怎样把苏“联”弄成了苏“分”。这以后，才便于把对比检疫的镜头对准中国的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以专政的办法管治民族关系”是斯大林体制的核心。这个极端主义体制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斯大林让那么多人掉脑袋还能毫无效果？全党全国人人恐怖就是重要成果。但这种体制的代价越来越大，到后来变得实在太大，连执政党自己都扛它不动了。
主要代价之一就是具体操作专政机器的人——最高领袖本人总不能亲自来操作，得要布置手下人去干活——不久又被这机器给吞噬进去，绞得粉碎。还记得斯大林小时候的铁哥们、当众动手打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耳光的奥尔忠尼奇泽吗？到了1937年春斯大林发动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高潮中，老奥的副手和他所有的亲信都被抓起来了，最后他的亲哥哥也进了大牢。他去跟斯大林讨说法，最高领袖回答：那是“组织上的措施”。老奥回家后，半夜里卧室枪响，一命归天。当年说是自杀，多年后披露的证据显示老奥是“被自杀”的：克格勃（那时叫内务部）首脑叶若夫（Nikolai Yezhov）派人从他的后门进去，完成了任务（Radzinsky, Stalin; 新华中译本第411-412页）。老奥的亲属和助手大多数被处决或囚监。叶若夫是负责操作那部专政机器的主管，他在“肃反运动”任务基本完成后，被斯大林下令处决，罪名是“叛徒、间谍”。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20年7月29日列宁批准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即Cheka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其领导班子共13人，除了第一任首脑捷尔任斯基和第二任首脑缅任斯基（V. R. Menzhinsky）是自然死亡的，其余11位领导以后全部被杀。连克格勃系统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所有亲属都在“肃反运动”中被逮捕。为这帮人立传的俄罗斯作者写道：斯大林于1934年7月中旬精心挑选了缅任斯基的接班人，这是专政机关领导人最后一次的平稳接替。“此后该机关的每一位新的领导人都不仅要消灭自己的前任，还要消灭其手下的鹰犬”（列·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中译本第1-2、218-220页）。
所以，用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办法管治社会（管治民族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具有它自己不可抗拒的加速力量。它开始的时候是无情地辗碎挡在它前面的人，最后滚动得越来越快，就把左右后边操作它的人们也给席卷轮下，辗得粉碎。那些至今热情推崇以斯大林“先杀了再说”的极端主义解决问题的人——中国一出什么事，他们一片喊杀声就在互联网上高亢猛飙——不妨花点时间读读苏联操作那部机器的人的历史。可惜中国国内发表的这类书不多见，原因不是20世纪中国这类事件太少，而是太多，所以才不让在国内出版。比如，燕京大学毕业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1957年被毛泽东钦点为“极右”分子的李慎之，世纪之交多次总结“革命吞噬自己的亲子”的中国人经历教训，其书稿早就被国内禁发。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民族政策的首次认真修补是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主要是从极端主义高度退下来，少杀人、少抓人、抓捕后少判几年。加盟共和国、民族共和国、自治州有了问题，稍微先注意是不是经济社会事务没办好，而不是立马上纲到“主权”最高度，归咎于“分裂主义势力破坏”，四处挖掘“间谍、特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恐怖主义分子”。比如，1956年春格鲁吉亚闹事，部队打死打伤了22人，较之以往要少；1962年6月初哈萨克斯坦民众为抗议物价上涨集会示威，政府基本上没大动武力（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中央编译出版社译本，第163-164、501-502页）。
这段政策修补时期，苏共中央也从组织措施、文化教育、经济布局三大方面，做了系统的努力以保障“联盟牢不可破”。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一把手是本地人，二把手必须由莫斯科直接派来；产业结构各区域互相交叉，不至于导致某地区的经济体系完备独立；宗教活动受到官方多层次多方面监控，不许苏联中亚地区与邻近的土耳其交往，也不许在干部队伍和未成年人里传教；本地区的兵员不得在本地区服役；在全苏联推广俄语教学，俄语差的人得不到提拔和好的工作，等等（C. Linden and D. Simes, eds.,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A Soviet Dilemma; N. Glazer and D. Moynihan, eds., Ethnicity）。
