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古地区城市发展变迁

蒙古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就出现了早期城堡，近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乌兰察布老虎山南坡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的早期史城址。自春秋战国到明清，蒙古地区先后兴建的城市约500余座，其中有历朝历代的都城、郡城、府城、路城、州城、县城和各种各样的军城。战国时期，蒙古地区出现了多个城市，现经考古发掘的城市遗址就达十余个。云中、九原、平刚、延陵等城市都是略具规模的城市。在汉朝以前蒙古地区的主要居民乃匈奴人。匈奴被西汉击溃之后，蒙古地区先后由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控制。西汉初年，汉朝曾多次出兵北击匈奴，先后在阴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设置了张掖郡、朔方郡、五原郡、上郡、西河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代郡、上谷郡、右北平郡、辽西郡等。东汉中期以后，战乱四起，蒙古一带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居民多不堪其苦，被迫弃城郭村镇而走，到东汉末年，蒙古地区的多数郡县已是人去城空，一度出现了行政建置上的真空。直到北方鲜卑民族建立政权后，才出现了新的地方行政建置。此一时期，蒙古地区建造的城市较少，仅部分旧城址得到沿用，如云中古城。北魏王朝建立后，在长城沿线修建了六座重要的军事城堡，即“北魏六镇”。六镇之中除了位于今河北境内的怀荒镇外，其余各镇都在今内蒙古境内。唐朝将蒙古纳入版图，后为辽朝版图。辽、金、元时期，是内蒙古地区历史上再度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这一地区建城的又一高潮时期，在今内蒙古地区相继兴建了百余座城市。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地区的所有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元代漠北蒙古地区的城镇数量有很大的增加，漠南蒙古地区的城市也出现逐渐向漠南北部发展的趋势。明朝建立，由于长期的战争，蒙古地区的大城市都毁于战争。其时，蒙古族也曾兴建过一些用于屯集军队，驻扎政权的城市，以及当地俗称为“板申城”的城池，如归化城、美岱城等。

1644年，清王朝建立，再次统一全国，蒙古地区纳入版图，恰克图以南的蒙古地区归，以北归俄国。清代蒙古地区分为内、外蒙古，被统称为塞北，都是领土。蒙古地区大多数城市在元末明初的战争中遭到破坏，故而其后内外蒙古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在清代建立的。清中期以来，清王朝为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措施，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外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在内蒙古地区，清王朝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民族融合政策，促进汉蒙贸易发展，允许人口流动，从而对内蒙古地区城市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清代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对于20世纪以来蒙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朝统一全国后，在内蒙古设立将军、都统，以监督和控制内蒙古各盟旗，先后设立有绥远城驻防将军、热河都统、呼伦贝尔副都统、察哈尔都统等。这些将军、都统衙署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此外，内蒙古地区佛教盛行，寺院广建，而且这些寺庙多建在交通便利、蒙民集中的地区。寺院规模宏大，僧人众多，前往朝拜的蒙古人络绎不绝。手工业者和商人便在其周围造屋建铺，逐渐形成以寺院为中心的集镇。17世纪末18世纪初，大量内地移民流入内蒙古地区，仅山东民人“或行或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他们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为内蒙古地区城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清代漠南蒙古的城市主要沿驿道分布，较著名的城市有归化城、多伦诺尔、热河、丰镇等；漠北蒙古则沿中俄贸易商路分布，重要城市主要有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

近代以来，伴随着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不断增长，以及清政府蒙禁政策的松弛、废止，农业区扩大带来的农业定居人口急剧增加，推动了内蒙古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来主要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牧业产品，已愈来愈多地成为商品，被卷入贸易市场。蒙旗原有的传统庙会集市也有很大发展。库伦喇嘛旗的庙市，随着绥东县的设立已转变为周邻地区的重要商业城镇。呼伦贝尔南部的甘珠尔庙集市，已具有上万人的规模，景象十分繁盛。

商业贸易活动的增加，直接导致原有商业城镇规模的发展扩大和新商业集镇的成批出现。新出现的商业城镇，西部主要有丰镇、武川、包头，东部主要有经棚、绥东（原库伦喇嘛旗，今属哲里木盟）、辽源、洮南、海拉尔、满洲里等。

清代二百余年间，蒙古地区的城市虽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内地各区域的城市而言，无论是用地规模还是人口数量都相差甚远。

清代蒙古建立的重要城市一般为多核组团式，分别由驻防城、买卖城或寺庙区组成。驻防城为城市的核心组团，往往规模不大。因管理的需要，驻防城内一般不准建立市场，故商业集市等只能在城垣外另建。同时，由于蒙古地区喇嘛教盛行，喇嘛不把自己的房屋建在街上，而是独立成区，寺庙自成体系，往往形成以寺庙为中心的聚居区，从而构成多核组团城市。如乌里雅苏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乌里雅苏台城堡本身，里面集中了许多固定衙署机关，还住着一部分军队；另一部分是乌里雅苏台买卖城，离城堡约一俄里远，中间隔着一条扎噶苏图河。”库伦城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库伦主城区，以行政机构和军营为主；二是喇嘛城，由几座喇嘛寺和喇嘛僧房组成；三是买卖城，即商业城，中外商人在那里成交大宗的牲畜、骆驼、布帛、丝绸、蜂蜜等，商人包括俄国人、蒙古人和汉人。

