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4日星期五

蒙古新《外商投资法》

8月23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到蒙古,在新政府成立之际,想在蒙古国的矿业利益中获得一杯羹。蒙古国新政府刚刚在8月20日组建完毕。
  

  另外他针对中国投资面临的尴尬局面,他表示支持蒙古国实施矿业兴国战略,并表示愿意帮助蒙方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蒙古新任矿产资源部部长重申了该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立场:蒙古国政府将谋求全世界最大的未开发铜矿奥尤陶勒盖(Oyu Tolgoi)项目中获得更大的股权,将原30%的持股升至50%。

  蒙古去年10月曾提出要重新商议2009年达成的奥尤陶勒盖投资协议,但因为议会大选与组阁而一度被搁置,人们没料想到它在新政府上任的首周就被提了出来。

  “我们尊重蒙古国政府,他们通知我们去谈,我们就会展开谈判。”奥尤陶勒盖项目首席执行官(CEO)卡梅伦·麦克雷(Cameron McRae)曾就此问题发言,“不过我认为,我们表现出的态度是,投资协议是一个合同,我们会信守自己的承诺,因此至少我们也能要求政府能信守他们的承诺。”

  矿商和投资者曾将2009年10月签署的奥尤陶勒盖项目投资协议视为当前采矿业繁荣的开端。那么它当下的遭遇,或许也是蒙古产业新一轮改变的序曲。

  一家不愿具名的中国大型能源公司驻蒙CEO对记者透露了一些情况。他们在蒙古竞标的油气田大约投资额是仅次于奥尤陶勒盖外的投资项目,当时,是按照国际标准合同签订、并受到蒙古国政府认可的合同。但现在由于蒙古国内政策的变化,这份协议面临着部分关键条款作废的可能性。

  即使“坚决不同意,但我们也无法终止法律的变更。作为一个企业本身,来对抗政府也是太单薄了,应该通过中蒙之间的贸易保护协议。中国政府向蒙古政府施压可能是最好的。”该CEO说道。

  据他介绍,蒙古国党派多、政策不延续、每年修法制法繁复,特别赶上这两年选举年,手下的项目都在停滞状态。有企业的项目被一拖几届政府,比如国内的一家大型煤炭电厂运营集团,在蒙古已经有撤的打算了。

  蒙古新《外商投资法》

  “我从不期待稳定。你要随时准备法律改变,但也不要被吓倒。对于80%的商人,他们不会抢走你的生意,但是大玩家,我只能建议你们低调:上面有人在注视你们。”蒙古商会主席Laurenz Melcherss直白地对记者说。

  所谓的大玩家,按照蒙古一部争议颇大的新《外商投资法》规定,可以理解为将在一系列具有战略重要性重点行业(包括矿场资源)中,持股超过资产的49%,且当时投资数额超7500万美元的外商,或具有“政府背景”的外国企业。

  但法律的规定相当不清晰,且容许议会可于审批程序行使大量酌情权。蒙古中华总商会秘书长商那拉图曾担任过19年的法官,他对记者分析道:“(这部法律)最要害的是划分了3个战略性行业,涉及到外国投资的,国有企业占5%以上就要提交政府,49%提交议会批准。一年议会才开春秋两次会,还不一定能放进议题。新投资法虽然暂时是统计性的作用,并不限制外国投资,但是肯定将来会形成一个问题。”而且“国有企业现在注册公司,可按照这个法律,审查期间由4天变成90天。”

  这部法律至少已经造成中国铝业收购南戈壁股权事宜几近泡汤。

  该公司自4月4日公告,拟出资不超过10亿美元要约收购南戈壁不超过60%但不低于56%已发行及流通在外普通股。该交易将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香港市场上完成交易。在几番推迟交易后,本月14日路透社报道称,南戈壁首席执行官Alex Molyneux称,“我个人相信中国铝业不会继续这项收购。”他表示,蒙古政府近期作出种种举动以阻挠这宗交易,“蒙古政府要令这交易不可能进行,是百分百清楚的”。

  “无论如何,中国国企进入蒙古的大门,可以说已经合上了”,一位在蒙驻扎多年的央企老总如此感叹。据他介绍,现在真正在蒙古投资矿业、实际有生产经营活动的也就是个十几二十家,屈指而数,而这些企业究竟有没有赚到钱,还很难说。

  “资源民族主义”
  边疆证券首席分析师Dale Choi曾在本次国会大选前发布一份影响广泛的告投资者书,警告蒙古将在资源民族主义的路上渐行渐远。他对本报记者表示,即使大选结束,新执政党上台,蒙古投资环境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并不会减轻。

  这个词在后来的选举中果然被反复提及的一个词。蒙古国两大政党——民主党和人民党都试图以对外资的强势政策争取选票,安抚国内选民的不满。

  “蒙古政府现今经济政策,至少会维持10年”,公民绿色意志党党魁Sambuu DEMBEREL 对记者解释:我们已经开放门户20年了,现在需要的是质量加数量的发展。无论是中国企业、其他国企业,都要慎重考虑如何参与到蒙古的经济体系中,而不是投机。虽然,我认为民族主义是很愚蠢的。但蒙古人对外国是很敏感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国。

  经济学家相信,蒙古人对于中国的担忧则主要在于对其未来的恐惧。对地广人稀的贫困国蒙古而言,一个人口数量是其450倍并且经济已经飞速发展了30年的邻国会让它不可避免地倍感焦虑。蒙古80%的出口是面向中国,而进口中则有近一半是来自中国。

  “中国企业在蒙古投资,最大的风险就是政治风险。”商那拉图以基础建设来举例说,“从经济上来考虑,蒙古新建铁路应该铺设一条将塔班陶勒盖矿与中国相连的南北向铁路,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先建设东西走向。”

  蒙古的劳务市场非常封闭,相对于广袤的土地,它只有一百万左右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很多外资企业,尤其是建筑、能源以及技术行业要求引进劳动人员,但往往不能被满足。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他们引进的大多数是中国的劳务人员。

  即使能够申请到政府的劳工配额,按照《劳务限制法案》的规定,每进一个劳工,企业需无偿向蒙古政府缴纳岗位占用费1500块人民币左右。上述能源公司CEO曾给记者算了一笔帐,该公司从2011年开始缴纳劳务占用费,但劳工配额达到2000-3000人,一年下来就是几千万的费用。

  至于限制劳动人口的原因,一位从事地产及旅游的台商为记者解释道:我手下的员工都提到,他们在教育时就会植入一种意识——中国很容易将蒙古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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