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民族关系问题初探

内蒙古自治区是研究民族关系与国家社会稳定的重镇。本文在尽可能将内蒙古地区1949年前后一直到目前有关文献、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的同时，借鉴、结合本人有限调查所得，对当代内蒙古民族关系存在领域、形态、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初步归纳、提出当前内蒙古民族关系主要问题及线索；希望通过此个案，就引发民族关系心理、文化差异“原发基础的”因素，以及表现为 “利益的”、“特征”形态和因素作用的反映的认识，展开初步讨论与回应。

一、内蒙古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面积12.3％。北部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接壤，国境线长4 221公里。东起兴安岭，西至阿拉善戈壁，地跨东北、华北、西北，靠近京津。东部为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林区和松辽平原的一部分，中部属锡林郭勒草原和阴山山脉及丘陵地貌，西部属沙漠戈壁、鄂尔多斯和乌拉特高原及黄河河套平原。森林茂密、草场丰美，农田肥沃、水面广阔，野生动植物众多、地下矿藏多样。自然资源富集，堪称得天独厚。

与自然环境丰富、多样性一致，这里是游牧、渔猎文化的摇篮，也是农耕文化向往的沃土。这里历史悠久，文化接触过程错综复杂。相对而言，蒙古族是此地最早居住者，也是目前国内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在广阔、多元、复杂的地理、人文空间中，蒙古族星罗棋布，与区内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以及其他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从历史演化、民族人口结构、地域分布等因素看，民族关系主体是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除传统农-牧（主要表现为蒙古族与汉族）关系和矛盾，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现代化进程扩散，人口流动、文化接触以及因所在地理、区域以及历史际遇等多种因素作用，民族关系内容及形式既存在旧有的方面，也显示出新的关系领域与问题端倪。

二、与民族关系问题密切，一些研究总结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存在三类因素，即“原发基础的”、“利益的”和“特征”因素。“原发基础的”， 代表“纯粹的文化”，它使得族群作为具有共同祖先的“文化集合体”而凝聚起来，人们对于本族文化的感情要求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愿望使他们凝聚起来，成为“文化抗争”的力量；“利益的”，代表“社会分层现象”，共同的社会地位与共同的利益追求也使他们凝聚起来。族群成员共同的实际利益在今天的社会中，逐渐成为在族群冲突中实现社会动员并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特征”因素，是强调每个个人的经历与倾向会影响族群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和族群的整体力量。

笔者2003年9月在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族干部职工、猎民、中学生中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这个民族内部各个阶层来自“原发基础的”的民族凝聚力，总体上具有很高水平。同时，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认识上存在差异相呼应，干部职工、猎民以及中学生存在因社会分化、年龄段不同带来的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方面的某些差异。总体看，与传统文化新时期构建直接相关，民族凝聚力的来源，来自“原发基础的”和“利益的”因素导致的民族凝聚增强呈主流趋势。同时，也存在因利益、适应能力不同而导致民族内部的社会分化加剧。“原发基础的”与“利益的”因素因存在密切一致关系，因此，利益-民族内部社会分化，不仅没有消解民族凝聚力，反而成为人们自觉维护的事物。

与“原发基础的”、“利益的”和“特征”作为民族凝聚力源泉，以及事实上往往与之构成同一论题的民族关系讨论，实际上验证了多民族共处形成的社会-“民族现象和社会阶级现象互相交叉而形成”，呈现为“民族社会构成体”这一民族学和社会学“共同的研究区域” -这一判断的强大解释力。“民族社会构成体”， 这种构成，“既具有民族参数，又具有社会本身的参数。……对它们相互作用的研究构成了一个特殊的边缘学科-民族社会学的任务”。其研究形成“两个相互联系的方向：研究不同民族环境中的社会过程和研究某些社会集团中的民族过程。前者可称作社会民族方向，后者可称作民族社会方向。我们看到，这两个方向是过程和结构的交叉。第一个方向的最终研究任务是通过比较分析弄清楚各种民族环境对社会过程的进程的作用。第二个方向的基本研究目的是确定民族变化对社会因素的依赖性”。 在一个多民族社区中，如何分辨民族过程和社会过程，并在这种“分辨”基础上，观察这两个“过程”-民族过程和社会过程的联系，这是理清因素脉络的认识方法。“民族社会共同体”中，作为要素之一-某具体民族而言，其所处社会环境-“社会过程”，是决定其“民族过程”重要参数和变量；就作为另一要素处-社会的“社会过程”而言，若考察这一社会的社会过程，那么，民族-文化是作为社会过程的重要参数和因子。社会过程-民族过程，共同构成“民族社会共同体”，民族过程与社会过程这两个过程是方向、过程和结构的交叉体。