然而，在修补民族政策的同时，苏联新统治阶层的思路相当僵硬、视野非常狭窄、措施追求表面功夫。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别出事，只要民族区域的“当家人”把本地区的老百姓管压住不上街、不集会、不闹事，莫斯科就对当家人们的行为不约束。而当家人们越往后，越吃准了这一点。到了1970年代，事情已经腐化到这种地步：“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设法在执政党内发展自己的‘黑手党'。只要他们通过贿赂而使其莫斯科上司高兴……就可以慷国家之慨去营建自己的领地”。他们已经变成了中世纪贵族般的大领主，只对莫斯科的国王负责（Jack Matlock, Jr., Autopsy on an Empire，参阅世界知识出版社译本第43-44页）。
红色沙皇斯大林给后任留下了一个红色帝国。这个帝国的疆域之广，对俄罗斯而言史无前例；这个帝国内部的矛盾冲突之深，同样是史无前例。斯大林在扩张这个帝国的同时，把很多烈性炸药包都埋进了它的夹缝隔层，使得他的后任们不易妙手回春。1990年初在苏联崩裂前夕，在美国首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召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终身研究苏联的布热津斯基（Z. Brzezinski，曾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评论道，斯大林对共产主义的道德损毁、对苏维埃制度（原本是海选出来的民意代表结构）的破坏、对居民中优秀分子的杀虐，很少有人比得上，他才是苏联主要的掘墓人之一。我当场听了一震，往后所读资料越多，越是感受良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后来以《新阶级》一书轰动世界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回顾说，他最早对崇拜到顶的斯大林发生怀疑，就是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南斯拉夫，到处抢劫财物、强奸妇女。他向斯大林当面控诉，反倒惹得最高领袖反感（G. R. Urban, ed.Stalinism: 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pp. 216-217）。同样的经历也发生在中国：中国左派学生最早上街游行抗议苏联的风波，源于1945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在整个苏军占领期间，他们对老百姓的野蛮行为……抢劫、谋杀、强奸妇女、打架斗殴，经常发生。”“苏联在占领满洲后把大批工业设备拆运到了苏联……被拆卸的设备价值达九亿美元，而因拆卸造成的破坏则高达该数字的十倍，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公众舆论面前尽量缩小被抢劫物资的价值”（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译本第147-148、179、213页）。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苏联当年的恶劣行为又被一些中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提及批判，他们自以为这是爱国言论，合情合理，却被打成右派。在缺乏公民权的土地上，自作主张去爱国是件危险的事。上面允许你爱你才能爱，不让你爱你非去爱，那就得收拾你。
在下一篇里，我们将讨论对民族区域自治体制的第二次修补，怎样把苏“联”弄成了苏“分”。这以后，才便于把对比检疫的镜头对准中国的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敦促中方注重保护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文化
2010年5月15日，蒙古国国家电视台的一个座谈节目中，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的外交政策顾问普日不苏荣出席并参加了座谈。
他说：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与中方高层领导人会面时表示了对内蒙古地区的关心。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敦促中方应该注重与加强对内蒙古地区蒙古族语言及游牧文化方面的保护，并希望中方改善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与蒙古国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提供足够的空间。
他说：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与中方高层领导人会面时表示了对内蒙古地区的关心。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敦促中方应该注重与加强对内蒙古地区蒙古族语言及游牧文化方面的保护，并希望中方改善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与蒙古国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提供足够的空间。
中国的民族政策需要反思
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内部所发生的越来越多的重大事情可能和主权国家之外的因素相关联，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表明中国政府可以对国内民族问题无动于衷。事实上，不管海外的因素有多么重要，最主要的因素还在内部。实则新疆、西藏的族群冲突事件与内地瓮安、石首等群体冲突事件此起彼伏，揭露了中国社会潜藏的严重危机。既然民族冲突发生了，就表明必须把建立民族和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长远来看，如果不正视问题，只能掩盖问题，民族冲突会随时爆发出来。重大流血事件，发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盛世”中国。难道面对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事件，中国的民族政策不需要反思？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已经到了对中国民族政策进行调整的时候了！
