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菲尔·扎布利斯基 Phil Zabriskie
尽管因地处穷乡而孤立隔绝，因宗教信仰而饱受排斥，因塔利班的暴政而惨遭迫害，哈扎拉人却有可能成为照亮阿富汗复兴之路的火种。12岁的菲扎的父母都是曾到伊朗逃难的哈扎拉人，现在全家人都回到了阿富汗，父亲阿明说这是“为了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
在阿富汗的中心地带有一个空空如也的地方，一种触目惊心的缺失，当初，两座巴米扬巨佛中较大的那座就伫立在那里。2001 年3 月，塔利班武装分子一连数天对着佛像发射火箭，接着又在佛像内部安放和引爆炸药。在此前的大约1500 年里，这两座佛像一直俯视着巴米扬，丝绸之路上的生意人和好几种宗教的传教者在这里来来往往。来自蒙古、萨非王朝、莫卧尔王朝、英国和前苏联的使者都曾路经此地，并经常留下血迹斑斑的足迹。后来，一个叫阿富汗的国家诞生了。
无论政权如何兴衰变换，佛像始终伫立在这里。但在塔利班看来，它们不过是非伊斯兰教偶像，是石头雕成的异端。他们不在乎被视为凶徒，也不担心进一步孤立。摧毁大佛，是为他们那“信仰高于历史和文化”的态度所做的虔诚宣示。
这同时也是为了向在巴米扬大佛注视下生活的哈扎拉人示以威权。哈扎拉人居住在阿富汗中部山区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叫做哈扎拉贾特，是他们一族的心脏地带——尽管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选择。哈扎拉人占阿富汗总人口的五分之一，长久以来却被贴上“外人”的标签。他们生活在逊尼派穆斯林占压倒性优势的国家，却大都属于什叶派。他们以勤奋著称，却做着别人最不愿意干的工作。小眼睛、塌鼻子、宽脸盘，因为脸上有这些亚洲人特征，他们实际上已被划分为下等族类，而且由于国人太过频繁地指摘他们的低劣，有些哈扎拉人都信以为真了。
当权的塔利班主要由信奉原教旨主义的逊尼派组成，属于普什图族，把哈扎拉人视为异教徒、畜牲和异类，认为他们没有阿富汗人的外貌特征，拜神方式也不合穆斯林的正统。有一句塔利班俗语这么描述阿富汗的非普什图族人：“塔吉克人属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人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哈扎拉人属于坟场。”实际上，塔利班在摧毁巴米扬大佛的同时，还包围了哈扎拉贾特，焚毁村落，使这个地区无法住人。秋天到来时，生活在哈扎拉贾特的人们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过冬天。随后发生了“9·11”事件，似乎这场发生在别处的惨剧反倒解救了哈扎拉人。
在塔利班政权倒台六年之后，哈扎拉人的山区家园仍然伤痕累累，却分明能感受到一种在十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潜力。现在，这个地区是阿富汗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基本看不到其他地区那种大面积种植的罂粟田。喀布尔是哈米德· 卡尔扎伊总统治下的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已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哈扎拉人现在获得了新的权利，可以念大学，担任政府公职，或进入其他长久以来把他们排除在外的晋升渠道。阿富汗的一位副总统就是哈扎拉人，国民议会选举中的最高票获得者也是哈扎拉人，一名哈扎拉女性成为阿富汗的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女省长，还有一个哈扎拉人赢得了电视选秀节目《阿富汗之星》的首届冠军。
在国家历经数十年内战后正忙于重建之际，许多人都认为哈扎拉贾特不仅能成为哈扎拉人的建设样板，更可以成为全体阿富汗人的样板。但是，过去有种种苦难记忆，目前又屡遭挫折——公路未能修建、塔利班死灰复燃、逊尼派极端主义势力抬头，都让人不敢过于乐观。
一项收集数千块石像残片、重建巴米扬大佛的工程正在进行，而哈扎拉人对自己的民族也做着类似的事情——修复支离破碎的历史。但两者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巴米扬大佛被毁前留下了许多照片，而哈扎拉人没有这样的蓝图，他们不知道免受迫害的未来该是什么样子。