三、借助上述理论工具、讨论思路，当代内蒙古民族关系问题领域、线索，初步可以提炼如下：
内蒙古地区历史累积、社会底色及作为关系主体之一-蒙古族文化、社会的变化。近现代以来，内蒙古地区民族关系主体是蒙古族与汉族的关系。了解内蒙地区蒙古族、汉族文化、心理及目前关系，不能忽略这一地区的历史累积与社会底色。其总体脉络大致为：蒙古族与“内蒙古人民”，“走西口”、“闯关东”、现代化扩散与中国最早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此中，参与社会运行之要素，包括政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效用、效果；作为世居者-蒙古族人民对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自然权力情结；汉族等移民进入与地方传统文化的碰撞。新的民族-社会共同体的构建，表现在通婚、生计、社会组织、观念等领域的吸收、借鉴、融合。这是该地民族关系的主流，即各个民族已经形成的“谁也离不开谁”的生存、发展格局。

1、谈论民族关系，尽可能的了解关系主体真实世界致为必要。蒙古族为传统游牧民族。概念中的蒙古族，是草原上的牧人，放牧，骑马，“炒米、奶茶、手把肉”，这是人们对蒙族文化、社会的一般印象。历史演进至今，外部现代化进程冲击、人口流动、文化接触以及所在地理、区域、历史经历等内外多种因素作用，事实上，当今的蒙古族内部已经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生存方式、文化、语言等各个方面。如生产方式的变化，游牧、农耕、半农半牧并存。职业、行业上，城市职工、政府公务员等各行各业均有分布。饶有兴味的是，与多种因素相关，职业、行业分布呈现一定集中性或分布不均衡状态。如政府、党委机关较为集中，而科技、企业管理部门相对较少。总之，与所在地区历史、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相关，蒙古族社会、文化多形态的现实，决定了其可能存在的民族关系社会空间和场景、景象的复杂、多样。如内蒙古东（指与黑龙江、辽宁、吉林交界的呼伦贝尔市、通辽市、赤峰市）西部地区（指乌兰察布市、巴彦淖尔市、伊克昭盟、阿拉善盟以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区），因蒙汉接触历史长短、文化互动层面与频率存在一定差异，从而所形成的“民族社会构成体”运行形态，也可能不应一概而论。

2、生态、自然环境恶化与国家、当地政府“退耕退牧还林还草”的环境政策，“生态移民”、“围封转移”等社会发展战略等社会进程中传统产业萎缩，传统社会解体，以及由此引发的生计、教育、返贫、借贷等问题，是致使近些年内蒙古牧区、林区等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矛盾比较多的领域。由此引出的少数民族与国家、与当地政府的隔阂，引起的民族心理、情绪的动荡，是一种现实存在。谁是环境破坏者？是汉族？蒙古族？还是国家？地方？谁是环境危机的直接受害者？谁又为政府“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退牧还林还草”等环境政策付出了更多代价？谁该为草原荒漠化“埋单”？能否找到国家环境政策推行与当地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民族文化繁荣以及当地社会和谐的平衡点？凡此，矛盾的复杂性，涉及的变数，远远超过了内蒙古由相对单一、同质性的传统游牧文化以及传统狩猎民族-鄂伦春族等一些地区和社会，向农耕、现代化等复杂、异质性文化和社会变化过程中旧有的“农牧关系”或“猎农关系”的概念。
以上问题和矛盾，关涉历史，关涉制度建设、社会管理水平、文化适应能力等因素。如何协调好各种因素，保证各利益方利益的最大满足，同时保证社会凝聚，这也是困扰二十一世纪人类的重大问题之一。而问题的确是，民族关系之于多民族国家如此难缠，而哪些主要因素作用其中，显然是试图改善民族关系所绕不开的一环。而从引发问题的根本-民族差异，即“原生性的”因素，与目前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民族社会分层、利益、资源争夺致使的新的民族认同，或许会切近一些对实际的认识。