维汉之间的怨恨在加深，实乃积怨已久。汉族人认为政府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采取优待政策，日益不满；而我们维吾尔人认为在新疆，汉族成为很特殊的群体，备受政府优待的群体，维吾尔民族已在各个领域被迫边缘化。现在问题暴露了，就要反思内部的民族政策。要达到民族和谐，就要从反思建国以后的民族政策做起。
事实上，民族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难题。改革开放30年里，维吾尔自治区也进入了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重建设轻保护问题，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诸多社会矛盾积聚，如若碰到某些地方官员治理简单粗暴以及贪渎，矛盾被激化就不可避免了。
不过，所有的普遍问题，归结为民族矛盾却有失偏颇和过于简单。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内地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腐败严重，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严重，相信维吾尔自治区也存在与内地一样的问题。维吾尔自治区同样面临着如何化解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当地环境和资源保护问题、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问题等，但这不能成为掩盖事实上存在的民族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逃脱执政者责任、掩盖政策和体制存在的问题。当务之急政府应该反思民族政策。现在问题暴露了，就要反思内部的民族政策。要达到民族和谐，就要从反思建国以后的民族政策做起。
民族自治面临更大挑战
一连串发生在民族地区规模不等的事件让久居内地的民众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远离政治生活核心议题多年的民族关系并不如想象中的和谐。在搞经济中心的同时，隔膜和隐患却也在累积，对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这些事件的兴起与被平息，将会进入一代人的历史记忆。民众开始质疑民族自治政策，对民族政策非议颇多，更有激进者，呼吁当局放弃现行的政策。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不是到了迫切需要调整的地步？
事实上，近年来，学界围绕现行民族政策已经有过激烈争论。多民族国家解决内部民族问题，是靠“政治化”的制度安排，还是靠“文化化”的民间消解？2004年马戎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学术论文《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提出应该抛弃承袭苏联式的将少数族群“政治化”的民族政策，转而学习美国将少数族群“文化化”的成功做法，建立“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的国家族群框架。这几个月来，国内外不少人也在讨论民族自治体制是否要改，其中绝大多数人提出取消民族自治的馊主意。我发现迄今他们谈得相当片面，视野局限思路也较狭窄陈旧。
我担心，照他们的那个路子做政策研究和设计，会适得其反，把事情弄得越发糟糕。对民族政策，虽然有强烈的质疑声，但四中全会说要坚持，坚持民族理论，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也就是说，政府回答了现在不会进行调整。在执政党60年周年国庆时刻政府还在用老的方式为民族团结作努力，可以说规格非常高，密度也非常大。继举办新疆、内蒙等自治区建设成就展、天安门广场竖起了民族团结柱后，国家民委就民族政策答记者问，中央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又以最高规格召开全国民族团结表彰大会，胡锦涛对民族团结问题发表讲话。这一切，都表明民族问题重新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大事。国家民委杨晶说，民族团结就像空气，在好的时候谁都不会在意它，但一旦它出了问题，每一个人才会觉得它的珍贵。鉴于目前民族政策面临重大危机，民族问题重新成为高层的关注核心。