穆萨·沙法格期待着那样的未来。他今年28岁，一头齐肩黑发，面部典型的哈扎拉人特征与巴米扬大佛有几分相似。他站在喀布尔大学的校门口，穿着红毛衣和黑牛仔裤，戴着有色的处方眼镜，一天的课程已经结束。他再过两个月就毕业了，在一个政局动荡的国家，这样的成绩对任何一个阿富汗人来说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他是哈扎拉人，所以他的成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沙法格踌躇满志，要以全班最优秀的成绩毕业，这应该可以确保他得到最想要的那份工作——在喀布尔大学当老师。
欧盟驻阿富汗特别代表处副代表、留着红胡子的爱尔兰人迈克尔· 森普尔说：“哈扎拉民族正在造就一批最热情、最有学识、最具远见的年轻人，他们将抓住新形势赋予的机会。”沙法格参与创建了“对话中心”，一个有150名成员的哈扎拉学生组织。这个团体自己办着一本杂志，举办各种推广“人道主义和多元化”的活动，并且和人权组织合作监督选举。森普尔认为，这个组织是哈扎拉青年政治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
“机会之门向我们打开了，”沙法格说道，“但我们不确定它能开多长时间。”这位哈扎拉贾特之子从乡下来到大城市并取得了成功，就像小说里的情节。过去，沙法格的父亲在巴米扬南部的瓦拉斯区哈夫特戈迪村务农，此外在瓦拉斯区的中心地带还经营着一家餐馆。按当地风俗，瓦雷斯的年轻人都早婚，然后在离家近的地方种土豆，但沙法格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不用帮父亲干活的时候，他就如饥似渴地读书，小说、历史、哲学，还有翻译过来的亚伯拉罕· 林肯、约翰·洛克和阿尔贝·加缪的著作。
长大后，沙法格听到一些关于自己的族人从何而来、为什么与普什图族和塔吉克族长相不一样的传说。根据那些说法，哈扎拉人都是成吉思汗手下的蒙古士兵的后代。13 世纪，那支军队挺进阿富汗中部，建起要塞，征服了血统混杂的当地人——在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民族混居的现象并不罕见。后来当地人揭竿而起并杀死了成吉思汗的儿子，征服者为了报复，把巴米扬夷为平地，屠杀了大部分居民。幸存下来的人和蒙古入侵者通婚，就形成了哈扎拉族—今天，那次基因融合的结果清楚地从当地居民多样化的面貌中表现出来。
近代以来，少数哈扎拉人把自己与成吉思汗的血统联系当作引以为豪的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外来血统使他们遭到歧视。对许多人来说，现代哈扎拉族的故事始于19 世纪90 年代，当时的国王阿卜杜尔· 拉赫曼是普什图族人，他在哈扎拉贾特及周围地区发动了一场消灭哈扎拉人的血腥屠杀。拉赫曼的军队怀着沙文主义的狂热，倚仗着逊尼派毛拉将哈扎拉人宣判为异教徒的圣令，残杀了成千上万人，又在幸存者中掳掠奴隶。成群的哈扎拉人被从低地农田赶进中部山区。后来的统治者又通过武力、法律和权术，把哈扎拉人的身心都禁锢在那些山区。
哈扎拉人的黑暗历史流传了一代又一代，成为一种文化遗产。巴米扬省的省长哈比巴· 萨罗比回忆道：“对哈扎拉人来说，表露自己的民族渊源曾经是一件难堪的事。”在2005 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最高票数的前哈扎拉司令官穆罕默德· 穆哈克戈说：“以前我们就像驴子，只擅长把东西从一个地方驮到另一个地方。”
塔利班在1996 年掌权的时候，沙法格还在念十年级。多年来各族军阀混战不休，哈扎拉人内部也屡有摩擦，民众早已厌倦，塔利班许诺将带来安定。可是在一年前，他们残忍地杀害了阿卜杜勒·阿里·马扎里。这位充满人格魅力的领袖有时被称为“哈扎拉人之父”，阿富汗的伊斯兰统一党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建立的，致力于制止哈扎拉人的内讧。他死后，统一党分裂，塔利班的军队没过多久就占领了整个哈扎拉贾特。
沙法格说：“当时我正和爸爸在田里干活，姐姐跑过来说，到处都是塔利班的人。”村民们用口袋做成白旗，地方官为了稳住塔利班，与他们作了各种交易。沙法格把书都藏了起来。