如内蒙古蒙古族牧民的社会生活，政府在一些牧区实行的“围封转移”、“网围拦”等意在恢复草原生态、保证当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推行至今，出现一些令当地政府和牧民均感意外的事关牧民生活保障、社会和谐有序等严重矛盾。从牧业与环境关系平衡计，现在不少牧民感觉到此政策的“不对头”，“不合适”，引发了牧民因不善其他经营而出租所承包草原、收入减少以及增大的子女教育成本、家庭生活紊乱、传统社区功能减弱、返贫等等带有民族矛盾特点的社会动荡。似乎有必要重新强调的事实是：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确实体现在人们生活水准的不同。去年暑期据在内蒙古东乌旗某嘎查（村）调查回来的学生讲，她住了20多天、由90多户蒙古族牧民组成的牧业村落，因居住格局不同与汉族村落，各户之间距离较远，不便于由公家统一拉线供电，夜晚照明及电器用电，由各家自行想办法。富裕些的家庭购有发电机，不富裕的买不起，因无照明，天黑则睡觉。她的房东还算富裕，但是发电机也不常开，只是过年过节或必要时才用发电机。家里有电视，但是因不开发电机，平时基本不看电视。她的手机需要充电，但是发电机不开无法充电。后来房东发现，遂托人带到一近处亲戚家带为充电。这个嘎查的牧民洗澡也困难。她在那里二十多天，只洗过一次澡，是一次搭顺车到苏木（乡）所在地个人开的澡堂。由此联想，西部地区早已存在的“孔雀东南飞”-高学历者外流现象短期内不会消失。与经济发展程度伴生的收入微薄、社会开明风气之欠缺、嵌入几近固化的地方社会结构、利益关系成本之高，以及无形的对异质性、鲜活事物的排斥、抵抗，凡此，也每每构成社会凝聚消解力量，融入、渗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相对于东部开放社会地区“发展差距”之场。

3、城市化进程加速，蒙古族劳动力进城务工与文化传承，文化适应、文化复兴；城市民族关系问题。随着中国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成为中国一种特殊的移民形式，即流动的劳工。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在就业、生存方面存在的文化适应、文化冲突，民族传统文化在城市的继承与改造 ，以及伴随上述过程存在的民族关系，日益成为民族及民族关系新时期演化、互动的重要领域与舞台。

改革开放呼和浩特市因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吸引了来自农村、牧区以及区内其他中小城市的大量人口前来寻找机会。在这些流动人口中，不难发现，存在明显多于北京、上海、大连等城市的蒙古族人口。如蒙古族“的哥”、“的姐”，这很快会从其带有蒙语韵味的汉语、一些行为方式、正在听的蒙古语歌曲中发现。而在呼和浩特市社会，也流传过据说主要由前来打工的人组成的类似亚文化组织。因离实际生活太切近，与切身利益与心理感受过于直接，主要由蒙、满、回、汉等民族人口组成的呼和浩特市，有单位、身份，并准备长久居住的市民，是不愿谈论此类事情的。

我们说，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一些亚社会组织团体的出现，是社会运行的常态。然而，在特定时空中，如在自治区首府城市，在当下人口流动加剧、“找工作难”竞争激烈背景中，带有民族特色的亚社会组织形成的原因与功能，就变得耐人寻味。据初步了解，前来呼和浩特打工、寻求发展机会的内蒙古东部盟市的年青无正式职业者较多。尽管东部区的一些蒙族人知道西部蒙族人在呼和浩特市“人多”，“有人”，办事方便，但是考虑到同是蒙古族，呼和浩特蒙古族人多，又是自治区首府，因此，出来打工，找发展机会，还是倾向于选择这里。以上一些线索表明，作为首府城市呼和浩特不同于国内其他城市所具有的“民族特色”资源，它意味着较易获得工作，文化背景接近，并有本族自治区的多种保障。这些，也构成对蒙古族外出务工者的某种“拉力”。

上述现象，似乎体现出“原发基础的”即源于同一民族的认同与情感，也似乎与“民族性”的讨论争议存在牵连。一般认为，民族的本质内涵，在于区别“我群”（自己人）与“他群”（他人）。它可以通过具有相当稳定性的一系列文化特征加以展开和维系，并为其成员们的族体意识所自觉。但是在现代社会，“在有的学者看来，一个现代国家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小单元，存在着阶级、职业和地位的差异，…..民族性或众趋人格等概念更适合于在一个小部落或小村庄的社会群体内使用” 。对此，许琅光先生做了回答：“即使一个社会异质性程度非常显著，可被称之为一个‘多元’的社会，但是在某种层次上仍会表现出一致性。因此，除非有个强有力的革命将它分散，否则每个社会多少都是有组织整体，每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其他社会相较之下，也多少都会显示出具有连续性、一致性和特殊性。” 我们说，就类似蒙古族等人口较多、历史以来即与主流社会存在结构性渗入的民族而言，尽管传统文化、社会分化较为明显，但体现于“原发基础的”民族凝聚力依然强健，尤其是当下与社会过程、社会环境互动中的激发。