然而，纵观相关成就展以及国家民委相关领导答问以及新闻办的白皮书，却只见民族团结问题一片歌舞升平。各民族之间看似和睦共处，繁荣发展，一片欣欣向荣。全国各族人民对民族问题也是满怀信心的假象。是的，“革命浪漫主义”给我们描绘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图景。相关的民族政策阐述，仍同以往一样，缺乏新意。看了以后，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民族政策方向正确，措施得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那为什么还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呢？因此，个人认为，对民族问题的正面宣传是十分必要的，但严肃、深刻的反思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正视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进加以系统和彻底纠正，中国的民族问题将会日益严重，甚至会造成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的问题。目前的一些做法和认识都只是技术上的手段，还没有从讲政治，法律和人文关怀的高度来认识和反思民族工作的问题。
有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该从更深层次寻找原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使民族政策切合实际。不管将事件的因由归咎于民族矛盾、分裂主义、民族宗教政策，还是恐怖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存在的“问题”造成的。正如官方所说新疆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也不是宗教和人权问题，更不是不平等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
我还是想从历史上寻根朔源，来探讨这个民族问题的来龙去脉。
维汉之间的怨恨在加深，实乃积怨已久。汉族人认为政府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少数民族采取优待政策，日益不满；而我们维吾尔人认为在新疆，汉族成为很特殊的群体，备受政府优待的群体，维吾尔民族已在各个领域被迫边缘化。现在问题暴露了，就要反思内部的民族政策。要达到民族和谐，就要从反思建国以后的民族政策做起。
事实上，民族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难题。改革开放30年里，维吾尔自治区也进入了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重建设轻保护问题，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诸多社会矛盾积聚，如若碰到某些地方官员治理简单粗暴以及贪渎，矛盾被激化就不可避免了。
不过，所有的普遍问题，归结为民族矛盾却有失偏颇和过于简单。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内地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腐败严重，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严重，相信维吾尔自治区也存在与内地一样的问题。维吾尔自治区同样面临着如何化解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当地环境和资源保护问题、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弘扬问题等，但这不能成为掩盖事实上存在的民族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逃脱执政者责任、掩盖政策和体制存在的问题。当务之急政府应该反思民族政策。现在问题暴露了，就要反思内部的民族政策。要达到民族和谐，就要从反思建国以后的民族政策做起。
民族自治面临更大挑战
一连串发生在民族地区规模不等的事件让久居内地的民众多年来第一次意识到，远离政治生活核心议题多年的民族关系并不如想象中的和谐。在搞经济中心的同时，隔膜和隐患却也在累积，对于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这些事件的兴起与被平息，将会进入一代人的历史记忆。民众开始质疑民族自治政策，对民族政策非议颇多，更有激进者，呼吁当局放弃现行的政策。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不是到了迫切需要调整的地步？
事实上，近年来，学界围绕现行民族政策已经有过激烈争论。多民族国家解决内部民族问题，是靠“政治化”的制度安排，还是靠“文化化”的民间消解？2004年马戎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学术论文《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提出应该抛弃承袭苏联式的将少数族群“政治化”的民族政策，转而学习美国将少数族群“文化化”的成功做法，建立“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的国家族群框架。这几个月来，国内外不少人也在讨论民族自治体制是否要改，其中绝大多数人提出取消民族自治的馊主意。我发现迄今他们谈得相当片面，视野局限思路也较狭窄陈旧。
我担心，照他们的那个路子做政策研究和设计，会适得其反，把事情弄得越发糟糕。对民族政策，虽然有强烈的质疑声，但四中全会说要坚持，坚持民族理论，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也就是说，政府回答了现在不会进行调整。在执政党60年周年国庆时刻政府还在用老的方式为民族团结作努力，可以说规格非常高，密度也非常大。继举办新疆、内蒙等自治区建设成就展、天安门广场竖起了民族团结柱后，国家民委就民族政策答记者问，中央新闻办发布《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又以最高规格召开全国民族团结表彰大会，胡锦涛对民族团结问题发表讲话。这一切，都表明民族问题重新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大事。国家民委杨晶说，民族团结就像空气，在好的时候谁都不会在意它，但一旦它出了问题，每一个人才会觉得它的珍贵。鉴于目前民族政策面临重大危机，民族问题重新成为高层的关注核心。
