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跨界民族問題

閆文虎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05年第5期
內容提要︰跨界民族問題是歷史問題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的產物，是影響國際關係和國家安全的基本原素之一。本文從跨界民族的形成入手，分析了由跨界民族所產生的問題和矛盾，及其形成原因，並探討了這些問題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文章最後分析了中國跨界民族問題的基本特點，並從政策層面提出了幾點對策建議。
關鍵詞︰跨界民族問題、和平環境、國家安全
作者介紹︰閆文虎，西北大學中東所博士生。
跨界民族是指歷史上跨兩國乃至多國邊界而居的同一民族。由於共同的民族感情、文化特徵、宗教信仰、地緣聯繫、歷史淵源等原素，跨界民族容易在政治、經濟、文化(包括宗教)上相互影響、滲透，並產生威脅國家社會穩定和安全的問題。因此，加強對跨界民族問題的研究是非常重要和有現實意義的。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關於“跨界民族”概念或提法學術界存在著不同觀點。[1]從字面意思看，人們用“跨界”這一地理特點來特定範疇，意指一個民族因國界線而分居兩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從而使一個民族的成員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國籍。從民族學的角度(廣義角度)分析，特別是從民族心理素質角度分析，它強調了隸屬於不同國家的跨界民族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有些學人也將這類跨界民族稱為跨國民族，指因國家邊界變動而被分隔、消極被動跨界而居的民族，或因主動的民族遷徙的而形成的跨界而居的民族。[2]從政治學角度分析或者說從狹義角度上講，跨界民族是指跨兩國乃至多國邊界而居的歷史上的同一民族，由於歷史上的國際衝突及當前的國際政治情勢，使國界線和國籍發生變更，導致同一民族隸屬於不同的國家。
這種分析角度強調跨界民族是國家分隔力的產物，是各民族集團之間的自然地理界限日漸模糊和國家間地理政治界限日益分明交互影響的結果，因此它具有兩個突出特徵︰其一，原民族本身被政治疆界分割；其二，該民族的道統聚居地為政治疆界所分割。他們之間有相近的民族淵源、很強的族群認同和地理分佈上大體相連。但是，由於受到現代國際關係中「現行政治疆界不變」、「國家主權高於 一切」、「綜合國力較量」等理論、準則、理念的制約和影響，跨界民族的民族過程趨向分解，而不是聯合。”[3]本文側重從狹義的角度分析跨界民族問題。

學術界按不同的標準，對跨界民族進行了分類。按地理性質，可把跨界民族劃分為陸界跨界民族和海界跨界民族兩大類。按所跨國家數，可分為“雙邊跨界民族”和“多邊跨界民族”。[4]比如赫哲族(那乃族)的跨界而居就是因為沙俄帝國與清帝國之間劃定邊界之後形成的雙邊跨界民族，景頗族的跨界分佈是中國與緬甸之間劃界形成的雙邊跨界民族，而馬其頓民族則 是在馬其頓國獨立後形成了多邊跨界而居。按照民族與國家關係，按照政治地位劃分，則有雙邊主體跨界民族，如南北韓族；單邊主體跨界民族，如中朝兩邊的朝鮮民族、愛爾蘭和英國之間的北愛爾蘭人、南聯盟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的阿爾巴尼亞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圖人、肯亞和索馬利亞人等；雙邊均非主體的跨界民族，如中俄的蒙古民族，中緬的拉祜民族，西亞土耳其、伊朗、伊芳拉克和敘利亞四國的庫爾德人，奈及利亞、尼日、喀麥隆和簠德的卡努裡人等等。

有必要指出，跨界民族不同於跨境民族和跨國民族。跨境民族是從本國遷徙到其他國家境內(而不是邊界)的移民而形成的民族集團。跨國民族泛指跨居別國的民族，中間可能相隔一個國家，也可能相隔兩個或者數個國家，如猶太人。而地處兩國或三國或更多國家交界地區的才是跨界民族。跨國民族由於其居住地不相毗鄰，不會產生涉及國家領土主權的問題。
　 跨界民族是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由於人群共同體的民族範疇與人類社會的國家範疇交錯重疊而產生的一種普遍現象。民族分佈地域與國家政治疆界不完全一致在當今世界十分普遍。目前，世界上3000多個大小民族，交錯分佈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單一民族國家非常少。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末，全球132個國家中，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僅12個，擁有一個占本國人口50%以上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有81個，而各民族人口均在50%以下的多民族國家有 39個。在這132個國家中，包含5個以上民族的國家達53個。[5]