这是一场丑恶的战争。在巴米扬省，统一党武装力量希望能阻止塔利班攻克少数几个仍未到手的地区。学校关门，农田荒废，许多家庭逃往伊朗或山里。塔利班对本已经遭受了旱灾的哈扎拉贾特实施封锁，使得食物短缺的局面更加严重。巴米扬的集市被塔利班付之一炬，数十个家庭躲进巴米扬大佛四周的山洞中避难。
2001 年年初，正是哈扎拉贾特最寒冷的严冬时节，亚考朗区发生了惨剧。1月8日，塔利班分子围捕了纳亚克（亚考朗区的中心地带）所有的年轻哈扎拉男性。在邻近的卡塔克霍纳村当老师的赛义德· 乔哈尔· 阿迈勒回忆道：“大家以为他们会被送到法庭，但到了早上八点钟，他们就被杀死了，一个都没留下。”那些年轻人排着队，就在大家眼前被枪决。来自卡塔克霍纳的长者们因为打听村里年轻人的下落，也随之被杀害。据“人权观察”组织统计，在4天的时间里共有170多人被处死。“就因为我们是什叶派，这是惟一的理由，”卡塔克霍纳村55岁的穆赫辛·莫伊萨菲德说道。那一天他失去了两个兄弟。
地方领导人获准掩埋尸体，但尸体冻在了一起，要浇上开水才能把他们分开。两周之后，战争再次爆发。人权观察统计，有4000 多座住宅、商店以及公共建筑被塔利班烧毁，巴米扬省西部的城镇被整座整座地破坏掉。村民们逃进了山里，眼睁睁地看着山下的家被付之一炬。
许多哈扎拉人到瓦拉斯避难，沙法格与父母和七个兄弟姐妹一家人在那里竭力求生。沙法格辍学当了老师——今天在哈扎拉贾特的学校里仍有很多老师连小学都没毕业。他的梦想渐渐远去。他说：“我那时都不抱多少希望了，因为我以为塔利班会在台上再呆个十年二十年的。”
当飞机撞进美国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时，塔利班的恶势力达到了顶峰。迈克尔· 森普尔曾甘冒奇险，记录2001年的亚考朗大屠杀，他说，“9·11”事件解了阿富汗人的围。美国军队把塔利班赶下台之后，人们开始萌生希望，认为解救指日可待。但像沙法格这样的哈扎拉人很难相信眼下的好景会持久。他说：“我希望这里能变成一个可以让年轻人实现梦想的地方，有教堂，也有印度教寺庙，不同的宗教能够共存。这就是多元化的目标。”他梦想在喀布尔大学教书，和家乡的一个姑娘结婚。她是家族朋友的女儿，属于赛义德什叶派，血统传自先知穆罕默德。按照风俗，赛义德家庭不会把女儿嫁给哈扎拉人，但在这个新时代，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从空中俯瞰哈扎拉贾特，就像欣赏一组美丽风景的幻灯片：巴米扬周围紫红色的峡谷地带，班德阿米尔湖深邃湛蓝的湖水，瓦拉斯附近直插云霄的险峰。下到地面来，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是一片有着苦难历史的苦难土地，必须靠它勉力谋生。
冬天一旦降临哈扎拉贾特，就会持续六个月之久。大雪使得道路无法通行，哪怕是四轮驱动、轮胎装上防滑链的汽车也不行，隔在各区之间的高地山口也遭雪封。尽管政府和国际援助机构几年前就许诺要铺设从喀布尔到巴米扬、以及从巴米扬到亚卡乌朗的道路，但直到现在，绝大多数美其名曰为“路”的仍然只是骡马踩出的小道。一到冬天，因为不能及时就医而死于分娩的妇女人数就上升。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农民也不能把农作物运到市场上卖。阿加汗基金会阿富汗办事处的CEO克里斯· 伊顿说：“我们曾经试过把甜瓜和梨运到喀布尔，但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烂成果汁了。”
穆罕默德· 阿克巴尔是一位哈扎拉族农民，一条穆斯林头巾在脑袋上缠得紧紧的，一圈白胡子围着小精灵般的脸庞，和他灰蓝色的眼睛非常相称。他住在洛尔查，那是亚考朗西部一个巴掌大的区域。在下临一条小河的悬崖之上，泥巴墙垒起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挤作几处。这些房子在2001 年曾被塔利班烧毁，现在，绝大多数损坏的房屋已经重建，村民还捐款建了一座新的清真寺。尽管大家都缺钱，但村里的长者还是说服农民抵住了种植罂粟的诱惑。“种罂粟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阿克巴说道。
去年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有些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洪灾。但阿克巴尔希望雪水泛滥预示着一场大旱到此为止，解除近年来农田歉收、许多家庭被迫卖掉牲畜的困境——其实这也是哈扎拉贾特所有居民的愿望。在暮春时节一个温暖宜人的日子里，阿克巴尔在村边给一小畦麦田浇水。周围的谷地由一块块大同小异的农田拼缀而成，分别种着幼嫩的土豆、牧草和小麦。距离这里最近的一条道路在小河对岸，积雪融化令河水泛滥时，冲垮了通向道路的小桥。水面上搭了三根木桩，孩子们去上学时，父母就把他们扛在肩头送到对岸。