然而，纵观相关成就展以及国家民委相关领导答问以及新闻办的白皮书，却只见民族团结问题一片歌舞升平。各民族之间看似和睦共处，繁荣发展，一片欣欣向荣。全国各族人民对民族问题也是满怀信心的假象。是的，“革命浪漫主义”给我们描绘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图景。相关的民族政策阐述，仍同以往一样，缺乏新意。看了以后，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民族政策方向正确，措施得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那为什么还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呢？因此，个人认为，对民族问题的正面宣传是十分必要的，但严肃、深刻的反思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正视民族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进加以系统和彻底纠正，中国的民族问题将会日益严重，甚至会造成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的问题。目前的一些做法和认识都只是技术上的手段，还没有从讲政治，法律和人文关怀的高度来认识和反思民族工作的问题。
有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该从更深层次寻找原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使民族政策切合实际。不管将事件的因由归咎于民族矛盾、分裂主义、民族宗教政策，还是恐怖行为，归根结底是由于存在的“问题”造成的。正如官方所说新疆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也不是宗教和人权问题，更不是不平等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
我还是想从历史上寻根朔源，来探讨这个民族问题的来龙去脉。
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真实目的
中国对少数民族是抓大放小。所谓抓大，就是关键部门和关键岗位都由汉人把持；关键问题由汉人做主。不信你数数，有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第一把手由当地少数民族出任？几乎没有。有几位少数民族地区的驻军第一首长是少数民族？通通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切重大事务都是汉人说了算。这是原则。
所谓放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给少数民族一些好处：诸如不用“一胎化”、考大学加分、犯罪轻判等等。就是一些“小恩小惠”。汉人没有这些好处，因此感到受歧视，感到不满。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党和政府以牺牲普通汉人利益，来赢得大政方针胜利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策略。普通汉人既没有这种高瞻远瞩，也没有这种牺牲精神，自然会不满，有时还会发出影响政府战略的极端行动，例如在乌鲁木齐示威抗议，还叫喊要区委书记王乐泉下台、滚蛋，迫使政府出手镇压“自己人”。
抓大放小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重阳认为是民族同化，就是把少数民族同化掉，变成只有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才是少数民族，就像今天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满族一样。今天的回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已经没有自己的语言，在同化的道路上已经比藏族和维吾尔族多走了一两步。
说到同化，热比娅指责中国政府不让学校使用维吾尔语教学。政府则声称，我们是实行“双语教学”。还反过来讥讽热比娅说，要是不让你们说维吾尔语，你怎么还会说啊？这分明是一种偷梁换柱的狡辩。在美国的华人都知道，不少华人孩子会讲汉语，但并不认识汉字，不能读写。这种“会讲”是瞎子的语言，没文化的语言，遇到正经事，还是要英语。至于华人的第三代、第四代，连这种“会讲”都没有了，完全被主流英语文化同化了。新疆的“双语教育”前景是否会像美国华人后代一样？
中国内地发达省份每年到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招收高中班，到内地各省市上学，管吃管住。名义上是支援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加强汉人的影响力，实行民族同化。你想，在汉族文化环境中生活学习几年，难道会加强少数民族特征？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以后回到家乡，哪怕有三分之一的人认同汉族人，政府这点投资就算“赚”了。