跨界民族的形成主要有“人口遷移”和“邊界劃分”兩方面原因。人口遷移有自然(自願)遷移，也有被迫遷移，有經濟原素，也有政治原素。一些民族在歷史上較早時期，由於游牧、游耕，居住地發生小範圍變化，成為分佈於道統邊界兩側的跨界民族。如中國西南邊疆地區與東南亞國家共有的景頗族、獨龍族、佤 族、苗族、瑤族、拉祜族等民族就屬這種情況，而中國北方的不少民族則是以游耕、游牧、游獵等為主要謀生模式，經常轉換牧場和移動獵地，更容易成為跨界民族。可見，游牧、游耕是跨界民族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初原素。人口遷移也可能是由戰爭、外族入侵和民族或國家內亂而造成。如中亞地區的東干人(回族)主要是在19世紀60年代陝甘回民起義之後，與新疆的部分回族民眾一起被迫遷到中亞地區。中國朝鮮族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近現代以來，由於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半島後不堪忍受壓榨而遷入中國東北地區。
中國的塔塔爾族是19世紀後半期由於沙俄封建領主的壓迫而越過伏爾加河，來到中國新疆。19世紀下半葉貴州苗民起義失敗後，許多苗族被迫從中國遷入越南。另外，一些民族內部由於歷史上某一統治集團的強大，對其它部分造成威脅，迫使其中的一部分向其它地區遷徙。如被俄羅斯人稱為凱爾梅克人，就是17世紀國中國新疆塔爾巴哈台及額爾齊斯河中游地區的額魯特蒙古中的土爾扈特部落，因迫於準葛爾部的壓力，遷到伏爾加河南北兩岸游牧，後由於沙俄的武裝侵略又返回祖國，留在伏爾加河流域的一萬多戶土爾扈特人成為跨界民族。再比如，在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中國左傾政策的擴大化，新疆約6萬邊疆群眾離境西遷至今天的中亞國家，形成了跨界民族。

跨界民族形成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人為的邊界劃分。這是由於強勢民族透過戰爭對弱勢民族進分割或肢解，或者幾個強勢民族對同一弱勢民族進行殖民瓜分造成的跨界民族。如近代歷史上，歐洲列強對亞非拉國家的殖民瓜分，製造了許多與原來的民族分佈不一致的人為的政治疆界，這些疆界後來又成了非洲各獨立國的國界，由此造成了許多非洲民族的分化；法蘭西人和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亞人肢解了巴斯克人，致使巴斯克人的歷史地域一部分歸入法蘭西的版圖，一部分歸入西班牙 的領土；英格蘭人把北愛爾蘭地區從愛爾蘭切割出來，使之成為英國的領土；庫爾德跨界民族是歐洲列強瓜分中東勢力範圍所造成的；在歷史上，科索沃曾是塞爾維亞民族的發祥地，由於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大批塞族人被迫放棄科索沃北遷而切割了阿爾巴尼亞人的固有領土，使部分阿爾巴尼亞人成為了跨界民族。再如，近現代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地區的蠶食，造成中國邊疆變動，使一些民族形成跨界民族。赫哲族、鄂溫克族就是因沙俄吞並了中國大片東北領土之後，才變成跨界民族的，而朝鮮半島的朝鮮民族、中國與蒙古國跨界而居的蒙古族，俄羅斯國與其他獨立國協國家境內的俄羅斯族等都是由於國界劃分形成的跨界民族。

二、跨界民族問題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跨界民族是產生跨界民族問題的社會背景，但存在跨界民族的地方不一定就會出現跨界民族問題。民族問題是在民族交往聯繫中，基於民族文化差異、民族群體利益的關注、或者階級不平等的延伸等原因造成的民族間複雜的社會矛盾問題，是民族交往、互動、關係的體現。跨界民族問題是其中的一個特例，它涉及所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風俗及價值理念等多個領域，對所在國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嚴都會產生影響，並直接威脅所在國的國家穩定。