或许不同于汉族等外出打工者，蒙古族等民族外出务工人员，存在某种来自文化的天然压力与困难。如因语言不同、不流利，传统技术局限，生活习惯、心理等等方面存在的适应问题。笔者看到，在呼和浩特市，集中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周围，以及零散分布于全市、规模不等的蒙餐馆，老板、服务员多为蒙古人，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传播一大亮点。而位于城内核心地段的巴彦德乐海、蒙古大营、新乌兰饭店等饭店，因其包装、经营等“企业文化”浓郁的蒙古族特色，吸引了社会各界，事实上成为当代蒙古族文化在城市聚合与扩散的重要场所。而普通饭馆、饭店，似乎蒙古族打工者不多。据一些调查，在其他服务性行业，如参饮、娱乐、商店售货员等行业，因语言或一定程度的心理、习俗等原因，蒙古族打工者往往不多，或改换工种频繁，而这影响到当事者身心。生存竞争中的得得失失，必然促使他们反思自我、反思社会。当然，也有一些因迁出地文化接触条件、出来早、汉语流利，并因身体好、性格较为质朴而在城市找工作和实际工作中独具优势。

城市是蒙古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在风俗、心理、行业-职业、政治权力、教育、居住格局等文化、社会广泛接触与互动的重要场所。截止2006年，内蒙古有城市20个，其中100万以上人口城市2个，50万以上人口城市1个，20万以上人口城市7个。城镇人口达到1163.64万人，城镇化率达到48.6%，比1947年提高36.4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考察民族自治地方首府城市民族关系，大致由三个来源所汇聚：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及基础；新中国国家行政体制在民族地区扩散，从而形成了包括民族人口组成的各级国家行政单位和企业事业单位。这一点，因作为民族自治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民族，在行业人口分布，民族学校等制度安排上有其特殊性，并因此形成因民族而具有的特有结构；另外，近三十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城市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并在城市形成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多民族社区。城市社区建设中民族问题日益突出。 传统上，呼和浩特主要由蒙、汉、满、回四族人口组成。从城区看，四族有各自相对集中居住的城区。而随着城市社会的变化，各族大杂居、小聚居成为普遍现象。长期以往形成的民族心理，这种心理又怎样影响到民族交往，包括个体之间的，集团之间的。在民族交往中，从文化、心理言，哪些是“原发基础的”，哪些产生自当下利益、资源争夺？这种民族心理、民族性或集团性，间接地体现在哪些象征或符号上？

4、民族区域自治带来的“蒙古族”社会身份、资本与实际素质、工作能力可能的错位，以及由此对族际关系可能形成的影响。就以民族划分的干部、职工行政单位分布，虽然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但还是能够体会出一些“边界”的存在。如在内蒙古政府部门中，内蒙民委少数民族干部多。只是民委一般被认为没有实权，更多扮演了发放国家民族补贴、“少数民族人民的家”的角色。哪怕进城的少数民族人没有中午饭钱、没有回家的路费，都会想到去民委想办法。基层民委也抱怨自己是穷且无权的单位。由此看来，如何切实给予民委部门与政府其他部门比较相应的权力，是从宏观上安抚民心，取信少数民族，切实发挥民族工作部门社会管理职能意义重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可以认为，作为国家最早建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依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干部任用等事关少数民族事务工作领域，内蒙古早已形成一套切实可行并业已为各族所理解和接受的政策、制度、观念等做法和传统。然而有时也会碰到、感受到在非民族地区所体会不到的饶有趣味的事情。2008年7月，笔者带领学生在距离呼和浩特市50公里、和林县蒙汉杂居的上土城村作社会实践时，听60多岁的汉族老移民X讲，本村云姓蒙古族出去当干部的多，让人感觉他们很“牛”。“民族”是依据一定真实的、想象的文化底色、“自己人”要素等构成的人们共同体；更重要的是，它是与外界互动中存在的、动态的人们共同体。民族政策以及长期实行可能形成的某种情绪与心理，蒙元-成吉思汗辉煌的历史记忆，集体意识，可能存在的来自传统文化内部、来自外部因素作用促成的一定的“模式化情感方式”，行业、职业上存在的一定的按民族形成的结构性差异，如蒙古族中当干部、在事业单位工作者是否比例偏大？是否大企业家少？民族精英主要集中在那些行业？如果此类现象确实程度不同地存在，那么，从民族关系角度考量，又都可能意味着什么？会带来和引发什么？