无论是在这个小村子还是在整个哈扎拉贾特，教育都是头等大事。与阿富汗其他地方的人相比，这里的父母更希望孩子读书，哪怕学校不过是一顶帐篷或者是一栋没门没窗的房子，哪怕老师自己也只上了几年的学。侯赛因· 阿里住在巴米扬的一个山洞里，一家人睡在薄薄的铺盖上，墙壁被煤烟熏得漆黑。如果让孩子干活，可以给家里带来一点额外的收入，但他却坚持让他们上学。他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但我的娃娃们应该去学点什么。”
在过去的几年里，哈扎拉贾特建成了好几十所学校，其中大部分是由各种援助机构和巴米扬省重建队（由新西兰主持）出资兴建的。在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生中，哈扎拉族高中生占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这个数字（包括女考生人数）还在继续增长。哈扎拉贾特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但远没有达到原教旨主义的程度。代孔迪省的区委会女委员赖哈娜· 阿扎德说，这儿的女性“接受教育，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自由”。
假以时日，这些种子或许会开花结果，成为整个阿富汗社会的样板，但现在哈扎拉人必须解决眼前的困境，这常常意味着得跟着工作机会走。在一个又一个村庄里，你会看见妇女们身着长裙和罩衫，头戴或绿、或红、或天蓝色的头巾，铲除屋顶的积雪或收割地里的庄稼，因为男人都到巴基斯坦、伊朗、赫拉特或喀布尔打零工去了。无论是离家打工还是留守在家，维持生计都不容易。但有时候，因地制宜就意味着要到一个新地方去。
对许多哈扎拉人来说，这个新地方就是喀布尔，现在这座城市中约有四成居民是哈扎拉人。在喀布尔西部市区的街道上，你能看到哈扎拉族儿童穿着校服去上学，卖菜的哈扎拉族小贩在装车，哈扎拉族的店主和裁缝正开门营业。《每日展望报》的编辑侯赛因·亚萨指出，哈扎拉人有自己的电视台和报纸，还有一座宏大的什叶派伊斯兰学校加清真寺的综合建筑正在修建。亚萨说：“哈扎拉族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壮大。”
但在外人看来，还有一大群哈扎拉下层手工劳动者居住在喀布尔西部的街区——达什特巴尔齐、卡尔特施和钦达乌尔，既没电力供应也没有干净水源。“那几个地方就是贫民窟，”伦敦经济学院的尼马图拉·易卜拉西米说道。
每天，哈扎拉族的拉车工都会来到达什特巴尔齐的主干道上，巴望着能找点活干。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夏到秋冬，他们等待着，希望有人来雇车，装上木材、建材、小麦、食用油、玻璃、窗框、婚宴餐具——随便什么都好，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
许多哈扎拉人在从事这种营生，因为别无选择，这是他们惟一懂得的谋生手段，巴列旺、巴巴和阿萨杜拉都是如此，他们在许多方面代表着哈扎拉人在喀布尔的公众形象。运气好的话，他们一天能挣200 或250 阿富汗尼，相当于四五美元，但不能指望常有这种好运气。绰号“摔跤手”的巴列旺是三人中最强壮的，他三十五六岁，七岁就开始干活挣钱。他说：“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守着车子等待。”67 岁的巴巴戴着一只玻璃假眼，一只手还少了几根指头。他说：“这种生活从没让我有过一刻舒坦。”阿萨杜拉是三人中最年轻的，话不多，虽然满脸是土，仍看得出长相英俊，身材清瘦，动作却很僵硬。阿萨杜拉刚从伊朗回来，他才20 多岁，自称以前是一名武术师。“现在呢，我只有这车子。”