跨界民族問題主要包括民族關係惡化、民族矛盾加劇甚至衝突、民族分裂式的民族自決、領土爭端等政治問題。其矛盾構成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1) 國家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發生矛盾，民族的自我認同大於國家的認同，民族向心力大於國家凝聚力。特別是在多民族國家中，當一個或多個少數民族勢力(或民族集團)片面強調其民族利益和民族特徵時，就會產生從現有國家中分離出去的傾向，並謀求建立單獨的民族國家或與其相鄰的以本民族為主體民族的國家合併，其極端形式是民族分離主義。(2) 國內民族問題國際化。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條件下，國內民族問題周邊化、國際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在一國處於少數和弱勢地位的跨界民族，在維護其民族權利的時候，總會與國界外的同一民族相比較，在其願望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總想得到跨界同一民族的政府的幫助，甚至是希望民族統一，這是民族分裂主義滋生的肥沃土壤。(3) 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交織使一般社會問題政治化。

跨界民族不但與境外的同一民族有著直接的聯繫，還與境外的同一宗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在受宗教影響較深的民族中，宗教原素更是民族機體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民族意識和宗教意識往往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有些跨界民族問題以宗教衝突形式出現，宗教狂熱與民族原素相聯結，通常會導致其潛在的排他性過度膨脹，成為引發與其他民族矛盾和糾紛的誘因。在一些地區，跨界民族的公權利，因為宗教信仰被人為地渲染成民族的利益問題和宗教問題，被打上政治烙印，進而減弱對國家的認同感，產生民族分離主義思想和行為。(4) 跨界民族問題“工具化”。跨界民族問題由於其國際性特點，很容易被分裂主義者或別有企圖的國家所利用，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民族分裂主義極力使自己的分裂行為國際化，進而使大國和國際組織介入，以此達到分裂國家的目的。美國等西方大國，為了實現其戰略目的，在一些跨境民族問題上以“民族自決”為藉口，以保護人權為由，推行“人道主義干預”等強權政治，明裡暗裡支援一些國家的民族分裂勢力。另外，由於跨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特殊性，敵對勢力常常利用跨境民族進行滲透，或者拉籠收買，或者暗中支援少數分裂分子，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跨界民族問題的形成是內外原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內在原素講，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尤其是少數民族政策的偏差是主要原因。跨界民族與主體民族在政治、經濟地位上的不平等是產生跨界民族問題的主觀條件。由於政府政策上的失誤，致使處於少數民族地位的跨界民族在經濟、政治上的權利和利益得不到保護，加速了跨界民族問題的形成。如土耳其歷屆政府不承認其境內存在庫爾德民族，不准許庫爾德人使用民族語言，認為庫爾德人僅僅是“土耳其山地人”，強迫他們從東部向內地遷居，庫爾德人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土耳其1982年憲法第42條規定“在教育和訓練機構中，不得把土耳其語之外的任何一種語言作為母語傳授給土耳其公民”。[6]土民族政策明顯帶有大民族沙文主義和民族歧視的色彩。經濟上嚴重存在利益分發不公、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刺激了民族問題的產生和發展。據統計，80年代初期，占土耳其總人口1/5的庫爾德人，僅實現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3%，失業率是全國平均數的3倍，6 歲以上兒童入學率僅為33%，遠遠落後於60%的全國平均入學率。

從外在原素講，外部勢力的滲透是主要原因。歷史上，列強對弱小民族採取的“分而治之”政策加劇了跨界民族問題的產生。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了更加有效地對南亞進行殖民統治，利用宗教信仰、語言及風俗習慣方面的固有差異製造民族矛盾，為泰米爾跨界民族極端勢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和後來的大規模流血衝突提供了肥沃土壤。印巴分治時，英國故意將穆民占絕大多數的克什米爾劃歸印度，從而埋下了印巴衝突的禍根。

20世紀末期，某些大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勢力範圍，不惜挑起相關地區的民族衝突和種族屠殺。在中歐地區，波黑、德國、奧地利等出於加強自己勢力範圍的考慮，率先承認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獨立；美國則出於對塞族政權的不滿，積極支援當地穆民的武裝鬥爭，並允許伊朗、阿富汗等國的激進伊斯蘭分子進入波黑協助作戰；而俄羅斯為維護自己的道統影響，盡力支援塞爾維亞……於是一場本來是三兄弟分家的“內部”糾紛演變成為一場血腥的種族戰爭。再如，庫爾德民族運動歷來被內外強權所利用，伊朗、土耳其、敘利亞等國支援伊拉克的庫爾德人是為了削弱海珊政權；伊拉克支援伊朗庫爾德人是由於兩伊之間長期存在的新仇舊恨和戰略牽製；而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對土耳其工人黨的支援則是因為它們始終對土耳其的親西方政策充滿了戒備心理。阿富汗國內問題的國際化與阿周邊許多國家對阿富汗的跨界民族同胞進行“援助”密切相關，而美國為實現其中亞和南亞的戰略意圖，把阿富汗同中亞各國間複雜的跨界民族問題作為突入中亞的突破口，加緊向中南亞滲透，使阿富汗跨界民族問題日益加劇。

