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蒙古族体的整合与分化

族体的整合总是各种因素耦合的结果。由于时代不同，有些因素的性质还会发生转变，特别是先前在族体整合中有着正效应的因素发生逆转。蒙古族体的整合、分化和分裂历史过程正是如此。蒙古族体整合的实现深深依赖于游牧社会之特性，正是游牧社会为蒙古族体整合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第一，马的使用不仅保障了蒙古人游牧生产的正常进行，也是牧人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更是游牧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物质基础。马的使用使游牧成为可能和更有效率，而且引发了游牧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变革和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游牧经济和马匹的使用，使得族体整合的实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使蒙古族体获得了冷兵器时代不可多得的军事优势。

第二，马、畜群与迁移性社会组织共同提供了不同部落之间联系性的基础。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随着蒙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游牧社会组织方式逐步形成，生产中的古列延组织方式逐步为阿寅勒所替代，而以氏族为核心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逐步被由氏族首领为中心、氏族成员和来自于不同氏族的属民构成，具有不同地位和权力的集团所替代。这一替代过程为蒙古各部落超越部落认同打下了重要的历史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发展，蒙古氏族贵族制逐渐形成，封建关系得以产生，这也促成了氏族解体。

第三，当成吉思汗成功地利用历史机遇建立蒙古帝国时，为蒙古族体整合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架构，这时蒙古族体整合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蒙古族体整合的历史过程凝聚了游牧社会提供的条件、成吉思汗的个人智慧、追随成吉思汗的那些勇士们的奉献。在成吉思汗成就帝业的过程中，其他民族的一些杰出人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帮助蒙古帝国制定货币、文字和行政政策，教人们学习武器的制造和使用等。值得注意的是，成吉思汗完善了此前的军政合一政治制度，从而有效地控制了蒙古社会成员，这种有效控制本身也强化了蒙古社会的认同。加之一列部族性习惯法上升为蒙古全社会遵守的“大札撒”，从而形成了社会关系的调整完全遵从汗的意志，保障了族体整合的实现。

与此同时，不断地进行外部扩张和军事行动，加速了蒙古社会内部整合的深度，蒙古各部虽然对蒙古帝国建立前基于氏族基础上的部落认同有着强烈的记忆，但由于成吉思汗在蒙古社会建立了绝对权威，将习惯法上升为严酷法律———“大扎撒”，从而将社会成员稳定于被分封的千百户长的管理之下，部落认同便成为次一级认同。从而使超越于氏族部落的蒙古认同得以逐步形成，这一认同的形成既来自蒙古社会内部共同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的发展，也来自于外部社会的力量。就蒙古社会内部而言，由于统一的政治架构的形成，古老的对氏族的忠诚开始向大汗建立政权的忠诚转化，恩仇必报的蒙古人意识得到强化，那些来自于各氏族的战士也常常因此被动员出征，服从大汗政权的领导。从外部社会而言，由于蒙古社会不断的外部扩张，蒙古人在横跨欧亚的大范围内采取军事行动，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外部社会对蒙古人形成了强烈的印象，对蒙古人自身的认同起到了推动作用。
蒙古族体的整合是借助不同于部落联盟的父权制的政治架构得以推进，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开疆拓土，蒙古人已经散布于十分广阔的地理区域内，这一政治构架已不能满足族体整合的需要。

首先，为巩固父权制而实施的分封制变成族体分化的制度框架。“成吉思汗把广阔的领土作为‘忽必’分封给诸子弟，于是，在蒙古帝国之下形成了若干小兀鲁思。蒙古大汗是‘黄金家族’的共主，各小兀鲁思的财政、军政大权均掌握在他手里。中原汉地、河中地区以及阿姆河以西诸地，由大汗官员编籍民户，征收赋税。所征赋税，除留给诸王应得的部分外，其余部分都作为帝国的费用收归国库。军政大权则由大汗军派去的镇戍军将领和达鲁花赤掌握；大汗有统领全国军队的权力，战时下令征召各宗支的军队出征。不经大汗的同意，诸王无权将其领地分封给他人。”虽然东方诸兀鲁思一直在大汗控制之下，但是西方诸兀鲁思早在其诞生之初就表现出离心倾向，成吉思汗在世时四子就曾因汗位继承产生纠纷，于是随着成吉思汗时代的结束，大汗的绝对权威逐渐削弱，于是在成吉思汗去世33年后，术赤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完全独立，而忽必烈去世后，旭烈兀兀鲁思也完全独立，正是社会政治的分化，蒙古族体也悄然进入一个分化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政治以大汗权力的衰退和宗王政治独立为核心。

其次，游牧社会本身的特性也促进了蒙古社会从政治分化到社会分化的过程。（1）游牧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本身缺少对庞大的蒙古帝国政治进行常态维系的经济技术支撑。依据游牧经济和对外战争建立起来的蒙古帝国经济实力十分有限，其社会内部也未产生出推进经济发展的力量，换句话说，游牧经济并未因帝国疆土的扩展而发生结构性变迁，因此，也无法进一步推动政治整合的进一步发展。（2）宗王们本身的政治统治并不稳固，王子王孙们对权力的追求与游牧社会崇尚强悍相关联，而封建帝国对权力传承缺少制度化规范，实力政治便成为蒙古社会的重要特点，因此，无论是大汗汗位之争，还是宗王地位之争的武力化都成为蒙古帝国政治整合的内在张力，于是帝国离析成为必然的命运。（3）人口和文化因素也是蒙古族体分化的重要因素。据估计，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口也就百余万人，随着疆域的扩大，大汗或宗王的属民不断增强，但是蒙古族族体本身人口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因此，那些留在蒙古草原的人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经济政治生活，可是长期散布于中亚地区的蒙古族人口由于受到当地文化的长期影响，逐渐被同化，族体认同文化的障碍日趋显著。此外，基于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庞大蒙古帝国内部也存在多民族和多元文化。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经过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朝的发展演变，大汗绝对权威已彻底衰落，分疆析土的各大宗王兀鲁思已不再对汗廷尽藩臣的义务。分散于广阔地区的蒙古人由于形成了以宗王为主的不同利益集团，大汗缺少全面协调这些利益的相关手段，于是为了集团利益而自相攻杀之事不断，逐步失去了蒙古社会内部进一步全面整合的机会；而在汗廷所在的蒙古草原地区，由于忽必烈元政权的建立，蒙古社会内部的政治经济整合得到持续，成为蒙古族体发展的重要时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蒙古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蒙古族体发展进入了封建化的历史过程。元朝建立之后，不仅推进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整合，蒙古族体本身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北元之后，蒙古族体整合由于汗权的进一步衰微而演变为封建领主领地的分化，在这一过程中，游牧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达延汗时期蒙古各部一度统一，但是政治核心权利薄弱，以至于16世纪后半期，可汗仍无宗主权，成为万户中的一个普通首领，封建领主们纷纷自称可汗。此后，蒙古族体的分化日益严重，特别是随着强大的清王朝的建立和一整套治理蒙古各部政策的实施，使蒙古族体分化状态被深深地固化和制度化。

如果说20世纪前蒙古民族问题主要是蒙古族体自身的整合与发展问题，以及蒙古族体与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关系问题，那么20世纪后蒙古民族问题则受到时代、国际政治、现代国家体系、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逐步演变为蒙古族体的分裂，族体的不同部分在新的国家体系建立过程中彻底分裂。20世纪，古老的蒙古族体在发展方向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下，蒙古民族问题也从封建帝国体制下的中国国内民族问题迅速分化出来，在封建帝国体制崩溃和新国家体制建立过程中逐步分成国际和国内民族问题两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