5、民族关系发展目标、实际状况与民族关系发展远景。蒙古族社会的巨大分化，汉族社会分层的多样化，精英与普通百姓因社会地位、身份等利益、需求的巨大差异，作为兼具“民族”与“公民”身份的个体所可能具有的多重意识、心理和多种选择、行为倾向，以及文化吸收与整合在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的加速，凡此种种，使我们很难断定新时期“民族”、“文化”认同在固有“传统文化”意义上还具有多大比重。总的看，同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在当下，因现代化冲击引出的来自文化的诸多不适应、调整困难，担心文化被边缘化、社会地位降低等危机感、焦虑、困惑，以及由此伴生的复兴传统文化之激情，是在蒙古族各个阶层程度不同存在的心理与情绪。这种心理与情绪，也有可能在实际生活中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行为取向。
如何认识当代民族内部变化、文化整合，往往影响到实践。讨论目前与民族因素有关的社会问题，或讨论民族变化、民族关系、国家与民族地方社会关系，只有从“中华民族”高度，超越具体民族单位，才有可能理出问题的头绪，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规范超越民族基本单位的民族现象和民族事实。”“在更高的层面上”，也就是看到民族问题发生的大的与之共生的“社会”环境。如谈某一民族因环境危机、生态移民、文化转型、文化适应引发的问题，实际是与社会环境互动中出现的问题。

资源利用权利、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利益、生存利益竞争，是目前引发民族关系根本原因。而将民族关系原因置于人性和人类的基本需要基础上讨论，或许会切近问题核心。无疑，文化差异对民族关系注定存在影响，而问题常常是，“文化上的差别对民族间的关系影响不大，但是结构上的差别却很容易影响两个民族间的关系。” “结构性差别主要指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 。如“在新疆民族关系上，民族间的冲突正是由于民族间结构性的差距造成。新疆地区各民族间不存在显著的政治地位上的差别，但是在经济状况上，新疆城乡差距很大，而80%以上的农村人口是维吾尔族，维吾尔族的生活状况明显比汉族低很多，这就导致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维吾尔族人在矛盾激化时，很容易对生活境况比自己好的汉族产生抵制心理，继而引发冲突”。 另有研究根据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多民族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比较（2008年）的数据，说明藏区各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差距，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西部地区地理位置特殊，经济发展缓慢，生产、生活方式复杂多样等因素，形成社会发展较之东部地区较为缓慢的特点。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多民族省多集中于西部地区。除去带有民族发展差距问题的东西部发展差距，西部民族地区内部，也一定程度存在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发展差距，这集中体现在城乡分布上，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中、小城镇，人口多为汉族，而乡村（苏木、嘎查）人口多为当地少数民族。这种分布格局，意味着太多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除去城市与乡村明显不同的物质、精神生活质量差异，它可能还意味着统计学意义的中、小城镇GDP指标，与乡村少数民族生活实际并不一致，而这种情况往往容易不被外界注意，从而使少数民族百姓实际蒙受了社会资源利用、分配的不公；也可能隐含着直接依赖自然资源为生的乡村农牧民，往往是环境危机的直接受害者，背负了过多的现代化负面影响的代价。主要因生态环境问题内蒙古一些牧区实行“围封转移”引发的带有新时代特点的民族关系紧张也是不争的事实。笔者数次在大、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地区调查，也看到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与适逢鄂伦春族由猎业向农业转产需要耕地的矛盾。这种关系因与民族挂钩，再之其他因素作用，则容易导向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政府、乃至国家之间的权利、政治关系。凡上述种种，并经由时间推移，难免会形成某种“隐藏的话语”，营造出某种“地火”与“潜流”，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综合上述归纳、分析，可以初步推断，内蒙古民族关系问题及原因，既有来自文化差异“原发基础的”因素，也有“利益的”因素，同时也一定程度体现了因民族内部分层而具有的“特征”倾向。而这一切，均没有脱离当代社会流动加剧、文化接触增多、某一民族所在社会、多民族共同形成的社会与外部更大的社会的关联——“民族社会构成体”解释框架。
来源：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