此外，境內外同一民族關系密切，經濟、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交往頻繁，這使得他們有更多的參照系，任何比較的差異都可能觸發民族情緒。對民族分裂分子來說，“民族統一主義是個神聖的召喚”[7]。中亞各國經濟的發展、民族關係的變化及各民族政治與經濟生活地位的起伏，對新疆的民族關係狀況都有很大的影響。中亞國家提出的 “民族回歸歷史故鄉”等民族復興政策和相繼召開的世界哈薩克人大會、世界姬兒吉史丹人大會、世界土庫曼人大會，使得包括中國新疆地區和俄羅斯在內的整個中亞地區跨界民族問題惡化，對新疆的穩定產生了衝擊。[8]

從內外原素的結合上看，“現代泛民族主義”思潮誘發下的大民族主義思想是跨界民族問題的病根。所謂“現代泛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以“跨界民眾” 為基礎、以建立新的“單一民族國家”為目標的非現實的和反歷史的政治民族主義。世界上主要泛民族主義思潮有“泛斯拉夫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 主義”。“泛斯拉夫主義”19世紀初產生於奧地利，60年代末形成於俄國，其夢想是“建立一個從易北河到中國，從亞得裡亞海到北極海的大斯拉夫帝國” [9]。“泛伊斯蘭主義”產生於19世紀中葉，它“主張所有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和民族聯合成為一個單一的國家”[10]。“泛突厥主義”產生於20世紀初，主張“建立一個在奧斯曼帝國蘇丹統治之下的、包括從博斯普魯斯到阿爾泰全部突厥語系各民族在內的大帝國”[11]。所有泛民族主義的組織與活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借用現代國際政治所承認的民族權利原則，追求“跨界民族”的政治統一與地域一體。

大民族主義總試圖尋求在跨界另一邊的同民族勢力的聯絡和支援，以追尋和建構歷史上的同一民族歷史的國家。由於跨境民族與境外相關民族有著共同的歷史淵源、相似的文化心理特徵、相同的語言和宗教信仰、相近的經濟發展水準等，使其民族意識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型態迅速增強，對本民族的認同感，本民族文化、語言的自豪感及對本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訴求等伴隨著某些政治上的要求，在外界的刺激下迅速升溫。目前，中亞各國的跨界民族問題大都受“泛民族主義”的思潮影響。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極端勢力宣佈獨立建國，得到阿爾巴尼亞政府的支援和承認，使科索沃的跨界民族問題複雜化。

由於跨界民族問題易被國際敵對勢力和部分逃亡國外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利用，因此對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和地緣安全構成威脅。首先，跨界民族問題加劇民族分離勢力擴大，誘發民族衝突、民族戰爭、民(種)族仇殺和國家政局動盪，甚至使國家政權解體和重組，民族團結和主權統一受損。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分割非洲大陸造成非洲國家之間幾何圖形的邊界，使許多屬於同一部落、民(部)族的民眾劃分在不同的國家，由此產生了頻繁的領土爭奪和民族仇殺。索馬利亞爭戰、喀麥隆與奈及利亞流血衝突等等，已使數百萬人喪生。跨界民族問題也加劇了極端民族主義的暴力化傾向，誘發民族衝突、民族戰爭、民(種)族仇恨。

恐怖主義日益成為民族分裂主義和極端勢力用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如庫爾德工人黨等組織的恐怖活動，不僅成了地緣衝突的亂源，也加深了庫爾德民族與阿拉伯、波斯等民族的誤解甚至仇恨。跨界民族問題也削弱了國家的凝聚力。民族分裂主義者把 “民族自決”原則簡單化，他們以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為藉口，大搞恐怖主義活動，危害所在國的民眾生命和主權獨立。如科索沃戰爭後，南斯拉夫境內出現的“國 中之國”加劇了南聯盟的分裂和動盪，加深了民族間的仇恨。跨界民族問題也關係到國家領土主權的安全。跨界民族大都建立了主體民族獨立的國家，而另一邊處於非主體地位的跨界民族往往有可能以此作為自己精神和物質的後盾，並隨時準備用這一優勢保護自己，謀求利益。他們甚至會舉起民族統一的旗幟，希望和同胞一起建立自己的國家。