但是，蒙古地区相当部分军事城镇如鄂尔斋图杲尔城、莫代察罕叟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推河城、翁机（金）城、鄂尔昆城、塔密尔城等，以及大部分因治而兴的城镇和因商而兴的城镇仍然是规模较小的单核城镇，其功能也较单一。

蒙古地区作为行政中心或军事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一般都有着较为严整的布局规划。但即使是有规划的城市，由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仍显得凌乱。例如，乌里雅苏台买卖城两条老街交叉成正十字形，“两条街道外表几乎一样，都同样紧密地排着一家家店铺，都同样的狭窄，同样的坑坑洼洼，布满了车辙，十分脏乱，一到下雨时也都同样地无法通行，因为路上的稀泥至少有四俄寸深，有的地方甚至更深。

蒙古地区城市与内地城市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买卖城。“买卖城”来源于“买卖人”，“买卖人”是蒙古人对旅蒙商人的称呼。买卖城一般不在主城区内，而是在主城区外，或单独成城。自发形成的蒙古厅城与买卖城多缺乏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水平较低，质量较差。如多伦诺尔也“不是一个建造比较规则的城市”，而是随着商贸活动和商民增多而自发建立的城镇，除了寺庙以外，买卖城内的建筑不甚讲究，住宅区分布不整齐，也很简陋。清代，蒙古地区人口总量较少且分布分散，占人口多数的蒙古民族多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农业经济不发达，故除归化、绥远二城外，几乎所有城市的经济腹地都较小，不能承载太多的城市人口，城市经济也较为落后，因缺乏产业支撑，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也十分有限，因而蒙古地区的城市人口普遍较少，军事人员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这是蒙古城市与内地城市不同点之一。

归化和绥远城为漠南蒙古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内蒙古重要的集市贸易场所和物资储运站，同时又是西北诸部、喀尔喀蒙古来往贡使必经之地。归化城建于明隆庆年间，由于土默特蒙古部阿拉坦汗于建造，初名“库库和屯”，明廷赐名“归化城”。该城因地居要冲，成为漠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康熙中叶，“外番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货物齐全，商贾丛集，嘛驼其多，其价亦贱”。乾隆二年（1737），随着绥远城将军的设立,在归化城附近建绥远城，城内建有衙署官房3083间，土房165间，兵士土房1．2万间，商业铺房1530间。绥远城建立后，迁入大批的满、汉、回、蒙、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人，城内寺庙林立，也出现了清真寺。乾隆朝以后，归化城商业大发展，位居塞外诸城榜首。声名赫赫的大商号如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义和敦等人住这里，年贸易额能达500万～1000万两白银。

库伦是清中前期外蒙古地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库伦主城区以蒙古人为主，人烟稠密，约3万余众，多喇嘛僧徒，土人以运货为生，或打牲猎兽。作为库伦城市重要组成部分的“买卖城”大约有男女计5000人，其中有1800名汉人，而其余是蒙古人。清后期，库伦“买卖城”内居住着较多内地汉人和俄罗斯商人，其中“晋人十之六，顺宜人十之一，俄人十之三。”库伦另有驻防兵两千余名，统于办事大臣。

另外，多伦诺尔、乌里雅苏台等城市人口规模在万人以上。多伦诺尔是蒙南地区的宗教、经济中心。汇宗寺建成后，汉族商人即向多伦诺尔汇集，不久形成了与寺庙相望的兴化镇，又名旧买卖营。康熙四十年，买卖营规模已有“南北长四里，东西广二里”，主要街道有十三条。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巡幸此地时，多伦诺尔已是“居民鳞比，屋庐望接”。雍正九年，再建善因寺；次年，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迁往多伦诺尔，内外蒙古的朝拜者和各地经商者更多。乾隆六年，在旧买卖营东北一里以外的地方，建新盛营，又名新营，南北长一里，东西广半里，主要街道有五条。此后，旧买卖营和新营逐渐连成一体。乾隆二十三年，多伦诺尔已是“东西宽四华里，南北长七华里，分十八甲，有大小八条街道的市镇”。清后期，多伦诺尔“市长三十里，广十八里。汉蒙异居，道路狭隘，多寺院”。

有清二百余年间，蒙古地区的城市虽然较明代有较大的发展，但城市人171规模始终都较小，没有形成大城市，也未形成首位型城市，因而城市的聚集力和辐射力都不大，对区域的带动力也较为有限。清代蒙古地区的城市与内地相对发达的省区比较，其规模显然普遍偏小，江南地区10万人口的府城和数万人口的县城比比皆是，城垣周长在10里以上的府城也不在少数。但是如果以蒙古地区的城市与西部经济较为落后的甘肃省和山西省相比较，则差距较小。清季，甘肃大部分城市都在万人以下，1000人～3000人的城市所占比例甚高，达18个，另外还有500人以下的城市4个。这表明，在清代西部地区各省区城市发展水平都具有滞后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