他们这天的第一份活是给一个男人把20 包灰泥送到工地上。巴列旺刚才已经走开了，巴巴和阿萨杜拉把每袋35公斤重的灰泥装上了车。在小轿车和公共汽车的喇叭声以及尾气中，两人握紧车把，拉动着约680公斤重的货物。用七分钟的时间前进了几百米后，他们拐进了一处全是泥巴墙的拥挤的破败街区。他们喘着粗气、大汗淋淋地抵达了工地。最后，他们还得把灰泥包再往前扛10 米的距离。巴巴把一袋灰泥抛到肩膀上，一只手抓住袋子，弯着腰、低着头向前走去，白色的粉末散落在他的衣服上。又过了十分钟，他们才算是忙完了。巴巴和阿萨杜拉一共挣了1.2美元，两人平分。巴巴说：“你看到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了吧，我都这把年纪了。”
有些观察家认为，哈扎拉人在喀布尔受到的歧视，可能会激起遗忘已久的团结精神，以及对民主的渴望。易卜拉西米说：“我认为与务农为主的哈扎拉贾特相比，喀布尔蕴含着更强的民族主义精神，因为人们每天都经历着哈扎拉族和非哈扎拉族之间的不平等待遇。”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的负责人西玛· 萨马尔赞同这种观点，他说：“哈扎拉人更容易适应民主制度，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承受了更多的痛苦。他们对歧视深有体会，真切地渴望平等和社会公正。”
假如巴米扬大佛在今年5月仍然伫立着的话，它们会注视着脚下一个年轻人在巴米扬的主街上前行的身影。街道是一大片凸凹不平、未经铺砌的地面，路两边都是卖食物油、药品和建材的商店。山坡上竖着一面巨大的广告牌，张贴着殉难哈扎拉领袖马扎里的形象。
穆萨· 沙法格回到了哈扎拉贾特，他没有得到想要的喀布尔大学的教席。他说：“如果我要继续生活在阿富汗，就该住在喀布尔。”他成绩出众，本该有机会实现这目标。高等教育部顾问伊萨· 礼萨伊说：“他是最聪明的学生之一，应该被录用。”但是对哈扎拉人的偏见在喀布尔大学仍然根深蒂固。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普什图族教授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中有些死硬分子领导的派系还被指控犯下了残害哈扎拉族公民的暴行。
沙法格还有别的坏消息： 不能回瓦拉斯和女朋友结婚。“我爱她，她也爱我，”沙法格说，但“我请母亲向她爹提亲，遭到了他的拒绝，因为我是哈扎拉族”。
于是，沙法格形单影只地回到家乡，在巴米扬大学任教，那里其他的老师也都是哈扎拉人。这些老师与他们的学生一样，热情、聪明、充满抱负，却不无担忧。自从2004 年恢复办学以来，这所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校门口的标牌以三种语言的最大号手写体写成，分别是英语、阿富汗使用最广泛的达里语，然后是普什图语。沙法格讲授的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的阿富汗历史，并详细介绍约翰· 洛克、亚伯拉罕· 林肯以及自由和民主思想。他的月薪是2000阿富汗尼，约合40美元。
许多期盼破灭、许多承诺落空之后，哈扎拉人感到自己被新政府忽视了，而总统又是普什图族人。在整个哈扎拉贾特，人们纷纷质问：为什么这个治安良好、人民支持政府、腐败不算猖獗、女性抛头露面、罂粟未曾泛滥的地区，却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更多的关注呢？
必须承认，在哈扎拉贾特这样的地方进行建设并非易事，但这里有可能成为样板，让人们看到，若是整个地区的公民愿意投入国家的建设进程，会发挥出怎样的潜能。然而许多时间已经被浪费掉了。塔利班又在蠢蠢欲动，最近还盯上了与他们的南部要塞相邻那几个区的哈扎拉领袖，这勾起了人们的痛苦回忆。来自卡塔克霍纳的穆赫辛· 莫伊萨菲德说：“只要收音机里传出塔利班的消息，我们就吓得骨头都酥了。”
或许，新一代的阿富汗领导人将崛起，并最终带领人民摆脱战争、军阀和圣战的精神桎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塔利班的势力是否会继续壮大，国际社会是否会失去对阿富汗的关注，美国和伊朗（与哈扎拉人同属什叶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会对哈扎拉人产生不利影响。无论哪一种情况发生，遭受威胁的绝不仅仅是哈扎拉人的命运。正如在阿富汗生活了30 年的美国援助工作者丹· 特里所说，哈扎拉人的境遇“不单是这个民族的事情，而且事关整个国家，事关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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