此外，一國內部民族問題往往會在國際上引起一系列連鎖回應，一個國家處理自己民族的態度會引起其他相關國家的關注。如中亞五國的獨立對中國新疆民族分裂活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鼓舞”作用。俄羅斯對中亞 國內的2500萬俄羅斯人特別關注，聲稱要不惜一切代價用武力來保護境外俄羅斯人的平等權利。[12]蒙古實行的新文化戰略被中國極少數主張”三蒙合一”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所利用，助長了他們分裂祖國的野心，直接影響中國內蒙古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越南政府在邊境上採取歧視、排斥與中國相關的跨界民族的做法，直接影響了中越邊境穩定和兩國關係。泰國南部的馬來族在其鄰國馬來西亞是主體民族，這使得泰國同馬來西亞的關係始終存在潛在的不穩定原素。

其次，跨界民族問題誘發地區衝突，影響地區穩定。如獨立後的中亞各國均表示關注境外主體民族居民的命運，民族矛盾又摻入了國家關係的原素，使得中亞國家間關係進一步惡化。中亞各國國內的民族矛盾，尤其是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同時又是中亞其他國家主體民族) 間的矛盾，一旦處理不當，就會升級為國家間矛盾，進而對整個地區情勢產生深刻影響。
　　
1998年11月4日，塔吉克北部烏茲別克人比較集中的列寧納巴德州首府發生武裝叛亂，並迅速蔓延到全州各地。叛亂失敗後，叛亂頭目馬赫穆得‧胡多別爾德耶夫逃亡到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莫諾夫指責某些國外勢力支持這場叛亂，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的關系因此一度交惡。

1999年8月，“烏茲別克史丹伊斯蘭運動”極端分子在吉南部綁架人質後，烏茲別克史丹斥責姬兒吉斯史丹“剿匪不力”、甚至有“使禍水外流”的企圖。保加利亞過去對國內土耳其人的強迫同化政策，不僅造成土耳其人大量逃往土耳其，而且致使保、土兩國之間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還有蘇俄與阿富汗之間爆發的蘇阿戰爭，與阿富汗擁有塔吉克、烏茲別克、姬兒吉斯等跨界民族問題不無關係。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矛盾，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民族矛盾，希臘、土耳其爭奪賽普勒斯問題，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希臘之間的跨界 民族馬其頓人引發的長達百年之久的領土糾紛問題和跨界民族爭端，印度與斯裡蘭卡的泰米爾人問題，跨居土耳其、伊郎、伊拉克等國的庫爾德人問題，以及波黑戰爭、巴以之爭、印巴衝突等等，歸根結蒂也都是由跨界民族問題引起 的。

第三，跨界民族問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科索沃危機使南聯盟經濟倒退約十年，經濟損失高達2000多億美元，近百萬難民流離失所。因跨界民族問題引發中亞許多國家的非主體民族中的大量技術人員、教師、醫生和擁有較高技能的熟練工人的流失，對各國經濟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僅1993年因俄羅斯人遷出就使哈薩克損失高達240億美元。

第四，跨界民族問題也加劇了核擴散、販毒、跨國走私、跨國性人口拐賣等跨國性犯罪及難民問題，影響所屬國的邊疆穩定。比如，跨界民族所在國社會政治動盪、或者該民族與政府關係不和諧、或者相關國家之間關係惡化，等等，都可能促成跨界民族的越境遷移流動，從而形成了難民潮。因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就曾造成了50萬難民逃離家園。[13]另外，近10多年來，中國邊境地區的上述各種跨國犯罪非常猖獗，跨境民族問題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斯裡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利用跨界民族問題為其軍事活動募捐，並在全球範圍內從事組織偷渡、走私槍枝彈藥、販運毒品等。大量朝鮮 “飢民”的流入，使中國東北邊境地區的搶劫、殺人、偷盜、非法擁有武器、種毒、販毒等犯罪增加，直接威脅當地的穩定與安全。