汉族人大规模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新疆、西藏、内蒙古，无不如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享受省级待遇，俨然“区中之区”。这无非是当年封建王朝“屯垦戍边”政策的延伸。当年的屯垦戍边，对内可以镇压边疆少数民族叛乱，对外可以御敌于千里之外。如今汉族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可能更希望民族融和，民族同化，用柔性手法达到安平少数民族的根本目的。
不过，重阳必须说：民族同化是好是坏，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满族人被汉族人同化了就大大不如从前了？民族特征消失以后，满族人就不想活了？一个民族有保留自己特征的权利，难道就没有抛弃自己特征的权利？我看未必。只要是自愿的，非强迫性的，充分尊重的，同化或者被同化本身并不应该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中国政府欠缺的是对人的尊重，包括对少数民族的尊重。至于是否执行了民族同化政策，没必要矢口否认，因为那未必是坏事。
所谓放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给少数民族一些好处：诸如不用“一胎化”、考大学加分、犯罪轻判等等。就是一些“小恩小惠”。汉人没有这些好处，因此感到受歧视，感到不满。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党和政府以牺牲普通汉人利益，来赢得大政方针胜利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策略。普通汉人既没有这种高瞻远瞩，也没有这种牺牲精神，自然会不满，有时还会发出影响政府战略的极端行动，例如在乌鲁木齐示威抗议，还叫喊要区委书记王乐泉下台、滚蛋，迫使政府出手镇压“自己人”。
抓大放小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重阳认为是民族同化，就是把少数民族同化掉，变成只有在填写表格的时候才是少数民族，就像今天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满族一样。今天的回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已经没有自己的语言，在同化的道路上已经比藏族和维吾尔族多走了一两步。
说到同化，热比娅指责中国政府不让学校使用维吾尔语教学。政府则声称，我们是实行“双语教学”。还反过来讥讽热比娅说，要是不让你们说维吾尔语，你怎么还会说啊？这分明是一种偷梁换柱的狡辩。在美国的华人都知道，不少华人孩子会讲汉语，但并不认识汉字，不能读写。这种“会讲”是瞎子的语言，没文化的语言，遇到正经事，还是要英语。至于华人的第三代、第四代，连这种“会讲”都没有了，完全被主流英语文化同化了。新疆的“双语教育”前景是否会像美国华人后代一样？
中国内地发达省份每年到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招收高中班，到内地各省市上学，管吃管住。名义上是支援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加强汉人的影响力，实行民族同化。你想，在汉族文化环境中生活学习几年，难道会加强少数民族特征？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以后回到家乡，哪怕有三分之一的人认同汉族人，政府这点投资就算“赚”了。
汉族人大规模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新疆、西藏、内蒙古，无不如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享受省级待遇，俨然“区中之区”。这无非是当年封建王朝“屯垦戍边”政策的延伸。当年的屯垦戍边，对内可以镇压边疆少数民族叛乱，对外可以御敌于千里之外。如今汉族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可能更希望民族融和，民族同化，用柔性手法达到安平少数民族的根本目的。
不过，重阳必须说：民族同化是好是坏，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满族人被汉族人同化了就大大不如从前了？民族特征消失以后，满族人就不想活了？一个民族有保留自己特征的权利，难道就没有抛弃自己特征的权利？我看未必。只要是自愿的，非强迫性的，充分尊重的，同化或者被同化本身并不应该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中国政府欠缺的是对人的尊重，包括对少数民族的尊重。至于是否执行了民族同化政策，没必要矢口否认，因为那未必是坏事。
联合国《人权教学入门》
第一章 人权教育的基本事项
人权框架的发展
促进人权
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
学校人权教育过程
人权教育的内容
人权教学与通过教学维护人权
权利与责任
教学与说教：身教胜于言教
处理棘手的问题
人权教育的教学法
评估
第二章 学前班和初小的人权话题
自信心和社会尊重
解决冲突
对付歧视
正确认识相同点和不同点
培养自信和自尊
建立信任
确立课堂守则
理解人权
介绍儿童权利
第三章 高小和初高中的人权话题
保护生命――社会中的个人
战争、和平与人权
政府与法律
思想、宗教、见解和言论自由
隐私权
集会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
社会和文化福利
歧视
受教育的权利
发展与环境
经济发展与相互关联性
企业与人权
认识联合国
创建一个人权社区
给你校人权环境“测体温”
第四章 仅仅是一个起点
附 件
http://www.un.or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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