三、中國跨界民族問題現狀及對策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全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34個跨界民族。其中影響最大的有維吾爾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朝鮮族、藏族、俄羅斯族、回族、姬兒吉斯族、土庫曼族、塔塔爾族等。中國跨界民族的形成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中國跨界民族問題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1) 受泛民族主義主要是泛突厥主義(大土耳其主義)、大哈薩克主義、大蒙古主義、大泰族主義等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較大。泛突厥主義極力宣揚所謂“突厥民族至上”論，散佈民族對立和民族仇視思想，主張突厥民族實現“語言、行動和思想的統一”，以共同的伊斯蘭教和突厥語族為紐帶，建立一個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阿勒泰的突厥語族大帝國。

泛蒙古主義就是將蒙古國、中國的內蒙古、俄羅斯的布裡亞特”三蒙”民族跨界而居的格局統一成“大蒙古國”。大哈薩克主義號召世界範圍內的哈薩克人回歸哈薩克。大泰族主義認為歷史上的“南詔”是泰族建立的國家，是中國人的排擠和侵略迫使這個國家解體和“民族”南遷，號召收復故土，統一建國。朝、韓兩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也打出“尋根歸祖”的旗幟，提出“所有朝鮮族人是一個整體，不需要國家疆界”等口號，借此煽動中國朝鮮族的民族獨立情緒。極端泛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對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影響極大。目前，中國以泛突厥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東突民族分裂組織達50多個，以 “三蒙統一”為政治目的的蒙獨分裂組織有30多個。

(2) 經濟發展滯後是其形成的一個主要原因。由於中國多數跨界民族居住地的自然條件和交通條件差，商品經濟和文化、科技水準低，經濟發展較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東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也越拉越大，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基本上還是處於貧困狀態和剛剛解決溫飽問題。以跨界民族居住較多的西部地區為例，這裡占全國面積的一半以上，人口占全國的23%左右，全國貧困人口的80%左右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39%，以及尚未實現溫飽的3000萬人口中的大部分都分佈在這一地區。2001年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地區人均GDP發展、城鄉收入和公共服務發展)、人類發展差距(生活水準差距、生活質量差距和醫療 衛生差距)、知識發展差距(訊息、技術、教育和體制差距)， 分別低於全國平均水準32.49%、15.92%、48.66%，且與東部發達地區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相比呈繼續拉大趨勢[14]。許多跨界民族存在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經濟封閉和文化訊息封閉。跨界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緩慢，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拉大和心理失衡成為誘發民族矛盾的重要原素。

(3) 受宗教影響大。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也是多種宗教並存的國家。中國不僅有從國外傳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性宗教，而且有本土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道教，及殘存在民間的具有原始宗教色彩的道統宗教信仰。中國現有20多個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其中回、維吾爾、哈薩克、塔吉克、科爾克孜、烏孜別克等10個跨界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瑤族及少部分儸儸和僮族等跨界民族信仰道教；藏族、門巴族和蒙古族以及部分怒族信仰藏傳佛教；跨界民族中的僳僳、怒、苗、彝、漢妮、傣、壯、布依、朝鮮等10多個民族的部分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少數鄂溫克族則信仰東正教；俄羅斯族仍維持其道統的東正教信仰。中國的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改革開放後，對中國西北地區跨界民族影響較大的“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對新疆等地穆民群眾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15]
(4) 跨界民族問題也使中國打擊毒品問題難度加大。中國的雲南省與世界第一毒品基地“金三角”為鄰。這裡的毒品從不同方向、不同管道販入中國，危害越來越大。[16]中國新疆地區與世界第二毒品基地 “新月帶”為鄰，該基地平均每年生產300公頓鴉片，250公頓純海洛因，占世界毒品上市總量的39%。[17]上述兩個省份也是跨界民族集中地區，民族問題與毒品問題糾纏在一起，使國家安全工作難度增大。

如何處理跨界民族問題，不僅關係到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也關係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為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積極做好應對工作。
首先，加快跨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增強民族團結和國家凝聚力的物質基礎。江澤民指出︰“民族地區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歸根到底要靠發展經濟來解決，所以，我們處理民族地區的各種問題，都必須牢牢掌握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可見，經濟發展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促進民族團結邊疆穩定的有效手段。中國政府有必要根據跨界民族地區的地理環境、文化道統，大力挖掘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區特色的經濟模式和產業形式，加快邊境貿易口岸的建設，推展邊貿事業的發展；充分開發和利用跨界民族地區得天獨濃的旅遊資源，以民族旅遊業促進邊疆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充分利用跨界民族同周邊各國廣泛的親緣關係、民族感情和文化聯繫，不斷拓寬經濟、文化訊息管道，引進資金、物資、技術、人才，並有選擇、有計劃地組織勞務輸出，以“利國、富民、睦鄰、安邦”。

其次，積極開展地緣外交，營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從根本上減少和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中國陸上鄰國有15個，多數是戰略要沖和重要資源富有區。從地緣政治、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諸方面看，它們都是中國根本利益所在。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中國制定和實施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及外交政策，使中國的跨界民族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避免了因跨界民族問題而引起與鄰國的主權領土爭端。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抱有很大的疑慮和戒 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以從解決跨界民族問題入手，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爭取實現與周邊國家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 上交流借鏡、安全上對話協作。

此外，在打擊極端民族勢力、極端宗教勢力和恐怖勢力等方面加強與周邊國家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合作，爭取世界輿論和國際友人的支援。

再次，積極發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從意識型態領域築牢反對民族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基礎。文化教育事業是民族分裂勢力與政府爭奪青少年一代的重要陣地。由於青少年世界觀、人生觀 尚未形成，極易被披著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勢力所拉攏，宗教極端勢力也在加緊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和滲透。因此，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宗教觀、歷史觀和歷史唯物主義佔領意識型態領域的主陣地，加強邊境民族地區的愛國主義教育，增強跨界民族同胞的國家認同感，樹立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的國家利益觀，繼續發揚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的各族民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光榮道統。同時，在邊境民族地區推行符合民族特點的民族教育政策，提升民族教育水準。

最後，加強邊境管理，打擊境外反動思想和反動宣傳品對中國邊境地區的滲透。目前，國外敵對勢力對中國跨界民族的分裂滲透主要是透過敵對電台進行反動宣傳和邊境投寄宣傳品。據統計，西藏全區各地可以收到境外22個國家和地區的敵對電台24個，近100多個頻率的廣播節目。

從1998年到2000 年，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僅向內蒙古自治區投寄各類宣傳品就達1500多件。國外敵對伊斯蘭組織一次就向新疆贈寄《古蘭經》10萬余冊。2000年，新疆邊防就查獲境外“東突”勢力在美國、沙特、土耳其、哈薩克等國出版的《東突厥史丹之聲》、《祖國救亡之聲》、《維吾爾之聲報》、《東突厥史丹青年報》等 10余種反動報刊及近百部反動書籍36500余冊，反動音像製品433件。他們肆意歪曲新疆歷史，惡毒攻擊中國政府的現行政策、誣蔑社會主義制度，鼓動民族分裂情緒。另外，國際恐怖組織還透過旅遊、辦產業、辦學、探親、遊學、經商、講學等機會開展對中國跨界民族滲透活動。對此，中國必須加強邊境和海關的稽查工作，斷絕境內與境外分裂勢力的聯繫，防止恐怖分子及反動宣傳品的滲透。加強對境外敵對傳媒的壓制和干擾，防止分裂恐怖分子有空可鑽。

註釋︰
 [1]參見朱倫:“‘跨界民族’辨析與‘現代泛民族主義’問題”,《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19頁;趙廷光、劉達成:《雲南跨境民族研究》,雲南民眾出版社1998年版。
 [2]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22, NO.2, March 1999,p.218.
 [3]葛公尚:“試析跨界民族的相關理論問題”,《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4頁。
 [4]曹興:“跨界民族問題及其對地緣政治的影響”,《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頁。
 [5]劉稚︰“跨界民族的類型、屬性及其發展趨勢”，《雲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第89頁。
 [6] 《世界憲法大全》(上卷)，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頁。
 [7]葛公尚:《當代政治與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頁。
 [8]陳聯璧:“中亞五國民族關係問題”,《東歐中亞研究》,2001年第1期,第47頁。
 [9]《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頁。
 [10]同上。
 [11]同上。
 [12]郝時遠:“20世紀世界民族問題的消長及其對新世紀的影響”,《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第6-8頁。
 [13]陳志良、黃明哲:《世界新紀元叢書‧全球大視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頁。
 [14]揣振宇、龍遠蔚:“少數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2003年6月7日,政法專稿。
 [15]See Raphael Israeli,Islam in China: Religion, Ethnicity, Culture, and Politics,Lexington Books Press 2002, p.257.
 [16]趙廷光:“關於雲南跨境民族研究為現實服務的幾個問題”,《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第3頁。
 [17]萬佳︰“毒品害了絲綢之路”，《環球時報》，2001年6月2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